在上海，張學良還拜會了宋慶齡、沈鈞儒、李杜等人。

在妥善答覆了楊虎城提出的5點希望之後，紅軍與17路軍於9月7日正式達成了合作協定。至此，中共與17路軍聯合的障礙終於消除，聯合的局面開始形成。

三、中共派一位聯絡代表常駐西安，由張學良給予適當名義作掩護。

其一，重創張學良精銳110師。1935年9月，張學良親自坐鎮指揮國民黨「圍剿」軍分三路向中央紅軍發起進攻。他以王以哲第67軍為中路，由關中北上，進佔洛川、都縣、甘泉，直逼膚施（延安）；以楊虎城第17路軍為右路，由韓城、澄城向北進擊；另以董英斌、何柱國騎兵軍大部在慶陽、西峰鎮一帶為左路，企圖一舉圍殲中央紅軍于陝北。

張學良問：抗日如何抗法？共產黨對國防問題的看法如何？李克農說：抗日主要依靠全國人民的力量，同時也要爭取國際援助。戰爭的勝負不決定於武器，而決定於人。發動全國人民一致對敵，這個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戰勝的。抗日戰爭是長期的、持久的，投降論和速勝論都是錯誤的。中國地廣人眾，有利於長期抵抗，最後勝利是我們的。

經過洛川初步接觸，中國共產黨和張學良都有意繼續進行會談。對怎樣進行第二次會談，張聞天、毛澤東和彭德懷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向李克農發出了「訓令」。在「訓令」中，中共判斷，張學良目前的政治態度是：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討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口號，但不同意馬上實行這些口號。對此，指示李克農在談判中實行以下策略：（1）處處把張學良與蔣介石分開；（2）求得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3）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反對蔣介石召集任何違反民意、欺騙民眾、喪權辱國的會議。堅持抗日與討賣國賊不可分離，反對抗日不討賣國賊。張學良如果接受上述條件，當然這是最理想的方案；如不接受或不完全接受，在談判中也不應因這些原則問題與張造成尖銳對立，致妨礙初步協定的訂立。總之，應以「原則不讓步，交涉不破裂」為總原則。

4月7日，毛澤東收到了張聞天的緊急來電，內稱：中央政治局討論戰爭動員，認定此次蔣介石令陳、胡出馬「剿共」，封鎖黃河組織華北整個「反共」戰線，顯系實行廣田三原則，在日本帝國主義直接指揮下公開賣國，阻攔紅軍東向抗日。因此，目前抗日戰爭，討蔣已成中心。擬由軍委下令討伐，以利動員，以張士氣，如同意請由前方擬稿發表。毛澤東在複電中，仍主貫徹此前中共中央確定之調整「反蔣抗日」方針的立場，指出：「目前不應發布討蔣令，而應發布告人民書與通電。」4月9日，毛澤東、彭德懷進一步明確提出「發布主張內戰的討蔣令，在今天是不適當的」。「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同一天，周恩來也與張學良在朕施城內漏夜談判，張在談判中直接提出應逼蔣抗日，稱：根據他兩年來的觀察，蔣有可能抗日，他主張由他在裏面勸，共產黨在處面逼，促使蔣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來聽完張學良的陳述，立即表示：「毛主席也有這個想法，我可以把你的意見報告給毛主席。」

一、在聯合抗日原則下，雙方停戰合作；二、在現有的防區內（可商定）雙方互不侵犯，必要時可預先通知，互為退進，或放空槍，打假仗；三、雙方互派代表，互通情報；四、甲方（17路軍）在可能條件下，掩護乙方（共產黨）往來人員的交通進出：五、甲方協助乙方購買通訊器材、醫藥用品和其他物資；六、雙方在適當地點建立秘密交通站，以加強聯絡和便利往來交通。

就這樣，劉鼎就成了張學良的座上賓。

先是110師被殲滅及師長何立中被打死，繼之109師又大敗，師長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二師長均是東北軍最優秀者，這兩次可怕的失敗深創我心，這更增強了我的信念，即傑出將領為內戰而喪身是令人遺憾的，同時我不願再輕視共軍的戰鬥力。因此，用和平方法解決共產黨問題的思想遂在我心中燃起。

二、雙方可以互派代表，設立電台，互通情報；

高崇民帶著這一使命拜會了楊虎城。高除了向楊講述兩軍團結對於共同抗日、對付蔣介石打壓的積極意義外，還披肝瀝膽，說明張的苦心孤詣，絕無失掉東北而到西北苟安的意圖。高的誠懇態度，令楊虎城大為感動。

安插在西安的國民黨特務，也藉機製造張、楊不和的謠言。不是說東北軍要解決17路軍，就是說17路軍要驅逐東北軍。日子長了，這些影響必然擴散到兩軍的中上層軍官中去，使兩支軍隊的關係一度頗為緊張。

果然，負責中路進攻的王以哲，立功。心切，向陝北蘇區攻擊疾進，15日即進入膚施（延安），但隨軍所帶的糧食即將告罄，而天氣漸冷，部隊的衣食均成為問題。王以哲只好派110師一部到甘泉接運後方運來的軍需和糧食。哪知紅軍已在甘泉設下埋伏，110師的人馬一到甘泉，便被圍困起來。王以哲得知甘泉被圍，即令110師剩餘部隊南下，以解甘泉之圍，但這支部隊行之嶗山附近，再次中紅軍的埋伏。紅軍引蛇出洞的戰術，使張學良的110師大部被殲于甘泉。在這次戰役中，全殲張學良部兩個團及師部，俘虜3700人，110師師長何立中、參謀長范馭州均遭斃命，兩個團團長一死一俘。

3月25日會議進入第二議程，討論戰略方針問題。首先由毛澤東做報告，報告認為華北是矛盾的集中點，爭取迅速對日直接作戰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在軍事上是可能的。華北是未來的戰場，因而我們要經營山西、陝西，主要是山西，以發展求鞏固。毛澤東報告之後，周恩來又發言具體介紹了經營山西的計劃並建議在晉南、豫北、直南、五台組織游擊戰。

5．希望陝北紅軍對井岳秀保持與他同樣的關係。

張學良思考了一下，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力量參加，那麼，蔣介石也應當包括在內。他是中國現在的實際統治者，我們發動抗日戰爭，如果不把他爭取過來，困難是很大的。蔣介石的脾氣我是知道的，為了自己，他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義討伐我們。

在以上諸路大軍中，張學良的東北軍勢力最大，並且對紅軍的威脅也最大，且大都駐于陝甘。張學良又節制著四省軍政，爭取張學良對組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支持可以說首當其衝最為重要。與此同時，楊虎城的態度也舉足輕重，他統率的17路軍雖然只有3萬人，但集中駐于陝西，對紅軍構成現實的直接威脅。至於駐守于甘肅的胡宗南部，不僅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而且不歸張學良節制，爭取的可能性不大。

周恩來這時的態度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天平傾斜到毛澤東的一邊。他說：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見，紅軍戰略發展方向，必須向東發展。我們應該正視眼前的困難和陝北蘇區的局限性。向東發展，這與打通抗日通路，尋求國際特別是蘇聯方面的援助並不矛盾，世界反法西斯戰線是會很快形成的，而中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也會得到世界的關注。

★西北的第二號軍政實力人物楊虎城，乃思想進步的愛國將領，身邊聚集了一批支持共產黨主張的有識之士。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政策方針「吸引」楊虎城從民族大義出發，贊同聯共抗日

張學良見到劉鼎后如逢知己，詢問很快切入主題。

中共中央認真分析了張學良走過的道路，從而得出結論：

楊虎城對來到自己軍中的共產黨員分別委以重任。蔣聽松擔任了軍部秘書長，魏野疇出任軍部政治處處長，寇子嚴任第1師參謀長，曹力如為第2師政治處處長。在楊虎城籌辦的軍事政治幹部學校里，南漢宸主持全面，出任校長，魏野疇兼任政治指導員。部隊到達皖北后，在楊虎城的支持下，對部隊中共產黨的組織進行整頓，並建立了黨的軍事委員會，由魏野疇出任書記。建立了士兵委員會、宣傳隊和民運工作隊等多種群眾組織，在這支部隊中的黨員也很快發展到200多人。以此為基礎，歸屬中共河南省委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皖北特委，便在這支部隊里誕生，曾曉淵、南漢宸、魏野疇先後擔任特委書記。

但是，張學良的天平從8月份以後開始向蔣介石傾斜。這裏面當然有蔣介石所擁有的中央資源的優勢因素，比如，南京國民政府第一次頒發勳章，就給了東北軍張學良以下將領25人，並派代表吳鐵城前來瀋陽授勛；又如，千方百計安排東北軍方面的人士去南京國民政府做官，讓胡若愚當了青島市長，讓張學良的外交秘書王家楨當了外交部常務次長，讓于學忠當了平津總指揮，讓王樹常當了河北省主席；再如，撥給東北軍人關開拔費2500萬元。還通過外交途徑請求英法駐華使節影響張學良。特別是張學良的澳大利亞顧問端納認為「閻、馮屬於舊軍閥，反動保守，而蔣介石打敗他們后能夠在中國實行開明自由的政策」的勸告，最終起了作用。這些資源及舉措，都是閻、馮所不具備和無法施行的。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這樣描寫他所見到的陝北景象：陝北是我在中國見到的最貧困的地區之一……陝西的農田可以說是傾斜的，有許多地方可以說是滑溜溜的，因為經常發生山崩，農田大部分是地縫和小溪之間的條狀小塊。在許多地方，土地看來是足夠肥沃的，但是所種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嚴格限制，無論從量和質上來說都是這樣。幾乎沒有名副其實的大山，只有無窮無盡的斷山孤丘，連綿不斷，好像詹姆斯·喬伊斯的長句，甚至更加乏味。

四、雙方同時做抗日預備工作，先從部隊進行抗日教育開始。

同月，劉長勝將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全部文件帶到山西東征前線，周恩來、博古也很快趕到前線，中共中央隨即於3月20日到27日在山西孝義、石樓一帶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由於戰事頻繁，會址幾次變動）。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鄧發、博古、王稼祥、張浩、洛甫、林伯渠、彭德懷、楊尚昆、凱豐等。

結交魏野疇這位職業革命家，是楊虎城第一次與共產黨人接觸。在長時間的交往與深談中，楊虎城了解到馬克思主義學說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聽到了過去從沒有聽見過的革命思想。這不僅使他對自己乃至孫中山的失敗找到了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對於中國革命的前途有了初步的認識，開始考慮新的做法。1925年7月，楊虎城出任國民軍第3師師長。他接受共產黨人的建議，在部隊中設立「三民軍官學校」，培養軍事骨幹。共產黨人魏野疇出任該校政治部主任，劉含初、趙葆華、呂佑乾等共產黨員續任政治教官。從此時起，共產黨員開始進入楊虎城的部隊，並擔任要職，甚或參与重要決策，這為楊虎城以後長期與共產黨保持良好關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最重要的分歧的逐步縮小，其他問題很快達成共識。在第二天清晨4點會談結束時，雙方達成了八項協議：

★環顧西北國共兩軍的戰略態勢，分析國民黨高級軍事將領的政治態度，中國共產黨決定把統戰重點鎖定於節制陝甘寧青四省軍政並支持抗日的愛國將領張學良

這次會議在關係中國革命命運前途的若干重要問題上作出了正確決策。

周恩來由此明白，張學良要與中共最高領導人會談，主要是為解決在對待蔣介石問題上的不同認識，而其他問題則容易達成一致。

圍繞這一問題，在中共黨內產生了好幾種不同的意見和主張，並在紅軍發展方向上，發生了重大爭論。這些爭論是黨在民族危亡時刻，又面臨著極端困難情況下產生的，是黨在這一特殊時期如何使黨的主觀認識符合於中國具體實際過程中出現的正常現象。

蔣介石看準兩軍的矛盾后，開始了他早已準備好的離間戰術。他對張學良說：「漢卿，你要好好地干，只要東北軍『剿共』成功，將來可以把楊虎城調離陝西，西北歸你。」同時，蔣又散布張學良想「失之東北，收之西北」，並派人向楊虎城說：「張學良有大西北主義野心，你要提防，可別讓他們把你的地盤吃掉。」蔣介石的目的，顯然是通過利用和製造矛盾，使張、楊互相牽制，從而加以操縱。

但是，對於蔣介石絕不能予以絲毫的低估。蔣的背後有著各帝國主義列強和江浙財團的支持，他一手把持中央、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有軍隊，有官，有錢，還有特務。幾年以來，一個個軍閥都在他手裡失敗了。武漢政府最後投降了南京；以廣東而論，有胡漢民、汪精衛這樣足資號召的人物，有充足的財力和兵力，仍不免屢起屢仆；桂系和張發奎也是這樣，唐生智更毋論矣。這一次閻、馮兩個最大的軍事集團聯合起來反蔣，並得到桂系集團的遙相聲援，還加上汪精衛等一批國民黨中央委員搞出擴大會議這樣的招牌，另立了中央政府與南京對抗。可以說幾乎包羅了絕大部分的地方軍閥勢力和在野政客，結果這一聯合反蔣仍不免於一敗塗地，除此之外，地方勢力中還頗具實力的只有張學良了。但可以推論，今天的張學良，也絕不是蔣介石的對手。等而下之，就不值一提了。

劉鼎到來雖然遲了一些，此時，張學良與共產黨已經取得聯繫，並開始了談判，但張學良仍然很高興。原因是，談判雖然開始了，但他對共產黨並不摸底。一方面，希望很快與共產黨達成協定，共同抗日；另一方面，他對共產黨奉行的政策，還不完全理解。這就使他從內心裡需要有一個知心的、了解共產黨的人，來提供有關的情況諮詢，以確定共產黨是不是他所要尋找的同盟者。

2．交通運輸上在可能的範圍內予以幫助；

9月20日，張學良令東北軍于學忠部入關以後，閻、馮勢力很快瓦解，中原大戰以張學良助蔣勝利而結束。

會談開始，張學良首先爽快地說：我自歐洲歸國后，相信法西斯主義能夠救中國，一心擁護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可是經過幾年的實際觀察和周圍朋友對我的勸告，特別是李克農先生和劉鼎先生對時局精透的分析，我認為我的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楊部一入陝西，顧祝同即以潼關行營主任名義，率蔣的嫡系部隊第2師黃傑部及第3師陳繼承部進駐潼關、華陰、華縣等地，以扼制陝西之咽喉。後來，蔣又派他的嫡系部隊胡宗南的第1師借追擊紅軍之名，駐紮在甘肅天水，從側背監視楊的活動。1932年，蔣介石還把回族反動軍閥頭子馬鴻逵派到寧夏做主席，一方面控制楊在西北的發展，另一方面給楊虎城以威脅。

我對這些問題作了詳細的回答，我說，貴部孫蔚如先生同我紅四方面軍有來往，我們是知道的。貴部派的張含輝，到過通、南、巴蘇區，我紅四方面軍保證了安全，取得了諒解，因而貴我兩軍在兩年中，沒有大的摩擦，孫部得以安駐漢中，兵員有了很大的發展，說明紅四方面軍是信守了協議的。後來中央軍第1師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區，積極向南擴展，勢力伸張四川西部，不僅我們側面受到威脅，同時孫部也受到威脅，但孫部對胡宗南部不加抗拒，特別是當中央紅軍到達川西時，胡部已深入到嘉陵江西岸一帶，阻礙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會師。紅四方面軍為了順利地同中央紅軍在川西會師，必須安全地渡過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須設法調離沿江駐守的胡宗南軍隊。所以才決定採取聲東擊西的辦法，明攻漢中，威脅天水（胡軍後方），調動胡軍返回天水，胡部果然以為我軍攻打漢中、天水，撤回了川西部隊，集中天水，防我進攻，給了我紅四方面軍回師西進的良好機會，安全地搶渡嘉陵江，完成了與中央紅軍會師的任務。這種軍事行動，說清楚了，先生是會諒解的。楊先生知道，漢中是個盆地，紅四方面軍如果決定消滅孫部，就可以依靠川北蘇區，三路出擊，東路依萬源、城口進攻鎮巴、西鄉；中路依通、南、巴翻越巴山進攻南鄭；西路依廣元進攻寧強、沔縣。東、南、西合圍南鄭，漢中地區腹背受敵，不是更容易得手嗎？何必單從西路一線進攻呢？這點也正充分說明了我軍攻擊漢中地區，只是調動胡軍之手段，並不是以殲滅孫部為目的的。

毛澤東還從經濟方面分析了向山西發展的有利因素。他說道：閻錫山二次上台，倡言「十年建設」，發展實業，山西的社會秩序相對得到安寧，經濟上有了一定發展，不僅擁有數億的雄厚資本和相當可觀的軍事工業，而且經濟條件也比西北各省優裕。渡河東征將會使紅軍迫在眉捷的籌款、擴大紅軍以及物資補充等問題得到解決。而更重要的是山西位於華北腹地，是日本早已垂涎三尺的戰略要地。一旦有失，日軍將長驅直入，「攫秦博齊，當者失據」。反之，若紅軍進居山西，「東出太行，勢如建瓴，燕、冀之寇，頓失其勢」。

劉鼎的此番話是經過深思而發的，果然一語中的，使張學良如釋重負。他深思良久，然後神態安詳地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啊！劉先生的見解果然不同凡響。從此以後，你就是我的朋友。你就住在我這裏吧，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只要有時間，咱們可以慢慢地說。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到達甘泉，向紅軍政治部報告了與張學良見面的情況。彭德懷以最陝速度將這一訊息電告中共中央。毛澤東即刻複電：同意派代表與東北軍會談。

六、確立了17路軍與紅軍合作的準則。內容包括：雙方消除一切敵對行動，互不侵犯，發生糾紛由雙方協商解決；雙方交換情報，遇有軍事行動事先通報消息；由17路軍負責制止一些地方民團的反動活動，不破壞革命組織；保證群眾的自由通商及雙方地區的貿易往來等。

一、實現17路軍和紅軍問的休戰狀態。楊虎城派他的秘書和一些親信向前線的旅、團長分頭作了暗示，有些是楊親自授意，以確保不再發生戰事。自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后，17路軍就未再與紅軍發生衝突。

張學良所痛苦的是，執行不抵抗政策絕非他的本意，而他卻不能把真相告之國人。於是，在各界不斷高漲的討伐聲中，張學良先是辭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之職，改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后又替蔣介石承擔東北淪陷的責任，被迫下野，出國留洋。

第四種意見是：死守陝北。這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共的軍事顧問李德的意見。

1．17路軍目前尚不能離開南京國民政府，不能與紅軍立即走一條路，願走「人」字路，將來再會合；

1936年1月，高福源主動向彭德懷錶示，願為紅軍與東北軍聯合抗日而奔走。他說：東北軍下層官兵，就是張學良、王以哲也有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強烈願望，如果張、王能夠了解紅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能夠與紅軍合作抗日的。

7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會議研究統戰工作，會議決定將擴大聯合戰線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為了便於對統戰工作的領導，決定將黨的白軍工作委員會（含東北軍、西北軍工委）、白區工作委員會概由周恩來統一領導。並決定派劉鼎、朱理治、葉劍英到西安，加強東北軍工作，派張文彬到楊虎城處為代表。此時，中共已在醞釀向東北軍、17路軍提出成立西北國防政府的建議。

周恩來還拿出剛剛收集到的資料，說道：你們看，這是外電對平津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大ｈｔｔps://rｅａd•9９cｓｗ•coｍ量報道，日本國會也對中國事態進行了討論。外電說，一二·九學生運動是共產黨統一戰線影響的結果，表明抗日高潮的到來。這一立論有力地說明了我們採取東渡黃河、向閻錫山借路抗日政策是正確的。

第二個問題：17路軍警備旅旅長張漢民是共產黨員，（國民黨）中央一再指責我。陳立夫對我也親自談過。我認為張有魄力、能幹，沒有理他們的指責。但是紅25軍徐海東部在柞水九間房設伏襲擊，並把張漢民殺害了，這是我們很不滿意的。

中國國際飢荒救濟委員會估計，在1928—1933年大災荒期間，共造成陝西省250萬人餓死，幾乎佔全陝西人口的1／3，另有50萬人遷到其他省份，還有數不清的人被迫賣掉了房子和土地。

當日軍進攻北大營時，中國守軍第7旅旅長王以哲及其部下3名團長也都不在營地住宿，旅司令部只留下被稱之為「窩囊廢」的參謀長趙鎮藩「守攤兒」。而趙鎮藩作為舊軍隊的參謀長，又是一個沒有實權的「副差使」，一切事務均須請示主官決斷。好不容易聯絡上了王以哲，卻得到了這樣的命令：「對日軍不準開槍還擊，誰惹事誰負責。」東北邊防公署參謀長榮臻的命令更令人難以接受，榮臻只是在電話中重複說：「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在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

楊虎城看到毛澤東的信后顯得非常激動，他雖然早就與共產黨有過合作，但都限於局部地區的組織或個別事項。如今，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對他這樣重視，派專人來找他談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這使他精神不能不為之振奮。

1935年12月8日，周恩來在毛澤東之前率領中央軍委機關部分人員，冒著刺骨的寒風，離開甘泉史家灣，於13日黃昏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兩天之後，中共中央在齊家灣召開直羅鎮大捷慶祝大會。毛澤東站在臨時搭建起來的極其簡陋的主席台上，面對紅軍指戰員的歡呼，發表講話慶祝中央紅軍和陝北紅軍會合后取得的偉大勝利。

會議並研究了蔣介石的政治態度。

在東北軍按照紅軍設定的路線一步步進入包圍圈時，紅1軍團已迅速而秘密地通過保安、安塞，到達鄜縣西南方的直羅鎮附近，與先行集結在這裏的紅15軍團會合，做好迎擊東北軍的準備。

此外，楊虎城的17路軍有3萬人，駐紮于西安一帶；馬鴻逵的15路軍有2萬人，駐紮于寧夏；馬步芳部有1萬人，駐紮于青海；「中央軍」胡宗南部有3萬人，駐紮于甘肅。山西雖然不在這四省之列，但也派來孫楚部隊進陝「助剿」。

★軍事配合重拳出擊。打掉張的「剿共」速勝幻想；政治上曉以民族大義……張學良逐漸接受中共的團結禦侮主張，終於開始了由助蔣「剿共」到積極與中共聯繫，力促實現舉國抗日局面的轉變

通過這次會議，中共中央進一步肯定和發展完善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明確了對待蔣介石的的態度。雖然未獲悉南京的談判是由蔣介石首肯，但對蔣介石的認識已發生變化，由會議之初將他看成「最反動的法西斯分子」，改為認為他有抗日要求，將他划入民族改良派之列。

二、關於紅軍的集中問題。張學良承諾贊助紅軍集中河北，紅四方面軍出甘肅，東北軍可以讓路。至於紅二、四方面軍北上路線問題，因要經過國民黨中央軍防區，須得到他們同意，張學良負斡旋之責。

劉鼎最後說，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形勢，想必將軍有深切的體會。當今之計，打回老家去是東北父老、全國人民對你和東北軍最大最迫切的願望。東北軍最好是聯共抗日，既可以擺脫蔣介石消滅異己的陰謀，也可以一洗「不抵抗」的罪名，將來抗日勝利，張將軍和東北軍將名垂青史，並占首頁。

此時，三方聯合還存在兩大障礙。

張學良認為，他的坐壁觀望立場有益無害，更有利於加強他的地位，因而，3月1日，張學良對中原大戰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向雙方發表通電，各打五十大板。張學良指出：儘管蔣、馮二人在關於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命運問題上政見不同，但雙方都應認識到，武裝衝突、國家分裂是絕對不符合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懇請雙方珍惜國家統一局面，各自退讓，罷兵息爭。在另一封電報中，張學良又說：目前，東西列強環伺中國，在這個緊要關頭重燃內戰之火，可能會招致外敵入侵。

周恩來還說：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反動和獨裁的專制，中國要抗日，必須實行民主，只有走人民群眾的路線，靠這種偉大的力量，中國的抗日才有勝利的可能。搞法西斯獨裁，由個別人依照個人的意志專斷，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在中國是絕對行不通的。

★強鄰虎視，大敵當前，中國共產黨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毛澤東看到了西北的戰略優勢，他力主把聯合抗日的觸角伸向在西北的國民黨高層軍政人士

此時的張學良成了蔣介石的「紅人」。11月8日，張學良應蔣介石的邀請，在夫人于鳳至、弟張學銘的陪同下，由100名衛兵護送前往南京商議國是。在途經天津時，蔣介石派來國府參軍長賀耀祖、上海市長張群一行親抵天津表示歡迎。在張學良所經之津浦沿線車站，到處張貼著歡迎張學良的標語，稱讚張學良「促進統一，擁護中央，有功于黨國」。12日，張學良和夫人抵達南京后，蔣介石命令文官簡任以上，武官少將以上，一律著制服正裝，渡江到浦口站恭迎張學良。當張學良下火車轉乘輪船渡江時，獅子山炮台鳴炮19響，軍艦上奏起《迎上將》軍樂，外國軍艦均懸挂中國國旗歡迎。張學良一行上岸后，國府衛隊分段為其警戒，裝甲汽車開路前進。宋子文將鐵湯池財長官邸騰出來作為張學良的行館，所有隨行人員均下榻于南京的豪華中央飯店。這樣的歡迎盛況，對張學良還是第一次。在隨後召開的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張學良雖非委員，也被「特邀」參加，受到隆重歡迎，併當上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此後，張學良坐鎮北平，成為蔣介石在北方的得力支柱，而蔣介石則駐紮南昌，集中力量「圍剿」工農紅軍。1931年7月，石友三在河北邢台起兵反蔣，張學良遵蔣之命，派東北軍于學忠部和蔣之中央系劉峙部南北夾擊，不到半月就使石友三全軍覆沒。這時，張學良的統治範圍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北、熱河、察哈爾等六省以及平、津兩大城市，地位和勢力僅次於蔣介石。

李杜原是張學良的老部下，曾任東北軍第9旅旅長，九一八事變后率部抗日，失敗後退往蘇聯，與共產國際有接觸。後來，又從蘇聯回到上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與上海共產黨地下組織也有聯繫。張學良會晤李杜，就是想通過李杜溝通他與蘇聯和中共的關係，以便取得蘇聯的援助，在西北與紅軍聯合抗日，並請李杜替他秘密介紹中共的關係，相機進行溝通。

二、整頓內部；

中國共產黨調整政策的第一個大的舉措是將「抗日反蔣」的口號調整為「逼蔣抗日」。實際上，這一轉變的過程甚至在1936年2月即已開始了，就在這一年的2月27日，經宋慶齡介紹充當國共之間聯絡「信使」的董健吾到達瓦窯堡。此時，張聞天和毛澤東正在山西前線指揮東征作戰。董健吾就將宋慶齡的密信交給了留守後方的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博古。並向中共方面透露：國民黨內孫科、于右任、張群、馮玉祥等均主張聯俄聯共；蔣嫡系中也不是鐵板一塊，有的主張聯紅反日，有的主張聯日反紅；蔣介石本人有與紅軍妥協反日的傾向。

張學良在南京期間，經歷了兩萬五千里長征的中央紅軍勝利抵達陝北根據地吳起鎮。這時，董英斌部在慶陽、合水一帶待命的3個步兵師的給養發生了困難。一些軍官建議，沿葫蘆河東進，一舉殲滅立足未穩的紅軍，同時解除王以哲部被分割、圍困的窘境，並打通洛川、鄜縣、膚施間的交通線。董英斌為解燃眉之急，便把部隊東進的要求報告給總部。東北軍總部代參謀長謝珂不知道張學良臨行前的告誡，就同意了董部的東進計劃。

董英斌在得到上方寶劍后，即令所屬109、106、111師前後一字擺開，浩浩蕩蕩向鄜縣進發。

毛澤東詳盡地論述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轉變黨的策略方針的必要性，而在由張聞天負責起草、會議通過的決議中，把毛澤東提出的新的策略路線概括為：「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

楊虎城的上述分析，馬上被嚴酷的現實所證實。楊虎城帶著17路軍進入陝西以後，很快與蔣介石的矛盾就開始了。

在中國諸省中，陝西省不是一個富饒的地區。

楊虎城，1893年11月26日出生於陝西省蒲城縣東南鄉甘北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1910年，年僅17歲的楊虎城組織成立了以打富濟貧、扶弱抑強為綱領的中秋會，並很快發展到數百人的隊伍。在次年爆發的辛亥革命中，楊虎城率領部隊參加其中，隸屬於秦隴復漢軍向枝山的向字營。1915年，袁世凱竊國稱帝，楊虎城率部在陝西東部的朝邑、華縣、華陰一帶截擊袁軍，迭獲勝利，被任命為整編后的陝西陸軍第3混成團王飛虎部第1營營長。1917年，陝西省以于右任、井勿幕為首的進步人士，積極響應孫中山發出的反對北洋軍閥的護法戰爭，建立靖國軍。楊虎城率部追隨於右任，始被任命為靖國軍第3路司令。

高福源曾就讀於北平輔仁大學，由於文化素養高，富有正義感，打仗也有一套，而深得張學良的信任。被俘之後，開始他感到自己是張學良的心腹，弄不好要被處死，情緒十分低落。後來，紅軍對他非常關照，並無要殺他的意思。彭德懷、徐海東等紅軍將領多次與他談話，給他宣講抗日救國的道理，講日本帝國主義為什麼要侵略中國和我們應該怎樣抗戰。通過與共產黨人的接觸，高福源認識到，抗日救國大事要依靠共產黨和紅軍。共產黨與國民黨不一樣，是真心抗日的隊伍，是真誠幫助東北軍打回老家去的。

第一個問題：17路軍許多人認為紅軍不講信用。他說：我部孫蔚如駐漢中一度和紅四方面軍有來往，但是紅四方面軍無故攻擊漢中地區，我部許多人至今還有不滿情緒。

會議期間，中央領導人還聽取了張子華、王世英、李克農的彙報，了解到有關國民黨中央系以及張學良、楊虎城部東北軍、17路軍的最新動態：受北方局委派領導呂振羽同國民黨代表談判的王世英，當他由天津赴陝北途經西安時，同第17路軍總指揮楊虎城舉行了會談，達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四項協定；李克農則於2月25日到洛川，先後同東北軍67軍軍長王以哲及張學良舉行了談判，達成了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五項協定。張子華在彙報中雖然沒有提到蔣介石、陳立夫的名字，但是根據他的彙報不難判斷出「反革命內部即南京國民政府內部和一些軍閥也在與我們接洽談判」。事態發展之快，已大大超過人們的預料。

其二，是如何彌合東北軍與17路軍的矛盾。張學良與楊虎城在1935年之前沒有發生過直接聯繫，歷史上他們分屬於不同的軍閥派系，張屬奉系，楊屬馮（玉祥）系。而當他們各自附蔣后，張先後活動於東北、華北和鄂豫皖地區，楊則在河南、西北（主要是陝西）地區活動。這在注重淵源的舊軍隊，其合作的感情基礎是薄弱的。蔣介石正是抓住這一點，不斷地離間張、楊及其所分別領率的東、西北軍。

張學良執行不抵抗政策的結果，使他本人也蒙受了極大損失。他丟了10多萬部隊，在國內首屈一指的東北空軍被日軍消滅了，在國內也是居於首位的有5萬工人的兵工廠丟掉了，大量的槍炮被日軍繳去。他的私人財產損失更大，僅邊業銀行在東北的資產就有1000多萬元以上，大帥府的6個金庫全部被日軍打開，張家寄存的4萬多兩黃金和許多古董均被日軍掠走。更重要的還是政治上的損失，他失去了東北地盤，政治、財政都相對獨立、雄踞一方的局面消失了，人關的26萬東北軍的軍餉今後只得依靠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了。

首先，對國民黨政府軍官兵加大了政治宣傳的力度，不斷地闡發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主張。1935年11月，毛澤東與彭德懷等9人聯名發表《告圍攻陝甘蘇區的各部隊長官與士兵書》，申明：「只要你們不打紅軍和陝甘蘇區，我們願意和你們互派代表，簽訂抗日作戰協定，並組成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聯合起來，打日本救中國」。還強調，「不論哪一派的軍隊，不論一軍一師或者一連一排，不論從前有沒有打過紅軍或蘇維埃區域，我們為著貫徹4年來的抗日救國的主張，都一律歡迎同我們聯合起來共同抗日。」

張學良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張學良忠實地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卻因此而獲「不抵抗將軍」的惡名，受到各方面輿論的奚落和譴責。作為守土有責的東北實力人物，張學良深知，東北是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基，喪失了東北，便喪失了政治前途和政治生命，從他內心講，他是希望政府痛下決心，實行全面抵抗的。但是，作為受到蔣介石賞識和重用的軍人，他不能也不願意違背蔣介石的意志。

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戰略視野里，首先看到的是，西北各路國民黨「圍剿」大軍對相對數量較少的工農紅軍所構成的巨大威脅，又針對西北剿共軍隊是以國民黨非中央系軍隊為主的實際情況。顯然消除威脅最好的辦法就是爭取國民黨圍剿軍尤其是非中央系部隊，化敵為友，聯合起來，一致抗日。此時，蔣介石在西北部署的「剿共」大軍有30多萬人。其中，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有20萬人，分別是：于學忠的51軍，駐紮于蘭州、臨洮、隴西一帶；王以哲的67軍，駐紮于洛川、富縣、延安一帶；董英斌的57軍，駐紮于甘肅慶陽、合水一帶；何柱國的騎兵軍，駐紮于陝西邠縣、長武和甘肅平涼、西峰鎮一帶；東北軍總部直屬部隊3個獨立師，駐紮于西安、禮泉一帶；萬福麟的53軍駐紮于河北省。

四、楊虎城親自對部隊進行抗日教育。在1936年元旦對連以上軍官的訓話中，楊虎城公開抨擊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喪權辱國政策，他說：過去對敵人，我們還敢指名道姓，而今天卻用××來代表日本，這是我們最大的恥辱。今後我們部隊的訓練再不能按打內戰那一套搞了，不管別人抗日不抗日，17路軍是堅決要抗日的。

但張學良不顧其他將領的反對，執意作出入關武裝調停的決定，也是有自己的政治考慮的。他認為：

在杜重遠的房間里，張學良如實地傾訴了自己的苦悶。他說：「我過去到過義大利，學法西斯，以為法西斯主義可以救中國，所以一心不二地擁護蔣介石的政策，跟著蔣去『剿共』，實指望國家統一后再抗日。但現實生活使我感到一切全不對頭，覺得過去的想法、做法錯了。今後真不知該怎麼辦？」

中共中央為了慎重研究張學良提出的「逼蔣抗日」的意見，決定於4月13日至15日，再在山兩省永和縣趙家溝召開巾央軍委會議。會議認真聽取了周恩來與張學良談判情況的彙報，批准了膚施會談達成的各項協議，並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中共中央領導層認為，在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向華北進攻，妄圖把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的情況下，英美在華利益也受到了直接損害，日本與英美等帝國之間的矛盾也由此進一步激化。帶來南京國民政府中美英派與親日派之間的矛盾衝突和勢力劃分，也愈加明顯。這使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日、我、蔣三方的關係也發生了錯綜複雜的變化。從日、蔣關係來看，其共同之處是「共同防共」，而國共兩黨之間的共同之處是「聯合抗日」，日、我雙方都有聯蔣的基礎和聯蔣的必要。因此，採取「逼蔣抗日」的方針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於是，中共中央決定，將「渡河東征，抗日反蔣」的方針，改變為「回師西渡，逼蔣抗日」的方針。這一年的5月5日，紅軍東征回師，途中發表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即著名的五·五通電。通電中說「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經慎重的向南京國民政府當局諸公進言，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理應幡然改悔，以『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這說明，中共中央已將蔣介石列為爭取對象了，這是中共根據形勢發展變化所作出的重大決策，也是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上的必要調整。但嚴峻的內戰現實以及蔣對中共的頑固敵視也使中共深知爭取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艱巨性、複雜性，不可能一蹴而就。

共產黨人南漢宸在這中間發揮了重要作用。他作為被楊虎城委之以重任的陝西省政府秘書長，代楊主持省政府的各項工作，並與楊認真探討國內的政治局勢和17路軍的前途等重大問題，還就主持陝西軍政的施政方針和人事布局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些研究，使楊虎城對時局、對蔣介石看得更為深透。

（二）西方學者治學專摯，有磨穿鐵硯精神。而我國則名不符實，大學甚多，教師為金錢，學生為文憑，對於國家所貢獻者，亦僅搖旗吶喊。

中共中央高層經詢高福源獲悉張學良的最新動態之後，毛澤東於1月20日18時，急電彭德懷轉告李克農，再次指示與張學良談判的方針：

中共中央在東征前線舉行的這次會議共分三個議程：（一）統一戰線的問題。（二）當前的戰略方針。（三）和國民黨談判的具體方針。在討論第一個問題時，張聞天首先發言，他根據共產國際七大文件論述了世界大戰的危險與爭取和平的鬥爭，並將抗日戰爭放在世界舞台上加以考察，指出：「一方面德、日、意接近，另一方面，英、法、美、蘇接近。這種形勢表示，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增加了，其一觸即發之勢時刻威脅著人類。」「蔣介石想在日本同中國紅軍、蘇聯之間『漁翁得利』，是辦不到的，只能是或者聯日，或者聯俄聯共。」

他的見解有獨到之處，也有奇特的地方。他存心待人，非常忠厚，但別人有錯誤的地方，他說他永不會忘。他很好賣弄聰明，使人捉摸不到；他也善能容忍，肚皮非常廣大，經過劇變，好像行所無事。他的興味非常廣泛，會開汽車，能駛飛機，好各種運動，如棒球、網球、高爾夫球之類皆優為之。從前最喜讀書報及富於趣味的雜誌小說；近來喜讀漢書、史記及政治哲學、經濟思想及國際問題等書。他的理想非常之高，其濟世救人之懷抱，有似佛門弟子；其犧牲自我服從他人的心愿，竟是一個真正耶穌信徒；其有時謙遜達觀，看破世事人情，對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態度。又極像老莊之流：其信心之堅定，愛國家情緒高漲至類似瘋狂，則可比復興法國女傑聖貞黛克（即聖女貞德）。可惜他自幼未嘗受「窮」的陶冶與「苦」的鍛煉，所以他的崇高思想，可使他有一飛衝天之志，他的天才，也可使他有一鳴驚人之行，但是若要求他像駱駝似的任重致遠，在人生沙漠中一步一步地慢慢長征，他覺得太遲緩，太沒興味，太不習慣。他做事同走路一樣，覺得有軌道的火車，不如無軌道的飛機來得迅速而便當。htｔｐｓ://ｒead.９９cｓw•ｃoｍ

中共中央得知張學良的政治態度后，於1月25日，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20名紅軍將領的名義，發表《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肯定東北軍的絕大多數是愛國的，是願意打日本的。針對張學良反日不反蔣的態度，明確指出：奉行蔣介石的「剿共」的政策，打紅軍進攻蘇區是東北軍的絕路，抗日反蔣才是東北軍的唯一出路。

與會者同意洛甫的報告，博古也在發言中指出：蔣介石自己亦覺得「抗日而先剿共」的口號不能用。博古在發言中還認為中國革命的分界線，現時在於「抵抗或投降日本」，應在此基礎上組織人民統一戰線。這證明博古的認識與前已有很大變化。

儘管高崇民與楊虎城並不熟悉，但這次會見卻使楊虎城得到了一個重要信息：張學良希望與他和解。作為上司，能夠向下屬作出這樣的表示實屬不易，況且張學良並沒有什麼對不住自己的地方。於是，楊虎城也表示了要與張改善關係的願望。楊並隨即指示專門在西安綏靖公署設立交際處，負責聯絡東北軍的高級將領，密切東北軍和17路軍的關係。他聽說東北軍王以哲部經費緊張，立即暫時停發了17路軍的經費，而轉撥給王以哲部使用。

令人意外的是，事件發生時，東北軍首腦人物竟然無一人坐鎮奉天總部。張學良已去了北賓士病，駐吉林的副司令長官張作相因奔父喪回到了原籍錦州，駐黑龍江的另一位副司令長官隨張學良進了北平，於是，東三省群龍無首。

此時紅軍正在積極部署兵力，組建抗日先鋒軍準備渡（黃）河東征尋機抗日。毛澤東、周恩來仍即刻專門抽時間會見了高福源。在周恩來的土窯洞里，高福源見到了同屬中共和紅軍最高層首腦人物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當忐忑不安的高福源被李克農讓進窯洞時，坐在炕沿上的那位，面目清秀，蓄著一把濃密而漆黑大鬍子的人站立起來，熱情地說：「你就是高福源吧？」李克農忙上前介紹道：「這就是周恩來副主席。」坐在桌前木凳上，留著背頭，身材高挺的人也迎上前去，李克農向高福源介紹說：「這位就是毛澤東主席。」

楊虎城保護共產黨人的舉措和真誠合作的態度，贏得了共產黨人的信任。在白色恐怖下，許多共產黨人先後來到楊的部隊。這裏面就包括原東路軍總部代表、共產黨人南漢宸，國民軍聯軍總部《革命軍人朝報》總編輯蔣聽松等。

王的到來，不僅向楊虎城證明了汪鋒確是中共的代表，而且帶來了南漢宸代表中共北方局提出的關於合作抗日的六項建議：

杜重遠知道張學良是一個慷慨、爽直、有愛國心的人，因此就一針見血地揭露蔣介石借內戰之機消滅異己的錯誤，直截了當地批評了張學良過去的一套做法是「為虎作倀」，而後給他指出了一條建立抗日聯合戰線的道路。杜重遠說：「你和東北軍的主力駐在陝甘兩省，有許多聯合抗日的條件，就看你做不做。首先，你們和紅軍離得不遠，可以和紅軍搞好關係；其次，楊虎城有抗日進步思想，又在你旁邊，可以與他合作；另外，盛世才在新疆，同蘇聯關係不錯，又是東北同鄉，也可以聯合起來。這樣，聯共、聯楊、聯盛，再加上全國人民，一致起來抗日，你和東北軍一定會有前途，東北失土一定能夠收回。」

接著，通過教育和爭取東北軍俘虜向張學良傳遞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的誠意。這項工作很快在被俘的東北軍67軍110師619團團長高福源身上取得進展。

三、與紅軍的關係是：

楊虎城對以上六點表示基本同意，但他也提出3條意見：

但日本的雄厚勢力也確實令張學良震撼。由此使張學良想到，為什麼中國沒有國際地位，在先進國家面前，總是低人一等，抬不起頭來？一個原因是列強的侵略，大肆掠奪中國的財富；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缺乏自強的觀念。他又一次聯想起張伯苓先生的激|情演說：「只要每個人都負起責任來，中國是會強大的」。張學良準備以東北為陣地，實踐自己的愛國情結。

首先在西安與張學良交手的是紅25軍徐海東部與劉志丹的紅26軍、27軍合編而成的第15軍團，約有7000人。而張學良南線的進攻部隊接近13萬人，如此懸殊的人數對比，令張學良有一種勝利在望的感覺。楊虎城比他要冷靜一些。戰役部署時，楊虎城提醒張學良：「紅軍不好打呀！」但這句話沒有引起張學良的注意，作為下屬，楊虎城不好與張學良深說，而心裏卻明白：張學良此舉是要碰釘子的。

稍頃，周恩來也緊緊握住高福源的手，熱情地說：「你這一步走得好，棄暗投明，把光明的火種又一次引向東北軍中。你是張將軍部隊里最有覺悟，也最先覺悟的愛國軍人。」

即便如此，楊虎城對共產黨的態度仍沒有改變。在他與中共皖北特委就發動皖北暴動問題發生分歧，而黨在「左」傾指導下仍然堅持暴動不變的情況下，楊虎城寧願「丟開部隊，而不願使自己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關係歸於破裂」。

三、17路軍在適當地點設立交通站，幫助紅軍運輸必要的物資和掩護中共人員的往來；

這些做法時間長了，必然被蔣氏識破，也必然使蔣介石對楊虎城更加不放心。

張學良還委託高福源帶去一封致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他揮筆寫道：

毛澤東接著說：目前政治形勢對我們很有利，我們提出「西北大聯合」，爭取同張學良、楊虎城搞好關係，然後才有全國的大聯合。這次去西安談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我們連續打勝仗，他們一定很動搖，但也有一定的危險性。我們把各方面都想到，有精神準備，事情就好辦。毛澤東還要求汪鋒，對楊虎城部隊要有分析，多鼓勵抗日士氣，少談以往不愉快的事情。

毛澤東風趣的講話引起台下一陣陣笑聲。繼而，毛澤東分析了直羅鎮戰役取得勝利的原因。他說：一是兩個軍團的會合，這是基本的；二是抓住了戰略與戰役的樞紐，葫蘆河與直羅鎮；三是戰鬥準備充足；四是群眾與我們一致。只要我們團結起來，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就一定無往而不勝。

在武力威脅的同時，蔣介石想了很多辦法削弱楊虎城的力量。楊部入陝時，原有3個正規師。入陝不久，蔣介石將58師改為地方部隊——陝西警備師。為阻止楊的擴軍，蔣遂將第58師番號撤銷。對改編后的58師，蔣還是不放心，就派特務葛武柴暗中策動，使這支部隊公開叛楊，準備投蔣。楊虎城對該師師長馬青苑準備投蔣的預謀裝作不知，以平叛之名發動部隊進攻馬部，逼使馬青苑隻身逃走，從此成為公開的軍統特務和蔣氏對付楊虎城的一個棋子。1934年10月，蔣更把楊部17師49旅楊渠統部改編為新編第五師，令其開赴河南，脫離了楊的系統。

3月4日，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在山西前線致電博古轉董健吾，明確表示：中共為了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並提出了與南京國民政府談判的五項條件：（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抗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

還沒等張學良的計劃付諸行動，1922年4月26日，第一次直奉戰爭就不宣而至，這場戰事以奉軍的慘敗而結束。好在張學良指揮的第三旅和郭松齡指揮的第8旅在北京附近成功地阻止了吳佩孚部的進攻，才保證了張作霖的安全撤退。

嶗山和榆林橋戰役的兩次慘敗，教育了張學良，也粉碎了他企圖僥倖立「剿共」之功的幻想。他開始考慮採取比較謹慎的作戰步驟。於是，他在飛南京參加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親自駕飛機到甘肅慶陽，告誡董英斌：「你這個梯隊須暫緩前進。部隊何時開動，須聽我的命令。」

「俘虜使者」高福源肩負特殊的使命，離開瓦窯堡，經延安首先到達甘泉縣城，而後到洛川並見到了王以哲。他向王以哲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和自己在蘇區的見聞。王以哲此時正奉張學良之命設法溝通與紅軍的聯繫，於是急電張學良。張學良原以為高福源被俘后早已被殺，收到王以哲電報立刻趕到洛川，並立即接見高福源。高見到張學良后將自己在紅軍的感受和盤托出，慷慨陳詞，聲淚俱下，要求張學良放棄反共，與紅軍合作抗日。思想已有所轉變、正在多方尋找共產黨的張學良聽完高福源的話，異常興奮，他向高福源表示：你談得很好，看來我們選擇聯共抗日這條路，是選對了。事關重大，你要注意保密。你趕快回去，請紅軍派一位正式代表與我們正式進行商談。

第二，決定了紅軍發展方向的正確策略。在周恩來、張聞天的支持下，會議接受了毛澤東關於東渡黃河、向山西發展的主張，並通過了《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定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力量和擴大紅軍的戰略方針，規定了在當時形勢下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

通過杜斌丞，楊虎城結識了共產黨組織陝西省負責人魏野疇。魏野疇曾參加過五四運動，后經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對歷史學有很深的造詣，所撰寫的《中國近代史》一書，試圖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解釋和闡述中國近代的歷史，曾受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賞識。但他以更多的精力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在西北創建共產黨組織的革命活動。

1930年2月，也就是張學良主政東北不到兩年。國民黨內部以蔣介石為一派別，閻錫山、馮玉祥為另一派的中原大戰爆發。在這場混戰中，關內各主要軍事集團幾乎都捲入了中原逐鹿之爭。雙方互有勝負，勢均力敵的戰場態勢，使雄居關外並握有幾十萬重兵的張學良顯得舉足輕重。有預言家說，誰能贏得少帥的支持，誰將贏得這場戰爭。因此，雙方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張學良身上。閻錫山和馮玉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向張學良許以有名無實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職位，希望少帥能率東北勁旅入關支持，若不能人關，則要求少帥不要介入中原大戰，而嚴守中立。蔣介石則發誓一定要把張學良拉到自己的陣營中來，他不僅以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要職為誘餌，還派張群攜帶委任狀專程到奉天，向少帥表示誠意。

張學良提出，為什麼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李克農按照事先確定的談判原則，回答：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專打內戰，不抗日。九一八事變以來，蔣不僅把東北拱手送給了日本人，現在華北也岌岌可危。蔣還殘酷鎮壓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所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能包括他。張學良不同意中共的上述看法。他認為，要抗日，不爭取蔣介石參加是不可思議的。因為蔣介石分別掌握著國家政權、軍權、財權，實力雄厚；而且蔣本人也有參加抗日的可能，只是他主張先「安內」而後再「攘外」。

楊虎城首先認識了時任榆林中學校長的杜斌丞。杜斌丞早年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執教榆林中學后，延聘進步教師，傳播進步思想，把這所學校辦成了當時陝西最進步的中學。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人物劉志丹、謝子長，以及閻揆要、張德生、郭洪濤、張光遠等人，都曾在這所中學讀過書。當時陝西共產黨組織的創始人魏野疇、李子洲等人，都曾在這所中學任過教員。後來，毛澤東曾稱讚杜斌丞先生是個「徹底的民主主義者」。周恩來也讚揚他是「革命的教育家」。

毛澤東講話中所提到的「困難」，當然包含經濟和生活上的困難。保安縣，劉志丹的家鄉，陝西最窮的縣之一。一個小小的縣城一下住進來幾萬人，吃飯穿衣就成了令人頭疼的大問題，有的地方連人畜吃水都無法滿足。

劉鼎，原名闞尊民，四川南溪人。1924年去德國勤工儉學，經孫炳文、朱德介紹，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1930年回國后，在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中央軍委保衛局工作，顧順章叛變時被捕。後來伺機逃出，在史沫特萊掩護下接受中國人權保障同盟的「救濟」掩護，化名為周教授。

餘下的就是促成張、楊及東北軍與17路軍之間消除誤解，密切關係了。

八、張認為紅軍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難立足，不如經營綏遠較妥。但如紅軍決定出河北，他可通知萬福麟部不加阻擾。

汪鋒在紅25軍到達陝北前，長期擔任17路軍中的地下黨的領導工作，對楊虎城和17路軍的情況比較熟悉。出發前，汪鋒奉命從瓦窯堡來到前總駐地——鄜縣套通塬東村，受到毛澤東的召見。

中共中央對此次會談的結果表示滿意。在東征后的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于山西孝義、石樓一帶召開政治局會議再次專題研究進一步爭取張學良的問題。會議認為，張學良的態度是誠懇的，同他進一步會淡，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非常重要的。

張學良來西北前，楊虎城身為17路軍總指揮、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是西北地區地方實力派的首領。張到西北后，任西北「剿總」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這就是說楊在軍事上要受到張的節制，進一步擴大地盤已不可能。張學良率領東北軍人陝本來是奉蔣之命主持「剿共」，但也不能不使西北方面有人擔心東北軍是乘機搶奪地盤。對此，楊虎城存有戒心是自然的。張學良也不是沒有想法。他感到，初來西北，人地兩生，想在西北站住腳，實非易事。

此時，張學良和王以哲等人已在樓下大門口等候。看到濃濃的夜色瀰漫下，一行來人中為首的是一位神采奕奕、目光炯炯、濃眉大眼、留著一把大鬍子的中年人。張學良本能地跨前兩步，緊緊地握住對方的手，高興地說：「你就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這份電文首次沒提「反蔣」，而強調「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向國民黨及所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公開表示，在「抗日」的前提下，「反蔣」的方針並不是不可改變的。

張學良此一旅歐感受，可謂對旅歐8個月思想收穫的總結。這反映了在西方思想影響下張學良的思想也開始發生變化。在抗日態度上他的想法是對的，但在對待蔣介石的問題上，他不僅沒有認識到意、德法西斯統治是對人類自由民主文明的褻瀆，而且擁護蔣介石推行獨裁統治。在對待共產黨的態度上，他和蔣介石持一個立場。這年2月，在他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蔣介石兼總司令）不久，就說：「現在外有強敵入侵，內有共產黨搗亂，要求國家真正統一，必須先消滅共產黨，委員長的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是絕對正確的，我們為挽救國家危難，收復失地，只有擁護委員長，貫徹委員長的國策。」他還在部隊訓話時，把共產黨和紅軍描述成十惡不赦的罪人。他說：「現在的赤匪，不但到處放火，奸淫擄掠（甚至在江西用枯骨做成一個白塔），而且主張不愛民族，不要國家，不顧禮義廉恥，不講忠孝仁愛，這種殘忍卑污的行為，完全是一種禽獸的行為，而赤匪卻非迫使大家完全獸化不可。像他們這種違反正義違反人道的動作，就是一個普通人，也應該出來打抱不平，何況我們軍人？假設大家還有血氣，僅站在人道的立場上，也不能不仗義奮起，決心消滅這人面獸心的赤匪！」

張聞天終於表示放棄自己的方案，贊同由毛澤東提出、周恩來鼎力支持的東進方案。

他是一個愛國者，家仇國恨使他與日本人有著不共戴天之仇，有抗日的階級基礎。他與蔣介石是不同的，蔣介石為了權力不惜與日本人媾和，而張學良沒有這種政治野心，他為了國家甘願犧牲父子兩代苦心經營起來的東北地盤。他和廣大東北軍的官兵們一樣，都期望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收復失地。還有一點，張學良手裡有20多萬裝備先進的部隊，還掌管著四省軍政，這對陝北的共產黨和紅軍來講，是一個重大威脅。如果把張學良爭取過來，不僅消除了紅軍的威脅，有利於紅軍在陝北的發展，而且為我們抗日積蓄了一支重要力量。

在革命處於低潮、白色恐怖籠罩全國的形勢下，楊虎城敢於大批收留共產黨員，並公開委以重任，表明他在大革命失敗后已有跟共產黨走的決心。不久這種決心就付諸于現實。

1922年于右任離開靖國軍赴四川尋找孫中山之後，楊虎城奉於之命令率部向陝北轉進，進抵榆林地區。在榆林的3年多時間里，楊虎城開始了與中國共產黨人的最早接觸。

楊虎城雖然在履行協議上作出了努力，但他與共產黨合作的一些疑慮還沒有完全消除。在8月下旬中共派潘漢年去西安與楊虎城會談時，就反映了楊的猶豫和戒備。楊向潘漢年談了三個問題：「一是17路軍不能一下子轉變為紅軍，目前只能從政治上加緊準備。二是合作途徑如跟張某（張學良）走，須另起爐灶。三是軍事上先打通國際路線。」

為迷惑敵人，紅15軍團派出1個團加緊圍攻甘泉。西北「剿總」見甘泉危急，急令董英斌的57軍3個師加速東進。11月20日下午，其先頭部隊109師進入直羅鎮。直羅鎮是由甘肅合水地區通向陝北鄜縣、甘泉的一個不大的村莊，居民不過百戶，南北有連綿的土山對峙，中間是一條窄長的河谷，最寬處不超過200米，窄處只有二三十米，軍隊進入該地，猶如「蛇入細管」進入絕地。

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提出了與張學良、王以哲談判的條件：（1）全部軍隊停戰，全力抗日討蔣；（2）目前就原防互不攻擊，互派代表商定停戰辦法；（3）提議組成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徵求張、王的意見；（4）請張、王表示目前東北軍可能採取的抗日討蔣最低限度之步驟（不論是積極的或是消極的）；（5）立即交換密碼；（6）歡迎王軍長與彭德懷見面。

周恩來在23日的發言中也分析了國民黨的現狀及發展趨勢，他說：國民黨領導已開始認識到日本將要繼續南下侵略全中國，並知道英美目前不會直接對日作戰，因而寄希望于日蘇戰爭。一部分國民黨領導已認識須要先有自己抗日才能真正做到聯蘇，先有國內的聯合抗日，才能有國際的聯合抗日，但是，國民黨中也有人想挑動日蘇戰爭、犧牲蘇維埃和紅軍的利益；至今國民黨對降日還是聯蘇仍舉棋未定。周恩來強調：我們要抓住「聯共」的口號，並用紅軍率先抗日來推動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他建議不僅僅提出紅軍集中華北，而且要提出「紅軍和一切抗日軍隊集中於華北」。他認為中共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原則是：「不放鬆準備建立，但又不麻痹群眾；在抗日討逆、停止內戰原則問題上決不退讓，並要求國民黨有實際行動；我保持批評的自由；在同國民黨上層談判的同時，不放棄爭取下層群眾官兵的工作。」ｒeａｄ.９９ｃsw•cｏｍ

聽到這裏，張學良沉吟不語，過了一會兒才緩緩地說：你們對蔣先生可能不甚了解，其實他也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日本人一再進逼，他感到難堪，心裏也恨。但他長期以來一直固執地認為，必須先消滅共產黨，然後才能抗日。因為共產黨的一切口號、一切行動都是為了打倒他，所以他若在前方抗日，不免有後顧之憂。這就是他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根據。

★軍事配合重拳出擊。打掉張的「剿共」速勝幻想；政治上曉以民族大義……張學良逐漸接受中共的團結禦侮主張，終於開始了由助蔣「剿共」到積極與中共聯繫，力促實現舉國抗日局面的轉變

曾任中國國際飢荒救濟委員會總策劃者的特德（O．J．Todd）說：「在中國所有的省份中，也許陝西不利條件最多。的確，她對於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是個大財富，50年前的回民起義（1862—1873年）以後，她就如同其地圖形狀一樣，像個要死的乞丐一樣無力地躺著。」

同蔣介石合作打垮了馮玉祥，使我們取得陝西政權。但蔣介石之所以把陝西政權給我們，是形勢所迫不能不如此。岳維峻太不成器了，蔣介石多年的培養落了空。在蔣的嫡系中目前還沒有合適的人選可以擔任這一任務，而且地方情況這樣複雜，很不容易搞好，非利用我們不可。但情況已經很明顯，蔣介石對我們是不放心的，我們後面不是已有劉鎮華的胞弟劉茂恩等部隊跟著來了嘛。因此，今後我們的問題，將是如何對付蔣介石的問題了。換言之，蔣介石將成為我們的主要敵人。

蔣介石還對楊虎城收留和啟用共產黨人的態度非常不滿。南京國民政府經常有電報或公文致楊虎城，指責楊部某人是共產黨員，某人是共產黨員嫌疑，命楊虎城逮捕或押送南京。對這類案件，楊虎城或是堅決不交，搪塞說某人經過考察並非共產黨員，某人曾參加過共產黨，現在已經沒有關係了；有的乾脆先秘密放走再報告南京該人已經潛逃。二是對已經暴露的共產黨員立即「逮捕」，秘密保護起來，待風聲過後再放出來。

★接受張學良「聯蔣抗日」的主張，彌合蔣介石離間挑撥所造成的張、楊分歧，中共的政策調整和有效運作，使西北的抗日大聯合終獲成功

楊虎城的這番話表明，他在政治上還有進一步觀望的念頭，在軍事上也還有對紅軍和東北軍的力量是否足以抵抗蔣介石中央系國民黨軍隊壓迫的擔心。於是，中共中央急調毛澤東的秘書張文彬前往西安與楊虎城進行談判。1936年9月6日，楊虎城在與張文彬談判中，表示同意中共提出的各點意見，但提出5點希望：

第三，加強了軍事工作和對白區工作的領導。為加強對軍事行動的集中統一領導，會議正式選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並賦予「軍事委員會在軍事範圍內完全的權力」。在周恩來的提議下，為加強對東北軍、西北軍的統戰工作，會議還決定成立黨的白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任書記，葉劍英任副書記。

但這時，周恩來的話鋒一轉，說道：這些舊賬，我們不願再算了。

1916年，愛國教育家張伯苓在奉天作了題為《中國之希望》的講演，提出面對內憂外患，中國的希望「在每一個中國人之發奮圖強，誓力救國」。風流倜儻的少年張學良正處在對人生道路和國家前途的求索之中。他聽完演講，意氣為之大振，從此立志報國。執政之後，張學良常以這次演講教育部屬，真正負起對國家民族的責任。後來，他在南開大學視察，與學生們談及自己的思想追求時，一再提起張伯苓對他的啟示，說：「予有今日，張先生一言之力也。」

六、關於通商問題。普通辦貨可由紅軍設店自購，軍用品可由張代辦，子彈可由張供給。

在張學良思考如何戰勝紅軍的時候，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卻在從更高層次上考慮和設計爭取東北軍的計劃。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看來，張學良之所以對紅軍和共產黨持敵視態度，很大程度上是他不了解共產黨的結果，他之所以迷信蔣介石，也是他不了解共產黨所致。改變張學良對共產黨的誤解和敵視，有必要從擊碎他快速滅共、保存實力的幻想開始。

中共瓦窯堡會議專門決策為開展對東北軍、西北軍的統戰工作設立黨的白軍工委，其意非常明確地表明了黨對爭取西北張學良、楊虎城共同抗日的重視，尤其對身為西北「剿總」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且節制陝、甘、寧、青四省軍政事宜的張學良更是格外看重。

高福源怎麼也沒有想到，統率紅軍戰勝國民黨幾十萬軍隊反覆「圍剿」、尾追堵截，長驅兩萬余里，一直打到陝北這個山旮旯里的兩位富有傳奇色彩的紅軍領袖，竟是這樣普通和平易近人。

高福源很自信地表示：「我自己既然要求回去，就有這個把握。為了共同起來抗日救國，有危險也不怕。」高福源出發時，李克農再次接見他說：「你這次回去，還是用你個人的身份，先試探一下張學良將軍的態度。假若張將軍有真誠的表示，紅軍願意派正式代表前去談判。」

於是，他接過話茬，說道：這很好嘛，多接觸，多談談，雙方就會多了解，多諒解。關於統一戰線問題，很願意聽聽張將軍的意見，以便考慮。

為了實現西北的抗日大聯合，就需要中國共產黨發揮中堅和政治領導作用，當然這首先需要中國共產黨對自己的政策做出調整，也需要切實解決一些棘手的實際問題。

張學良與楊虎城之間縱然有分歧、有誤解，但他們對待抗日的態度是一致的，而且分別與共產黨訂下了聯合抗日協議，這使他們都有著密切彼此關係、共同聯合抗日的思想基礎。問題是誰來做他們彌合關係的中介？中國共產黨的上海黨組織抓住了解決這一問題的契機。原來，當張學良的親信、原國民黨東北地方組織的負責人高崇民赴上海看望杜重遠之時，上海的中共秘密黨員胡愈之得知后，在杜的引見下見高並與高進行了多次暢談，從而成為親密的朋友，胡愈之建議高崇民利用與張學良的關係，促成東北軍聯共抗日。上海另一個中共黨員孫達生也加入到勸進高崇民去西安做張學良工作的過程中。孫達生還與高崇民約定，兩人同去西安，一明一暗，孫公開活動，高暗勸張學良，以促進「三位一體」的實現。

延安會談后，紅軍停止了對東北軍的軍事行動，至5月23日東征回師后，中共中央更明確決定「可以爭取東北軍的大多數，目前的政策不是瓦解東北軍，而是鞏固它」。

正是基於這一考慮，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決定把西北統戰工作的重點放在張學良的東北軍以及楊虎城的西北軍上，而對於其他國民黨高級將領的爭取工作也在同步展開。

（3）關於紅軍的行動方向問題。

1928年11月，楊虎城從日本回國后，馮玉祥與蔣介石的關係開始破裂。楊虎城選擇了離馮附蔣的道路，在助蔣打敗馮玉祥后，他於1930年9月被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為陝西省政府主席。這是楊虎城及其部隊從一個純粹的軍事集團轉向兼管地方政治的開始，也是楊虎城從為蔣介石效力變為與蔣介石鬥爭的轉折點。

張學良覺得杜重遠分析得很有道理，受到了很大啟發。但是他仍有顧慮，這就是他的反共立場。張學良告訴杜重遠：「我們現在同楊虎城儘管還有些隔膜，但搞聯合問題不大。盛世才是同鄉又是熟人，聯合抗日好辦。只是共產黨我還摸不到底。過去我們一致打人家，恐怕仇恨深著哩。我們想和人家聯合抗日，誰知道人家會不會要咱這個朋友呢？」

四、關於停止內戰問題。張表示完全同意，並稱紅軍一旦與日軍接觸，則全國停戰運動將更有力量。

他接著說：我認為必須實行民權主義，才能喚醒國民。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是中山先生積40年的革命經驗提出來的，我們不能放棄，所以共產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我熱烈贊成。不過，關於爭取蔣介石參加抗日陣線的問題，我和你們有不同看法。我在洛川已和李克農先生談過，意見未能達到一致。所以，特約請周先生親自來談一談。

一、為了進一步商談抗日救國大計，張學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權代表，最好在毛澤東、周恩來中推出一位，與張再次商談。地點膚施（延安）為宜，時間由中共決定。

也就是這天晚上，中共談判代表李克農與張學良進行了長達3個小時的談判。張學良告訴李克農，他願意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東北軍內同情中共主張的不乏其人，如果紅軍真有誠意，他本人回西安后將去甘肅、南京，對於學忠、蔣介石做說服工作，勸蔣放棄一黨專政，如有成績，兩周后在膚施或洛川與彭德懷見面。他還表示，由於東北軍處境困難，為保守秘密，目前只能採取消極態度，東北軍與紅軍雙方各就原境劃分疆界，在可能範圍內恢復經濟通商。

張作霖對張學良的影響，不光是豪俠仗義這一方面。在對待人生的態度上，張作霖對他也產生了影響。張作霖的口頭禪是：「當軍人，就得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他還在軍刀上刻下一句箴言：「事到臨頭須放膽」！張學良非常欣賞乃父的這種豪氣。

第三種意見是：立足陝北，向北發展。這是張聞天等人的意見和主張。張聞天在中央紅軍剛剛落腳陝北的時候，即提出應採取立足陝北，向北發展，出兵綏遠、內蒙古、察哈爾等地，向蒙古靠攏，以便打通與蘇聯的聯繫，取得國際支援。這一主張並曾得到中央領導集體的一致同意。但是，待熟悉了陝北的情況之後，大家看到的是，陝北太窮，經濟落後，人口有限，補充兵員、解決給養都成問題，中央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又出現反覆。這個反覆在張聞天給毛澤東的信中可以得到明顯的反映。11月20日和25日，張聞天致信毛澤東，提出北上寧夏然後東進綏遠抗日前線的方案，毛澤東在複電中則提出了對這一方案的修改意見。

張學良在少年時期，在身心方面受到父母雙方的影響。張作霖給他的影響是一種馬上英雄的教育。行俠仗義的江湖好漢的形象，對張學良幼小的心靈產生了很大影響。主政東北軍之後，他多次講過乃父早年的一則故事：

在直羅鎮戰役結束后，毛澤東即於11月26日，寫信給東北軍57軍軍長董英斌，提議兩軍作出約定：「（一）東北軍不打紅軍，紅軍亦不打東北軍。（二）貴軍與其他東北軍部隊，凡願抗日反蔣者，不論過去打過紅軍與否，紅軍願與訂立條約，一同打日本打蔣介石。（三）紅軍優待東北軍官兵，不但一個不殺，且分別任職或資遣回隊；負傷官兵，均照紅軍傷員一體醫治。」

蓋日本帝國主義實我國家民族之世仇，而蔣介石則通國人民之公敵。日本而無蔣介石，則吞併華北滅亡中國之詭計不得售，蔣介石而無日本，則其南國戮民眾禍軍隊排異己之奸謀不得逞。是以抗日反蔣，勢無偏廢……倘得閣下一軍，聯鏢並進，則河山有幸，氣勢更雄，減少後顧之憂，增加前軍之力。鄙人等更願聯合一切反蔣日之人，不問其黨派及過去之行為如何，只問今日在民族危機關頭是否有抗日討蔣之誠意，凡願加入抗日討蔣聯合戰線者，鄙人等無不樂與提攜，共組抗日聯軍，並設國防政府，主持抗日討蔣大計。

二、準備了與中共聯繫的秘密電台，中共中央委派張文彬出任中共駐17路軍常駐代表后，楊虎城委以上校參議銜的公開身份。

於是，中共中央開始醞釀實施一系列滅張威風的戰鬥方案。

一是東北需要中央的支持。「防俄」戰爭遭到慘敗，日本帝國主義又時刻陰謀掠奪東北主權。東北軍的實力實不抵俄、日兩國。只有中國統一，反對外來侵略才有周旋的餘地。二是中原大戰雙方打了半年，力量已經有了很大的消耗，都有些支持不下去了。所以，雙方都在迫切地要求東北軍參加自己一方，挽救危局。如果再堅持中立，則會造成國家民族更大的損失，人民也會遭受更大災難，而東北軍也會孤立。三是從1928年易幟后，東北地方休養生息，已經初見成效，財政收支平衡，民族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特別是軍隊經過整訓，從軍容、軍紀到火力配備和戰鬥力，都有了新的面貌。張學良自問有能力收拾殘局。

兩人一邊說著話，一邊走進教堂。

會議進行到3月27日，開始具體討論和國民黨談判的方針。除中央負責人外，李克農、張子華等也參加了會議。毛澤東在這天的會議上分析了國民黨的情況，他將國民黨分為民族改良派與民族革命派，認為民族改良派即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這些人，堅持反革命立場，但是這些人也想同溥儀、殷汝耕等漢奸劃清界限。他們內部是不統一的。民族革命派又分左右兩派，右派是由於日本的壓迫與民眾的壓迫從民族反革命中分裂出來的，右派中的右翼如孫科、于右任等。右派中的左翼如張學良、馬佔山、蔡廷鍇等與蔣介石有較大的區別，主張抗日，但不同意蘇維埃與土地革命，不同意聯蘇聯共。民族革命派的左派是以宋慶齡為代表，包括軍人的中下層、中小工商業者、中小資產階級，左派堅決主張聯蘇聯共，有堅決進行民族戰爭之勇氣。因而我們的方針不僅要把民族革命派與民族反革命區別開來，而且也要把民族改良派的左右兩派區別開來。毛澤東指出：2月份中央及軍委關於李克農同張學良談判的訓令仍然適用，這就是：把張學良和蔣介石分開；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堅持抗日同討伐賣國賊不可分離；要求停止內戰，不阻止全國紅軍集中河北，不反對紅軍充任抗日先鋒隊。針對國民黨「取消蘇維埃」、「取消暴動」的要求，毛澤東主張對此要提出「取消國民政府」、「取消國民黨的壓迫」以對抗之。他還強調不管任何派別都可與之談判，而且談判都不應破裂。最後，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有關軍事的統戰工作應集中於軍委，有關政黨方面的統戰工作應集中於中央常委。統戰工作的全部工作均由中央常委指揮。

他接著又說：現在有人說，張學良是抗日不反蔣，閻錫山是反蔣不抗日，這有什麼不好理解的呢？不反蔣抗日也好，不抗日，我們就逼他去抗日。反蔣也是可以利用的。對這樣的勢力，都不應該搞掉，也不能讓蔣介石搞掉。

在約見中，毛澤東首先詢問了陝北方面若干國民黨軍政實力人物的情況，然後向汪鋒交代了去西安的任務。毛澤東說：東北軍和西北軍都是地方勢力，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是受蔣介石排斥打擊的。蔣介石把他們驅趕上反共戰場，是想達到兩敗俱傷的目的。由於蔣介石對雜牌軍實行排斥和削弱方針，他們與蔣介石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東北軍要求打回老家去的願望強烈，17路軍是典型的地方勢力，他們要擴大實力，控制地盤，對抗南京，同胡宗南統率的中央軍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楊虎城和中下級軍官都有反蔣抗日思想。我們的方針是保存東北軍、17路軍，在抗日旗幟下爭取張學良、楊虎城，壯大抗日力量。在他們不覺悟的時候，還是要打他們一下，直羅鎮戰役就是這樣。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於促使他們覺悟，使他們認識到「剿共」是沒有出路的。

於是，毛澤東在集中集體智慧的基礎上提出了第五種方案：立足陝北，東渡黃河，抗日討逆。毛澤東將他的意見向黨內作了認真解釋和說明。此時，遵義會議后雖然實際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但名義上黨內「負總責」的是張聞天，取得張的支持是至關重要的。《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一書曾記下了這樣一組歷史鏡頭：

應當說，汪鋒的上述解釋對消除楊虎城顧慮直到了重要作用。但還不能說完全消除了楊的思想顧慮。因為，在此之前，汪鋒本人與楊虎城並不熟悉。楊虎城在與共產黨的交往中也沒有聽說過汪鋒這樣一個人，加之蔣介石派往西安監視楊虎城的特務多如牛毛，楊虎城也顧慮這萬一是蔣介石設下的圈套，是蔣介石為試探他的態度而製造的假信，因而沒有同汪鋒進行深入交談，雙方也未就中共中央提出的4條建議形成什麼共識。但汪鋒之行至少產生了這樣的效應，即它向楊虎城傳遞了共產黨願意與他合作抗日的信息。於是，在與汪鋒會見之後，楊虎城很快即派人到天津核實汪鋒的情況並表示希望南漢宸最好能來參加在西安的談判。南漢宸派來的代表是曾經在17路軍工作過的中共北方局聯絡處長王世英。

1921年，張學良出任東北三省巡閱使署衛隊第三混成旅少將旅長，與張作相一起應日本軍方的邀請訪問日本，並觀看秋操表演。在參觀中，日本人處處炫耀軍事實力，這使張學良非常反感。幾十年後談起這次訪問，他仍然記憶憂新，他說：「日本人雖然親切而有禮貌，但我對日本人很不滿。因為他們對中國人常常要用權力來制服，喜歡炫耀日本有這樣那樣強大的勢力……目睹倉庫里一大排的炮身時，我這樣想到：你們為什麼要我看這些玩意呢？我知道日本的軍事勢力非常強大，何必這樣特意炫耀？」

五、在張未公開表示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蔣令進佔蘇區。為此，張準備以王以哲軍入膚施，沿路築堡，雙方交通仍舊。如此一個月以後，再看形勢發展決定。

其一，是如何對待張學良提出的「聯蔣抗日」的主張。在1935年底瓦窯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方針時，雖然改變了把張學良與蔣介石並稱為賣國賊的提法，此後再提賣國賊時也是只提蔣介石，不提張學良，但並沒有改變「抗日反蔣」的政策。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秘密會談時，雖然對改變這一政策有所鬆動，但周恩來明確表示這隻是他個人的意見，需要中共中央集體研究作出決定。熟悉中國共產黨決策程序的人一定明白，實行民主集中制領導原則的共產黨，如此重大的政策變動，必須在中央決策層形成共識，當時還要得到共產國際的首肯，而這一決策過程是需要時間的。

但正如毛澤東此前所說的，紅軍與17路軍之間以往也有誤解，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對此，楊虎城心中也有疑慮。汪鋒後來在回憶《爭取17路軍聯合抗日的談判經過》一文中，描述了楊虎城的這種疑慮及逐漸消除疑慮的過程。汪鋒回憶說：

為了推動全國抗日，會議決定採納「紅軍和一切抗日軍隊集中於華北」的口號，

★接受張學良「聯蔣抗日」的主張，彌合蔣介石離間挑撥所造成的張、楊分歧，中共的政策調整和有效運作，使西北的抗日大聯合終獲成功

（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我軍願與東北軍聯合之誠意，務使進行之交涉克抵于成；（乙）向彼方提出，東北軍如不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求出路是很危險的；（丙）暗示彼方如誠意抗日反蔣，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穩固局面，肅清蔣系勢力，進一步助其回平津東三省。軍餉械彈，我方亦有辦法助其解決，並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蔣誠意，國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漢卿擔任；（丁）克農繼續擔任我方代表，常駐洛川，並徵求彼方同意，準備3天內回甘泉一行，再返洛川；（戊）要求彼方派代表來瓦窯堡。九*九*藏*書

高崇民到達西安后，見面就與張學良進行了徹夜長談。張對高崇民所談頗為滿意，即把東北軍進駐陝甘后與17路軍之間產生的誤解和問題告訴了高，並請高從中調解。

這時，汪鋒將同時帶來的一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呈遞給他。並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四點要求：（一）在西安設立招待所，護送來往西安的紅軍幹部；（二）開闢交通線，建立聯繫；（三）17路軍向紅軍經常提供情報；（四）17路軍向紅軍輸送物資。楊虎城均表示同意。

劉鼎從三個方面回答了張學良的問題。他說：第一，張將軍身為東北邊防軍司令，率領幾十萬大軍，守土有責。九一八事變猝起，張將軍執行不抵抗政策，一夜之間，瀋陽失陷，不到4個月，日寇兵不血刃地佔領東三省，這當然難免全國人民的斥責。中國共產黨與全國人民一樣，不能不表示態度。第二，東北當局受蔣、日挑唆，撕毀中東路共管協議，蘇聯被迫自衛，是正當的。東北當局允許日本在東北擴張勢力，而對有條約的中東路的管理採取片面行動，事實上成為親日反蘇，蘇聯對張將軍的指責也絕非無中生有。第三，東北軍替蔣介石賣命，已是「剿共」大軍一部分，在鄂豫皖和陝西使蘇區和紅軍受到很大損失。紅軍在陝北自衛反擊，使東北軍受到挫折，這與蘇區和紅軍的損失相比，算得了厲害嗎？紅軍是有人民支持的不可戰勝的新式軍隊，蔣介石的百萬大軍也對紅軍無可奈何，何況東北軍？蔣介石驅使東北軍「剿共」是借刀殺人之計，同時也藉此消滅東北軍。共產黨、紅軍和蔣介石打了十來年交道，深知他剪除異己的一套陰險手段。究竟是紅軍對東北軍「厲害」，還是蔣介石對東北軍「厲害」，值得將軍好好考慮。

張聞天在分析了中國各階層對抗日的態度后，還初步預測了發動民族革命戰爭的前景，指出：「爆發民族革命戰爭的局面正在形成，尤其是華北。那裡成為所有矛盾集中的地方，是首先爆發民族革命戰爭的地區。」

4月6日，中共中央以毛澤東、彭德懷的名義密電張學良，告之：

楊虎城逐漸認識到，自己非蔣嫡系，更非親信，蔣把陝西省主席的職位委任於他，並非出於對他的賞識。一是，當時馮玉祥的部隊在西北還有相當兵力，扼守潼關，仍希望能保住西北根據地，以圖再起。而蔣則以省主席為誘餌，利用楊替他賣命，徹底摧毀馮玉祥的老巢，以免死灰復燃。二是，蔣介石為了對付馮玉祥，曾注意培養陝西軍人，作為有朝一日軍事反馮的工具，但這些將領如關麟徵、杜聿明、張耀明等，此時資歷尚淺，且在陝西地方不具號召力。對於陝西當時的混亂複雜情況，蔣只能勉為其難地將陝西省政府職位暫時給予楊虎城。

上述幾種意見和主張，除了李德的第四種意見之外，其他三種意見和主張，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紅軍指戰員急於擺脫困境，擴大蘇區，擴大紅軍隊伍，積蓄抗日力量的急迫心情。但是，卻忽略了當時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以及由此引起的國內階級關係發生的深刻變化這一最根本的時局特徵。

為了落實雙方達成的合作協定，楊虎城旋即採取了一些實際步驟，主要是：

二、紅軍代表經新疆去蘇聯，由張學良負責和盛世才交涉通道問題。

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東北軍接連打了3次敗仗，近3個師的兵力被消滅，死了2個師長、2個師參謀長，6個團長也非死即俘。如此慘重的損失，在東北軍的歷史上是罕見的。尤其是兩個師被殲之後，南京軍事當局隨即下令撤銷了這兩個師的番號，這促使張學良清醒地思考蔣介石讓他「剿共」的真正用意，亦即通過與共軍作戰，即使不被消滅，也要讓其逐漸消耗掉。這時，張學良才開始認識到，再繼續「剿共」，東北軍就有全軍覆沒的危險，要抗日復土，必須另謀出路。後來，張學良在《反省錄》中闡述了他在「剿共」問題上「急剎車」的思想變化過程：

閻、馮反蔣的失敗，證明蔣介石絕不是中國其他的軍閥可以斗垮的，縱使幾個軍閥聯合起來像閻、馮、桂那樣，結局仍會被蔣收買、分化而各個擊破。我們作為一個軍事團體，比之閻、馮、張、桂、陳濟棠、唐生智都差得很多。以我們的軍事力量和蔣鬥爭根本不夠條件；而和其他軍閥聯合呢，則閻、馮尚且歸於失敗，又有什麼人有可以聯合的條件？因此，和蔣介石鬥爭，首先必須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做法。蔣在政治上弱點很多，我們必須抓住這一點，方可以佔得住腳。如果需要取得外力的合作，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可靠的合作對象，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唯一政治力量。對其他的地方軍事反蔣力量只能做出一些拉攏和利用，但不能有過高的希望。

毛澤東和周恩來看到了又一次打擊東北軍的機會。他們與徐海東、程子華研究后定下如下方針：首先在直羅鎮一帶殲滅沿葫蘆河東進的東北軍一兩個師，而後視情況再轉移兵力，粉碎國民黨對陝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反共「圍剿」，並向洛川、黃陵、宜川、韓城以及關中、隴東發展。

也就在這一天，中共談判代表李克農在洛川與張學良進行了秘密會談。張學良除了不同意李提出的「反蔣抗日」之外，在其他方面都表示了贊同的意見。李克農把這一談判結果很快向毛澤東作了彙報。

於是，王世英便和楊虎城以此為基礎進行協商，並順利達成了4點協議：

1936年秋，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引導和張學良、楊虎城的努力下，西北地區已初步形成紅軍、東北軍、17路（西北）軍「三位一體」聯合準備抗日的局面。

杜重遠在九一八事變前曾當過瀋陽市商會副會長，與張學良的關係很好。後來到上海從事抗日救亡運動，主編《新生》周刊，宣傳抗日，和沈鈞儒、鄒韜奮等愛國民主人士是志同道合的朋友。1935年7月，因《新生》周刊發表《閑話皇帝》一文，被日方誣指為「侮辱天皇」，南京國民政府便以妨礙「中日邦交」的罪名，將其逮捕判刑，關在上海漕河涇的「模範」監獄。但國府當局也知道這樣處置杜重遠有些理虧，就讓監獄專門蓋了3間平房，讓杜重遠住了進去，會客不受限制，周末可以回家。

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爭得面紅耳赤，誰也沒有說服誰。李克農表示：你的意見，我們可以向我黨中央反映。

1．在以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總任務之下，首先須在一切政治的、軍事的口號上，確定把國內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方針。2．正確地估計敵我力量；黨在1936年軍事部署方面的總方針，應該是「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因此，1936年主力紅軍作戰的主要目標，還應該是漢奸賣國賊的軍隊。3．猛烈擴大紅軍。4．為堅決而有力地執行1、2、3所述的方針（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對日作戰力量；擴大紅軍），第一方面軍的行動部署之基礎，應確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線」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之上。並把「打通抗日路線」作為中心任務，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同它密切地聯繫起來。具體步驟，即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在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

劉鼎於3月下旬來到西安。

六七月份兩廣事變期間，張、楊和紅軍聯合抗日的意圖更加具體化，曾共同擬定了組織西北抗日聯軍的計劃，以與紅軍的抗日行動密切配合；還草擬了一個綱領性的通電宣言稿（西安事變時張、楊所發的八項主張通電，其中有些內容就是來自這個宣言稿）。張、楊並著手整頓內部，培養抗日力量，在王曲聯合辦軍官訓練團，對中下級軍官進行抗日聯共的教育。

第一種意見是：離開陝北，到陝南另謀生路。這是林彪等人的主張，林彪萌生到陝南的想法，根子在陝北生活條件惡劣，繼而對中央關於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和民族抗戰的出發點放在陝北的戰略構想產生了動搖。林彪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要帶一部分部隊去陝南打游擊。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一個多月里，他連續8次寫信、打電報向中央正式提出，要帶領一部分人離開陝北，到比較富裕的陝南，依託秦嶺山脈開展游擊戰爭，說這比在陝北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更為重要，首先能解決吃飯問題。他甚至說：寧願受處分，也要離開陝北。這封信當即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說：林彪的老毛病又犯了，這是怕艱苦的個人主義思想在作怪，陝北根據地眼下是艱苦，地方小，可它終歸是我們的落腳點。如果沒有劉志丹等同志創建的這塊根據地，我們長征還不曉得在哪裡去落腳。

五、成立特別稽查組，加強情報收集和對付國民黨的特務活動。

經過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工作，到1936年上半年，中國工農紅軍分別與張學良領率的東北軍和楊虎城指揮的17路軍結束敵對狀態，開始成為共同抗日的友軍。這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西北的重大突破。但是，這與實現西北「三位一體」，即達成紅軍與東北軍、17路軍三方面聯合抗日局面的既定方針，尚有一定距離。

七、雙方互派代表常駐。

丙、張先生有何提議，祈預告為盼。

這次會談，除了在反蔣抗日問題上意見不一致外，在其他幾個問題上雙方有著相同或相似的看法。這次密談結束時，達成了3項口頭協議：

張聞天對毛澤東的意見顯然有所保留。他說：能渡過黃河向山西綏遠發展，這當然好，可與蘇聯的聯繫，尋求國際上的援助，從地域上講，可就越來越遠了。我的意見是在兩北建立一個與蘇聯接鄰的根據地。

毛澤東對張學良的這一態度十分重視，他把張學良的意見與此前國民黨要求談判的信息聯繫起來進行了分析。認為，在全國民眾要求抗日的形勢下，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已經發生分化。黨的統一戰線方針應當是：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下，對民族反革命採取各個擊破，對民族革命派採取各個爭取；對張學良要實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權代表同張學良直接談判。

張學良在經歷了被迫下野的屈辱之後，並沒有完全汲取這一沉痛教訓。他在1934年從歐洲回國后首次向報界發表的講話中，競發表了這樣的三點感受：

關於中共的談判代表人選，毛澤東與彭德懷曾醞釀過周桓、伍修權、葉劍英、蕭勁光。恰在這時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從道佐輔回來，周桓即向彭德懷建議由李克農出任談判代表，得到中央批准。

周恩來說：我們共產黨並不是不願意爭取蔣先生這一強大的集團抗日，而是考慮到可能性不大。蔣介石在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卻一再鼓吹「攘外必先安內」，這與滿清西太后的「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賣國主義如出一轍。所以，蔣介石實際上是日本侵略中國的走狗。至於討伐的問題，蔣介石討伐共產黨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但並沒有動搖共產黨的根基。反而使越來越多的人認清了蔣介石的真正面目，而投入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

待大家坐定后，張學良起身向周恩來介紹：這位是上海來的共產黨代表劉鼎，是否可以與我們一起談。周恩來當即回答可以參加，隨後仔細瞧了一眼這位張學良的共產黨代表，立刻認出了這位代表就是曾在自己手下工作過的闞尊民。

（1）對待蔣介石的問題。

毛澤東談道：立足陝北，鞏固陝北根據地這是首要的，能取得蘇聯政府的援助這當然更好，而眼下華北危急，日本人加緊策劃華北自治和對閻錫山的拉攏，平津爆發的一二·九學生運動，正說明抗日高潮的到來。我認為根據地的發展和紅軍的戰略方向，應該向東，東渡黃河，開闢呂梁山根據地，去向閻錫山借路抗日。

他向周恩來提出：我現在不能反蔣，將來蔣介石如果真的投降日本，我一定要離開蔣介石另行打算。我現在派人去新疆聯絡盛世才，就是為了打通大西北，為將來自成抗戰局面作準備。而目前應當設法把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共」的錯誤政策扭轉過來，逼迫他停止內戰，走上抗日的道路。

一次，股匪「海沙子」欲奪占張作霖的保護區，張作霖便對海沙子說，咱們兩支隊伍別打，一打就把村莊給打爛了，咱兩人「對決」。於是，兩個人依照講妥的距離（一百步），面對面地站好，兩方的部眾則分列兩側站立觀戰。然後，兩人同時開槍。槍聲響后，海沙子中彈死了，張作霖只是受了輕微的槍傷。海沙子的部下湯玉麟等20多個土匪，便歸服了張作霖。

這一時刻，被歷史的時鐘定位於1935年歲末。中共中央在決定聯合東北軍張學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時，亦決定對17路軍楊虎城部的爭取工作同時展開。根據周恩來的建議，毛澤東分別給楊虎城、杜斌丞、鄧寶珊寫了親筆信。由時任中共陝西地下省委委員兼軍委委員、兼紅26軍政委的汪鋒充當信使。

1．維持原防，互不侵犯；

1927年秋冬，楊虎城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通過長期與共產黨人接觸合作，楊虎城對共產黨救國救民的主張和英勇頑強的奮鬥精神甚為欽佩，特別是在豫東、皖北期間，他和魏野疇、南漢宸等人的密切交談以及全面合作，使他對中國共產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在國民黨全面走向反動之後，他已經對國民黨失去信心，認為中國革命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繼續進行。這時，楊、魏二人已經成為肝膽相照的摯友，楊虎城在大政方針上均尊重魏的意見，並向魏保證他決不清黨，堅持當時事實上的「楊魏同盟」。楊虎城不僅在白色恐怖的氣氛中表示了與共產黨堅決合作到底的信念，而且在入黨的申請中，鄭重提出「希望做第二個賀龍」。南漢宸後來同憶說：楊虎城還曾幾度向他提出將第10軍逐漸改編為工農紅軍，用共產黨員徹底改造刷新部隊。特委幾位負責人對他的這一思想上的飛躍感到十分興奮，當即向上級黨組織作了彙報。魏野疇表示願意做楊虎城的入黨介紹人，並寫信給在上海的黨中央說：「楊虎城是一位革命將軍，他有堅強的革命決心，他表示願與我黨合作到底，他是絕對被掌握在我黨的手中。」零南漢宸則表示，他可以負責將楊虎城的申請向河南省委報告。

張學良在戰事之初，奉行的是中立觀望的立場。因為，他不相信國民黨，害怕南京國民政府有朝一日會剝奪他在東北的最高權力；同時，他也不願意和父親的老對手馮玉祥之輩結盟。在同蘇聯的關係上，剛剛過去的「中東鐵路事件」，使他心有餘悸，倘若加入中原大戰，他擔心蘇俄會乘機侵人東北；更可怕的是日本，對東北虎視眈眈。少帥很珍惜父親為自己遺下的這份基業，不想以貿然參加中原大戰冒以小失大之險。

張學良提出，紅軍東征為抗日就不應走山西，而應該走寧夏、綏遠。他認為，寧夏靠近綏遠前線，又接近蘇聯，阻力小，進展比較容易；在山西，一定會遇到閻錫山、蔣介石阻遏，恐難順利進行。李克農說：紅軍東征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為了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響大，而寧夏影響小。渡河東征雖然會遇到閻錫山和蔣介石軍隊的阻撓，但我們對東征勝利是有把握的。另外，東渡黃河去山西，還可以適當地解決我軍軍需和兵員問題。

宋黎見到張學良后，向他彙報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示威遊行的詳細經過和全國抗日運動發展的新形勢，還講述了東北人民在日寇統治下當亡國奴的種種慘狀。張學良聽后感慨萬端，他當即向宋黎表示：「我張某人現在堅決主張抗日。東北大地是從我手中丟掉的，一定要用我的手把它收復。」張學良與宋黎連續談了三個半天，從宋黎的言論舉動上，猜想宋黎很可能是共產黨員，便問宋黎：「你是不是共產黨員？」宋黎不知張的用意，沒敢正面回答，而這使張學良更加確信宋黎就是共產黨員。於是，他就把宋黎留在身邊當了秘書。就這樣，張學良終於找到了一個共產黨員。

這隻是從軍事戰略角度的考慮。從現實可能性來看又是如何呢？讓我們走近張學良，看一看他是怎樣履職軍界、步入仕途，又是持何樣的政治主張的。

從這些講話可以看出，此時張學良是真心幫助蔣介石「剿共」的，但是，他參与的「剿共」軍事卻連連失利，這多少也給了年輕氣盛的少帥以些許警醒。

「這個你儘管放心。」杜重遠笑一笑說道，「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全中國，抗日救國已成了全國人民一致的要求。共產黨是人民利益和意願的代表者，首先倡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因此絕不會拒絕同你們合作。（八一宣言）上寫得清清楚楚，不管是任何黨派、任何軍隊和個人，也不管過去有什麼舊仇宿怨，只要能走抗日的道路，共產黨都會與之親密攜手，聯合抗日的。」

面對如此窘迫的生活環境和華北事變後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如何以紅軍現有的力量去發展和擴大陝北蘇區，積蓄抗日武裝力量挑起救國救民的重任，真正使陝北蘇區成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和工農紅軍投身民族抗戰的前進陣地，是中共中央和紅軍亟待解決的問題。而如何正確解決紅軍戰略發展方向，也是關係到民族存亡和中國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

他嚴肅地對劉鼎說：我張某人與日本人有殺父之仇，毀家之恨，抗日救亡決不後人，可是你們共產黨卻罵我是不抵抗將軍、賣國投降；中東路事件，蘇聯紅軍把東北軍打得那樣慘，還說我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反蘇反共；在陝北，紅軍打東北軍為什麼打得那麼厲害，使東北軍遭受了嚴重損失？

★環顧西北國共兩軍的戰略態勢，分析國民黨高級軍事將領的政治態度，中國共產黨決定把統戰重點鎖定於節制陝甘寧青四省軍政並支持抗日的愛國將領張學良

第二種意見是：確保陝北，向西擴展。這是博古等人及黨內相當一部分人的意見。他們的立論根據是，長征中吃夠了沒有根據地的苦頭，好不容易才有了陝北這塊根據地，決不可輕易喪失。眼下陝北蘇區四面受敵，紅軍元氣未復，不宜與優勢的國民黨政府軍硬拼，而應該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寧夏、甘肅等地發展，以便建立一個資源較為豐富、地域更為廣闊的革命根據地，並進一步向新疆擴展，創建新的蘇區。

★強鄰虎視，大敵當前，中國共產黨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毛澤東看到了西北的戰略優勢，他力主把聯合抗日的觸角伸向在西北的國民黨高層軍政人士

於是，張學良接受了要他主持西北軍事的任命。

這次會議，為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聯合統一戰線，為在西北設立革命的大本營以及在西北首先實現抗日力量的大聯合奠定了堅實的理論政策基礎並作了相當的實際安排。會後，又成立了專門由張浩任書記的做蘇區周圍地區統戰工作的白區工作委員會，並派出劉少奇到一二·九運動的策源地（北）平、（天）津一帶開展工作並擔任北方局書記，以開闢白區工作新局面。中共中央還決定派出主力紅軍東徵人晉，爭取與日軍直接作戰的前線陣地。

毛澤東揮動著有力的手臂，號召紅軍要無比堅強地團結起來，不要被眼前的困難所嚇倒。他幽默地說：前一個時期革命形勢不好，弄得我們兩隻腳一走就是兩萬五千里。孫悟空會騰雲駕霧，一個跟頭能翻十萬八千里。我們不會騰雲駕霧，可走了兩萬ｒｅａｄ•99cｓｗ•cｏm五。要是也會騰雲駕霧，就不曉得會走到哪裡去了。我們紅軍曾經有幾十萬人，現在只剩下兩萬多人。要不是劉志丹幫助我們安排這個好地方，我們還不知道要到哪裡去呢。

於是，中共中央決定，響應張、李洛川密談達成的口頭協議，由周恩來任中共全權代表，偕同李克農等原班談判人馬，前往膚施，同張學良繼續就聯合抗日等問題進行談判。

4．擔心目前得不到國際援助；

但此時在中國共產黨內，正是盲動主義和關門主義佔據統治地位之時，絕對化的思想方法，把一大批同情革命和同情共產黨的中間力量關在革命的大門之外，並常在條件尚不成熟的地區倉促暴動，造成革命力量的損失。中共河南省委沒能批准楊虎城入黨的申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1935年9月，國民黨政府軍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蔣介石意屬張學良為副總司令，並代行總司令職權，主持西北「剿共」。對這次調動，張學良是不情願的。但他的幾個智囊卻主張接受去西北的命令。他們認為，在西北可以與各反蔣勢力聯合，必要時可以與蔣翻臉，分治割據，而且西北可以成為抗日的後方基地。將來把東北軍移駐洛陽以西地區，對準備抗日復土較為有利。問題是如何度過內戰這一關。「剿共」是蔣介石的國策，張學良難以動搖蔣介石的這一政策。但是，要「剿共」就只能打勝仗，只有這樣東北軍才可以保存實力，以利將來抗日。據此，張學良判斷：陝北紅軍不過幾千人，裝備又差，是弱兵，而他以十倍之眾入陝「剿共」，取勝是完全可能的。

「你的情況克農同志都向我們介紹了。感謝你為國家、為民族、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了一件大好事啊！」毛澤東緊緊握住高福源的手，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講道。

但是，自從1935年底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到達保安之後，中國西北、陝西省北部這塊貧瘠的土地，頓時就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3月3日，張學良從南京回到西安后，即親自駕飛機到洛川與李克農舉行會談。這次會談是在紅軍渡河東征，吃掉閻錫山5個團，攻佔中陽、離石、汾陽、孝義、靈石、隰縣廣大地區，節節取勝的形勢下舉行的。會談主要圍繞張學良提出的幾個重要問題展開。

紅軍25軍，從鄂豫皖蘇區突圍后，長期行動，得不到補充和休整，有困難。該部到達陝甘邊地區后，是準備休整的，可是貴部柳彥彪旅，天天尾追，逼得紅25軍不得不自衛，山陽一戰該旅潰敗，而貴部警備旅張漢民部又接踵而至，並且張部尾隨比柳更為接近。紅25軍誤認該部要乘機攻擊，遂于柞水之九閻房接火戰鬥。在戰鬥中，張旅長被俘，由於紅25軍自鄂豫皖突圍開始即和上級失掉聯繫，不了解張漢民同志的情況，所以誤殺了他。這首先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沉痛損失，因為張漢民確是我黨黨員，現在我黨中央已追認張漢民同志為革命烈士。這個事件，對於17路軍來說，當然也是一個沉痛的損失，但卻可以用來作為同國民党進行鬥爭的有力材料，以張漢民同志被殺來反擊國民黨的指責，說明17路軍並沒有什麼共產黨，打掉蔣介石削弱17路軍的借口。

劉鼎也早就認出了自己尊敬的首長周恩來副主席。只是在這事關聯合張學良共同抗日的大事上，作為張學良的代表，他應該謹慎一些，所以不方便貿然相認。

至於紅軍的態度，我黨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確說明，毛主席給楊先生也寫了信，想必楊先生是清楚的，今後貴我雙方如果不相互攻擊，就會互不傷亡。這對17路軍之發展壯大和對抗日救國事業都是極為有利的。我們認為西北軍和東北軍都是要求抗日的，這些軍隊的擴大，就是抗日救國力量之發展，也就是反動賣國勢力的削弱，所以我們只有幫助成長，防止損失，這就是我們對17路軍和東北軍的態度。

在109師進佔直羅鎮的當晚，紅軍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分兩路同時趕到直羅鎮，並佔領了直羅鎮兩旁的山嶺。21日拂曉，紅軍的兩個軍團從四面八方向守敵發起進攻，上午將外圍據點攻克，中午殘敵500多人退入鎮內固守待援。見109師陷入重圍，西北「剿總」急忙又派3個師救援，均被紅軍擊退，其中敵西路救援部隊撤退時，被紅軍消滅一個團。在待援無望的情況下，109師殘部拚死突圍，至24日上午，被紅軍全殲。109師師長牛元峰看到再無回天之力，隨即讓副官將他斃命。

這時毛澤東補充說道：紅軍接連打了三個大勝仗，北平、天津又爆發了這麼大的學生救亡運動，這兩者本身就是互相配合、互相援助的！我們要擺脫蘇區困境，只有向東發展，到比較富裕的山西去，去向閻錫山籌款要糧，借路抗日。這樣一來，我們不僅避免了同東北軍、西北軍的衝突，而且迫使蔣介石「圍剿」紅軍的計劃轉向山西，減輕陝北蘇區的軍事壓力。

曾被張學良罷免了東北大學秘書長、代理校長職務的王卓然博士，在其自費公開出版的《張學良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小冊子中也曾剖析張學良的人生，其中多處肯定張學良的愛國情懷。王博士寫道：

（一）各國民眾皆能熱烈擁護領袖，俾得放手做事。意、德于大戰殘破之後，皆能轉否為泰，而為領袖者亦忠誠無私，努力奮鬥。返顧國內爭做領袖者太多，猜忌爭鬥，阻人成功，而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亡國病症，寧受外侮，而不許自己兄弟來統治，全國人若不願為亡國奴，必大徹大悟，容許一個領袖，有試驗機會，發展效能。

張學良的這番話同樣激起了周恩來的不快。他站起身來，憤慨地揭露了蔣介石製造「四一二」反共屠殺事變，背叛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勾結帝國主義血腥鎮壓共產黨和工農群眾的累累罪行。在座的李克農、劉鼎都覺得聽著痛快淋漓。

4．絕對保守秘密，可建立電台聯繫，但以後不要給他寫信或隨便派人來，以防泄露；

張學良還擔心單靠李杜一條線聯繫共產黨不保險，又想到了東北大學中參与北平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骨幹，張學良認為，這些學生骨幹中應當有共產黨員指導活動。於是，他在回西安前，致電東北大學秘書長王卓然，表示他捐款1000元，用以慰問在一二·九運動中受傷的學生，同時要東大學生會派代表去西安見他。東大學生會果然就派了中共黨員宋黎為代表前往西安。

祝捷大會後還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這是中央紅軍被迫離開江西蘇區長征以來與陝北紅軍會合后，舉行的第一次閱兵。儘管武器裝備十分簡陋，但紅軍指戰員精神大振，情緒高昂，他們在鐮刀斧頭和紅星的軍旗指引下，邁著雄壯的步伐，接受黨和人民的檢閱，口號聲、歡呼聲在黃土高原的山谷里回蕩。

一個小小的旅長，一個沒有實權的參謀長，何以敢下達如此荒唐的命令！原來，早在幾個月前，蔣介石即已嚴令張學良及東北軍：「協力抑制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間隙；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挑釁，我方均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于不顧。」蔣介石還擔心張學良對他的不抵抗政策貫徹不力，於9月12日在石家莊單獨召見張學良時又囑咐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

儘管歷史上有三個主要朝代從這裏興起，特別是在公元618—906年間，長安曾作為大唐王朝的國都，作為中國乃至整個東亞政治文化的中心曾經輝煌一時，而近代的西安就作為這一千年古都的一部分延續至今。也許就是從盛唐以後，由於經濟和政治重心逐漸向繁榮且人口眾多的華南和華中轉移，陝西——這個中國北部和中亞之間的文化走廊之端，也是中國早期文明的發源地，即開始了一個明顯的哀退過程。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20世紀，其直接結果是造成了陝西省尤其是陝北地區的經濟落後、社會發展緩慢。

1935年12月17日，具有歷史意義的瓦窯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張聞天及夫人劉英的窯洞里舉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劉少奇、王稼祥、鄧發、張浩等10餘人。張聞天主持會議，並就第一項議程——政治形勢與策略作了報告。毛澤東則就當前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以及紅軍的戰略發展方向作了長篇發言。

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報告，並決定由常委和李克農、張子華、王世英等單獨談話，交代有關談判事宜。

彭德懷遂將高福源的要求報告了中共中央。此後，仍是中共中央領導人之一的博古及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先後與高見面並談了話。這時，瓦窯堡會議剛剛開過，許多同志都被派出去開展統戰工作。在這種情況下，高福源的建議，當然為黨所贊成。李克農請示黨中央后，對高福源說：「我們同意派你回去，只是考慮這樣做，對你會不會有什麼危險？」

三、在17路軍設立了交通站。

一、關於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問題。張學良同意這是中國現實唯一的出路，對於中共《八一宣言》中的十大綱領，則表示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見。

在與周恩來舉行的首次會談時，張學良特意讓劉鼎一起參加，可見他對劉鼎是信任和器重的。

一、聯絡東北軍中上層將領，要求南京抗日，先作合法運動，到適當時機再變為不合法運動；

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則下，紅軍願與17路軍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協定，雙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時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槍，打假仗，以應付環境；

三、東北軍方面派赴蘇聯的代表，取道歐洲前往。中共方面的代表由張負責保護，由新疆前往。

張學良在參加國民黨五全大會期間，思想上已經發生轉變。會議還沒結束，他就借口上海有事，驅車找到了因「新生事件」獲罪坐牢的東北籍愛國民主人士杜重遠。

海沙子為什麼不先開槍呢？如果他先開槍，不就把張作霖打死了嘛！誰都不能先開槍，這是當時的江湖規矩。如果海沙子先開槍，即使打死了張作霖，站在兩旁觀戰的兩支隊伍，人人都會看不起海沙子，他在綠林中就再也混不下去了。

（三）西方備戰空氣濃厚，厭惡戰爭到萬分，各國猜忌及備戰之急亦到萬分。國人應速準備，泯除恩怨，否則惟有亡國。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侵華駐軍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等一手「導演」之下，中國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張學良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九一八事變發生了。

3月政治局會議結束后，張聞天回後方，毛澤東則仍留前線指揮東征戰事。

看清了這種形勢，楊虎城在離馮附蔣后，雖然身在為蔣效力，但內心卻在考慮怎樣利用軍閥混戰的局面，求得部隊的生存和發展，而沒有在政治上對蔣抱有幻想。這一點，在楊虎城與其重要幹部研究討論17路軍以後出路時的分析中即可看出端倪，楊虎城分析道：

周恩來深情地打量著面前這位年輕的東北軍少帥，風趣地說：「張將軍，你真是好眼力呀！」

其二，全殲東北軍主力之一107師。110師被殲以後，王以哲飛回洛川，繼而，一紙密令又將129師撤回洛川，而甘泉仍被紅軍圍困著。此時，紅15軍團的實力大大增強，為擴大戰果，紅軍始決定對東北軍駐守在榆林橋的107師的4個營和第619團的團部發動強攻。經過5個小時的戰鬥，紅軍攻克榆林橋，斃敵300餘人，俘虜敵人1800餘人。曾任張學良衛隊營營長的619團團長高福源也在被俘之列。至此，王以哲的67軍被分割在洛川、甘泉和膚施三地。

而經李杜「物色」而來的劉鼎正是他所需要的這樣一位人物。因為劉鼎是他忠實的部下李杜推薦的，他信得過李杜。

甲、敝方代表周恩來偕李克農於8日赴膚施。與張先生會商救國大計，定於7日由瓦窯堡啟程，8日下午6時前到達膚施城東20里之川口，以待張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導入城；關於入城以後之安全請張先生妥為布置。

按照談判的對等原則，應當是雙方的代表相等，但這次參加談判卻出現了單數，中共方面是：周恩來、李克農；東北軍方面是：張學良、王以哲和劉鼎。東北軍多出的1名代表，就是劉鼎。

這位南漢宸，就是1927年與魏野疇共同領導皖北暴動的著名人物。西安事變后，奉周恩來指示，趕赴西安參加和平談判，主持設計委員會工作；1939年出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1941年任陝甘寧邊區財政廳長兼邊區參議會秘書長；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后，舊中國浴火重生，新中國卓立東方，南又歷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席，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等職，當然玟是后話。

毛澤東多次找張聞天進行探討和溝通。張聞天說：我反對林彪「離開陝北另謀生路」的主張，完全同意中央立足陝北根據地的決定和主張，我個人認為，在立足陝北的同時，紅軍戰略方嚮應向北發展，以便打通與蘇聯的聯繫。

中共中央及時採納張學良的正確意見，推動了中共及紅軍與東北軍關係的順利發展。張學良還親自駕飛機到太原，做閻錫山的工作，說服閻錫山共同力勸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此時，閻錫山正因紅軍渡河東征驚恐不安，聽了張學良的陳述后，立即表示，完全同意張學良的看法和主張，並願與張、楊等人密切配合，共同行動。同時，閻錫山讓張學良捎信中共，只要紅軍撤出山西，他願意就抗日問題與中共洽談。最後，促成了中共與閻錫山達成協議，實現了在山西，取消以反共為宗旨的反動組織，取消對陝北蘇區的封鎖，組織抗日民眾團體，開展抗日運動，使山西的抗日救亡運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當夜，日本工兵中尉河本末守以巡查南滿鐵路為名，帶領七八名士兵來到位於奉天（今瀋陽市）北郊的柳條湖附近。這位日軍中尉親手把軍用小型炸藥裝置在鐵路軌介面處，然後拉動了引火……22時20分，一聲爆炸轟然響起，路軌被掀開。河本末守爆破成功，而後他一面命令部下向距離炸點8公里左右的中國駐軍駐地北大營開火，一面派人通知埋伏在3公里以外的川島大尉。而川島大尉則通過無線電將爆破成功的消息很快傳到日軍駐瀋陽的代理司令官板垣征四郎那裡，這就使板垣征四郎找到借口下令早已整裝待令的日軍，向北大營和瀋陽城發動突然襲擊。

3．不要策動他的部隊嘩變；

看到張學良如此誠懇，周恩來在沉吟片刻后表示：從邏輯上講，張將軍的意見很有道理，很值得我們重視。我個人表示同意張將軍逼蔣抗日的意見。不過，這是個重大的方針政策問題，我一定把張將軍的意見帶回去，提請我黨中央研究決定。

★西北的第二號軍政實力人物楊虎城，乃思想進步的愛國將領，身邊聚集了一批支持共產黨主張的有識之士。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政策方針「吸引」楊虎城從民族大義出發，贊同聯共抗日

1936年1月16日，毛澤東電示在前線的彭德懷：派伍修權將瓦窯堡會議決議送給駐在洛川的東北軍67軍軍長王以哲等。

2．張學良部複雜，西北由他領導恐有不可取之處，建議成立三方面會議，合組各方面參加的抗日核心組織；

這一表態，使張學良很為高興。他接著周恩來的話，說道：對啊，抗日是當前最緊迫的事情啊！

本章前面曾有交代，張學良在上海拜會李杜時曾向李杜提出幫助秘密介紹共產黨，以便商談聯合抗日。張學良與李克農會談結束返回延安后，就收到李杜來電，內稱：朋友找到了。李杜所稱之為「找到」的朋友就是劉鼎。

中共為何選定重點突破張學良呢？

5．準備建立自己的政治組織。

第三個問題：你們紅軍主力北上抗日，主張聯合一切抗日部隊，這個主張很好，但是如何幫助東北軍和17路軍呢？

當時中共黨內存在著以下五種不同的意見和主張：

汪鋒幾經曲折來到西安時，楊虎城剛從南京返回沒幾天。汪鋒先轉達了毛澤東、周恩來對他的問候之後，就將毛澤東的親筆信交與楊虎城。信中寫道：

兩位主帥的心思，在兩支軍隊中亦有反應。東北軍自恃兵力強，裝備好，看不起17路軍。17路軍感到東北軍丟了東北的家鄉還盛氣凌人，遂諷刺說：「人數那麼多，裝備那樣好，為什麼丟掉自己的家鄉，跑到西北來？有本事上去和紅軍較量，別對我們耀武揚威！」這樣一來，兩支軍隊的下級軍官和士兵，在戲院看戲為爭座，在飯館吃飯為爭先後，在街上相逢為爭路避路，經常吵架打架，甚至發展到互相開槍的地步。另外，東北軍入陝帶著大批隨軍眷屬，不僅基層以上軍官，甚或普通的伙食兵和司機也帶來了眷屬和子女，這既引來17路軍一些官兵的嫉妒，也因吃住困難、強用民房，引起當地居民的不滿。17路軍對東北軍這種做法看不順眼，東北軍也覺得陝西人有排外思想。因此，兩支軍隊之間、東北軍與當地居民之間也不斷發生衝突。

周恩來一行就像電報上預告的那樣，8日晚正點達到膚施（即延安），9日上午與張學良取得聯繫，晚8時到達了張學良安排好的會談地點橋兒溝天主教堂。

楊虎城就是在與蔣介石的關係不斷激化的情況下，收到來自中國共產黨最高層領導人毛澤東發出的問候和合作信息的。

其一，確立了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會議指出：「不論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部隊，什麼階級，只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這就把黨所聯合的力量，擴展到各階層、各黨派一切抗日反蔣的人們，從而使壯大革命隊伍客觀上有了可能，實際上改變了過去只在下層開展統戰的關門主義政策。

在張學良千方百計尋找共產黨的同時，中共中央也在為溝通與張學良的聯繫而努力。

乙、雙方會商之問題，敝方擬為：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軍隊不分紅白，一致抗日救國問題；二、全國紅軍集中河北抵禦日帝邁進問題；三、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的具體步驟及其政綱問題；四、聯合蘇聯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問題；五、貴我雙方訂立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初步協定問題。

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寧漢合流后的馮玉祥亦公開支持蔣介石，共同反共。他撤換了國民軍聯軍總部政治部部長、共產黨員劉伯堅，「禮送」蘇聯顧問烏斯曼諾夫等回國；同時命令所屬部隊、機關進行清黨，逮捕共產黨員及進步人士。楊虎城對馮的這一命令十分不滿，拒絕執行，從而保護了第10軍內部的革命者。

張學良表示，同意李的這些看法。

而張學良的母親則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一生處在驚險動蕩之中，她把下一代的生活安定、美滿幸福看成是畢生的期望，這種價值觀對張學良的影響也很大。以至張學良及其弟張學銘成人後在職業選擇上，都不願意繼承父業，做職業軍人，而希望受到普通的教育，學習一項普通的職業，甚至還萌發了攻讀社會學或學醫的想法。這應當說是受到其母親影響的結果。

不少中外人士都對20世紀30年代這裏的境況留下了令人扼腕的記載。

那天，楊虎城向我提出三個問題：

3．希望紅軍有一定的根據地，不繼續游擊戰爭，根據地最好在陝、甘、寧；

（2）抗日戰爭的看法問題。

有史料顯示，張學良的愛國思想在15歲時就有所表現。那是1915年，袁世凱為了推行帝制尋求日本支持，與日本政府簽訂賣國條約《二十一條》。消息傳出，舉國激憤，紛紛成立反日愛國團體，發表反對通電。在反對《二十一條》運動中，張學良勇敢地出現在「愛國儲蓄」運動的前列，這是他以一個愛國者的姿態步入社會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