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電梯口乘坐電梯，我想回去睡覺了，我希望自己能夠入睡。當電梯到達我的樓層，那個留著蜂窩式髮型的樓層管理員遞給我鑰匙時，還投給我一個真誠的微笑。我感受到了，心裏挺開心。很顯然，我一天經過她的桌子無數次，終於能夠讓她確定我是住酒店的客人了，給我鑰匙或者從我手裡拿到鑰匙是一件令她特別開心的事。這個現象真是奇怪，我對存在主義大師薩特表示敬意。

書稿的最後一部分已經完成了，但是我的進度真的很慢。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就像懸崖邊上的卵石，隨時都可能掉落懸崖。莫斯科就像一塊閃爍的廣告牌一樣吸引著我，我找了家旅行社，而且為了去蘇聯我還專門自學了俄語。最後，我跟洛溫塔爾夫婦道別，我告訴他們我要去西雅圖，洛溫塔爾夫人回答我說：「你會完成你的書，並且會給你的家人看的，是不是？」

「希望他們會喜歡。」

我沿著廣場一側的街道走著，街上都是灰色的燈光，稍微暗點的地方几乎連路都看不見。「破舊的商業街。」我的腦海里忽然蹦出這句話，如今這麼灰暗的地方曾經是不是也輝煌過呢？我能夠明顯地感到蕭條和悲涼。在這裏，有一刻我深刻地體會到憂鬱也是一種不錯的體驗——這是我一個星期以來第一次真正的思考嗎？因為我一直認為，承認自己的困境、清晰地認識自己的處境才是保護自己的心靈免受傷害的第一步，憂鬱是保護心靈的一座堡壘，因為憂鬱的人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內心世界，不再受世界上骯髒事物的影響。是的，如果我能在莫斯科找到我一直以來尋找的憂鬱感，那麼這個地方對我來說無疑是一種很好的保護。當我這麼想的時候，我又走在了另一條通往廣場的街上，走在這條路上的感覺非常好，就像是從一條羅馬小巷出來走進偉大的聖彼得堡廣場一樣，只是這裏沒有梵蒂岡，而是一條由鵝卵石鋪成的路，這條路有半英里長、幾百英尺寬，一直通向克里姆林宮。在灰色的視線里，鉛黑的黃昏慢慢籠罩下來，俄國人還在排著長隊等著進入列寧墓瞻仰他的遺體，他的遺體就保存在紅色廣場下面。兩千多人，兩人一組地排著隊，每分鐘可以進去二十個人的樣子。依照這樣的速度，全部進去需要一百多分鐘。這麼多人站在這刺骨的寒風裡，如此漫長地等待，只為了瞻仰一眼列寧。

地下室沒有光，很久之前燈泡就壞了，只有開著門才能透進一點點光線。我的影子在我的前面，我慢慢往下走，感覺自己的手臂被木樁壓迫著，我一直往下走僅僅是為了到達基特里奇睡覺的那間小卧室。正當我準備進入最靠裡面的房間時，來自地窖上方的光線在道路的拐彎處減弱了，我幾乎什麼東西都看不見。從我上次到這裏冒險已經很多年了，當我摸到那些床的時候，我能感覺到它們腐壞的程度已經很深了。

我現在並不確定基特里奇是在說愛的事情還是在說危險的事情，可是她後面說的話給了我答案。

「可那真的是不一樣的感覺。」她說。

在紐約的第二個月，我強迫自己把我在自留地里的最後一晚記錄下來。正如你所想的一樣，這對我來說是超乎尋常的困難，我有幾天幾夜都無法動手寫一個字。我相信瘋狂之後人的頭腦會更加清晰明智，我發現我一直在反覆回憶這樣的場景：車子的剎車在轉動，時間就像一副牌剛好被分成兩份，這樣的時間和生活的時間完全不同。我開始確定，如果我再次回到那個急轉彎，在這個急轉彎猛地把方向盤從我手中抽出。為什麼那時候我沒有看到那條空蕩蕩的路呢，而是讓自己的車直接撞到樹上？我看到在擋風玻璃後面嚴重受傷的自己。我如此清晰地看到受傷的自己時，我才確信：我已經死了。可我覺得自己仍然活著，這不過是一種幻覺，那天晚上的事情是死者有意識地想象出來的。所有的回憶：我開著車，前車燈瘋狂地向前，就像一匹駿馬發亮的前腿一樣，這樣的記憶不過都是原來那些期待在我腦海中的反應罷了。我現在才剛剛死，這是一個平衡的時刻，死亡會把我之前不懂的問題全部解決，我會知道所有問題的答案。當我回到多恩島的時候，如果我曾感覺到不真實的碰觸，這可能是因為我在通向死亡的路上。在開始往回走的時候，我知道道路的每一個分岔口，這是不太可能的。如果那天晚上是以我妻子的消失為結束的話，是不是意味著我哀悼的實際上是自己的死亡呢？基特里奇是不是仍然在那個風雨之夜等著我回去呢？其實，在紐約的一年裡我都是理智的，死人不太可能會瘋狂。

我回到了都市酒店，這次回來時有很多人和我打招呼：門童、電梯管理員以及我的樓層管理員。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間里，坐在我的床上，又坐在床邊的椅子上，把我的旅行袋拿了出來，看了看我藏微縮膠捲的地方，然後又把旅行袋放到櫥櫃里，這時候我才突然意識到自己很累了。我很厭倦外面寒冷的空氣，現在我的思緒雜亂無章，血液在體內無力地流動著，散步之後的疲倦感充滿全身——在莫斯科的每一個人走起路來都是大跨步，即使是散步，速度也很快。而我，一個美國人，只能加快步伐緊緊地跟隨他們。現在隱藏在我內心中的孤獨讓我感到疲憊不堪，我不知道以前是不是也有過這麼些日子讓我備感孤獨。

「不，當我一個人孤獨地待在屋子裡的時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可以不讓自己這麼孤單呢？於是我就去了那裡。」她說。

他們在黑名單里查了查，發現「利比」這個名字並不在其中，於是他們相互看了看，只能相對嘆息了。一方面，他們不是啞巴，他們能夠感覺到什麼東西弄錯了。另一方面，為了放心，他們讓我回答了更多的問題，還讓我填寫了好幾張表格，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失落的夜晚吧。他們下班后可能還有另外的計劃，但是現在那個棕色頭髮的警衛還在為我的護照蓋章，他給我一個孩子般的笑容。「放行，」他儘力用一種義大利法語的口音說，「放行！」

「是迪克斯·巴特勒嗎？」我問。

我的房間大概有十一英尺寬，十四英尺長，天花板有十二英尺高，從房間的窗戶可以看到一個灰色的球場。房間里有很多抽屜，有一張狹窄的床，在大大的床單上有一床很薄的歐式風格的被褥。床頭還有一個像泡過水的圓木一樣重的枕頭，房間的牆壁上還有一台電視機。

事實證明他的英文不比我的俄語好。

「我過去常常害怕屋子裡的東西，但現在我不害怕了。當下到地下室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就像是到了自我內心孤獨的中心，好像這裏就是茫茫大海中間的一片陸地。這樣，當我從地下室上來的時候，我就不覺得這個房子是那麼空蕩蕩的了。」

在每一種死亡中都隱藏著一種慶祝，在每一次狂喜中也隱藏著死亡。這就像我兩種不同生活中的靈魂相互交換了地點，每次我和克洛伊在一起的罪惡感都會瞬間消散，但我和基特里奇之間的悲哀卻像洪水一樣不停地湧來。我內心一直擔心的颶風來臨了，這個消息對我來說就像晴天霹靂，讓我頭昏腦漲。「和誰？」我問，「你和誰對我不忠了？」我在內心藏著一個忠誠的觀察者，他不會被颶風、地震、火災或者海上的風暴影響，他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能夠注意語法的正確性——他是我的一個特殊夥伴。

基特里奇正躺在一個毀壞程度不那麼深的泡沫床墊上read.99csw.com。地下室里幾乎沒有光線，通過反射的燈光可以看見她蒼白的皮膚毫無血色。我可以看到她的眼睛是睜開的，當我靠近的時候，她輕輕轉了轉頭，以此暗示她知道我來了。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都不說話，我又想起了幾年前的那一幕：那是一個滿月的夜晚，月亮遠遠地從兩座黑色大山夾著的峽谷中慢慢升起，而我的獨木舟在峽谷之間漂浮著，船上晃動著微弱的燈光。

「不，請不要說失效，拜託了，」我對他說，「請您幫幫忙。」然後向他伸出手，他很懷疑地把我的護照遞給我。我小心翼翼地翻著這個褪色的、褶皺的護照。在沒被浸泡到的地方，我找到了關鍵的那一頁，我的護照還沒有過期！我指著日期把護照再次遞給他。這個蘇聯警衛一定在明尼蘇達州的農場工作過，他的眼睛是藍色的，顴骨很高，留著短棕發：我不覺得他是二十五歲。「你，」他用手指著我說，「你——等一下。」說完他就進去叫出來一個官員，這個人大概二十八歲的樣子，他的頭髮是黑色的，蓄著鬍鬚，他穿著暗綠色的軍裝，軍裝的領子很緊，衣服上還有鑲綴。

我知道，在離酒店不遠的一個廣場上有一座捷爾任斯基的雕像，這個人是蘇聯秘密警察組織契卡的創始人，他的名言是：改革就是一把利劍。同時他也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創始人之一。在他的雕像後面，是聲名狼藉的盧比揚卡廣場，我是從書上、照片上、任務報告的情報中知道這個地方的。我非常了解這個地方，熟悉程度甚至超過美國的任何一座監獄——我在自我想象的禮堂里已經無數次聽到過盧比揚卡的地下室里傳來的飽受折磨的尖叫聲。現在，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還想靠近它，可是正因為在猶豫中，我就徑直從都市酒店走向捷爾任斯基廣場了。現在，呈現在我面前的是一座大廈，這是一座十九世紀晚期風格的建築，這座大廈有七層，這就是盧比揚卡，這是一間專門的停屍房。在用作停屍房之前，它是革命前的商業王國，是專門用來為沙皇服務的保險公司，現在，大廈的窗戶上仍然可見白色的窗帘。在大廈的入口處，還有用作裝飾的打磨得發亮的青銅器，這座大廈的牆是已經被嚴重污染的卡其色。這是一座陰沉的、老舊過時的建築，在這個周日下午的晚些時候，你會看到有很多穿著官員制服的男人從這裏進進出出。這裏的空氣就像新英格蘭冬天森林里的空氣一樣寒冷，但是在這裏，我沒有聽到尖叫聲。這個盧比揚卡——應該是我以後的家——並沒有讓我激動或者畏懼。

我內心深處的最後一道防護牆突然倒塌了，我墜入了內心的恐懼中。此時我有一股衝動，想突破身體的重重組織以掙脫這種恐懼，在這樣一種力量的推動下，不知道我對於地下室的恐懼感是否已經消失。

「嗯，我也會想念你和洛溫塔爾先生的。」

「如果你出版了，你給我寄一本過來吧，我會付錢的。我希望你會在寄給我的那本書上簽名。」

對我來說，那天晚上已經深藏在記憶中最黑暗的位置，就像電影院里專門堆放那些廢棄膠捲影片的地方那樣黑暗，讓人不願意靠近。當被銷毀的膠捲的最後一個畫面被粉碎時，我能感覺到它的哀嘆聲。有一面牆在我的記憶中升起，它把所有的關於那天晚上的記憶全部封鎖在內部，那黑暗的內部，就像我們無法知道死亡會將我們帶向何方，我依然能看到自留地在火焰中燃燒。

她接下來的話徹底地傷了我的心。「不，」她說，「我想和他單獨在一起。」

「有一天下午我和夏洛特在一起，」她說，「但那不算什麼事，儘管它很糟糕，」她停了停，「哈利，不是夏洛特，是其他人。」

「是的，」她說，「迪克斯·巴特勒，恐怕我已經愛上他了。我很討厭這樣的想法，但是，哈利，或許我真的愛上他了。」

「你真是一個可愛的姑娘。」我回應說。

看門人是一個既矮且壯的有著寬碩下巴的老男人，他就像一個退休的黑手黨士兵。在他灰色外套的翻領上有一個「一戰」時的英雄標誌，他看起來是那種不願對陌生人顯示出任何一點真誠的人。

在那一年時間里，我都是過著躲躲藏藏的日子，我不用擔心護照之類的東西。你知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護照的，我的護照看起來像臃腫的蛋糕，現在這個護照被一個蘇聯警衛拿在手上站在玻璃屋裡面，他臉上掛著懷疑的表情。我打算通過莫斯科謝列梅捷沃機場進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難道就用這個臃腫的護照嗎？他還不知道威廉·霍爾丁·利比這個名字承載著一個人的傳奇人生，這個人在嚴酷的審訊下是絕對不會退縮低頭的。

我打開電視機，電視機屏幕上全是雪花點，這些雪花點在不停地跳動著。這是台黑白電視機，正在播放一個兒童類節目，看到這麼差的畫質我就把電視關了。我坐在狹窄的單人床上，將手放在我的頭下想休息一會兒，突然我想起了什麼似的，立即爬起來，把窗帘拉上。我再次坐下，我在想，如果我進來的時候沒有引起官方的注意，那我至少可以在這裏待一個星期，順便把我遇到的問題分分類。我心裏有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我幾乎沒法解決，我只能把它們分分類罷了。

「非常冷，是的。冰是很冷的，很冷。」

但這個司機確實在努力吸引著我的眼球，以至於我想看窗外都不行，我並沒有根據他的行為形成對俄國人的第一印象。在一個國家的主幹線上旅行，就像在隧道里行走一樣，車上的嘈雜聲——我坐的是一種蘇聯特有的小型廉價計程車——給我留下的印象比蘇聯的風景還要深刻，司機的聲音在我的耳朵里一直回蕩著：「好吧，你告訴我，嘿，你帶了多少美元在身上？」

難道我和那個導演一樣嗎？一年以來，我都躲在布朗克斯的一個出租屋裡，不敢見任何人。這一年來，我努力地在自己和基特里奇之間築起一道防護牆，因為一想到她我就會陷入無盡的哀傷。很多時候，一個月的時間在不知不覺中就過去了。在這一年的日日夜夜，我白天工作，晚上睡覺，周而復始，我好像在紡織一根線，期盼著這根線可以引導著我走出這個山洞。

洛溫塔爾是一個八十歲的關節炎患者，而這個猶太女人是一個七十五歲的糖尿病患者——我們之間並沒有接觸多少，只是這一年來我們都會簡單地問候，能做到這樣，我已經很滿足了。願上帝保佑他們——我覺得他們的生活對我來說很無趣，或許我應該深入了解一下他們的生活。我能感覺到和她說話的時候我是一種屈尊的狀態，因為對我來說，尊重那些非常節儉的中產階級是很困難的。當我希望他們對我的過去感興趣的時候，我又不願意熱情地跟他們講述，最終我只能用假職業和假名字和他們相處。可能叫我這個假名字的人還有一個叫作菲利普·索耶的配偶，我用這個名字是因為我不想留給威廉·霍爾丁·利比任何線索，關於我的所有信息都是假的，所以我也沒什麼話要跟洛溫塔爾先生說。當我們在大廳見面的時候，只會簡單地問候幾句。我的房租可以增加他們的生活收入，而我待在這裏我的隱私也相對安全。待在屋子裡時我經常想，什麼時候厭倦了用電爐煮出來的湯，我就可以出去吃頓飯或者去看一場電影。我慢慢地寫作，寫作對我來說是一件漫長而痛苦的事。

我開始注意街上的九*九*藏*書俄國人，他們看起來幾乎都是中年人。即使是年輕人，他們身上也有一股年邁的氣息，讓他們看起來也像中年人。一直以來，紅色廣場都是一個活躍的地方。讓我感到驚奇的是，即使是在周日的傍晚，這個地方也是這麼熱鬧、活躍。廣場上的燈光微弱，人們被凍得發紅的臉上洋溢著歡樂。公共汽車帶來的遊客——本地的俄國人——正在離去，也有人才剛剛到來。穿梭在紅色廣場上的人正在享受著簡單的快樂，那些努力工作的人才能獲得機會到這麼重要的地方參觀。這些人可能是摩門教徒或者是耶和華的見證人，參觀這裏，可以讓他們通向自由之路。

我們一路經過了一望無際的白雪覆蓋的地方，有些地方的雪很乾凈，有些地方的雪很臟，還有一些地方的雪已經融化了。在這些雪融化了的地方，泥土是那麼肥沃，在陽光的照射下充滿了生機。一部分的莫斯科開始顯露出來，在路邊可以看到造型時尚的小屋，這些小屋都是一排排的，門很大，像張大的嘴巴，一些小屋的油漆層開始脫落了。緊接著映入眼帘的是高高的柵欄圍起來的住宅區，整個住宅區都被不太乾淨的雪掩蓋著，看起來就像受潮的石膏塗料，正一個勁兒往下掉。在人們還沒來得及用泥鏟粉刷高牆的時候，給人的感覺是：這裡是一個不幸的地方。蘇聯謝列梅捷沃機場三月的天氣就像水泥牆一樣灰濛濛的，這裏的共產主義氣息也在猛烈地衝擊著我，就像這個司機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穿著過時、不整潔、愛出風頭、一直很沮喪、熱衷於黑市交易。當然，這個司機很有可能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便服人員。這個司機真的會是嗎？

「不！」她說，她站了起來，「一切都錯了，什麼都是一團糟，蒙塔古死了，你留下來也沒有任何希望。但如果你離開這裏，迪克斯會照顧我的，我覺得他更可靠些。哈利，我告訴你，我都不知道要怎麼告訴你，你留在這裡會讓事情變得更加糟糕。」

「或許你需要一個出版商。」

現在我們來到了寬闊的林蔭道上，這條路上的車輛並不多，我看到路邊陳列著許多莊嚴肅穆的古老建築——政府辦公樓以及專業的政協大樓。路上也沒什麼行人，這可是周末，而且還是市中心。

於是我又回到了影印書本，我把白色的牆壁當作投影幕，我用特製的紅外線激光筆來翻頁。我看到了哈利·哈伯德早年在中央情報局的一些情況，哈利·哈伯德這個名字似乎和我自己是相互分離的，而我則像一個陌生人重複地翻看著這個名字。我看著這些最初的文字，感覺很親切，就像看見了我那不完美的過去一樣。

我可以感覺到排在我後面的乘客正在焦急地等待。

當我想起了我的生活在一個漫長的夜晚突然終止，正如你所想的，這讓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曾經有一個導演告訴我，當他的一部電影被封殺之後，他和他的攝製組以及演員們是如何生存下去的。他們曾經被迫分開，但他每天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訴自己：伯納德，我必須要重新拍一部滿足市場要求的電影，一定要證明給製片人看，那部失敗的電影不過是一個意外而已。然後他就馬上起床刮鬍子，堅定地告訴自己：這部電影已經完了，你已經瘋了，你不可以再拍電影了！他告訴我，他是逐字逐句地對著鏡子說這些話的。對他來說，虛構的電影比真實生活更加真實。

「河流。」我試著用他的口音告訴他，我嘗試著用俄語告訴他這個護照之所以是現在這個樣子是因為當事人掉進河流里了，我不打算承認還有一個原因是我把護照放到烘乾機中烘乾了。「河流。」我覺得我在說河流，但是一會兒之後，當我在手中的旅遊冊中看到了一個詞的時候，我才意識到我說的是手臂、肋骨以及魚。顯然，我是在告訴他，我把護照放在我的胸前，我的手臂被魚吃了——上帝知道我的俄語很容易讓人迷惑。像一條固執的狗一樣，他不斷地重複著，「護照——糟糕，為什麼會這樣？」說完之後，他踮起腳盯著我看——很明顯，他們被鼓勵這麼做。而我被他盯著看出了冷汗，好像我完全是無辜的一樣，其實從某種程度上說，我確實也是無辜的。我一直在問自己：我怎麼會沒有想到安檢人員會對這個臃腫的護照產生驚奇，從而引起他們對這個護照的仔細檢查呢？

「是的，」她說，「他會到這裏的，而你必須離開，我不能讓你在這。」即使這裏光線很暗，但我仍然可以看到基特里奇的眼淚。她輕輕地啜泣著：「如果你堅決不走，這會像我們告訴休·蒙塔古讓他給我一紙休書那天一樣糟糕。」

我感覺自己就像那些在監獄里關了二十年最終被釋放的人一樣，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和恐懼，因為他們並不了解他們所進入的這個世界。例如，他們到商店不知道怎麼買一條褲子，因為他們已經二十年沒買過褲子了，在監獄里有人直接把褲子發給他們。現在，我不知道自己在這裏可以做什麼，我不確定，沒有誰來證明我可不可以走出酒店來到街上。我在大堂里來回徘徊著，觀察著來來往往的人流，沒過多久我就渾身不自在。如果我繼續待在這裏，可能會引起懷疑，所以我鼓起勇氣準備冒一次險，走到酒店出口，正準備走出去時，卻被一個滿臉疑惑的門童看到了——我花了點時間才反應過來，他有可能不知道我是一個已經入住酒店的客人，所以他一臉疑惑地看著我。

我站在卧室中央，努力地想著，現在在我腦海里的東西不是上天送給我的禮物，也不是別人想要侵犯我的表現，只是某個下午發生的事件遲來的結果。那是十年前的一個下午，那時候我在巴爾港圖書館里閱讀達蒙·巴特勒的行船日誌，這日誌是當地圖書館珍藏的手抄本，正是因為十年前的這個下午，才有了我今天腦海里的圖像。雖然我做這些不費吹灰之力，但我仍然在努力地做，因此我嘗試著告訴自己，我所看到的景象不過是我把達蒙·巴特勒的日誌片段拼湊起來而已：裝船的清單、如何避免潛在的危險、待售的單桅帆船……我看到他們處置法國船長的方法就是巴特勒日誌血淋淋的本質，只是我現在才想起來，才反應過來。記憶具有多麼大的監禁力啊！現在，總算都想起來了，就像開門之前的敲門聲一樣，我的記憶由於一點點的引導逐漸清晰起來。

突然，一聲動物的悲鳴打破了夜的沉寂，這不是普通動物的聲音。從這個聲音中，我辨別不出那動物離這裡有多遠，但這聲音聽起來有點像狼的哀嚎，可附近地區很少有狼。這聲音又出現了，現在這聲音聽起來像一隻受了傷的熊發出的畏懼、疼痛的嚎叫，可是附近並沒有熊出沒，應該是我內心的不安讓我覺得這聲音聽起來是這樣的吧。

坐在前台的女士穿著毛衣，她的鼻子被凍傷了。她戴著眼鏡，看起來很普通，而且她假裝沒有看見我，直到我主動跟她說話。她的英語帶著濃重的地方口音，那口音讓人想起了一些痛苦的事，就像對於沒有天分的女孩來說跳芭蕾舞是一件痛苦的事。操作電梯的男孩，在他身上同樣可以看到「一戰」時的標誌，他的脾氣很粗暴。四樓的看門人是一個長著深棕色頭髮的女人，扎著蜂窩式的髮型，她的臉是標準的俄羅斯人的臉型——她看起來像是看門人的妻子。她坐在一個透明的玻璃凳子上面，面朝電梯，還在一個小花瓶里養了一支玫瑰。當httｐｓ://ｒeaｄ•９９ｃｓw.ｃom我來到她面前的時候，她就皺起了眉頭，因為她要為我找鑰匙，那些鑰匙太多了，而且全是銅質的，重得像一麻袋零錢。

這是我親眼所見的最後一刻了，我記得後來我帶著小說的手稿從食品儲藏室里出來，沿著多恩島靜靜地走了。離開的時候，我看到了一個守衛，我把劃過來的船又划回海峽，這時候浪很小，我很容易就渡過了海峽，來到了距離我停車處零點二五英里的地方。我記得後來我開車去了波特蘭，第二天早上我把銀行存款全部取了出來。去取銀行存款是基特里奇給我的建議，這讓我覺得雖然我們的婚姻關係結束了，但財產關係仍然存在。「哈利，」我記得她最後對我說，「你把在波特蘭的錢全部取出來吧，那裡至少有兩萬美元，你會需要這筆錢的。我還有其他的存款。」所以我把波特蘭的存款全部取了出來，然後飛到了紐約。在接下來的時間，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儘可能多地告訴大家發生了什麼。因為，一天半以後我得知（當我從電視媒體中得知這個驚人的消息時，陪伴我的所有東西瞬間煙消雲散），那天拂曉時分，自留地著火了，人們發現了雷德·阿諾德·羅斯的屍體。可是在其他的所有新聞報道中我都沒有找到任何一點關於基特里奇、迪克斯以及那些守衛的消息。

他們點了點頭，里裡外外地翻看著護照。然後又認真地看了看我的簽證，簽證上面有他們需要的標誌。他們吃力地大聲叫出我的名字：「威廉·霍爾丁·利比？」從他們嘴裏說出來時，我聽到的是：「哈爾丁·布勒。」

「謝謝，」我說，「我也希望如此。」

而且，他們一定還在四處尋找我，這是必然的。我不出現的時間越長，他們就有越長的時間去布置如何抓捕我。他們肯定很疑惑我有沒有去莫斯科，我覺得這是多麼可笑啊——這是一個身處困境的人在自娛自樂——當我住在布朗克斯的時候，他們卻懷疑我在莫斯科，這太可笑了。

「不，」我說，「不要那麼說，你不可以那麼說！」

我們停在了一個廣場上，這個廣場在一幢綠色的六層高的古建筑前面。這棟建築上寫著都市酒店的俄語名，我已經到了都市酒店了。我現在的家離我原來的家已經很遠很遠了。

「那沒關係，」她說，「我不是一個好女人，你也不見得是一個好男人，我們都不是什麼好人。」她說：「我覺得這就是我們，你知道的。」她又慢慢地補充道：「我寧願相信，當我們做|愛的時候上帝是在場的。和夏洛特在一起的時候是這樣，和你在一起的時候也是這樣。只是上帝出現的時候是以耶和華的形象出現的，他在我們之上，並且他知道如何判斷，他的判斷是那麼尖銳。但是和迪克斯·巴特勒在一起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自己和救世主很近。迪克斯一點也沒有同情心，救世主卻選擇當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靠近我，但是自從克里斯多夫死了之後我就再也沒有這種感覺了。你看到的，我已經不再關心自己了。」她握著我的手說：「自己和自己做伴已經成為我的監獄，我現在想的是，如果我能讓迪克斯感受到我所感受到的同情、憐憫，那該是一件多麼好的事啊！所以，你看，我並不在乎，在你或者其他人眼裡，迪克斯不是一個好人。」

現在，我身處蘇聯，我從床上起來，打開旅行袋，開始收拾行李。我把旅行袋裡的所有東西都拿出來，除了那個裝著我寫的第一部書稿的檔案袋，因為我根本不可能打開它來看。現在是莫斯科時間周日下午四點，對我來說這個時間應該是早上八點，我的時差還沒有完全倒過來。我很困，又精疲力竭，我是晚上八點離開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的，我已經連續八小時沒有休息了，又飛了十個小時（還在英國的希思羅機場中轉），最後在莫斯科時間下午兩點到達莫斯科，紐約時間是早上六點，我的神經已經完全顛倒了。由於現在是紐約時間早上八點，難怪我現在覺得充滿活力，經過一夜的休息肯定是充滿活力的。但事實是我並沒有得到休息，這隻是一個假象，所以我需要出去走走。

「為什麼？」這個人指著我的護照問，他看我的護照就像在看一個可憎的東西。

這就是著名的都市酒店？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就是大革命之前布爾什維克黨聚集的地方。巨大的大理石質的樓梯圍繞著一個柱狀的觀光電梯盤旋而上，這個觀光電梯是以精美的鐵藝裝飾表面的。

「在地下室沒有什麼東西讓你害怕嗎？」

我來到外面散步，這是我第一次踏入莫斯科。如果說美國四十年來在電視媒體上宣傳共產主義是邪惡的——儘管這樣的手段足以讓每個人相信共產主義是邪惡的——但我還保有一點自己的見解。共產主義究竟邪不邪惡？如果這個理論真的很邪惡很恐怖，那這個理論為何又能凝聚這麼一個龐大的複合體呢？或許那些說共產主義很邪惡的理論，其本身就是邪惡的。

「我想是我自己在嚇唬自己，我聽到奧古斯都·法爾擺弄他的鎖鏈發出的咔咔聲，但是，不，哈利，在那裡我不會感覺到復讎的味道。」基特里奇說。

在接下來的進站過程中我仔細觀察了謝列梅捷沃機場，這個混凝土機場是為一九八〇年的奧運會修建的，懸挂著一條大大的紅色標語：歡迎來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些標語的背景牆卻是灰色的。我的行李安全通過安檢，我寫的書的第一部分的微縮膠捲沒有被發現，我把它放在行李箱的秘密隔層里——這個行李箱是為機密文件安全通過常規檢查而設計的。我通過了最後一道門，看到了用多國語言寫的指示牌，告訴人們如何找到蘇聯國際旅行社的導遊。在我還沒去找導遊之前，就有一個計程車司機向我走來，他是一個紐約風格的計程車司機，大聲地近乎咆哮地告訴我托馬斯·沃爾夫的格言：世界上從事相同職業的人都是差不多的。我告訴他我要去都市酒店，他收了我二十美元，這個酒店是紐約的旅行社為我訂的。我多幸運啊，都市酒店可以說和原來的國民酒店一樣很難預訂。「我可以安排你住新的國民酒店，」旅行社的負責人曾經和我說過，「但是你不想住在那裡的，因為那裡住的全部都是團隊。」

法國船長的船被奪后，他的船員遭到屠殺，船長自己被剝光了衣服，赤|裸著身子，雙手被捆綁著，而他卻衝著光膀子的「強盜」吐口水。此時，光膀子的法爾舉起他的彎刀，刀刃鋒利無比，在手起刀落的一瞬間，船長的頭顱像一棵大白菜一樣飛出去，重重地掉在了甲板上——達蒙的日誌就是這麼寫的。其他的船員都發誓看到了屍體，而且屍體的脖子還在往外噴血，被捆綁的雙手迅速收緊，向上掙扎著靠近膝蓋，直到法爾暴怒地踢了他一腳，屍體就躺在甲板上了，雙腳抽搐著。頭顱落在一旁，嘴巴仍然在動，所有人都看到了。達蒙·巴特勒寫道，他聽到那血淋淋的嘴唇還在說話，他對法爾說：「Si tu non veneris ad me,ego veniam ad te.」

因此，當我第一次踏上莫斯科的大街時，我覺得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確實是。」

偶爾地，沉睡在心底的對她的愛沒有任何徵兆就蘇醒了，我覺得自己快發瘋了。越是這種狀態，我就越可能犯錯，也就越有可能被捕。在布朗克斯住了一段時間以後，布朗克斯對我來說已經變得不安全了，我必read•99cｓｗ•cｏｍ須又一次搬家。

「哈利，」她說，「有一些事你應該要知道。」

看著空空的房間和她使用過的被單，我知道她去哪裡了：有一次基特里奇突然告訴我她偶爾會去地下室。

「噢，索耶先生，」當我告訴她我要走了的時候，她說，「我會想念你的打字機的聲音的。」

站在空蕩蕩的卧室里，我的思想和達蒙·巴特勒直接發生衝撞，達蒙·巴特勒是吉雷·巴特勒的遠古親戚。達蒙·巴特勒是奧古斯都·法爾的第一個助手，只是他已經死去二百五十年了。我突然想到這個人並不是因為我看到了他的鬼魂或者是聽到了他的聲音，只是因為我覺得自己看到了他所看到的東西，所以我的腦海里浮現出了他的樣子。

「護照，」玻璃屋外面的一個朋友說，「這個護照……為什麼是這樣的？」

為了不讓羅斯聽到我的動靜，我走後面的樓梯下到地下室。在地下室里，有一個窗戶的一扇窗格壞了，黑夜的氣息從壞了的窗格里透進來，這股氣味一聞就知道不是這個島上的。如果鼻子是記憶的引擎，那我現在聞到的氣味讓我想起了波托馬克運河上的陳腐水域，老喬治城沼澤上那悶熱的沼澤氣味在緬因州的空氣里散發著無盡的芬芳，我想起了波莉·蓋倫·史密斯以及她的進攻者。正當我這麼想的時候，我撞上了蜘蛛網，黏黏的蜘蛛絲粘住了我的頭髮，我被嚇得發抖。現在我對自己所聞到的氣味不怎麼肯定，這是老切薩皮克城以及俄亥俄運河上灘涂的臭氣嗎？當一個陌生人站在走廊上可以清楚地聽到遠處社團舉辦宴會產生的大叫聲以及哭喊聲的時候，我在想那片沼澤或許正散發著它的臭味，使距離它北面幾百英里的我都能聞到這氣味，那片沼澤地就是那具不知是不是夏洛特的屍體被發現的地方，這具屍體第一次被衝上岸的地方真的很臭！過去我在自留地最底部待著的時候，我很害怕那裡潮濕陰冷的空氣，如今這樣的空氣已經成為第一種能讓我心生恐懼的氣味。現在通向地下室的木製樓梯已經開始腐爛、鬆動，我已經很長時間不使用這些樓梯了，以至於我已經忘記它們會怎樣大聲地抱怨。我以前一定進過在戰爭中受傷的人的病房，現在我所走的每一步都帶著無盡的悲傷。

「我不忠誠。」她說。

「我討厭那個地方。」我告訴她。

我抱著她，親吻她。我心裏充滿了愛與絕望的交織，當愛的激|情消失的時候，只有這樣才能點亮我們的婚姻生活。「很對，」我說，「如果你覺得很有必要，我就會離開。但是你要和我一起離開，我知道你不愛迪克斯，那不過是一|夜|情罷了。」

「非常冷。」第一個警衛說。

這看起來多像電影里的情節啊。紅色廣場的中心比四周都要高，所以當人們在觀看紅色廣場的時候，從遠處只能看到他們膝蓋以上的地方。他們的腳被鵝卵石的道路遮住了，這讓每個人看起來都像是在跳動，因此，當他們走動的時候，或者說當他們上下跳動的時候，他們看起來就像是長距鏡頭一樣。我不知道紅色廣場的歷史，也就是說，我不了解是什麼樣的大事件才鑄就了這樣一個神聖的廣場，但這讓我有了一種解脫感——從布朗克斯的打字機的聲音中、從莫斯科的城牆中解脫。就在幻想的一剎那，我也準備慶祝，融入這歡樂的氣氛之中，我自己也不知道要慶祝什麼。或許這隻是一種來自旅行結束的快樂吧。

「我希望有這樣的事。」我慢吞吞地說，在她說這話之前我已經對她要說的話有一個心理準備了。我很少有被刺痛的經歷，但僅有的傷害竟然發生在我的婚姻中——這是即將發生的不可挽回的預兆，我不想再往下說了。

「不，」我又說了一遍，「自從我見到迪克斯那天起，我就害怕他，這就是為什麼我要留下來的原因。我想面對面地接觸他，為了我自己。」

「那迪克斯呢？」

「迪克斯知道的事情足以撼動很多人，這就是你必須要離開的原因；否則，我會被你拉下水的。我們兩人都會有生命危險。」

當我把一切問題的思路理清后——儘管我還不能把每一件事都列舉出來，我決定去旅行，這是我第一次想去蘇聯旅行。我不知道為什麼想去那裡，我陷入了矛盾中，我想他們曾經在布朗克斯郡、紐約追捕我卻沒有抓到，但如果我最後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抓住了那該怎麼辦呢？我要帶上微縮膠捲嗎？這個膠捲里有我對所發生事情的自述，如果真發生了那樣的事，我自己都覺得自己不可原諒。為什麼我會這麼想呢？即使我通過了蘇聯海關的安檢，如果蘇聯當局知道我來了，那我又應該怎麼辦呢？如果夏洛特已經叛變了，那麼我的假名字肯定會被蘇聯記錄在案的，但是這個猜測也只是一個正常人的想法罷了，也有可能不是這樣的。過去我一直在為中央情報局的秘密組織工作，我的思維和常人的並不一樣。如此一來，我就想帶上我寫的書的第一部分的微縮膠捲。我並沒有負罪感，但冥冥之中似乎我在循著一條令人瘋狂的路走下去。我拿起我的手稿，好像這些手稿是我最重要的寄託一樣。我永遠也不可能丟棄我寫的書的第一部分。其實，這個住在步行街的猶太老女人知道我在寫一本書，因為我曾經租住在她的房子里。

當我離開桌子以後，我才意識到我進入了酒店的咖啡廳，一個不允許客人進入的餐廳，而真正為客人準備的餐廳是從大廳旁邊的一個玻璃門進去的。在這個餐廳里，市場上的商人、官員和他們的妻子在一起排隊。在餐廳裏面，有一支跟耶魯大學畢業舞會伴奏樂隊一樣充滿活力的樂隊正在演奏，他們的聲音回蕩在整個餐廳里。

我想起了一些俄語單詞：冰，水。他們兩個人讓我想到了芭蕾舞。「兄弟，」我說，「這是因為很多冰造成的。」我做著像在擦桌子一樣的手勢，然後我指了指遠處地面上的那輛非常現代的飛機，我又模仿了飛機的咔嚓聲。慶幸的是，我居然能模仿出聽起來像一個結冰的池塘裂開的聲音，並且我用手握著自己的腳。「水，很多的水——很多的水，很多的水不是可以讓護照變成這樣嗎？」為了讓他們理解，我做出了划水的動作，我真是一個笨拙的游泳者啊。

「是的，」我說，「就是這個名字。」

「他是一個勇敢的人，但他不是一個好人。」我告訴她，我的聲音很堅定，就像只是說出了一個心中已久的想法。不，他不是一個好人。

司機想要十美元小費，我打算給他兩美元。不得不說他有一股獨特的力量，而我也不知道哪根筋出錯了，最後居然給了他五美元小費。可以說，我再也不是原來的我了。

無論如何，現在我已經走在街上了。將車停在酒店附近的計程車司機不停地叫喊著我，他們覺得我是一個乘客，因為我看了他們一眼。我不顧他們的叫喊，繼續走自己的路。我沒有做出任何舉動回頭查看自己有沒有被跟蹤，因為我不想讓別人看出來一丁點我懂得逃脫的策略。幸運的是，我沒有感覺到被跟蹤，我穿著一件非常陳舊的夾克，戴著一頂黑色的針織帽子，這頂帽子蓋住了我的耳朵，這讓我看起來像一個商船上的船員。一切都挺好的，我感覺像是重獲自由。

現在，我必須提醒自己，今晚我是有機會把她帶到地下室的。當我們對自己都不忠實的時候，我們很嚴酷、魯莽地評論甚至是批判鏡子里的影像，卻沒有反應過來鏡子里的影像就是自己，當我這樣做的時候，我很看不起自己。正九*九*藏*書如卑鄙、虛偽、迷醉的人一樣，我隱約感受到肉眼不能看見的審判員們聚集在那一片死寂中。

十年前的一個晚上，當我在夢裡一直跟隨著什麼東西或者什麼人走到地下室的時候，我並沒有想起被斬首后的頭顱所說的話，我現在想起來了，並且明白了他在說什麼，他說的拉丁文很清晰：「你不來找我，但我會去找你。」赤|裸裸的詛咒啊！

這可能是一個陷阱，我不喜歡他，當然我更不信任他。蘇聯當局可以把我抓進監獄，就因為我在黑市買賣貨幣。

「不好，」他說，「失效了。」

「是的。」我說。

他也沒有立即跑過來幫我搬行李，他就是要讓旅客在外面進不了酒店。為了能夠進入酒店，我不得不給他看旅行社出具的證明。進入酒店裡，酒店大廳很糟糕，整個大廳的色調從雪茄皮的棕色變化到火車皮的綠色。地板是陳舊的鑲木地板，當你踩在上面的時候感覺像踩在廉價的油毯上一樣。我感覺自己到了時代廣場邊上那些令人不高興的酒店裡了，這些酒店沉浸在繚繞的迷霧中等著被拆除。

然後我上了床，並沒有如期入睡。我的第六感暗示我，有些東西要降臨了。我決定起床看看我的手稿，手稿會讓我了解一些我牽挂的事，這些事是發生在那一年我租住在洛溫塔爾夫婦的房子里的。可是這時候，我記起來了很多關於手稿的事，這份手稿伴隨著我度過了無數個夜晚，每當我寫不出最後一部分手稿的時候我就會拿出來看看。是的，即使基特里奇出現在這些章節里，第一部分手稿還是要一直保留的，畢竟，在第一部分手稿里我還沒開始寫我和基特里奇之間真正的愛情故事。另外，當我在放映這些膠捲的時候，有時候我會大聲喊出聲來，這樣的行為會讓我的思考變慢。如果有些時候我很想念基特里奇，我就會背誦手稿的第一部分內容，這樣的做法並不總是有效，但如果遇到有效的時候，我就能夠「轉危為安」了。死去很久的鬼都不會出現，我可以和基特里奇單獨相處。現在，我的第一部分手稿是唯一和基特里奇相關的東西，因此，我開始背誦手稿的第一句，我大聲地背、慢慢地背，我將那些句子都讀出音調來了。這些話從我的嘴裏自然而然地出來，這些話是黑暗之中的一股力量，當我睡著的時候，這股力量就投入了黑暗的戰爭之中。

「告訴我為什麼。」

這樣的對話，她是永遠都不會忘記的。如果那些尋找我的人發現我在布朗克斯的這個藏身處，他們肯定可以從她口中得知我在寫些什麼東西。

二十一年前，在那條從高速公路一直延伸到我們身後岸邊的泥巴路上，我發現了一個乞丐，他在吉雷·巴特勒家旁邊的灌木叢里狼吞虎咽地吃著東西。後來我得知，雖然他靜靜地躺在那裡但實際上他的臉上掛滿擔心、害怕的表情，他擔心嘴裏僅剩的食物會被別人搶走。剛才我聽到的動物發出的尖叫聲，會不會也和乞丐當時的處境一樣呢，有誰知道啊？二十一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二年的早春，那時我們正在找可以停下一架飛機的地方，因為我們要對古巴的甘蔗地噴洒毒藥。難道這一年來的工作經歷在那時候沒有讓我有想發出令人窒息的咆哮嗎？

「哈利，」她說，「如果你留在這裏，那會是一場災難。我知道你為蒙塔古做的那些事，而我在為我自己做類似的事。」

「不，」我說，「我是不會放棄你的。」此時我似乎進入了一種恍惚的狀態，在這裏，我自信地認為自己在基特里奇心中佔據著一定的地位，我說：「迪克斯正在來這裏的路上，對嗎？」

「噢，洛溫塔爾夫人，」我說，「如果我出版了，我會免費給你郵寄一本的。」

我鎖上門，脫掉衣服，洗洗臉，再擦乾手。水槽有了裂縫，肥皂里有沙粒，浴巾又小又粗糙，手紙也一樣。這可是莫斯科的十佳酒店啊，頓時我感到特別憤怒，這樣的國家又怎能配做我國最大的敵人呢？他們甚至沒有做我們敵人的資格。

去我房間必須經過一條又長又黑的走廊，經過走廊之後還要轉一個九十度的彎通向另一個陳舊的房間。這個房間的木地板上有很多裂縫，在這些裂縫裡面有很多長方形的木條夾嵌在裏面。在之前提到的走廊里有一條狹窄的紅色地毯鋪在上面，這條地毯差不多有一個足球場的一半長，一直通向我的房間。這個酒店的地板實在是太差了，差得讓我覺得（如果之前我說過墜入冰河的話）我是從一個冰窖落入到了另一個冰窖里。

「是的，」我說，「我不想住在一個全是團隊住的地方。」從這裏你是不是可以看到我的一些非常明顯的特點？當然，我很少去旅行社，去了也只是付現金，詢問一下我的簽證什麼時候下來（我覺得有些旅行社是有政府關係的，可以很快就辦好籤證）。最後證明，他們確實是有關係的，果然在一個星期內就辦好了我的簽證，因此我給他們付了小費。儘管這麼快的速度可能意味著他們把我的名字放到了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名單上，而這個名單是專門記錄那些倒人胃口的、特殊個人旅遊者的。現在，在我上計程車之前，計程車司機就以一種做黑市交易的口吻告訴我，他想買我手中的美元。他給的利率是每三盧布換一美元，這個利率比在銀行兌換還划得來。

我看到一條大橫幅橫跨高速公路：蘇聯的傳奇。在那些字里我看到了「列寧」兩個字，這無疑是一條教育人民的橫幅。你會在多少低劣的、欠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路邊看到這樣的宣傳橫幅呢？扎伊爾是一個，尼加拉瓜、敘利亞共和國、韓國、烏干達等國家都是這樣，誰在乎呢？我在車裡甚至都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不過隱約可以看到莫斯科的街道已經出現了。車子側面的窗戶已經濺滿了泥，看不清外面，司機只能從雨刷刮過的擋風玻璃看到前方，這雨刷已經使用過度，仍然在一遍遍地刮著滿是泥土條紋的玻璃。司機的額頭和臉龐就像八月的天氣那樣陰沉。

我開始讀第一章。即使我在默默地讀一些句子，但我還是在認真地看著膠捲。這是我一半的過去，我是以一種我能夠一直記住的方式來記錄我這一半的過去的，這是我代筆幾年的經驗。當然，這也是我比較好的一半的過去：「幾年前，我忽視了一九五五年進入美國中央情報局時簽訂的合約……」這是我的手稿第一部分開頭的序言（當然，一本兩千頁的手稿總是需要序言的）。

當我站在她的面前時，一個可怕的圖像越靠越近，我終於看清了，那是在車裡的我，那是一幅悲慘的圖畫：我撞在了樹上。我從那個被撞得粉碎的我的後面看著那個我，這隻是一個關於我開車開出車道的幻境嗎？

我下樓去吃飯，但飯菜似乎不怎麼合胃口。我坐在一張可以坐八個人的桌子上，坐在一群陌生人之間，桌布很皺，但不算太臟，就像一件穿了幾十年的襯衫一樣。現在桌子上唯一的菜是基輔雞，這是一種橡膠雞，常規的官宴必備菜，這種雞含有豐富的黃油，嘗起來就像潤滑油一樣，可是現在桌子上的雞卻散發著一股酸酸的味道。桌上的燕麥粥煮的時間太長了，黑麵包很粗糙，新鮮的蔬菜就是一片番茄。過了很久，餅乾和茶才上來。服務員是一個肥胖的中年女人，她只關心自己，她嘆了好幾聲，似乎她能做到的唯一和她自己無關的就是做好她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