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忽然打斷了一下。「我很疑惑，」他說，「上周我提到過的，我認為大行動依靠偶然環境的做法很草率，可是今天你卻很稱讚這樣的行為，是因為這次行動恰巧成功了嗎？」

「有些問題很值得一問：捷爾任斯基到底扮演了多少雙面角色？如果布爾什維克黨最終失敗了，他又會怎麼辦呢？捷爾任斯基有沒有考慮過自己的後路？這樣的個人動機比蘇維埃歷史命運更容易讓我們相信。讓我們回到那個晚上：這兩個男人碰面之後，一場活躍卻並不公正的誘惑之戰上演了。如果是一個男人想要誘惑一個女人的話，他不僅可以通過力量征服她，還可以適當地用一下自己的弱點，這甚至可以被看成是愛情的萌芽——真正對另一個人的能力以及他的需求感興趣就是愛情的開始了。當時，如果是因為對權力的渴望而被誘惑，那麼他們相互之間就會彼此欺騙，有時候，他們甚至會欺騙自己。久而久之，他們的這些謊言就形成體繫結構，結構之精美就像是金銀絲工藝品一樣。如此一來，雅科夫列夫和捷爾任斯基又怎麼分辨事實和謊言呢？他們之間的這種似真非真的關係已經深入骨髓，他們肯定已經超出底線了，他們再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真實地對待自己了。事實上，他們的自我正在慢慢改變，這就是這次分析的重點。

「當然，」夏洛特說，「捷爾任斯基說得很清楚，雅科夫列夫也得執行關鍵任務，比如，他必須取得英國秘密情報局的信任，讓英國縮小破壞範圍。如果英國不肯的話，那麼捷爾任斯基試圖控制的藏在契卡內部更高級的懲罰性力量將會進一步擴大，到時候不管是好假紅軍還是壞假紅軍，他們肯定是毫不留情地一律消滅。

當我到烏拉圭蒙得維的亞旅行的時候，我就考慮以後從事反間諜這個事業，就在蒙得維的亞，我將開始簡單的間諜活動，也將費時兩年半來學習間諜技巧。

「那天晚上他們到底談論了什麼我們並不是很清楚，我們只知道，研究蘇聯的歷史學家以後會向世界公布那天晚上發生的事情。根據蘇聯的說法（對此我不得不說這個說法還是九-九-藏-書存在一定邏輯性的），是捷爾任斯基激發了雅科夫列夫的愛國精神。因為雅科夫列夫的許多同黨都是公認的激進主義盲從者，他們都希望能夠成功完成右翼政變，這樣的政變引起的屠殺可想而知，甚至比內戰還要慘烈，蘇聯本身也會深受其害。所以，一場和平政變難道不是一個更加明智的選擇嗎？這樣才能建立起一個更加和善的君主立憲制度啊。『讓我們一起為之奮鬥吧，』捷爾任斯基說，『一起推翻共產主義。我們共同的目的是消滅壞的假紅軍，保護好的假紅軍。雅科夫列夫，你信任的官員將會得到提升。你可以在現在的政府中建立指揮部，為以後的政變做準備。』

「是的。」

或許是對自己上次「高調星期四」的刻薄表現出的一種彌補吧，杜勒斯先生破例首次發表了此次會議的開場白。

「反間諜活動的現代模式就這樣出現了。」夏洛特說。

「『就算如此，我要怎麼證明呢？』

「幾年以後，你們當中可能會有人和特務之間產生類似的關係。你們一定要在處理這類關係上展示出自己的聰明才智，你們可能要冒很大的風險，但重要的是——我一直堅持這一點——你們要明白這份關係在對另一個人的操控中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因此，你一定要學會讓渡一些自己深藏的隱私出來以換得兩個人之間的信任基礎。他那邊發生了洪水可能會讓你這裏也漏水，只有你們相互幫助，你們之間的合作才能發揮作用。否則，你會陷入骯髒的深不可測的沼澤之中無法自拔。」

「我想，」夏洛特說，「捷爾任斯基會這麼回答：『你有一個很大的優勢——你，雅科夫列夫，自願潛入契卡內部做特務。』

說到這裏，艾倫·杜勒斯的進取精神被激發了，他發自內心地鼓掌並說：「真是精彩的演講！」

「這樣的『技能』是屬於屠宰場的，捷爾任斯基真正的職業是反間諜，這個行業也只是在紅軍贏得內戰以後才發展起來的。到一九二一年，蘇聯政府要統治的是一個十分落後、被戰爭殘害得幾近滅絕的民族。內戰勝利后，列寧贏得的是一個動蕩九-九-藏-書混亂的國家，為了治理國家，紅軍不得不雇傭許多前納粹官員，因為他們是唯一有經驗做政府工作的人，這就意味著白俄羅斯政府流亡者可以毫不費力地安插間諜到紅色政權中。確實，對捷爾任斯基來說，根本不可能把他們從政權中一一揪出，否則這整個國家就要停止『運轉』了。所以，只好讓這樣一批人待在崗位上——前納粹官員偽裝成紅軍，但骨子裡還是專制思想。假紅軍——這一新編的詞就是用來稱呼那些表面是紅軍但是背地裡卻一心想恢復專制統治的人——和契卡的人就這樣待在同一個辦公室裏面，他們就這麼坐在彼此身邊，一張桌子一張桌子地這麼挨著。該做些什麼呢？那些最危險的假紅軍分子都有英國和法國做他們的堅強後盾。

「捷爾任斯基的一生歷經各種各樣的事情。他出身於波蘭的一個貴族家庭里，在革命爆發之前，他因為布爾什維克黨領導者的身份被沙皇判處為政治犯，在西伯利亞苦寒礦山上遭受了十一年的流放生活，也正是那個時期，他患上了肺結核，所以他說話從來都是很小聲的。他覺得自己命不久矣，或許因為這樣，他變得無所畏懼。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這慌亂的一年裡，列寧選擇他建立起一支內部武裝力量，命名為『契卡』，繼『十月革命』之後的內亂時期，捷爾任斯基發動了蘇聯歷史上第一次全俄肅反運動，其中有一個法令是這樣的：契卡寧可錯殺十個無辜之人也不會放跑一個罪犯。

我參加的最後一次例會是「低調星期四」，但是蒙塔古卻選擇在那一天給我們做那個他準備已久的演講，主題是關於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的。會議的最後，他說了幾句話，這幾句話的大意後來很長一段時間九九藏書我都記得。那麼，就讓我告訴你這個我和夏洛特後來一直津津樂道的周四的故事吧。

他說道：「你們今天會聽到的，是一些棘手但是非常有價值的事情。從馬克思到普通民眾，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把每個個體看作改寫歷史的過程中的重要因素。但是，他們信仰的馬克思主義其中有一點很可笑，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共產主義者從來都不能在關鍵時刻抓住重點。當我們不得不聽一個水平很低又自負的男高音唱歌時，雖然他明明就唱不了男高音，但是我們還是會越來越喜歡他，原因就是他的無能為我們帶來了歡笑。馬克思和共產主義者於我們也是類似的情況。非常值得信賴的卡爾·馬克思卻在預言上犯下錯誤，他說革命會在工業最發達的國家最先爆發，還說資本主義矛盾是有毀滅性的，鐵錚錚的事實證明了他的言辭錯得有多離譜。馬克思沒有看到『工商企業』中最根本的還是在於『企業』二字！『工商』只不過是一個限制語罷了。那是因為自由企業模式會讓企業家面臨風險——企業家不僅要和自己的同行競爭，更重要的是，還要受自己的道德價值觀約束。任性貪婪，是生是死就要看企業家自己的選擇了，這就是企業。馬克思，他輕視了猶太基督教的道德規範，忽視了個人良心的重要性，他真正的想法是把個人從歷史長河中抽出來，取而代之的是非個人的力量。但是這個世界需要列寧這樣的邪惡天才，這個本世紀最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來證明馬克思錯了，因為如果沒有列寧這個個體存在的話，就不會有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革命。

「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對，」夏洛特說，「剛好這次行動成功了，所以我們很尊重這樣的事情。但是你也要看到其中的細微差別，這次的大行動建立在一個非常深刻動人的謊言基礎上，而且這個謊言是由策劃者精心安排的。當然發生錯誤以及背叛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人叛變是很經常的，但這也剛好體現了捷爾任斯基的高明之處，他通過錯綜複雜的方式克服了這樣的問題，把焦點放在了別人身上，而九-九-藏-書那些人不如他心思縝密、持久耐心，這同時也把危險轉嫁到了別人身上。」

夏洛特又繼續說了一會兒，但是對我來說這裏已經是結局了。

「不久以後，繼列寧之後的另一位邪惡天才誕生了。莫斯科市中心的盧比揚卡廣場上立著一座很顯眼的雕塑，他就是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他那細細的雙腿就站立在盧比揚卡廣場的正前方，這個廣場的另一個名字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多麼貼切啊！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不僅是『契卡』的創立者，而且也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指導創立者，蘇聯現在使用的情報技術都是從他那裡繼承來的。我同意休·蒙塔古的看法，捷爾任斯基不僅是我們這行的第一個天才，就像列寧一樣，他的存在也時時刻刻提醒著我們改寫歷史的最強有力的因素是一個個偉大的人，不管他是好人還是惡人。我親愛的同事蒙塔古，也是個極具才華的人才，今天他就要給我們講講這位天才的故事。去年，我也在這裏上過同樣的課，我可以告訴你，我很喜歡上這節課，所以今天我又回來聽課了。蒙塔古，剩下的交給你了。」

「但是，我們的目的是把重點放在他們那天晚上的對話上。在捷爾任斯基和雅科夫列夫之間到底達成了一種怎樣的協議呢？知道了這個以後，後面的事就全部都知道了。雅科夫列夫接受這個協議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自己最後怎麼抽身呢？或者是他太想成為蘇聯的總理了？他真的相信捷爾任斯基是站在他這一邊嗎？在合作過程中，他的情感偏向又是怎麼變化的呢？很顯然，雅科夫列夫的性格必須改變一下，這樣的話，捷爾任斯基的性格也必須跟著改變。

「這時捷爾任斯基就開始構思一個十分振奮人心的計劃了。在一個特定的晚上，他抓到了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他是擁護君主制人群的最高領導者之一，同reaｄ•9９ｃｓw.ｃoｍ時也是一個具有超凡魅力、有教養、富有經驗的俄國貴族。雅科夫列夫——至少在假紅軍的眼裡——是信仰自由主義、相信憲法的民主政體論者。捷爾任斯基不僅悄悄地逮捕他而且還進行了秘密的談話，經過一整晚的緊張激烈交談，最終雅科夫列夫答應為捷爾任斯基工作。」夏洛特抬了抬手。

「這兩個人就這樣達成協議了。雅科夫列夫就在他信任的假紅軍裏面建立了情報局，他叫它『托拉斯』，僅僅一年時間，這個托拉斯就得到了協約國以及大部分逃離在外的統治者的幫助。在托拉斯的幫助之下，外國的特務也進入蘇聯，完成工作以後就離開。自然，西歐懷疑派對雅科夫列夫產生了一些懷疑，但是絲毫不影響他這個組織展開了不起的任務。英國官員被秘密送進蘇聯，表現傑出的逃亡貴族也能享受暗地裡的宗教服務了（不用說，管理這個群體的東正教牧師也是契卡的成員了）。在後來的五年時間里，在雅科夫列夫的托拉斯組織的配合下，契卡能夠控制每一場敵人組織的大行動，進入蘇聯的特務也只能做一些由捷爾任斯基精心安排的不痛不癢的小事。或許這就是反間諜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成功策反敵人的案例吧。」

又過了十多天，我去了烏拉圭，乘坐的是型號為泛美道格拉斯Super-6擁有四個發動機的螺旋槳飛機，飛機十一點半離開紐約，晚上到達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第二天早上到達里約熱內盧，飛機飛行至蒙得維的亞著陸，時間已是下午三點。當飛機飛行在夜空中的時候，我一直在思考夏洛特講過的話，也體會到了在夜間長時間的旅途確實很適合思考他所講過的深奧道理。

「雅科夫列夫或許也曾經問過：『我怎麼才能讓英國相信這一切呢？我又該怎麼和流亡在外的統治者說明呢？他們肯定會懷疑的。』

「『這有什麼難的，』捷爾任斯基說，『你可以告訴英國人契卡內部發出的一些最高指令，這樣他們就相信你了。你告訴他們的信息保證百分之百真實，因為我，捷爾任斯基，將會在背後支持你。』

「謝謝。」夏洛特說，他停頓了一下好讓我們進入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