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的讀書問題，也是李太后所望于張居正者甚殷的問題之一，在這方面，張居正倒也很用了一番心力。萬曆即位為帝以來，他的日課雖然例由他的講官沈鯉和馬自強按日授讀、講解，但講些什麼，以及正課而外還要有哪些安排，則都要由張居正來決定、安排。最初，張居正以治亂之由為著眼點，把自古以來的治亂大事，編成了一套「小人書」，既有圖畫可作直觀，又有說明，稍以見治亂之由。他想藉此可使萬曆對於為君之道可以有個初步的理解。繼這套教材之後，張居正又命翰林院的儒臣們，從歷代諸帝的《實錄》和明太祖的《寶訓》中選擇一些材料，分別歸類，編輯成書，共編成了《創業艱難》、《勵精圖治》、《勤學》、《敬天》等類名目的四十本書，繼諸那些圖文都有的小書之後，使萬曆對於帝業可有更進一步的理解。除此而外，張居正每有機會，總還要向萬曆鄭重宣說一些如何為君的正論，對於諸般禮治，類如長幼有序、嫡庶有別等等，每也多所發揮。萬曆幼年對於這位師尊極其敬畏，靜心地聽著，不覺便有了很深的影響。後來他在立長、立愛這個問題上所以總覺很是為難，並且顯得頗為心怯，張居正的這些教導確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所說「奪情」，倒也是個古禮，那是用於出征將、帥等人的一種變通之制。因為出征將、帥如有父母之喪，倘仍循例回家守孝，影響軍情必然很大，因而造成敗潰也有可能；因此，遇到此種情況，國君便可命其移孝作忠，不必回家守孝，仍在前方戴孝從軍。這種決定，便叫「奪情」，奪情者，奪去其親、子之情，移為別用也。

礦稅如此為害，諸臣都曾多次論及，甚至內監也有很多人談到它的危害之大。但萬曆一心要錢，什麼都不理會。然而這事的病民之甚，他其實也很清楚。這從萬曆三十年（1602）他自覺病危要立遺詔廢除礦稅一事，可以看出。這事，《明史》的記載如下：

但是，雖有這些不滿，萬曆對張居正的敬畏和倚賴卻仍日益加重。最初，他是由於母親的教導，不由不肅然起敬，後來漸漸懂事，自己也深深感到，那些煩勞的國事，非得倚賴張居正不可，那些小小的不滿，如和對他的倚重比較起來，實在也太微不足道了。張居正可以說是，一直都被以極隆重的師禮來尊敬著的，萬曆不單當面、背面都以先生或張先生稱之而不名，在有諭帖給張居正時，前面還總要加上宮銜，以示隆重。在張加有少師銜時，稱呼常是「少師張先生」，或是「元輔張少師先生」，等到張居正已加上最高的太師尊銜，那稱呼便也改成了「太師張先生」，或者是，「太師張太岳先生」。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天子而稱臣下以號，真可說是極少見的。有明一代，在生前得有太師銜的，只有三人，在張居正之前則有李善長，在其後則是顧秉謙。但李善長之加稱太師，是以之為致仕前的撫慰，顧秉謙之晉為太師，與李善長全同，而且那完全出之於魏忠賢之手，與張居正都還有些不同。

在張居正之後對萬曆起到很多影響的，是萬曆六年（1578）入閣，十一年晉居首輔的申時行。申時行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狀元，為人極其聰明便給，很為張居正所看重。張居正將於萬曆六年三月回家葬父，閣中頗感缺人。他覺得申時行這人很會辦事，又極柔順聽話，不但是個很好的幫手，如果在他之後得任首輔，對他自己也必會有好處，因而便在臨行之前把申時行從吏部右侍郎升為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使他成為閣臣。張居正死後，繼之為首輔的是張四維，但到次年張四維又丁憂回籍，申時行真如張居正所盤算的那樣，在他之後，很快便位居首輔了。不過張居正想在身後受到申時行的保護卻又算差了。申時行這個人太聰明，太乖巧，出頭幹些費力又不討好的事，他可絕不肯來。他的聰明、能幹，萬曆也很欣賞，他出的主意，常使萬曆出乎意外地稱心，因此萬曆倒很樂意向他請教，聽他的話。

所以很快就有這樣的劇變，那是由於張居正人雖能幹，並在政務方面確也很有建樹，但他過於威福自恣，卻也招來不少的怨恨。特別由於他並不是個廉潔自好的人，招權納賄，甚至吞沒被籍沒（抄家）的藩王資產。這些弱點，張居正人在勢在，自然很少有人提到，人亡勢去，可就很難禁制人們揭開這些了。張居正和馮保，一直都是相互應和，各自為利的，爭權奪利，兩人都很認真，因此倒也時有衝突，但他們也都明白，他們二人，一內一外，實是合則兩利，分則兩傷，所以衝突之際，彼此都肯克制，雖然兩方屬下不時還在挑撥，但他們衝突之後總能合好。他們的這一手，確是很有遠見，果然張居正一死，馮保便立見孤掌難鳴，不久之後便即同遭禍患。

萬曆雖然久居深宮，不理朝政，但弄錢的心思卻從來也沒停過，遇有機會便向國庫伸手，這已是他的常伎，諸臣但凡獲罪，必以抄家繼之，則是他的外快。此外，他還不斷想出很多怪招，隨處都想撈點油水。碰到廷臣有所請求，不拘是要興辦某事，或是禁絕哪些弊端，後來竟都成他討價勒索的大好機會。你要我批准某事么，行呀，我可正在缺錢，想辦點事，還差若干若干銀子，你給我想法辦來，我就一定照批！這種商人式的，討價、要價的口吻，後來竟成了他的日常習慣，不拘什麼事，開口就是要錢，有錢萬事都行，沒錢你就免開尊口！光是福王之國一事，他就一直拖著，不知訛索了多少錢財、土地，最後才算應承了讓福王之國。這福王是他最鍾愛的一個兒子，「之國」便是放他到被封定的藩地上去。由於福王是個與太子爭立的人，廷臣希望快些讓他之國，免得多起爭端，萬曆抓住了這一點，便就藉機大敲竹杠。萬曆所以如此貪財，很多史家都說那是出於他的生母李太后的身教。原來這李太后出身於小商之家，貪財好利，是其習性，不覺便也影響到了萬曆。在為萬曆的弟弟潞王辦理婚事時，他們母子所談的一些話，倒很可證明此說。那是由於太后問起潞王婚事要用的珠寶等物何以長久還沒辦妥而引起的。萬曆向太后解釋道：「這都由於臣僚們無恥，把珠寶都搜羅了去，獻給張、馮兩家，所以貨缺又價高。」太后又追問道：「他們的家都抄了，還沒都得到么？」萬曆恨恨地說，「他們狡猾得很，不知都分藏到誰家去了，哪裡能都抄到！」這些話，《明史》和一些野史、筆記之類都有大同小異的記載，這也活畫出萬曆母子孜孜為利的神氣。

萬曆對張居正的倚賴之殷，從張居正的「奪情」和在他病重時的慌亂，表現得最為顯然。

逐去了高拱，張居正便即晉位首輔，這次的首、次輔之爭，幹得最是迅捷，真是短兵相接，勝負立見，前此後此，都沒有過。但是事情還沒就此完結，馮保深恨高拱，必欲置之死地。不久，卻巧有個叫王大臣的人，身著內侍服裝，混入宮內，一直走到乾清宮的近處才被捉獲，送到東廠。那時馮保已兼管東廠，便想藉此致高拱于族罪，便和張居正商量，看是如何入手。為了免除高拱或會起複的後患，張居正自也贊成。於是二人商議妥當，命馮保的家僕辛儒勾通王大臣，交給他一把刀，讓他說是高拱被罷斥后心懷怨望，特派他來行刺皇帝的。借事構成謀逆罪名，陷仇家以滅族之罪，自明初以來便有過多起，因此馮、張二人的密謀很快便被很多人看出，於是高拱的門下之士，甚至張居正門下的人，紛紛都來設法解脫，他們都申明利害，勸張居正萬萬不可下此毒手。張居正迫於眾意，已經感到硬做下去好處不多，加之王大臣在會鞫（jū，審問）時又翻了供，於是張居正才改變了主意，他微然一笑，說：「不會有什麼事，可以去告訴他，千萬可別嚇死！」

梃擊、紅丸、移宮三案，只有梃擊一案是發生在明神宗在世時的萬曆四十三年（1615）read.99csw.com，其他兩案則都發生在萬曆四十八年（1620），明神宗萬曆去世之後。雖然三案中有兩案發生在萬曆的身後，但因這三案是相互關聯，造因也同是一個，並且蘊積了很久，所以若說到三案的造因人，則又應說萬曆是最主要的。

李太后、馮保、張居正合謀趕走了高拱，彼此都很滿意，於是便又通力合作，分擔經管這個孩子皇帝的工作。

高拱萬沒想到他會遭到暗算，次日一早，他便來到閣中，靜候消息。不久，果然便有中使傳諭，說是兩宮太后召集閣臣入宮，要宣讀太后和皇帝的詔書。高拱滿心以為所要宣讀的詔書必是認可處分馮保，於是高高興興，立即率領眾人入宮。不料，入宮之後他才知道，被處分的不是別人，卻竟是他高拱。兩宮太后宣示了高拱的種種罪狀，並即予以罷斥，命其即行出京。這個意外的驟變，有如晴天霹靂，直震得高拱跪伏在地，不能轉動。最後還是張居正攙他起來，把他掖扶出宮，才得離去。

萬曆登基為帝時才年僅十歲，還完全是個孩子，扶植他習為帝業的，主要共有三人：他的母親李貴妃、太監馮保和首輔張居正。這三個人相互利用，聯合得很緊，萬曆在初年便是在他們的共同管理下長大成人的。這三個人彼此配合，把萬曆管得很緊，因而對於萬曆的影響也都很大。認真說來，李貴妃、馮保、張居正三人的聯合實是顯然違反祖訓的事。因為不許后妃干政，明太祖朱元璋不但在他生前常說，而且還在他的《寶訓》中列有專條。李貴妃後來雖被尊為太后，干政也還是不能允許。馮保更不消說了，宮門立有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他先就犯了死罪。張居正是閣臣，輔政原是他的本分，但外臣勾結內臣，外臣暗結宮闈都是犯了極重的條款，為此而送命的人實在並不算少。然而他們各自為著本身的利益，還是悍然緊密聯合了，最高的統治權落入了他們的手中，《寶訓》、鐵牌還不是干擺在那裡。

這「奪情」之說，于禮雖有所本，但它只適於用在出征的將、帥，即便身為將、帥，如果沒有戰爭，也不適用，何況首輔是個文臣，又且並無征戰，提出此說，實在離題很遠。但是話雖如此，這總是個借口，所以此說一出，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李太后、萬曆，還有馮保，自然都極高興，張居正也喜在心裏。下面爭著想要討好他們的人當然很多，大家力表擁護，唯恐或后。然而堅持古禮的人卻也不少，他們也大聲疾呼，紛紛疏論，認為這是有關人倫的大事，必須加以痛斥。這些疏文中，以編修吳中行說得最為深刻、痛切。他從父子之情、君臣之義、祖宗法度、聖經賢訓等等方面入手，切論奪情一舉為害之大，認為絕不可行。他在最後還說，「事系萬古綱常，四方觀聽，惟今日無過舉，然後後世無遺議。銷變之道，無逾此者」。吳中行是隆慶五年（1571）辛未科的進士，張居正是那一科的主考官，依例而言，吳中行便是張居正的門生，而張居正則是吳的「座師」。這種「師誼」、「門誼」，自來便很為自科甲出身的人所重視，時至當時，由拉幫結派已經漸有門戶的雛形，這種「鄉誼」、「年誼」、「師誼」、「門誼」等等，在當時已是極被重視的結合條件了。然而吳中行卻不重視他的這個有利條件，不但並不親附張居正，還要予以奏論，這在那時看來確乎有些不合常情。不但如此，吳中行在疏本遞出之後，還帶了一份副本去見張居正，要他先行看過，張居正看過那份疏文，極為驚愕，便問：「疏本已經遞上去了么？」吳中行道：「當然已經遞上去了，如果沒遞，如何敢請師相來看。」張居正對那些上疏反對「奪情」的人原本就很惱怒，對吳中行則更加甚，因為這吳中行竟還是他的門生。他提到了那個身後名聲更為狼藉的嚴嵩，他說：「當日疏論分宜的人有那麼多。可是沒有一個是他的門生，看來我連分宜都比不上了！」他稱嚴嵩為分宜，是以嚴的鄉郡為代稱。人以地稱，原是古已有之，降及明、清，尤為通行，如張居正常也被人稱為「江陵」，也是屬於此類。那時疏論「奪情」的人原已很多，吳中行的疏文一出，更起到了推動的作用，一時風起雲湧，已然形成一股巨波，其中措辭激烈鋒利的，還有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等人。

「奪情」之說在巨大的威壓之下，總算是順利地通過了，張居正只匆忙地趕回家鄉，安葬了他的父親，便又匆匆趕回京中重理閣務。在他離京之時，閣中事務，除細事由在閣諸人商辦而外，萬曆命將一應要務都星夜送往江陵，還是都要張先生加以決定。萬曆對張居正的倚信，於此更可想見。

那時外廷諸臣也在紛紛議論。很多守正之人，對張居正未能迅即奔喪，頗為不滿，認為一個孝子，應該聞訊即行，刻不容緩，才是正理。也有人覺得張居正非比旁人，他身負國之重任，先把要務安排妥當，然後再行奔喪，卻也很有道理。也還有人，覺得張居正此時一身實系國之安危。太后、皇上都怕他走，但又挽留乏術。如果有人能想出個回天妙法，可真算是立了不世之功，即此飛黃騰達，實在如掭左券。通朝議論之間，果然有個人搜索枯腸，終竟讓他想到了個可以留住張居正的妙法。此人非他，乃是戶部侍郎李幼孜，他想到的方法則是倡導請由廷議，令張居正「奪情」。

他們三人的結合，是由馮保從中穿針引線撮合成功的，最初的共同目標是趕掉首輔高拱。馮保仇恨高拱，是因為高拱兩次阻擋了他升任掌管司禮監的工作。由於奉行相互牽制的政策，司禮監掌印太監（提督、掌印后常合為一員）出缺，例應由首輔加以推薦，在隆慶初年，司禮監掌印太監出缺，依次應由馮保遞補，但那時的首輔高拱因不滿意馮保，把那位置推薦給了御用監的太監陳洪。陳洪被罷后，高拱又撤開了馮保，推薦出尚膳監的孟沖。依例，尚膳監並沒有升任司禮監掌印的資格，所以馮保就更恨高拱。馮保這人極其有心計，很早便一意結納下了皇后和李貴妃，向她們訴說過由孟沖掌司禮監的不當，終於在穆宗朱載垕去世之際把司禮監的職位奪了過來。他很清楚，不去掉高拱，他的職位絕不會安穩，而要去掉高拱必須得到李貴妃和張居正的配合，內外夾攻，才行。

馮保倒也早就看到了這種危機，他在看清張居正的病勢將不起之時，便已做了安排，他硬逼著張居正，要張把在內書堂教過他、和他有師誼的潘晟推薦入閣，以便彼此又能內外呼應，立定腳跟。那時張居正已經病在垂危，昏昏沉沉，也就答應了他，推薦潘晟入閣。不由廷推，而由首輔推引入閣，原是不合正規的，但在以前卻也並非僅見，而對張居正來說則更是件常事。但話雖如此，卻是多少也要有些布置，還要倚仗他自己主持廷推的威力才得縱橫自如。這次張居正的病危已是盡人皆知，他還想以一紙疏文便將潘晟推為閣臣，如何得成呢？況且潘晟與馮保九-九-藏-書的關係人們都很清楚，推他入閣是想幹些什麼，人人更都心裏明白，所以一聞此事，很多言官便都紛紛疏論，都說潘晟這人實不可用。自從閣臣們爭著拉攏言官成為自己爭權奪勢的助力以來，言官的勢力便已日益增大，積至當時，已有些可以左右朝權：資歷不夠的人，群起一捧，便能捧上台去；為他反對的人，群起而攻，上了台的也要垮掉。潘晟是個老官僚，他很明白這些，所以雖然已經奉召入京，但在道上便已上疏力辭這份入閣之命。他這樣做，一是順應那時的慣例，一經疏論，便得懇辭，以示推讓；二則，那份辭疏也是一種試探，前途如何，從疏文遞上去后的反應便可供為揣摸。他遞出疏文以後，一路緩行，等候信息。那時閣中的首輔是張四維，次輔是申時行。張四維在張居正的窒壓之下，一直默默無聞，如今才將出頭，很想做出點順乎人心的事，讓人們看看。潘晟的來頭他很清楚，一旦入閣，他與馮保一唱一和，必會把他和申時行都壓下去；但是，如果順水推舟，擬旨准其辭退，不但可無後患，而且還會大得人心，何樂而不為呢？尋思已定，票擬時就這麼做了，萬曆也即報「可」，於是潘晟入閣一事，也就和他的入京一樣，都是半途而止了。

但是，萬曆之於張居正，實在也常很有些不滿之處。這是由於他們之間也還有些利害衝突。萬曆是個以貪婪好貨著稱的皇帝，這是他從他的生母李太后那裡承襲下來的，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便已經時有顯現。早在萬曆還沒有大婚，太后還在乾清宮裡和他同住之時，萬曆便已由一些小太監誘引著，在宮外搜尋一些珍奇玩物填充自己的小小私庫。那時他已感到，自己雖然貴為天子，被稱說是「富有四海」，可是實在卻是手中無錢，真是叫人冒火。小太監們都是很會出些花花點子，教他如何撈點外快來用的。但是用那些招數得來的錢不唯很少，而且常會給張居正曉得了，還會遞上諫疏，連太后也被驚動，常常會以此受責，並要把那些討厭的諫疏背熟，有時甚至還得抄上一通「罪己詔」。迨萬曆大婚之後，他要花錢的路數更多，缺錢之感益甚。他究竟登位已久，很曉得一些門道了，他曾將太倉儲銀自行取用過幾次。但很快這又給張居正知道了，不僅立行疏論宣講銀錢的非是，並且把戶部進呈御覽的歲入、歲出的各項數字列表進陳，並說每年都是入不敷出，要他把這表置於坐隅，以便朝夕省覽，可以量入為出，節省浮費。萬曆對此極為反感，但又無可奈何，他由此產生了他自己的見解，覺得他素常被教導的，所說天子當以四海為家、家國一致，等等，其實有些空幻，國庫中的財物，說來彷彿都是他的，要用卻又很費周折，只有轉移到了自己的小私庫里，用著才覺方便。他的這種想法，久而彌甚，而且越來越想打破這些阻礙，到了萬曆中期，他幾乎常使自己與閣臣處於對立的形勢，不拘閣臣想要他去做點什麼，他都要討價還價，多少總要撈入一點才肯罷休。

在明代的一十六帝中，朱翊鈞是在位最久的。他年僅六歲便被立為太子，十歲時，他的父親明穆宗朱載垕（hòu）去世，他便即位為帝，次年十一歲才把年號改為萬曆。從隆慶六年（1572）六月他在靈前即位算起，到他于萬曆四十八年（1620）七月去世為止，萬曆身居帝位足足有四十八年還多一點。他不但以在位最久著稱，說到貪財好貨，懶散拖沓，多年倦于臨朝，把國事擾得一塌糊塗，他也是極有名的。他之所以如此，從他自幼及長所受到的教育和影響，不難看出一些端倪。

潘晟的入閣告吹，馮保正在病中，病後得知此事，不由怒道：「我才害點小病，眼睛里就沒有我了么？」他所怒罵的，正是張四維等人。他與閣臣又不斷發生糾紛，卻不料真正的禍事已在內廷醞釀，很快就要爆發了。這事的導火線是前些年因得罪馮保而被趕出宮去的張誠已經又回到萬曆的身邊。這張誠原就很受萬曆的寵信，馮保便是出於畏忌才一心要趕走他的。張誠離宮之時，萬曆很是難捨，又恨造成事端的馮保和張居正，所以在張誠拜辭之時，便暗自交給張誠一項任務，要他在暗中探明馮保和張居正之間有何種勾結，得便秘密奏知。張誠也自深恨馮、張二人，對於這項任務如何肯不盡心，幾年之中，他將馮、張二人種種勾結情況以至所有各項罪行，全都探知得清清楚楚，但卻無由回京，不得入宮詳奏。張居正死後，外間的阻力已無，張誠這才又得入宮，把他所探知的一切都一一陳奏，並且建議萬曆可以把馮保發往南京安置，免得再在宮中為患。那時萬曆雖已年滿二十，張居正死後並已開始自理朝政，但是懾于馮保的餘威，始終有些畏畏縮縮，不敢即行決定。張誠和另一名內監張鯨都是極恨馮保，並且深知萬曆很為貪財，於是不斷在萬曆的耳邊叨念馮保如何富有，甚至竟說馮保的家財早已富過皇宮，只要把他趕出京去，立刻便可抄他的家，把他的家財全部據為己有。萬曆的貪慾被他們大大扇起，已很躍躍欲試，但他還是很怕。一次，他向張鯨、張誠說出了他的懼怯之處，他說：「想著倒好，可是大伴如果衝上殿來，朕可怎麼辦呀！」張鯨、張誠同聲都說：「已經有旨處分了他，他如何還敢來呢！」他們說的確是實話，這裏又是明代諸帝陸續立下的一些保衛帝室的條款起到了它的作用。

這樣，要想弄清三案的成因，談談萬曆這個人實在是很有必要的。

與馮保內外串聯的同時，高拱也在匆匆安排著他的謀划。馮保奪回了司禮監掌印太監，又想把自己的名字添進顧命大臣裏面，使他怒不可遏。他上疏以主上年幼為言，說是為了免於中官專政，最好免去司禮監批硃等權，以之還歸內閣。提出了重要的改革意見。同時，他還命給事中雒遵和程文二人合疏力劾馮保，準備二人的劾疏一入，他自己便立刻擬旨，把馮保逐出宮外。他安排已定，很不自秘，還把一切都告訴了張居正。張居正表面上唯唯諾諾，暗中卻把這一情況迅速通知了馮保，要他預為準備，先行下手。馮保利用高拱在閣中痛哭大行皇帝時曾說過「十歲的太子，如何治天下」的話，稍加改動，告訴兩位太后說，高拱竟說「十歲的孩子，如何做天子」！顯然有不臣之心。這話不僅使兩位太后極為震動，就是那個十歲的皇帝聽了，也不覺為之變色。這樣，驅除高拱的決定，便在宮中早已定下了。

朱翊鈞是明代即位為帝的第十三人，他的年號是萬曆，死後被謚為神宗。在萬曆之前，明代已有十二人為帝，但年號卻有十三個，那是由於「土木之變」曾為瓦剌所擄的朱祁鎮曾有前後兩次登基，年號也改過兩次；初號正統，繼稱天順。

萬曆對張居正不滿意的另外一點，便是張居正代擬的「罪己御札」、「罪己詔」等，文句都太尖刻了，抄著實在叫人臉紅。特別是他與小太監們持刀走馬、夜遊別宮一事，文章說得更加刻薄尖酸，那時他年紀已有十八歲，什麼都懂得了，要他對著抄發的那些，看著、想著，覺得這張居正簡直是故意拿他這個九重天子出醜。他多次曾想不寫，但又迫於太后之命，不敢抗拒。他只得寫了，心裏卻很生氣。

為了剎住這股反對的怒潮，張居正和馮保不斷在暗中計議，最後二人商定，由馮保出面慫恿萬曆，把持論最烈的幾個人逮入詔獄，並予廷杖，或者尚可剎住此風。萬曆原也深恨那些疏論奪情的人，對馮保提出的辦法當然並無異議，於是即將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等四人都逮入了詔獄，並命予以廷杖。但這四人的入獄，卻反引起了更大的風波，不但有很多人紛紛上疏論救，翰林學士王錫爵甚至率領詞臣數十人趕往張居正的居邸，當面要他免責諸人。張居正推說此事全由聖命，他也沒有辦法，心下卻更火起，不但把吳中行、趙用賢等四人都予以杖責，並且把論救最為激烈read.99csw.com的鄒元標也列入了應予廷杖之數。這五人雖都受到了很重的杖刑，卻因此反而聲名大振，當時被人賜以「五直臣」的嘉名。

這份遺詔辦得真是又快又好，可謂大快人心。然而變得卻也很快，相隔只幾小時，天才剛亮，就又有中使到來，說是奉命就要取回遺詔。原來萬曆的病變化真怪，前是感到必死，所以力意悔過，想在死後撈個好一點的名聲。但到天光近曉，病又忽然好了。既然已無性命之憂，廢除礦稅便太肉疼了，於是接連打發中使前往內閣索取遺詔，說是礦稅萬不可停，別的你們看著辦吧。史稱那時「中使來者二十輩」，真可說是不絕如流，急如星火。沈一貫本想不給，但禁不得「中使輒搏顙流血」，便也只得給了他們了。據說，萬曆最初想要收回成命時，司禮太監田義曾據理力爭，加以阻攔，惱得萬曆竟想用刀砍他。這事過後，田義一見到沈一貫，便啐著埋怨他道：「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

申時行是于萬曆頗有影響的最後一人，他離京后，繼為閣臣的，終萬曆之世還有十五六人，但因萬曆已經學會了很多偷懶的法門，倦于理事，後來更竟躲入深宮，長久不肯視朝，閣臣們連見到他都難，更不必說想要對他有些影響了。

在三人中，張居正主要是負擔著師保的任務。李太后對他極尊重，既把國政都託付給他，對萬曆的成長，更希望他也能多盡心。張居正對此也當仁不讓，在執政方面，他是明代所有閣臣中最少受到阻擾的一個。在他為首輔時，票擬、批硃等類手續雖說仍然如故，一切循例而行，其實已只是走個過場，事情的依違可否，已全依張居正的主張而定；因此，張居正在明代所有的閣臣中，以握有的權力而言，可以說是能與以前歷代的宰相相比的，唯一的一人。在張居正當國的十年間，他對內對外都取得了不少的成就，顯出一片安裕昇平的景象，使人甚至興起漸可以得臻盛世為期，便都是由於他的各種想法都能一力而行，不會遇到無端的非議之故。

萬曆所想的一些生財之道中，為害最大的便是當時稱為「礦稅」的一事。開礦取利，原本是好事，但做法不良，目的又僅在牟利，不管有礦無礦，只要有人報稱哪裡有礦，便就派出大批內監前往坐索，多方搜刮，這便成為害民之舉了。萬曆早在萬曆十二年（1584）時便已有意於此，但因勘察有誤、廷臣駁議等等原因，一直沒能搞成。到萬曆二十四年（1596），乾清、坤寧兩宮都遭到火災，次年，皇極、建極、中極三殿又被焚毀，萬曆急欲修建，而財力卻又不足，這才決意由此入手，撈上一把。他先後派出內監多批，幾乎遍布國中各地，雖統名為礦稅，其實遠不限於礦業，大概通都大邑則立稅監，兩淮則有鹽監，廣東則有珠監……總之凡有名目，無不設監取稅，大小內監布滿各地，敲骨吸髓，擾得民不聊生。其中尤以陳增、陳奉、高淮三人為惡最多，不斷激起民變。陳奉在襄陽時，冒稱「千歲」，作惡多端，人民圍了他的稅署，把在署中的耿文登等一十六人全部投入了江中。陳奉見勢不妙，先行逃入楚王府中，才逃脫了性命。

關於「奪情」，那是發生在萬曆五年（1577）的事。那年，張居正的父親，在其原籍湖廣江陵，因病去世。依照歷代慣例，為人子者，于其父母之喪都要守孝三年，為官的人也要去官回鄉，在家守孝，三年過後，才得復官。這回家守孝之舉，便稱為「丁憂」。張居正雖為首輔，也絲毫不得例外，因為封建時期，歷代都是以「以孝治天下」為稱，執政者更應當做人們的表率。但是，回家去守孝三年，作為孝子的張居正，首先便很憂慮。在他之前，正是內閣間彼此排擠、傾軋最激烈的一段時期，他自己便是以非常手段搞垮了高拱，才得位居首輔的。他的威勢雖大大超過了以往的首輔，其他閣臣都被壓得有如屬吏，沒一個敢說些什麼的，然而人心難測，三年間很難保證不出什麼岔子。為此，他極擔心，不知如何是好。在內廷和他攜手合作的馮保，對此也極憂心。他們二人，都不是什麼廉潔奉公的人，由於大權在握，都曾多方牟利，並且安置了很多私人，一旦換上一個新的首輔，這些營私的方面，難保不會不被揭發，甚至被用來作為攻擊他們的口實。還有，李太后和萬曆，尤其是萬曆，對張居正將要丁憂也極擔心。對他們母子說來，張居正是主要的安全倚靠，一旦他去，別人如何頂得下來？他們四人，意念雖同，但卻又都束手無策，因為這是有關立國、立身的大事，想要迴避，實在很難。

申時行對萬曆的最大影響，是教會了他很多偷懶的辦法。最先，申時行便教會了萬曆把奏疏「留中」。「留中」這個辦法，由來倒已很久，但都不過是偶一用之，所以萬曆為帝雖說已逾十年，卻還沒有曉得，他常給那些諫疏、論疏擾得頭疼，卻又沒有辦法躲過。他常向申時行抱怨，申時行便趁機教他：「這些其實看看也就行了，不必出示外廷，反而引起爭論，更添麻煩。把這些『留中』，還有很多好處，最要緊的是上疏人一心想著他的疏文，不會再生出別的事端。」萬曆並不好學，但于這事卻心領神會學得很好，很多奏疏，最初倒是還肯看看，後來則是只看幾行，便丟開算了，再后則是有些人的奏疏他竟看也不看，便留中了。萬曆得以公開逃課，也是申時行給他想出了個妙招。原來歷代帝王雖已身登帝位，也得定期學習，到時便得出御經筵，聽經筵講官講讀經籍。萬曆自來很不好學，大婚以前由李太后逼著，張居正經管著，還是常要設法逃課。大婚以後，李太后搬出了乾清宮，遷回她向來居住的慈寧宮去了，在遷出前，她雖再次鄭重抬出先皇的顧托之重，把教管萬曆的工作託付給張居正，但張忙於政務，哪裡能如李太后的督管之嚴，萬曆在讀書上就更鬆了。張居正死後，越見稀鬆，每逢講期，常常要託故傳免。不過這種推託搪塞，長久了也很為難，光是想些傳免的理由就越來越難。申時行又給萬曆解脫了這份困難。他做得倒像關心皇帝的講習，請求即或免講，講官仍應把講章進上，請皇帝自讀。由此，遞進講章倒成了講官的正務，皇帝出御經筵就此聲息俱無了。言官論事的奏疏一向便使萬曆最為頭疼，後來發生了立儲（即立太子）問題，奏疏更是有如雪片一樣，不斷飛來，更使萬曆大為冒火。在這一點上申時行也使萬曆輕鬆了不少。巧妙的是，申時行是從側面著手，他請萬曆敕諭御史、給事中等言官，要他們各理本職，不得越科言事，以期各本所職。這從表面看來倒像是在改進工作，骨子裡卻是取消了言官們可以放言內外諸事的權力。譬如十三道監察御史，職分所在雖僅止於一道，其實道外諸事以前他都可以論奏，如今可只限於一道了。又如給事中們一向雖分為吏、禮、戶、兵、刑、工六科，但從無只論本科之事的，也是舉國上下，宮廷內外，所有各事都得論列。有了這個敕旨，他們便得各守本職，吏科的不能言禮、言財，兵科的不能言工、言刑，除了本職以外，什麼都不能顧了。當然敕諭初下不免引起不少抗爭，有些骨鯁之士還是一直不肯遵從，但畢竟敢於抗旨不遵的只有很少數，大多數人都給限制住了，每日的奏疏數量明顯地減少了很多。凡此種種，都使萬曆格外高興，十分倚信申時行，但外間對他的評價卻反越來越低，甚至有人說他是以「媚行取悅」，或者說他慣於「逢君之惡」。但是申時行以其聰明巧辯也還很有些事竟能救禍於未發，深為人所讚許。萬曆十七年（1589），申時行巧妙地使大理寺評事雒于仁得免殺身之禍，最為受人稱賞。這個雒于仁，頗為尚氣敢為，他雖非言官，但因見萬曆好酒貪杯，貪財好色，頗以為憂，便曾上疏亟諫，還在疏后附有酒、色、財、氣四箴，用詞極為尖刻，頗具諷刺意味。萬曆是好氣的，看了很是憤怒，但以時值歲暮，一時忙於別的事情，只好暫把此事丟開。待到元旦召見閣臣，萬曆便將雒于仁的疏本取出，交給申時行看，一面極力為自己申辯，一面表示必須把雒于仁置於重典方能消恨。申時行覺得如果因此便把雒于仁判為死罪，必會大招物議，他又已看出萬曆此時確是色厲內荏，既想重辦，又怕張揚，於是便說，「辦雖該辦，不過並不妥善。因為那樣便要把疏本宣付外廷，議明處罪。雒于仁說的都是無稽之談，萬歲實在並不如此。但宮禁深密，外間豈能盡知。此疏傳出，如或引起外間猜疑，反而不好。不如暫行擱下，容臣在私下裡予以斥責，命其辭官回家，一塵不驚，豈不更好？」這番話很對習於因循苟安的萬曆的胃口，果然一拍即合，雒于仁不僅逃脫了性命，而且還能太太平平地辭去官職，回鄉家居。還有巧為張居正解脫了剖棺戮屍之禍，也是申時行極其為人稱道的事情之一。張居正把申時行引入閣中，原本是想申時行如為首輔，對於他家應該多予維護。這一點，他是把算盤打錯了，申時行這個機靈人，白費力的事他是不幹的。張居正的家被抄后，萬曆的余怒仍在日甚一日，凡有略似為張居正說話的人，無不立即獲罪；反之，毀謗他的，追論其罪的人，無不受到褒獎。行之日久，用盡心機以攻擊張居正作為自己的進身之階的人，真如風起雲湧一樣，越來越多，用心也更險毒。後來御史丁此呂竟至疏劾侍郎高啟愚，說高在會試時竟以「舜亦以命禹」為題，暗以大禹影射張居正，含有「勸進」（即是勸張居正自立為帝）之意。此論一出，風波更險，攻訐張居正的人更多，竟有人疏請應將張居正以大逆論處，雖已死了，也應剖棺戮屍。萬曆對此是滿意的，但還是把那些疏文拿給申時行看，想聽聽他的意見。申時行很不贊成這種一朝勢去紛紛「下井投石」的做法，但他知道，如果為張居正辯解，結果反會適得其反，於是便單就丁此呂一疏著手，說：「此呂以曖昧陷人大辟，恐讒言接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他的話不多，卻以「曖昧」二字推開了疏中的要點，下面著一「陷」字，微示其意，卻也是定下了格調。萬曆是夠昏庸的，卻又極怕世人以此目之，申時行以清明之世為稱，正投合了萬曆的隱衷，使之心甘情願地不再追論。在內，申時行總算稍稍扭住了一點陷人的歪風；在外，人們也都為他輕易地就救下了張居正和高啟愚，對他的這一舉動很為欽佩。申時行的聰明便都是在此等去處格外顯得奇妙。九*九*藏*書

萬曆為了取回遺詔，甚至不惜動刀，其貪可以想見。然而他的膽怯卻也明白顯出。若真頂回他去，他倒不見得會如他的祖父嘉靖那樣，有不顧一切，硬來到底的勇氣。由於沈一貫沒能頂住，礦稅之害便終萬曆一朝都沒能廢去，一直為害到萬曆身後。

連連抄家，使萬曆的貪慾益熾，他覺得抄家這個辦法實在太好，比向國庫伸手還要方便，從此便把這一著看成法寶，凡是有人獲罪，不拘內侍、外官，論罪之後，便要繼以抄家。有些狡猾的內侍，看出了這個苗頭，奉命外出，更加放膽胡為，一旦為人論奏，勢將難免，便不等到論罪抄家，先自便把部分贓銀獻給這位貪饞的皇帝，結果不但罪行可予免究，還可照樣干他的富有油水的美差。歷代皇帝極為貪婪的倒也不少，但公然受賄如萬曆的卻又很難找到。

申時行對於自己的進退做得也很聰明，到了萬曆十八年（1590），他的聲名日替，外廷對他的攻擊已是越來越多，又已看出萬曆對於政事已很厭倦，覺得長久戀棧下去，結果並不會好，便開始疏請致仕。萬曆對他的倚信還隆，多次慰留，不肯放他，但申時行一直力請，終於在次年九月，萬曆應允了他，放他回到長洲家裡安居去了。那時申時行年才五十七歲，比起他的很多前輩們來，可以算是深得急流勇退之道的人。他在家裡安居了二十多年，直到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已八十，才始去世。萬曆一直很眷念他，常派行人到他家裡存問。最後一次正巧是他去世之時，詔書到門，申時行已不在了。

李太后和萬曆母子，在張居正在世之時，對之都極尊敬依信。在李太後方面，張居正不但是代為承擔國家大事的擎天之柱，而且是代她教子成材，使其得為有道之君的最好的師傅，因此于尊敬之外，還帶有一些感激和畏懼的心情，並且常常也把這類心情傳給了萬曆。每當萬曆有了過錯，或是讀書不夠用功，她常以鄭重的語氣把這位尊師抬了出來，使萬曆感到懼怯。她每訓責萬曆，常常要說：「這叫張先生知道了可怎麼好？」或是，「這樣，張先生會怎麼說呢」？這使萬曆感到，張先生的威勢竟遠在太后之上，敬畏之心，不覺與日俱增。在張居正的生前，萬曆對他的敬畏倚賴，確實是日益增重，毫無疑念。張居正的權傾一時，這也是其原因之一。

申時行給予萬曆的印象可以說一直都是極好的，但外間的輿論卻又不同。最初，申時行幾乎是緊接著張居正之後便成了首輔，他一反張居正的嚴峻刻細，務以寬大和平待人，因而贏得了很好的聲譽。但是這些都是他的聰明的做工，實在他卻是很忮（zhì）刻的，得罪了他的人，沒有一個能逃開他的打擊和懲罰。他不像張居正那樣，有所不快，迅即爆發，災禍立即飛降；申時行有所不滿卻總是不露聲色，按下再說，以後抓個別的事端才來動手打擊。他還有更迷人的一手，便是命人將你打到暈頭轉向之後，有時還會自己出來，稍行撫慰，甚至給點頗為意外的好處，因此人心悅服，常被稱為長者。但是戲法變得太多，總不免要有些露相，人們也越來越感到，他這個人其實卻是個更為可怕的「笑面虎」，竟說他是「專橫過於張居正」！

張居正對萬曆所起到的最大影響，便是養成了他的疏懶的習性，萬曆最初是由過於看重張居正，以他為泰山之靠，諸事不敢過問，逐漸而形成的。張居正之後，另有別人來代替了他，萬曆一時無從著手，但事情卻也照常都給辦了，於是便又覺得事情當然就是如此，因而就更加心安理得地懶散下來了。

李貴妃的心事，馮保知道得很清楚。他知道李貴妃最切望的便是，如何把她那當了皇帝的兒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最好是被尊為太后之後，能擺脫一向在她之上的皇后的威勢。作為皇帝的生母，被尊為太后倒是已有先例了，但與皇后成為一無差異的敵體，她卻沒敢想望，因為就是為生母爭到同封太后權利的明憲宗的生母，她那樣力爭，也還只爭來了個光禿禿的「太后」，比不得皇后，在太后之上還另有徽號。馮保為趕走高拱和迎合李貴妃，暗自想出了個辦法，他向李貴妃說，只要趕走高拱，使張居正得為首輔，張在議上尊號時，便能左右一切，使她和皇后一樣，在太后之上也加上同樣的徽號。這便成為他們之間的，最先訂下的一個協定。

萬曆對於馮保，感受上極為複雜，前後的變化也極大。萬曆最初還很依賴他，朝見群臣，馮保給他壯了不少膽。在馮保身上，萬曆確也學來了不少東西，專橫無禮、妄自尊大，大概是馮保為他做的榜樣。對於馮保總是向太后告密，萬曆當然並不滿意，但是最使他懷恨的卻是馮保多次拆散並懲罰了他的玩伴。萬曆大婚後不久，有一陣也像他的從祖明武宗那樣，好作夜遊，有些為他寵信的小內監引誘著他，小衣窄袖，走馬持刀，到處亂跑。馮保不但把這些事都報告了太后，使萬曆又得長跪受責，並又抄了一通張居正代擬的「罪己詔」，並且連那些最為他所寵愛的小太監，孫海、客用等人也都受了杖責，全被逐出了宮門。還有很多為萬曆寵任的執事太監，也常因得罪了馮保而被逐出，如很能為萬曆辦事九-九-藏-書的張誠，便是硬給馮保撤去職司，安置到南京去的。萬曆因怕馮保，每與小內監們玩耍，總要派出多人在外放哨，望見馮保從遠處走來，便趕忙飛報：「大伴來了！」於是萬曆便趕緊正襟危坐，裝作正在讀書，或是寫字，用以逃過馮保的巡視。萬曆為了討好馮保，還效法以前賜給閣臣以銀章以示榮寵的辦法，多次賜給馮保鐫有褒獎詞句的牙章，文有「光明正大」、「爾惟鹽梅」、「汝作舟楫」、「魚水相逢」、「風雲際會」，等等。這些褒詞，有的也許真是發自內心，有的則不免只是用些陳詞濫調加以敷衍，甚至竟還有些諷意。如馮保的暗報太后，萬曆是很著惱的，而以「光明正大」章文賜之，不已是一種嘲諷了么？其中「汝作舟楫」一章，更可說是神來之筆，十分耐人尋味。從表面上來看，這全是獎譽馮保的扶持載負之功，然而細尋其意，卻也含有「抵岸舍舟」、「過河拆橋」之意，不能不說已予暗示警告。馮保如能體味及此，也許結局會稍好些。

馮保是作為太后的助手，在內廷、外廷都對萬曆加以監護的。萬曆也很怕他，因為他是太后的耳目，有了錯處，即便瞞過了太后，被馮保知道了也逃不脫，他的活動範圍很大，內廷、外廷，哪裡都躲不過他，出了錯他都要上告，而且每告必應，太后的處罰也就隨之而至。萬曆依照宮內的慣例，稱馮保為「大伴」。這馮保也確以大伴自居，把萬曆當個孩子一樣，提攜抱持，不離左右。在萬曆初行登基大典之時，馮保還是緊隨不舍，萬曆已經坐上寶座，他還緊緊跟住，站在寶座近邊。此舉使得前來朝賀的諸臣大嘩，紛紛加以疏論，都說：諸臣朝賀，拜的是天子，馮保何人，難道他也配受我們拜賀么？

張居正死後，最初也是備極哀榮，萬曆對他的這位重臣表現得也極盡禮、盡哀，贈以上柱國的榮銜，並謚為文忠公，還為之輟朝誌哀（即停止坐朝，以誌哀思），又命賜祭九壇，儀式按身為國公而兼帝師的人那樣，依式舉行。諸禮已畢，並命四品京卿、錦衣衛堂官、司禮監太監等人一體護送，運柩回鄉，入土安葬。身後的恩禮如此之隆，在有明一代的所有臣僚中，也是極罕見的。但這份好景為時極暫，僅到次年，便已形勢大變，張居正那時便被削去所有官階，後來又抄了家，最後竟被稱為逆臣，幾乎鬧到了險被剖棺戮屍的地步。

抄了馮保的家，財物果然不少，但與想象中的數目卻又差得很遠，萬曆不免有些失望。為了滿足萬曆的貪慾，張鯨等人開始引誘著他再向張居正下手。他們替張居正大加吹噓，說他比馮保可又闊多了。萬曆被馮保這塊肥肉已經引得胃口大開，這次毫不猶豫便同意了，而且為了防止走漏，聲勢步驟也比抄馮保的家時要緊密得多。這次萬曆特別派了已在司禮監供職的張誠和右通政丘橓二人作為指揮，由他們率領錦衣衛指揮和幾個給事中，一同辦理查抄事宜。張誠等人還沒趕到江陵，地方官便已先到張府點驗了人口，把他們都關鎖在一些空房間里，封了門，不許隨便出入。等張誠到時，開門查看，那些被鎖的人，由於缺乏食物，餓死的人已達十數人之多了。這次共抄得黃金一萬余兩，白銀十幾萬兩，數目雖已不少，依然比預計的要少得多。張誠感到無法交差，便把張居正的長子，禮部主事張敬修抓來拷問，要他說出把財物已經轉寄到哪裡去了。張敬修支不住拷問，只得信口亂說，誣稱還有三十多萬兩銀子，都分藏在曾省吾、王篆和傅作舟等人的家裡。於是曾、王、傅等人便也跟著倒了大霉，他們的家也都被抄了。張敬修誣服只不過為了逃刑，他自知抄不出來還得找他，便偷個空子自己上弔死了。

馮保雖不為首輔高拱所喜，而與次輔張居正卻一向相交甚厚，高拱所以不高興他，也許這也是原因之一。張居正和高拱由於徐階的事已經弄到了勢同水火，在穆宗臨終之際，更是鬧得很難共事。那事也是馮保惹出來的。照例，皇帝去世總要擬出一道遺詔，昭告世間。這遺詔，向來也都是首輔一人的工作。但馮保為了想把自己的名字加入到顧命大臣之列，便在暗中約了張居正，想要由他們二人先就同草遺詔。不想事機不密，卻被高拱趕來衝散了他們，高拱責問張居正道：「我當國，奈何獨與宮人草遺詔？」高拱問得理直氣壯，張居正只有赤顏謝過不已，實在感到很是難堪。馮保對於這些又很清楚，所以他便徑自前來與張居正商議如何趕走高拱，並且向張居正提出了要做到兩宮皇太后一體並尊的先決條件。趕掉高拱，晉居首輔，張居正當然極為高興，但那條件卻又使他為難。因為獲居首輔，德業也很重要，這並尊為太后而在徽號上有別，那是當年彭時、李賢為閣臣時硬頂住了憲宗的生母訂下來的，一時極為世所稱頌，連憲宗朱見深都曾暗派中官誇讚他們，說是「上意固如是，但迫於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誤大事」。彭時、李賢以持正而大獲時譽，他張居正卻要出頭打破這個辦法，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因此，張居正很久都難決定是否可以應承這個條件。但是，從此得為首輔，又不再受到高拱的壓抑，這種誘力終要大些，使他終於答應了這個條件，並在由他主持廷議時，議定了，尊皇後為仁聖皇太后，尊李貴妃為慈聖皇太后，仁聖、慈聖，銖兩悉稱，真做到了並尊無異的地步。

在張居正的卧病期間，萬曆生怕失去他的這個擎天之柱，表現得更加顯然。他不僅不斷派出中使頒敕問病，還頻頻頒發巨額資金作為醫藥費用。關於朝中諸務，萬曆也還是如以前張居正回鄉葬父時那樣，命次輔張四維等只在閣中辦些細務，凡有大事則要送往張居正的家裡，還是由他斟酌處理，即在他已卧床不起之時，也還是要把那些重務送到他的榻邊。那時京中大小百官，眼見皇帝如此敬重首輔，一則為了上體君心，二則想要見好於輔臣，便也不斷請安問候，並且還都各自出資聘請僧、道，建起醮壇為張居正祈壽祈福。人臣而至如此，在封建社會，已覺有些太過，萬曆雖然並未也予祈福，但也暗予默許，沒有表示什麼。後來此事傳到外間，各地外官，如南京、湖廣、河南、山西等等地方也都紛紛設壇建醮，為這位以一身而系天下安危的人祈福、消災，鬧得舉國上下，紛紛揚揚，亂成一片。

那時李太后最關心的是如何能把她的這個兒子教好，使他快些可以成為一個像樣的皇帝。為此，她從原來居住的慈寧宮裡遷出，搬到乾清宮裡和萬曆同住，處處都加以監管。每逢臨朝之期，李太后總是將近五更便親自去到萬曆的寢所，叫起他來，免致誤事。萬曆讀書的事，她抓得最緊，不但每天都要課其背誦，講官講過的新書還要他當面再行復講。背誦不出，或是講不上來，便要罰他長跪朗讀，直到做好為止。如有逃學行為，則罰得更嚴，不但罰跪，有時還要責打。萬曆如或有些越軌行為，太后罰得更嚴。一次，萬曆喝多了酒，乘興命內侍唱個新曲，內侍推說不會，萬曆便要用劍斫他，經勸說后，還割下了那內侍的頭髮，並說那是「割發代首」。次日，太后聽到了這事，她一面把張居正召入，命他上疏切諫，在疏中力陳做這等事的種種不是，要他力行改過。與此同時，還命張居正代萬曆起草一封自己悔罪的「罪己御札」，交來備用。一面她又把那個撞了禍的皇帝叫來，叫他跪下，聽她審問並叱責他的罪過，直到這個皇帝給責備得痛哭流涕，叩頭認罪，保證願改時，太后才把張居正諫疏和代擬的「罪己御札」都擲給他，命其朗讀疏文，深刻知罪，並要他把「罪己御札」親手抄好，公布周知。在萬曆初期的三個監護人中，李太后是唯一可以直予處罰的人，萬曆實在也最怕她，但他們終是母子，所以終於還是怕而不恨，關係一直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