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長青的孤桐
——章士釗京華故居行
章士釗（1881～1973）
第一節
不是天才，他能在「家貧書不多」的弱冠時就「夜午不肯息」嗎？——現在有幾個家長不為孩子的學業而犯愁？
章含之說，父親晚年的修養已是爐火純青，儘管一直遭受誤解，卻從不為自己辯解。
於是，北洋時期的「孤桐」就成了朝野爭相閱讀的符號，嘈雜的時代樂章里一個堅決反對專制、極力倡言民主的強音符，又是進行曲中一個厭惡新文學、堅守傳統文化陣地的不和諧音。但無論如何，這是民國初期政治荒原上的一株獨具風骨的碩桐。
中國歷代士人每每借草木言志，更有以樹喻人之習。如以柳樹比喻女子婀娜，以杉樹形容丈夫偉岸，以松柏代指性情不移，以竹子表示節操正直。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乾脆把為他遮過雨的泰山上的松樹敕封為「五大夫松」，而現今南國的人們仍把天寒時能開出紅紅火火的木棉花的樹叫成「英雄樹」。
1998年5月，章含之攜她的第二本自傳體著作《那隨風飄去的歲月》，與演員秦怡、作曲家陳剛一道來青島簽名售書，我與她曾在青島香格里拉大飯店有過淺談。她比我想象中還高還胖（她笑道，胖是惡症手術后做治療帶來的副作用）。她優雅而自然地請我和同事宋華去大堂一角喝咖啡。只是很遺憾，她對自己的父親真的所知不多，甚至當我問及父親為什麼給她起「含之」這個名字時她都笑答：「我還真不知道。」女兒洪晃花了十多萬美元在青島東部海岸上為她買了一套高層複式房，她說，她會常來這裏住的，因為，這畢竟是屬於她的第一幢房子，在此之前她隨父親住過的所有房子，要麼是父親朋友的，要麼是國家的。
王慕陶知道章擅自為孫文起了個不倫不類的名兒后，勃然大怒，找他理論：根本講不通嘛！過去范睢到秦國，化名張祿，只聽人家都叫他「張先生」，沒聽說叫他「張范先生」的！你怎麼能把兩個姓（「孫」、「中山」）摞起來用了？不通！
和楊度一樣，章士釗也是從三湘大地走出來的一代國士，也曾在鄉間飽讀傳統文化經典，也去過日本，也是北洋時期頗得統治者敬重的名流。但與楊度稍有不同的是，章士釗的家世並不顯赫。人家楊度家是「累世貴顯」，而章士釗的父親僅是長沙東鄉一個沖（山溝）里的有些田產的鄉間塾師而已。
話說當年章士釗離開江南陸師學堂到了上海，受聘辦報，雖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倡言「革命」，卻並不了解有個廣東籍的名孫文、字逸仙的革命家已經流亡在日本。孫文因在香港策動「謀反」而被清廷在「文」字上加了個「氵」以喻洪水猛獸，在全國通緝。但在革命隊伍里，知道孫氏的人並不多。
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二歲即被上海灘的《蘇報》聘為主筆並使該報成為國內反清第一報嗎？
是啊，不是天才，精明的大總統袁世凱哪兒會瞅上他！
只是，讓孫中山和黃興深感失望的是，最早參与籌劃革命黨聯合的章士釗卻堅決不加入新成立的同盟會！這一點，他比他的同鄉楊度https://read.99csw.com還拗！人說湖南人性同騾子，不謬也！到了第二年，盟兄章太炎出獄后也到了日本，甚至用限制其人身自由的狠招逼章士釗盟誓簽字入會，可是熬了兩天兩夜，章就是不肯答應。之後革命黨人見正值春光的章士釗（時二十五歲）對孫中山的英文女秘書、年方二十的名門之後吳弱男小姐頗有好感，便安排敢「與孫文上下議論」的「氣焰萬丈」的吳小姐前往章的住處做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黨人慾以美人計收降此倔人。
你看，他因上一年寫過介紹孫氏的書而與傳主「相契合」，孫、黃二位更是惺惺相惜的兩大革命組織的首領。初次見面的三位革命家已經顧不上講什麼禮儀了，說累了也無妨，不是蹲著就是躺著。當時，一心為革命的先驅們真是沒有一點領袖的作派。
章含之不知道自己名字的來歷，甚至也不知道「越俎代庖」這句成語——當年周恩來會見外賓時隨口說了句「越俎代庖」，一旁當翻譯的她竟張口結舌！事後總理頗為不解：章老的女兒竟然不知道「越俎代庖」？你得跟章老好好學學中國文化啊！
章士釗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章家老三從小生長在遠非通衢大邑的「沖」里，人文土壤的貧瘠自不待言，而其血脈里也沒流淌著高貴的成分，他何以就長成了一棵頂天的大樹？放眼望去，不算太遠的一個更偏僻的「沖」——韶山衝里，十二年後降生的那個學名叫毛澤東的娃兒，日後不更是擎天立地嗎？
《風雨情》是章含之寫下的第一部自傳體著作，是1994年冬天出版發行的。她在該書中的《憶父親》篇里為自己早年對父親和家庭的對立大大地悔恨了一把，同時也披露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當時有人要寫章士釗傳，還會遭到有關方面的反對。我一氣讀完那本書後，對那個已經過世多年的瘦老頭子不禁肅然起敬。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下這位歷史人物，便托青島市政府駐京辦的人設法打聽作者的近況，得知這位當過副司長的名女人早已離開朝內大街上的那棟外交部大樓，調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去了，但當時正生病住院。我致信給她，她回過信。隨後，我供職的《青島晚報》上連載了十幾篇關於章士釗與毛澤東的故事。
此桐名曰「章士釗」。
君子群而不黨。章士釗信奉的是古之士人的獨立人格。在他的《甲寅周刊》上，他是這樣《答稚暉先生》的：
那一陣子，在好多人眼中，「孤桐」似乎失去了獨立曠野的茁壯風骨。
孫文當時已有日本名字，姓中山，名樵，平時不提自己姓孫。章氏只在武昌學堂里學過一點日語，對東洋文自稱是「一知半解」。因不知日本姓氏的規矩，便「貿貿然以『中山』綴于『孫』下，而牽連讀之曰『孫中山』」。
是的，沒有一個，無論是重用他的臨時執政段祺瑞，還是收容了他的民間領袖杜月笙，也無論是與他打官司的「新文化運動主將」魯迅，還是格外眷顧他的共和國領袖毛澤東
九-九-藏-書。
他很受袁世凱恩寵。雖說與袁氏的相識晚于楊度，但他受老袁禮遇的程度一點兒也不比那位後來得「御匾」的「曠代逸才」少。這倒不全因為他當時的夫人吳弱男乃袁氏恩人吳長慶的孫女，而袁又是個知恩圖報之人，更因章本人已經是名滿天下且又特立獨行的政論家和社會活動家了。
民國元年（1912年）秋，回國后的章士釗自上海初抵京城，便在老友楊度的帶領下前往「公府」見到了當今大總統。老袁也真夠意思，竟讓章士釗住進了自己在府外的家裡——錫拉衚衕西口的一座大宅子！此後半年，總統時常召見晚輩章士釗（兩人相差二十二歲），甚至還曾邀其共餐。最令人意外的是，老袁對小章竟到了「你想怎麼著都成」的地步：想當內閣的總長也行，想出外任公使也行；住處大小隨便你選；錢呢，由著你花吧——「欲總長，總長之；欲公使，公使之；舍，廣狹惟擇；財計，支用無限。」
1972年因病住院的章士釗已經九十一歲高齡了，耄耋之年對女兒說起當年的情事，依然十分開心。他告訴章含之，吳弱男做了幾天說客后，非但沒把他說服，反倒把自己賠上，成了他的未婚妻！
不是天才，他哪兒會離開日本后又去英國苦讀近五年以求索救國之真理？
不過，五星紅旗下長大的幾代人知道的章士釗，卻不是什麼「桐」，而是「狗」，並且是「落水狗」。儘管魯迅先生自己說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但他老人家罵起人來也真叫厲害。歷年的中學課本里總少不了魯迅的文章，而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先生就憤怒地罵章士釗及其手下人是「落水狗」，號召人們要窮追猛打之，而決不能「費厄潑賴」（英語fair play的音譯，意為公平比賽）。在那個「與人斗，其樂無窮」（毛澤東語）的年代，哪個學生不愛聽聖人一樣的魯迅先生罵人？都被魯迅罵作是「狗」的人了，能是好東西嗎？於是，記憶中的章士釗就和反動軍閥段祺瑞綁在一起了，他不光沒學問——魯迅笑話他連「二桃殺三士」都弄不明白，而且還是流氓無賴——竟然雇一班老媽子去毆打進步女學生！他不僅思想反動——堅決反對新文化運動，而且手上還有愛國者的血債——他是「三·一八」慘案的主謀之一。
近代湖南，人才輩出，這不能不讓人想起湘江邊上的那座嶽麓書院正門上的名聯：「惟楚有材，於斯為盛。」只是，這副有些王婆賣瓜意味的對聯說的只是現象，而沒說本質，本質應該是：世上確有天才，而近百年來湘省的天才有點扎堆兒了——魏源、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譚嗣同、唐才常、黃興、宋教仁、陳天華、蔡鍔、楊度、章士釗、齊白石、毛澤東、蔡和森、劉少奇、彭德懷、胡耀邦乃至朱鎔基，這些傑出的湘人，要麼國君，要麼國士，文可為相，武可為帥。綿延百余年，不絕於途，真令外省人嘆服不已！儘管毛澤東在收拾陳伯達時否認自
https://read.99csw.com己是天才，但那只是「黨內路線鬥爭」的需要，權當客氣話，切勿當真。天才乃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豈能說無就無，說有就有？
也許父親一生始終沒有找到一個知音能夠理解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他的歡樂和他的悲傷。
樓下席廣窗明，主客失次，三人或蹲或卧，按地圖，議天下大勢……
章士釗辯解說：已經這樣了，不好改了啊。結果，「久而久之，從不見有人提出問題」，更讓他意外的是，聽說孫文本人「似亦聞而默認」。所以，當他得知日人宮崎寅藏寫了本介紹孫氏的《三十三年落花夢》后，便據此書編譯了一本《孫逸仙》，向國人強力推介：「談興中國者，不可脫離『孫逸仙』三字。」想不到此書刊印后，「一時風行天下，人人爭看」！因章氏的大力宣傳，「孫中山」這個似是而非的名字竟然成了那個時代最為響亮的革命家的大名。
但令人無比困惑的是，這樣一個鐵板釘釘兒的反動派，居然從來沒被「打倒」過！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颳起的一陣緊似一陣的政治狂飆中，他的好友一個個成了罪在不赦的「極右派」或「歷史反革命」，瘦弱的他卻安然無恙地待在史家衚衕的深院里，用他曾賣過好多錢的毛筆字恬靜地撰寫著繁體的《柳文指要》。而毛澤東竟有閒情逸緻看他的手稿。該書出版后，周恩來則將這十六冊厚的古董作為國禮贈給了尼克鬆的隨從。
豈止我無知，就連章含之對亡父也並不理解，她在自己的那本暢銷書《風雨情》中承認，她在香港目送父親的棺木進入火化爐時，才感到自己「始終未曾真正摸到他生命的脈搏」。
也許，袁世凱還看中的是他與孫中山、黃興兩大革命黨首領的既親近又獨立的關係。
章含之追憶道：
唯特立獨行的章士釗不肯隨波逐流，他愛的不是那些自古被推崇的名貴植物，而是極普通不過的梧桐。「桐」字系列的筆名記錄了他由一個長沙鄉間才子成為國內數一數二的大政論家的全過程。
有誰知曉，「孫中山」這個影響了近現代中國歷史的名字，竟是他章士釗給起的！
看看，這就是特立獨行的「孤桐」，不管你說我屬於哪個組織，哪怕是同盟會，都是「仇者之讕言」，休要辱我！吳稚暉乃同盟會元老，論齒序長他一輩。當眾如是回答吳老夫子，讓革命黨的大佬們情何以堪？
父親對我說，後來孫中山先生談及此事時，戲稱：「同盟會與章行嚴的關係真乃『賠了夫人又折兵』。」說到這裏，父親開懷大笑。
我理解章女士的遺憾，但卻不理解她何以長達九年未到亡父靈前祭祀。她說，她只在父親走後的第二年（1974年）清明節去過八寶山一趟，之後就再也沒去過。到了1983年秋，她給新逝的夫君喬冠華選骨灰盒時去了趟八寶山，這才想起進骨灰堂看了看父親。她自責是「不孝女兒」。
章士釗在他的長文《疏〈黃帝魂〉》中說過：
我生也晚，人也微，所以，無緣識得東風面。章老先生過世時，我還是個十六歲的初中生呢，只會端著刊有章氏追悼會消息和照片的報紙發愣——被魯迅罵過的「落水狗」，死後怎麼會這麼風光！原來，主席和總理身邊那個清秀的女翻譯章含之竟然是其女兒！
章士釗是無意間在湖北籍朋友王慕陶那兒見到了孫氏手書的一封長信，見其「字跡雄偉」，才對「海賊孫汶」心悅誠服的，稱：「由此不敢以草澤英雄視先生。」
倒是有一棵孤立著的高大桐樹，無論政治季節的更換如何慘烈，也無論人格謗傷的冷雨久久淋浸，它都不曾倒伏，而且，一直綠著，直到壽終正寢。在充斥著亂砍濫伐記錄的中國現代政壇史上，這幾乎是個絕無僅有的例子。
章士釗就是天才。
章士釗以桐自喻，一生筆名多帶「桐」字——青桐、少桐、秋桐、孤桐。
時海內革命論已風起雲湧，但絕少人將此論聯繫于孫先生。
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四歲那年流亡日本成為孫中山、黃興所倚重的策士，且因執意不肯加入同盟會而讓孫先生竟如此抱怨：「吾革命所以不成，都是因君不肯幫助！」
章士釗，字行嚴，湖南善化（今長沙）人，生於清光緒七年（1881年），所以，比他小一旬的毛澤東一直以「行老」稱之。因為章士釗與毛的恩師楊昌濟有著非凡的友情，他不光是與楊先生一同留學日本的湖南老鄉，而且還是改變了楊的生命軌道的人——他轉去英國讀書後，先將楊推薦給清廷歐洲留學生總督，使其獲得公費留英的名額；后在自己成為北大圖書館館長兼教授后，將在長沙當師範學校老師的楊推薦給校長蔡元培，使其成為名揚一時的北大倫理學教授。毛澤東得以進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在李大釗手下做助理員並旁聽，與楊昌濟有關，更與章士釗有關，因為李大釗正是他推薦給蔡元培接任圖書館館長一職的。既是父執又是老師，還一直幫助共產黨，所以，毛對章一直非常客氣。
袁世凱知章士釗其人後，曾託人帶去親筆信，讓章早日回國效力——老袁的不俗書法還曾讓章士釗眼睛為之一亮呢！
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一歲時考取南京的江南陸師學堂並一躍成為學生領袖嗎？
克強與吾，皆初見先生（孫文——筆者注）。吾昨歲草《孫逸仙》冊子，以前知尤相契合。
那時候，除了魯迅的觀點之外，我對章士釗其人全無了解。
是的，她的那位老父帶走了太多的東西！本應留給後人的那read.99csw.com些寶貴的精神財富，卻因為時代使然，成了遭遺棄的廢品。每想到這裏，我總會想起章女士在《憶父親》中寫得最準確的一句話：
能受到國家最高領導人如此隆重的恩寵，這可真是天大的榮幸哪！
這位飽學之士的筆名並不來自哪部經典，他自己解釋過這些筆名的由來：少年在老家讀書時，他總愛在庭院里的一老一少兩棵梧桐樹之間徘徊，尤其那株少桐，皮青而干直，很得他喜歡，他常在樹下或沉思或吟哦。二十二歲在上海灘開始辦報時，他用的是「青桐」和「少桐」。後來在日本參与革命活動時，一位摯友因黃花崗起義失敗而憤然蹈海自盡，他「黯然有秋意，感於詩人秋雨梧桐之軸，遂易青而為秋」。回國后，他一直以「秋桐」面世。不料，某天，他的結義大哥章太炎突然告訴他：《紅樓夢》中賈璉之妾就叫秋桐，你怎麼能拿風流的賈二爺小老婆的名字作自己的筆名？於是，他又從唐代白居易的《雲居寺孤桐》一詩得到啟發，改名「孤桐」。
章士釗者，一篤于個性，不存機心（即心機、計謀——筆者注），情理交戰，迭為勝負之人也。惟篤于個性也，故其行動，不肯受黨派之羈絆，而一生無黨，人次第以同盟會、政聞社、政學會擬議之，此見仇者之讕言，不足信也。
其實，老人至死都是孤寂的：他的政治理想，如調和新舊體制，如完善政黨政治，如堅守傳統文化，如立國以農為本，一樣都未能實現！民國以降的忽而這個極端、忽而那個極端的中國歷史，不都在證明著這位超時代思想家的英明？然而，各派政治家們總在忙於既得利益，沒人聽他詳說國策，沒人理解他的價值，相反，他倒成了被嘲弄的迂夫子。這株深秋里的蒼桐，只能扎進故紙堆里但願長醉不復醒，待闊葉落盡，水分盡失，一陣輕風便折了它乾枯的生命。
晚年的章士釗寫過《與黃克強相交始末》：
老人在香港過世時，已經九十二歲矣。北洋人士，鮮有如此高壽者。
章士釗與黃興的關係更鐵。他二十歲離家在武昌求學時即與同鄉黃興同窗，但因年齡差距過大等原因（黃比章大八歲），「不過同舍嬉遊而已，彼此並無所體會」（章士釗語）。兩年後章在上海辦《蘇報》，黃從日本弘文學院畢業回國，在上海入境后才又重逢。此時，二人都已是有名的革命家了。黃興回湖南策動華興會起義失敗后，跑回上海，與章等人會合。某晚，黃興向章士釗展示一把新購得的手槍，兩人正喜滋滋地摸索著，突然槍走了火，一粒子彈擦著章士釗的頭皮嵌進了窗欞一寸多！未久，因章士釗的莽撞而連累了黃興，二人同案入獄。這種交情，不正所謂生死之交嗎？出獄后章士釗即流亡日本，當年（1915年）夏日某晚，他又陪黃興在東京與孫中山相見。
女兒的不孝反映出整個社會對歷史的不屑。在政治運動陰影里生活過太長時間的人們早已習慣了對所有歷史事件的固定講述，誰還有心思和機會去翻閱或求證一下事實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