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李大釗及中共組織的存在，北方的罷工事件空前多了起來，其中最著名的即民國十二年（1923年）京漢鐵路全線的「二七大罷工」。李大釗為首的共產黨北方區委領導的這次罷工，以共產黨員林祥謙和施洋二人被吳佩孚下令處決而終止，為此，李大釗與當年最要好的同學白堅武不復往來。當年「北洋三傑」之一的白堅武棄筆從戎后，一直在直軍將領幕府，時任吳佩孚的直魯豫巡閱使署政務處長。李大釗和蘇聯人與吳佩孚建立聯繫，靠的正是白氏的引薦。蘇聯人在外蒙和中東鐵路的禍心終被白同學和吳大帥看清，喋血的「二七」大罷工更加深了吳氏對蘇聯人及其代理人的憎恨。蘇聯人通過李大釗開展的「聯吳」工作，至此徹底失敗。

民國十五年（1926年）7月31日，安國軍政府外交部要求蘇聯政府撤回加拉罕。十日後，這位首任駐華大使不得不離京經滬返俄。

6月9日，直系政府內務部向全國各省長、都統、鎮守使、護軍使發出通緝令，即所謂「海捕」：

按國際慣例，使館區是外國人的領地，未經許可，駐在國的國民不得入內，尤其是根據《辛丑條約》的規定，中國人不得攜武器擅入使館區，失意的軍人若進入其間避難，無論是棲身哪家使館，還是入住六國飯店或醫院，必須解除武裝。洋人們深恐戰火殃及到他們身上。所以，東交民巷就成了北京的落難巨子們的避風港，一有風雲變幻，他們就會跑來避禍。清末，變法失敗了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去過；民國以後，前來請袁世凱南下當大總統的蔡元培等南方代表們被亂兵嚇得去過，遭直系軍閥威逼的黎元洪去過，被馮玉祥的國民軍追捕的段祺瑞去過，被馮的大兵轟出皇宮的遜帝溥儀去過，被段祺瑞統帥的各路大軍討伐的復辟禍首「辮帥」張勳也去過，甚至連周樹人這樣的在政界沒有身份的小官吏也在那裡避過禍。只要進入了東交民巷，性命就保住了。

李大釗在蘇聯使館棲身一年，工作很有成績，發展的國共黨員人數成倍增長就是佐證。據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的《李大釗傳》介紹：僅北京一地，自「三·一八」至翌年2月，整整一年之內，國民黨員由兩千兩百多人增至四千三百多人，共產黨員由三百餘人增至一千人以上！

還有人寫道，像許多急於逃命的人一樣，李大釗的「鞋、帽、眼鏡都失落了」，臉上、手上都沾有血污。這位著名的民眾領袖只能像其他亡命者一樣，光著腳順著大街往南逃去。

成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李大釗，似乎專心於黨務工作了。很快，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天津市黨部和直隸省黨部都成立起來。

自1901年9月《辛丑各國和約》（即《辛丑條約》）簽訂以來，二十六年沒有中國人持槍進入東交民巷。

另有消息稱，安國軍總司令部外交處處長吳晉上校與憲兵司令部的人，業已抵達荷蘭使館，就近協調與觀察搜查行動。

近年才公開的俄文史料證實，20世紀20年代，蘇reaｄ•９９csw•cｏｍ聯人曾為國共兩黨和北方的馮玉祥提供過上億元盧布的支持，其用意只有一個：推翻中國現政府，另起爐灶，建立一個符合蘇維埃國家利益的中國政權。

對蘇聯人和李大釗等「黨人」來說，不幸的是，由於蘇俄政府已經宣布廢除沙俄時代在華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當然應該包括《辛丑條約》，所以新政權的俄國大使等於自動退出了外交使團（亦稱公使團），而其使館也就成了孤懸外交使團保護之外的危境之館。這個明擺著的道理，當年的蘇聯人與受他們庇護的中國人居然都沒去想！

我讀過的「三·一八」當事者的原始回憶文章，沒有找到類似的記錄，不知「權威」們典自何出。倒是李大釗手下的中共北京市委常委趙世炎等人做過這樣的事：在趕回蘇聯使館后，趙世炎向李大釗彙報說，槍響后，他越牆而出，巧遇蕭子暲（即蕭三，蕭子昇之弟）、劉伯庄同志，「我們把黨、團員組織起來，並聯絡群眾中的積極分子，編成救護小組，分別把負傷的群眾送往附近醫院」。把手下人乾的好事「上調」到領導頭上，如同「文化大革命」時把朱德的扁擔「下放」到林彪肩上，荒誕，但卻真實。「歷史為政治服務」體制下的「歷史」往往會與歷史事實相去甚遠。

舉國公認的「宣傳赤化、主張共產」的李大釗教授，註定已在劫難逃。

然而，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釗傳》里的描寫，與這位親歷者見到的完全不一樣，其繪聲繪色的文字稱：

「首都革命」流產之後不久，郭松齡的倒奉戰爭也以他與妻子雙雙被俘並遭處決而告終結。時已1926年1月。民眾領袖們在京發起了「反日討張聯盟」，在中央公園社稷壇為郭氏舉行了追悼大會，李教授親自登台演講，痛斥奉張，痛悼郭氏。

3月27日，張作霖公布了與南方政權妥協的先決條件。他在回答日本九-九-藏-書記者提問時表示：倘蔣介石能驅逐南軍中之俄人，南北不難妥協。

不過，越來越多的史料在證明著另一種事實，即北京政府出兵蘇俄使館並不專為逮捕這位「過激黨」的首領。應該從更大背景上看待這一近代史上的嚴重事件。

4月4日，東交民巷裡舉行過兩個緊急會議，一為各國使館衛隊長的磋商會，決議加強守衛使館界，以防近期京城內可能發生的暴動；一為荷蘭駐華公使兼外交使團首席公使歐登科召集的十二國公使會，歐登科稱，中國方面已經正式行文通報，使館界內有大批共產黨人躲避于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事處和庚子賠款委員會等地，煽動學生等陰謀暴動，請准予搜查，云云。上述各地，均為蘇聯使館屬地，鄰近的日本國使館衛兵和法國醫院的夜班值守，都曾感覺到蘇聯使館一年來的異樣騷動——總是有人頻繁進出，常在半夜喧嘩不止。深恐蘇維埃制度帶來世界性災難的各國公使們，一致認為蘇俄人既已自動放棄《辛丑條約》的保護，所以眾公使便順利通過了允許中方軍警進入使館區搜查的決議。

張作霖因殺害了李大釗，而使他後來的慘死在共和國史籍上變得活該倒霉。

那時，因為又成了政府的通緝犯，李大釗已經不是北大的教員了，每月一百五十元的薪水沒有了。他在看守所告訴過審訊者：現在按月收到的一百五十元，是「中央黨部」發給他的。

至民國十六年（1927年）春，北京政府與蘇聯的關係已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3月1日，安國軍副總司令兼第二方面軍軍團長張宗昌下令扣押了在南京浦口的一艘駛往海參崴的蘇聯商船「巴米亞列寧那號」，因為在那艘大船上，藏有中國政府通緝犯鮑羅廷的妻子及其隨行人員。過了五天，蘇聯駐華使館才為中方羈押俄船及人員一事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議，稱此舉系對蘇聯的侮辱。其後幾天，又連續三次抗議。而外交部則於17日做出強硬答覆：所扣蘇船，實有查辦之必要。

段祺瑞走了，張作霖來了。皖系、直系，都已沒「戲」，南方的「黨軍」攻得正起勁，北洋各系只有合力擁戴尚有三十五萬大兵的「奉張」，才能力保江山不失。於是，民國十五年（1926年）末的張作霖，就被張宗昌、孫傳芳等北洋將領們推舉為中華民國安國軍總司令。

安國軍政府成立后，立馬公布了治安條例，其中有一條規定，讀來觸目驚心：

而且，中國外交部也一無所知！張作霖繞開了由顧維鈞等職業外交官組成的政府部門，直接調動軍方出面行動了。

是年11月下旬九_九_藏_書，奉軍前線將領郭松齡與馮玉祥密謀于天津后，突然回師討奉，自命為「東北國民軍」。其誓師的地點，竟又是當年李大釗恩師發動反清起義的灤州火車站！郭氏叛亂的背後，就有模糊不清的李大釗和蘇聯武官的身影。

我讀過舊的東交民巷使館圖，約略明白了當時的布局：敗於八國聯軍的清國政府，不得不同意每個駐華使館都附帶擁有一座佔地面積更大的兵營，以保護該國的外交使節和僑民。俄國使館和兵營的地盤最大，位置也好，就在衚衕西口，與美國使館及兵營斜對門兒。

然而，因張國燾的被捕，一紙通緝令終使李大釗不得不放下所有的工作，迅速逃離北京，隱匿於家鄉附近的昌黎五峰山。

長期生活在老毛子的陰影里的張作霖知道，沙俄就是沙俄，不管他們打什麼旗號換什麼國體，在遠東攫取他們自己的利益，才是其真正的目標。正因此，奉軍與直魯聯軍結成的安國軍主政北京以後，中俄關係便必然地緊張起來，而被認定為「俄奸」的國人自然在劫難逃了——

李大釗的越來越激烈的親蘇反奉言行，傳到張作霖那兒，無疑都被捻成了一根越來越粗的繩子，兩年後，正是這根繩索勒死了他。

然而，直到軍警們封鎖了東交民巷東、西、北三個出口時，距西口不遠的蘇聯大使館仍一無所知。

蘇聯人自此專心「聯孫」，為此，派來了前駐柏林的共產國際特使米哈伊爾·馬爾科維奇·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經常不按既定規則出牌卻每每出奇制勝的張作霖，又打贏了這一局——幾個小時之後，從蘇聯使館武官室和舊兵營里查獲的顛覆中國政府的文件、宣傳品和槍械等物品裝了整整七輛卡車，其武官室被軍警查封並繼續佔領，藏匿於舊兵營的李大釗等眾多黨人悉數落網。

段祺瑞通緝李大釗等「過激黨領袖」，並非只為他們釀成喋血的「三·一八」。血案翌日發布的《臨時執政令》上寫得很清楚，是「近年以來」李大釗等「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只是，李大釗不知所終，執政府才無可奈何。

但沒過幾年，馮、奉反目成仇，國民軍與奉軍在直隸爆發戰爭。為力挺「赤化」了的國民軍，「反奉」就成了李大釗的主要工作。

民國十四年（1925年）10月底，李大釗任書記的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和共青團北方區委聯合發表《致中國國民黨黨員書》，呼籲友黨同志們「幫助國民軍促成反奉各派武力的大聯合」：

原來，是張國燾供出了「國民黨內共產派」的「北方首領李大釗」。李大釗不知得何人報警，竟於被抓捕的當日，即帶上兒子李葆華化裝出逃。

那位曾在上海灘辦英文報紙的鮑威爾先生，晚年是這樣回憶這一事件的：

若干年以後，read.99csw.com定居美國的顧氏猶忿然地說：

傳統的說法是，奉張政府通過長時間的跟蹤，發現了被上一屆政府通緝而一直未落網的李大釗的藏身之處。於是，在帝國主義駐華使館的支持下，強行闖入蘇聯使館，抓到了李大釗，並在「南方某要人」即蔣介石的建議下，悍然殺害了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

讀了這段文字以後，我才悟出，以前聽慣了的說法，完全是站在蘇聯人立場上的講述。如果挪開一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呢？

載入史冊的1926年3月18日那天，李大釗公開露面了。不過，形象頗為不佳。

鮑羅廷抵華后，先在北京與李大釗接頭，由李介紹南下廣州見到孫中山，被孫聘為國民黨首席政治顧問。是年，李大釗一年之內，四赴上海，兩下廣州，風塵僕僕，著實奔忙！在廣州，他第一次參加了本黨的代表大會，即中共「三大」，這也是首次由「地下」轉入陽光下召開的中共黨代會；還是在廣州，他被孫中山指定以主席團五位成員之一的身份參加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待了整整兩個月後，他才於民國十三年（1924年）早春回到北京。不知離開京城這麼長時間，他的本職工作是如何安頓好的，因為他不僅在北大教學，還在北京若干所高校兼課。

北大同事梁漱溟曾去看望過老友，只見來人滿屋，大都是青年求見者，他連話也說不上就走了，一切如李大釗在北大時一樣。

緊接著，8月2日，軍政府下令通緝在南方任國民黨政治顧問的鮑羅廷。

馬上輪到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抗議了——3月19日，中國駐俄代辦向蘇外交部提出抗議，抗議蘇聯政府將我外蒙古地區劃入了他們的版圖。

避難的日子里，妻子曾捎信讓他托白堅武通融政府解除通緝令，被他拒絕了。未過幾天，他接到中共中央通知，以中共首席代表的身份去蘇聯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於是，他化裝成生意人的模樣冒險返回北京，與其他幾位代表見面后，分頭乘火車前往哈爾濱，復經滿洲里，在族兄家小住數日，便乘三駕馬車于深夜偷越國境。這一去，就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共同祖國」待了五個月，直到受蘇聯人暗中支持的馮玉祥成功倒戈，直系政府被馮氏、奉張和段祺瑞三方合作的新政府取代之後，有關他的「海捕令」自然失效，他才敢返回國內，成為蘇聯人與馮玉祥之間最重要的使者。

也就是說，中方武裝人員進入使館區，是履行了法律程序的，而且，申請搜查的目標並非各國使館，而只是蘇聯使館附屬的幾處地方。

當天上午10時在天安門前舉行的「北京反對八國通牒國民示威大會」上，李大釗並沒露面。在大會上講話的是國民黨北方負責人徐謙、顧孟余等。中午，遊行隊伍與執政府衛隊對峙時，也沒人注意李先生的到來。衛隊開槍后，遊行示威者轟然而散，有一位五十多歲的亡命者躲到了執政府大門對面的大影壁后，此影壁東西兩邊，ｒeaｄ.99csｗ.ｃｏm各有執政府衛隊旅的一座馬號。無意中，這位老先生看到了李大釗：

正在郭氏的倒戈戰爭進展順利之際，李大釗等人在北京發動大學生們掀起一場以推翻段祺瑞政府為目的的「首都革命」。學生與部分工人編排成隊，包圍了執政府與段祺瑞住宅，準備將段執政抓出來公審。政府的一再忍讓更激發了民眾領袖和學生們反政府的鬥志，也為日後以更加激烈的手段衝擊政府埋下了可怕的伏筆。李大釗領導的這場未遂的平民政變，以國民軍拒絕響應而失敗。憤怒無處發泄的大學生們一氣兒搗毀了三位政府高官的私宅——李大釗的恩人與好友、時任教育部總長的章士釗的家，京師警察總監朱深和財政部總長李思浩的家，也都成了學生們發泄愛國義憤的地方。

作為中國東北地區的最高領導人，張作霖對有著漫長邊界的「老毛子」（對俄羅斯人的俗稱）的警惕與憎恨是可想而知的，況且，貫穿東北腹地的那條由俄國人控制的「中東鐵路」一直像導火線一樣在中國人身邊滋滋冒著戰爭的青煙。擔任了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首腦後，張作霖對強悍鄰國的真正心思也許看得比其他人更透徹。蘇聯人染指中國內政並一直圖謀顛覆中國政府已是不爭的事實：外蒙古已經被他們的紅軍強行侵佔，南方的國共合作局面是他們一手促成並一直操縱的，北伐軍的節節推進也正是他們的軍事顧問團和巨額盧布在起作用。最令張作霖不能容忍的是，深受其信任的部將郭松齡起兵叛亂，其背後正有蘇聯人和李大釗的影子！

他越來越深地介入了軍閥的內戰之中。

4月6日上午10時，奉系警界元老、京師警察廳總監陳興亞將軍率偵緝處處長吳郁文、偵緝隊隊長雷恆成等警察、便衣偵探，會同安國軍憲兵三百餘人，抵達東交民巷。陳總監向外交使團首席公使歐登科提交了公文。歐登科簽字后，使館衛兵放中國警憲進入東交民巷。

緊接著，「大沽口事件」傳回京城。李大釗等人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國民運動」。在家中，在北大，在蘇聯大使館的某個房間里，在國民軍的某位將領的辦公室中，他密集約談，頻繁奔波，真正成了章士釗所說的「發蹤指示」的幕後指揮者。對了，那時，他已經和在段祺瑞執政府任秘書長的章士釗斷了往來，但與其夫人吳弱男女士繼續保持著良好的友誼。

「三·一八」第二天，李大釗就和徐謙、顧孟余等人遭到執政府通緝。他們不得不關閉了在翠花衚衕里的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都退縮到蘇聯使館的舊兵營里藏身。徐謙本來就是馮玉祥政變后應邀到北京主持庚款委員會的人。奉張攻入北京之前，徐、顧等人藏在蘇聯使館的小卧車裡，平安轉移至京城西北郊的國民軍防地，后又退至蘇聯境內，輾轉海參崴南下廣東。而李大釗則留守在東交民巷，並陸續將若干國共兩黨北方區的骨幹人員安排入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