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些觀點相當流行。一說安全威脅從哪裡來，不少人立即會指認某一大國，譬如現實的美國或者潛在的印度等等，作為我們的主要威脅。還說美國通過反恐戰爭，對中國實現了戰略包圍。中美由於台灣問題難免一戰。美國無論如何不能容忍中國的崛起，在反恐戰爭結束之後，又將以遏制戰略對付中國。這些觀點並未注意到世界局勢和美國戰略的變化，無法得出更前瞻的思考。

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一方面造成了各國經濟互相依賴和互相影響，另一方面又加劇了富國之內、富國與窮國之間和窮國之內的貧富懸殊，引起了巨大的不滿，加上現在國際體系中不公正、不合理因素的存在，有些發展中國家尚未找到應對全球化的適合本國特點的現代化道路，弱勢群體具有無助、絕望甚至逆反的情緒，這就成為各種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的溫床。一些群體和組織可能採取暴力行動，造成如正規戰爭那樣巨大的破壞和傷亡，甚至更嚴重。

第二個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應對新的威脅與挑戰。顯然，我們原有的思想、原則和規範已經不夠用了，需要新的思想、原則和規範。而且，必須傳承更新，最終除舊布新，不至在轉變過程中弄得無效失范，天下大亂。主權獨立、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基本思想，也是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和機制的基礎，目前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國家主權在解決國內、國外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相結合的衝擊時，暴露出缺陷、軟弱和無奈，連唯一的超級大國都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在涉及戰爭與和平的關鍵時刻，選擇去干預或被|干預，與傳統的主權原則是抵觸的。一旦國家主權的概念和原則進行調整，就會使整個國際組織和機制的根基動搖，必然隨之進行重大變更，然而今天所有的主體尤其是國家還沒有找到明確的方向和做好充分的準備。今天，國家仍有著不可替代的主角地位，正如英國著名理論家、第三條道路的倡導者安東尼·吉登斯所說，現代國際關係是民族－國家存在的基礎。在主權問題上，存在著相互承認為平等主體的強大壓力，不管實際情形中權力差別如何之大，主權國家在有限的領土內有控制能力。因此，國家之間的合作和國家參与的國際組織的作為仍然處於國際舞台的中心。防止衝突維護和平的目標要求各國進行更加緊密的安全合作，並且也將非國家主體吸納進來，進而針對新的威脅而採取新的方式。

認為目前中國與美國的合作是「暫時的」、「非常態的」，似乎還要回到大國對抗的「常態」去，是套用冷戰時期的經驗，猶如刻舟求劍，必將導致決策錯誤。

在錯綜複雜的矛盾中，兩大問題最值得關注。

參与和貢獻越多，發言權越大，作用也越重要。

上個世紀80年代初，冷戰尚未結束，中國內有瀕臨破產的經濟，外有十年浩劫破壞的國際關係，鄧小平卻指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中國開始全方位地改善與世界各國的關係，為改革與開放的推行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這20餘年來，中國雖然經歷了「六四風波」、台海危機、炸大使館、中美撞機等危機，但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下，中國都化解了矛盾和衝突，走向新的發展目標。反之，當時如果繼續冷戰思維，就可能使中國陷入衝突，打斷現代化的進程。

就當前情況而言，中國面臨的衝突可能性由高至低是：非傳統安全威脅、國內不穩、外國干預，主要是美國，主要因台灣問題，再者與鄰國的衝突。

歷史已經證明，正確把握新趨勢的思想能指引我們洞幽察微，佔盡先機。

這使得國際社會有可能接受一個大國或國家集團的和平崛起。例如，二戰結束后，歐盟國家、日本等實現了和平崛起。中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也走出了一條同世界近代史上所有后發大國在崛起進程中所走的完全不同的道路，即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相脫離，更不是相衝突的、全新的和平發展道路。同時，處於超強狀態的美國，一方面迅速變化以應付新威脅，另一方面其冷戰思維又根深蒂固，最難克服。美國的兩面性將會長期存在，無論在亞太安全還是台灣問題上，都會不斷表現出來。中國要想與各大國處理好關係，尤其是與唯一超級大國美國處理好關係，就要更好地運用國際多邊機制，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既尋求合作，又進行積極的競爭。中國應當支持和鼓勵美國發揮建設性的作用，防止和縮小其破壞性的作用。對於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同盟和軍事合作，中國應當採取接觸和對話的政策。面對共同的威脅時更應積極合作，以便最大程度地化解美國存在的誤解、猜疑和反感，縮減冷戰思維的市場，對於它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必須警惕與防範。

編者按：2004年8月30日，新天同志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與我以「大國不互相為敵，是和平與發展的重要保證」為主要話題進行了交談，我認為新天同志的談話雖然過去了幾年，但對理解前文是有幫助的，對未來中國如何走和平發展道路也有啟示意義。為此，在徵得新天同志同意后，我將新天同志的這次談話概括整理成文，作為附錄供大家參考。

環顧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應當慶幸中國由於思維前瞻，抓住了改革開放的機遇。今天，我們應當繼承和發展鄧小平理論，確定戰略機遇期乃至更長期的中國對外戰略的思想。變化了的情況呼喚新的思想和戰略。冷戰已經結束，主要威脅變化了，世情在變。經過20多年的改革，中國從最不發達狀態進入了發展中國家行列，綜合國力有了相當的提高，國情在變。各國對中國的要求和期待在提高，中國參与世界事務的程度和發揮的作用在增強，兩者的互動在變。和平崛起就要研究怎樣應對不同於以往的威脅，來保證中國的、地區的和世界的和平，怎樣使新安全觀變為全球共識。

其實，經濟全球化潮流的發展，大大增加了各國之間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性和全人類共同利益，從而促使各國更多地在經濟、安全等方面加強合作。

目前國際上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不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作為一種歷史現象要結束了」？第二個問題，是不是「在新帝國時代，只有用民族主義的旗幟感召中華民族的每一分子，中華民族才有希望」？關於第一個問題，我想說這麼https://read.99csw.com兩點。第一點，在可預見的未來，世界大戰不會爆發。因為大國之間既無對抗能力也無對抗意願，而真正有資格打世界大戰的仍然是大國。雖然現在也有人認為，反恐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但似乎並未達成共識。目前存在的衝突，基本上在地區或次地區層次上，絕大多數國家總體仍處於和平狀態。和平與發展時代將是很長的歷史時代，不會因為伊拉克戰爭這一事件來改變。事實上，美國內部也在爭論伊拉克戰爭的得失利弊。雖然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但人們仍普遍地感到不安全，或者說對於安全的要求已經提高了。其原因是全球化使人們的關係更加密切，同時今天的威脅也確實全球化和分散化了。第二點，我們國家的決策層對於當今世界的變化做出了清醒而敏銳的反應。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報告比起1997年的十五大報告，有了戰略性的調整。兩者都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在這點上具有延續性。但是，在下述方面卻很不相同。十五大報告認為，世界局勢總體走向緩和，而十六大報告卻指出，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在增加。十五大報告強調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十六大報告卻第一次指出，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恐怖主義危害上升，並把它放在霸權主義的前面。十六大報告在反對霸權主義的提法上，強調「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有新的表現」，將民族、宗教矛盾和邊界、領土爭端導致的局部衝突和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都列入了世界不安寧的清單。並且，報告再次重申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提出了順應時代潮流，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並將對外政策的對象按大國關係、鄰國關係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進行排序，體現了新的思考。目前的問題倒是學術研究相對滯后，學術界需要回應時代變化的挑戰，積極創新，對於威脅、衝突和挑戰提出更富前瞻性的理論、學說和觀點，為中國對外戰略和政策提供智力支撐。至於第二個問題，我的想法是：今天的民族主義一般表現為特殊形式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在更深刻、更基本的層次上發揮作用，完全勝過任何意識形態的作用。在東亞包括中國，民族主義總體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提高了各民族的自信心，但是極端民族主義是狹隘的，有害的，它的人數不多，但危害極大。由於一些原來孤立的問題不再孤立，很多地區性問題變成了全球性問題，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差異，也都有了極端主義的表現形式，也都有了競相表現自己的機會。恐怖主義也仿照經濟全球化實行了恐怖全球化。所以說全球化對於安全來說也有消極因素，這是我們必須注意和防止的。

事實上，我們的實力還是有限的，我國作為國際體系中的大國的經驗仍是不足的，還是要向所有的國家學習。我們要有虛懷若谷的態度。哪怕別國只有一點兒好的經驗，我們都要學過來。我們現在學得很不夠，不能因為有一點兒成就就驕傲起來。我們要抱有虛心的態度，友好的態度，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

我們要繼續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的關係，以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為重，不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擴大共同利益的匯合點，妥善解決分歧。我們要繼續加強睦鄰友好，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加強區域合作，把同周邊國家的交流與合作推向新水平。我們要繼續增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增進相互理解和信任。加強相互幫助和支持，拓寬合作領域，提高合作效果。

非傳統安全跟經濟全球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經濟全球化有促進經濟相互依存的正面效應，也有擴大差異的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地方。很多弱勢群體沒辦法解決的時候就採取絕望的方式，鋌而走險，孤注一擲，以致非傳統安全越來越嚴重，威脅到當今世界的安寧。這種威脅，這些問題，還讓我們看到另外一種現象，另外一個鮮明特點，那就是：在國家安全領域，以前都是冤有頭，債有主，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一直是國家安全的重心所在。「安全」概念與「國家」概念是聯繫在一起的。當人們談論安全時，一般說的就是國家的安全。「國家安全」指的是，一個國家有效應對內外各種損害性、破壞性因素的影響和威脅，維護和保障國家利益的狀態和能力。現在不是了。今天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可能是一個組織，譬如恐怖組織；也可能是一種疾病，譬如「非典」；也可能是一種環保問題，譬如沙塵暴，譬如赤潮；指的是人類社會過去沒有遇到或很少見過的安全威脅，具體地說，指的是近些年來逐漸突出的、發生在戰場之外的安全威脅。也有學者將其定義為與其他國家相互作用，並對存在與發展構成重大威脅的、非軍事、政治和外交衝突所引起的安全問題。因為非傳統安全是一個來無影去無蹤的敵人，出沒無常，難以捉摸，所以特別令人害怕。

第一個問題是非傳統安全威脅所造成的衝突和戰爭應當如何判定性質，如何應對。圍繞著反恐、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產生了巨大的認識分歧，在歐美之間、「老歐洲」與「新歐洲」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伊斯蘭國家與非伊斯蘭國家之間，甚至在一國之內的政府與民眾之間、民眾中的不同派別之間，觀點之大相徑庭，前所未有。對此的分析和評論，已經汗牛充棟，不必贅言。我要強調的是，這反映了人類處於劇變世界中的迷惘和探索。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基本上只關注國家之間的行為和互動，對其他行為主體相當忽視；基本上側重於政治的領域，而將其他領域視為低級，由此產生了「高政治」和「低政治」之區別。它很難解釋今天的問題。因此有的人提出了「國際政治」和「全球化」兩條主線並存的想法，有的人區分了國際體系與世界社會等概念的內涵，確實有啟發作用。事實上，我們需要提出一種新的全球關係的綜合理論，來解釋人類面臨的困境，既包括國際關係即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包括其他主體；既關注全球化、社會現代化、文化多元化所造成的巨大衝擊，也包括政府、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共同合作應對的全球治理。一個重要的趨向是，全球化、社會現代化、文化多元化等對世界的影響相對上升，「低政治」正在升高，甚至侵入到戰爭與和平的「高政治」之中。與此相應的是，非國家政府主體的作用在增強，迫使國家政府這一最有力的主體重視它們的存在和力量。當然，這完全不是貶低國家的作用。因為面臨前所未有的威九-九-藏-書脅，人類一定會運用各種組織方式來應對，而目前最強大的組織仍然是國家及國家組織。

正如鄧小平指出：「如果說中國是一個和平力量、制約戰爭的力量的話，現在這個力量還小。等到中國發展起來了，制約戰爭的和平力量將會大大增強。我可以大胆地說，到本世紀末，中國能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目標，也就是我曾經跟大平正芳先生講的達到小康水平，那時中國對於世界和平和國際局勢的穩定肯定會起比較顯著的作用。」所以，只有深刻理解鄧小平的思想，完整貫徹他的戰略意圖，我們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被挑動，不被迷惑，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干擾，以足夠強大的國防力量，作為實現中國和平崛起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強大後盾。當然，完成三大任務的手段是綜合性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都包括在內，並非只用軍事手段。

眾所周知，按照冷戰思維和新的強權政治理論，國際關係中各方互動的模式基本上是「零和」模式，也就是一方得益意味著另一方受損，或兩方關係的接近意味著第三方利益的受損。按照亞歷山大·溫特為代表的建構主義理論，如果國家以相互敵對的方式思維，就會創造霍布斯文化居於主導的世界；如果國家以相互競爭的方式思維，就會創造洛克文化居於主導的世界；如果國家以相互幫助的方式思維，就會創造康德文化居於主導的世界。但是，在國際關係中，如果A國希望與B國建立朋友關係，而B國把A國當做競爭對手或潛在敵人看待，會出現什麼結果呢？可能性之一是雙方成為競爭對手或潛在敵人，創造霍布斯文化居於主導的世界。可能性之二是雙方成為朋友，創造康德文化居於主導的世界。可能性之三是雙方形成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即洛克文化為主導。從現實情況看，大國之間由於既有很多共同利益又有許多矛盾，因此形成既合作又競爭關係的可能性最大。這就是更前瞻的思考。今天，大國不互相為敵，是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重要保證，也是中國實現戰略機遇期的重要前提。以此考量美國，我們就不難看到，美國的安全戰略已進行了根本性的調整。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在冷戰後的新威脅面前首當其衝，其反應也相當迅速。「9·11」事件后美國進行了戰略性的調整，把國土安全列為首要任務，把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武器擴散作為主要威脅，並將主要關注目標從「崛起」的國家轉向「失敗」國家。在2002年小布希總統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界定了以上美國的主要威脅，而把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等列為其合作夥伴。不僅在反恐方面，而且在亞太安全的其他方面，中美都發現了更廣泛的合作基礎。這一趨勢並不是臨時的、短暫的，將是長期的、根本性的。不僅在美國仍陷身於中東時有效，而且當美國從中東脫身後仍然有效。因為形勢比人強，回復到冷戰格局幾無可能。

我們還要加強研究中國在新形勢下如何為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使中國與世界同戰威脅，共享安全。中國已經加入兩個國際人權公約，並正在考慮加入第三個。這一舉措意義重大。中國像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一樣珍視主權，以主權維護人權，這毋庸置疑，不能改變。但是另一方面，中國也必須應對主權理論和實踐所發生的變化，與時俱進地調整戰略和政策。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在第55屆聯大討論聯合國秘書長的年度報告時重申，聯合國應當為制止大規模的人道主義危機、防止大批無辜平民慘遭殺戮的悲劇做出更加積極的貢獻，但它同時應當充分認識到國際干預行動的複雜性和干預失當的危險性。要確保任何干預行動須經安理會授權。大國和國家集團應當尊重當事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而不是利用人道主義干預干涉其內政或引發新的衝突。而這正表明我們對於主權理論和實踐所發生的變化，已在適時調整自己的戰略和政策。

事實上，「非典」肆虐時，中國政府接受了世界衛生組織的監督和幫助，實際上主動讓渡了部分主權，當然也同時享有了其他國家主動讓渡的部分主權。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南中國海共同行動宣言》，帶有共享主權的色彩。當中國愈益深入參与地區和世界的多邊合作時，「主權讓渡」和「主權共享」的問題會愈益頻繁和突出。經濟上的合作儘管也有分歧，似乎較易統一，安全上的合作則更難一些，因為要改變許多思維定式。中國已經積極地參与了世界維和行動。我個人認為，將來還不得不逐漸考慮，對於已經獲知可能的威脅，在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下，在地區組織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可能進行共同的干預行動，包括事後的干預和事前的干預。干預的方式可以從低強制的對話、廣播，減少經援直至高強制的軍事行動。

任何大國的興起都會對國際現狀產生衝擊。當今世上還沒有一種現成的理論，可以解釋中國為什麼能以和平的方式崛起，我們提出的「和平發展道路」，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將信將疑、似信非信，都很正常。要想取信於人，首先在於自己，從最高決策層到平民百姓都要有變化。

冷戰時的衝突和戰爭與冷戰後的衝突和戰爭是有很大不同的。冷戰時期的戰爭主要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反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維護民族利益的戰爭，第二類是前蘇聯和美國兩個陣營的爭奪戰，第三類是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戰爭，第四類是發展中國家的內戰。由於反殖民主義的勝利，第一類戰爭已基本結束。隨著前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國家的轉向，第二類戰爭也不復存在。遺留下來的兩類戰爭便非常突出，再加上新出現的因素，因此，冷戰後的衝突和戰爭大約分為四類。第一類是發展中國家的內戰。第二類是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戰爭。第三類是干預戰爭，往往是大國或國家集團對另一國的武力干預。第四類是非傳統安全威脅所造成的衝突和戰爭，目前主要指大規模危害嚴重的恐怖主義活動。對於第四類的爭議很大，學術界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應將恐怖主義歸入犯罪，另一種則認為應歸入衝突和戰爭。我的觀點相對摺中，只是把大規模的危害嚴重的恐怖主義列入戰爭。其實在傳統衝突與戰爭中，規模太小的也往往不進入統計。我將恐怖主義歸入戰爭，還出於更前瞻的觀點，即將來可能還有其他類型的非傳統衝突和戰爭，也不應忽視。

因此，和平發展道路不僅是對外界懷疑的回應，而且是對中國發展方向的肯定。我們國家發展了，強大了，很多人增強了愛國心、自信心，這很好。

在httpｓ://read.99cｓｗ•cｏｍ美國的戰略中，軍事力量始終是基本的力量，經過近年來新軍事革命，美國的軍事力量在質和量上都獨步天下。其戰略目標除了保證美國的「絕對安全」外，還要用一切手段，保證美國在當今世界上的絕對霸主地位。但是，美國把它的戰略重點從歐洲轉移到亞太地區，並不等於它就要遏制中國。美國是否干預中國，與美國是否戰略東移並無直接關係。冷戰時期，美國的戰略重點在西歐，但卻與中國兩度兵戎相見，即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現在東亞逐漸成長為可與歐洲、北美鼎足而立的經濟區域，美國的戰略不向東亞傾斜反倒是不正常的。美國在亞洲的存在既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作用，積極作用表現在美國與亞洲的密切的經濟、社會、文化往來，消極的作用表現於美國總是企圖以自己的利益來主導東亞的事務。顯然，我們應當堅持兩點論，鼓勵其積極方面，縮減其消極方面。美國圍繞著中國的軍事存在，既是中美之間相互競爭的場所，也可能是相互合作的平台。美國是否干預中國，取決於中美雙方對國家利益的定位和雙邊關係的互動。

非洲國家已經對人道主義干預形成了共識，當然在實行時仍有一定的敏感性。上海合作組織已經在組建快速反應部隊，中國也與其他國家一起在吉爾吉斯斯坦舉行了聯合軍事演習。中國與東盟的安全合作也將由低至高，中國對此應做好充分的準備，以免措手不及，反受其害。以為和平崛起就不需加強軍事實力，或者不能動用武力，是一種誤解。面對新的威脅、衝突和戰爭，中國應以一切手段應對，包括武力。只要動用武力能夠有利於地區與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並且具有合法合理性，就會得到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支持。這也是和平發展的重要內容。

外來干預的可能性不是太大。這個問題始終集中在台灣問題、美國作用及美國「戰略東移」上。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尚未統一的國家。陳水扁以「台獨」為目標執政，不斷搞「漸進台獨」、「法理台獨」，不僅影響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威脅我們的戰略機遇期，而且影響到整個亞太地區安全，引起世界各國關注。為了防止台灣「獨立」和外部勢力插手，中國不能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儘管這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但卻有長期而複雜的國際因素，美國通過《與台灣關係法》給台灣當局以支持，甚至一直考慮「協防」台灣，事實上已將台灣納入其地區導彈防禦系統，我們不能不高度警惕。美國會不會幹預台灣問題，這是我們要特別關注的。對於美國，我們要做一個基本判斷，這個判斷就是美國必然會幹預台灣問題的。沒有美國的干預，台灣問題也就不成其為台灣問題了。但是干預的時機、干預的程度、干預的方式，究竟怎麼樣，還是可以進一步探討的。這裏面有很多複雜問題。我們對美國的戰略意圖要有實事求是的基本判斷。我以為，美國現政府跟我們還是有基本共識的，這個共識就是反對「台獨」。如果台灣當局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公投，宣布「獨立」，那美國不會給予無限的支持的。要美國來為台灣人賣命那是更不可能的。美國的干預只能是一種有限的干預。當然美國對於台灣問題也是有兩面性的，利用台灣來為美國的戰略利益服務，也是不會改變的。

除了非傳統安全威脅，我們還得重視國內的穩定問題。鄧小平說：「穩定壓倒一切。」國內的穩定千萬不容忽視。畢竟發生內部不穩、動蕩甚至衝突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因為中國處於兩個轉型期並存的關鍵時期，即現代化的起飛時期，以及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時期，兩者都是矛盾集中的衝突高發時期。兩個轉型扭結使得原有的城鄉差別、地區差別、貧富差別和民族差別更加擴大，如果處理不當，可能引發動蕩。中國的動蕩哪怕是局部的，都會在東亞甚至更大的範圍內造成影響。與此同時，中國具有15個陸上鄰國和8個海上鄰國，是世界上鄰國最多的國家。絕大部分鄰國的發展程度較低，有些甚至是世界最不發達國家，其內在的困難和不確定性較大。它們與中國又有邊界爭端，跨界民族、跨界宗教等密切而複雜的聯繫糾葛，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分裂主義勢力容易乘虛而入，販毒販武、跨國犯罪也容易內外勾結。安全威脅所具有的國內國外的關聯性在中國可能表現最為突出。

從目前整個世界的情況來看，非傳統安全可能是最大威脅。中國曾經受到過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侵害，將來也很有可能再次受到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侵害。儘管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屢受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衝擊，已經有了相當的體驗，但是現在中國的抵禦能力和綜合準備還很薄弱，將會有較大的風險。譬如恐怖主義、跨國犯罪，既有組織也有個人，已經對中國安全造成了相當的危害，其危險性只會升高而不會降低。還有一種就是經濟上的威脅，譬如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對亞洲國家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積累的財富一夜間一半去掉，對此我們要有高度警惕。現在我們落實、貫徹科學發展觀，深化體制改革，加強金融監管，就能有效防止這方面出問題。還有衛生安全威脅，譬如「非典」、禽流感、艾滋病等，都會蔓延到國內外。還有環境安全威脅，譬如氣候變暖、洪水、沙塵暴、乾旱等，也是全球性的。疾病、環境等問題在共和國歷史上並非沒有出現過，但在全球化開放時代其危險性空前提高，它們具有的國際影響和國際聯動也空前巨大，其震撼力和破壞力將大大加劇。還有能源安全威脅。所有這些非傳統安全，將是我們的主要威脅。從中央到地方，都要專門成立安全小組來應對，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還要特別指出的是，還有許多危機和衝突是尚未預見的，而最難應付的就是未知的災難。

目前在安全問題上主要的思想障礙是，以傳統的尤其是冷戰時期的思路來對待新的威脅，結果將會貽誤時機，冒失去未來的風險。雖然冷戰後的衝突與戰爭已出現了實質性根本性的變化，但許多人仍墨守成規，以為這不過是曇花一現，還會回復到冷戰對抗的老格局中。許多人懷疑，世界上到處存在冷戰思維，如果我們堅持新思維，堅持和平發展道路，豈不是會吃虧上當？

是好事。但是也要防止錯誤想法，錯誤觀點。我們不能有狹隘民族主義，不能有復讎思想。我們不能有大國沙文主義，看不起窮兄弟。狹隘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都很危險。我們既要弘揚愛國主義，又要倡導新型的國https://read.99csw.com際主義。

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矛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存在，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容易釀成衝突和戰爭，因為它們的民族融合與國家認同程度較低。

當然，也有極少數不了解或根本不願意了解中國實際情況的人，散布了各種「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是對他們的最好回應。譬如1990年5月，日本防衛大學副教授村井友秀在日本《諸君》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論中國這個潛在的「威脅」》。他說中國的世界觀基本上還是「戰國時代的模式」，即有力量者將成為霸主和統治世界，所以，「20世紀80年代后中國的國防戰略開始發生大的變化，中國正計劃同美蘇一樣，建立一支專業化和機械化軍隊」，對正在走向政治大國的日本構成潛在的大威脅。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是日本極右翼勢力的代表人物。他也說日本要想「作為戰略國家而得到重建」，日本的經濟要想「得到復甦」，就得前門驅虎，後門拒狼。所謂「前門虎」就是美國，所謂「後門狼」就是中國。還有美國的查德·伯恩斯坦和羅斯·芒羅，他們在《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一書中也說：「中國經濟的不斷增長及其會變為一個富國的潛力，將來有可能使這個國家走上好幾條道路中的任何一條。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影響可能促使它朝著更加咄咄逼人、更加無視國際輿論的方向前進。中國十分可能成為某種社團主義的、軍事化的民族主義的國家，一個與墨索里尼或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有些相似的國家。中國確實是在朝著20世紀初的法西斯主義所具有的一些重要特徵的方向前進。」在美國，鼓吹「中國威脅論」的還有約翰·米爾斯海默。

相對「中國威脅論」而言，「中國崩潰論」是另外一個極端。從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到斯圖威爾的《中國夢——追尋地球上最後一個巨大未開發市場》，都是一種說法，那就是以大量公共和外來投資推動的增長是難以持久的。中國經濟陷入危機之日，便是西方「中國夢」幻滅之時。事實勝於雄辯。

首先，在可預見的未來，世界大戰不會爆發。其次，衝突與戰爭的高發區域在歐亞大陸的「柔軟下腹部」，即從巴爾幹、中東、高加索、中亞、南亞直至東亞的弧形帶，非洲和某些拉美國家。這些地區由於經濟發展的困難，轉型的陣痛，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交錯等複雜因素，成為最不穩定的地區。再次，非傳統安全威脅日益突出，如金融危機、「9·11」事件、「非典」、禽流感等等，其中有些與傳統安全威脅相結合，如「9·11」事件所引起的戰爭，有些則不然。最後，面對新的挑戰，各國具有強烈的合作願望，同時又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

這些論調在事實面前顯得蒼白無力，但我們還是要做出回答。我們要有一個相應的說法，讓更多的人接受，讓周邊的國家接受，讓大國接受，讓世界各國接受，一聽就明白。所以我贊同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提法。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是一個很好的回答。它說明，中國將「通過和平方式崛起」和「為了和平而崛起」，以及「崛起後為和平做更大貢獻」。但是，中國的和平發展要在新世紀戰爭與和平的總體背景下展開，從預防衝突和應對衝突來看，和平發展就是要構建更廣闊的合作平台，化解可能產生衝突的矛盾。中國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時機，努力發展和壯大自己。中國的崛起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

我們與其他大國有許多更為接近的理念，有共同利益需要合作。夥伴關係對於中國的安全彌足珍貴。中國與俄羅斯、日本、歐洲大國也有差異和分歧，必須求同存異。中國已經開始重視多邊外交，無論在地區組織還是在世界組織里。尤其在亞太地區，多種安全機制並存，有的由大國主導，有的要求無主導或者各國皆可在某個問題上主導，是非常獨特的現象，更需要中國外交去探索創新。目前中國可以從具體的安全問題入手，增強首創性，加強合作性，積累經驗，將各種主要類型的安全威脅降到最低限度。

我們重視美國，但是，這不等於美國的作用可以取代其他國家的作用。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在對內和對外政策上是一致的，是有機的整體。

國家安全確實重要。沒有安全，國家就不能進行正常有序的經濟活動，經濟社會也就不能加快發展，全面進步，如期達到更高更好的現代化水平。

總之，我們一定要通過自身的努力，讓全世界產生「中國機遇論」、「中國貢獻論」。中國現在不稱霸，即使將來強大了也不稱霸，不做超級大國，不搞強權政治。我們要同世界各國合作來謀求共同和平發展。

於是產生了外來的干預。外來干預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地區組織內達成共識的干預，包括以武力解決足以影響地區穩定的爭端、動蕩和衝突，例如非盟對大湖區的干預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北約對科索沃的干預似乎仍有爭議，歐洲國家也在反思。另一種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單邊主義強化，傾向動武解決問題，實行先發制人戰略，而其他各國的力量還不足以制止其行為，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便是明證。時至今日美國仍未發現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武器的證據，其開戰的合法性更令人懷疑。美國干預他國的戰爭一貫存在，但這次卻具備了新的特點。它以反恐、反擴散為理由，繞過聯合國決議，不顧歐洲盟友的反對，拋棄北約，建立「志願者聯盟」，反映了「9·11」事件后的新戰略。由於美國的經濟、軍事和軟力量都處於巔峰狀態，外出干預的動機仍然是存在的。

米爾斯海默的《大國政治的悲劇》不僅是對樂觀的自由主義的回應，更是作者在「十年磨一劍」基礎上系統闡述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代表作。這部書說到中國的崛起將不可避免地造成中美之間激烈的安全競爭。因此米爾斯海默反對接觸而主張及早遏制中國。米爾斯海默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帶有濃重的美國情結，是美國例外論的現實主義闡述。米爾斯海默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美國政府的外交理念，是美國精英意識的一種流露，值得關注。

「9·11」事件以來，全世界都在思考安全問題。對我們來說，說到國家安全，以前主要是指防範和抵禦外敵入侵，保密、維護社會穩定、警惕間諜活動等等，那還是傳統的，狹義的。這樣一些內容仍然是重要的，但是今天來說又遠遠不夠了。我們要把非傳統安全威脅放進去。我們還要有新的考慮，新的對策。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就是我們黨從新世紀新階httｐs://reaｄ.９９csw•cｏm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就是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指導思想。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國家安全工作，我們就要調動整個社會的力量來應對各種各樣的安全威脅。安全威脅不一樣了，應對的手段也不一樣了，決策思路、領導方法、組織機構各方面也都會發生很大變化，對公民的要求也就不一樣了，全體公民對於國家安全的認識，應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也會發生很大變化。中共十六大有很多新的提法，一脈相承，與時俱進，順應時代潮流，非常敏銳、非常及時、非常準確地反映了我們黨和政府對於形勢的判斷，動作很快，但是還需要用法的形式加以細化，加以確立。只有法制化、制度化才能保證全體公民認真考慮，身體力行。巨大的挑戰孕育著巨大的機會，當代中國只有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才能高屋建瓴，進退自如，從容應對嚴峻挑戰，緊緊把握難得機遇，自覺匯入整個世界不斷前進的歷史洪流。

為了利用戰略機遇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們一定要盡最大努力，促進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我們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控制局面，防止失控，防止誤判，防止台海局勢的逆轉造成國際形勢的惡化。當然，世界上的事情互相關聯，非常複雜，並非截然分割。例如，因為國內不穩同時引發「台獨」趁機動作，或者非傳統安全問題處理不當引發與鄰國的衝突，也都必須進入視野，預先防止。還要強調的是，防止戰爭和衝突，歸根結底取決於中國決策的正確和尋求與外界的良性互動。因此，我將中國面臨的最危險的威脅概括為：由非傳統威脅引發的與傳統威脅的結合，由國內不穩引發的國內外敵對力量的聯動。

中國正在和平崛起，這已是一個舉世矚目的事實。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中國的和平發展對於世界的重大意義。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正在擺脫貧困和落後，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進，同時堅持和平、發展與合作的外交路線，這本身就是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貢獻。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的發展又給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帶來了重要機遇，促進了亞洲的和平與穩定，為亞太地區的各種區域合作注入了新的動力。

在冷戰結束后的頭10年，發展中國家的內戰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戰爭佔據了所有衝突和戰爭的90％以上。從數量上看，這並非新現象，因為在冷戰時期，絕大部分的戰爭就發生在發展中國家。但是引起戰爭的動因不同。在冷戰時期，新興國家之間兵戎相見主要為了爭奪資源要地和戰略重鎮。而冷戰之後，發展中國家內部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戰爭原因卻與民族、宗教和文化相關，當然也仍有經濟和戰略的爭奪。近代以來民族－國家的建立，一方面為民族平等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又為民族主義的高漲鋪平了道路。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差異，在封閉的小型社會中，往往不被察覺，而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卻突出為人們安全的保障，認同的核心。世界上極少有單一民族－國家，一國之內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十分普遍，跨界民族和跨界宗教的情況也十分常見，複雜的交織使得國內紛爭容易溢出為國際衝突。

過去鄰國擔心中國介入地區事務，當中國選擇和平發展，「中國威脅論」隨之下降時，鄰國也會因中國的不介入或介入不夠而不滿。例如，世界各國都希望中國政府在解決朝核問題時發揮更大作用，中國政府為此主持了一次三方會談、幾輪六方會談，受到了外界高度讚揚。現今中國已經更加積極地參与到地區組織中去。中國與東盟的10＋1自由貿易區，東亞共同體建設，上海合作組織，APEC，東盟地區論壇，等等，全都標志著相互依存的深化。應當承認，中國的國家利益與地區鄰國的利益在安全方面也相互滲透、相互重疊，應當共同維護。現在合作的程度離各國的要求還有較大差距，這也正是各國批評和期待之處。傳統的地緣政治理論中有可以借鑒的東西，但它的強權政治與零和遊戲的思維是很大的缺陷，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周邊政策已經超越了傳統地緣政治思維。我們還應當建立危機管理機制，縮小突發事件可能造成的破壞。總之，國際體系、制度和機制正在不斷變化之中，每個國家都有機會影響其走向，關鍵在於參与和貢獻。參与和貢獻越多，發言權越大，作用也越重要。

我們要將中國發展的基點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廣闊的國內市場、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資金積累，以及改革帶來的機制創新。同時，又要堅持對外開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上一切友好國家發展經貿關係。

全球化也使得恐怖組織、海盜組織和販毒組織更容易獲得武器，包括核武器和化學武器，更容易建立國際網路。它們不受任何國際法的約束，毫無顧忌地針對平民，以便獲得最大的震懾作用。從更長遠的觀點看，溫室效應所造成的全球變暖，將使許多國家失去領土，環境破壞導致爭奪水資源和其他重要資源，某些致命疾病的流行等非傳統安全威脅，亦潛伏著衝突的可能性。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觀察，中國內部的矛盾雖然很多，但是各階層各地區和各行業的不滿並不一致，也很難同時爆發，除非有特殊的國內外因素，或者嚴重的舉措不當。總體而言，中國政府具有較強的控制能力，中國大規模動蕩的可能性不高，但是因國內外聯動所引起的局部不穩仍是必須高度警惕的。

我們幾乎可以排除中國與鄰國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儘管中國有眾多鄰國，容易受到影響，但是大部分鄰國的綜合國力低於我國，加之我國實行了睦鄰、富鄰、安鄰的政策，不以武力來解決互相之間的爭端已經成為共識。鄰國聯合起來對付中國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比較複雜的問題是鄰國有無可能與美國聯手對付中國。美國在亞太地區建立了幾個軍事同盟，冷戰後又與一些國家發展了軍事合作。其中可能有針對中國的因素，但更多的是針對地區安全的威脅。甚至也有美國專家預言，國際戰略環境的變化將在未來10年內終結美國的軍事同盟。拉詹·梅農在《同盟的終結》中就說到了北約、美韓與美日軍事同盟的變化。雖然我們不能完全肯定他的預測，但注意軍事同盟的變化還是必要的。如果因為「台獨」引起中國對台灣動用武力，美國的盟友並不一定追隨美國。韓國就公開表示過。美國的親密盟友澳大利亞不會贊同美國出兵，更不用談其他東亞國家。即使美國能拼湊「志願者同盟」也無濟於事，這隻要看看伊拉克戰爭的教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