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容易時間到了，一輛汽車把我們帶進了夜景如畫的中南海，直到總理辦公室門口停住。總理從門內迎了出來，緊緊地握住我們的手，笑容滿面地說，「你們回來了！你們好呵？」這時，我們就像海上沉舟，遇救歸來的孩子，聽到親人愛撫的話語那樣，悲喜交集得說不出話來。總理極其親切地招呼我們在他旁邊坐下，極其詳盡地問到我們在外面的情況，我們也就漸漸地平靜下來，歡喜而盡情地向總理傾吐述說了我們的一切經歷。時間到了午夜，總理留我們和他共進晚餐。當看到飯桌上只有四菜一湯，而唯一的葷菜還是一盤炒雞蛋時，我感到驚奇而又高興。驚奇的是總理的膳食竟是這樣的簡單，高興的是總理並沒有把我們當作外人。在我們談話吃飯之間，都有工作人員送進文件，或是在總理耳邊低聲說話，我們雖然十分留戀這寶貴的時刻，但是我們也知道總理日理萬機，不好久坐，吃過了飯不久，我們就依依不捨地告辭了。總理一直熱情地送到車邊，他仰望夏空的滿天星斗，感慨地對我說：

是什麼文學形式，都是用血和淚寫出他們最虔誠最真摯的呼號和嗚咽。

粉碎「四人幫」后，我的朋友周明和劉茵把來自地球各個角落的悼念文章，編成一本《天上人間》。編后請我作序。

「冰心同志，你我年紀都不小了，對黨對人民就只能是『鞠躬盡瘁』這四個字呵！」我那時還不知道總理已經重病在身了，我還沒有體會到這「鞠躬盡瘁」四個字的沉痛的意義！

老伴走過來問：「她們又走了？」我點點頭。他坐了下去，說：「我們就等著吧。」

個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工作的親戚，得到上頭的密令，叫他們準備幾十根大木棍，隨時聽命出動……他問我的女兒：「你們還是天天去吧？」我的女兒們點了點頭。他緊緊地握了握她們的手說，「你們小心點！」就匆匆地走了。

我們信步走出了院門，穿過村子的小路，一直向南，到了高粱河邊站住了。老伴說：

這一下午，只覺得夏天的太陽就是這樣遲遲地不肯落了下去！

「你多大年紀了？」我說：「我都７２歲read.99csw.com了！」

我也參加過幾次總理和少數幾個人的談話，那就像家人骨肉的閑敘家常，總理的談話總是誠摯而親切的。談到老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總理就懇切地談著自己的家庭出身，談著自己參加革命的經過，強調思想改造必須出於自覺自愿，有了革命的覺悟，才能在思想改造上下苦工夫，才能不斷進步。

我認識的共產黨員不多，其中，最佩服的是周恩來總理。

正在這時，周總理夫婦派了一輛小車，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廳那所簡樸的房子里。他們當然不能說什麼，也只十分誠懇地讓我幫他好好地改造，說：「這時最能幫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親近的人了……」我一見到鄧大姐就像見了親人一樣，我的一腔冤憤就都傾吐了出來！我說：「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網右派，我們的思想都差不多，但決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我回來後向文藻說了總理夫婦極其委婉地讓他好好改造。他在自傳里說「當時心裏還是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我堅信事情終有一天會弄清楚的。」１９５９年１２月，交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１９７９年又把錯划予以改正。最後的長談最後的報告總理和我最後的一次較長的談話，是在１９７２年的秋天。

當我告訴他，我身體很好的時候，他握著我的手，又叮嚀了一句：「要好好地保重呵。」我哪裡想到，這一句話就是總理對我的最後的囑咐呢？！

總理的革命意志是多麼堅強呵！現在又使我想起，就是１９７４年的國慶宴會，總理含笑地出現在歡聲雷動的宴會廳里，他是那樣地精神煥發，他的簡潔的講話，是那樣地雄渾而有力！最後，就是１９７５年１月，總理在四屆人大做政治報告的那一天晚上，他站在主席台入場的門口，和進場的代表們一一握手。

我心裏翻騰得厲害。沒有等到我說什麼，她們和她們的孩子已經紛紛地拿起挎包和書包，說，「爺爺，姥佬，再見了，明天晚上我們還給您帶些『好菜』來！」

我們在東京的幾年時間，是一生中重要的轉折點。文藻hｔtpｓ://rｅａｄ.99ｃsｗ.ｃom利用一切機會，同美國來日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學者以及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觸。我自己也接觸了當年在美留學時的日本同學和一些婦女界人士，不但比較深入地了解了當時日本社會上存在的種種問題，同時也深入地體會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

周恩來總理是我國２０世紀的十億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１９９１年于北京

總理也強調通過思想改造，知識分子對新中國就能做出應有的貢獻。總理的許多次談話，都使我受到很大教益，深深印刻在我的心裏。我們等到了耗傳來，世界震動，舉國哀傷。當時，「四人幫」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千方百計地壓制廣大人民的悼念活動。可是沒過多久，震撼世界的「四五」運動，就在掀起過五四運動的天安門廣場上掀起了！這是一場聲勢更大威力更猛、光明同黑暗的、決定中國前途的殊死搏鬥。那時，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活躍在天安門廣場上。我和老伴無力遠行，只好等待著聽他們的報告。這段真情實感曾記在《等待》一文中。在此不妨抄下幾段：

「時光過得多快呵，從『五四』到現在已經３０多年了！」我聽了十分慚愧！從「五四」以來的幾十年中，我走了一條多麼曲折的道路呵！傾吐了一腔冤憤他和我都是一個晴天霹靂！因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一條，在讓他寫檢查材料時，他十分認真地苦苦地挖他的這種思想，寫了許多張紙！他一面痛苦地挖著，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著我說：「我若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到國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萬苦地借赴美的名義回到祖國來反呢？」我當時也和他一樣「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我沒有說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勵他好好地「挖」，因為他這個絕頂認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裏引起疑雲，他心裏就更亂了。

回國后的興奮自不必說！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３年之間，文藻都在學習，為接受新工作做準備。中間周總理曾召見我們一次，是在我們從日本回來后的１９５２年的一個初夏夜晚。這一天午後，九_九_藏_書聽說總理要在今晚接見我們，我們是怎樣地驚喜興奮呵！

因為這些文章所歌頌哀悼的人物是周恩來總理。

這一夜的人民大會堂里，燈光如晝，萬眾無聲，總理的聲音，是那樣的洪亮，那樣的充滿了樂觀精神！他朗聲讀完政府工作報告后，台上台下暴風雨般的掌聲，把雄偉的人民大會堂都震動了！這就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最後一次的政治報告呵，總理是用盡他畢生的精力堅持到底的呵！

我們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橫濱領事，對共產主義同情的，被召回台灣即被槍斃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團繼續留任。１９５０年他向團長提出辭職，但離職后仍不能回國，因為我們持有的是台灣政府的護照。這時華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記者和商人。我們沒有經商的資本，就通過朱世明將軍和新加坡鉅賈胡文虎之子胡好的關係，取得了《星檳日報》記者的身份，在東京停留了一年，這時美國的耶魯大學聘請文藻到該校任教，我們把赴美的申請書寄到台灣，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們即刻離開了日本，不是向東，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周恩來、羅青長的幫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國！

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７０周年之際，我心潮澎湃的浪花上又浮現出周總理的高大身影。第一次見到周總理歡迎會上，第一次幸福地見到了周總理。這次集會是歡迎從外地來到重慶的文藝工作者的。會開始不久，總理從郊外匆匆地趕來。他一進到會場，就像一道陽光射進陰暗的屋子裡那樣，裏面的氣氛頓然不同了，人們歡喜活躍起來了！總理和我們幾個人熱情地握過手，講了一些歡迎的話。這些話我已記不清了，因為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只見他不論走到會場的哪一個角落，立刻就引起周圍射來一雙雙欽佩的眼光，仰起一張張喜悅的笑臉。他是一股熱流，一團火焰，給每個人以無限的光明和希望！這在當時霧都重慶的悲觀、頹廢、窒息的生活氣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難見幾次的燦爛的陽光！周總理召見我們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夜，我們在歌樂山上聽到了日本帝九九藏書國主義者無條件投降的消息。

那時在「中央大學」和在「上海醫學院」學習的我們的甥女和表侄女們，都高興得熱淚縱橫。

我忽然地抬頭看他，他也正看著我，我們都微笑了，似乎都感覺到多少年來我們沒有這樣地挽臂徐行了！４７年前，在黃昏的未名湖畔我們曾這樣地散步過，但那時我們想的只是我們自己最近的將來，而今天，我們想的卻是我們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遙遠的將來了！

「萬家墨面」之時，「動地歌吟」之後，必然是一聲震天撼地的驚雷。這「好菜」我們等到了！

我最怕等待的時光！這時光多麼難熬呵！

總理笑說：「我比你還大兩歲呢。」接著他就語重心長地說：

我們都坐了下來，沒有說話。我的小女兒走過來坐在我的旁邊，扶著我的肩膀說，「娘，您放心，他們不敢怎麼樣，就是敢怎麼樣，我們那麼多的人，還怕嗎？」她又笑著搖著我的手臂說：「我知道，您也不怕，您還愛聽我們的報告呢。」

這時我們結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謝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團政治組的副組長，也是一個地下共產黨員。通過他，我們研讀了許多毛主席著作，並和國內有了聯繫。文藻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每當買來一本新書，就寫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團里本來有許多台灣特務系統，如軍統、中統等。他們聽說政治組同人每晚以在吳家打橋牌為名，共同研討毛澤東著作，便遣人趁文藻上班時，溜到我們住處，從文藻的書架上取走一本《論持久戰》。等到我知道了從卧室出來時，他已走遠了。

我們都恨不得一時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時的交通工具十分擁擠，直到１９４５年底我們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們作北上繼續教學的決定時，１９４６年初，文藻的清華同學朱世明將軍受任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他約文藻擔任該團的政治組長，兼任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文藻正想了解戰後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況和形勢，他想把整個日本作為一個大的社會現場來考察，做專題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憲法、日本新政黨、財閥解體、工人運動等等，在九*九*藏*書中日邦交沒有恢復，沒有友好往來之前，趁這機會去日，倒是一個方便，但他只作一年打算。因此當他和朱世明將軍到日本去的時候，我自己將兩個大些的孩子吳平和吳冰送回北平就學，住在我的大弟婦家裡；我自己帶著小女兒吳青暫住在南京親戚家裡。當年的１１月，文藻又回來接我帶著小女兒到了東京。

這裏應該補充一點，當年我送回北平學習的兒女，因為我們在日本的時期延長了，便也先後到了日本。兒子吳平進了東京的美國學校，高中畢業后，我們的美國朋友都勸我們把他送到美國去進大學，他自己和我們都不贊成到美國去。便以到香港大學進修為名，買了一張到香港而經塘沽的船票。他把我們給國內的一封信縫在褲腰裡，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由聯繫方面把他送進了北大。因為他選的是建築系，以後又轉入清華大學——文藻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們通信時，仍由香港方面轉。因此我們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來接，我們從海道先到了廣州。

「爺爺，姥姥，回家去吧，我們又給您帶了『好菜』來了！」

那天，我參加招待外賓的宴會，到得早了一些，就在廳外等著，總理出來看見我，就叫我進去「喝杯茶談談」。這間大廳牆上掛的是一張大幅的延安風景畫，總理問我：「去過延安沒有？」我說：「還沒有呢，我真想在我還能走動的時候，去拜謁一次。」總理笑問：

我只看了目錄，就嗚咽得看不下去。我為這本集子寫了不到百字的序言。在這裏，我把它作為本篇的結尾，以表達我對周總理的無限敬仰和懷念之情。

「過河吧，到紫竹院公園坐坐去！」我挽起他的左臂，在狹仄的小橋上慢慢地走著。

浩浩蕩蕩的自行車隊，正如飛地從廣闊的馬路上走過，眼花繚亂之中，一個清脆的童音回頭向著我們叫：

我到他跟前的時候，他微笑地問我：「冰心同志，身體好嗎？」

我說：「咱們也出去走走。」老伴看著我，一聲不響地站了起來。

老伴站了起來說：「天晚了，我們從前門出去吧，也許可以看見她們回來。」我又挽起他的左臂，慢慢地走到公園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