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的五個孩子
在我見到崇文區體育館路辦事處幹部田邁琴之先，從我聽到的這位同志辦事的周到細心，和由他名字引起的聯想，就總以為這是一位女同志，不想走進來和我們握手的，是一位高個子，長方臉，雙目有光的三十多歲的男子！
在我和辦事處幹部田邁琴，街道積極分子田淑英談過以後，我感到我的擔心是多餘的！
我們就從「礦苗」拜訪起，見到了磁器口服務站長陳玉珍。
毛主席領導我們走的一條光明的大道——共產主義的康庄大道。這顆階級友愛的針，這條鮮紅的線把我們串連起來，聽毛主席的話，永遠跟著黨走，永遠保持自己歷史的赤心，學毛主席的好戰士、偉大的普通一兵——雷鋒，為人民服務，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要知道咱們的五個孩子，對於黨和政府以及周圍一切人們的慈愛和關懷，是怎樣感謝地接受，而又怎樣地像一面明朗晶瑩的鏡子，把這溫暖的陽光反射出來，映照在周圍的人們身上，我們不能光看他們給人們寫的感謝信，我們要看他們怎樣地以實際行動，來表示自己沒有辜負黨和政府的培養關懷。小同慶的張老師告訴過我，在學期開始的時候，大家都買紙包了新書的書皮。班裡有一個比較清苦的同學唐金增，沒有包書紙。同慶知道了，就悄悄地給他幾張紙，還替他包上。同慶說：他雖然不是孤兒，但是他父親沒有勞動力，家裡有八口人，生活很苦，我應該幫助他。她還鼓勵唐金增申請加入少年先鋒隊。最近她還送給他四支鉛筆，附了一封信，上面寫：「希望你能在我們自己的節日——六一節，加入光榮的中國少年先鋒隊。」去年十一月，周同山在一個商店裡，拾到一個錢包，他看到錢包里有失主的姓名住址，就趕緊送回去給她，回來后，這個小青年滿懷激|情地在日記中寫下這一段，他說：
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的《北京晚報》上，有一段很動人的報道，題目是《他們雖然失去了父母》，說的是北京崇文區東唐洗泊街五號，周同山、同慶、同來、同賀、同義五個兄妹，在失去父母之後，如何地受到黨和政府以及周圍一切人們的慈愛和關懷的故事。這個報道出來，全北京轟動了。五個孤兒的門檻，幾乎被更多的、要在他們身上盡上一份心的人們踏破了！緊接著，一月十一日的《人民日報》上，又登了一段《孤兒不孤》的報道和一段《編后感》。隨著《人民日報》的全國飛速的投遞，全國也轟動了。來自全國的郵件：書信、包裹、匯款單，像雪片一樣飛向北京東唐洗泊街五個孤兒的住處。這些信件和贈品，有從新疆高原來的，有從福建前線來的，有從陝西、甘肅、吉林、江西、廣東……來的。寄信的有的是工人，有的是戰士，有的是幹部……更多的是和孤兒們年紀不相上下的少年兒童。
這對勤勞的夫婦剛剛嘗到快樂家庭的甜味，不幸在一九六一年孩子的母親就因患膽囊炎，一九六二年周永壽自己也因血壓病，先後去世了。在順利快樂的環境中，突然成了孤兒的五個孩子，就像天塌下來似地，悲痛而驚惶！那時最大的孩子周同山才十五歲，最小的弟弟同義才三歲。他們無主地哭著喊著，感到世界上最悲慘的境遇落到他們的頭上來了。
「這時，街坊們都圍上來了，勸慰這個，撫抱那個。周永壽做工的那個煤廠的韓廠長來了，送來了五百元的安葬費和撫助費，他一面料理著葬事，一面給辦事處打了電話，委託我們經常照顧這幾個孩子，才放心地回廠去。
北京二十三中初中三班李淑玲小朋友，她的父親身體不好，不能工作，一家八口，也受到黨和政府的種種照顧和關懷，她的感受是最深最切的，她寫：
這些信，每封都充滿了鼓勵安慰，充滿了熱情與愛。每一封大人寫的信，都有一段自己過去的痛苦的歷史，而大人和兒童的許許多多的信里，又同樣地對今天的社
https://read.99csw.com會主義祖國，對我們自己的黨和政府，有著淪肌浹髓的感激和愛戴。這些信件，這些贈品，這些登門造訪伸出熱情幫助之手的群眾，使得這幾個孤兒，就像突然被卷到暖流的漩渦里一般，驚喜得眼花繚亂。怪不得當我們約他們星期天來玩的時候，他們笑嘻嘻的臉上，顯出怪難為情的樣子，說：「我們星期天更是走不開的。有許多叔叔阿姨來看我們，還有許多小朋友來幫助我們學習，搞家務，此外，還有許多來信我們要回復呢！」
在東唐洗泊街五號，這個十四家住的整潔的大雜院里，我們先拜訪了居民委員會的積極分子田淑英。這位同周永壽夫婦有過二十多年老交情的田大嬸，眉宇間洋溢著純樸和熱情，對我們滔滔不斷地說著周永壽一家解放前後的變化。
這位滿面春風的中年婦女，在百忙中接見了我們。她一面讓我們坐下，一面笑說，「這本來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話還得從頭說起。街道積極分子田淑英帶那五個孩子來做棉衣的時候，我不在站里，開區人民代表大會去了，是管裁剪的劉大媽接的活。回來聽我們站里的人們正在熱烈地議論，說這幾件棉衣是五個沒有了父母的孩子的。崇文區體育館路辦事處的幹部田邁琴給買的布，和孤兒們住在同院的田淑英把孩子帶來，讓我們給趕的。一提起孤兒，我們各人心裏都有自己的感觸，舊社會裡孤兒的悲慘情況，都跑到眼前來了。黨和政府對他們這樣關心，辦事處和街道上人們都這樣幫忙，我們還能不拿出一份力量嗎？於是我們幾個人裁的裁，縫的縫，忙了一夜。為了省下幾尺布，我把自己的一件汗衫給孩子做了棉衣裡子。我們站里的沙秀琴、薛美廉、李佩雲她們，說是有了棉衣還應當有棉鞋才好，她們又給孩子們拿來了幾雙棉鞋。孩子們來取衣服的時候，看到新棉衣和棉鞋，還有剩下的布，都高興得了不得。這件事做過去也就忘了。不想我們站里一位同事的小叔子，他也是位工人，聽到他嫂子回家來提起這件事，他覺得我和我們站里的人們都挺積極地為人民服務，他就寫了一段稿子投到《北京晚報》去，過不幾天，《北京晚報》的記者就來調查訪問了。
同慶的老師、文昌宮小學五年級主任張少華，是從同慶的母親死後，就對她特別關懷的。因為九歲的同慶要照顧她生病的父親，張老師就特別安排她在第四節課時，可以回家照料父親吃飯。她還安排一個很好的學習小組，到她家裡幫助她學習，買菜，做飯。在張老師的教育之下，同慶的同班和其他同學們，對同慶也特別關懷。大隊委何敬芬，在一次春遊里，把父母給她喝汽水買冰棒的錢，給同慶交了春遊費。
北京四中初二第一小組全體同學，寄給他們一包東西細小而意義重大的禮物，信上寫著說：
和我們第一次見面，平常很活潑淘氣的小同來，這時反而靦腆了。熱情的小同賀，卻一直緊緊地拉著我們的手，讓我們看了許多他們收到的贈品，還堅決地要留我們吃飯，當她知道留不住我們的時候，還戀戀不捨地和哥哥姐姐一起，把我們送到門口，笑著喊著地招手，請我們常來！
孤兒們收到的信件，我看了有上百封，不止一次地我流下了感動的熱淚。這裏最使人感動的是少年兒童們的來信。從這些信里，我看到了我們的黨對下一代人的教育的成果，我看到了我們祖國和全人類的前途和希望！這些少年兒童們，從不同的角度里說出同情和勉勵的話語，同時也說出了他們心裏的共同的誓願。
「我接到電話跑來的時候，孩子們已在街坊的愛撫之中了。在辦事處的會議上，我們決定除了不收房租水電費之外，還由國家給孩子免費上學，醫藥費、文具也由國家供給，此外每月還給他們生活費。我同他們同院的田淑英還有其他的街坊們商議，怎樣幫九*九*藏*書助孩子們安排生活。」說到這裏，他的眼角上露出一絲忍不住的笑意，「這些一直在父母照顧下的一群孩子，的確是不懂得怎樣過日子的。他們領到月費，頭兩個月是不到月底就用虧了。周同山還拿一筆存款，買了一些不必要的擺設，像書櫃、挂圖和留聲機等等。同院的田大嬸氣得說了他一頓。我們和街坊上的人們，也不斷地幫助他們，教育他們，教給他們記帳，看看錢都花在哪裡，教給他們精打細算。周同山那時還在中學上學，他突然負起一家生活，感到手忙腳亂。他認為照拂弟妹的擔子重，不如退學去找工作。
問我住在哪裡，叫什麼名字，我說了一句：「住在北京」，就跑回家來。因為，在我們首都北京，在我們全中國，這種助人為樂的人太多了。
東唐洗泊街小學四年級主任崔承京同志，是敏感而又淘氣的小同來的老師，他是一位特別細心的教育工作者。他教到一課語文《一個孤兒的回憶》的時候，事先把同來叫到一邊，告訴他新舊社會裡的孤兒是如何地不同。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孤兒和有父母的兒童們會同樣地欣欣成長。他一方面又教育同來的同學們，要加倍地幫助愛護同來。有一次，班上開聯歡會，一個小同學，就把分到的一個蘋果，留著不吃，悄悄地塞到同來的懷裡。同來是個愛動的孩子，在班上常常注意力不集中，作業也比較馬虎，在這一點上，崔老師對他要求得特別嚴格，也告訴他不要糟蹋書籍和本子，說國家的一文錢，都是人民勞動得來的，不能隨便浪費。在孩子的事情登上報以後，他告訴小同來，說：「上報的『光榮』不是你的，應該歸於黨，歸於毛主席，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你們，你應該更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孩子們把話都說盡了，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在六一國際兒童節的前夕，我欣祝咱們的五個孩子，和我們全體的接班人在一起，健康快樂地成長！
小同義的笑臉上，還比哥哥姐姐多一對迷人的酒窩！當東廳幼兒園的老師，輕輕地掀起被頭，把正在休息著的同義的小臉露出來給我們看的時候，他睜起一雙大大的眼睛，向我們笑，這一對盛滿了人們慈愛的小酒窩，從那天起永遠留在我的記憶里！幼兒園裡的老師們認為，對小同義的愛護，也就是對其他四個孩子的愛護。她們把管小同義的負擔，從兄姐的肩上接了過來，她們和許多幼兒園裡同學的家長們，輪流地挑起了這個快樂的負擔，這是一個不重也不輕的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的負擔啊！
記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不容易得來的。讓我們共同高聲歡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讓我們攜起手來，為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而努力，一同做紅色的接班人。
我們在床上椅上坐下，把孩子拉到身邊。這幾個孩子都有一副引人愛憐的笑臉，和我們談話的時候，都顯得十分親密而自然。這時屋內窗外擠滿了一大群的孩子，大姐姐同慶在大家要求之下，唱了一節《唱支山歌給黨聽》。唱到「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
「孤兒不孤」的事實告訴他，在這活生生的事實面前，他就不敢不低頭！
「自從替那幾個孩子做了棉衣以後，我心裏總是放不下他們。春節頭幾天，我就跑到他們家裡去看了一看，又包了十四件該拆該補的衣服回來。我心裏想，雖然在春節里要孩子們穿得光鮮整潔，可是春節前站里的活也特別忙，我又拿回這些不算工錢的活來，一時做得了嗎？等我一回到站，大家果然就問，這是哪家的這許多活呀？我一面打開包袱，一面說：
我們拉著孩子們的手，一同走進一間朝南的屋子，大玻璃窗外透進溫暖的陽光。屋裡四平落地，床上被褥整潔。牆上掛滿了相片和年畫，桌上堆滿了書。牆上正中間是一幅毛主席的掛像，他的深沉的眼光，彷彿時時刻刻在慈祥地注視著在這屋裡勞read.99csw.com動、學習、睡覺的幾個孩子，也慈祥地注視著到這屋裡來的，給孩子們包餃子、送元宵、掛花燈、贈年畫的一切人。他的慈祥的目光也注視著這屋間所發生的令人感奮的一切！
遊園的時候，她雖然又渴又熱，可是她拉著同慶的手，心裏感到說不出的愉快。這班裡還有幾個男同學，素來是不大好意思常和女同學們打交道的，在這次春節里，他們也聯名給同慶寫了一封賀年信，偷偷地夾在她的書里。春節時候，有幾個男同學到她家想幫著做點事，看見人多插不下手，有個外號「大個子」的同學，發現周同慶的針線包里沒有頂針，就悄悄地給她買了個頂針和兩根針送去了。小同慶的同學們對她的關懷是多方面的，對她物質上的缺乏，提供了補充，對她的缺點也提了積極的意見，他們之間發展了真正的互助的友誼。
北京女十五中初二，四中隊第二小隊全體隊員來信中說：
等到我訪問了孩子們的工廠領導人，學校和幼兒園的老師，看過了許許多多封的來信——特別是少年兒童們的來信，我徹底地感到我們的在黨和毛主席教導下的廣大人民，是懂得怎樣關懷我們的接班人的成長的。
「周永壽是個苦孩子，從十幾歲就揀破爛，每天夜裡從十二點到三四點，在家門口擺著賣破爛的小攤，那時是上頓顧不了下頓。周同山上面一個姐姐，下面一個妹妹，都是因為出疹子，吃不起葯，轉成肺炎死的。解放后一九五八年，小同賀和小同義，也同時出疹子。周永壽的公司里來了人，放下十塊錢，還批評周永壽，說他不該不趕緊給孩子們看病。您說這世界的變化多大！沒有黨和毛主席的領導，窮人會有這樣好的日子嗎？就說周同山的母親病的時候，她還是從前的想法，說我的病麻煩，看病是有錢人的事，住醫院她更不敢想了。最後呢，組織上來了人，把她送進同仁醫院，住了一個多月，替她付了七八百塊錢。周永壽自己血壓高，死以前也在第四醫院里住過兩個多月。如今這幾個孩子，一切都由國家照顧，在工廠、在學校、在幼兒園有師傅老師們照管，真是比有父母的時候還強！我常常對孩子們說，『舊社會那種苦，你們可真是沒法想。連你父母從前的苦境，你們都不知道，更不用說別的了。我們這院里從前有個老頭子，單身一人，一天早起，我們發現他爬在門口雪地里，死了，巡警閣里來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在哪裡，還不是餵了狗了！這院里還有一個孩子，出門玩去，就讓人拐跑了。你們說那時候我們這些人就沒有同情心嗎？那時候這裡是個人吃人的世界，自己死活都顧不了，還顧得上別人嗎？你父母要是死在解放前，你們兄妹五個，現在已經不知都到哪裡去了！大的學壞了，流落了，小的讓人拐了、賣了、折磨死了，有誰管呢？感謝黨吧，感謝毛主席吧，忘了這些，你們死去的父母也不容許。』」
她提起周同山開始不會安排生活，把錢花在亂買東西上的事情以後，又對同山說，「你是大哥，特別要學好，你想想你父母受過的苦，再想想今天的甜，活在這社會裡多麼幸福，沒了父母也不算孤兒。現在你做什麼事、花什麼錢，都得先好好地想一想，我的話不一定都對，你也去問問老師，問辦事處的叔叔們，問問同院里的大爺大娘們……」說到這裏，她噗哧一笑，「還有那個小同來，又聰明、又淘氣，常和街上的小朋友們吵架，學習也不專心，我也是看見了就說，也有把他們說哭了的時候。可是過了一會他們就又來了，說『大嬸，您別生氣，您的話句句對，我們一定聽。』要說這幾個孩子，倒是真不錯，肯學。小同慶已經學會發麵做飯，小同來慢慢地也會幫哥哥姐姐的忙了。同山也會自己補衣服縫襪子。說起補衣服，那天有位解放軍同志來了，穿的是呢大衣，許是位軍官吧，和孩子們在屋裡說了半九-九-藏-書天話。看見同山袖子上破了個口子，就把自己大衣打開，給孩子們看裏面自己補過的軍服。他勸孩子們：衣服破了要立刻補，要整潔卻不要浮華，不要凈想穿好的新的。也勸他們預備一個針線包。這些日子，來訪問孩子們的人多極了，人人說的那些話，都對他們有教育。一月八日，孩子們的事情上了報，九日中午就來了一位客人，他說他從上午七點就出來了，找到這時才找到孩子們的住處。他一進門就要給孩子理髮，他說，『我的愛人是個孤兒，從小就給了人，在人家受氣的時候，就自己偷偷跑到護城河邊去哭。昨晚上我倆看了報，都激動得不得了。我們想，照顧孤兒人人有份，我們沒有什麼可給的，我是個理髮師，就給孩子們理個發吧。』他一邊給孩子們理髮，一邊掉眼淚。我們在旁邊看著，也直難受！還有一位工人……」這時院子里響起一陣孩子說笑的聲音，田大嬸望一望窗外，說，「同山在廠里，同義在幼兒園，中午只有同慶姐弟三人回來，我們到他們屋裡去坐坐吧。」
二十歲的青年李和平同志，是法華寺小學二年級的主任，小同賀的老師。她高中畢業以後，填的志願是到農村工作，結果被分配做小學教師，她欣然地接受了。她對小同賀特別關心，怕她回家去做不好功課，就在每天放學后把她留在校里自習，晚上送她回家。天氣冷了，她也不忘記給小同賀買口罩，買潤面油。她的眼光總離不開小同賀。喜歡撒嬌的小同賀，也是永遠圍著李老師轉。在這個小學校里，有誰不疼愛這個活潑的小姑娘呢。去年的一年級級任老師周秀文，在同賀生病時，給她喂葯、做面。看門的老校工，每天從進門的孩子當中，留心看著小同賀是否來到了，他一天沒有看到她，就像心裏添了一塊病。有這麼多人的愛護關注，難怪這張小臉上，看不出一絲孤兒的悲哀！
自從我離開這個服務站，手心裏一直存留著陳玉珍有力的把握的餘熱，耳中一直響著她口裡的、親熱負責的「咱們的五個孩子」的堅強清朗的聲音。這聲音給我以無限的鼓勵和力量。
（本篇最初發表于《人民文學》１９６４年６月號。）
這位年青精幹的幹部款款地告訴我們，這個辦事處底下有三十個居民委員會，經管的是這一地區居民的衛生福利事業。這些戶里的老、弱、病、殘，從解放后，就一直是政府照顧下來的。這一區里孤兒就有三家，他自己管的一個居民委員會，就有一千四百多戶。這時我不禁想到，北京在崇文區以外，還有其他區的居民委員會的組織，在全國各處也一律地有居民委員會的組織，這些春筍一般的居民委員會，照顧關懷了多少孤兒，多少老、弱、病、殘呵！自從中國一解放，黨的陽光就是這樣地普照大地了。我們廣大人民，都是春暉下的寸草。現在我徹底真正地領會到「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的含義了……我的思想開了小差，看到對面的微笑的有神的目光注視著我的時候，我趕忙笑著點頭請他說下去。他說：「崇文區一直是勞動人民聚居的地方。解放前，這裏住的是拉車的、修鞋的、揀破爛的貧苦人民，生活都是朝不保夕的。五個孤兒的父親周永壽就是其中之一。他白天揀破爛，夜裡就擺『鬼市』攤賣破爛，生活苦得很。解放后，他加入了廢品公司，有了固定的工資，生活安定下來了。一九五九年他又被調到一家煤廠當了送煤工，孩子的母親參加街道上辦的紙匣廠，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來了，周同山底下的四個弟妹，都是解放後生的。
在訪問他們以前，我曾想過：自從報紙上報道了他們的事情，登了他們的照片，廣播電台請他們做了講話，以及許多機關、單位、學校請他們參加了春節晚會，請他們看話劇、電影，給他們送來了書籍、糖果、年畫……這些「光榮」和「機會」，會不會把他們慣壞了，使他們特殊化了呢？九_九_藏_書
像《孤兒不孤》這樣的事，在解放以後，本來不是太稀奇的。在我們的新社會裡，這種助人為樂的新風尚，可以說是天天在發生，處處在發生。北京東唐洗泊街的五個孤兒為什麼一時成了全國關懷的中心？那是因為這件事在北京和全國性的報紙上登載了以後，大家都知道了。我們廣大勞動人民在解放前都有自己苦難的過去，現在憶苦思甜，在感激黨、感謝毛主席、感謝政府的激動心情之下，都想在這幾個孤兒身上，盡上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總在想，我們新社會裡的許許多多新人新事，就好像一座百花盛開的花園。人們走進園來，目不暇給地看到一大片的紛華絢爛，只在其中有兩個人在某一種花卉旁邊停留下來，驚奇地讚賞的時候，四周才圍上一大群人來仔細地觀看評論，又把這種花卉的特點宣傳開去，此後它便成了廣大群眾注意的中心。《孤兒不孤》這朵花，也是由兩位《北京晚報》的記者首先發現的。他們從一篇表揚北京磁器口服務站長陳玉珍助人為樂的來稿中得到的原始材料。一件好人好事的刨根問底，就會牽引出許許多多的好人好事來。我們這個嶄新的社會，是一個多麼豐富多寶的礦藏呵！
我第一次看見周同山，是在他工廠的會客室里。這個笑嘻嘻的小青年，對我情不自禁地感謝坐在我們旁邊的工廠黨委楊同志，說他是怎樣地關懷自己的生活和學習的一切。他又稱讚和他一起學習的團小組的成員，怎樣地常到他家來幫助他做些家務事。他尤其喜歡比他才大十歲的孫全德師傅，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們的關係特好！」
『是咱們的五個孩子的。』大家一聽，二話沒說，就又都忙起來，一個人洗，九個人補，很快地就給做完送去了……」
的時候，我看著她的含笑而激動的小臉，覺得她的歌聲比我從前所聽過的唱這支歌的聲音，都更帶感情。有誰對這支歌的體會能比她更深呢？
我就勸他：你已經讀到初中二年，丟下多麼可惜。你的父母當初想讀書還念不成呢！拿我自己來說，我到北京學徒以前，只上過四年半的學，那時日本軍隊還佔領了我的故鄉——束鹿，我們只能在墳地里上課，拿土地當石板，連鋼筆都沒有見過。今天，你的條件這樣好，不好好念下去，將來後悔起來也就晚了。這樣，他才打消了退學的念頭。初中畢業后，他考上了變電站作工人，本來是分配他到一個東郊的工廠，我們和這廠的工會主席商談了一下，大家認為東郊離他家太遠，往返不便，就把他調到城裡的另一個工廠，還派給他一位出席過全國群英會的五好勞模師傅。他現在每天可以回家，同弟妹們在一起，工作也很起勁，又加入了團學習小組，正在申請加入青年團。最小的弟弟同義，也送進附近的東廳幼兒園，周末才回來。這樣。四個兄姐更能專心學習了。」說到這裏，他又笑了，「可是，也有接不回來的時候，因為幼兒園裡的別的孩子的父母們，來接自己孩子的時候，常常把小同義也接走了。比如上星期就有一位工廠里的醫務人員王桂蘭，把同義和她的孩子一塊兒接去。她給同義洗澡、理髮、洗衣服，包餃子給他吃，到時候又把他們一起送回幼兒園去。這樣的事情還多得很。街坊們照顧孩子，真是無微不至。春天該打什麼防疫針，吃什麼防疫葯，天氣冷了，該添衣加被，關窗上門，同院里的大爺大娘們從來沒有忘了他們。街道居民委員會裡每一個人，若不替孩子們做一件事，就彷彿丟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大家搶著給孩子們拆洗衣服，沒搶著的人就說，『不讓我洗，就用我的肥皂吧。』「至於說給孩子們做棉衣，逢年過節去照料一下什麼的，報紙上都給作了宣傳了。這些都是黨和政府交給我們的任務，我們做得還很不夠，以後還要加倍努力。」這時他看一看表，說，「我們去看看田淑英吧。孩子們也該放學了，看看他們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