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後，在「革命黨消」的呼聲中，一場熱火朝天的革命組織公開化和組黨運動也開始在全國各大城市相繼上演，並在1913年國會選舉前形成高潮。政黨本是西方國家的舶來品，在中國歷史上只聽說過朋黨，什麼牛黨、李黨、清流黨，一向便不是什麼好名詞，幾乎等同於一幫利益中人相互攻伐以至於朝政烏煙瘴氣的代名詞。

國民黨在競選中的勝利，使全黨一片歡騰，也令宋教仁感到十分的激動。在他看來，勝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組閣的夢想即將實現，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危險正慢慢向他逼近。如今快一百年過去了，有時候回頭想想，宋教仁所迷戀的選舉勝利何嘗不也被後人所迷戀並迷信著，但在殘酷的事實面前，它只是一個幻想，或者說是個幻象。

要知道，大凡中國的專制者，依仗都是赤|裸裸的武力，又有幾個把法律當一回事？

在同盟會這邊，當時最積極的是宋教仁、胡瑛、魏宸組、譚人鳳、劉揆一等人，但也遭到了很多同盟會員的抵制，因為他們認為目前局勢不穩，很容易被人乘虛而入並加以瓦解，而一些同盟會員對改變沿用了多年的同盟會名號也表示堅決反對，如蔡元培就表示「不能捨己從人，名稱萬不能改」。

這時，清末名臣岑春煊為首的上海國民公黨在得知統一共和黨和同盟會要合併的消息后，也派出代表到京參与合併談判。經商議后，同盟會接受了統一共和黨和國民公黨所提出的條件。8月7日，北京的共和實進會和國民共進會也派代表參加合併談判。8月13日，這五黨發布聯名宣言，宣布新的國民黨成立。由此，同盟會的名稱便退出歷史舞台，正式改組並更名為國民黨。

大總統不知道什麼是民主和選舉，下面的人也好不到哪裡去。譬如說競選，各政黨除了集會演講、宣傳政見外，更多卻是倚仗地方機構和行政手段來控制選舉。譬如在湖南選區，國民黨便在選舉前將各縣縣長大多調整為國民黨員，選區的監督也全部委派國民黨員擔任，結果共和黨在湖南慘敗，從國會議員到省、縣議會，國民黨的候選人都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數當選。

除此之外，在民國初年活躍的政黨還包括孫洪伊、湯化龍發起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原清末立憲團體「憲友會」成員）、清末舊官僚岑春煊組織的「民國公黨」、參議員谷鍾秀、吳景濂等人組織的「統一共和黨」、陳錦濤、王寵惠等人發起的「國民共進會」、范源廉、黃遠庸等人發起的「國民協進會」、黃群、籍忠寅組織的「國民公會」、溫宗堯等人組織的「國民黨」（此國民黨非後來的同盟會改組的國民黨）等，林林總總，前前後後，竟然達到數十家。

共和建設討論會是由孫洪伊、湯化龍等人發起的一個黨派，其中又以清末的立憲黨人和舊官僚為主。1912年8月，共和建設討論會和國民協會等幾個團體合併成民主黨，在梁啟超回國后，民主黨又與共和黨及從共和黨中分出的統一黨組成聯合戰線，準備在國會選舉中共同抗衡聲勢浩大的國民黨。當然，這種弱黨間形成的結盟，在政黨鬥爭中也是常事。

前來聆聽宋教仁演說的除了國民黨員、新聞記者和普通民眾外，也混雜著袁世凱派來的探子。每次宋教仁演說完畢，袁世凱總能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國民黨的動向。有一次宋教仁在演說中稱：「我們此時雖然沒有掌握著軍權和政權，但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政治的權威是集中於國會的。所以，我們要停止一切運動，來專註于選舉運動。我們要在國會中獲得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

另外，民國初年最混亂的便是跨黨行為，當時有的人最多可以跨九-九-藏-書十幾個黨派，正如後來的內閣總理趙秉鈞說的：「我本不曉得什麼叫黨，不過有許多人勸我進黨，統一黨也送什麼黨證來，共和黨也送什麼黨證來，同盟會也送得來。我也有拆開看的，也有撂開不理的。」說到這裏，懷裡揣著8個黨證的趙秉鈞摸了摸腦袋，對身邊的人笑道：「我何曾曉得什麼黨來！」

飯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來。民國的第一次國會選舉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普選，而是帶有各種限制的，譬如年齡限製為21歲以上、居住期限為在選舉區內滿2年以上等。以上還是一般性的規定，最主要的限制在財產、教育和性別方面，其具體規定如下：

8月25日，國民黨在北京湖廣會館召開成立大會，場面空前壯觀，到會者足有2000人之多。在臨時主席張繼讀五黨合併及政綱的起草報告時，突然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原來，應國民公黨的要求，新成立的國民黨將男女平權一條取消，參加大會的同盟會知名女會員唐群英、沈佩貞等人聽后十分氣憤，正好主持合併工作的宋教仁就在這群巾幗英雄旁邊，於是在話不投機的情況下，某強悍的女會員一把抓住宋教仁的頭髮，當場便是左右開弓奉送了幾個大耳刮子，令會場中的男會員們大駭不已。

在這次選舉中，國民黨雖然沒有獲得超過半數的絕對優勢，但他們所佔的議席數已經遠遠超過了其他政黨，即使共和、統一、民主三黨聯合，也不足以相抗衡。

革命黨人素來傾心於西方政治文明甚至崇洋媚外得厲害，一貫將中國傳統棄如敝履，自然不會有朋黨相爭之痼疾，因而引進西方的政黨制度當然是革命成功后的當務之急。不出所料，那位提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章先生也就成為了組黨運動的急先鋒。

清帝退位后，像黃興那樣看淡革命而轉向和平的、有風度的政治競爭的人並不在少數，比如原同盟會員、光復會會長章太炎便公開聲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要求將原來秘密的革命黨組織改為合法組織，開展公開的政治活動。

事實上，章太炎的提議在當時的思潮中頗具代表性。在很多人眼裡，清帝已經退位，「異族」統治也已結束，以後都是漢人間的事情，那不管是袁世凱也好，孫中山也罷，只要天下太平不打仗，為國為民求發展，什麼事情都好商量。

事實上，宋教仁所熱衷的選舉政治本身就充滿了矛盾：他一方面想和袁世凱調和，另一方面又想與袁世凱爭權；一方面放棄了軍事，另一方面卻又想爭奪政權，這在一個沿習千年、以武力為後盾的專制國家中，如何能辦得到呢？宋教仁以為只要有一部《約法》，藉著《約法》中規定的「責任內閣」之空名，加上一個在國會擁有多數議席的政黨，便足以對付袁世凱的軍政力量，豈非是漠視傳統和現實的書生之見？

在改選結束后，孫中山來到會場並發表演講，令會場氣氛達到高潮。不過，此時的孫中山正醉心於他的鐵路實業計劃，因為在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后，他委託宋教仁為代理理事長，並表示自己不多問黨務。

當然，共和黨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們雖然用國權主義抵制同盟會的民權主義，並在參議院中與同盟會的革命黨人作對，但其實也是想藉助袁世凱的支持來發展自己的勢力，以待日後能夠獨立執政或者與袁世凱分享權力。共和黨成立后，便在全國各地積極設立分部，其黨員數量一度超過了10萬人。

遷到北京的臨時參議院在經改選后，共和黨因為合併黨派而勢力大增，同盟會在人數上已經不佔參議院的絕對多數，而共和黨更是藉助袁世凱的勢力，在很多事務上壓同盟會一頭。在這種情況下，宋教仁向孫中山、黃興提出改組同盟會，並打算像共和黨一樣，將其他政治主張接近的黨派合併而入。孫中山和黃興在辭去公職后，在政治一度消極，對宋教仁的主張既不反對，但也不是十分熱心，因而讓宋教仁得以施展九*九*藏*書手腳，對同盟會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組織更新。

按《臨時約法》規定，國會選舉應當在其施行10個月內舉行。對當時的國人來說，政治選舉是新鮮玩意兒，但並不是第一遭。早在清末預備立憲的時候，清廷及各級政府已經搞過一次，不過那次是選舉資政院議員和各省咨議局的議員，尚不能算國會選舉和地方議會選舉，最多只能算預演。

在陶成章被刺死之後，章太炎又在3月2日將中華民國聯合會改組為統一黨，並更加激烈的指責和斥罵同盟會。在他看來，同盟會是一個有嚴重暴力傾向的組織，這些人置國家利益與民族大義于不顧，在和議已成的情況下還想繼續搗亂（革命），倘若這些人僥倖獲得了國家政權，必定要排斥異己，恢復專制無疑。章太炎甚至在自己的談話和通信中直言不諱的指出，他另搞其他政黨就是針對同盟會的。對於老同志章太炎的倒戈反向，同盟會的人也不免憤而反擊，他們在報紙上大罵章太炎是個瘋子，並放出流言說章太炎要拿槍打國務總理唐紹儀，他才具有嚴重的暴力傾向。

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就在章太炎成立中華民國聯合會的十天後，光復會的副會長陶成章在上海廣慈醫院被人刺殺。雖然清末民初的刺殺事件層出不窮並被視為革命之手段，但革命黨人自相殘殺在當時卻是極為罕見。令人痛心的是，主持這次刺殺事件的竟然是上海督軍陳其美，而執行人則是後來鼎鼎大名的蔣介石。

不過，同盟會中的激烈派卻對孫中山、黃興等人功成身退的想法感到大惑不解，在孫中山、黃興北上與袁世凱會談后，元老級人物譚人鳳大發感慨，說：「以前有人寫詩，說『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這兩句正好應該送給孫、黃二人，不過一番款洽，竟然就中了袁世凱的圈套。孫中山還說什麼願袁世凱為十年總統的胡話，就連黃興也立刻改變了論調，難道袁世凱真的有魔力嗎？這些人怎麼會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間而不悟呢？真是奇哉怪也！」

在宋教仁和諸多國民黨員的努力下，國民黨在參眾兩院的初選和複選中獲得了巨大的勝利：在眾議院的596個席位中，國民黨獲得269席，佔45.1％，共和黨、統一黨和民主黨為154席，只佔25.7％，在參議院的274個席位中，國民黨獲123席，佔44.9％，共和、統一、民主三黨為69席，佔25.2％（其他均為跨黨和無黨派人士）。

在全國各地組黨運動如火如荼的形勢下，同盟會也感到了莫大的壓力。在開始的時候，同盟會於3月3日在南京三牌樓召開本部全體大會，宣布同盟會正式改組為公開的政黨。在組織上對外公開后，同盟會挾革命之盛譽，在各地都得到了迅速發展，會員在數月間便增至十數萬人，支部也遍於18行省，成為民國初年勢力最大的一個政黨。

湖南是這麼搞的，江西、廣東、湖北這些由國民黨控制的地區也是如此。其他黨派也不甘落後，譬如統一黨就利用河南都督張鎮芳的關係，要求張鎮芳支持該黨在河南的選舉，無論使用什麼手段，也決不能讓國民黨取勝。

在首任內閣總理唐紹儀辭職后，同盟會曾想把宋教仁推出來做內閣總理，但參議院的議員們卻在私下裡議論說：「太少！太少！」宋教仁出生於1882年，當時未滿32歲，若不是孫中山和黃興此時在政治上消極的話，以他的年齡和資歷當然不能出頭，而在同盟會之外，宋教仁自然無法和孫中山、黃興的聲望相比。

臨時參議院這次制定的《國會組織法》以美國為範本，國會分為參議院和眾議院，其中參議院的名額為274名，具體分配如下：1．每省10名，分別由各省議會選出；2．蒙古27名、西藏10名、青海3名，分別由其選舉會選出；3．中央學會8名、華僑代表6名。這個名額分配既保證了各省的發言權，也照顧了蒙古、西藏、青海乃至學界、華僑的特殊性。眾議院九_九_藏_書的名額則按人口比例，每80萬人分配議員名額1名，總計議員596名，由各省組織選出。

1912年10月，黃興返回闊別多年的家鄉湖南，途中正值他39歲生日。在飽覽了祖國的大好河山後，黃興又回想起這十幾年的革命生涯，他不禁感慨萬千，並賦詩一首：

宋教仁的這段話，倒是深刻揭示了民主政治中關於立法權至上、權力制衡的真諦，他試圖領導國民黨奪取國會選舉勝利並組織完全政黨內閣的想法，也可以稱得上是教科書式的經典範例。但話雖如此，要真正操作起來恐怕會有很多的變數，譬如袁世凱在聽到宋教仁的這段話后便很不高興，他憤憤的對身邊的幕僚說：「噫！宋教仁還想組建政黨內閣嗎？何相逼如此之甚也！」

除了同盟會和共和黨外，當時在參議院中佔據一定議席的是號稱「第三黨」的統一共和黨。這個黨派也是由三個政團合併而來，其中的主要人物包括蔡鍔、景耀月、彭允彝和谷鍾秀、吳景濂等人。統一共和黨在內閣風潮中也受到共和黨與袁世凱勢力的排擠，因而和同盟會走得比較近，最後雙方都產生了合併的想法，增強彼此競爭力，以便在即將到來的正式國會選舉中獲得優勢。

1912年1月3日，章太炎聯合前江蘇巡撫、現江蘇都督程德全成立了中華民國聯合會，章太炎自任會長，程德全為副會長。江蘇在清末新政中開化較早，特別是在國會請願運動和立憲制度建設中更是表現突出，江蘇的立憲派已形成團體，其中便有「實業狀元」張謇等人。在中華民國聯合會成立后，張謇、熊希齡、程德全、唐文治等人也成為了會中骨幹。

就當時的政黨力量對比而言，即使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聯合，也敵不過國民黨的勢力。儘管革命黨的兩大領袖孫中山和黃興刻意淡出政壇，但代理黨務的宋教仁卻異常積極，他在10月中旬后離開北京南下，前往各省布置國民黨的選舉事宜。在宋教仁的努力下，國民黨在各地的選舉動員會都開得非常成功，特別是宋教仁的演說更是極具魅力，吸引了諸多的民眾前來聽講。

譬如後來在臨時參議院中一時雄起的共和黨，便是由統一黨、民社、國民協進會、國民公會和上文提到的國民黨五個組織合併而來。說到統一黨，原本是章太炎發起的，但由於他這個人脾氣極大，一向孤傲難以合群，弄到最後黨內很多人也不能容他，結果開黨元勳章太炎反被排擠了出去，最後袁世凱的親信王賡（即後來的大漢奸王揖唐）控制了統一黨，章太炎反由一個組黨的急先鋒變成了一個無黨分子，鬧騰一場不過是為他人做嫁衣裳。

凡有中華民國國籍的男子，年滿於編製選舉人名冊以前，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有選舉眾議員、省議員權：1．年納直接稅2元以上；2．有價值500元以上不動產；3．小學以上畢業；4．有與小學以上畢業的相當資格。

光復會原本為江浙一帶的革命黨人組成，1905年併入新成立的同盟會，但由於原光復會的人員與孫中山等人屢起衝突，後來又從同盟會中獨立出來，因此雙方雖然同處革命陣營，卻頗有嫌隙。至於這次的暗殺悲劇，歷史學者大多推測為陳其美與陶成章因爭奪浙江都督而釀發，這也可以算是革命黨暗殺舊習之沉渣泛起。更為可嘆的是，在陶成章被刺后，光復會也在無形中瓦解，從此後一蹶不振，臻於消失。

由此，民國的第一次國會選舉中出現了各種「怪狀」與「醜聞」，譬如拉票、搶票、毀票，還有什麼金錢賄買，甚至暴力威逼與脅迫等等，也就不足為怪了。總而言之，各種手段是無所不用，無奇不有，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

眾所周知，早在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時期，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黨人便在日本、南洋、美洲等地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儘管梁啟超因寡不敵眾而敗下陣來，但他的改良主義憲政學說仍舊吸引了眾多立憲派官僚九九藏書和中上層士紳的關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指導清末憲政試驗的基礎理論。

宋教仁也許忘記了，在辛亥革命中，革命黨人之所以放棄了與袁世凱的爭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無法和袁世凱的軍事力量相抗衡，這才不得不依靠袁世凱的力量迫使清帝退位。在革命時期用武力尚且不能達到的目的，又怎能在袁世凱已經掌握了政權的時候再用和平的、選舉的方式奪回來呢？這也未免太天真浪漫、太不現實了吧。

梁啟超的想法，其實認為中國當時不適合立即實行西方的民主政治，而是希望袁世凱先推行開明專制，用改良主義的道路逐步推進體製革新。為此，梁啟超還寫了一個指導意見名叫《中國立國大方針商榷書》，這個商榷書後來也成為了共和建設討論會的指導綱領。

此時的黃興，將屆不惑之年，對他來說，革命已成昨日雲煙。在經過多年居無定所、漂流海外的生活后，如今革命成功、民國初立，黃興萌生出功成名就的退意，也屬正常。久動思靜，革命黨人主動放棄軍權，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終選擇一條和平競爭的道路，豈非國家之幸、國民之福哉？！

不過，好在當時女權主義不甚發達，在隨後的討論是否在國民黨政綱中補入「男女平權」一條時，張主席建議以舉手形式進行表決，結果極少數女同胞們的玉手纖纖畢竟敵不過男會員的眾多粗手，舉手者遠未過半數，「男女平等」也就暫時順延。

在回國之前，梁啟超致信袁世凱，為之分析了民國初年的政治形勢。梁啟超指出，此時國內的政治力量分為三派：一是以袁世凱為首的軍政官僚實力派，二是由清末立憲派改組而來的改良派（其中又隱然尊奉梁啟超為領袖）；三是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派；其中，第一派不搞政黨，第二派組成政黨，第三派改造成政黨。換句話說，第一派掌握實際的行政權力，第二派組織政黨來與第三派在議會中展開競爭。更直白的說，就是第二派幫助第一派來牽製革命派，以便第一派順利執政，這也可以算是別出一格、頗具中國特色的政黨政治。

早在1924年出版的《民國政黨史》一書中，作者謝彬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民國初年的這些政黨不是政見的結合，而是感情的結合、權勢的結合甚至乾脆就是金錢的結合，只不過老祖宗之前叫什麼君子黨、小人黨，現在的人套了一個政黨的名詞。這些所謂的黨派，無一不是中上層士大夫的俱樂部（包括國民黨在內），他們毫無民眾作為基礎，也沒有切實可行的黨綱，很多黨派對自己的黨綱不甚了了，不過是作為點綴和擺設罷了。

但在改組合併問題上，統一共和黨人並不想直接併入同盟會，而是提出三點要求：一是變更同盟會名義，二是廢除民生主義，三是改良內部組織。事實上，統一共和黨人並不希望自己是被吞併，因而主張不用同盟會原來的名號；而且，他們也不贊成同盟會過於激烈的主張，譬如民生主義中的平均地權等。

在國民黨成立后，趙秉鈞出任了新的內閣總理，黃興等人還積極的勸說新內閣成員全部加入國民黨，就連大總統袁世凱也成了他們的拉攏對象。對於國民黨的盛情相邀，袁世凱卻不以為然（他也同樣不懂什麼黨不黨），他對國民党參議柏文蔚解釋說：「諸位的黨綱，我倒是很佩服，但要讓各國務員全部是同黨，我卻以為大可不必呢。試想一國之間，政黨甚多，入甲黨，則乙黨為敵；入乙黨，則丙黨為敵，紛紛擾擾，爭吵不休，於國於民，又有甚好處呢？」由此看來，袁總統不懂民主政治，不懂政黨運作，不懂有風度的對抗，這還真是個為人忽視的大問題呢。

和同盟會鬧矛盾的還有武漢首義的那些革命黨人。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當時在上海活動的幾位武昌起義領袖如孫武、張振武等人都沒有在臨時政府中謀得職位九-九-藏-書，因而對同盟會、特別是黃興等人極為不滿。在孫武等人看來，他們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元勛，同盟會的人不過是外來的和尚搶了自己的功勞，可這些人連個陸軍次長的位置也沒有留給孫武，讓孫武面子上極過不去。當時率軍攻克南京的浙軍司令朱瑞，他是光復會員，本就和同盟會有矛盾，等黃興當上陸軍總長后，朱瑞也不服從陸軍部的指揮，還私下裡蔑稱其為「漢陽敗將」。後來，這批人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團體叫民社，公推黎元洪為領袖，其中的成員還包括後來湖北的參議員劉成禺等人。在朱瑞率軍回到浙江后，民社的勢力也就在湖北和浙江掌握了軍政大權。

共和黨是1912年5月9日在上海張園正式成立的，副總統黎元洪被選為理事長，張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彥圖為理事，另外還選出幹事54人，包括當時的知名人物熊希齡、范源濂、章宗元、蔣尊簋、朱瑞、庄蘊寬、呂公望、趙惟熙、楊增新、胡景伊、程德全等人，都加入了共和黨的圈子。共和黨大多由清末的立憲黨人及舊官僚組成，他們的政治取向是維護統一共和、支持中央集權主義，正好與袁世凱的想法不謀而合，因而被袁世凱利用來對抗同盟會。

短短一年間，便出現了如此多的政黨組織和活動，但透過這光怪陸離的政治熱潮，後面的隱憂也不容忽視。事實上，這些所謂政黨的很大一部分其實難以稱為真正的政黨，他們的形態其實和歷史上的朋黨倒是一脈相傳。正如當時的《真相畫報》上刊登的一副漫畫，上面題了這麼幾句：「甚麼子叫黨，甚麼子叫派，原本一夥人，也進讒言把他害；甚麼子叫改，甚麼子叫革，排擠與鑽營，更比從前了不得。」

這些新立的政黨或半政黨組織彼此間分分合合，此消彼長，數月一變或者一月數變，成員甚至領袖也毫不固定，今日是此黨，明日卻成彼黨，令當時的人為之目眩，也令後來的研究者為之頭疼。

稍微厚道的說，初次選舉出現這些亂象實在不算新聞，何況一些亂象早在清末憲政時期就已經出現過。即使是現在，很多國家和地方的選舉醜聞也是層出不窮，更別說一百多年前初嘗民主的中國了。選票是個好東西，要怪只能怪到它頭上。

按計劃，國會選舉從1912年12上旬開始，到次年3月結束，各黨派對此也不敢有絲毫的怠慢。早在國會選舉的籌備階段，各黨派便已經展開了明爭暗鬥，好一派「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景象。

1912年10月，在戊戌變法失敗后一直鼓吹憲政的梁啟超，這位著名的保皇派和享有盛譽的憲政啟蒙主義者，終於結束了十幾年的海外流亡生涯，返回國內。梁啟超的歸來，給即將到來的國會選舉製造了不小的變數。

除了這兩個財產和教育限制外，女子也沒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由此各省登記的選民在4000萬以上，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0％，這同清末咨議局選舉的合格選民比較，已經是增加24倍以上。實事求是的說，這個進步的幅度應不算小。

說到底，袁世凱不但對什麼國會、什麼立法權、什麼政黨內閣毫無概念，就連監督政府都視為離經叛道之事，這也是傳統的專制政治所無法理解的事情。看來，教育領導在民國初年可真是個不容忽視的大問題。

合併后的國民黨幹部隊伍空前強大，共選出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王寵惠、王人文、王芝祥、吳景濂、張鳳翙、桑貢納爾布九人為理事，孫中山被推為理事長。國民黨內部又分總務、政事、交際、文事、會計5部和政務研究委員會，其中總務部有魏宸組、殷汝驪、任鴻雋等人；政事部有谷鍾秀、湯漪、張東蓀、沈鈞儒、張耀曾等人；交際部有李肇甫、覃振、顧維鈞；文事部有楊光湛等人；政務研究委員會有張耀曾、馮自由、吳鐵城等。另外，大會還選出29名參議，包括胡漢民、柏文蔚、陳錦濤、李烈鈞、張繼、蔣翊武、唐紹儀、孫毓筠、譚延闓、尹昌衡、于右任、馬君武、田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