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鳳珠也說過：「五十年代我看過丁玲寫給喬木的一封信，也是希望能卸掉職務，讓她搞創作去。我記得她信里一句話說，50歲對女同志是一個痛苦的年齡。」

1956年8月，丁玲在檢討書中檢討自己那一段的工作說：「我一方面感到自己的力不勝任，一方面又由於有創作的矛盾，常卻于負責，自居於領導之外。特別當工作遇到複雜、困難，不順利的時候（這在工作中，在生活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不懂得依靠領導，依靠組織，不善於取得組織的幫助，也不追求去懂得這些；又不能任勞任怨，堅持工作，而是怕麻煩，怕複雜，怕鬥爭，怕挨批評，怕犯錯誤，反覺得自己不被了解，有委屈，而產生退縮情緒，逃避現實，有專搞創作去的想法。我對自己這個弱點和錯誤的嚴重性認識reａｄ.９９ｃｓw.com不足，總以『我是專搞創作的，工作太不適宜，只要能離開工作崗位，或不至有大影響的』這些看法來原諒自己」。

當年在《人民文學》工作的老編輯塗光群回憶說，1953年某天，丁玲到小羊宜賓衚衕三號《人民文學》編輯部來和大家聊天時，有人問她今後的創作計劃，她說，一個作家應該把主要精力用於寫作，不寫作品還叫什麼作家？

丁玲看重的不是高官，而是作品，她認為作品更能說明一個人，而且作用是長久的，只要有了作品，就誰也打不倒。

官不好當，創作卻受到影響，1951年6月出版的散文特寫集《歐行散記》，共收入18篇文章，前八篇，她在瀋陽只用了三個月，后十篇，她在北京斷斷續續寫了一年。

就性情而言，九_九_藏_書丁玲是一個不願當官只想寫作，不愛管人管事，只愛自由自在的人。更何況丁玲的官當得並不十分如意。1979年11月，她在第三次作家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回憶起當年在中宣部當文藝處長時的情形說：「我到文藝處去是喬木同志跟我談了三次話。我說，我不是這個材料，還是讓我搞創作吧，喬木同志也講，支持你搞創作，知道你不是做工作的人，但是現在沒辦法，你要來做一個時期。我去了，在那裡『混』了二年多，沒有做什麼工作。我在那裡連一張辦公桌都沒有嘛！嚴文井同志可以證明嘛！喬木同志說，給丁玲一個辦公桌，弄間房子，讓她每天來辦公。但沒有人給我弄桌子，也沒有人給我弄房子。我每次去，不是在林默涵的辦公桌邊坐一會兒，就是在嚴文井九-九-藏-書的房子坐一會兒，就這麼混了一年多。」

但是要專心寫作，必須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她身兼多項要職，隱身而退實非易事。恰在此時，她有了一個可以名正言順退下來的理由：她的腰疼病加重，坐著站不起來，站著坐不下去，醫生經過檢查，診斷為三節腰椎增生，9月，丁玲住進北京醫院治療。

腰疼是老毛病了，1946年冬天，她在河北阜平縣抬頭灣村寫《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腰就疼得厲害，去區黨委走二里來地都困難，白天把腰貼在火爐壁上燙著，夜晚要靠熱水袋敷著才能入睡。她是忍著病痛完成長篇創作的。這一次犯病更加厲害。10月，她寫了一紙報告，請求辭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全國文協黨組書記、《人民文學》副主編等幾個職務。把報告遞交上去，她就去了旅大療養。九-九-藏-書在療養期間，她接到胡喬木副部長的通知，同意她的意見，免去她的中宣部文藝處處長、全國文協黨組書記職務。

丁玲寫文章可以，講話做報告可以，管人管事管行政卻未必那麼「可以」。她不大善於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她缺乏，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不願意去學習掌握領導幹部必須具備的那些個素質。窮其一生，丁玲始終是一個文化人，是一個作家，她是寫文章的好手，卻始終不是當官的好材料。她的興趣在寫作上，特長也在寫作上，她很清楚自己適合幹什麼，不適合幹什麼，她有自知之明。獲得斯大林文藝獎金之後，她對自己的創作實力更加自信，再寫出一部成功作品的心情也更加急切。1952年8月4日，她給正在朝鮮戰場上體驗生活的徐光耀寫信說：「因為你發表過一本書，你就有讀者，你九-九-藏-書的讀者和朋友就要求你跟著寫第二本更好的書。」這也是她自己的心聲。有一種意見認為，後來的「一本書主義」，即由此濫觴。

1985年9月4日，陳明與丁玲在協和醫院談話時回憶起往事，陳明說：你那時候腰疼，坐汽車要麼進不去，進去了就爬不出來，站不起來。丁玲說：馮牧那天還說，我50年代開會的時候是「坐立不安」。

當時的中宣部在中南海里辦公，文藝處只有丁玲、林默涵和嚴文井三個人。她感覺很累。後來她回憶那時的情況說：「我個人缺少工作經驗，那時，又兼負責文學研究所、《文藝報》的具體工作，《人民文學》也改由我去主編，我曾請求喬木同志只管文藝處，其餘工作另找人，喬木同志答應找著人了再說。因此，那時我的擔子很重。工作複雜，感到難於應付，正處於焦頭爛額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