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第七次會上，做了第一次檢討，被斥為「向党進攻」；又在8月31日第12次會上做了第二次檢討，被斥為「虛偽」。她實在是六神無主，不知道該怎麼辦怎麼說才好，於是向黨組請求幫助。黨組指定周揚、劉白羽、林默涵、阮章競等人同她談了兩次話。

2001年1月25日，劉白羽同志接受筆者採訪時，說到1955年的情況：周揚有一天跟我講，要談丁玲的歷史問題，你不懂，歷史問題很重要。周揚召集邵荃麟、阮章競、林默涵和我，在東總布衚衕22號樓上，把丁玲找去，要她談「歷史問題」，這樣一來，就轉向了。

中央組織部於1940年10月4日作出的《審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經過的結論》中說：「中央組織部審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經過以後，認為根據現有材料看來，說丁玲同志曾經自首沒有具體證明，因此自首的傳說不能憑信，但丁玲同志沒有利用可能（雖然也有顧慮）及早離開南京（應該估計到住在南京對外影響是不好的），這種處置是不適當的https://read.99csw.com。」「雖然如此，但因對丁玲同志自首傳說並無根據，這種傳說即不能成立，因此應該認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結論的末尾，有中央組織部陳雲部長和李富春副部長的簽名。陳雲特意告訴丁玲，結論的最後一句：「應該認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是毛主席親自加上去的。

周揚最後發言說：「丁玲、陳企霞是反黨的聯盟，不是為實現黨的方針，而是為個人野心，權力慾望。」反黨聯盟「是反黨情緒的結合」。「丁玲反黨聯盟同胡風不一樣，丁玲是黨內的，其中是否有反革命，值得追查」。

在幫助丁玲的第一次談話中，她的所謂「歷史問題」被提了出來，是周揚引出的話頭，他提議要丁玲談談歷史，把歷史問題搞清楚，丁玲便把在南京被幽禁的情況和自己寫過一個條子的錯誤，和盤托出。周揚、劉白羽、阮章競三人聽完，互相看看，肯定地說：「這當然是自首。hｔｔｐs://rｅａd•99csｗ.ｃoｍ」並且問丁玲，為什麼過去不搞清楚。丁玲說：「我1943年在延安整風審干時就已經講過了，但是沒有做結論，離開延安時我去問過弼時同志，弼時同志對我說：『黨是相信你的，你儘管放心，好好工作。』我是完全聽了的，也是照著做了的。1952年我也給安子文同志寫過信，我也是希望有結論的。需要的話，我可以把這段歷史在黨組擴大會上再談。」 劉白羽說：「不要在擴大會上談了。」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細節，這個細節在整個丁、陳事件中具有關鍵作用：中國作協黨組9月30日寫給中央的報告里列舉了二十幾個「罪證」，這些「罪證」絕大部分未經過查對核實。他們依據這些未經查證核實的所謂「證據」，就給「反黨小集團」定了案，並上報中央！因此在1957年6月整風開始后中國作協召開的黨組擴大會上，有人批評這個報告是「欺騙中央」！

2003年8月陳明告訴筆者，當時，陳雲同志要中組部把這個結論複寫了一份交給丁玲rｅad•９９csw•cｏm保存，還在上面寫道：「丁玲同志，這是中組部幾次審查后對你的結論.請你保存一份。」陳明說，現在看，陳雲同志這個做法真是有遠見，好像就是要預防以後搞運動時會有反覆，有人會揪辮子。

不能否認，在強大政治壓力下「揭發」出來的「罪行」，必定有道聽途說的，有添油加醋的，甚至也有望風捕影無中生有的，「利害大於是非」，歷次政治運動，無一例外，揭發者或由於品質，或由於覺悟（相信黨相信領導），或由於膽怯等等，何況有一些「揭發」還是「動員」或「引導」出來的。中國作協黨組的主要領導，都是參加革命二三十年的老同志，也曾參加和領導過多次政治運動，如何定性，怎樣結案，他們應該一清二楚，稍有不慎，就可能斷送一個同志的前程，甚至致人死境。這樣的教訓，這樣的例證，他們不僅聽過見過，有人也曾親身經歷過，深受其害，切膚之痛。可是為什麼到了自己手下，對於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老上級、老部下，竟然能夠狠得了心，下得去手，必欲置之九九藏書死地呢？于理于情，實在讓人難以理解。

大概因為黎辛一直為大會寫簡報，會議結束后，劉白羽來找他，要他代中國作協黨組給中央起草一個報告。黎辛想：會上揭發的事實，跟「反黨」掛邊的，只有1954年檢查《文藝報》與中央有關係，而那時《文藝報》的主編已經改為馮雪峰了，其他那些事情怎麼能說成是「反黨」呢？他想不通，便推辭說：「會上說了那麼多事，哪些確實哪些不確實，我都不清楚，怎麼寫？」劉白羽說：我們也不知道哪些確實哪些不確實，總不能把會上說的事情全部查清楚才向中央寫報告吧。你還是先寫，你舉例說到的事情我們負責查對核實。

9月6日，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的帷幕輝煌落下，會議大獲全勝，完全達到了預期目的。從8月6日開始揭批丁玲「反黨」，整整一個月，搞出一個「反黨集團」！

丁玲究其一生，最遭人懷疑的，遭攻擊最猛的，就是1933年5月到1936年9月在南京被國民黨拘禁的那三年，當時，她始終拒絕為敵人做事、寫劇本、編報紙，沒有以共產read.99csw.com黨員身份發表自首悔過的言辭，並且千方百計尋找黨組織，終於在曹靖華、魯迅、馮雪峰等人的幫助下逃離南京，轉赴陝北。但是，為了應付敵人，早日獲取自由，丁玲曾經寫過一個紙條，內容是「出去后，不活動，願家居養母讀書」，以示自己的消沉，1943年她在延安審干時，主動向組織談了這個事情。周揚十分清楚，這是丁玲渾身上下最脆弱的一環。在批判丁玲「反黨」的時候，他出其不意，朝著丁玲的要害處猛刺了一槍。

丁玲晚年在回憶任弼時同志時說過：1940年有人告訴我，康生在黨校說，丁玲如果到黨校來，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歷史有問題。這話是康生1938年說的，我1940年才知道。我就給中央組織部長陳雲同志寫信，讓康生拿出證據來，怎麼能隨便說呢？我要求組織給作個結論。因為我來延安時沒有審查過，組織上便委託弼時同志做這項事。弼時同志找我談話，我一點也沒感覺到他是在審查我。他叮叮噹噹地問我，我們像聊天一樣，談得很仔細。後來，中央組織部對這段歷史作了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