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慈心的總理左右不了政治形勢，也保護不了丁玲——他可能很想要「保」她一下的。

7月14日下午，丁玲也來到中南海紫光閣，參加了在京文藝界人士座談會。那天到會的有巴金、老舍、言慧珠、陳伯華、常香玉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共二百多人，其中有一些恰好在京參加全國人代會，可謂反右派鬥爭中的一次「明星薈萃」。郭沫若主持會議，周恩來講話后，陸定一、康生、周揚也講了話，會議一直開到晚上八點。丁玲心情很好，回到家裡告訴家人，說她在會上見到了周總理，會議中間休息時，還在草坪上同康生聊了一會。

整風是人民內部矛盾，反右是敵我矛盾，在聲勢日益浩大的反右鬥爭全面展開的時候，周恩來找文藝界領導人大談不要忘記整風，是不是想要衝淡一下濃烈的火藥味，求得對藝術家的適當保護呢？他真是用心良苦！

這時丁玲在幹什麼？

一次是人大會議閉幕前一天，7月14日，星期天，《周恩來年譜》中載九_九_藏_書有 「約陸定一、康生、周揚、張際春、錢俊瑞等談文藝界整風問題。」當日下午兩點半，中宣部、文化部、中國文聯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開在京文藝界人士座談會，周恩來兩次講話，講了兩個小時，他說，今天開會的目的是希望大家積极參加反右鬥爭，「現在主要是反右派，但是不要忘記整風。」反右派鬥爭「在文藝界還沒有很好展開，要積極行動起來。反右派鬥爭告一段落後，整風還要仔細地搞」。

就在青島會議之前和之後，周恩來兩次找文化界領導人談話，他既談反右，又談整風，強調反右不能忘記整風。

7月15日，人大會議閉幕，《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反右派鬥爭的一次偉大的勝利》。緊接著，7月17日至21日，黨中央在青島召開了省市委書記會議，討論反右派鬥爭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八月一日在政治局會議上通過。文章指出：「這一次批判資產階級右派ｒｅａｄ•９９ｃｓｗ•ｃｏｍ的意義，不要估計小了。這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第一個決定性的戰鬥，在過去幾個月，主要是最近兩個月內，我們已經勝利了。但是還需要幾個月深入挖掘的時間，取得全勝，決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這一仗不打勝，社會主義是沒有希望的。」

另一次是青島會議結束后的第二天，7月22日，周恩來約了康生、周揚、錢俊瑞、張際春、徐冰等，談文藝界整風問題。他說：現在主要是反右派，但是不能忘記整風，各單位對有些可以解決的問題要馬上解決，有了錯誤就要改正。

1984年4月末，一個星期天，丁玲與秘書聊天時又談到周總理，她很有感觸地說：「周總理重視作家呀https://read.99csw.com，在張家口時，會見馬歇爾，隊伍里那麼多人，周總理單獨把我拉出來，介紹給馬歇爾，說，這是我們的作家丁玲。歡迎尼赫魯、吳奈溫等一些國家元首時，隊伍里有那麼多部長他不介紹，唯獨把我拉出來單獨介紹。四九年建國后組織的第一個訪蘇代表團，有各行各業的代表，包括許廣平，他卻要我這個作家當團長，可不好當了。為什麼文藝界那麼多人懷念周總理，總理對他們可關心了，管的可細了。50年代一些有爭議的電影劇本，總理都參加討論會，也請我們參加會，他重視我們的意見。」

從六月下旬到七月中旬，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舉行，主題是反右派，丁玲沒有參加，她覺得自己的問題沒有解決，身份沒有確定，不宜參加。後來批判她時，說她是「無故不出席」，「拒絕參加」。雖然沒有到會，但她在密切注視，閱讀每天的《人民日報》，對反右派的消息讀得尤其仔細。7月12日《人民日報》上，刊登了陸定一九*九*藏*書《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的根本分歧》的發言，丁玲很仔細地讀了一遍，放心地想：他講的問題跟我不沾邊。經過這兩年鬥爭風雨的洗禮，她在政治上「成熟」了許多，表現之一，就是瞻前顧後，謹言慎行。

這個思想，可以說是毛澤東關於反右派鬥爭的理論基礎：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還要有一個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文化戰線包含在「思想戰線」範疇之內，還得要深入挖掘。

丁玲自我感覺良好，但她的感覺並不准確。二十年後，當她吃盡了苦頭，被安置在太行山下的嶂頭村時，對那一天的情景才有了深刻準確的理解。她向祖林回憶說：「那天會議，我坐在郭沫若後面，周總理走進會議室時，我們都站了起來，周總理先同郭沫若握手，他看到了我，這時，我覺察到總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絲意外的神情，但一閃即逝。他微笑著向我伸出手來，同我握了手。當時，我沒有對我的這個細微的感覺加以仔細思量。在一場批判、鬥爭https://read.99csw.com我的風暴過去之後，回想起周總理那感到意外，卻一閃即逝的目光，我想，也許他那時已知道中宣部決定進一步開展對我的鬥爭，沒想到我還會出現在這個座談會上吧！會議中間休息時，在草坪上遇見康生，他竟有興趣天南海北地同我聊了差不多二十分鐘。我當時就有點納悶，只覺得此人城府之深，讓人難以捉摸。1938年，他在群眾中揚言，說我在南京自首。我知道後向毛主席訴說：『康生憑什麼這麼胡說，他有什麼根據？』1940年，中央組織部為我這段歷史作了結論，否定了康生的說法。自那時起，我同康生之間彼此都沒有好感。在延安，有一次在毛主席那裡，毛主席還向我說：『你去看看康生同志嘛！』我也沒有去，心想：我同康生又沒有工作關係，我去看他幹什麼！回思紫光閣座談會，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著我，心裏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熱情，大概就是這種心態的反映。建國后，他一直在養病，那年剛出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