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在廣東期間，還到海南島遊玩，在一塊刻有「天崖海角」的大石頭前和女兒一塊拍照。

饒漱石直言不諱地說，我們鬥爭安子文，實質上與少奇同志的右傾錯誤有聯繫的。這就等於直接點了劉少奇的名。劉少奇說，我們畢竟共事多年，還是有感情的，希望你不要繼續堅持錯誤。饒漱石說正因為我們共事多年才知道你的為人，一貫對同志採取兩面三刀的手法，善於搞圈圈。在新四軍你沒有指揮過一個像樣的戰鬥，現在把手伸得老長摘桃子。劉少奇氣得雙眼冒火，厲聲說：你這是拒絕幫助，同志們的忍耐是有限的！饒漱石眼睛一瞪說：我不需要你忍耐，自古都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你還是殺了我吧。

正由於高崗對劉少奇在方向、道路等方面的爭論、分歧意見逐步加深，毛澤東對高崗壓擔子，增權力，交待「多考慮政治」、「黨和國家大政方針」，讓查看劉少奇的「檔案」，使高崗自認為從毛澤東那裡明交底、暗示意，頤指氣使中摸到了意圖，片面心領神會，對他自己信任、器重，而對劉少奇這個接班人不放心，不信任。事實確有形成如此的局面。正如鄧小平後來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說：「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幾個大區的頭頭都是計委委員，權力很大」，「把政務院管理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高崗又從毛主席那裡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支持，因此暈頭轉向。高崗也確實抓住了少奇同志的一些小辮子。高崗批評少奇同志的東西，不是完全批評錯的，有批評對了的。」

斯大林逝世，對毛澤東刺|激著實不小。斯病重時，蘇共中央每天向各國共產黨中央通報病情。劉少奇以中央名義向下籤發了一個文件，毛澤東對發文件事很不滿。他回京后召集劉、周、高等一塊分析了斯大林若有不測，誰來接斯大林的位置，劉少奇、高崗看法相近，一個馬林科夫，一個貝利亞，主要傾向馬林科夫。幾人都認為斯大林對繼承人選定太晚了。斯大林若有不測，蘇聯爭權奪利可能複雜，馬林科夫比較軟弱，難以駕馭全局。也談到斯大林對內政外交一把抓，操勞費心過度，致病突發。

高崗和陳雲交談時，將毛澤東與他談話告訴陳雲。他(少奇)很會拉山頭、搞圈圈的。我們要「為黨爭權，為無產階級爭權」，「要維護毛主席的領導」。權力不能落到劉少奇手裡，落到他手裡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的。

羅瑞卿這一神秘舉動，是真心實意給高崗通氣，還是試探高崗的態度？不得而知，從此前高、羅的關係看，應該是真心實意的。

毛澤東聽后批評了向明，向明遂向毛澤東承認了錯誤。向明替高崗說了幾句好話，也是酒後講的，並未逃脫厄運，既幫了高崗的倒忙，也遭到了「禍從口出」的劫難，被打人「高饒集團」裡邊，后又被定為「向明反黨集團」，拉進饒、潘、楊「集團」，株連了大批幹部。

接著，組工會議轉入按原定四項議程進行。10月22日舉行的領導小組會議上，劉、饒、安分別講了話。毛澤東對三人的講話稿進行審閱，並對劉少奇、饒漱石的講話稿作了修改和批語。並指示中央辦公廳將《聯共布黨史》的結束語六條印發會議學習三天。中央組織工作會議結束時，劉少奇在講話中，再次對合作化，對待資產階級和富農黨員等錯誤作了自我檢討。

這幾天，毛澤東精神很不好，三天三夜沒睡覺，兩天沒吃飯。他身邊工作人員，為不影響毛澤東休息，怕惹毛澤東生氣，都不敢大聲說話，也不讓院內鳥雀留叫聲，用竹杆子纏上紅布驅趕院內樹上落鳥。毛澤東在緊張地思考斯大林死後，蘇聯將出怎麼樣的局面，出現的局面將對中國有什麼影響的問題。

無論毛澤東還是高崗，當年，從本意上看都沒有打倒劉少奇的意圖。毛澤東利用高崗「這股力量」，來牽制劉、周不太聽話；高崗受了毛澤東「挪挪」位置，讓搞「議會」的影響，移動劉少奇接班人位置，他旗幟明確：靠劉少奇掌舵他不放心，擔心他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在當時多數人有這種擔心，毛澤東不滿劉少奇也是基於這點。歷史不能假設的，實踐這段歷史過來的人，說句事後諸葛亮的話，劉少奇地位早「挪動可能避免文革的浩劫，對毛澤東、劉少奇都好，對黨對國家，對人民都好。」

四，對保障黨的組織的嚴肅性、純潔性重視不夠。對於一些曾經在嚴重關頭脫黨、退黨、叛黨，在革命高潮時又回到黨內來的分子，以及對中央一級機關和各地的某些高級機關任用這些人時，處理得不嚴肅。如內戰時期，在黃河岸上殺過紅軍幹部的，做過「雙料」特務的，以及做過反共活動的分子，現在卻擔任了我們國家的重要職務，甚至混進了黨內。當然，並不是說所有使用的壞分子都要中央組織部負責，也並不是說所有有歷史問題和政治問題的人，都不可以工作，有些是可以給以一定的適當的工作的。但是，這種人和黨的經過考驗的領導骨幹是應該有根本的區別的。

全國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雖然不象財經會議那樣激烈，但火藥味仍很濃。在當時的形勢下，鬥爭氣氛不濃，好像會議就沒開好。會議對中組部幾年來的工作提出許多批評意見，矛頭指向安子文，特別是與會者獲知安子文私擬「兩組名單」的問題后，群情激憤，批評日趨尖銳，強烈要求安交待兩組名單授意者和意圖。劉少奇分管組織又是會議的領導者，也無法控制。不愛向毛澤東請示彙報的劉少奇，就饒漱石「泄露名單」問題(其實在此前高層中甚傳、議論，不一定是饒捅出的)，徑直到豐澤園向毛澤東彙報會議無法按議程進行。毛澤東聽到擴散「名單」的事很惱火，讓會停下來，開領導小組會，把中組部的爭論，拿到桌面上來解決饒、安的矛盾。毛澤東抱著剛病愈弱體，召見饒漱石，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參加，這是高規格集體給饒漱石談話。

中央打算在1953年抓的幾件大事是：一是實施五年計劃，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二是改組國家領導機構，黨中央實行一線、二線領導，政務院和計委合併為部長會議；三是召開黨的代表會議和首屆全國人代會，鋪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藍圖；四是美國在朝鮮戰場上被打得爬下求和，我們要做停戰簽約的準備。

高崗聽了大家的高談闊論很滿意，他說現在黨內出現了一些極不正常的情況，寫「反共啟事」的人得到重用，而南征北戰、跟毛主席、跟黨打天下流血犧牲的老革命、好同志得不到提拔、得不到合理使用。正如毛主席說譚震林對他說：「現在黨權、政權、財權，掌握在白區人手裡，蘇區人打天下，白區人掌政權。毛主席說他批評了譚震林。不過，譚震林講出了一個事實。」劉少奇受了資產階級「小姐」老婆的影響，坐在資本家懷裡，處處替他們說話，鼓勵資本家「剝削有功」，他「不怕人民受剝削，就怕資本家不剝削。」

說句公道話，高崗之所以不滿劉少奇，根本問題是新中國成立后，建什麼樣的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資本主義道路，堅持不堅持七屆二中全會決議，以此為核心伴隨著路線、方針、政策和措施等方面的分歧。

毛澤東極嚴厲地批評饒漱石「新官上任，剛來即斗」。他說，你不要以為你做過大區書記，你還沒有在中央工作過呢，才到組織部幾個月，就對一個「吏部上書」進行鬥爭，為什麼不給中央打招呼。安子文私擬中央機關領導人的調整名單是錯誤的，應該受處分。擴散這個名單，到處製造事端「更是錯誤的」。你饒漱石說薄一波、安子文犯了「路線錯誤」，他們有「圈圈」，你饒漱石有沒有圈圈啊？他還指出：財經會議批評薄一波本來是正確的，但不等於你們說甚麼話都對，人家所說過的和做過的都錯了。高崗同志和你還有一些人，借「東北一黨員」的信和鞍綱檢查組兩件事批評薄一波同志，「也不能成立」。對薄一波的批評也好，還是對少奇同志批評也好，都要注意「實事求是」。這就是說，對他們所犯的錯誤既不能誇大，也不能縮小。我歷來反對那種眉毛鬍子一把抓的做法。

緊接著在5月左右，毛澤東又提出，他身體不好，年紀大了，讓誰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意見。本來劉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毛澤東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高崗獲知后和關係甚篤的陳雲就此事一起交談過，一致認為毛對劉不滿意，想改動劉的位置，高崗提出讓周恩來主持的意見。陳雲說毛澤東對周也不滿意。鑒於毛對劉、周不滿意，他兩認為林彪是最「合適」的人選。

高崗出於從全國革命利益的考慮，他認為東北比較特殊、先進，全國唯獨東北大區為「人民政府」，獨立性也大。東北解放早，土改早，工業基礎好，各項工作在全國領先，尤其是重工業最突出，對全國來說非常重要。東北曾經在支援全國解放，抗美援朝，恢復經濟，發展生產等方面做出過巨大貢獻；東北是重工業基地，蘇聯先期援助項目都安排在東北；高崗自己對東北情況熟，各項工作都拿在手中，人事方面也較得心應手，能一聲喊到底，他有決心把東北建成「蘇維埃社會主義樣板」，對全國影響、推動、支援將做出更大貢獻，用八十年代以來的話說，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特區」了，率先進入社會主義，再創第二個模範區域。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不僅是抗日根據地的「模範區」，而且就全國而言，陝甘寧邊區的性質已經是「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黨政軍民財文的建制並有施政綱領，為新中國奠定了雛形。

這顯然凸現出毛澤東對以中央和軍委發出的文件，未經他審閱和有的文件也未送閱是有意見的。

財經會議后，劉少奇思想有些緊張，看到毛澤東支持高崗，對他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打算尋找退路，準備交權，退出政治局。

林彪認為高崗講的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有道理的，符合馬列主義的觀點，建國前後從中央到地方黨政主要領導都是軍職人員或者曾經擔任軍隊領導多年的人擔任。他說，毛主席在1949年春說，我們南下隨軍五萬三千幹部，對於我們佔領的極其廣大的新地區來說，是很不夠用的。我們必須準備二百一十萬野戰軍全部地方化為工作隊，這樣，幹部就夠用了。毛主席還說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看成一個巨大的「幹部學校」。南下沒有軍隊充當地方幹部，政權機關難以建立和維持。

毛澤東南下后不久，斯大林突發病危，每天向各國共產黨中央通報情況，毛澤東返京主持工作，輪流值班制沒有實行。斯大林逝世后，黨代表會沒有舉行，毛澤東對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工作，先後進行兩次分工，實質是對政務院職能改變，周恩來成了挂名政務院總理，職權和莫洛托夫相仿(莫原是常設局主席，後來失勢，以專管外交為由，成了挂名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

事實上，要翻歷史老帳，有些高幹乾淨的不多，有哥老會成員、土匪頭子、國民黨的官員、軍官、自首出獄的，搞兩面政權的，起義歸來的等等，朱德、彭德懷、賀龍等原都是國民黨的軍官，連毛澤東也任過國民黨中央委員、宣傳部長。毛澤東在「七大」會上說：無論在軍事、政治、黨務方面，「我都犯過了許多錯誤。」

這些人也不可能和民主人士相比，因為民主人士代表一定的階級和黨派，並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的，其中有些人曾在黨困難的時期，團結在黨的周圍，並支持過黨。而這些叛徒、自首分子或做過反共活動的人，則有不少是投機的、鑽空子的、吹牛拍馬的。對這些問題，是否中央組織部一點地也未注意見呢？不是的。在整黨中，也提出了清除八類壞分子，但只注意了下層，而沒有注意在高級機關中審查八類壞分子。如果中央機關有八類壞分子的人存在，則危害性當然比下面有這些壞分子就更大。

二，關於黨的無產階級的性質問題，這樣根本性的問題，中央組織部也曾發生過動搖。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關於黨員八條標準的第一條，曾提出「中國革命過去是城市工人階級和鄉村半工人階級領導的」。在這次會議后，各地區軍隊中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只是在毛主席親自批示后，才解決了這一爭論。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給赴蘇組織工作參觀團作報告時講：「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合起來佔三分之二，因此，我們黨是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的黨。」這樣就模糊了黨的性質，把黨的性質與黨員成分混為一談。這也是和黨章相違背的。在未修改黨章之前，組織部門隨便對黨章作改變和不同的解釋是不應該的。

張秀山老人回憶這件事時是這樣說的，53年春，高崗對他說：毛主席說查看一下東北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在1929年任滿洲省委書記時被捕后，有無出賣過組織和同志的「變節」情況，要他去組織落實。他當時問高崗這件事跟其他人說過沒有？高說給陳雲說過。他又問東北呢？高說沒有。高崗給他講這事時，高崗的秘書在場。他在東北局分管組織工作，高崗說是毛主席交待查看的，高又是政治局委員，東北局書記，軍區司令，政府的主席和中央政府副主席、國家計委主席，不得不接受。隨後，他怕泄露情況，在布置組織工作時，把審查幹部工作分成兩組，一組查幹部現實表現，一組查敵偽檔案，查閱的人不做具體限定，以防給人留下是專查看某個人的印象。這事由組織部長郭峰和具體承辦這項工作的人也不知道查敵偽檔案的目的。查看后按敵偽檔案原本記載情況上報了。這件事還是傳到劉少奇那裡。在東北局高幹會上，羅瑞卿和他談話時說：你在組織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是「反對劉少奇的」，「反對劉少奇就是反黨」。我說，他們幾次要我發言，給組織工作提意見，我的發言內容向毛主席彙報過，他支持我的「意見」。在黨的會議上對黨的領導人當面提出批評意見，不是反黨。我對黨中央、毛主席的忠誠是毫無疑問的，不能說對劉少奇、安子文提意見就是反黨。在談話中發生爭論。羅瑞卿突然說：「你們查看劉少奇的檔案是什麼目的？」我說，這件事你們要核實一下，將上述情況講了一遍，羅再沒說什麼。

當日，毛澤東將楊尚昆的報告批轉書記處劉少奇、政務院周恩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閱。批示中說：

但是，高崗聽了安志文的反映引起注意，因為毛主席在組工會議期間講到高崗對「東北一黨員」的信和「鞍鋼爆炸事件」批薄一波「不能成立」的話。之後，他聽了饒漱石談了組工會議情況和自己受批評等，高崗遂與毛主席電話聯繫同意后，高崗來到菊香書屋向毛澤東主席銷假並問候和彙報南下休假和看望林彪的情況。高崗講了和上海、浙江和兩廣等地領導了解糧食生產、年度計劃執行及明年經濟建設打算情況和執行糧食統購統銷的問題。他說在交談時也談到劉少奇主張長期「確保私有制」是不會堅持的，要求大家不要受他的影響，他那些觀點和毛主席觀點是相悖的。他說，主席剛病後，要注意休息，保重身體。毛澤東接著說，譚震林、羅瑞卿等給他寫信，勸他休息，不要多管事。休息有兩種：一種是下台休息，就是放手讓你們干；一種是我不要勞累，握緊手中權力，為人民多干幾年，你說的休息是那一種？

高崗作為中央領導之一，又是「經濟內閣」首腦，對「兩代會」人事工作做些考慮，在民主生活不完善的情況下，他私下和一些高幹交談，誠心維護毛澤東的權威，也是維護黨的權威，實行毛澤東路線，一心想把經濟搞上去，急於實現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當然要有一班情投意合、五湖四海、團結互動、齊心協力的人來搞，社會主義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鑒於這樣的「出發點」，自以為按毛澤東的意圖挪劉少奇的位置，依毛的意見讓他搞議會，也是情有可原的。何況，毛澤東讓核心領導「醞釀」，叫劉少奇徵求有關人的意見，有人說也讓高崗徵求意見，似有提出兩個意見對比。毛澤東認為軍隊是他的主要支柱，把跟他的人安排到軍隊，「八大」、「人大」中，想把軍隊領導提上來些。

林彪在杭州由葉群陪伴。葉群是林彪的第三個妻子。第二個妻子是米脂縣的姑娘張梅。林彪長徵到陝北不久即1937年4、5月與張梅結婚。林彪在山西被誤傷后，和張梅一起於1938年夏從延安出發經蘭州到蘇聯治傷。林、張去蘇前，高崗請他們一塊吃飯餞行。林彪一貫少言寡語，性格內向，不善交際，不願出頭。正如他與蘇聯將領交談中的一段對話：蘇一將領問林彪：「你喝酒不？」「不喝。」「跳舞不？」「不跳。」「賭錢不？」「不賭」。「玩女人不？」「不玩。」蘇將軍說：「那你活一回人，有什麼意思。」這段對話，體現了林彪的性格。張梅長得漂亮，出生在貂嬋故鄉，是陝北「一枝花」，性格外向，雖是農村姑娘，文化程度低，從小下地勞動，卻聰明伶俐，愛好活動。林彪在平型關戰役世界出名后，蘇聯對林彪敬重，有關宴會等活動，邀請林彪夫婦參加，林不願去，張梅積極要去且常去參加，林彪很不高興並經常爭吵。時間久了，兩人關係由疏遠到隔閡、脫離。1942年，林彪回國，張梅要留在蘇聯學習，自此兩人分手，辦沒辦離婚手續不清楚。徐介藩是黃埔學生，他懂經濟、文學、外文。林彪到蘇聯養病就是徐介藩聯繫辦理的手續，林到蘇聯治病，徐常來玩，還帶張梅出去參加蘇方舉辦的活動，有人說張與徐比較親妮，後來，張知道林彪與葉群結婚，張、徐在蘇聯結婚。1948年徐介藩和張梅一起回國，分配到東北外事處工作，葉群對此很不滿，沒辦法。1949年劉少奇、高崗訪問蘇聯時，徐任經濟翻譯，參与十二個月易貨協議談判翻譯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葉群抓住徐在蘇聯內務部、聯絡部工作過的歷史，被打成「蘇修特務」，張梅也被株連打成「蘇修特務」， 他倆被關押多年，受盡酷刑。1979年總政才做出結論並予以平反。

如何看待高崗在北京期間的功過，可以說有成績，有錯誤，功績和錯誤都很突出。研究高崗一生的最後這兩年歷史，應該按鄧小平對待歷史和歷史人物的觀點：「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歷史的複雜背景。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是公正的、科學的、實事求是的，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對待歷史，對待歷史人物。」

楊尚昆有一篇談康生的材料說：1943年延安整風時，康生搞肅反擴大化，把大批幹部打成「叛徒、特務、內奸」。被發現后毛主席給大家平反道歉。1947年和48年，康生在晉綏地區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主席說：「康生這個人極『左』，在搶救運動中極『左』，現在也沒有改掉這個毛病。後來，毛主席派康生去山東工作，長期處於休養狀態，未安排工作。1952年，毛主席允許他到北京來，住在中南海院錫福堂。我去看望時，康生說：他現在身體好多了，唯一的願望是想見毛主席。我回來向毛主席說，康生很想見你。毛主席隨即和我一起到錫福堂。康生見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緊緊握住毛主席的手說：主席這麼忙還來看我！毛主席問康生：現在身體怎麼樣？康說：現在好多了。毛說：你還是好好養病吧，等身體好了再出來工作，說完就走了。康生緊緊握著我的手，激動地連聲說：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麼樣感謝你才好！」

毛澤東說他同少奇講過此事，自己年過花甲，身體不好，已經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醫生查出我有多種病，勸我不能太勞累，要少管事，多休息。我想從日常事務中解脫出來，退居二線，重點研究一些理論問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是個新的課題。這是我們黨也是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在理論上的薄弱環節。黨和國家的第一線工作，需要由你們年輕一些的同志去多干點，多負擔一些。你是1905年生的，比我整整小一輪，比少奇、恩來也小，你看我這個想法怎麼樣？

劉少奇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下令組工會停下來，召開領導小組會議，解決中組部領導幹部之間的問題。劉少奇主持領導小組會議，朱德、胡喬木、習仲勛、李富春、鄧小平、鐵英、饒漱石、安子文和六大區中央局組織部長參加，劉少奇、鄧小平在領導小組會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會議上饒漱石、安子文互相作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劉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評，同時，批評指出饒漱石、安子文鬧不團結的錯誤。

「五馬進京」，高崗最後進京。這不完全是一些書刊上說的，高崗不願做京官，而想當「東北王」。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是普遍的心理和規律，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會兒說他想當東北王，一會兒說他是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野心家」、「陰謀家」，似有不能自圓其說。

毛主席一貫反對個人崇拜，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七屆二中全會有幾條規定。對如何保證集體領導的辦法，「實行輪流值班制rｅaｄ•99csｗ•cｏm度嘛」。劉少奇同周恩來徵求意見，周預感到機構調整，對自己不利，提出是不是要辭去「總理職務」的問題。

毛澤東為抑制劉少奇、周恩來的權力，對如何配置力量達到平衡的機制，減輕自己的負擔，從蘇聯實行的集體領導、輪流主持的形式受到啟發。

毛主席聽后沒提出不同意見。他問毛主席：這些意見可不可在組織工作會上去講？毛說：「我支持你的意見，你可以去講。但有些問題是屬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談一談，少奇同志會作自我批評的。」

張秀山按向毛澤東彙報的意見在會上作了發言。張講完后，在小會議室休息時，劉少奇對張秀山說：「你在會上講得這些問題，有的不是安子文的問題，而是我的錯誤。這在以後適當的會上，我要作自我批評。」在場的安子文說，秀山講的這些問題基本正確。張秀山講完了意見遂即回東北。

高崗到中央工作前和1953年初，他和劉少奇在一些問題上有分歧，並對劉少奇的右傾錯誤觀點，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進行過批評。實事求是地看，沒有「拱倒」劉少奇的任何活動，只是「挪」劉接班人位置。毛澤東依靠高崗抓經濟工作，經常參加書記處會議，相對接觸、個別談話多了起來，意見一致，不謀而合或有謀而合，配合默契。在談話中，毛澤東流露出對劉少奇、周恩來不滿情緒。

(三)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

爭強好勝、革命事業心極強的高崗從不甘落後，「野心」也罷，「忠心」也罷，「上進」也罷，歷史把他推到這個位置，在其位，謀其政，經常在中南海與毛主席、朱總司令、周總理、劉少奇開會研究工作。他對分管的工作，認真負責，為騙取「中央信任」也好，為黨和國家、人民辦點實事也好，確實對經濟工作，真抓實幹，從1952年11月至1953年底，他集中精力抓經濟工作這一大塊，諸如籌建計委機構，全國實行計劃經濟管理制度，修訂五年計劃和制訂53年年度計劃，發動大規模經濟建設及增產節約，解決巨額財政赤字，制定糧棉統購統銷政策等，任務逼的他不得不大刀闊斧，沒明沒夜地工作，差不多每星期六在政務院第一辦公室的辦公會議和召開他分管的部長碰頭會，以及聽取各大區的彙報會，傳達黨中央、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研究部署宏觀經濟工作，了解各經濟部門的工作進度，協調安排和調度生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博得計委及其所屬部領導及幹部一致稱讚，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多次表揚。有人說高崗的「野心」，就是要中國早日建成社會主義。

林彪讓葉群將李力群接到毛家灣，首先盤問了高崗是怎麼死的？搞管教的是那些人？高崗死後誰看過她和孩子？有什麼人找李談過什麼？等等。李力群回答了林彪的提問后，林彪接著說：高崗有能力，能幹，有農村根據地經驗，懂得軍事工作，在東北沒有他後方支持，打土匪，搞土改，領導支援前線，前方就不能打勝仗。他還說，毛主席一直器重他，誰也沒想到他會死。他在杭州時，陳雲來杭州找他了解高崗在杭州休息時向他講些什麼？他對陳雲說，高在東北是有功的，也說了一些高崗對劉少奇的意見。他聽高崗說毛主席對他講過，「少奇對主席幫助不大」的話。林彪說：聽說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有些同志胡說，劉亞樓說高崗「裡通外國」、「高與蘇聯專家談了三天三夜，與會同志聽后都笑了」。尤其是陳雲在會上講的有些「不是事實，有些話他對我和高崗都說過，不能都說成是高崗講的」。聽說陳正人也在會上瞎說，其實陳正人對劉少奇的「意見最多」。在這種形勢下，對高崗壓力很大。他死的「可惜！可惜！有些事他應給主席講清楚，主席只聽了另一方面同志的意見」。

毛澤東對「接班人」這句詞很感興趣。他說：「要我退出一線，安居二線。居一線二線之間。進可攻，退可守，還是你帶兵打仗那一套啊。」毛澤東徵求一殘書處時，高崗說配備第一線的同志應該年輕些，經過艱苦環節，有革命戰爭經驗和根據地經驗，能真正不折不扣地執行主席的路線、指示的人搞，那些歷史不清白、思想右傾的人不能繼續留在關鍵性的崗位上。毛澤東表示贊成高崗的意見，認為他在大事上總有他一套獨到見解。他說你提的「革命接班人」很重要，是要極早安排接班人，「只是人數不是一個，可以多幾個，也可以說整個書記處、政治局，集體領導嘛。接班人應是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經過鍛煉和考驗來形成的」。高崗說主席講的革命接班人的形成和年輕的班子，是有長遠戰略眼光的設想。但是薄一波這種人年紀輕，不能安排進接班人的。並提出1936年「出獄」的問題，被毛澤東擋回去，他說今天不談歷史問題，一時扯不清，留待以後審干中解決，我們不能輕意懷疑一個同志。毛澤東說，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領導班子的調整問題，政治局、書記處都要擴充，增加一些新的面孔。對待歷史問題要慎重，在中央沒有作出新的結論以前，我們仍要一如既往地信任。他說：「少奇右點，你左點，我們保持在統一和對立之中，不就減少錯誤嘛。」

在此前，安志文來到東交民巷，掉著眼淚對高崗說：「我哥哥怎麼敢私擬政治局委員名單，是劉少奇讓他擬的名單。」證實了高崗認為兩組名單背後劉少奇是有根據的。

高崗南下休息時，陳雲把他和高崗交談過的事包括毛澤東對高崗講得話，全盤向劉少奇作了彙報，引起了劉少奇的重視。據有人說，劉聽了陳雲彙報后，安排人暗地了解高崗南下的言行。是真是假，無法核對。但是從毛澤東和羅瑞卿談話中，披露出一點高崗的言談情況。毛問羅：高崗南下休假講些什麼？羅說：還是老一套「槍杆子創造黨」，「天下是槍杆子打下來的」，「劉少奇要堅持私有制」。

毛澤東和高崗談話中提到高、林當總理的問題，是考慮視線之內人選還是試探？並非空穴來風，高崗捏造的，毛與高和陳相互交談是最多，正如林彪在杭州對陳雲說：「這件事主席和你比我了解……」

(一)請負責檢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個檢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軍委名義發出的電報和文件，是否有及多少未經我看過的(我出巡及患病請假時間內者不算在內)，以其結果告我；

黨中央、中央軍委、政務院辦公廳，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對所限期間內發出的文件，進行詳細檢查，有的同志作了檢討。

交談中，毛澤東提出啟用康生的問題，他說康生同志多年養病，一直沒有工作，他是老資格，有功勞、有水平的，我看讓他出來工作。你和饒漱石同志接觸多，他又是你推薦任中組部長的，我委託你找他談一談，主動和康生同志搞好關係，為什麼要搞得勢不兩立。高崗說：他兩關係不好，主要矛盾在康生身上。康生同志長期養病，純粹是嫌烏紗帽太小的病，還老埋怨中央對他不信任，中央對他政治上有懷疑。

毛澤東對他的左右手不滿意，急欲進行某種措施調整。對輪流值班制最為敏感的自然是劉少奇、周恩來和高崗他們三人了。但劉、周按位置排序不得不首先表態。可毛澤東沒等以往順序自覺表態的做法，他把問題一提出就緊接著以徵求意見的方法，首先點名朱德說：總司令啊，你是長者，談談高見。被點名的朱總說，兩種方法都可以，不就是批個文件，主持個會議嗎？現在電話、電報都很方便，有大事還要你拿主意。毛笑著說，總司令大好人一個，兩種方法都贊成，說了等於沒說，比我們懂得養尊納福啊。在坐的其他領導都笑了。

高崗認為安子文不是灰漢，且有組織人事工作多年經歷，不會有那個膽量敢提出這樣的名單，也不該由他提，他算老幾，他認為是劉少奇授意搞的，拿出來偵探反應，投石問路，試探他也有觀察毛澤東的態度之意。

那麼，高崗為什麼遲到呢？毛澤東親自發電報催促呢？他遲到的原因，主要忙於安排東北1953年大規模經濟建設的計劃。他心裏記著毛主席在1949年建國時和他談話時交待：你當選副主席后，仍在東北工作，擔任原職務，一心一意把東北的事搞好。「把東北建成像陝甘寧一樣的模範區，建成全國的工業基地。」東北的1953年經濟建設計劃在52年9月底前就拿出方案，使東北的計劃率先落到實處，他想以此作為全國大規模建設計劃作為借鑒。這是革命事業心的責任感，也許有標榜自己和撈取政治資本的因素。不管怎麼說，多做工作、做好工作不是壞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歷史有懷疑，他讓高崗查看1929年劉少奇任滿洲省委書記時被捕後有無出賣過組織和同志的「變節」情況。1953年春，高崗根據毛澤東的交待，指使張秀山(時任東北局第二副書記)組織落實查看瀋陽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在奉天被捕出獄的問題。高崗意識到毛澤東已對他的接班人劉少奇，不僅在方向上、路線上有分歧，而且對他的政治品質也懷疑，

殊未料，毛澤東在人事方面同樣運用「對立統一」辯證法則，互相抑制，保持平衡，誰也不能獲勝，都搓在自己手掌這一點，高崗卻未領會、吃透，造成「誤解和錯覺」。最後實際被當「槍」使了。支持高崗抑制劉、周，又倚重劉、周打倒高崗，他失去一臂，也使毛澤東處於被動地步。

蘇聯在1946年成立了部長會議常設局，先後經過多次改組，常設局領導幾次更迭。1950年，常設局重新組建時，斯大林讓他原來在軍事部門的副手布爾加寧擔任了部長會議常設局的第一副手。1951年春，部長會議常設局再次改組，配置了新的力量，決定由「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布爾加寧、貝利亞、馬林科夫同志輪流主持部長會議主席團和部長會議常設局的會議」，還授權他們「研究和解決日常的問題」。部長會議的決定和命令由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簽字后公布。這樣，蘇聯的權力名義上集中在布、貝、馬三人手裡。但是這三人自己清楚他們的高位不可靠，權力不好使，何況最後否決權仍握在斯大林手裡。

1953年1月，中央原定在2月召開全國黨代會上討論五年計劃。在黨代會上計委要作五年計劃的報告。高崗推讓陳雲作報告。1月28日，高崗給毛主席寫信說：「陳雲對全國情況了解(因陳雲49年夏就到中央負責財經工作)，五年計劃由他來做，效果一定能更好些。」「關於編製五年的工作，也懇請由陳雲同志為主。」2月8日，陳雲給毛主席的信上說：「五年計劃應該由高崗同志為主」，「五年計劃報告也應由高崗同志來做。」高崗一再推讓陳雲負責五年計劃編製和報告，原因是在五年計劃安排時，他和劉少奇有分歧，想潔身自好，擺脫困境，最終沒有推出去。

劉少奇承認自己的錯誤，他說，過去批評東北局在民族資產階級政策和互助合作問題上，現在看來，有的批評是錯誤的，並不那麼準確。為了黨的利益，我們完全可以在顧全大局的前提下團結起來。

張秀山說：安子文、劉少奇要他對組織工作提意見，他將個人意見向安子文講了。主要內容給毛主席也彙報了，都沒提出什麼不同意見，他提的意見，劉少奇、安子文在組工會上都作了自我批評。高饒出事後把這個發言被定為「有預謀配合高饒進行反黨」罪行的證據。實際是他們預謀設置的整人圈套。高崗和他一樣，在財經會議上，不發言，毛主席指定要他發言，對講稿作了修改，結果也成反黨的罪行。鄧小平在報告中說，他們在會議上、公開什麼也不說是不符合事實的，他和高崗在財經、組工會上說了，結果被定為「這邊一槍，那邊一炮」反黨的證據和罪行。

延安時期的毛澤東民主作風是很好的，和建國後期的毛澤東判若兩人。原先一些無原則的溢美之詞，使毛澤東感到很不好意思，「七大」期間，他說：我們必須謹慎謙虛，不要驕傲急躁。「至於犯錯誤，那也不是一兩個人，大家都犯，我也有過錯誤……決議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帳上，所以我要發表點意見。寫代表那還可以，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為黨了。」「我這個人也犯過錯誤……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無論在軍事、政治各方面，或在黨務工作方面，我都犯過了許多錯誤。這些東西都沒寫上去。不寫並不否定它。因為按照真實歷史，真實情形，我是有錯誤的。」

高崗談了加強第一線、第二線重要性的意見，也講了斯大林的教訓，就是案頭事情太繁重等，他談了主席可以處於第一線和第二線之間，平時少管黨務政務，遇有大事，或是黨內出現紛爭，還需要你來掌舵、裁決的。要做到這一點，最重要的是及早安排革命「接班人」。斯大林同志一生光榮偉大，在選定接班人上卻太晚了，馬林科夫接任后，威望不足，缺乏經驗，他們政治局群龍無首，顯得青黃不接。

現在，繼續介紹高崗南下休假情況。高崗在廣州期間和兩廣的主要領導人葉劍英、譚政、陶鑄等交談了糧棉購銷意見，了解了1953年各項計劃完成情況和54年發展計劃的打算。他和譚政、陶鑄等交談時議論了中央兩條路線鬥爭，中國的天下是槍杆子打下來的老調，以及劉少奇自「七大」以來的錯誤。陶鑄說：毛主席說過：現在是經濟建設時期，搞經濟建設要「借重高崗」，高崗在東北搞得出色，「中央很多決策，是靠東北提供的經驗。」

(二)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

高崗是中央領導人中最年輕的一個，比鄧小平還小一歲。他對毛澤東寄厚望于年輕些的人非常滿意。他又是從大區調到中央的幾人中最受重用的一個，不僅交給他「經濟內閣」總管大權，還博得毛澤東多次至高無上的讚揚。他贊同毛澤東提出黨中央實行一線、二線的意見，是「英明之舉，這對主席保護身體健康有好處」。主席應該是集中精力對世界共運理論作出更大的貢獻，並保重身體，注意休息。

高崗和彭德懷互相信任、互相敬重的情感、友誼是戰場上形成的，是對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認識一致形成的，認為軍隊是政權的主要成分，軍隊幹部是黨的幹部的主體形成的。彭德懷在1935年西征期間和高崗首次一見如故，意氣相投，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他倆的共同點是軍人氣質濃，心直口快，推陳相見。1945年「七大」期間，他們對有輕微自首變節者當中央委員共同持異議，又增進一脈相承共識。「七大」后，高崗出關開疆擴地奪天下，彭德懷鎮守西北，保衛黨中央，保衛延安，以少量兵力打敗胡宗南，解放西北做出貢獻。解放后，他倆鎮守東北、西北，穩如盤石，互相敬重情感更加深。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后，他倆一致支持毛澤東主席的偉大決策，彭德懷臨危受命時，兩手空空，正如彭自己說是「光桿司令」，是高崗親自參加組建指揮機構，部署後勤，兩人一起多次奔走北京、瀋陽和安東、朝鮮，調兵遣將，志同道合，運籌帷幄，決勝朝鮮。彭德懷入朝鮮初期，中朝兩軍指揮調度和後勤供應遇到麻煩，高崗兩度冒險到朝鮮協調，並研究建立聯合指揮機構和後勤供應等問題。在抗美期間，彭德懷所發出重要電文都同時發至「中央軍委、東司」和「毛主席、高崗同志」，最重要的文件由他倆簽名發至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彭德懷提出的要求，高崗竭盡全力想辦法保障前方的需要，高崗辦事幹練、果敢、利索和組織運籌能力，深得彭德懷的賞識、敬佩，兩人配合默契。

中央辦公廳副秘書長兼主任楊尚昆，關於處理中央有關會議等文件的情況和意見，同日報送毛澤東。楊尚昆在報告上說，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書記處的決定，每次都由我整理送少奇、恩來兩審查后，用中央辦公廳名義發出。尊照來文精神，今後亦應送你閱后再發。過去未送，是應有我負責的。現將五月十四日政治局會決定的通知送上，請即審閱，以便發出。

毛澤東對他的接班人和行政機關領導不滿意，這自然意味著「八大」、「人大」對領導人有變動。「七大」后已經近十年，新中國成立約五個年頭。況且，高崗受斯大林建議「建立一黨政府」的影響，他認為對新中國成立時進政府的中共黨人士少了些，6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非黨，4個副總理里兩個非黨。政府委員56名中非黨人士26名，天下主要是共產黨打下來的，不是統戰工作做出來的。解放戰爭上前線打敵人的將領在中央政府和政務院主要領導位置上太少了。

不過，正如毛澤東說的：「改也難」。在長征開始，張國燾主張南下，毛澤東主張北上，走的兩條不同的路線，後來又合作了，最終分道揚鑣了。毛澤東主張走社會主義，劉少奇主張走資本主義，後來雖然合作了，最終也分道揚鑣了。

高崗在中央工作時間很短，對中央鬥爭千絲萬縷的複雜性不十分了解，他自認為劉少奇、周恩來他們背著毛澤東搞「稅制」、建「黨委」這麼大的事也只給批評，並未給什麼處分；一個中央組織部的副部長無視組織原則，竟敢「私自」提出黨中央核心領導人和各要害部門領導人選的名單，也只給警告處分。他對劉少奇等封鎖毛主席、節制中央、架空中央的做法感到憤慨。於是，產生了一個錯覺，他認為給毛澤東出力，就不在乎會有什麼大的後果，所以把不住自己的嘴巴，導致「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的惡果。他過高地估計了自己，對形勢判斷錯誤，忽視了毛澤東在人事上的「對立統一」的法則，他要和劉少奇較量，已經「騎虎難下」，吃了秤錘鐵了心，打掉圈圈，維護毛澤東的威望，協助毛澤東解決接班人的問題。高崗自不量力，凸現出剛愎、幼稚的表現，抓槍杆子、搞經濟還行，玩政治手腕，他和白區工作過的劉少奇交鋒，無異於飛蛾撲火。

毛澤東不僅當面批評指出劉少奇的錯誤，他在和高崗單獨談話時說：「劉少奇不怎麼穩，對他幫助不大」，1946年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47年土改中「左」傾等等。他缺乏根據地經驗和軍隊工作經驗，受白區工作影響比較深，進城后沒有搞什麼工作，對建國後走什麼道路並不清楚，仍堅持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至今沒有搞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我們大家要幫助劉少奇同志過好社會主義這一關，「推著他走，拉著他走社會主義」，「如再不改，他不要擋道」，「挪挪他的位置」。「他喜歡迎來送往，讓他去搞議會」。

(三)十四日通知，照發。

毛澤東經過長期的考慮，仿照蘇聯辦法，在中央試行。1953年春節后，他召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高崗等中央領導，研究他準備去南巡，中央誰負責代理主持中央工作等問題。按以往慣例自然由劉少奇主持是順理成章的。延安時期，毛澤東去重慶談判，1950年到莫斯科訪問，都是由他責成劉少奇主持的。

實事求是地說，高崗只知道這些人寫過「啟示」，並不知道是中央同意的過程。張聞天、毛澤東都知道，同意劉少奇意見，文革又把這些人定為「叛徒」。高崗在毛澤東跟前幾次提到這件事，毛從未正面回答。有人說，是總書記張聞天答覆的，毛有意迴避，也有待秋後算張聞天的賬。這種看法不一定準確，不過文革中定為「叛徒集團」，毛澤東也是知道的，他在文件上畫了圈。

據饒漱石講1950年7月，他到杭州看望康生病情后給主席拍過電報說，康生講他在工作上或許有失誤，但不是特務、姦細，現在中央不信任他，他想不通是什麼原因，等等。毛澤東反問：你怎麼知道饒漱石拍電報，高說饒漱石講的。高崗為饒辯解而貶康生，江青搬動毛澤東為康生說話，高崗沒領情，自然引起毛澤東的不滿意，凸現出高崗不聽話的苗頭。

安子文出牢后不久任北方局秘書長，後任太岳區黨委書記等職。「七大」劉少奇升遷為中央第二把手，中央組織部長彭真被派往東北，調安子文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1947年春中央撤出延安，劉少奇到華北任中央工委書記，帶安去任秘書長，建國後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兼國家人事部長。高崗認為他既不是中央委員，也不是中央候補委員，沒有劉少奇的提攜，不可能越級當上中組部黨務副部長、人事部長的，掌握黨和國家人事大權。高崗的觀點未畢沒有道理，安子文以副部長主持中組織部工作多年，直到1956年「八大」當了中央委員才任命為正部長。中共成立以來，中組部長都是中央委員以上職務的人擔任，多是政治局委員和常委擔任，從未有類似安子文這樣的先例。

1953年11月底到12月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會議前，毛澤東決定讓「高崗參加修改」彭德懷在擴大會議上報告稿。期間，彭德懷到高崗處催要報告稿時，他倆邊商量修改意見，邊談論軍隊創造根據地、創造政權等問題。彭德懷很佩服高崗思想敏捷，政治性強，決斷明快，辦事果敢。他九九藏書對周恩來有意見，說周恩來過去犯過路線錯誤。在南方第五次反「圍剿」中，他是中央軍委書記，和博古、李德三人為指揮團，反對過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同志，使反「圍剿」失敗，離瑞金時近8萬人到遵義只剩下不足三萬人，他有一定的責任，在遵義會議上和博古一起做過檢討。延安整風時也做過檢討，這幾年他當總理，財經搞的亂七八糟。他這個人不宜擔任總理。總理應有根據地經驗，又指揮得了軍隊，會管經濟的人擔任。

組織工作會議開始后，會議討論安子文代表中組部所做的工作報告時，抓住過去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以安子文為靶子進行批判。如發展黨員「敵我不分」，「對壞人沒有足夠的警惕」，幹部調配「用人不當」，「支持條條，反對塊塊」。中央組織部工作中推行的「是一條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組織部有資產階級思想」。特別抓住安子文私自提出「兩組名單」和向劉少奇打「小報告」等問題，認為安子文等人在組織部搞「圈圈」，有意「挑撥是非，製造分裂」。有的組織部長發言時，直接點安子文的名字，影射批評劉少奇的錯誤。如有的發言說：「有一萬富農黨員也不怕」，在個體經濟基礎上建立合作社是「錯誤的、反動的」等言論，這些話正是劉少奇和安子文談話時講的，並不是安子文講的。有的說：安子文右傾，組織部領導存在嚴重的右傾思想，表現在各個方面，對於黨員規定要「為鞏固新民主主義而奮鬥」(實際是劉少奇在第一次組織工會上講的)，完全是「違背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的」。曾規定六種人非經黨中央批准不能接收為黨員，「就沒有資本家、富農和其他剝削分子，為什麼對資本家、富農這麼愛，資本家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好」。這也是劉少奇在天津講話中說的。有的說世界上絕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絕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是不是立場站錯了，屁股坐歪了？」安子文同志甚至背著黨中央、背著毛主席「私擬政治局委員名單，簡直吃了豹子膽，建黨以來聞所未聞」。這麼大的事，不經黨中央，不經毛主席，居然大筆一揮，誰能進政治局，誰不能進，他一個人拿出方案，在一個圈圈裡封官許願，不是圈圈裡的便排擠。這是什麼性質的？「是不是有人授意？這是一種反黨行為，這是企圖篡黨奪權，值得清查」。有人竟公開說：「黨權、政權、財權不在毛主席手裡」。

在財經會議期間，安子文一言不發，並有時不參加會議，中組部內部對安子文進行批評，促其交待擬名單的原尾，安對饒漱石說兩組名單，他和高崗商量過。饒和高質證時，高說他根本不知道，他是由毛主席那裡送來看到的。他認為劉、安企圖栽贓嫁禍於他自己，於是，他對劉少奇、安子文的意識有懷疑。

張老還談到「五虎上將」由來的事。東北軍區的周桓，原來和高崗關係是好的。1948年的一次高幹會上，批評林楓、周桓、呂正操時，有人說他們搞「宗派」，是「桃園三結義」。1954年東北高幹會上，周桓說，我和張明遠、郭峰、馬洪、趙德尊是高崗的「五虎上將」。毛主席從簡報上看到后，在1955年黨代會上講話中借用了這句話。1979年，周桓在中組部招待所養病，他去看望時，周很內疚，他含著眼淚說：「秀山，是那句話把你們害了，我對不起你們啊！」

說到高崗和陳雲的關係，可追溯到延安革命時期，可以說是親密無問的知已，他倆在一起歪話也說，好話也說，正事也說，醜事也說，無話不說，從無計較。無論個別交談還是公共場合，開玩笑互相戲稱「高老闆」、「陳老闆」，是他們的口頭禪。在工作上配合默契，同策共進。陳雲在陝甘寧邊區任財委主任時，就和高崗配合緊密，工作有商有量，協調一致，對促進經濟發揮了作用。陳雲任中組部部長時積極為高崗物色對象，高崗與李力群結合是陳雲和李富春(他倆時任中組部正副部長)倆審查和搭橋的。那時候高幹的伴侶，組織上有責任審查和選擇，連毛澤東和江青結合也得審查，不過毛澤東不受此約束就是了。後來，在東北高崗李力群鬧矛盾，又是陳雲調解和好的。在北滿他倆搭班子，同心協力。在東北創建根據地還是佔領大城市的問題上，他倆意見一致，反對彭真主張佔大城市以爭取優勢的觀點，反對錦西會戰和四平決戰。「七月會議」上，他倆意見相合，批評了彭真的錯誤主張。

現在把張秀山發言的過程和主要內容介紹一下。張秀山是參加中央糧食會時被拉去參加組工會議發言的。在組織工作會議籌備時，安子文副部長几次打電話給他，徵求他對中央組織工作意見，他沒有答應，他說郭峰參加會議，有什麼意見，他代表東北局講一下。組工會開始后，安子文又給張秀山打電話說：毛主席指示，這次會議要檢查過去組織工作，一定要聽取各大區的意見。你在西北、東北長期搞組織工作，這次對組織工作一定提出意見。他聽說毛主席叫大區提意見，因安子文向他個人徵求意見，遂給安子文寫了一封信，提八條意見，當時東北局第一副書記林楓去北京，張明遠(東北第三副書記)，何凱豐(宣傳部長)看過後，他將信轉給在北京開會的郭峰，讓他給高崗看一下，再轉安子文。高崗看信后讓王鶴壽、郭峰向張轉達他的意見：「所提的都是一些大問題，不要提了。」所以，信未轉安子文。就在此期間，中央通知張秀山參加中央召開的糧食緊急會議(即布置糧棉統購統銷)，他動身前又接到中央電報通知，要他參加組織工作會議。糧食會議是10月10日開始，他在開糧食會議期間，專門去找安子文講了對組織工作的意見，並向饒漱石說了對組織工作的意見已經給安部長講了，糧食會議結束，要回去布置糧食工作，就不在組織工作會上發言了，饒漱石也同意了。劉少奇在組工會領導小組會上提出要張秀山大會上發言，饒漱石說：張秀山已同他和安部長談過了，不準備在會上講了，他的意見已向安部長講了。劉少奇說，我聽安子文同志說，秀山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可以讓他在會上講一講有好處。饒說：秀山是來開糧食會的，他要趕回去布置糧食統購統銷工作。劉說，不要緊，他講一小時就可以，不會誤什麼。饒漱石托郭峰將劉少奇的意見轉告張秀山，準備明天發言。10月13日晚糧食會結束時，毛主席在會上對糧食工作作了指示。會後，毛主席問張秀山：聽說要你在組織工作會上發言，你準備講些什麼？他把安子文和劉少奇要他去發言的情況和已跟安子文講過的五點意見(原信上的八條歸納為五條)向毛主席作了彙報。

翻手為雲，復手為雨的兩面派康生在文革開始前，抓住楊尚昆在毛主席身邊和火車上安竊聽器等，竭盡全力挖掘楊尚昆「特務」「反黨」罪證「感謝」了楊尚昆，最終定為「彭羅陸楊集團」的頭子之一。

高崗說當然是「后一種」。他接著說：饒漱石同志心情很不好，同志們包括中央，對他有很多誤會，誤解，他要我向你解釋一下。毛澤東說：饒漱石剛到組織部不久，就鬥爭原來的領導，說他們有圈圈，對一個「吏部尚書」，不向中央打招呼就鬥爭。他要高崗也可以對組織部作點調查研究，得罪人多不太好，要鬧團結，不要鬧分裂。

毛澤東站起來說，這種狀態怎能談得下去呢，好了，不談了。

在揭批高崗問題時將他們喝酒、議論定為「八人黑會」，陳正人為保全自己，把他講的一些對劉少奇不滿的話都推在高崗身上，仍未倖免，最終也被打人「高饒反黨聯盟」裡邊。

劉少奇接著講了中央機構設置的事，他說，為適應經濟建設需要，主席考慮撤銷中央局和大區行政委員會，加強中央集體領導，減輕他自己的繁重日常工作，中央實行一線、二線，書記處作為一線，政治局為二線。這樣，黨和國家機構和人事也要作相應調整。主席與我談，要我就如何加強集體領導問題徵求你和漱石、小平、子恢、仲勛的意見。

產生以上問題，主要是由於中央組織部對革命勝利后，投機分子、脫黨、退黨、叛黨分子侵入革命隊伍，沒有足夠的警惕，有時反而輕易地信任這些人。這就是說，有些敵我不分，或者是對敵我界限劃分的不夠嚴格，這也是右傾思想。因此，也就不能保持黨的特別是領導機關的純潔性、嚴肅性。

高崗回京后，林彪又托李力群給高崗帶一封密封信，並囑「親自交高主席」。信的內容直到1962年揭批「翻案風」中，把彭德懷、高崗、習仲勛聯繫起來，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定為「習賈劉反黨集團」。此時林彪和李力群談話時披露了一點情況，真假很難斷定。

特別是「兩組名單」問題，促使高崗對劉少奇更加不滿。1953年5月左右，安子文「私擬」出了八大政治局委員兩組名單，一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高崗、彭德懷、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鄧子恢，各大區一把手都有，唯中南沒有林彪而是副手鄧子恢(鄧雖是中南三把手，但主持中南工作，一二把手林彪，羅榮桓休養)；二組裡是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張聞天、康生、李富春、習仲勛、劉瀾濤。原七大政治局委員在一組裡保留7個；二組裡保留5個，同時，對於中組部、中宣部、政法委、統戰部、農工部、財政部負責人和中央正副秘書長也提出來。這就是「有薄無林」兩組名單的事。林彪在建國前是一員戰將，抗戰始第一個震撼中外的平型關戰役是林指揮的，東北解放戰爭中，彭真、高崗、陳雲、張聞天是政治局委員，可46年6月調整東北局班子時，黨和聯軍總部一把手是林彪，毛澤東是器重林彪的，這是不爭的事實。

經過財經會議對右傾思想錯誤的批判，薄一波等作了檢查並免去了薄一波的職務。劉少奇向毛澤東當面承認了錯誤並表示：「退出政治局」或者把高崗排在他「前面」。毛澤東覺得右傾思想問題和脫離總路線的問題解決了，達到了「力量制衡」的目的。

高崗說，劉少奇拿了幾天槍？天下是依靠根據地，用槍杆子打下來的，他一直在白區工作。白區工作搞遊行集會，散傳單，貼標語，這些能打垮日寇，打倒蔣家王朝嗎？沒有武裝戰爭，能取得中國的勝利嗎？這是明擺著的事實。正如毛主席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里說的：「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杆子造出來的。槍杆子裏面出一切東西。」他說：從馬列主義關於國家學說的觀點來看，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軍隊幹部是黨的幹部主體。他們是一個山頭，一個圈圈裡的人，劉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都是原北方局的。現在黨和國家機關權力掌握在搞白區人的手裡。黨和國家機關應當「徹底改組」。「正如彭總講的：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岡山，小正統是陝北，朱總也是這個看法，劉少奇搞小圈圈，我們就搞井岡山的大圈圈。」毛主席不重視劉少奇了，而重視拿過槍的人了，重視根據地的人，現在還有誰？東北的情況你知道，創造出的經驗是一貫的，都是先進的，正確的。

少奇同志及尚昆同志：

彭德懷、高崗是抗美援朝的功臣，又是毛澤東最後決定出兵的堅定支持者。志願軍出國作戰中，他倆是毛澤東的兩隻拳頭，前方打仗靠彭總，後勤供應靠高崗。1953年，彭總去板門店停戰協議簽字后回到北京，他倆談到抗美戰爭中，彭認為不太理想。高崗認為根據國內的條件看，能打到這個結果就算不錯了。財經會議期間，彭總到朝鮮去簽訂停戰協議，彭回國后，高崗向彭總談了財經會議上批評薄一波和未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等右傾錯誤和資產階級思想。他說劉少奇在人事上拉山頭、搞圈圈，什麼「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毛主席就不能代表白區嗎？若干歷史決議要修改。他們倆議論政權是槍杆子創造的，南征北戰打天下的老革命、好乾部得不到提拔重用、合理使用，正如林總講的：把那些寫「反共啟事」的人，四梁八柱都安插到人事、政法、財政等要害部門，掌管實權。毛主席領導打天下，白區幹部掌政權。彭總知道安子文原是太岳區的黨委書記，他說劉少奇把安調來當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又兼國家人事部長，他既不是中央委員，也不是候補中央委員，掌握人事大權，是建黨以來史無前例的。他說，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份，軍隊幹部是我們黨的幹部的主體。毛主席說：「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八路軍在華北就創造了一個大黨嘛」。劉少奇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做了什麼？他連態度也沒怎麼表。薄一波的那個「稅制」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他這個人左右搖擺，喜歡整人，主持華北座談會，整了我40天，把平江起義說成是入股革命，又說我背著中央搞百團大戰。他這麼搞，不能全怪他，後邊有劉少奇支持的。說我背著中央搞？毛主席還表揚：這樣的大戰多搞幾次，說明沒搞錯，正是薄一波背著中央瞎整人。

高崗心情沉重的上了火車，一到濟南就查問北京來沒來電話？站長說沒有來電話，高崗稍微安心。他到南京已將近半夜，一進招待所就給羅瑞卿打電話聯繫，盤問毛主席的病情，得知毛主席的病情穩定。到上海繼續聯繫，病情好轉，他才放下了心。

毛澤東曾對劉少奇的批評極嚴厲，竟說：你究竟是頭腦糊塗，還是「政治品德」上出了問題，你為什麼不願去尊照七屆二中全會的規定去工作？而喜歡在某些問題上另搞一套，甚至公然違犯二中全會的原則，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你這樣干，弄得我幾乎無法再帶領全黨走社會主義。你再不改，我只好另起爐灶了。這些話都對劉少奇講出來。

國家計委成立后，全面實行計劃經濟，工作千頭萬緒。由於多年來在戰爭時期形成的習慣，一下子由自成體系和自然經濟轉為統一的計劃經濟，新成立的計委機構和新調進的幹部不能適應新的和相當緊張的工作，趕定五年計劃，如果第一個五年搞不好，蘇聯不認可，就不能列入蘇聯的第五個五年計劃，無法得到蘇聯的援助。

少奇、恩來、德懷同志閱后，交尚昆同志：

毛澤東一向反對背著他搞活動和說別人。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你們可當面對我講，我是主張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以後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就當面講。我一向反對背後說別人。

這些主意不是高崗出的，非毛澤東莫屬，他的權力是黨中央，毛澤東給的。

毛澤東在財經會議結束時修改周恩來的結論講話和他自己的《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講話，也有針對劉少奇等人的錯誤，也針對黨內的右傾思想的，無疑對高崗是極大支持。實質上，財經會議是毛澤東發動的「批評右傾思想」的。

陳雲和周恩來的關係非同一般，他們不大讚成毛澤東急於求成的路子。一貫「摸著石頭過河」的陳雲會看形勢，覺察到毛澤東在財經會議、組工會議后，抑制劉、周的目的達到，開始調整戰略思路，強調團結，引起了陳雲深思。

羅瑞卿原來是崇敬高崗的，高崗對羅瑞卿是信任的。高崗對毛主席的患病確實是十分關心和焦急，他深知毛澤東有個三長兩短，他自己更沒好果子吃。並不是有人在批評高崗時說，聽到毛澤東患病「幸災樂禍」，「以為時機到了」，「急於想乘機奪權」，云云。

中組部內部鬥爭序幕在財經會議後期就揭開。高崗和饒漱石在財經會議休息時交談中提到安子文「用人不當，敵我不分」的問題，對某某使用不妥等。財經會議期間，陳正人對饒漱石(他倆都是江西人)說，安子文有好幾天未參加會議，實際是躲會，並說安用人不當，計委委員都懷疑組織部工作不加改進，能不能從黨的組織上保證國家計劃的執行等問題。饒漱石對安子文更加不滿，在組織部部務會上對安進行批評，以促安在財經會上表態並揭發薄一波等右傾錯誤。

毛澤東在建國前一直保持延安時期的優良作風，反對驕傲，反對急躁，高舉民主政治旗幟，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贏得人民的擁護，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建國后，他恰恰犯了驕傲、急躁的毛病，獨斷專行，脫離群眾，表現出了一些帝王的特徵，滋長了家長式作風，聽不進反面意見，好大喜功，致後期犯了錯誤。這就是犯了通過奪權壓制不同意見者，他所急切的希望只有「權力」，有了這種權欲，那就對什麼都沒有感情了，這樣就毫無自然感情，專門整人。

之後到長沙、武漢短住，到韶山衝瞻仰毛澤東故居。這是高崗第一次去韶山衝的，看后對他深有感觸，引起了撫今憶昔的深思。還參觀了武昌辛亥革命故址、毛澤東辦的農講所的舊址、孫中山的舊居和武漢東湖。

高崗和陳雲的共識意見由誰牽頭向毛澤東建議，陳和毛澤東關係也較好，並在書記處工作，高讓陳牽頭給毛澤東建議好些……陳雲讓高崗向毛建議，因高和毛的關係不同尋常，並鼓勵說：你在毛主席跟前說話有分量，毛主席對你是器重的，「你建議最合適，你怕什麼，你有陝甘寧的功勞，誰能把你怎樣，有些話有些事，你可以先說和先做。你說還可能成功，大旗倒了，你不造反，我也造反！」最後商量定由高崗去建議。高崗說，你也向主席談談。高崗向毛澤東講沒講不得而知。

高崗依彭德懷的意見，經過準備向在京軍隊各司政后領導幹部會上作了關於財經形勢報告，對部隊領導鼓舞、教育很大。彭總在高崗報告后說，高崗同志的報告很好，這種報告很需要，他在報告中說明了全局形勢和全局觀點，使大家了解經濟形勢，知道辦事要從全面出發，可以打破有些同志的盲目樂觀情緒。

曾在哈爾濱時期，林彪多在雙城總部和前線指揮打仗，葉群住哈爾濱，高崗以關照林夫人為名，和葉群來往較多。高崗還為調走孫維世對葉群幫過忙。

劉少奇講的那些話，是王光美的主意。她對劉少奇說：應該搞一個「備忘錄」，作為預防措施，到了關鍵的時候，也不至於手忙腳亂。你認準方向後果斷行事。王還說：向主席主動讓權給高崗，或者退出政治局，給高崗當副手，再不行，我們回家種田。

此後，毛澤東對自己的接班人的大事提到思考日程，打算專註黨的工作和理論研究，避免過多的迎來送往等禮節性的應酬，以省費心力。他自己提出他不想當中央政府主席，只當黨的主席，黨中央分一線、二線領導，並讓在中央少數核心領導人中醞釀。怎麼醞釀？高崗領會為個別交談看法。

這次會議是在談笑風生、輕鬆愉快的氛圍中進行的。毛澤東說，進京三年多，只走過東北華東、蘇聯，沒回過南方。如果從1935年長徵到陝北之時算起，本人整整二十多年沒有回過南方嘍！人生有幾個二十年，年事已高，身體不適，經常痛風，夜夜夢江南啊！眼下，朝鮮戰局已基本穩定，國內經濟建設也開始上了軌道。書記處同志體諒我，准我回南方一游，我想在南邊呆些日子，邊療養，邊讀書，邊研究，中央這個攤子就勞諸位了。以往，我每次出門，都委託少奇同志代為主事。這回出行是按老規矩辦呢？還是也考慮到少奇的擔子太重，又籌備黨代會，又是第一屆人代會，莫要把你累垮了，可否試行三人或四人輪流值班制？

還有署名「東北一黨員」信的問題，這封信是兩名幹部(即原鞍山市委書記，也就是華明任鞍山市委書記的前任書記)和東北局黨校教育處長(據說是薄一波原來部下)寫的，反映東北局高崗等個別人貪污腐化行為。這封信由薄一波於1952年1月底轉給毛澤東。也就是高崗在1月10日作的《關於克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侵蝕，反對黨內右傾思想》報告後半月內轉的。此時正是三反五反高潮中，薄一波給毛澤東轉信時，又寫了一封信，信上說：這封檢舉信是敘述東北三個階段的貪污浪費情況，寫信的人是響應主席的號召，衷心擁護黨的，而對貪污腐化則表示憤慨。毛澤東將信批在小範圍傳閱。高崗猜測此信是劉、薄對他那篇文章和調整鞍山市委領導不滿而策動人寫的，有意給他找岔子、抹黑臉。

他從上海到杭州，受到省、市領導的歡迎，在杭州被安排到江南林園的劉庄下榻。劉庄位於西湖畔邊的夕陽山下，掩映在綠樹叢中，古柏參天，流泉淙淙。它的建築很別緻，集古今江南建築之大成，有重搪翼角土木結構的古老民族建築群體，也有現代鋼筋水泥結構的樓群，把觀賞與使用恰當地融為一體。毛澤東南巡到杭州常住這裏。他和省委書記譚啟龍交談了53年工農業生產情況和54年工作設想，在省公安廳王芳等領導的陪同下，遊覽了林園建築。同時，和北京聯繫了解毛澤東的病況。他對秘書說：你們要注意，接到毛主席病急消息，我們要立即返回北京。我離開北京，毛主席休息也不放心，他要靠我搞經濟工作，他才不喜歡那個「惡霸」。

他倆都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就如何組織「八大」的軍隊代表團交談了意見，對毛澤東認為「突出」九_九_藏_書來的人物有肖華、陶鑄、向明、陳正人等增選為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的意向進行交換了看法，還談了劉少奇不贊成陳正人任中組部副部長、建委副主任，不支持陶鑄在廣西的工作等問題。因為陳正人、陶鑄在東北解放戰爭中是兩員幹將，和林、高關係也很好。

這是毛澤東首次提出中央領導實行輪流值班制的問題。與會同志多數感到新鮮，也有的感到突然。

高崗談到毛主席提出黨和國家機構要改革，國家行政機構想採取蘇聯部長會議的形式，黨中央設副主席或總書記，主席想退居二線。斯大林逝世對主席刺|激很大，他看到馬林科夫掌權后撐架不起來。這都是因為斯大林在世時沒有讓馬掌權和在實踐中鍛煉，沒有領導經驗，接班后很吃力，對軍隊工作又不熟悉，每次開會就是敬酒。毛主席很英明，吸取蘇聯的經驗教訓。如果按毛主席的設想，中央的人事要有大的變動。主席考慮準備設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像蘇聯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想叫劉少奇搞議會(即人大)；政務院和計委合併為部長會議，主席對恩來不滿意，我建議部長會議由你來搞合適。你林總打遍了大半個中國，當個部長會議主席，是合情合理的。

公安部長羅瑞卿急匆匆趕來，把高崗拉到一邊神秘兮兮地說：毛主席昨天病了，跌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並說以後要注意主席的健康，勸他多休息。高崗一聽毛主席患病暈倒很吃驚，便說主席病了，我就不去休假了。羅說，你還是去吧，如果病情不好，要你回來，我給濟南車站打電話，你們到濟南站查問。

陳雲對劉少奇也有意見，在東北解放戰爭初期，劉少奇支持彭真搞「錦西會戰」、全國土地會議等有意見；在他主持遼東土地改革中貫徹全國土地會議精神，誤引發生「左」的偏差，向中央寫了教訓的報告。陳雲對劉少奇在天津講話，批評東北局工作，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以及確保私有等方面也有意見。

周恩來說：毛主席相信你，黨中央相信你，放開手腳大胆干，出了問題由我負責。高崗仍心有餘悸，他對別人說：毛主席要我多管點事，書記處是劉少奇同志負責的，如果我管事多了，少奇會怎麼想，別人會怎麼看，我真怕造成誤會……這可能是高崗的真實心理狀態。

(一)華南分局報告及方方(時任華南分局第三書記，廣東省政府副主席)的檢討，應加印分發彭真、習仲勛、高崗、薄一波、陳伯達、羅瑞卿、 洛甫(即張聞天)、賀龍及其它參加中央會議的同志，準備討論。嗣後，有關較重大問題的文電，都應如此辦。

這是試探還是真心話，不得而知，不能亂猜。

張秀山發言的主要內容是：

這就和蘇聯的部長會議常設局的集體領導，輪流主持，最後由斯大林簽字決定差不多一樣。

高崗南下游轉后，於11月初回到北京。據隨從秘書說，高崗南下主要是休假旅遊，帶著女兒游山玩景。1953年全國農業欠收，他對此很關注，和有關領導交談時著重談糧食和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今後打算。

陳雲到遼東分局后，倆人通信來往頻繁，談論戰爭、分析形勢，情投意合。遼瀋決戰前，他倆沒明沒夜研究各大城市接收和領導班子配備。兩人相處、配合很好，高對陳很尊重，遇事都和陳商決，認為陳雲點子多。

彭德懷是粗中有細的人，聽了毛澤東的談話和批評，摸清了毛澤東態度的底子，情知毛澤東的主觀性格，他按毛的要求遂找劉、周當面講了對他們不滿的意見。周恩來當即表示歡迎，劉少奇沒什麼表示。高崗也向毛澤東談了對劉少奇的意見。毛澤東聽的很不耐煩，他說把你的主張講出來？高崗說，少奇應該挪挪位置，「靠他掌舵不放心」。當提到寫「反共啟事」的問題時，被毛澤東制止說，你又在背後議論人，我給你講過有話在桌面上講，在會議上講，不要背後講。

安子文是陝西省子洲縣人(原綏德縣)。他和高崗老家不到百里路。早期參加革命活動，后被國民黨抓進監牢。1936秋，中央根據北方局劉少奇的建議，同意履行國民黨規定的手續，安子文等先後從北平草嵐子軍人反省院(反省院關押輕犯，重犯投入監獄)放出來。《新華日報》上登載的徐子文(即安子文)「啟事」里說：「子文前思想簡單，觀察力薄弱，交遊不慎，言行不檢致被拘禁于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余等幸蒙政府寬大為懷，既往不咎，准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做一個忠實國民，以後決不參加共產組織及其它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后莫在受其煽惑，特此登報申明。」(據聽說是國民黨編製的「啟事」，他們只簽了名字)。

高崗死後，劉少奇在某些方面並非「保證按主席的指示和黨的決議辦」的表態辦事，照樣和毛澤東的主張不合拍，直至暴發文化大革命的悲劇，龍虎相鬥，兩敗俱傷，百姓遭殃。文革中對劉少奇的懲治過分反倒激起人們對他的同情，他和高崗一樣，即使有錯誤也不該搞成那樣慘烈的結局。他們畢竟對革命做出了貢獻。據有關資料說：1967年1月中旬，毛主席召見劉少奇同志，劉提出：這次路線錯誤責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擔，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我辭去一切職務，和妻子兒女回延安或老家種地，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毛澤東雖未正面回答劉少奇的要求，讓劉「保重身體，好好學習」。但是對劉的鬥爭並未緩和，王光美示意他吃安眠藥，他不願步高崗的後塵，他說：「不能自作結論。」他對毛主席還是抱希望的。他說：主席說過，羅長子(即羅瑞卿)要不跳樓自殺，問題還不至於那麼嚴重。言外之音，似是高崗不自殺，問題也不至於那麼嚴重。後來他堅定地說，有人逼我當反革命，我過去不是反革命，現在不當反革命，永遠不當反革命。劉少奇還說過他違犯了毛澤東思想，不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話。

彭德懷是個優點缺點都很突出的人物。劉少奇清楚彭德懷曾經幾次與毛澤東觀點相佐的歷史。毛澤東也說過：有人說彭是魏延，「有反骨」，即使他是「魏延也得用他，他一天不反黨就得用他一天。如果只用無缺點的人，我們黨內沒有幾個。……」

據老同志回憶，財經會議上批評財經錯誤和右傾思想，不全是針對劉少奇的，是針對黨內一些人的，對周恩來、陳雲等也掃了一翅膀。其實，薄一波也有替人委過情形的。因為陳雲是財委主任、黨組書記，新稅制是黨組會議決定搞的，周恩來請示劉少奇同意的並在政務院會議通過的，加之幾年來財經工作上的嚴重錯誤，自然也有他們的責任。財經會議前陳雲請了病假，有人說他害的是「政治病」，一遇到形勢不對就拉稀。其實，陳雲一貫身體不好，在東北解放戰爭中常患病。肖勁光的回憶記述了陳雲在遼東工作期間，身體一直不好，多在療養。財經會議結束前，毛澤東要陳雲到會講話，便委婉地以「搬兵」請到會，實為要他到會承擔一些責任，以達到都受到教育的目的。

秋高氣爽的10月3日，依毛澤東的囑託調查研究看望林彪，高崗動身去南方休假，他帶著兩位秘書和女兒，說明他主要是休假。他剛到北京火車站快車開時，

陳正人1928年帶游擊隊上井岡山和毛澤東的隊伍會合，參与創建井岡山根據地。1937年到延安，先後擔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副廳長，西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長。

高崗卻沒有意識到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轉移的這一點。他自以為毛澤東向來要做的事，不會輕意改變的習慣，錯誤地認為毛澤東不便開口、動手挪劉少奇的地位，他自己那樣搞正是毛澤東想搞而不好出頭搞的，把事情辦好是最好的彙報，沿用了他過去在戰爭時期和東北期間「先斬後奏」的做法，還受到毛澤東的讚揚。

真是倒運曹操遇蔣干。其間，毛澤東和有名的山東大漢向明(時任山東分局代理書記)談話時，向明酒後吐真言：從現在中央同志看來，高崗同志是忠於主席的。

1945年任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主任、後任吉林省委書記。1949年南下任江西省委書記，後任建工部長。

財經會議期間，陶鑄、李先念約高崗和幾個原東北和中南跟林彪一塊工作過的人去看望在西山休養的林彪，老熟人到一起談論四野戰功，從東北解放到關內平津戰役，從南下作戰解放兩湖兩廣打到瓊洲海峽，四野又從東南海邊到出國朝鮮的往事，實際是給林彪評功擺好。他們意在人家眼裡「有薄無林」，他們眼裡有「林」。

1953年秋，毛澤東讓劉少奇徵求有關同志對中央機構改革的意見。特彆強調要徵求新調來中央的高崗、鄧小平、饒漱石、鄧子恢、習仲勛的意見。這是毛澤東的真實思想，還是有意放風試探反應？很難斷定。劉少奇向鄧小平、周恩來等交談看法。鄧小平贊成蘇聯實行黨、政集體領導、集體負責的制度，可以克服個人崇拜。

不久，時任建築工程部長、黨組書記的陳正人來到杭州，向高崗談了中央組織工作會議情況，說張秀山在會上發言中，直接影射劉的右傾錯誤。

高崗說毛主席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主要是解決所有制問題，劉少奇、薄一波他們離開了總路線。他們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確保私有。我們黨里有資產階級思想，財經會議主要針對資產階級思想代表人物劉少奇、薄一波等。彭德懷說，新稅制我不大懂，是經政務院批准的嘛。高崗說，據聽說向劉少奇報告過。彭說，少奇過去跟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博古他們跑，在遵義會議前，三人(即周恩來、博古、李德)軍事指揮團出毛病了，劉少奇反對毛主席當下主要解決「軍事路線」的主張，他主張解決「政治路線」，當時解決軍事路線是當務之急，毛主席與一些人做工作才取得了軍事指揮權。會議期間，劉險些失掉中央委員頭銜。婁山關戰役后，劉少奇來三軍團(軍團長彭)任政治部主任，主要負責後勤工作，我對他說：「打仗不怕，就怕戰士餓肚子。」長征中他是跟坡過來的，沒有指揮一次戰鬥決策。他長期在白區地下黨工作，沒有根據地經驗，沒有軍隊工作經驗。他進城后，把工作重點放在資本家身上，吹資本家剝削有功，難怪工人階級說，解放前受資本家剝削，解放后還要讓資本家騎在工人頭上。這樣下去，等於我們工人階級「沒有獲得解放」。恩來這個人在黨內歷次鬥爭中表現不怎麼好。王明回國後到武漢國民政府工作，他聽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岡山，小正統是陝北」，劉少奇有個圈圈，周恩來有個攤攤，我們就搞「井岡山」這個大圈圈，正如高崗在檢討時說：對少奇的意見有些是「撿出來的」。

毛澤東曾和高崗談話提到總理一職人選時，問高崗：「你認為總理誰當適合？」

高崗在上海期間參觀了黃浦江(即外灘)、城隍廟等景點，他在會見江渭清、陳毅等省、市領導時，主要談了糧棉統購統銷這件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因為1953年就全國來說，農業形勢不好，欠收已成定局，高崗南下時只拿中央提出糧棉實行統購統銷文件，初稿是他和陳雲共同商量提出的，鑒於新稅制的問題，未徵求意見，惹惱了毛澤東的教訓，所以，他去過的地方都認真聽取了省、市領導的意見並要求貫徹執行。他在東北於1950年就開始實行了糧食統一收購，統一銷售的政策，在穩定糧價，保障供應發揮了作用，也取得了經驗。

五，關於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面，我覺得也是有缺點的。安予文同志對接受新事物的遲鈍，對黨內問題是非不清，對馬列主義和非馬列主義的界限不清，甚至顛倒。對黨內情況，幹部情況的了解有一種靜止的觀點，而沒有以變動的觀點來看問題。去年夏天我來中央開會，安子文同志同我談中央建立哪些機構，由哪些同志擔任工作的方案。我覺得安子文同志對某些問題的認識，還停留在延安整風和七大階段。七大以來的八年當中，情勢已有很大變化了，國際情況變化了，國內情況變化了，黨內情況變化了。黨內情況的變化，不僅是數量上增長了，質量上也提高了，而且在偉大的革命運動中考驗了領導幹部。有些同志在戰爭中、土地改革中、經濟恢復和建設中，犯了嚴重的路線性錯誤。對這些問題安子文同志是看得不明確的。在八年前延安整風時，大家對某些同志的希望很高，希望他們能成為很好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領導者，然而實際鬥爭中，證明了有些同志經不起考驗，辜負了同志們的希望。這些重大的新生事物，但安子文同志，沒有了解或者沒有正確了解。我不是說某些同志在財經問題上的一切大小錯誤，在財經會議之前，安子文同志都應該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發生已久的事情(財經會後)則應該知道。現在看來，整風以後是出現了一些自稱馬克思主義的人物，這些同志在整風中背上了包袱，覺得教條主義的人不行，經驗主義的人也不行，覺得自己差不多，就自以為是，不採納別人意見，不和人商量問題，因此在革命鬥爭中經不起考驗，陸續翻了船。黨的組織部門應該看到這些問題，應該從運動中來看幹部、看組織。如果停留在八年前的觀點上看問題，則必然要犯錯誤。總之，在這些重大問題上，安子文同志是不夠明確的，存在右傾思想，表現在對內是非不清，對外敵我不分，或者叫做敵我界限模糊。饒漱石對張秀山、郭峰、賴可可(山東分局組織部長)等人發言很讚賞，他認為有事實、有分析、有建議、不象財經會議上亂扣大帽子。這樣一來，會議氣氛更加緊張，火藥味更濃，要求發言的爭先恐後。

高陳商談取得共識，促使高崗「挪動」劉少奇的意識和行動。

他首先肯定了組織工作的成績，接著，講了五點意見。

另外，高崗對薄一波調查鞍鋼無縫鋼管廠8號爐爆炸事件(死10來人)也有看法。薄一波兼管安監工作，調查爆炸事件是他的責任，在調查報告中說：「表現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東北大的工程，高崗都親自過問的，有的是親自|拍板的。高崗認為薄一波是針對他的，給他找麻煩。

在政務院總黨委、新稅制問題上，毛澤東對周恩來批評也極嚴厲，說周搞分散主義，搞獨立王國和中央分權。毛澤東用如此嚴厲的詞句，當面批評他的左右手是很少見的。但是，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批評歸批評，他的言行歸言行，對此高崗清清楚楚。

高崗確實抓住了劉少奇的一些錯誤把柄，又有從毛澤東那裡談話中摸到了對劉少奇不滿意、不放心、不信任的情況。高把這些情況和毛澤東叫查看敵偽檔案的事，都向陳雲講了，也得到陳雲的認同。於是，高崗依陳雲點子「先說先做」了，他和一些高幹私交來往中，散布反對劉少奇的言論，諸如「七大」時把他抬的太高了，實踐證明他不成熟、掌握政策不穩妥；46年春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打算黨中央搬到淮陰，裁減軍隊，取銷軍隊政工，軍隊歸於國防軍，取消中共對軍隊的直接領導。薄一波執行他的那一套，對華北自衛反擊造成困難；主持土地工作會議中鼓勵「左」的做法，「村村點火，戶戶冒煙」，搞「三查」中把基層幹部當「石頭」搬掉，導致亂斗亂打亂殺；缺乏根據地經驗和軍隊工作經驗，用華北工作經驗指導全國工作，看不起東北的經驗；無視黨領導人民為消滅剝削階級、消滅剝削，流血犧牲奪取政權，而他坐在資本家懷裡，鼓勵資產階級剝削有功；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對富農黨員的限制；進城后，他沒做多少工作，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要鞏固新民主義秩序，想搞資本主義；一些重大事情不經毛主席，他自己作主，擅自批發文件，架空毛主席，架空中央政府等等。他說天下是槍杆子打下來的。毛主席早在1938年《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就講到：槍杆子里出政權，有了槍確實能造一切，又可以「造黨」，「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杆子造出來的。槍杆子裏面出一切東西」。

陳雲知道中央書記處要開會，討論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他專門找高崗談：「你向毛主席建議，設副主席就多設幾個，你一個，我一個，劉、周都上，不然擺不平。」

高崗沒有像彭德懷那樣，按毛澤東交待主動找劉少奇談，劉少奇第二次屈駕並約陳雲一起主動找高崗談。劉少奇仍主動承認錯誤，並很有分寸地作了自我批評。高崗仍無誠意談，卻對劉少奇的錯誤進行批評。他批評劉少奇的錯誤，正是他曾和陳雲一起議論過的問題，恰好他尊崇的「聖人」陳雲在場。

首屆「人大」和黨的代表會對國家機構改革，人事必然要相應地進行調整配置。毛澤東主席對他的左右手劉少奇、周恩來的工作不滿意或者有意見，覺得不得心應手，分歧和意見日趨加深，認為他們搞「分散主義」，「空架中央」，「離開總路線」，搞「獨立王國」，「封鎖消息」。尤其是對他的接班人劉少奇，在七屆二中全會後就不滿意，認為他不按七屆二中全會決議辦。毛澤東自己對經濟工作經驗不足，全黨以大規模經濟建設為中心，必然要有些懂經濟、會管理的人挑重擔。他對高崗在東北領導經濟工作成效顯著，調到中央工作后，修訂五年計劃，參与指導和蘇聯商談經援打底，部署和發動大規模建設，「一馬當先，四馬奔騰」，非常滿意。

但是1953年，全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階段，高崗站在毛澤東一邊，急於求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排除右傾干擾，按毛澤東的意圖「挪」劉少奇的位置，搞了一些反對劉少奇的活動。

其實，高崗一貫快速決斷精神很強，說干就干，雷厲風行，乾脆利索，從不拖拖拉拉，他到中央沒寫文章，可事沒少管，話沒少講。執行五年計劃、組織大規模經濟建設開頭難的1953年，各項經濟工作成效顯著，開創了「良好開端」，並不是他到中央只搞「陰謀活動」、「反黨篡權」的。

高崗到杭州休假時專門去看望林彪並送禮物。他倆在來往中密談了中央內部的一些情況，主要是劉少奇的右傾錯誤及其最近到處找人談話，迫不及待抓權。他們老生常談議論劉少奇在抗日戰爭后裁減軍隊，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支持彭真在東北搞「錦西會戰，企圖冒險取勝」，土改中搞「左」傾，建國后鼓吹資本家剝削有功，反對農業合作，脫離總路線，他忽左忽右，一貫如此，主要是右，實踐證明他並不成熟，對政策掌握不穩。他只有搞過白區工作，沒有軍隊工作和根據地建設經驗，他在人事上拉山頭，搞圈圈，中央的人事、政法、財政等要害部門的領導，安子文、薄一波和彭真等原北方局的人掌握，他們思想一致，感情親近，組織一條線。我們的政權是槍杆子創造的。黨史上的是非沒有搞清楚，劉少奇是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這種提法不對，我們的黨是個整體，毛主席就不能代表白區嗎？《歷史決議》要修改。

1953年5月間，毛澤東關於簽發文、電兩則批示中顯現出對劉少奇不放心的跡象。19日批示是這樣寫的：

1953年是全國實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年。為了適應新形勢，他親自主持計委幹部學習會，請專家講學。他有時通宵達旦，廢寢忘食地工作，春節時在東交民巷高崗住處召開計委委員會議，聽取從蘇聯談判徑援回來的宋劭文匯報，研究和蘇聯商談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有關問題。據高崗身邊工作的同志回憶，高崗到中央工作繼續保持快速果斷作風，有人說他是個「工作狂」，一點也不過分。陳伯村談到高崗工作時說：高崗確實有魄力，有膽量，有才能，無論辦什麼事情，都追求成績和轟動效應。

這就是陳毅在四中全會後饒漱石問題座談會上講的，饒漱石頂碰劉少奇、毛澤東的「罪狀」。

1953年10月，高崗經中央批准休假。他原來準備全家都去大連的，后改為去南方，是毛澤東專門找他談話，叫他到南方的，並要高崗在南方做些調查研究，代他去看望一下林彪。高對改大連為南方很高興，他回家對李力群說：「主席讓我去南方走走，順便代他看望林彪，又能見到老首長了，很長時間沒見他了。」因去南方路途遠，時間又長，李力群沒去，只有一個女兒跟高去了。

高崗到北京后，向毛主席推薦由陳雲任計委主席，他任副主席。理由是陳雲對全國情況熟悉……毛澤東說：「你在東北已實行幾年計劃經濟，有實際工作經驗，中央已經定了，就你來干，不要再推讓了。」

劉少奇在白區工作多年，學得了能屈能伸，委曲求全的策略，又是政治鬥爭的老手，施展地下工作及對付敵人的手段，失去毛澤東支持的高崗，根本不是劉少奇的對手。高崗在根據地、軍事上、經濟上和實幹中的確有兩下子，連劉少奇也不得不承認，他確實在一些會議上講過高崗的長處，比如說高崗有能力，有魄力，精明能幹，有軍隊工作、地方工作、經濟工作豐富的經驗，到中央來協助毛主席做好工作，等等。劉少奇主動到高崗家read.99cｓｗ.ｃoｍ兩次談心，當著高崗面讚揚能跟上主席思想。

毛澤東又點到劉少奇的名：少奇啊，輪到你了，你是當事人，我的第二個法子，是出於對你的關照，怕累壞了你，光美尋我打官司哩。大家又哈哈大笑起來。劉說，我贊成主席提出的第二個法子，搞輪流值班制吧，發揮集體領導的功能嘛。主席離京期間，政治局委員可以輪流坐班，抓抓全面工作，也是鍛煉幹部嘛。周恩來心裏清楚毛澤東的意圖，一旦形成制度就不易改變。他說，七大以來，主席外出，都是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少奇兢兢業業，沒有辜負主席的重託，這在全黨已成習慣。我看這次也不改變了，還是主席講的第一種方法比較穩當。

高崗在杭州時，教育部工作組到杭州、上海檢查工作，李力群是工作組成員，她到杭州劉庄看望高崗時，高林正在室內交談，由葉群陪她在等候時拉談，葉群說他們談「政治問題」，咱們這些人一生命運託付於他們身上了。

張老嘆息地說，以高崗為核心的「反黨宗派」的「五虎上將銜」，像緊箍咒至今在我們頭上箍著，這顯然是不符合實事求是原則。

陳正人多次到高崗處，邊喝酒，邊談議劉少奇，一唱一和，帶有挑撥是非，跟隨高的兩位秘書很反感。

他說，這件事激化了矛盾，觸及了劉少奇的神經，手握大權的劉少奇能放過我們嗎？給我扣上了「用了極其惡劣的手段攻擊劉少奇同志的」罪名。毛主席交待的這件事，「既害了高崗，高崗也害了我」。

財經會議結束后，饒漱石繼續在中組部內組織批安子文，抓住某些錯誤為由，企圖追查出「兩組名單」的主謀者。饒漱石竟說：今後中央組織部要以郭峰(調任中組部副部長未到任)為核心。安子文當時有點招架不住，已覺察到自己將要步薄一波的後塵，遂即向劉少奇報告說：在財經會上就想斗他，現在要把他趕出中組部，組織部將變成饒漱石的一統天下。劉少奇聽了安子文的所謂「小報告」，立即召見饒漱石，指出安子文私擬政治局委員名單是錯誤的，他已向中央承認了錯誤，也受到了批評和處分。這個問題，再不要抓住不放。「一個人犯了錯誤，要允許人家改正嘛，不要學王明、博古，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那一套，一棍子把人打死。安子文多次檢討過不了關，不能像財經會議整薄一波那樣整安子文。」饒漱石反駁說：「我沒有一棍子打死安子文，他還不是很活躍嗎？」「財經會議批判薄一波是毛主席提出『展開桌面上』鬥爭的……」劉少奇說，最近一陣子，自由主義泛濫，小道消息盛行，說什麼財經會議鬥了薄一波，會後要斗安子文，說什麼我有圈圈，恩來有攤攤，你散布過沒有？他最後說，要先搞好團結，消除緊張氣氛，抓緊組織工作會議的籌備。饒漱石認為劉少奇不支持他，而支持安子文，致使他和安之間的矛盾不能解決，問題不在安，而在劉少奇。

高崗說我們之間的分歧和意見，是路線之爭，道路之爭，方向之爭，正確與錯誤之爭。1949年我們在東北肅清了土匪，完成了土改后，恢復工農業生產，讓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你到天津說資本家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好，功勞越大。你批評東北局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政策上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1950年東北限制富農經濟，原則上不允許黨員發展成為富農搞剝削，你在北京批評說：現在提限制富農剝削過早，有一萬富農黨員也不怕；東北搞農業集體化試點，創辦示範農場，把互助組再提高一步。你在北京找人談話，作報告、發簡報，批評東北局搞集體化是左傾盲動主義，左派幼稚病，在個體基礎上建立合作社是危險的、反動的，東北局犯了方向性錯誤。你還批評山西省委發展合作化的方針，恰好被毛主席發現，肯定了山西的做法，你才收回講話、文件；1952年，按毛主席的部署，加快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加快發展工業的步伐，加快農業集體化步伐，你提出保護私有工商業者積極性，確保私有財產，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的秩序至少20年不變；五年計劃集中力量，優先發展重工業，你主張農輕重的比重，還有工會問題。這些，黨內多數同志不同意，工人、農民不同意，多數中高級幹部不能接受，共產黨執政后是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等資本主義基礎雄厚了，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更困難了。這些，是跟毛主席的根本分歧、跟黨的多數同志分歧，不是什麼意氣之爭，也不是一些人說的權力之爭。

林彪最後說，在杭州你給高捎的那封信，主要是勸「高崗不要搞活動了」。他說誰再問高崗的什麼情況，你得小心謹慎。林彪談話完后，葉群送李力群回家的車上說：高崗上當了，讓別人當槍使了。陳雲是個老奸巨滑的人，一看苗頭不對就縮回去了。高崗在毛主席、林總跟前常誇陳雲會出點子……

1953年春，被毛澤東認為向中央「分權」的政務院總黨委撤消，強調反對分散主義，設想實行集體領導，劉少奇擬設中央各部長集體辦公制度的方案，首先徵求高崗的意見。高崗認為劉少奇想把各部長控制在自己手裡，沒有理睬劉少奇的意見。自各大區領導調到中央后，經濟權、人事權、輿論權等，從組織形式看都被調上來的高崗、饒漱石、習仲勛等掌握。劉少奇、周恩來所控制的權力有所削弱的跡象。而計委委員都掌握了大部實權。饒漱石既是中央委員，又是中央政府委員，可中央決定領導分工的文件上專門突出「計委委員」的職務，沒有提「中央委員」或「政府委員」。這個文件是按周恩來建議次序排列並簽發的，毛澤東同意的。

但是，高崗和陳雲對劉少奇的看法上，不盡完全一致。陳雲的思想某些方面和劉少奇有相近的地方。毛澤東認為陳雲偏「右」。不過，劉少奇是「白區正確路線代表」，就是陳雲在1943年3月，延安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毛澤東當時未表態，后被寫入《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是這樣表述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劉少奇同志所主張的。」高崗說要修改「決議」，主要就是這句話。

高崗看到名單上有財經、稅制上犯嚴重錯誤的薄一波，沒有戰功赫赫、毛澤東的愛將林彪，以為毛澤東對此肯定不滿才送他看的，因為二組連毛、劉、周、朱、陳、高、彭(德懷)都沒有，高級將領都排除在外。往常他遇有重要事總要把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向毛澤東彙報，而這次他沒有彙報，又沒按毛澤東交待辦，卻向陳雲和林彪、羅榮桓透露。人們疑問，毛澤東情知名單有問題，為什麼沒扣壓，直送高崗看，這是個解不開的迷。有人猜測毛澤東有意給高崗提供「炮彈」。

毛澤東聽后說：「難道高崗同志就沒有缺點嗎？」

彭德懷徑直到豐澤園向毛澤東談了他和高崗的意見，他說我是個軍人，心裏有話就直說，中國的天下是槍杆子打下來的，新中國是槍杆子打出來的，我們還在國外打美國侵略者。我們的黨和政權是靠槍杆子建立起來的，這些流血流汗的功臣應占居我們黨和國家的高層領導權。他還誇獎高崗有根據地、軍隊和經濟建設經驗，有黨政軍工作才能，政治性強，經過艱苦環境等。

高崗和周恩來的關係一直是好的，高對周是敬重的，他雖然統攬經濟大權，在計委有關重大事情，高主動和周商決。一次周說需上的項目要報告中央，高崗說報那個中央？意思是報告毛澤東還是報告劉少奇？如按3月10日中央的《決定》，有些就「應直接向主席請示報告」。周不滿的說，全國只有一個中央。一個提的也籠統，一個答的也籠統。實事求是地看，中央一二把手觀點不大統一，底下確實不好辦，報中央主席毛澤東，不報主持常務工作的劉少奇也不行。只報劉少奇不報毛澤東更不行。周恩來在「總黨委」、「新稅制」的問題上報告了劉少奇，沒報告毛澤東，最後不是弄得很難堪嗎？

但是，他到中央工作，確實有些顧慮。主要是他同劉少奇在路線、建國方略上有分歧，曾在有關報刊和文章中不點名地批評過劉少奇的右傾錯誤觀點；他情知毛澤東和劉少奇之問對建國後走什麼道路的問題上有矛盾，擔心一搭共事搞不好。劉少奇主持書記處日常工作，聽毛澤東的還是聽劉少奇的？聽毛澤東的，形成越級，聽劉少奇的怕毛澤東怪罪，自己夾在中間不好辦，這是客觀事實。高崗的顧慮不無道理，他曾對部屬說過「三不」的話(不多講話，不多管事，不寫文章)，可表明他的擔憂心跡，似有獨善其身的打算。結果中央或者可以說毛澤東給他肩上壓去一副沉重的擔子，事與潔身自好的高崗願望相反。

自毛澤東提出「一線二線」的問題，讓中央核心領導醞釀：「要不就設總書記，要不就多設幾個副主席」。期間陳雲與高崗來往較多，陳雲到高崗家來打問毛主席有些什麼新的指示和意見，高崗將毛澤東那裡談的情況和聽到的信息如實地都告訴了陳雲。高崗也常到南長安街陳雲的家裡談。高崗把陳雲當「聖人」，有事都向陳雲請教、出點子，交換意見，情投意合，一唱一和，採取適當的方法，在「八大」前幫助毛澤東解決好接班人問題，他倆酷似結成「死黨」般「堡壘」。他們兩人隨便交談了機構和人事問題。高崗不同意設總書記主持日常工作，他說這樣會把主席架空，陳雲同意高崗的意見。陳雲說：「主席信任你，你出來挑頭，幫助主席將來『八大』時讓劉少奇挪移位置，多設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林彪也可以參加。」

高說：「還是恩來同志當吧。」毛說：「要是恩來不當總理，是否由你組閣？」高說：「我不行！」毛說：「你看誰行，林彪怎麼樣？」高說：「林彪比我強！」

在當時的中央領導排名是：毛、劉、周、朱、高、陳為序(批文是這樣)，朱總不好管事，「大好人一個」，劉、周是毛澤東不滿意的對象，協助毛澤東解決接班人的任務歷史地落在高崗、陳雲身上。從本意來看，高崗、陳雲都是誠心擁護毛澤東的，依毛澤東意圖，都想幫助毛澤東實現解決好接班人這個至關黨和國家命運的大問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況，他兩位是中央核心領導，責無旁貸。

毛澤東問總書記誰來擔任合適？劉少奇說：鄧小平、高崗、彭真這些同志都能擔任。

彭德懷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報告時，首先特意介紹說，這個報告是經過高主席修改過的。因為軍隊高級幹部都知道高崗思想活潑，政治性強，文章也寫得好，中央和毛澤東倍加賞識，並多次批轉高崗的文章。此時，毛澤東的思想戰略已轉變，高崗、彭總還蒙在鼓裡。

「七大」以來，中央委員會只設主席一人，設政治局、書記處三層組織，不設常委制。基本沿用了1943年以來的模式。鑒於蘇聯的教訓特別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影響，毛澤東設想黨中央設總書記或增設副主席，實行集體領導，集體負責制度，克服個人崇拜；國家行政機關仿照蘇聯，將政務院和計委合併成立部長會議；建立議會(即人大常委)；保留政協和中央軍委。這就是黨中央、中央軍委、部長會議、人大常委和政協會議等五套班子，即所謂「五架馬車，一條道路(社會主義道路)」，互相監督，共謀策進。

高崗離京南下前和饒瀨石談過一次話，他對安子文1952年冬去東北批評東北人事工作有意見。他說安子文批評東北局對幹部「強調業務能力，忽視政治質量」，「喜歡知識分子」，「歧視婦女幹部」，「黨的幹部隊伍嚴重不純」，「高級幹部中有些人歷史存在問題，沒有經過審查」。他認為安子文是挑東北的毛病，給東北摸黑，就是給中國革命基地摸黑，陝北、東北是中國革命的出發點，基地。將來要載入史冊的，誰也改變不了。「這話現在用不著我說，將來的歷史學家會這樣寫的」。他說：白區黨、地下黨現在抱成一團，安子文的頭是劉少奇，搞地下工作起家的。他們只搞過白區工作，沒有在軍事工作和根據地建設經驗，只靠華北的經驗來指導全面工作，看不起東北的經驗。「七大」以來把劉少奇抬得太高了，實踐證明他不成熟，他同毛主席的看法有分歧。主席對劉少奇等越來越不重視，已經動手削弱他們的權力。

彭德懷說劉少奇長期做白區地下黨的工作，進城后把工作重點還放在資本家身上，鼓勵資本家剝削有功，為有利於資本主義推行制度，難怪工人階級發牢騷說：「解放前我們受資本家剝削，解放后還要讓資本家來騎在我們頭上，這樣下去等於我們工人階級沒有獲得解放……」我建議少奇搞城市工作，恩來搞統戰工作(即政協)，政務院總理可以參考蘇聯方法讓幾位老同志輪流當，以便增長他們的才幹，長期固定在一人身上，容易犯官僚主義的錯誤。輪流值班可以發揮集體智慧，可以發揮各人的創造性。毛澤東批評了彭德懷，你對少奇、恩來有意見可以當面談一談，消除矛盾，增強團結。

全國六大區，西北、東北是高崗發跡地，又有華東饒漱石、中南林彪支持。華北是他認為「白區」的人掌權的地區，書記是薄一波，實際主持工作的是劉瀾濤，曾和高崗一起在米脂龍鎮小學念書，和高崗老家是近鄰，不到百里地，但觀點不一致，因為劉瀾濤也是「六十一」人中化名的「劉華甫」。剩下來的就是西南地區。高崗自以為自己紅盛、得勢時期，有毛支持低估了鄧小平，並沒有專門找鄧小平談話，搞什麼交易、拉攏活動，而是鄧小平到高崗家，商量過農村經濟政策等問題。在交談中提到輪流值班的事，鄧也同意輪流值班。

這個名單是毛澤東的機要秘書葉子龍直送高崗看的。一天，毛辦打來電話說：葉子龍馬上給高崗送一文件，由高看后帶回來。葉子龍到東交民巷8號，未經高崗秘書手，葉將文件直交高看后收回，並交待：「主席說：此事你一人知道就行了。」

毛澤東仍以團結的願望出發，對「犯錯誤的人，允許改正錯誤」，囑高崗對「劉少奇有意見，當面互相談心消除隔閡，增強團結」，齊心協力搞好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把中國建設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可高崗沒有依毛澤東的交待做，併當著毛主席的面說：「我跟他談？」剛愎自用的高崗，一臉悻慍地轉身走了，表現出他剛愎、幼稚、驕傲的方面。

三，中央組織部對檢查執行二中全會決議抓得不緊。二中全會曾決定領導中心由農村轉入城市，搞生產建設。這是全黨的政治任務，也是組織任務。在這方面我覺得中央組織部抓得不緊，甚至沒有以二中全會決議黨的總路線檢查各部門，各級黨委的工作。這也是與上述右傾觀點有關係的。因為有右傾思想，也就不會以二中全會決議去檢查工作，因而也就必然使組織工作與政治任務結合的不好，甚至發生脫節的現象。比如黨的基層組織在工廠企業內應當如何工作，雖然各地都創造了不少經驗，但中央組織部都沒有很好的加以研究總結，以加強對這項工作的指導。如對廠長制與黨委制的爭論，早就應該作結論的而未作結論。組織工作沒有很好地保證黨的正確路線的執行，也表現在幹部的調配，培養和管理上。這幾年來，及時地、逐步地統一幹部管理做得很不夠，也未及時地、有計劃地、大批地抽調幹部到工廠企業及其他財經部門中去(當然也抽調過一些)。這樣的調動，在新解放區是困難的，但在老解放區則應該有更多一些的幹部轉入經濟建設部門，以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中央組織部在這方面是做得不夠的。

彭德懷是贊同高崗反對劉少奇的並作了一定的工作，彭德懷是「高饒集團」的「頭子」、「領袖」不無根據。他給高崗提供了一些情況，如劉少奇、周恩來在長征前的一些情況，高崗不太知道。事實上沒有彭德懷、林彪、饒漱石三路封疆諸候的支持，東北是他自己能一聲喊到底的領地，六路諸侯有其四，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的支持，否則高崗有魂也沒膽，根本不敢在劉少奇的地位上亂說亂動。高崗確具有陝北漢子的粗獷、豪爽的特徵，並非灰漢二杆子，他粗中有細，有江湖義氣，搞五湖四海，屬「十個麻子九個怪」之列。不過，從古到今，哪個大人物不是怪人物，但絕非天不怕，地不怕，橫衝直闖，單槍匹馬，有恃無恐地在太歲頭上亂動土的。

本來他倆是一條線上的螞蚱，從延安時期到東北解放戰爭乃至1953年前半年，生死與共，風雨同舟，貫徹執行毛澤東路線，誠心為幫助毛主席解決好接班人，挪動劉少奇位置。

孫維世是烈士孫炳文的女兒，長的一表人才，四十年代在蘇聯學習時，林彪和張梅關係疏遠后，曾與孫談過戀愛未成。林彪從蘇聯回到延安后，和長相挺好，又有文化，小巧玲瓏的葉群結婚。林、葉結婚時，高崗請林彪夫婦吃飯並贈送禮物。1948年孫維世在蘇聯學習完回國到東北，羅榮桓不知道林彪與孫有過戀愛的情況，根據東北很需要懂俄文的人材，便電請示中央，留孫維世在東北工作，中央同意東北局安排工作遂分配到總部。葉群知道后大為吃醋，她以為留孫維世總部工作是林彪的點子，便假借羅榮桓的名義向中央發電報，不同意孫維世在東北安排工作。中央連收到羅榮桓互相矛盾的兩份電報，即來電詢問緣由。東北局由高崗負責調查此事，葉群知道林彪的脾氣，怕的要命。葉群對高崗說明了原因，並跪在高崗面前求告高崗解危。

互通信息，交換意見，應為「醞釀」之列，如果屬搞陰謀，陳雲也脫不開干係的。在遵義會議期間，為奪回軍事指揮權，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等交換意見，又作如何解釋？能說是搞陰謀嗎？

早在1953年春新稅法出台時，山東分局向明等幾人向毛主席反映因新稅法引起搶購、漲價風波的情況，這本來是下級給上級反映是正常的，無可非議的。奇怪的是，有人蓄意製造了「以向明為首的反黨集團」，硬給向明扣上「給高、饒提供石頭打中央」的罪名，致山東分局和青島市基本全軍覆沒，株連百余名中高級領導和千余名幹部，甚至有的死於非命。那麼，北京、上海市領導也反映過稅制問題就沒錯嗎？就不是給高、饒提供石頭嗎？這說明當時民主空氣多麼糟糕，整人手段何其毒辣，不講民主，不得批評，不講事實，捏造理由，藉機打擊報復。一不「訓服」，就羅織罪名，「動不動給人扣上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帽子，動不動隨心所欲定成某某「集團」打下去而後快，株連迫害的人知多少？

高崗同王鶴壽、何凱豐、張秀山、郭峰等私下透露了三人輪流值班的情況和4月份要召開全國財經會議，清算新稅制的錯誤，財經會議后，改革中央領導機構。還透露了毛主席想叫劉少奇搞議會等人事的信息。

其實，彭總並非說「岔」了，實際故意衝著劉、周講的，繞了個彎子而已。彭總這樣講正合毛澤東的心意。他環視會場后說：老彭這一炮不算空放，三馬拉車，我同意試行少奇、恩來、高崗輪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位也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少奇側重於黨務，恩來側重於文教衛體，加上外交，高崗抓全盤經濟工農商貿。全面性工作，建議三人每人輪一周，輪流倒換。重大的事情，你們最好還是先和我通氣、打招呼。他最後說，有勞諸位同心協力，團結共事。

劉少奇看材料后說：「我們最大的威脅是高崗」。他托楊尚昆給毛澤東捎話：「我隨時準備交權，願意到一個省或地區當書記」。

(二)賀龍同志未離京前，應邀他參加中央的各次會議。

究其根源，所謂「高饒聯盟」，是由於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方向及路線的分歧，最終導致高饒形成共識，造成跟毛反劉的悲劇，毛「挪」劉位置遇到阻力而改變態度，高饒成了毛劉鬥爭的犧牲品。

高崗也作了自我批評，思想作風上，有驕傲自滿情緒，脾氣又不好，聽不進別人的批評意見的毛病，工作上有急躁情緒和缺點錯誤等。

14日上午，張秀山給劉少奇打電話約談，秘書說劉休息，沒談成。下午開會前，張見到劉少奇，他對劉說：毛主席讓我的發言內容先給你彙報一下，上午聯繫時秘書說你休息了，是不是把我的發言后推一下。劉說：「就先講吧。」

老熟人在一起談議了劉少奇的地位僅次於毛主席，這「很不正常」。林彪說劉少奇在過去，執行陳獨秀、李立三、王明的路線，沒有創建根據地的經驗。長征開始時，他站在博古、李德那邊。在遵義會議期間反對毛主席提出當前主要解決「軍事路線」的主張，而強調解決「政治路線」。最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戰勝了錯誤路線，取得了軍事指揮權。延安整風期間，他看到毛主席的勢力強大，拍馬屁爬了上來。從西北到東北實踐看，高崗同志抓軍事、抓經濟都比較「內行」，能力不次於劉少奇。他們在談到「八大」、「人大」時，大家認為高崗、彭德懷、林彪都可以當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或總理，劉少奇當常委可以，副主席恐怕不行了九-九-藏-書。

在中央政府領導分工中，毛澤東根據周恩來建議的意見，將中央政府的工作分為五大塊，高崗排在第一位，周恩來排在第五位，把政務院的一部分權力划給「經濟內閣」的成員，周恩來只分管外交口有關部門，似乎與當年蘇聯莫洛托夫相仿。高崗當時對此喜憂參半，喜的是權力增大，憂的是擔心引起嫉妒，不好搞。在討論政府領導工作時，他對周恩來提出，給他的擔子太重的問題，擔心搞不好，對黨和人民事業不利……

劉少奇照毛主席交待和高崗徵求意見，他先給高崗打電話，約談話時間，高崗囑人撒謊以不在家拒絕。劉少奇情知高崗在家，便乘車冒雨簡出，連警衛也未帶，徑直到東交民巷8號。王光美得知擔心劉的安全，便電話詢問李力群，劉少奇同志去你們家到了沒？高崗沒想到劉少奇會屈駕前來他家。他自知心虛，便從後門溜了出去躲起來，急得李力群團團轉，說劉主席來了，這怎麼……正著急時劉少奇的車子停在門口，李力群趕緊出門把劉少奇迎回家坐一陣后，高崗回來說外邊有點事。他們互相招呼寒喧之後，劉少奇以自我批評口吻，對過去在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敘述一遍，並表示承認自己的錯誤，希望高崗幫助改正。高崗對劉少奇的自我批評沒有怎麼回應的表示。他認為劉感到在毛澤東跟前失勢，來找他說好話、求情，他說，我們之間的爭論是對正確與錯誤方面的爭論，是正常的嘛。少奇同志，你不必客氣，有什麼事你儘管說吧。

上述種種，從客觀上形成萌發了高崗「挪動」劉少奇位置的「野心」起了一定驅動和催化劑作用。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一些錯誤觀點和做法批評、遏制，而對高崗提升、支持，使其實權在手，官場得意，膽子更大。

1953年9月連續召開五次(即24——28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報告和討論工、農業和總結抗美援朝等問題。會議前，在研究討論彭德懷要在會上作抗美援朝總結報告稿時，高崗和彭德懷又有來往，商量講稿修改時，議論劉少奇對五年計劃的農輕重等問題。彭德懷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作報告時，專題講了現代戰爭中後勤工作重要性和地位，並在稿外特意說：是在黨中央、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抗美援朝勝利一百分，有高崗的六十分。彭總這樣講，實際上幫了高崗的倒忙。

劉少奇和高崗第一次談話勾通索然後，他向毛澤東講了對中央機構改革和人事調整的意見。劉少奇認為中央行政機關不一定仿照蘇聯的形式，還是實行總理負責制，可以將政務院改為國務院。總理由周恩來擔任。黨中央增設副主席，多設幾個。他表示自己「已不適宜擔任副主席職務」，朱總、恩來、高崗他們可以擔任副主席。為實現毛主席提出的中央分一線、二線的設想，他建議改變書記處的職能，書記處變為政治局下屬的執行政治局決議的辦事機構，像秘書處一樣，設總書記或秘書長。總書記或秘書長選一個年富力強、經驗豐富而且辦事果斷的人來擔任。

毛澤東針對所謂「圈圈」問題說：大革命時期中心在南方，許多黨的創始人都在南方。後來中央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到陝北，在那裡指揮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也出了一批黨的優秀幹部，造成中高級幹部北方人多，高級幹部南方人多，這是歷史形成的。後來革命運動轉到北方來了。有人抓住這種狀況做文章，隨便給人划圈圈，別有用心。現在不管南方幹部，北方幹部，高級幹部，中級幹部，都不要搞「圈圈」，要消滅「圈圈」。要重視黨的團結，「消滅山頭」，要搞五湖四海……

斯大林逝世后，毛澤東讓正在莫斯科的江青守靈。毛澤東、朱德、高崗等領導先後到蘇聯駐中國大使館、捷克駐中國大使館弔唁斯大林和捷克總統、黨中央主席哥特瓦爾德。弔唁斯大林后，毛澤東在回中南海的車上說：他不當國家主席，想退二線的意思。

饒漱石認為安子文是組織部內部搞圈圈的頭，是劉少奇山頭的人，「政治上不強，思想作風不正」，辦事不放心，組織上不信任。

他和高崗的關係非同一般，早在延安時期和後來東北解放戰爭中，高崗主持總部政治工作時，相互配合默契。陳到杭州不僅通報了組工會議中的情況，還談論了中央內部情況。此時趙德尊、馬洪也到南方休息，從上海來到杭州旅遊。他們幾個邊喝酒邊談議了劉少奇的問題。陳正人對劉少奇1936年前的情況了解一些，所以，他講的最多。他說：劉少奇看見毛主席的身體不好，迫不及待的抓權，提出要「設總書記」。他們還議論了中央兩條路線鬥爭，軍隊幹部是主體，天下是槍杆子打下來的。劉少奇長期跟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左」右傾機會主義跑，反對過毛主席，延安整風中作過檢查，對毛主席沒有什麼感情。進城后堅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想搞資本主義，以及蘇區黨和白區黨的問題。他們認為以1935年前為界線，江西和陝北划為蘇區根據地，華北為白區；若干歷史《決議》里說白區正確路線代表是劉少奇不對，難道毛主席就不能代表白區嗎？還談議了長征紅軍和中央到陝北的情況。陳正人說，陝北是長征紅軍的落腳點，新勝利的出發點。高主席有經濟工作和根據地建設經驗和東北的政績。在東北林彪主要打仗，東北局、總部具體工作由高主持。毛澤東說過，過去打仗林比高強，現在搞經濟建設林不如高，排名為高崗、林彪。高說：劉少奇不支持陶鑄在廣西工作，因陶曾在國民黨監牢關過，經過延安整風審干中作了結論，后又派人調查，找毛病。劉不支持陳正人任建委副主任、中組部副部長。正如彭德懷說：中國革命「大正統是井岡山，小正統是陝北。劉少奇一個圈圈，周恩來一個攤攤，咱們就搞井岡山的大圈圈。」你從井岡山出來，又在陝北工作多年，怎麼能排擠你呢？井岡山的同志還有幾個？你可以進中委。

1948年底至49年初，中央召集各大區領導在西柏坡開會，為七屆二中全會作準備，毛澤東分別與各大區領導了解情況，聽了高崗對東北基本建設和今後打算后很滿意。在談到統一全國財政時，高崗推薦陳雲到中央管財政，能鎮得住。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陳雲做財政工1952年夏秋間，陳雲到瀋陽對高崗說：毛主席打算調你到中央工作，負責國家計劃工作，主要是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這項工作原來周總理負責，由於沒經驗，受到蘇聯的批評，五年計劃搞不好，沒法得到蘇聯的支援。主席認為東北恢復、建設經濟的方法好，有建設新中國的樣子。中央要調一些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同志到中央工作。他說：「這次調你去中央，是主席點的名，你千萬不要表示不願意去。」高崗向陳雲也談了自己的思想顧慮。

組工會議主要是總結經驗，檢查過去工作缺點和錯誤，研究如何加強幹部工作，以適應經濟建設順利進行的需要。肯定成績，糾正錯誤，繼續前進。但是，糾纏已經作了結論的事情，把大方向有些扭偏。會議變的緊張起來。特別是張秀山發言時特意聲明，他的發言是毛主席、少奇同志叫講的。

高崗把和劉少奇第一次談話情況，向原東北工作的張秀山、張明遠、王鶴壽等透露，說劉少奇來談心不肯作自我批評。他們一塊議論了劉少奇在得意時，誰的話也聽不進，連毛主席的話也不聽，動不動給我們戴上「左」傾冒險主義的帽子。現在明白了，不是我們「左」了，是他右的不能再右了。自「七大」以來，他犯了一系列錯誤，主要是右的。他們還談議了中國革命的成功是靠武裝鬥爭取得的，在某種意義上，「陝北是中國革命的搖籃，共和國的老根。」高主席是文武雙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是中央領導人中最年輕的，毛主席信任高主席，這次改組班子中高主席應該上去。劉少奇抓經濟，抓來抓去只抓少數資本家，根本不是搞社會主義，他掌舵只能使中國走向邪路。要求高崗給毛主席建議，不能讓劉少奇掌握書記處。高主席不僅是陝北的代表，也是代表北方的。毛主席曾說過：「中國解放勝利是靠北方1億6千萬人的。」陳伯達在紀念中國共產黨三十周年的文章中說：「中國是個大國，東方不亮西方亮，南方黑了有北方。」

劉少奇和高崗談話后，高崗到豐澤園毛澤東那裡並未彙報談話情況，他只說少奇同志最近到處找人談話，徵求中央機構改革的意見，說主席退居二線，是不是主席授權的？

一，1950年前後，中央組織部對於黨員可否剝削這一個重大原則問題，曾發生過動搖。把在目前政治上，社會上一般允許剝削，與黨員不允許剝削混同起來。1949年發生這問題后，我(那時任東北局組織部長)的政策水平很低，不了解，就請示了中央組織部。當時中央組織部的答覆說是錯誤的。現在當作經驗教訓提出來，請安子文同志考慮。1950年1月，中央組織部組織赴蘇參觀團(張是帶隊的)，在北京集中時期，安子文同志在報告中講到黨員「要僱人應允許」，「今天剝削比不剝削好」。實際上是引導黨員發展成為富農和資本家，而忽視或輕視組織起來。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熱心，發展社會主義，半社會主義經濟卻冷淡。這種觀點與二中全會決議的精神是不相符的。這是一種右傾思想。

劉少奇彙報完機構設想意見后，談了他和高崗談話的情況。毛澤東明知故問：你和高崗有些什麼矛盾？劉少奇說，過去我對東北工作批評過，有些批評錯了，向高崗同志承認了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但是，高崗並不滿足。「高崗同志有能力，有魄力，能跟上主席的思想，在好幾次會上我肯定過高崗同志的長處」。「自我在許多問題上犯了錯誤之後，發現高崗同志對我不滿意且發展到仇恨的程度」。劉少奇主動表示，為了黨的團結，我「退出政治局」或者讓高崗排在他前頭，讓「高崗擔任主席的助手」。他自己即使什麼「職務也不擔任，保證按主席的指示和黨的決議辦，盡最大努力做好工作……」

劉少奇、陳雲來和高崗談心，又一次不歡而散。劉少奇及時向毛澤東彙報了談話的情況，而高崗是一個一條路走到黑的人，他又一次沒有向毛澤東彙報和劉、陳談話情況。

毛澤東為什麼要追查自去年8月決定調各大區領導到中央這段時間內發出的文電，又收迴文電審發權呢？當然與「大權獨攬」，「集中與統一」領導及反分散主義因素有關。也正是各大區領導到中央前後，劉、周背著毛澤東，成立政務院總黨委、推行新稅制，這麼大的事，既不徵求政治局的意見，又不向中央人民政府報告，更嚴重的是對黨中央、中央政府主席搞封鎖，令人深思。這對中央權威、毛澤東的權威是有影響的，毛澤東發怒是理所當然的。

3月和5月，黨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兩次對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工作分工，實質上是分權，兩次把高崗抬到第一位，既負責全國宏觀經濟的制定、指導和監督執行，又將8大工業部劃歸高崗統領，直接向中央和中央主席請示報告，同時兼任中國工業基地東北大區黨政軍一把手，權傾朝野，地位顯赫，令人耀眼。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劉少奇、周恩來左膀右臂有抑制和不滿意的表面化跡象，而對高崗信任、器重顯然有加。

從多年實踐證明，高崗同志緊跟著你，處處按照你的指示辦事，維護你在全黨的祟高威望，協助你帶領全黨搞社會主義，我看他是你最好的一線代表。

高崗說，中央書記處是執行政治局決議的常設機構，關鍵是人員必須配置好。配置的人員的標準應能選擇那些不折不扣貫徹執行主席指示的人進入書記處，那些歷史不清白、思想右傾的人不能繼續留在「關鍵性的崗位上」。

這個名單泄露出去影響不好，特別是第二組裡沒一個將領，會引起軍隊將領的不滿，也將影響毛澤東的威望和中央的威望。

劉少奇1942年3月從華東到延安后，的確緊跟毛澤東反對王明中，毛、劉是一致的，並把康生拉過去，陳毅也吹捧康生。特別是1943年春后，毛澤東名正言順為黨中央一把手，劉少奇提出毛主席有「最後決定權」，他還說：「我們黨已經找到一個自己的當之無愧的領袖，就是毛澤東。」政治局一致通過。在寫若干「歷史決議」時，把好事都掛在毛澤東身上。七大會上，劉少奇發言時說：毛主席是「天才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指出了達到徹底解放的唯一正確的完整的明確的道路——毛澤東道路……」實際上，建國后他自己不按毛澤東道路走了。後來有人說，把毛澤東推上神壇、奉為神的崇拜，是劉少奇首先倡導的，後來林彪又學他那一手，爬上高位。

毛澤東點了主持軍委常務工作的彭德懷的名，彭總聽到主席點名，未加思索便說，這不是什麼大事，不就是總司令說的，批個文件，召集個會議嗎？他突然冒出一句：眼下的大事還是那個新稅制的問題，各地反映很大，主席給政治局寫了信，已經個把月了，怎麼沒下文？是繼續執行還是暫停執行？中央沒個明確指示，下面不好做事呢，幹部罵娘呢。毛、劉、周見彭發言走題，臉上都表現出不悅之色。彭總看見氣色不對，知道自己偏題，趕忙說我說岔了，關於主席外出，我同意少奇的意見，試試輪值制吧，多培養一些人才抓全面性的工作，鍛煉幹部嘛。當然，既然是管家主事，也不能大家一人輪一天來的。我看由少奇、恩來和高崗三位輪流值班，三馬拉車嘛。

此時的北方氣候已變，北京天氣開始寒冷。高崗一回到北京，安志文來到東交民巷高崗家，談了高崗在財經會議上批薄的發言和組工會上張秀山、郭峰等的發言有不同反響情況。高崗說他在財經會議上的發言，主席修改過，主席問他：薄一波的問題是什麼性質，我當時回答：「是黨內問題。」張秀山、郭峰在會議上發言我不在北京，不知道。

1953年秋，彭德懷從朝鮮停戰簽字回來后，邀請高崗向在京軍事系統幹部作一次報告。他說：「你是軍委副主席，又是計委主席，向軍隊幹部講一講財經形勢和五年計劃情況。」高崗答應講一講有好處，「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軍隊幹部也要學習經濟」。兩位封疆大吏在研究報告內容、參加會議人員和開會時間等問題，來往較多，也談論了中央機構改革和人事問題。彭德懷對劉少奇、周恩來早在遵義會議前就有意見，他認為在出兵朝鮮時他們有「恐美情緒」，周恩來到莫斯科和斯大林商談空軍支援，沒有竭力爭取，使朝鮮初戰時我軍極為被動，周恩來主持中央軍委常務工作，調度援朝物資有扯皮等。

1953年9月中旬，中央召開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劉少奇擔任領導小組組長，朱德、饒漱石等和六大區組織部長為成員。中央分局組織部長，幹部處長和各省市區組織部長參加會議。

毛澤東認為財經、組織會議對右傾錯誤的批判，劉少奇等承認了缺點錯誤，離開總路線的錯誤已經解決，薄一波財政部長被撤銷，互相牽制的目的基本達到，心情愉快，應該停止爭論，需要增強團結，集中精力，貫徹總路線精神，齊心協力搞好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的思想意識逐步深化、堅定。這是毛澤東一貫提倡的「休戰原則」，即鬥爭一段要適可而止，主張講團結。從組織工作會議制止饒漱石的鬥爭勁和修改劉少奇、饒漱石在組工會上的講話稿中，已經凸現出來。如在劉少奇的講稿中特意加了一段：「現在是全黨團結起來，認真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時候，我們要將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改變為一個工業國，我們要對現存的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我們要在大約十五年左右的時間之內基本上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我們的組織工作就要好好地為這個總路線服務，我相信同志們高興並是能夠擔負這個任務的。」在饒漱石的講話稿中也加了一段相近類似的話。

對於一個蓋棺的歷史人物，應本著歷史唯物主義和實事求是的精神來看待，不能說好，錦上添花，說壞一壞百壞，再踩一腳，好像高崗天然就是個壞傢伙。如果高崗從來就是琢磨篡黨奪權，為什麼提拔重用他呢？西北、東北和抗美援朝沒做出貢獻，卻被人民予以同情。被定「篡黨奪權」的野心家高崗，想做東北行政區的頭，不願當共和國4人之下、幾億人之上並與政務院平起平坐的計委的頭，這兩個官位那個大，那個小，一般老百姓都懂，何況「野心家」的高崗呢。更何況，高崗進京前，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跟他談話都表示歡迎高崗早日到中央工作。他自己也知道是毛澤東提名任計委主席的，是對他自己的重用和信任。

1953年春，毛澤東讓高崗查看劉少奇在奉天被捕檔案事，高崗將這樣高機密的事首先向陳雲講了。就這件事足以說明高、陳的關係。

不過以後，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講過劉少奇在「白區工作的正確主張」的話，並說「在批評以王明為代表的中央時，對劉少奇同志的責難。」(因批判王明時對劉少奇也進行批評並令其檢討過)。

「有薄無林」的名單在黨內傳開后，毛澤東在中央領導的會上追查此事，嚴歷批評安子文說：一個組織部副部長？哪來那麼大的權力搞這個名單？膽子也太大了，安子文當即承擔了責任並作了檢討，接受了警告處分。毛澤東當時囑咐這件事到此為止。「再不許向外泄露」。其實，毛澤東在中央的會議上追查此事，說明不只是給高崗一人看過。

高崗原認為中央一些要害部門實權掌握在曾寫過「反共啟事」的人手裡，如中組部、人事部安子文，財政部薄一波，中央所在地——華北局書記薄一波兼，實際主持工作的是劉瀾濤，政法委、北京市委書記、市長彭真，恰恰這些人都曾化名填寫過所謂「反共啟事」又是北方局的人。這就是高崗說的「極不正常」。

事實上，組織人事工作長期掌握在一個山頭的人手裡是不合適的，否則，自然壘成宗派主義的山頭體系。毛澤東所批評指出的「山頭」、「圈圈」對饒漱石、劉少奇、高崗等人都有針對性的。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多次講到「山頭主義是壞事」。

高崗在實幹上有兩下子，連劉少奇也不得不承認，客觀事實在那裡擺著。但在政治鬥爭上表現出他的幼稚、魯莽，不注意掌握火色，兩「老闆」協助毛澤東解決接班人問題的聯手，在財經會議上產生了芥蒂，不識趣的高崗揚言修改「歷史決議」陳雲的那句話，於是，隨著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態度改變，陳雲摸到氣候，見風駛舵，順著毛澤東的意圖，高陳聯手內部破裂，陳雲成了高崗的敵手。老同志們說，實質是兩人都想當黨中央副主席，如果增設副主席兩人中擇一人，可能是高崗，陳雲就被擠下去了。

在財經會議上，高崗對人說，我不講則已，要講就要挖他們的老根。他發言說：薄一波這個人「品質不良」，喜歡打擊別人來提高自己，搞投機取巧。他想通過「東北一黨員」的信和鞍鋼爆炸事件，給東北局和我臉上摸黑。實際是借批評薄一波時，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的右傾錯誤觀點和安子文「品質不良」，把安提出「兩組名單」又嫁禍於他的之隙。

林彪對高崗就形勢分析表示完全同意。他對高崗政治敏捷，思想活躍，膽略過人很欽佩。1945年冬提出讓出大城市，創造鐵路兩側和鄉村根據地，1946年強調主力撤出四平，1947年夏季攻勢，1948年南下錦州關門打狗，都是高崗首先提出，認為高崗在思想認識上常常居領先地位，在實踐行動上走在前列。於是他表示支持高崗的意見，他說武裝奪取的國家政權，四梁八柱把他們的人安的滿滿的，「應當改組，我同意你的意見」，劉少奇要拉下來，周恩來可以當個閑差(即政協)。「我的事，就不要提了。我身體不好，不必掌什麼實權，要誤事的」。當然，身體不好，還不是當年拚命的，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今天就死在戰場上，我不就是這麼過來的？不過要取得主席的支持，他要是不支持，「沒有希望」。高崗接著講了意見：不要設總書記了，就多設幾個副主席，林總你也上，我也上。林說：「我的事就不要提。」你完全可以作為根據地黨的代表上去，多設副主席你是副主席，設總書記你就是總書記。你身體好，富年力強。只要你能上去，有個代表就行了。不要爭這些個人的東西，我們可不爭什麼個人的權力啊！你的熟人不少嗎？最近的這些情況，你可以同他們聊聊，「多一張嘴，多一份力量，不過也應當心點，事情很複雜，人更複雜。」他們互相吹捧，高說林彪是「常勝將軍」，可以擔負重任；林說高崗是「黨內了不起的人物。」

彭德懷是個典型的戎馬一生的軍人，也是敢於向毛澤東直言諍諫的人之一。他給毛主席寫了一份揭發薄一波歷史的材料，楊尚昆將材料先交劉少奇，並對劉說：高崗到處和一些大區的同志談話，甚至把手伸進軍隊里。聽說他準備讓軍隊的一些同志向主席寫材料，揭發薄一波等同志的歷史問題，有的同志也確實寫了，對薄的出獄問題有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