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距離山西全省完成土改已經過了5年。

在會議上，農民的作家趙樹理和筆杆子陳伯達發生了爭論。趙樹理根據他了解的情況認為，農民並不願意參加合作社，甚至連合作組也不願意參加。趙樹理一口山西話，福建人陳伯達並聽不懂。而陳伯達講的一口福建話，趙樹理也聽不懂。當趙樹理的意見被人用陳伯達聽得懂的語言告訴陳伯達時，陳伯達勃然大怒，「你這純粹是資本主義思想嘛」！

1951年在長治開始的農業合作化試驗，讓這個地方成為中國農村序列變革的第一環。

毛澤東認為應該改變所有制的形勢，消滅私有制，「農村陣地，社會主義不去佔領，資本主義必然要佔領」。而佔領農村陣地的方式就是大規模的合作社化，將農民的土地私有制改變為國有和集體所有。不贊成合作社，對私有經濟說了好話而沒有對合作社說好話的中共領導人，都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包括劉少奇、薄一波、鄧子恢和陳雲。

但毛澤東卻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長治試驗，「難道我們就不能把農民組織到合作社，依靠分工協作、統一經營，來提高生產力，動搖私有制基礎？」杜潤生寫道。毛澤東對反對長治試驗的劉少奇、薄一波和劉瀾濤傳達了他的意見。同時，他指示陳伯達主持召開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討論針對長治試驗和農業合作化的爭論。

但是王謙在長治的變革卻最終引發了一場大爭論，這場大爭論直接導致的結果是中國農村開始大規模推廣農業合作化運動，土地所有權開始從私人所有向國家reａｄ.99cｓｗ•ｃｏｍ所有和集體所有轉變；它也導致了一些中共領導人個人命運的變遷，那些在這些爭論中傾向於反對大規模推廣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領導者，從鄧子恢、薄一波、彭德懷再到劉少奇，最終都不得安寧。

而在1953年的後期，天平已經開始向陳伯達和長治試驗傾斜。1953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而在這個過渡時期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薄一波和他的副手，華北局副書記劉瀾濤將華北局和山西省委的爭論報告給劉少奇。劉少奇給出的批示類似於他對華北局的回復：農村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怕的，提出用合作社動搖私有制，「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根據杜潤生的回憶，劉少奇還提到，「三年準備，十年建設」以後，才可以考慮社會主義問題。「因為當時的設想是先國家工業化，后農業集體化」。

鄧子恢主持下，解散了一批強製成立的合作社，這被毛澤東批為「冒退」。1955年5月，決意加速合作化的毛澤東對鄧子恢說，「不要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錯誤，否則又要做檢討」。在7月31日的會議上，毛澤東又批評鄧子恢和農工部「像一個小腳女人」。

在此之前，東北地區的領導人高崗也發現了相似的問題。一些農民開始賣地，另外一些農民則開始買地，並且雇傭工人幫自己種地—九_九_藏_書—這批人中間還包括一些共產黨員。高崗的對策也是鼓勵互組合作，同時在貸款、新式農具、優良品種和勞模評選等方面來歧視單幹戶。當東北局向中共中央彙報這個問題后，劉少奇批示說：「在今天農村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村資本主義的一定限度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黨員向富農發展，並不是可怕的事情」劉少奇仍然堅持認為在新民主主義階段（按照中國共產黨的劃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和共產主義階段），在農村內部，土地私有和出現富農，是這個階段的正常事件。

這種「大炮轟」就發生在1955年10月4日到11日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鄧子恢、彭德懷和杜潤生都做了檢討。

1953年1月杜潤生和鄧子恢從毛澤東那裡出來，兩個人互相交流對山西和長治試驗的看法，杜潤生的觀點仍然是，「山西提出試辦合作社本來是可以的，但把目標定在動搖私有制，有誘發『左』的傾向的潛在危險，如過早全面消滅個體經濟等；對兩極分化也估計過高，為發展生產，土地在農戶之間有些買賣調整是自然的」。當然，他也認為劉少奇指責長治試驗為代表的合作化衝動是「空想社會主義」有些誇張。

「王謙做了調查研究后，認為可以把長期合作組改成土地入股的農業社，一方面按勞分配，一方面允許土地入股分紅。同時要積累一點公共財產，退社時不允許帶走。農民的土地也不一定都入社，允許自己留一點，自種自收，一般是80％入社。集體勞動，可以有分read.99csw.com工，有公共財產和按勞分配，就可以利用它來動搖私有制，使農村的生產、農民的組織程度都能進一步提高。山西報告的另一個方面，是考慮如何在互組組織內部限制富農的問題，因為擔心互助組會變成富農的『莊園』」。杜潤生回憶說。

這種爭論並沒有解決。至少杜潤生所在的中南局就仍然堅持將互助合作局限在「試辦」的範圍，「我們當時還認為，土改之後，農民才從地主那裡獲得土地，成為自己的財產，自然要求獨立自主地經營發展。貧農是有不少困難，但不會由於有困難，就願意把自己地私有權拱手相讓」，杜潤生說。

王謙將他在長治建立合作社試點的經歷寫成報告，遞給建議（或者說命令）他在長治想辦法加強互助合作組織的山西省委書記賴若愚。賴若愚又根據王謙的報告向他的上級華北局書記薄一波報告。薄一波派了一個工作組到山西和長治考察。工作組回來之後，對長治試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而在華北局組織召開的華北五省互組合作會議上，華北局勸說山西省委修改他們的意見，以薄一波為首的華北局領導認為，長治試驗「利用農業社動搖私有制，不符合新民主主義的總精神」。而來來自山西的代表，包括長治試驗的施行者王謙在內，極力回護山西省委的意見。

長治位於山西省東南部的上黨盆地，東倚太行，與河北、河南兩省為鄰；西屏太岳，與臨汾地區接壤的；北交晉中；南連晉城。長治也是山西著名的米糧產地。在由「土改分田」到「土地集體所有」這個土地制度的流變過程read.99csw.com中，長治是重要的地標。在之前的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一直是依靠打土豪分田地和耕者有其田的措施在農村贏得支持。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為什麼改變了這種農民個人擁有土地和耕作土地的方式？對於土地重新集中和農村出現貧富差距的擔憂是其中一個答案。長治出現的農業合作化，正是這種流變的關健一環。

長治試驗最終引爆的結果就是如此。

毛澤東並沒有親自參加這次會議。但是毛澤東建議大家去找一位熟悉農民和農村的作家，聽取他的意見。找到的這位作家，正是「山藥蛋派」的大師趙樹理。趙樹理以農村為背景的作品《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等，都成為共產黨政權治下文學的經典。

在一份調查報告中說，一些地區強迫農民加入合作社。「村幹部在街上擺兩張桌子，分別代表兩條道路，讓群眾選擇，說；『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看你走哪條，要走社會主義的在桌上簽名入社』，誰要不參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美國的道路」，杜潤生回憶道。

1951年的山西省委就發現了同樣的問題。「山西省委了解的情況是，農村這幾年有兩個新的現象出現：一個是農村階級有所分化，有人賣地，有高利貸，一部分農民希望向富農方向發展；一個是原來的長期互助組，特別是高級互助組，現在有些渙散，鞏固不下來」，中國老一代經濟學家，曾任職于中央農工部的杜潤生老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可是當毛澤東在幾天後（8月3日）找鄧子恢談話，希望加快合作化速度九_九_藏_書，將原定的100萬合作社增加到130萬時，雙方又發生了爭論。毛澤東對鄧小平說，鄧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轟」。

作為共產黨最早站穩腳跟的一塊土地，中國共產黨迅速地在這裏完成了土地改革。從1942年開始，山西老區開始施行減租減息的政策；到1946年為止，整個山西省已經完成了土地分配。耕者有其田，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政權變更，新崛起者都會使用這種方式來團結農民，讓他們站在自己一邊，共同反對舊有的政權。

會後，出現了所謂的社會主義高潮。1955年10月農民加入合作社的比例為32.5％，到了1956年3月比率達到80.3%，一個月之後達到90.3%，接下來，在1956年底，比率達到96.2%，出了西藏和有限幾個牧區之外，全國實現了「合作化」。

但是分散之後的土地，總是會重新集中。當然，按照一些歷史學家的考證，這種土地集中並不會過於誇張，像我們所想的那樣，土地私有和允許土地自由買賣之後，土地高度集中，形成大地主和貧農的極端兩極。

顯然贊同杜潤生看法的鄧子恢建議杜潤生寫一份報告給毛澤東。杜潤生並未照辦。當他把自己想法向陳伯達提起時，陳伯達很不高興，說合作化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造。

當時的山西省委書記賴若愚在寫給華北局的報告中說，有一些互助組得到了鞏固，是因為搞了一些公積金和公共財產。賴若愚後來找到了當時長治的地委書記王謙，向王謙表示，長治是太行山革命老區，應該想辦法把互助合作組織提高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