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率地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廣大知識分子和馬列主義結合的可能性，輕率地剝奪對於知識分子黨員的信任，這是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在分析和處理現實問題上的具體反映」，「那種叫囂鼓噪的空氣，那種如醉如狂的情緒，那種毛手毛腳頭髮鬍子一把抓的鬥爭方式，實在無法使我們能夠清醒和客觀地進行考察和識別內奸的工作。所謂依靠群眾的力量，事實上成了依靠群眾的喉嚨，依靠群眾的拳頭，依靠聲勢洶洶的態度，依靠群眾來做打氣加油的拉拉隊！」

在抗日戰爭時期擔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如此說：

這樣，在延安當時形成了一種空前未有的民主團結氣氛，碰到問題能夠暢所欲言地展開爭論，而又不影響團結。

《意見書》還對搶救運動中的群眾路線問題、知識分子問題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

「整風運動，一方面很民主，一方面又很緊張。讓我給整風打分，我不會打100分。因為整風很緊張，所以一下子轉到審干。」

在這一天，任弼時收到了王明表示承認錯誤、擁護這個決議的聲明書。

延安整風運動是一個「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通過整風，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的思想深入人心；通過整風，廣大黨員和幹部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化，先要化「己」，才能「化」人，自覺改造世界觀。一些同志在反省筆記中寫道：

更重要的是，通過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批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全黨上下不僅認識到了主觀主義的危害性，而且破除了對領導幹部的神秘感和盲從心理，極大地提高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中一再強調：

「如果參加黨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震動，那麼這次整風運動是我生命中的第二次震動，使我政治生命中共產主義的因素提高到自覺的程度。通過它我第一次認識了自己，找到了病根及改造之途徑，同時還略微九_九_藏_書獲得些改造自己的武器。」

要「與人為善」，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可採取魯莽的態度」，「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奏效的」，必須要講究方法，「好好說理」，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不同的意見可以展開討論，允許批評，也允許反批評，壓服只能是壓而不服；「嚇人戰術，對敵人是毫無用處，對同志只有損害」；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毛澤東決定起草委員會的靈魂。為制定《決議》，他提出了如下指導思想：

「1942年對王實味問題，恰恰是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搞的……既然採取了群眾運動的方式，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種威逼的力量。」

《決議》起草后，又經過了多次反覆修改，光是毛澤東就前後作了七次修改，委員會天天開會討論。毛澤東後來曾特別提到這點：「我們現在學會了謹慎這一條。搞了一個歷史決議案，三番五次，多少對眼睛看，單是中央委員會幾十對眼睛看還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許多問題來，而經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這說明黨對待歷史問題的謹慎態度。」

蔣南翔敢於向中央提出如此尖銳的意見，一方面說明他勇於思考，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延安有民主寬鬆氣氛。這件事就是一個窗口，讓我們窺見了經過思想洗禮后的延安的思想風貌。

這個長達萬余言的《意見書》，不僅對身居高位的康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表示「對於搶救運動的總方針發生更深刻的懷疑」，而且對《中央關於審乾的九條方針的決定》提出了意見，他在肯定九條方針的「偉大歷史意義」的同時，指出：「嚴格檢討起來，這個決定就依然有其缺點，缺點就是它基本上批准了當時對於特務的誇大估計」，「批准了運動中的那種鬥九_九_藏_書爭方式」。

這在人類思想史上是振聾發聵的，對廣大黨員幹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巨大的作用。從1945年3月，青年幹部蔣南翔向黨中央提出《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一事，可以看到這種破除迷信、獨立思考的思想成果。

毛澤東吸取以往的教訓，完全拋棄了懲辦主義的錯誤做法，著重從思想認識上解決問題。

「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下為什麼，都要經過自己的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該提倡奴隸主義。」

這也就是糾正了黨內鬥爭的惡劣作風。我知道這個目的是給我們留下餘地，但治病救人要有效，必須病人自己有覺悟，有信心，有決心。

這是有感而發的。在黨的歷史上，黨內鬥爭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過分追究個人責任，著重組織處理，實行懲辦主義，沒有解決思想問題。劉少奇做過總結：

「應使幹部對於黨內歷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時對於歷史上犯過錯誤的同志作結論時應取寬大的方針，以便於一方面，徹底了解我黨的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又一方面，能夠團結一切同志，共同工作。」

任弼時也聯繫實際作了自我批評。他坦率地說：

「過去黨內鬥爭傳統有許多不好的，如『八七會議』反陳獨秀鬧成宗派鬥爭，不讓陳獨秀參加，只許反陳的人說話，不許陳獨秀方面的人發言；『六大』以後的順直省委變成清談俱樂部，不做任何工作；四中全會上王明領導的黨內鬥爭搞了許多非法活動，學了莫斯科米夫與支部局鬥爭的最壞的東西；四中全會後中央蘇區反羅明路線的鬥爭也是不好的。只有遵義會議的鬥爭和延安反張國燾的鬥爭是很好的，缺點是未從思想上解決問題。」

這就為延安整風運動畫上了一個完整的句號。

其次是對自己所在地區和部門的工作檢查。為檢查一個地區工作，還召開「山頭會議」九九藏書，由所在地區的領導同志親自召集，大家自由發表意見，包括給領導同志提意見。通過檢查，實事求是地總結了各個地區、各個部門的經驗教訓。

整風運動在當時的實踐意見也是重大的。毛澤東自己對它的估價很高，在《學習與時局》一文中，他指出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這兩項工作，使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基礎和物質基礎兩個方面，立於不敗之地。

接著，張聞天、博古等發言，擁護這個決議，誠懇地向錯誤路線下受打擊的同志致歉，對決議所體現的弄清思想，團結同志，不著重追究個人責任的政策，感到溫暖。博古說：

「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於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應著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要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藉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兩樣目的。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誌之一。」

第二階段全黨普遍整風，特色是普遍地全面地進行學習和檢查。

學習之後是檢查。首先是根據文件精神，檢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歷史。用當時形象的說法就是：「自己鑽文件，又用文件鑽自己。」「把文件中的道理當做尺碼來量一量自己，當做天平來稱一稱自己，當做鏡子來照一照自己。」在檢查中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肯定正確的方面，批評不正確的方面，分析錯誤的根源，提出改正的辦法。然後，每個同志寫出思想總結，經小組討論通過。

在會上，毛澤東作了總結。他說：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庭或職業團體，都是五湖四海因政見相同結合起來的，政見不同就要爭論；爭論時要分清界限。從前許多同志苦於沒有馬恩列斯，我也是如此，凡是政治上犯過錯誤現在改正了的，都要如決議所說像和睦的家庭一樣，這個票子是要兌現的。

的確，由於開展了這九-九-藏-書兩項工作，加上其他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的措施，各抗日根據地渡過了難關，根據地面積擴大了，人民革命力量上升了。這為奪取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的堅實的基礎。

1941年5月整風開始，在延安的120多名高級幹部，用4個月時間專門學習馬列主義著作和黨的文獻，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黨的歷史和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

同時個人學習和集體討論緊密結合進行，經常提出問題，組織漫談會、討論會。漫談會不拘形式、不限人數、不定內容、不擬題目，少者三五人，多者10餘人，在河邊、在樹下、在山坡下，隨處可以進行，參加者可以隨來隨去。遇到帶有普遍性問題，就在更大範圍內討論；對討論中的重要問題，則請中央負責同志作報告。

從1943年10月開始，延安整風進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階段。在學習理論、提高認識的基礎上，對黨的歷史上的重大錯誤進行系統的、徹底的清算，並作出正式結論。

在整風運動一開始，毛澤東就明確提出：「打倒兩個主義，把人留下來。」「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一個人發了闌尾炎，醫生把闌尾割了，這個人就救出來了。」

黨中央組織中央領導機關和高級幹部，對1931年至1934年這一時期中央的政治路線問題，進行多次討論。還組織過去曾在各革命根據地和工農紅軍工作的同志，舉行各地區、各部隊的黨史座談會，如：紅七軍歷史座談會，湘鄂贛邊區、湘贛邊區、鄂豫皖邊區、閩西地區、贛東北邊區黨史座談會，紅五軍團歷史座談會等。黨中央集中全黨討論的意見，並於1944年5月成立了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起草決議。任弼時主持召集，委員會的成員有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和博古。胡喬木是毛澤東的秘書，參加了《決議》ｈｔtps://reａｄ.9９ｃｓｗ.ｃｏm起草的全部工作。

事實上，著重解決思想認識問題的思想不僅貫徹在《決議》中，而且貫穿于延安整風運動的始終，並創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方法。如：

當然，整風運動也有它的不足之處。如蔣南翔指出的上述搶救運動的問題；幾十年後，延安整風運動的參加者回眸歷史，對運動的方式也提出批評。當時目睹「王實味事件」始未的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溫濟澤說：

總之，著重從思想上解決問題是延安整風最有價值的歷史內容，是正確開展黨內鬥爭的範例。

學習，是學22個整風文件。除了毛澤東在整風中所做的報告是必學的文件，還有《六大以來》、《兩條路線》，毛澤東的《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反對自由主義》，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陳雲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以及列寧、斯大林《論黨的紀律與民主》、《論自我批評》，斯大林的《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季米特洛夫的《論幹部政策》等文件。

隨著歷史的發展，也許人們還會發現它的其他缺點。但是，那些缺點和不足都不會湮沒其作為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思想史上的光輝。

1945年4月20日，任弼時主持召開擴大的七中全會，這是歷時11個月的七中全會的最後一次會議，討論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學文件時，是「逐字逐句的讀，兩遍三遍地讀，聯繫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實際去讀，聯繫黨的歷史、革命歷史去讀，一邊閱讀一邊思考，一邊討論，並認真寫筆記」。

對王明的聲明書，毛澤東說：這封信，內容有無缺點錯誤還可以研究，但是態度是好的，應該歡迎的。

對毛主席的認識是在抗戰以後，尤其是從莫斯科回來，由於看到《新民主義論》、《論持久戰》和關於戰略問題的小冊子，由於季米特洛夫的囑咐，由於「皖南事變后毛對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風中的思想領導，使我產生了佩服和信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