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實事求是 反對浮夸指標
4．仍有不少缺口。
於是，摩拳擦掌的躍躍欲試變成了改天換地的巨大幹勁，一場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躍進浪潮，很快便席捲中國大地。
「群眾路線解決問題，並不是一切都能解決，大躍進中也會有矛盾。」
四大指標公布以後，一直比較被動。現在唯一的辦法是把指標退下來，擺脫被動局面，退而後進。計劃大，專案多，半成品多，結果積壓多了100萬噸（鋼）。因此，如果按第二種辦法做，決不是機會主義。
「以上這些對1959年計劃安排都有直接關係。考慮諸如此類的因素，按照武昌會議方案，提出具體調整方案，搞了三張大表。為什麼這麼調整，已和各部談過，因時間太短，搞得還嫌倉促。」
「以鋼為綱，但礦山、軋鋼有問題。現在看來，第一季度要突出抓鋼材，全年來講，礦山問題很大。」
18.平衡與不平衡；
「現在大躍進形勢很好，有很多好的經驗。好的事情可以談談，這是主要的，基本的。同時也要談一下有些什麼問題。」
問：「到時候要打屁股，先打的是你，怎麼辦？」
「11．檢查計劃，一年抓四次；
3．存在些什麼問題？講到了鋼鐵內部、外部，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等。
6．不要聽哪個同志一句話，（搞得）長期被動！
3．十幾位副總理，除了四個搞財經的副總理外，星期六以前都出去，下去抓一下。
5．我們現在退下來之後，可能在人大講的指標完不成，是否研究一下，使總產值能完成。
「7．各部門不配套、設備不配套的問題突出，成套才有生命，才能形成生產力。
「這次開會要虛實結合，恐怕要以實為主，虛的也要談。」
4．周轉、後備必須考慮進去，要留有餘地。
大躍進的熱潮勢不可擋，越鼓越高，越來越多的人頭腦越來越熱，政治氣氛越來越濃，人們爭當「促進派」，都怕戴「保守派」、「促退派」的帽子。於是指標越報越高，浮夸越來越重，情緒也越來越激昂。站在掌握整個國民經濟全局的國家計委，要求得協調和綜合平衡，儘力保證這部龐大的經濟機器既高速度運轉，又不崩潰，就像超速行駛的列車要讓它不出軌，也像遇到狂風暴雨的航船還要繼續破浪鼓帆一樣，真是一件極度困難的事情。作為主持計委常務工作的賈拓夫，就是處在這樣一種激流險灘之中，位於矛盾的交叉點上。他是領導者，又是從事實際工作的。他要看清方向，跟得上潮流，又不能不面對和處理實際問題。遇到各種各樣的矛盾、問題的碰撞，日子真是難過得很。參加革命工作30多年來，似乎從未碰到過如此複雜的局面，而現在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處在接觸全局、其工作更影響全面的地位，無論如何也要盡心竭力，力圖適應和把握。而這種適應和把握，並不是隨波逐流。反正事物總有不同的方面，認識總會有對立面，實際的問題總要解決。
12．要千方百計，搞積極促進措施。
他特別說明：「所以，按降下來的結果，也不是保守，不是降了積極性，而是緩和了緊張方面。即使如此，還是積極的，還有緊張。如果有問題的話，還是要再落實。
「包干與統籌。地方包干是在全國統籌計劃下的包干，而全國統籌則又是在地方包干基礎上統籌。不能只強調一面，還是要結合好。」
「主觀能動性，不認識這一點是機械唯物論；過分地強調以至誇大它的作用，也是唯心的。」
「過去計劃編製自上而下，有神秘化。現在計劃工作走群眾路線，也需要綜合平衡。」
「當前主要的問題，本質的問題，一是按比例和高速度之間怎樣協調？二是多快好省如何兼顧？三是後備如何處理？四是配套要不要考慮？這些問題不解決，工作難於繼續。」
3．要壓縮空氣，腳踏實地，指標要可靠落實。
他說他摸索了一下，雖沒有全面摸清，只摸清了鋼鐵、交通。覺得現在這麼亂，不行。現在以鋼材為突破口，先定下來落實之後，就好辦了，建議先按900萬噸定下來。
「以鋼為綱。1958年達1100萬噸是很大的成績。能夠拿出來做鋼材的好鋼800萬噸，比1957年增加了50%，270萬噸，這是了不起的事情。農業方面，假定糧食沒有7000億斤，有5000億斤也是了不起的，比1957年增加50%。問題是要把數字搞實際。如果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的，至少輕工業產品指標就不能按1958年糧食7000億斤來安排。
賈拓夫承接任務后，心情格外沉重，他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當時秘書問他：「3000萬噸明明不行，為什麼不提出來呢？」
實際的這些情況，預示著1958年的躍進可能帶來經濟的全面緊張。但是，這些具體問題還只是在經濟工作的一部分領導層中議論，到達不了也無法影響到最高的決策層。不僅如此，問題還在加劇發展。
還說：從實際情況看，反映出1959年任務並不輕鬆。材料、設備、運輸問題嚴重，建築能力也嚴重。鐵路、交通是個大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就不好辦，計劃會落空，看來來年的計劃窟窿很多！
「需要與可能，兩者關係究竟怎樣處理？」
「抓生產就要抓生產管理，管理就必須有規章制度。破除迷信，不能把制度一風吹，要明確作出規定。破了制度，破對了就必須立即立新的；破得不對，要恢複原有的；需要改的，按改的先執行；要改還沒有改的，先按原來的干，有了新規定再變過來。千萬不能破而不立，丟而不揀。總之，沒有制度怎麼搞管理？沒有管理，只有苦幹，既不能長久，眼前也上不去。」
26.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我的基本思想是武昌會議回來之後，聽到各部回來后的反映和各方面的反映，加上武昌會議講到比例關係要調整，指標要落實可靠，我在那個時期確實對2000萬噸發生懷疑。所以在書記處我說了一下2000萬噸期成，1800萬噸必成。想到化工、交通、電力等方面的困難，應該總起來考慮。集中反映了我不是對2000萬噸鋼指標堅持不動搖，而是在2000萬噸和1800萬噸之間動搖的。沒有考慮到這樣會發生消極作用。基本的問題是怎樣看待困難。擺問題，擺困難的目的性，不是別的，而是怎樣保證實現2000萬噸鋼的方案，我在當時卻因此而得出結論：2000萬噸不行。特別是在部長會議上講的。會脫離總路線，這對我是很大的警惕。我有些舊病複發，腦子裡考慮經濟多，政治沒有挂帥。這一段計劃收尾工程搞完之後，在黨內，包括局長在內，把我工作方法、思想方法上嚴重的毛病，好好清算清算。春節之後，好好的整一次風，如果這樣下去，搞不好政治上要犯錯誤的。
當時，許多人站在高指標上說話，虛報現象嚴重，至於是否真的實際，卻很少認真研究。也有一些人，覺得應當實事求是，希望能少出偏差。有一次，計委秘書處趙家梁等幾位同志在計委寫了一張大字報，題目是《提倡說實話》。賈拓夫上班來得早，一看就說：「很好嘛！」馬上籤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他之後，好幾位計委副主任也陸續簽了名。這樣一來，趙家梁的大字報成了賈拓夫的大字報，一時在機關內引起很大反響。
1．四項基本指標，力爭完成。這幾條杠杠不能動，必須保證完成。
「現在怎麼辦？辦法：一是要把問題展開，把資料搞確實一點。在此基礎上再好好分析。二是可以設想幾個方案，從中找出比較適當的『地點』。」
雖然，賈拓夫是從安排1959年計劃的具體實際出發，分析問題，研究辦法，提出建議。但是，他已經是在中央主管這一層次上，觸到了實質性問題，已不僅僅是對武昌會議定的具體指標的「動搖」和「懷疑」，而是從計劃指標的數字、發展速度，觸到了大躍進的總體指導思想方面。也可以說，他已經進入危險的「雷區」。他自己在會上也說：「現在下這個決心，責任確實很大，心情十分沉重！辦法還是要請大家來考慮。」他當時究竟怎麼想的呢？現在人們已無從探究。但是，毛澤東說過他「頭顱不長角」的那樣形象，似乎已不復存在。這時，也就是1958年12月份和1959年1月份的時間里，他不僅「頭上長出了角」，而且頗有稜角和鋒芒了。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他已不僅身入「雷區」，而且危險也越來越嚴重。看起來，他已經把個人的榮辱進退置之度外。現在回想起來，我們不能指責他缺乏政治經驗，過於「呆板」和「認死理」，反倒要欽佩他能保持獨立見解，勇敢地正視問題，敢於仗義執言，直述己見。
賈拓夫在計委黨組擴大會上還提出：「在當前這樣一個情況下，計劃工作怎麼辦？總路線如何體現在我們的計劃工作上？可不可以搞一個計劃工作的『總路線』？這個『總路線』是否應該包括以下12點內容：
「1953年開始搞計劃時，強調學習蘇聯的、反對英美的，這是對的。但是，英美的也並不全是錯的，也有一部分是對的（按：當時能這樣提問題，是夠大胆的）。我們根據中國的實際，提出來工農業並舉，大中小並舉，中央和地方並舉等都與蘇聯不同，但蘇聯也有好的東西。……十大關係本質上反對教條主義的。」
在農業生產大躍進的刺|激下，毛澤東主席又站到第一線，把工業生產大躍進推向新高潮。原來，國家經委向國務院的建議中把1958年鋼產量指標定為624萬噸，生鐵定為732萬噸，鋼材定為482萬噸，分別比1957年增長19.2%、24.9%和13.1%。即使按當時的標準，這也已經是大躍進了。但毛澤東為各地各行業群眾的衝天幹勁和對黨、對領袖的狂熱擁護所感動，想到農業可以創造奇迹，為什麼工業不能大搞群眾運動，也創造出奇迹來？
3．鋼材要實事求是，爭取到多少就算多少。
經過對一系列問題的學習和思考，他覺得心裏比較踏實了一些。他認為不僅僅是他需要搞清楚這些問題，更多的人，特別是搞經濟工作的人，包括領導者，都應該回答這些問題。而正確解決這些問題，才能更好地貫徹總路線，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搞得更好。
「10．庫存、周轉搞掉了是不利的。
周總理還做了一些指示，包括：
「5. 1958年大躍進中，某些比例關係有失調現象。在安排1959年計劃過程中，感到更為深刻、具體了，1959年應該注意到這個問題。這是1959年經濟中帶有根本性的問題。
「看到好的方面，這是主導的一面，同時也要看到新的問題。」
看到有的地方亂開小礦，無法管理，他感到這樣破壞國家資源，得不償失，需要節制。
4．冷與熱；
1．比較可靠的陣地是什麼？可靠的是鋼產量1250萬噸——1300萬噸（鋼）。
「一切問題決定於我們下去，在實踐中解決怎麼搞法。」
「資源、技術力量、資金、設備、物資都比較緊張，要深入地摸，認真研究。」
13．條件與唯條件和無條件；
最後，他還詳細地談了對這樣的調整方案的看法，認為：
「2．以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為主要內容，而同時又照顧到國民經濟各方面的配合；
9．今年和明年要兼顧。
在進一步摸清1958年實際情況的同時，賈拓夫在計委黨組強調，安排1959年特別是第一季度計劃時，按武昌會議定的指標，要力爭搞得有根據。每個項目都要有個「由頭」；要強調保重點和照顧一般相結合，特別要抓住項目和材料供應兩個環節；配套問題要負責解決或提出解決的意見；勞動工資要考慮，增加人員要控制；必需品供應的全面緊張一定要重視，不抓這件事會犯錯誤，只抓生產，不抓生活是不行的，必要時要給供應讓路，以保證生活不出大問題。安排時要經常保持各地存3個月的糧，1個月的煤；外匯外貿要具體化，還有部分外貿任務沒有貨源的問題要落實，等等。他一直強調，國家計委一定要統籌兼顧，從綜合平衡上考慮問題，安排計劃千萬不可單打一，顧此失彼。
「建設與生活。勞動工資，我在中財委管過一段，覺得問題並不簡單，我懷疑搞得多了有問題。勞動工資總覺得要搞上去容易，要搞下來困難。建設幅度大，生產增長快，人多了，生活問題也多。」
「回來以後，摸清了一下計劃根據怎麼樣？一算，根據不夠。按武昌會議精神，1959年計劃是得費些工夫好好摸一摸，算一算。1958年大躍進，成績是偉大read.99csw.com的，但要做具體分析，有不少新問題。我對有些問題的看法，也有很多胡思亂想。我和幾個同志談過：1958年大躍進，總的是好的，但也有某些方面是可以注意的。所以說可以從不好的方面著想一下。例如工業速度是否增加得過高了？新增勞動力三分之二，原有的只有三分之一，是否過多了？1959年的速度可以增加50%，但如果1958年農業沒有那麼多，要下來，那輕工業勢必就會減少。現在是要搞實在了，的確不那麼容易。到底怎麼樣？還要研究。」
「土和洋，大和中小相結合，但一定要有個比例，沒有比例是不行的。」
「分散與集中，分散以調動地方積極性，可以爭取時間搞快些。但只有分散，沒有集中，就會亂套，就沒有全局，就不能保證重點。看來還得很好結合，不能偏廢。」
24．總結經驗與陰暗面；
1958年鋼材增加了200萬噸，1959年要再增加四個200萬噸。
「國家計劃委員會心要熱，腦子要冷。」
「平衡不平衡？要不要平衡？有些問題要認真搞清楚，迴避不了的。要不要條件？我看唯條件論不對，無條件論也不對。」
「8．既鼓足幹勁，又留有餘地的兩本賬；
他還直接提出：「當前是對現有生產能力估計偏大，這涉及到計劃的基礎。1958年以前有保守，在於對物質技術基礎偏重了，對於主觀能動性估計不足；而現在則是對於物質技術條件估計不足，而對人的估計又偏高了。」
「搞1959年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指標，要分期成和必成兩本賬，取其低，爭取提前超額完成，這樣主動。」
11．可能與現實；
27．積極與可靠；
會上要求各地苦戰3年，使大部分面貌基本改觀，在5—8年內實現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20年要完成的目標（這個綱要剛剛通過不久，正在掀起討論和貫徹的高潮）；用5—10年使各省、自治區地方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實現國家工業化）。一場規模空前的大躍進號角正式吹響了。
鋼材佔35.7%；洗煤佔65.5%；鐵礦石佔37.5%；銅佔62%；發電量佔19.2%；煤炭佔5.9%；原油佔13.2%；水泥佔22.5%；硫酸佔33.3%；重型機械佔36%；發電設備佔18%；貨車佔30%。
「安排第二個五年，特別是1959年計劃指標，要考慮平衡下來有什麼問題？1958年生產預計完成的情況要很好地摸，可能性到底如何？生產能力究竟能達到多少？按1958年能夠完成的量來看，銅、鋁、發電、設備、機床、酸、鹼、焦炭、橡膠等供需之間差距仍很大，這樣，1959年的基建就要多上新增能力，這與投資又有矛盾。而要保1959年產量，今年下半年就要安排一些能力，又不僅牽涉到投資，也還有原材料、技術的問題要解決。明年鋼材即使滿足了數量，規格、品種也還不能滿足需要。……這些都需要從措施上加以研究解決。」
如今年紀在50歲以上的人，都還能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怎樣轟轟烈烈的年代！又出現過怎樣的狂熱和扭曲。全國上下，東西南北，各行各業，在毛澤東主席提出的、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帶領下，在社會上進行了反右派鬥爭和黨內批判反冒進的鞭策下，躍進、大躍進、特大躍進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農村合作化不久，更高一層生產關係的變革——人民公社化運動又迅即鋪天蓋地湧向全國。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農兵學商——中國似乎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具體形式。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鼓動起的熱浪，把大部分領導和群眾的頭腦也燎得熱漲起來。人們似乎認為，只要鼓勁再鼓勁，趕上英國已不在話下，一窮二白的帽子一下子就會被扔到太平洋里去。就是理想中的那種生產力極大提高，物資極大豐富，消滅了三大差別（指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能夠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也會在這一代人手上實現。「五年內實現共產主義」，甚至「三年實現共產主義」的標語口號，在工廠、農村、機關、學校、街道處處可見。一些老共產黨人也極度興奮地以為，他們能夠活著見到共產主義的到來……。
「4．以自下而上為主，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的群眾路線工作方法；
2．虛與實；
1．同武昌會議方案比較，全面了一些。
他還非常有針對性地講過如下的意見：
「我作風上有事務主義，思想方法上有經驗主義。天天忙，忙些枝枝節節，忙著多呀少呀的問題，沒有考慮思想、理論問題，更沒有考慮政治路線問題。覺得地方和各部提出的指標，都有它的局限性，計委機關就是搞綜合平衡的，平衡了才真的知道是多或是少，所以也心安理得地天天忙於多呀少呀的平衡上面。」
看到有的礦區工人反映沒有肥皂洗澡，人們「下得了坑，上不了炕」。他認為應當重視，說：「這樣下去，工人的幹勁難以維持，生產最終還是上不去。」
6．生產和生活要兩條腿走路。對生活方面，過去我們注意不夠，應予以重視，甚至有些方面還要優先。
「除了鋼鐵、鋼材，還要有其他來配合，煤、電、機械、鐵路運輸、勞動力等等。現在各地方提出的其他方面也要跟著漲上去，也是自然的。重點離不開一般，不管是不行的，大配套就是這個問題。不能只顧主機，不顧副機。」
由於鋼鐵「元帥」指標的一再變動，1959年計劃一直很難安排，而賈拓夫始終擔心高指標會造成國民經濟比例關係的嚴重失調，帶來更加全面緊張的形勢。他認為，1959年計劃必須建立在1958年的實際生產水平的基礎上，要盡量穩妥可靠，避免大上后而不得不大下、大起而又被迫大落的局面出現。因此，他想把1958年的實際能力和水平摸得更清楚一些。
而這些增加的產量，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依靠當年新建的能力，影響基建規模的生產能力就要達到一倍。具體地說，按調整之後的方案，依靠新建增加的產量：
他很懷疑1958年大鍊鋼鐵到底有沒有1070萬噸，就讓廖季立等去統計局核實到底有多少鋼？多少好鋼？多少土鋼？經過反覆核算，雖然完成了1070萬噸的指標，但真正能用的好鋼卻只有800萬噸，其餘200萬噸是基本不能用、無法成材的土鋼。
1959年1月18日左右，李富春向賈拓夫講了這件事。賈拓夫立時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心情變得格外沉重。
「6．成本、經濟周轉方面是否有問題。1958年財政收入達450億元是不是可靠？有沒有虛假成分？
「武昌會議定鋼產量2000萬噸之後，印象最深刻的，一是全國一盤棋；二是以鋼為綱；三是留有餘地；四是搞平均先進定額，五是毛主席幾次講到的計劃要有根據，根據要落實。」
在1958年年底和1959年1月份，賈拓夫向周恩來總理和中央財經小組彙報時，一再就具體問題如實提出困難。
「大中小的問題。我認為重工業還是搞大一點好，小的怕不行，技術、質量、成本都會有問題。輕工業多數搞中小的，但也不是從速度方面，而是從原料供應、產品銷售方面接觸的。最近期間，我才感覺到中小是個路線問題，速度問題。」
「抓任務，最重要的是抓措施。生產靠設備，要下工夫把設備正常運轉和完好率搞上去。當前認真抓一次設備維修，把損壞的儘快恢復起來。只抓生產，不重視維修要傷元氣，要吃大虧。只顧新增能力，不重視現有能力的發揮是不對的，是敗家行為。現在第一是生產、維修，第二才是配套和新增能力，要明確這個順序。我們不是只搞一兩年生產，要把長遠發展結合起來考慮。」
1．要抓安全生產秩序，現在的確很亂。把鋼材先定下來，然後增產。4月份鋼的生產和鐵的生產不成比例，這樣下去不行。
28．先進與現實；
「第二，質量、品種同數量的關係。要重視質量、品種，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7．要照顧一般，不要只抓幾個「保」的（方面），石油化工要照顧。
9．人與物；
1957年11月，毛澤東主席在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提出了一個震撼世界的目標：中國要在鋼鐵和其他主要產品方面用15年時間趕上英國。同年同月，《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高潮》的社論（四十條即指《農業發展綱要》），首次提出了「躍進」的口號。
「1957年計劃編製時，我的中心思想就是想法搞平衡。各部提出的指標，我沒那個魄力，和各部關係也搞得緊張。」
經過6天緊張的會議，陳雲還找了許多同志個別談話，最後決定，按1300萬噸鋼的方案報政治局研究決定，並責成賈拓夫負責以計委名義向政治局寫出報告。
「第四，今年和明年的關係。今年少些可能好一點，明年可以上去多些、好些。」
「1．勞動力的鼓足幹勁確實做到了，如果有缺點的話，是有一部分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時候，要講些心裡話，講些負責任的實話，也真是難啊！
從以上這些問題和意見中，可以明顯地感到，賈拓夫在當時的條件下，還是竭力想在總路線的精神下，從國民經濟的全局考慮，求得相對的協調和平衡，希望在熱氣空前高漲的氛圍中，與科學態度結合起來，避免可能出現的片面性；在尊重群眾和群眾運動的同時，也尊重和探求規律性的因素；在打破常規、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同時，也尋求計劃工作的一定規範，以使有所遵循。一方面要跟上形勢的發展，另一方面又企望不出現難以把握的傾向。他是在從事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綜合平衡的同時，在思想觀點和具體方法上也設法尋求平衡。當今，凡經歷過1958年大躍進的人，很容易理解賈拓夫那時的良苦用心。
當然，問題嚴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具體的矛盾又是客觀存在。經濟活動還要進行，工作需要照常做。所以，毛澤東主席在北京會議結束后，又把有關的負責人找回去，談了一些話，指出不能逃避矛盾，要鑽進去，充分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決矛盾。這時，賈拓夫的處境和思想也處在尖銳的矛盾衝突之中。他希望自己避免犯政治上的錯誤，但又不能甩掉對實際工作中具體存在問題的擔憂。他意識到自己處在首當其衝的境地，但又不能擺脫肩負的責任。在兩難的處境下，他還是在儘力地摸索前行。
15．速度與比例；
問題不在於群眾的狂熱，人們要求迅速改變落後的願望是真誠的，他們為之而拚命苦幹是出自內心的，問題在於指導他們的方針和政策。在大躍進時期，黨的經濟工作指導思想出了錯誤，違背了客觀規律，搞起主觀主義的高指標，隨之又颳起了一股瞎指揮風、浮夸風和「共產」風。
11．今年、明年要兩者兼顧，如有矛盾，要先今年，后明年。
10．高與低，上馬與下馬；
「現在計劃工作極其被動，一再調整，根本的原因是什麼？上面這些問題不統一認識，計劃的被動局面是難以扭轉的。」
「我感到人口問題是個大問題，影響到方方面面。要控制人口，對節育有興趣，也只是看到問題的一面。」
這時候，賈拓夫已有些按捺不住的情緒，一貫謹慎，不多說話的他，話也多起來了。他在有各部領導參加的會上，對有些部門在指標問題上不負責任提出質疑。私下裡，他也開始和與他意見比較一致的個別同志議論那種不切實際、不實事求是的毛病，這自然聯繫到具體人，也談到「富春有明確態度，不好辦。」
上海會議回來后的一天，李富春開玩笑似地對賈拓夫說：「我們兩個一個熱，一個冷，一個看漲，一個看落。咱們兩個競賽吧！」時至今日，對形勢和計劃指標問題的不同看法，在國家計委這一、二把手之間有些明朗化了。也許李富春當時站得更高，看到了更深層的政治傾向問題，更有經驗一些；而賈拓夫則失之於過於「較真」，更多地只是看到經濟工作本身的問題，顯得經驗不夠。但無論怎樣看，當時這種情況無疑是對賈拓夫的工作又增加了新的壓力和困難，同時，也預示著一場風波可能要到來。
李富春在會上講了三個問題：
1958年好鋼增加270萬噸，1959年要再增1000萬噸；
他說：現在有兩種方九_九_藏_書法：一種方法是指標定得蠻大，最後不落實，分不到東西；第二種方法是落實的，落實后再前進。後者可能更快，前者反而更慢。
從中央政治局的會議看，中央的領導不僅批准了計委進一步調整指標的意見，1959年6月13日下達文件執行，而且從觀點上也支持了賈拓夫。這時，賈拓夫才算稍微放下了一些負擔，心情是好的。但他並沒有就此鬆懈，而是更深入地學習和思考，力求進一步總結經驗教訓，探索國民經濟發展的規律性東西。
他在繼續談到工作具體化，計劃安排的做法，基本建設仍存在的投資下降，要抓市場安排共10個問題的看法后，說：「現在的計劃安排有些困難，還需要繼續去摸索，很好地來調整安排。究竟這樣行不行？還要過幾關。要同各部、各地方再商量，經過那幾個考驗，最後還要經過實踐的考驗。」
「1959年計劃定下來了（指武昌會議之後調整上報的方案），這是計委提出的。提出之前，計委內部思想狀況確有點混亂。內部討論是必要的，問題是提出來之後，怎麼樣來掌握。這一段時期，我要負責，政治挂帥，沒有負起來。這一段混亂不能責備局裡，主要是我的責任。」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人們都認為大好形勢來了。毛主席問當時的冶金部負責人：「形勢要發展，鋼能搞多少？翻一番怎麼樣？」回答：「行，可以考慮。」毛主席考慮到推動工業的大躍進，考慮到鋼鐵是一個國家工業水平的標誌，原來的計劃不行，在會議上把鋼鐵生產作為全黨第一位的大事提到大家面前。他說：「……鋼由1957年的530萬噸翻一番，達到1100萬噸，有完不成的危險，中心問題是搞鐵。現在都打了電話，發動了，可是還要抓緊些，要回電話，要保證。」
看到《人民日報》刊登口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他心裏很不舒服，說：「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報，怎麼能這樣搞宣傳？革命的浪漫主義是可以的，但總不能太脫離實際，更不能以此指導行動。否則，不是助長下邊浮夸更浮夸嗎？」
1958年10月中旬，賈拓夫協同李富春在北京召開全國計劃會議，他仍在提出問題。他說：
「8．協作關係。舊有的協作關係相當程度地打亂了，搞不好影響速度。搞好了，可以變成好的因素。
8．多快好省要全面考慮。
「9．分級管理，逐級平衡；
「制定比較適當的計劃，當前要具體地解決：對現有生產能力到底怎麼估計？對新增的生產能力到底怎麼估計？對小土群究竟應該怎麼估計？這都是大問題。不定量地、相對準確地做出估計，就無法解決問題，取得主動。」
是不是泄氣？指標高了氣就足，指標低了就氣不足？現在應當是泄夠了，到了可靠的境地再鼓。這種氣勢必要泄，高了適得其反，鼓幹勁要長期保持，要留有餘地，不能每天12小時，那樣不能持久。群眾的幹勁要愛惜，不要浪費。指標定80%，有20%可超過，群眾幹勁會越大。波浪式前進，馬鞍型，客觀上有，出現了也不要如喪考妣。應該得出一條經驗，（克服）主觀主義，去掉盲目性和主觀主義，更接近馬列主義，不能說更接近於機會主義。就是1300萬噸（鋼），比去年800萬（噸鋼）還多500萬噸（鋼）。古今中外也是沒有的。
……
「安排第二個五年計劃指標，要考慮重點和一般的問題，局部和全部的問題。單純從鋼來看，可以搞到6000萬噸，但全面看又有問題。資源40—50%還要找；投資不落實；技術力量，勞動力還要規劃；最大的問題是設備，一是電，二是重型（設備），矛盾很突出。電要上去，銅、鋁又不足。原材料和設備須要好好摸。部門定了，還要考慮地方的問題，看看地方平衡如何？從四面八方看，可以看出問題。」
學習過程中，雖然對一些基本問題的認識更系統、更深刻了，但實際工作中的具體困難並沒有因此而解決。在同各部門反覆多次地交換意見、平衡各種條件的基礎上，越來越明確地發現1959年搞2000萬噸鋼仍然是不行的。即使考慮其中有200萬噸是土鋼，內部搞1800萬噸鋼的指標，也是行不通的。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要引起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更加失調，直接影響財政和人民生活，會出大的問題。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開會議。書記處事先交待會上不談計劃，計委也就沒有把文件帶去。
不僅如此，在落後的農業大國，已經開始顯現工業文明的希望之光。回首往事，那剛剛結束但還傷痕猶存的百年恥辱，更激發著中華民族圖強爭勝的熱烈追求。從新舊社會反差強烈的對比之中，人們信服地承認：共產黨、毛主席是大救星，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要照領袖的指示辦，新中國馬上就會跳躍到繁榮盛世。被已創造出的輝煌成就和已刺|激出的更高理想追求而激動了的人民，更加憋足了勁，一心要馬上再創更加宏偉和瑰麗的成就。
「3．鋼鐵有很大發展，帶動了其他。鋼鐵的數量，鐵報的是2100萬噸，而比較好的一、二類鐵1300萬噸；鋼報的是1100萬噸，好鋼能軋鋼材的約800萬噸，比上年增加50%。經濟周轉中發生了變化，人民公社自籌的資金不能達到140億元。鋼鐵補貼至少要16—20億元。現在就要抓這個基礎上的質量問題（按：已明確涉及到大鍊鋼鐵的質量水平問題）。
5．中央和地方要一盤棋。
他說：「武昌會議回來后，日夜苦幹搞年度計劃，情況知道得更多，問題暴露更多。現在總的來說，武昌會議通過的指標大盤子不動，但從各方面來看，具體的需要加以調整。」
於是，他還是盡量保持冷靜，保持獨立的思考和見解。他在研究計劃工作時，不斷地、一再地提到：
這一段時間里，賈拓夫並沒有因為產生了政治壓力而放棄自己的看法，因為那些天天擺在眼前的具體問題，使他無法不正視它們。他一方面緊張地組織計委和各部門反覆測算，研究措施，布置落實，一方面響應毛主席的讀書號召，抓緊時間，學習政治經濟學等著作。他想認真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把實際問題、認識問題和理論問題聯繫起來，使自己減少片面性、盲目性。他認為：「大躍進形勢下，出現了許多新問題，要很好地從中總結汲取經驗和教訓。我們計委是綜合機關，有責任也有可能敏感地認識這些經驗和教訓。」他總覺得綜合平衡工作沒搞好，指標不落實，計委有責任。為什麼會這樣？問題在哪裡？他想進一步搞清，試圖解決這些問題。他一邊學習，一邊寫下一些心得，逐漸積累，整理出大致30多個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從當時的實際狀況出發，有明確的針對性的。從這些題目里，可以看到他當時思考的深度和廣度。這些題目有：
「只拼產量、數量，不注意質量提高是不行的。必須明確指出：質量也是路線問題（按：針對速度是路線問題而言）。多、快、好、省是四個字，四個方面的結合嘛！」
天津之行結束后，他的腦子裡裝的實際情況更多，也更具體了。他看到秘書按他的意見寫了30來個問題的卡片，覺得很滿意，簡單明了，每一條都能說明一個問題。他要求立即整理列印，提出：或送中央參考，或送各部參考，或送新華社發內參，或在計委內部傳閱。當時趙家梁提醒他：「最好在今後說明某些具體困難時引用一兩個，不宜集中起來印發，否則會使人誤解為只講困難，只講了『一個指頭』，而看不到『九個指頭』。」賈拓夫同意了這個意見。為慎重起見，沒有公布這些實際調查中發現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但是，這些生動的傾向性問題卻深深印在他的腦海中。雖然這件事情並沒有「出台」，但在後來批判他時，還是被當作「反黨罪行」加以「揭露」，說是「專門收集陰暗面」，甚至把趙家梁的勸阻，也當作「包庇、掩蓋賈拓夫的罪行」，對趙家梁進行了批判。
「要不要算賬？只算死賬，不算全面綜合的賬實際上不行，不算賬不是搞計劃。」
25．綜合平衡與群眾路線；
在這種形勢下，賈拓夫是沒有能力扭轉局面的，他只能力所能及地不斷提醒而已。
「假定1959年鋼產量是2000萬噸好鋼，那就是再增加4個270萬噸，比1958年再增加一倍半。2000萬噸究竟怎麼樣？鐵的問題，聯繫到礦山，究竟怎麼樣？軋鋼、設備到底怎麼樣？現有的潛力發揮能有多少？這是鋼的兩頭的問題。洗煤、鋼鐵產量的指標，有30%以上要靠新增能力，那設備能力至少要增加一倍。到底在什麼條件下面？搞多少才是可靠？」
「對生產潛力估計不足，過去主要是考慮設備技術方面，但對人的因素方面估計很不夠。」
周恩來總理也同意陳雲的意見，退而後爭取超過，使得7個月的被動局面改變過來。
「我思想上對農業問題注意了。農業上不去，對工業，尤其對輕工業有影響，對市場安排、財政、外匯等都有影響，它們之間有著重要的關係。但對農業速度能上去多快，不曾全面摸清。我是從第一個五年的實際情況來估算第二個五年的農業，總覺得第二個五年頭兩年不易上去很多，整個速度快不了，沒有認識到農業能來個大躍進，還是估計不足。」
「按比例和高速度，究竟是一致的，還是也有矛盾？如何用對立統一的辯證觀點去看待和處理兩者的關係？」
1958年元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激烈地批評了1956年的反冒進：「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好不好？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泄了氣不得了！」
3．自由與必然；
5．還是很緊張的局面，因為：
北戴河會議后，「鋼鐵元帥」正式升帳。全國一下子動員起幾千萬人，日夜苦戰，大搞小（小高爐）、土（土法鍊鋼煉鐵）、群（群眾大鍊鋼鐵）。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全民大鍊鋼鐵運動」，就此轟轟烈烈地掀起了，大躍進運動也進入了最高峰。
看到有的地方把十幾畝稻子移植在一畝「試驗田」上，用通風機通風，用探照燈照明，說是創高產放「衛星」。他講，這種搞法肯定不行，近乎于胡鬧。
1956年大躍進，上馬，1957年下馬，是1957年搞錯了？1957年的錯誤主要是反冒進，1957年項目下馬沒有錯。可能個別的下得不當，但中心的問題是1956年已經多了。今年要下，因為去年上多了。因此，以後上馬必須慎重，多搞設計勘探，什麼時候用，什麼時候拿出來。以後建設項目，一定要經過審批程序，財經小組要抓這個事。
1．同意調整到1300萬噸（鋼）。
6．鼓勁與困難；
「保證重點本身並不錯，不保證，沒有綱也不行。但是太過分，太突出了也會有問題。」
14．大中小；
他的這些意見均在會議期間向中央財經小組作了彙報，具體地反映了暴露出的各種矛盾。他認為，「暴露矛盾，使各部對下面的情況和問題了解得更清楚一些，也使各地對總的情況了解得更多一些，是有好處的。但是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很困難，建議明確一下總的目標，重點解決鋼要成材，機要配套的問題，先把1959年一季度計劃安排下來，全年計劃到時與各部各省再研究后，報中央會議來確定。」
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提出，后又在5月八大二次會議上正式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賈拓夫是贊成的，他說：這反映了廣大人民要求改變落後面貌的迫切願望。但是他也擔心即將面臨的經濟形勢會出現片面強調多快，而忽視好省的局面，這對工作、對建設事業是非常有害的。強烈的責任感和黨性，驅使他不怕冒政治上的風險，想大聲疾呼一番。他再次建議起草一篇文章來全面論述多快好省之間的辯證關係，趙家梁還是勸阻他不寫為好，然而賈拓夫並未放棄自己的想法。從他在成都會議後計委黨組整風務虛會上的幾次發言中，可以清楚地感覺到他當時的思想狀況。
他談到：「成都會議提出的問題是建設路線問題，這點過去是盲目的，不自覺的。集中起來，一是速度問題，二是群眾問題。速度問題不光是經濟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要快，就有群眾問題，這一點過去是不明確的。」
賈拓夫感到，計劃工作要做好，必須建立在可靠的統計九_九_藏_書數字基礎上。他請來國家統計局的領導賈啟允、陶立、王思華等人，重點談了統計工作方法和與計劃工作的關係。他說：「統計工作最近破教條主義，立群眾路線，解放思想，有很大躍進，有許多好的經驗，要繼續搞好，不能放鬆。然而工作方法方面也面臨很多新的問題。人民公社、兩條腿走路、綜合利用工廠、亦工亦農等等，使得現在與過去的統計基礎相比，發生了很多變化。統計工作也需要適應新的情況，向綜合性方向發展。」當前，統計工作要和整個經濟工作一致起來，這個時期抓什麼？對小土群、大洋群的運動如何抓（統計）？設備的重點應如何安排？鐵要成鋼，鋼要成材，進展和問題是什麼？這些都要注意。這些我們（指計委）可以抓，統計部門也可以抓。「他認為：『統計工作也是計劃工作的一部分。』」「設想這麼一個方案，即統計與計劃工作口徑對起來，計劃工作要充分利用統計局的力量，又分工又匯合，必要時可以交叉，互相支援，互相依靠，工作也可以交流，可以聯繫起來參加或合署辦公。計委黨組開會，你們三人總要有一人參加，聯合起來。此事黨組討論定后報中央批，現在先搞起來，試一下。」
「工農業指標初步定下來后，要圍繞這些數字進行重大問題的研究：重大項目有什麼薄弱環節，工業地區的分佈問題、地質資源的問題，機電設備的配套能力問題，財政、外匯、材料、物資的平衡，勞動力、積累、消費等都要具體安排。」
接觸到的具體問題越多，他的心情越矛盾，越沉重。看到大躍進激發出群眾的高度熱情和衝天幹勁，真有排山倒海之勢，是極其可貴的一種社會推動力。他不能不由衷地承認，這是歷史上任何時刻、任何制度下都不曾有過的。它的確能創造出奇迹，第一個五年中不是已創造出許多了嗎？當前這種氣勢、場面，不也是前無古人的嗎？但是，社會主義的經濟是怎麼個搞法？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的原則，在計劃工作的實踐中怎樣去體現？並沒有因此就解決了。群眾的積極性是起來了，但是，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搞經濟建設，是不是仍有個正確引導的問題呢？當然，南寧會議上毛主席對「反冒進」嘻笑怒罵式的批判猶在耳際，自己也被列在「右派」或「離右派只有五十步」的行列里，不能不警覺，不能不自省。況且，都沒有搞過社會主義大經濟，更沒有搞過群眾運動式的大躍進，短時間里很難作出正確的判斷和結論。但是，實際生活中冒出來的新情況，新問題，又都實實在在，都應當解決，否則，會出現一種什麼局面呢？
「12.必須依靠黨委的直接領導。」
1958年11月，武昌會議召開了。經過會議研究、核算，作為「元帥」的鋼產量指標，一點點地往下降，從3000萬噸—2900萬噸—2700萬噸……。這次會議上，毛主席提出了冷熱結合，衝天幹勁和科學態度相結合的問題，並且指出計劃指標要有根據，根據要落實。指標要落實可靠，比例關係要調整。針對1959年鋼產量指標，毛主席講到可去掉三分之一，最後定為2000萬噸。當時意見是對內按2000萬噸安排，對外宣布1800萬噸。陳雲本不同意這樣定，但還是公布了2000萬噸。雖然這個指標仍然是要在1958年基礎上再翻一番，但當時已是不能再退下來的氣氛了。責成計委再擬定具體計劃，由副主任安志文、綜合局長廖季立等人負責。賈拓夫對於這個2000萬噸，仍然心裏很不踏實，覺得很玄乎。
賈拓夫立即組織幾個人連夜起草報告。他親自起草第一部分關於形勢的分析，從6個方面闡明當時經濟形勢面臨的嚴重局面，以說明調整的必要性和根據所在，把當時的困難形勢講得很透徹。他的思想很明確：「我是共產黨員，我應當向中央反映實情，要負責任。」他寫完已是半夜，交列印后便回家休息。他走後，李富春看了賈拓夫的稿子，認為不能這樣寫，囑人按他的意見另行起草第一部分。李富春的意思是不能把形勢寫得太刺眼，不能讓人感覺到「漆黑一團」，產生悲觀，要考慮到當時的政治氣候。
「1956年到1957年指標上下不大，可是1958年到1959年指標一上一下很大，這是應當注意的。」
從天津回來，各地生產的緊張情況又陸續集中反映到計委，經濟形勢越來越嚴重。不僅一再修改的1959年計劃仍無法完成，而且由比例失調造成的全面緊張，也越來越嚴重地影響著全局。此時的國家計委究竟應該怎麼辦？賈拓夫又在黨組會議上尖銳地提出看法。他說：
22．政治與經濟；
4．具體做法要注意，既要落實可靠，又要鼓幹勁，不能泄氣。
2．可以爭取的是多少？可以爭取到1400萬噸（鋼）（比上海會議1650萬噸（鋼）有距離）。
「看鋼鐵生產能搞多少，不能只看幾個方面，要從有關的各個方面綜合地分析。有些外部因素影響到鋼鐵生產，不綜合考慮是不現實的。我看，綜合起來看實在不行的，就應明確地暫時放棄或者先放一放，以後再補。當前最主要的是保證重點，有舍才能有取。河北省集中力量保重點，保大中型，暫放一放小的，不爭食，不分散有限的力量，這樣才能保住任務。河北比全國先走這一步，好，全國也應走這條路。」
為了解決問題，他認為還要把總體的情況進一步摸清楚。在他看來，全面的緊張，比例關係的失調都與鋼鐵指標訂得過高，鋼鐵「元帥」「一馬當先」，其他都得讓路有直接關係。他和宋平談過之後，親自找來國家統計局的王思華副局長和工交司重工處處長黃海等人，他說：「大鍊鋼鐵應很好地總結經驗。國家統計局應該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有關大鍊鋼鐵的統計資料，向中央反映。大鍊鋼鐵，不僅要算政治賬，也要算經濟賬和技術賬，不這樣做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目前我們對小土群、小洋群鍊鋼鐵是保護的。但是如果它們長期虧損，則難以為繼，國家不能長期負擔這種虧損。」他希望統計局把1958年以來有關鋼鐵工業產量、質量、消耗、效率、成本、利潤及有關比例關係方面的資料收集整理個材料出來。統計局按照他的意見，整理了一本《關於鋼鐵工業幾個問題》的資料。賈拓夫審閱后認為，資料反映了實際情況，是有價值的。於是經他批准，以國家計委辦公廳和國家統計局的名義，上報中央政治局。
「幹部全部上第一線，日夜苦戰，輕傷不下火線，精神當然可嘉。但負荷太重，垮下來就不得了。指揮系統一垮，生產還怎麼維持呢？還是要從長計較，愛護工人，愛護幹部。」
答：「不算數（指指標），還會變的。」
劉少奇還強調：要搞組織工作，搞群眾運動。河北、遼寧等4個省佔地方鐵的80%以上。除4個副總理外，都出去抓這個鐵。
計劃會議上，根據8月北戴河會議的精神，各地報的計劃匯總，結果是1959年鋼產量指標到了3900萬噸（當時正在努力爭取1958年鋼生產達到1070萬噸。就是說，1959年又要在此基礎上再翻兩番）。這可是實實在在地搞生產，不是吹氣，憑什麼條件去實現？怎麼有可能達到呢？賈拓夫已是憂心忡忡，難以安眠了。但是，當時毛澤東主席表了態：「3000萬噸可以了。」提出的口號是「為3000萬噸鋼而奮鬥！」在財經小組會議上，其他幾位主管經濟的副總理對此都沒有表態（看來也確實不好表態），責成賈拓夫負責先起草文件，準備帶到11月召開的武昌會議上去用。
2．要調整比例關係。
北京會議后，國家計委黨組會議傳達中央工作會議和毛澤東的講話之後，賈拓夫作了個發言，從中可以看出他此刻的心情。他說：
宋平在與賈拓夫談話之後，也向廖季立等人出了個題目：「緊張形勢從何而來？」廖季立根據當時的形勢，寫了一篇文章，指出嚴重的比例失調主要是鋼的指標訂得過高，產生了一系列矛盾。這篇文章由賈拓夫修改，印發給計委黨組。黨組會上，廖季立還念了，並作了說明。那時，李富春認為這個意見可以考慮。陳雲看了后十分重視。但是，這些做法後來也都成了批判內容，文章、資料被指責為「反黨炮彈」。上面提到的有些人，也都因此而受到了批判和處分。
「4．糧食、棉花。武昌會議時定的糧食1958年有7500億斤，棉花6700萬擔，這對整個計劃關係甚大。如果糧食7500億斤沒有虛假，是一個情況；如果變化幅度不大，也不要緊。1958年究竟有多少？對1959年關係很大。
「政治、業務究竟如何看法？是個問題。這個問題喊叫得很久了，經過去年一年，好好研究一下：虛實如何結合？政治業務怎麼結合？拿出一個禮拜兩個禮拜整頓一下，是必須的。」
「7．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雙軌制；
8．外貿要當先，質量要抓上去。外面罵我們很厲害。
17．直線與波浪式；
不管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不管賈拓夫本人又怎麼樣了，實際的情況是：經過上下一再努力，1959年實際生產了1340萬噸鋼，其中絕大部分是能用的好鋼。事實證明，賈拓夫所反對的高指標是行不通的，而他一再堅持的意見卻是正確的。不幸的是，堅持實事求是，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麼好結果，而是相反……
「第一，是多一點，還是少一點？我看要穩住陣腳再前進。
在這種熱漲的空氣下，什麼經濟基礎，什麼科學分析，什麼客觀規律，都統統不在話下。「沒有辦不到，只有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的口號提出了；小麥畝產兩千斤、7千斤、13萬斤，一直到水稻畝產30萬斤、番薯畝產100萬斤的「衛星」很快放出來了；一個山梨20多斤，一根大蔥3斤6兩，一粒蠶豆7兩多，一頭母豬共下了200多隻豬仔，一隻雞兩個鐘頭就下8個大雞蛋……「奇迹」一批批地湧現。人們已經在擔心：糧食這麼多，吃不了怎麼辦？
5．要解決目前經濟中某些失調現象。講到了工農業之間、工業內部等方面的一些問題。
3．比例關係有所調整，可相當抑制失調的加劇。
1958年初，就是在這樣一種氣氛下，賈拓夫調任國家計委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從協助李富春副總理主持計委日常工作起，到1959年9月底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他被置於大躍進時期最敏感的位置上，經受了一場特殊的鬥爭和考驗。可以說，這是賈拓夫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時期。他究竟是怎樣度過的？是不是一個失敗者？事實和時間會作出回答。
「6．長期和短期相結合；
「有計劃按比例是有必然性的，我們對此認識還不夠。」
就在他向中央財經小組坦蕩陳述上面這些意見后不長時間，發生了一件更加令人震動的事情。那是在1959年過年時，毛澤東主席請幾位主管財經工作的副總理吃飯。陳雲在席間提出：「1959年鋼指標的問題，我傾向降到1600萬噸。」毛澤東停頓了一下，說：「我隨時準備修改總路線。」一句話如雷霆萬鈞，使人振聾發聵。從此，計劃指標的問題與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緊緊聯繫到一起。具體的經濟指標變成了嚴重的重大政治問題，不僅不能再議論指標的高低，而且預示了一場風暴已經開始醞釀和形成。形勢變得嚴峻起來了。
「明年的形勢的演變還要看，例如是否再搞5000萬人以上鍊鋼？還要重新研究。工業、農業同時躍進，多少勞力給農業，多少給工業，要統一安排。」
他指出：「要從1958年大躍進的基礎來安排1959年的計劃。1958年大躍進，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工業、農業、基本建設、人民公社。結合起來看，生產力有很大發展，生產關係有很大的變革。1958年在經濟活動方面的一些情況和1959年的安排是密切分不開的。有一些情況要考慮進去。
陳雲等領導非常重視賈拓夫提出的意見，曾明確講過：明年計劃成不成，關鍵還是在材料問題上。銅、鋁、鋼材品種，時間趕得上趕不上？銅落空，發電機組就落空，四大皆空，是個大問題。
21.挖潛與留有餘地；
2．要兩條腿走路，有重點，以大為綱，不妨礙小的，小的服從大的。四大高爐要好好抓。
9．工農業、輕重工業、中央和地方、大中小、土和洋五個並舉要認真執行，大中小結合中要注ｒeａd.９9cｓｗ•ｃom意中小。
他還說：現在沒有哪個勁兒不夠，沒有哪個懶兒不想干。過去的方法是不正確的。（劉少奇插話：「過去存在主觀主義。」）現在這樣做可以爭取主動，能達到更高、更好。
「經濟工作有沒有必然性？認識不到規律怎麼行呢？」
2．總的來看，如按現在這樣安排下來，形勢會比較緩和一些。
「5．積極的互相促進的平衡；
賈拓夫還對1958年財政收入的實際數字感到不踏實。他在周總理處的會議上提出：「1958年財政收入有450億元，是不是有虛假成分？」當時財貿口負責人李先念說：「估計至少有20億元的虛假數。」
7．洋與土；
「十大關係，每個關係處理都關係到速度問題。過去我對於這些關係裏面的積極因素看得不夠，消極因素看得多了，腦子裡裝了一些矛盾，有一些考慮，但是枝節的、零碎的。……現在看到抓了政治，抓了群眾路線，就是提綱挈領，把枝枝節節都解決了。我看我的本質問題是對速度的看法，根子是對群眾力量估計不足，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
上海會議期間，責成賈拓夫主持起草1959年計劃執行情況的文件。他主張把形勢講清楚，並寫了一段有分析、有觀點的內容，引用了鄧小平的話，指出不能只講積極性高，也要看基礎和條件，不能留缺口，還是要考慮綜合平衡。李富春在審閱時明確講：「不能寫這個內容！不管誰講的，現在要聽我的。」
本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確已創造了奇迹般的偉業。1957年，在經過調整后，各部門的比例關係已比較協調，成為建國以來經濟建設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實現了鋼產量535萬噸，糧食產量達3700億斤以上。這充分證明中國有可能比其他國家，包括髮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得更快一些，也應該發展得更快一些，同時也為今後更快一些地發展打下了基礎。問題在於，新中國的航船，畢竟是行駛在小生產的汪洋大海中，在一窮二白的落後農業經濟條件下，什麼叫更快？快的基礎是什麼？怎樣發展才能更快？快的規律是什麼？快到什麼程度才是可能、可靠和穩妥的？很可惜，這些問題沒有被最高決策人所重視。
一百多年來，古老的中華民族飽嘗帝國主義列強、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多重壓榨、剝削和蹂躪，真是窮夠了，苦夠了，也受夠了。當她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終於翻起身來，建立了人民共和國，並且順利地建設自己的家園時，巨大的能量釋放了出來。生產關係的變革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僅短短的8年，就在滿目瘡痍的土地上，創造出令全世界瞠目的偉大成就：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3.5%，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8%，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4.8%。1949年還只能生產19萬噸鋼，1957年就達到年產535萬噸，8年增加了28倍！這一年糧食生產達到19505萬噸，硬是養活了飢餓慣了的6億之眾。這些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從未有過的奇迹，出現在東方這個人口最多，也幾乎是最落後、最貧窮的國家，怎麼能不叫這個民族感到自豪，感到振奮，感到激動不已！
「有爭論是好的，這種氣氛好。爭論要展開，就事論事，技術性的，有時也是政治性的。政治觀點與業務觀點要結合起來看。」
7．項目、材料、投資要三結合，綜合平衡。
上海會議最後確定，把1959年鋼產量指標降到1650萬噸，當然這個任務仍不輕鬆。中央要求繼續鼓勁，盡最大努力去完成。毛澤東主席一方面要求周總理組織、督促實施，一方面責成陳雲再進一步摸清指標問題。國務院決定派出幾個由各部領導參加的小組，分赴各地督促檢查鋼鐵生產，人們叫它「督鋼小組」。賈拓夫帶隊負責華北片，與國家經委、冶金部、一機部、化工部的負責人一起到了天津。他這時想的是如何認真解決一些具體困難，同時在實際當中，從實實在在的生產單位和生產管理部門進一步調查研究，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和辦法。為此，他在途中向兼做秘書的趙家梁交待，把實際接觸到的具體問題一個個地記錄下來，每個問題搞一個卡片，每個卡片幾十個字，以便回去整理出來。
這個時期的賈拓夫卻始終保持了冷靜的頭腦。他沒有人云亦云，沒有隨波逐流，沒有簡單地盲目相信或反對。他需要實際地調查，需要清醒地思考，需要搞清楚並回答什麼行？為什麼行？什麼不行？又為什麼不行？這一年多，他仍在緊張的工作中做了許多調查，想了很多問題。從1958年3月到1959年8月廬山會議的500多天時間里，他只有16天因病住院休息了兩次，300多天忙於計委的日常工作，先後主持和參加了120多次計委的黨組會、彙報會、中央財經小組會，協助李富春組織召開了兩次全國的計劃工作會議。此外，用了180多天外出考察和調查研究，以及參加中央在北戴河、北京、上海、廬山的會議和兩次赴蘭州參加西北協作區委員會的會議。先後到過陝西、山西、甘肅、青海、湖北、河北、天津、上海等地，行程不下萬里。
29．反冒進與積蓄力量；
這樣做是不是機會主義？不是，不但不是機會主義，不這樣做反而錯誤更大。
「經濟形勢是大躍進。而現在是數字躍進，措施沒有跟上。十七個部的政治氣氛夠了，但具體措施還不夠，計委要協同各部把注意力放在研究措施上。」
他還多次提到礦業、煤炭、發電裝機能力、酸、鹼等化工的配套；木材、水泥等生產及勞動力安排；運輸的緊張，地區的平衡協調，基建生產，生活問題，時間措施的安排；機械工業的配套等等方面的具體問題和意見，並在向中央財經小組彙報時，反覆進行了說明。
毛澤東主席把反冒進提高到政治問題的高度，不僅認為反冒進泄了6億人民的氣，導致了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並且把反冒進與右派進攻聯繫起來，甚至提到反對他本人的問題。會上，周恩來、陳雲等人受到嚴厲指責，劉少奇因指示中宣部起草了那篇社論，也遭到批評。賈拓夫自然也在受批評的行列。
10．生產和建設要兩者兼顧，如有矛盾，要先生產後建設。
4．分配要留有餘地（指鋼材），至少留20萬噸，各省各部也要留一些。
看得出來，賈拓夫是在盡量地按照總路線精神，用自我批評的方法來提高自己的認識。但是，他擺脫不了對那些實際矛盾引起的思考。比如，在同樣的整風務虛會上，他還談到：
「第三，重點和一般的關係。
「3．政治經濟技術密切結合併以政治挂帥；
劉少奇最後講了話，他提到：
他也認為糧食產量有很大虛假成分。1958年原來估計糧食生產達10500億斤（1957年只有3700億斤），後來說有7500億斤，賈拓夫對此仍有懷疑，找有關同志去農口了解核實。他覺得1958年糧食大躍進，大豐收是事實，但比上一年增產那麼多，不合乎道理。1959年1月，中央財經小組在周總理處開會，他在彙報1959年計劃安排時講：「武昌會議時定下1958年糧食產量是7500億斤，棉花6700萬擔，這與1959年計劃關係甚大。如果是這個數，沒有虛假，是一個情況；如果有變化，但幅度不大，也不要緊，影響不大。1958年糧食、棉花究竟有多少？直接關係計劃的安排。」當時農口的負責人滿臉怒氣，拍案而起，拍著桌子說：「沒有問題，農業指標不要再議了，就是七千零一億斤。這是在主席那裡定的。你這是什麼意思？！」賈拓夫只好說：「沒有問題就好。」實際上後來再核實，1958年糧食產量還不到5000億斤。
「9．技術革命。有些是成功的，有些還不能肯定，也有些是失敗的。要進一步摸清楚才成。
隨後的1959年1月底至2月初，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即北京會議）。基本的調子還是指標漲而不降，只有少數人，如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等在會上講了困難，還提到：「看來搞經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這時的空氣，就是把不同的意見和指標問題與修改總路線的政治問題聯到了一起。毛澤東在會上說：「完不成指標也不要如喪考妣。」當然，也就不能再議指標如何，陳雲在會上也不再講指標需要降低的意見，只是對以前作了檢討。1964年9月，毛主席說過：「有時真理是在少數人手裡。1959年1月，我建議開會，這是陳雲跟我談了一次話的影響。開了一個星期的會，（指標）仍然不動。我的意思是降低指標。我希望陳雲出來講幾句話，誰料他講的是自我批評。」這雖然表示毛主席後來對此也不無遺憾，但當時的那種氣氛如此嚴肅，人們主觀上又是想把經濟搞得更快一些，所以也就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向下走。同時，那些有不同意見的人，只能象賈拓夫所講的那樣：最後經過實踐來考驗吧！
「這次會議能把問題提出來，也是好的，在此基礎上，先把第一季度計劃安排下來。因此，這次會議第一暴露矛盾，第二重點安排，第三解決調入調出，第四先定第一季度。至於明年全年計劃，要看今年第四季度完成的如何，然後再訂。定案還要由中央解決。」
看到西安郊區深翻土地創高產，把地挖了一丈多深，他懷疑將生土翻到地面，是否能長莊稼？認為這是勞民傷財。
「群眾路線要貫徹，這是總路線精神。但是主席講多謀善斷，又應怎樣理解和貫徹？」
「這個期間，要把消極、困難方面考慮一下。」
鄧小平的意見是：贊成陳雲同志的初步意見，退到可靠的陣地，然後再前進。他說道：搞1300萬（噸鋼）、1400萬（噸鋼），還是1500萬（噸鋼），實際意義不大，不要再爭了。問題是到底能搞到多少？五月份鋼的日產量始終維持在31000噸，今年1300萬噸（鋼）也並不輕鬆。實質問題最後還是表現在鋼材上面，實際沒有那麼多，開空頭支票不好。要定多定少，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現在人心思定，不管多一點，少一點，要先定下來。
23．保守與過頭；
北戴河會議上正式決定，1958年鋼產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並且召開各省書記會議，下達任務，公開宣布。就當時實有的開採、冶鍊、運輸等基礎能力而言，這個指標實際上是達不到的。但是，毛澤東下了那麼大決心，又進行了發動，要求各省、自治區黨委把注意力和重心從農業轉到工業方面來，全黨動手，大辦鋼鐵。在那種氣氛下，不同的聲音是很難說出的。況且，誰也沒有經驗，奇迹或許會發生？反「反冒進」給人的印象如此深刻，誰又願意去當右派呢？
他具體地彙報了各種計劃指標和措施調整的內容，還講到調整的精神原則是：
2．還是要落實必要的條件，否則這個指標也不簡單。
「教條主義首先還不在於表格、指標的多或少，首先是在於對國情合不合適，不切實際就不對；切合實際的，即使照搬照抄，也是對的。」
12.多快與好省；
賈拓夫也具體講了實際情況，指出：「上海會議回來后，情況逐漸明朗，覺得指標高，完不成，而且產生了一系列影響。1—4月份的實績已是客觀存在，只能從現實基礎出發。就目前鋪的局勢看，不能繼續下去了，不能推拖，需要當機立斷。要考慮到雨季的問題，生產維修、生產和生活等方面，不能不考慮退到哪條線，退到不能再退的程度。現在還不只是鋼鐵本身能力的問題，數量、質量、品種的問題，而是影響全面緊張的問題。所以，退到1300萬噸（鋼）勢在必行。關鍵是鋼材，先把鋼材分配定下來。」
而中國共產黨，這個從小到大、以弱勝強、從赤手空拳到打敗所有敵人、奪取了政權的黨，這個令沒有領導過經濟建設而成功地領導人民創造了經濟奇迹的黨，也為自己的成功而激動。緊接著，自然是再接再厲，再創人類更大奇迹的決心。
「中央與地方。我過去的想法是重工業大部分中央搞，輕工業大部分地方搞。對下放企業也是先放小的，後放大的，走著看。而對中央與地方分工是高速度發展不可分割的一條，本質上認識不清。主要是覺得重工業技術高，資金多，難搞，需要適當集中力量，有點神秘化。」
「學習問題，現在是不平衡，不是每個同志都很忙的。學習和整風結合起來，可以學到許多東西。1958年的httｐｓ://rｅａd.9９ｃｓｗ•ｃｏm經驗非常之豐富，新的問題不斷發生，矛盾不少。哪個是主導的，哪個是次要的？學習和業務也要結合起來，如果這個抓得不緊，業務也搞不好的。
指標鋼材900萬噸，鋼1300萬噸，初步定下來。是多少算多少，分配多少算多少。如果鋼材900萬噸不能達到，只能少給，總的要求可靠，不要再退。分配要十分可靠，不要搞紅票、藍票。
不管人們如何評論賈拓夫，當時的事實則是：中央政治局及時認真而又嚴肅地研究了計委的報告和陳雲提出的意見，最後批准了計委報告的意見，把1959年鋼指標降為1300萬噸，鋼材降為900萬噸，把限額以上基本建設項目從1200個降為780個。在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朱德、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都先後講了話，都同意調整。
1958年大躍進，好鐵增加500萬噸，1959年要再增加三個500萬噸；
會議期間，研究到經濟形勢，不能迴避的指標問題又出現了。在李富春、薄一波主持、有各工業部門部長參加的會議上，各部基本上都還是站在高指標上要東西，互相將軍，誰也不願把完不成原訂指標的責任算到自己賬上，誰也不願當「促退派」，把修改指標的責任攬在自己和自己部門的身上，誰也不願犯政治錯誤。於是，問題變得更複雜難辦，計劃工作被逼到無所措手足的地步。比如，冶金部門說：鋼指標我能完得成，要有煤炭和設備的保證；煤炭部門說：煤炭產量我能上去，你得給我足夠的電溜子；機械部門則說：設備和電溜子我有能力生產出來，你要及時供應必需的鋼材……。在這一環扣一環的鏈條中，從哪裡入手呢？有本事解開嗎？誰來統籌兼顧去綜合平衡呢？計委要平衡，平衡的結果是指標要下降，那麼，計委就是「算賬派」，「促退派」，就要承擔降低指標的責任。賈拓夫在會上說：「冶金部還應考慮內部的平衡適應不適應，比如礦石的問題怎麼解決？」冶金部的負責人立即站起來說：「冶金內部的問題，不用你管。」計委的工作確實難辦啊！現在講起來，似乎覺得不可理解。但是，當年的實際情況就是如此，就是這麼一種氣氛。我們又能夠責備誰呢？
報告按李富春的意見修改後，于第二天直送政治局，賈拓夫雖然對沒有把問題講透存有遺憾，但他還是尊重李富春的意見。他覺得即使說得不那麼透，但如果中央批准了調整的意見，實質問題也就解決了一大半，心情還是好的。儘管他當時的觀點被歷史事實證明不僅沒有講過頭，反而還嫌不夠，但他和許多人並不曾想到，這些正確的意見，後來竟成為「反黨的機會主義觀點」而遭到嚴厲的批判。一些與他持相同看法的好心人，事後惋惜地說：「賈拓夫是『失之於天真』，缺乏足夠的『政治經驗』，書生氣多而不夠老練。」這種議論當然不無道理，然而，如果人們都那麼「老練」，事情又會成為什麼樣子呢？這倒真是一個值得思索的「經驗」呢！
2000萬噸看來也完不成，而指標又不能再動，怎麼辦？賈拓夫回到北京后，就在計委內部布置，讓廖季立等人另外測算，安排兩個更低一些的計劃方案：一個1800萬噸，一個1600萬噸或者更低一些，以備原計劃執行過程中的確發生困難時，好拿出來應急調整，而不至於突然間陷入更加被動的境地。本來這是從工作出發，從實際出發的一種負責任的做法，遺憾的是，他後來卻為此而遭到嚴厲的批判，說這是和黨中央的決定唱對台戲，是對抗中央的行為。然而，實際的情況正如賈拓夫預計的那樣，並沒有因為武昌會議定了，公布了，就一定能實現。當時中國的經濟底子畢竟就是那麼個基礎，而經濟運行又畢竟有它自有的規律。
在天津，他非常仔細地聽取彙報，認真地記錄下各種問題和有啟發的東西。對鋼鐵生產情況，他是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詢問、檢查，從礦山——煉鐵——鍊鋼——軋材到零部件製造。不僅調查冶金生產中每個工段、每項工藝和材料，而且還了解煤炭、運輸、設備維修、管理制度、庫存、工人生活和勞動狀況等等。不僅調查生產部門，還到使用部門了解情況。調查中，他十分注意不流露出消極情緒，而是十分具體地商討解決問題的辦法，要求按國家既定任務，千方百計去完成。同時，他還強調：
20．重點與一般；
1．主觀與客觀；
是否妨礙多搞一點呢？不會妨礙，能超額當然更好。因此，同意就依照900萬噸鋼材先分840萬噸，留些餘地。不怕少分一點，只怕沒有，開空頭。只要有鋼材，不怕分不了。就是分不了，存一點也沒有壞處。
賈拓夫說：「不能提。」
8．群眾路線與集中領導；
16．需要與可能；
隨著工農業躍進聲勢日高，計劃工作面臨的矛盾和暴露出的問題也越多。他到各地看到的實際情況越多，心中的疑慮也漸濃。他是認真的。他感到群眾的熱情真是可貴，人的積極因素一旦調動起來，將產生多麼大的物質力量！應當看到並保護這種積極性。他在甘肅洮南看到群眾大幹水利，挑燈夜戰，引水上山的衝天幹勁，深受感動，還即興賦詩讚頌。但他又不能對一些反常現象漠然無視。
「2．物力，挖掘潛力差不多到了頂點，周轉量吃掉了不少，鋼材少了幾十萬噸。這種情況和當前的待料現象有關。
19．數量與品種（質量）；
看到士法煉焦，投入的煤炭多，煉出的焦炭少，而且質量低，用它煉鐵溫度上不去，耗費又大。他認為這是一種浪費。
5．指標與總路線；
「基本建設。1956年戰線較長，搞得很緊張。後來從財政、物資、外匯諸方面的平衡，市場商品與購買力的平衡算了一下，覺得有問題，需要休整（調整）。1957年削了一下，雖然必要，也是像有的同志講的，『削得血淋淋的』。我當時對個別同志說過：是有些『倒行逆施』。從那時我就扭轉了思想，認為穩當一點，四平八穩，能避免血肉模糊、倒行逆施，只是站在有進無退的基礎上。這一點看得多了，對形勢估計不足。」
「10．抓兩頭，帶中間，平均先進定額；
1959年5月份，中央意識到不做進一步調整，整個經濟形勢會更加混亂，因此決定由陳雲負責，摸清楚實際情況，研究擺脫幾個月來一直被動的局面的措施。實質的問題，還是鋼鐵等生產指標過高和基本建設規模過大造成的，要扭轉被動，不能不觸及指標問題。陳雲親自到計委召集擴大的財經小組會議。他開始就明確地講：「因為我是共產黨員，我不能耍滑頭。要不然我也可以不再理這個指標調整的問題。請大家來談談1959年計劃究竟怎麼處理好。」他說：「是否請考慮以下四個問題：
「這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距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右派來了個全面『反冒進』，什麼『今不如昔』、『冒進比保守損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個大？反『冒進』六億人民泄了氣。1956年6月，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不是一個指頭有病。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我為什麼看？……」
「我看指標高低不是絕對性的問題，潛力挖出來，完成指標向上增加，氣勢順；如果估計過了頭，完不成，又要下馬，氣不順，損失更大。」
會上，毛澤東主席講了一個17條，主要是講思想認識和工作方法，批評了國家計委、經委的工作。講到工作要多謀善斷，不能武斷；偏聽則暗，兼聽則明（指與多方商量）；四時八節，強迫簽字（意指多數意見就做決定），平時不下毛毛雨；搞了多少年工業，還不知要合金鋼管（指品種、規格配套）……。
秘書又問：「文件是由你起草，你首當其衝，你不提誰提？」
「1．必須以黨的總路線為依據；
「這次看來，計委的責任，擔子很重，我在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很多。希望黨組同志在整風時多予批評。當然，我的基本出發點還是想搞得既積極又可靠，觀點有毛病。對於2000萬噸鋼的方案，開始時我覺得運輸等很難解決，現在也覺得還是可以解決的。考慮物與物的關係，再加上人的因素，觀點會全面一些；單純考慮物與物的關係，要出問題的。」
30．積極性與盲目性。
薄一波講到：
答：「現在已不好講了，毛主席已經講話，他們（指當時幾位副總理）也都還沒講，等開完會再說吧！」
這一個時期，賈拓夫十分注意思考，力圖去解決思想認識和實際問題之間的關係。他沒有簡單地、公開地談論具體問題，沒有就事論事地談業務技術，而是想通過努力，正確地解答這些問題，使自己對客觀形勢和黨的路線方針有一個更加正確的認識，同時也能對經濟計劃工作有一個適當的指導，從而避免實際存在的問題逐漸擴大。實際上，早在1958年初的南寧會議結束不久，也就是毛主席批評反冒進，指出有些人「離右派只有50米遠了」后不久，賈拓夫就開始考慮關於「多快好省」的問題。有一天他剛上班就直接到秘書趙家梁的辦公室，說：「你考慮考慮，幫我寫篇關於多快好省的文章，準備在報上發表。這個問題我想過，有些觀點，你看是否站得住。」他講道：1953年他參与起草的計委一個關於基本建設的發言稿時，提到「又好、又快、又省」。當時剛從河南省委書記崗位調來計委不久的張璽加了個「又安全」。1955年，毛主席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補充了個「要省」。1956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中才正式提出「多、快、好、省」這個順序。他指出：「杭州會議、南寧會議上，許多同志一再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很好，多快好省本來是一個整體，一定要全面，不要攔腰砍，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多快應建立在好省的基礎上，沒有好省的多快是虛假的。四個字究竟是快還是好為中心，可能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單位，不同的時間，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側重。但是這幾年的實踐經驗來看，恐怕應該以好為中心，不要以快為中心。當然，只講好省，不講多快，也是不對的。好省不能代替多快，沒有一定的數量，也沒有一定的質量。」趙家梁誠懇地說：「我看你的觀點站得住，但是現在這個時候，這個文章不好寫，寫了也不好發表，弄不好要出大問題，會給人們以跟毛主席唱對台戲的印象。」賈拓夫說：「不急，考慮考慮，稍有空暇，再細細斟酌如何寫。」
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主席提出鋼產量要翻一番，達到70萬噸。賈拓夫認為有問題，他找宋劭文、廖季立等經過認真核算，一致認為，1958年1—8月份在躍進的推動下，只生產了500萬噸（幾乎相當於1957年全年的生產量），要在後四個月再搞出600萬噸，實際是不可能的。而且按此指標實施，會給其他行業和經濟全局帶來很大衝擊。但是，許多人聽不進他們的意見，自然也就無法作為一種意見送達毛主席考慮。
看到有的地方土法鍊鋼，煉出的東西似鐵非鐵、似鋼非鋼，根本不能用。他說：「真是恨鐵不成鋼啊！」
「對一個問題來說，沒認識之前，懷疑是必要的，懷疑就是思考，就是想一想。」
他還說道：1956年到1959年，經驗教訓有很多是重複的。上馬容易下馬難，因此上馬要慎重。設計可以（搞），施工要控制。合同工還是有好處，固定不能輕易（搞）。動員一批多餘的人回鄉搞農業生產，支援農業，將來發展了再回來。
他說：計劃這樣做好不好？下面摸清而後上報。要上而下，也要下而上，首先從上面定一下，而後下面討論。（意思是指前一段只靠下面報的去匯總、平衡不行）
那時，賈拓夫仍然是持謹慎態度，或者說仍然在「牛角尖」里。他認為，即使搞1800萬噸（鋼）的指標，也是有問題的。他還是讓安志文、廖季立等人再研究，綜合考慮，到底能搞到多少？他們反覆開會研究，拿出一個1650萬噸（鋼）的方案。毛澤東說：「要研究一下1650萬噸。」賈拓夫對1650萬噸（鋼）還有疑慮，他讓安、廖再考慮更現實一些的意見。後來出了一個1650萬噸（鋼）方案報大會，另搞了一個1500萬噸（鋼）的方案，送李富春、賈拓夫。賈認為，能搞到1500萬噸就很不錯了，但還沒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