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的地方主義，是一種狹隘的小生產者的觀念，是封建農村經濟的反映，它與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格格不入，成為建設布爾什維克黨的嚴重障礙。「有了地方主義，各地革命鬥爭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顧自己地區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區有困難也不互相幫助。」陳正人：《毛澤東同志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

萬安農軍上井岡山後，被編為萬安赤衛隊，配合紅軍作戰。

到11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已恢復到：「南自遂川井岡山南麓，北至蓮花邊界，包括寧岡全縣，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狹長之整塊。此外蓮花之上西區，永新之天龍山區、萬年山區，則與整塊不甚聯屬。」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據1928年11月16日編輯的《紅軍第四軍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案》記載：「六次大會於11月13日預備會，14日正式開會，15日閉會，計到代表79人。四軍全軍的支部除三十二團一營遠在永新派代表來不及外，所有支部均有代表參加，各代表攜提案30餘種，經一度整理將意見相同者合併計得17種。大會討論了政治、軍事、黨務各種重要問題，尤其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有長時間之辯論，這是六次大會的特點。關於各種提案，因代表身負重責急需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討論，乃決定移交新軍委討論執行。新軍委選舉最初由大會主席團提49人候選名單，經大會選定23人為六屆軍委委員，組織執委會進行一切工作，大會於15日閉幕。這次大會一切決定關係紅軍前途及邊界發展至巨。」

（1）前委的任務「就是在湘贛或湘粵贛邊界以你們的軍事實力發展廣大的工農群眾，實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據的局面向四周發展而推進湘鄂贛粵四省暴動局面的發展」；

在軍部領導的關心教育下，畢占雲、張威兩部的政治素質得到改造與提高，很快成為紅四軍的兩支重要武裝力量。1930年，張威不幸在大余戰鬥中英勇犧牲。

二是投身軍需生產。井岡山的鬥爭異常激烈，這些工人成分的紅軍戰士，表現英勇頑強，貢獻出許多聰明才智。1928年1月打下遂川時繳獲了6架縫紉機，可運回桃寮被服廠后，那些請來的縫衣工人誰也不會用。毛澤東即在部隊中找了林善賓、羅華曙、吳千金、賀世喜、王志兵等6位會踏縫紉機的工人戰士充任骨幹，林善賓還當了被服廠廠長。紅四軍軍械處的開辦，也得力於水口山鉛錫礦工出身的戰士。他們因陋就簡，不僅會修理壞槍，還造出了「來火槍」、「單響槍」。他們都為根據地的軍需供給作出了很大貢獻。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得力的措施，同時也因為毛澤東及邊界黨意識到並重視了邊界各級黨部自身建設的重要性，因此在黨的「二大」后不久，即使面臨著湘贛兩省敵軍第三次「會剿」的嚴重局面，邊界特委不但沒有塌台，而且堅強有力地領導邊界軍民打破了敵人的「會剿」，開闢了新的割據局面。

鑒於部隊長途征戰，毛澤東、朱德決定讓部隊休整數日，擇日再回寧岡。

在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1927年9月19日），提出「成立蘇維埃」的政權主張時，毛澤東正率領工農革命軍向湘贛邊進行戰略轉移。由於戰鬥的頻繁和嚴重的白色恐怖，使這支部隊與中央湖南省委長時期失去聯繫，從而未收到中共中央的這個決議。因此，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初創時期建立的革命政權，仍稱「工農兵政府」，直至1928年5月才正式改稱「工農兵蘇維埃政府」。

隨著井岡山會師后根據地的發展，湘贛邊界恢復了與中共江西、湖南省委乃至中央的聯繫，黨中央的政權主張、政策逐步在湘贛邊界得到實踐與發展。1928年5月下旬，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成立，下轄茶陵、遂川、寧岡、永新、酃縣、蓮花6個縣蘇維埃政府和新遂邊界特區蘇維埃政府。縣蘇維埃政府之下為區、鄉蘇維埃政府。這時，工農兵蘇維埃政權的組織機構便逐步健全起來了，下設：土地部、軍事部、財政部、政法部、工農運動委員會、青年委員會、婦女委員會等。

當時，部隊中悲觀失望和盲動急躁的現象仍未完全消除，因之，毛澤東常來給部隊作政治教育報告，意在「剷除一般同志的機會主義思想和封建小資產階級思想，確定無產階級的人生觀」。

毛澤東所說的「八十個革命農民跟隨到井岡山」之經過，即如此。

《遂川縣工農兵政府臨時綱領》，集中地反映了工農貧苦階級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政權主張。在當時，其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個政綱的產生與毛澤東的思想觀點與具體指導是分不開的。

邊界「二大」以後，根據地的割據局面出現了新的轉機，紅色|區域迅速擴大，革命政權日益鞏固。

關於前敵委員會，在1927年9月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時，湖南省委曾任命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但在1928年3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前委被取消。前委取消后，「各縣工作，頓失中心」。後來，「適有贛西特委轉來江西省委的信，要其組織邊界特委，遂召集各縣代表大會，有些重要任務的決定……並選舉了執委，書記為澤東。特委成立不久，對各縣工作的指導，實有新的氣象」。1928年7月紅軍大隊冒進湘南到「八月失敗」，又組織了前委，以陳毅為書記。「八月失敗」后，這個前委又被取消了，改為行委，毛澤東為書記。這是前委變遷的沿革情況。

東路行動委員會由陳毅指揮。他帶領部隊來到萬安時，部隊紀律嚴明，深受群眾歡迎。部隊到萬安，主要是發動群眾起來鬥爭。

根據分配的任務，朱德所在的軍部是在寧岡的柏路儲糧點運糧上山。從柏路到井岡山，路程較茅坪、大隴上山更遠，路更陡。因此，紅軍戰士都是挑個三四十斤左右。按理，朱德年歲更大，更應少挑點，可他「挑糧時，擔子一頭是行軍時背米的三根白布米袋，另一頭是一個用粗厚布縫的北方人叫做『捎碼子』的米袋，兩頭共計裝40斤，再加上他經常佩帶的一支德造三號駁殼槍和一條裝有約百發子彈的皮子彈袋，總共約四十六七斤」。戰士們見狀，怕累壞了他，便把他的扁擔「偷」藏起來，逼迫他休息。「藏扁擔的同志以為這樣一來，朱軍長就可以休息了，哪知道朱德同志卻另找了一根扁擔，並且用柴刀將扁擔削平一塊，寫上『朱德的扁擔』五個字。從此，他的扁擔再沒有人『偷』了。在軍長親自挑糧上山的鼓舞下，同志們挑糧的勁頭更足了。還編了這樣一首歌子：朱德挑谷上坳，糧食絕對可靠，大家齊心協力，粉碎敵人『會剿』。」

8月下旬至9月初，紅四軍主力在毛澤東、朱德率領下，繞道崇義、上猶，一路游擊，於9月8日回到根據地遂川黃坳。此時，欣聞黃洋界保衛戰的勝利，軍中人人歡天喜地。

二是興建小井紅軍醫院。

湘贛邊界除了地方主義、家族觀念的影響外，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矛盾。這種矛盾演繹發展為「土籍的黨，客籍的槍」的尖銳對峙。

在加強對邊界地方黨團員訓練的同時，湘贛邊特委、紅四軍軍委也在軍隊中開辦了黨團訓練班，組織軍隊黨團員進行系統學習。對此，王紫峰迴憶說：「八月失敗后，在遂川打了一仗后經茨坪到茅坪，在寧岡又打了一仗，隨後在龍源口又打了一仗不久就開始整訓……這時我調到湘贛邊特委舉辦的黨團訓練班學習」。「湘贛邊界特委黨團訓練班設在茨坪。有100多名黨員參加了訓練，時間是三個月。訓練內容：講階級鬥爭史、革命發展史，講政治、群眾工作，也講時事，早晨還出操。軍事訓練搞些隊列、隊形變換。我在訓練班只訓練一個多月就出來了，訓練班有一個指導員專門給我們講課。」

軍隊士兵：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紅軍的來源，約分下列六項：（1）潮汕葉賀舊部；（2）武昌警衛團；（3）瀏平農軍；（4）湘南農軍及水口山工人；（5）許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吳尚、熊式輝各部的俘虜兵；（6）邊界各縣工農分子。前四項是基幹，但賀葉舊部、警衛團、瀏平農軍，因經過一年多無數次的戰爭，損失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不過三分之一。即湘南紅軍，在邊界八個月的鬥爭，傷亡數目亦很大。所以前四項雖然至今因其質量之健全，猶是紅軍第四軍的基礎勢力，但數量上比例，已遠不如后二項了。后二項又以各軍俘虜為最大數量。」「別人的兵要訓練半年一年才打仗，我們的兵，昨天入伍今日就要打仗，簡直無所謂訓練。」「因死傷太多，往往昨日從敵軍俘虜過來，今日即要他當排長、甚至當連長。今年二三月間的俘虜兵，現在有當了營長的。」按理，如此的兵士結構，是很難以對付武裝到牙齒的反動軍隊的。同時，紅軍的物質生活，極其菲薄，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錢的油鹽柴菜錢，吃的是紅米飯、南瓜湯，有時甚至靠野菜充饑，到了嚴冬仍穿著兩件單衣。然而，紅軍卻戰之必勝，越打越強，越打越多。這是什麼原因？關鍵就在於在軍隊中實行了民權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穿吃一樣，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言論之自由，繁縟禮節之廢除，經濟之徹底公開」，所以，紅軍的士兵，特別是俘虜兵，「他們一到我們的軍中一看，完全另有天地，與他們原來的社會，完全兩樣，好似黑暗中找到了一線光明，他們的精神上當然是愉快的。常聽到俘虜過來的士兵說：『我們在軍閥軍隊中受了官長的反宣傳，說你們（紅軍）是如何的殘酷，見人就殺，及到此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這樣的。』而且『你們這種平等自由，是我們做夢也想不到的』」。所以，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總結說：「同樣一個兵，前日替敵軍打仗不如今日替紅軍打仗之勇敢，乃是這種民權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座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熔化。」「徹底的民權主義之施行於軍隊，將是破壞中國封建雇傭軍隊之重要政策。」紅軍中這種「徹底的民權主義」，實質上就是軍隊中的民主制度。正是依靠軍隊中的「民權主義」、民主制度，井岡山時期的國民黨投誠部隊畢占雲、張威兩部的政治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改造和提高，精神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部隊摘掉了「雙槍兵」的帽子，丟掉「煙槍」，拿起鋼槍，赤誠勇敢，成為邊界武裝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張威1930年在大余戰鬥中英勇犧牲，畢占雲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這些「可怕的色彩」，表現在：有的黨員受到「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贊成焚燒政策，主張與敵人硬拼；有的黨員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對敵人的進攻表現出畏縮、懼怕現象，懷疑紅旗打不長久，因而悲觀失望；有的黨員缺乏鐵的紀律，隨意性很強；有的黨員鬧地方主義和土客籍矛盾，引起隊伍內部不和等等。邊界黨既要領導黨員和群眾同地主豪紳作鬥爭，又要從事黨和群眾的宣傳、組織工作，加上應付惡劣的環境及客觀上的困難，因而在很長的一個時期，「有意無意而對於基本工作疏忽了」。因而，「洗刷黨內機會主義的遺毒，改造各級黨部，使之走上真正無產階級領導的道路」，就提到了議事日程。

小井紅軍醫院興建后，醫療條件仍然很簡陋。由於傷病員多了，醫生缺乏，西藥缺乏，醫療設施缺乏，一切全靠土法上馬，因陋就簡，甚至開刀鋸骨也用木鋸，用殺豬刀。因之，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紅軍醫院建設在井岡山上，分中藥、西藥兩法去醫治，藥品及醫生之缺乏，問題很大。九月間有傷兵、病兵200多。最近永新一戰更加多了，現在醫院中連看護人員共有800多人，傷病兵不加顧惜，軍心就要動搖。要顧惜得好，設備和給養實在困難萬狀，湘省委久已答應辦葯，卻至今不見送到，仍祈中央及兩省委幫助送幾個西醫及一些碘片來。」

1928年9月以後，湘贛邊界開始「厲行洗黨」。「洗黨」，實質上就是整黨，但著重於組織上的清洗與整頓。這是我黨歷史上最早的一次整黨運動。

此戰又稱「坳頭壠布袋戰」。

革命群眾組織在邊界主要有兩大類：一是革命群眾團體，如共青團、工會、婦女會，主要由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和各級黨組織領導；二是革命群眾武裝組織，如赤衛隊、暴動隊、少年先鋒隊、兒童團，由各級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指揮。

整訓工作直至12月中旬即敵人第三次「會剿」前夕才結束。紅四軍的冬季整訓，雖然只有短短一個月，但整訓後部隊面貌煥然一新，全軍上下團結一致，政治、軍事素質都得到進一步提高，從而為粉碎敵人第三次「會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是吃鴉片煙。北洋軍閥統治期間主張種鴉片煙苗以抽稅籌款，一時，各縣竟改糧田為種煙苗，此後城鎮煙館林立。大革命時期，各縣農民協會曾採取禁煙措施，取得顯著效果。然大革命失敗后，吸煙賣煙又死灰復燃。

毛澤東在會上作的《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即《決議案》的第一部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就國內的政治狀況、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原因、湘贛邊界的割據與八月失敗、湘贛邊界的割據在湘鄂贛三省的地位、經濟問題、軍事根據地問題六個方面進行了全面的分析與論證，並從理論上闡述了「工農武裝割據」的偉大思想。

為了糾正這些錯誤，前委和毛澤東等除在思想上加強向群眾宣傳「民主集中主義」，制定詳細的蘇維埃組織法外，還十分注意在實際鬥爭中吸引廣大群眾參加蘇維埃工作，把「民主集中主義」廣泛地應用於群眾組織，使「民主集中主義」在革命鬥爭中顯示效力，讓群眾自己去了解，成為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這樣，既利於鬥爭，又把紅色政權普遍地真實地建立起來。

為了迅速地挽回「八月失敗」后的局面，10月上旬，毛澤東、朱德採取飄忽不定的游擊戰術，又率兵重回遂川。10月13日，紅四軍出擊駐遂川的劉士毅部。守城的劉士毅在一月前被我紅軍擊潰，深知朱毛厲害，即不戰自退，紅四軍再次佔領遂川城。

但是，這時聞報敵三十五旅從天河趕來增援。於是，毛澤東、朱德下令進城部隊立即退出，返回寧岡。對紅軍主力四占永新一戰，蕭克回憶說：「這個戰役是由三個戰鬥階段組成的。第一戰打新城，擊敵一營；第二戰打四教書院，又擊敵一營；第三戰是打永新城，未勝，撤出了戰鬥。但整個戰役，我們紅軍是勝利的，收復了新城、龍源口一帶，打擊了敵人，鞏固了寧岡，對邊界恢復有不小的意義。」

紅四軍黨的「六大」一致通過了《政治問題決議案》、《黨務問題決議案》、《軍事問題決議案》、《經濟問題決議案》、《紀律問題決議案》等5個重要文件。

整訓的對象主要是紅四軍。但考慮到為增加和擴大紅軍力量，提高邊界地方武裝的素質，將蓮花等地的赤衛大隊，也調集新城參加整訓。

10月1日天未亮，部隊即開始行動。朱德、林彪率二十八團從瓦屋裡登高嶺山，擔任正面埋伏，毛澤東率三十一團從牛亞陂佔領西山制高點；袁文才率三十二團二營繞道壩上截斷敵赤坑退路。全部兵力為6個營，占絕對優勢。

謝貴山回茅坪后，向袁文才作了彙報。袁文才依計而行。被放回的兩個女探子不知其中有詐，回新城向周宗昌講了偵察的情況。

（6）「須有專門指導職工運動的機關」；

（2）1929年4月4日彭德懷給中央的信亦可印證。這封信說：「我們現在已到閩贛邊界，與四軍會合了，並得四軍前委的介紹，特將我們的情形略告如下……現已合併到四軍編為第五縱隊，受前委指揮了。」也正因為紅五軍與紅四軍的會合和合編，所以，毛澤東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才向中央報告：「因事實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單外，增了幾人。」「增了幾人」的具體人員是：彭德懷、滕代遠、熊壽祺、宋裕和、黃公略。

（二）正確處理黨政關係，實行黨政分開。

會議的主要議題和結果是：（1）通過毛澤東為本次大會起草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2）改選邊界特委，重新推舉了毛澤東、朱德、陳毅、譚震林、陳正人、龍超清、劉天干、盤圓珠、譚思聰、譚兵、李卻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農、宛希先、王佐、楊開明、何挺穎等19人為第二屆特委會的委員。鑒於8月間的永新九陂會議曾改選楊開明任特委書記，但8月底楊開明患病，由副書記譚震林代理，這次會議上，原本也擬選楊開明任二屆特委書記，由於他仍患重病，故由譚震林代理書記，陳正人為副書記。（3）在選舉產生新的特委的基礎上，對邊界黨的改造與建設、各縣工作問題、農村鬥爭問題、工人運動問題、兵士運動問題、宣傳問題、訓練問題、蘇維埃問題、土地問題、青年團問題進行了討論和決議，並通過了《井岡山土地法》和《工會組織法》。

「地方主義在永新特別嚴重。」「如去年永新縣要脫離特委而獨立，其地方觀念、保守思想、自由傲慢的劣根性亦是很多的。」「永新縣委書記被商人所蒙蔽，發生保資本家的事件，軍委和縣委聯席會議議決槍斃反動同志龍怡奎，結果，縣委把龍怡奎放了。」。

（4）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直到1930年吉安陂頭「二七」會議后，即2月16日，才按中央指示，擴大為統轄四、五、六軍及贛西南、閩西、東江、湘贛邊等赤區鬥爭的前委領導機關（仍以毛澤東為書記），職能才改變了。

「洗黨」以後，黨組織重新轉入秘密狀態。雖然「黨員數量大為減少，戰鬥力反而增加」。黨的基層支部，成為邊界鬥爭的堅強戰鬥堡壘。如大隴區喬林鄉的共產黨員，在艱苦的戰鬥環境中，英勇戰鬥，堅貞不屈，大部分都犧牲了。在湘贛邊第三次反「會剿」中，許多黨員堅持秘密活動，轉入深山老林，飲冰卧雪40餘天，凍掉了手指腳趾，也沒叛變革命，表現出堅定的信念與頑強的作風。

整訓期間，聞金漢鼎3個團進駐永新，「為了保證這次紅四軍整訓的順利開展，牽制敵人及開闢蓮花、安福，重點是蓮花縣的工作，由我們特務營、獨立營（指畢占雲、張威部——引者注）和蓮花游擊大隊一同去蓮花牽制敵人。同時，還組織了北路行動委員會。北路行委是由5個人組成，是在寧岡由前委任命的，何長工為書記」，以便在鬥爭中進一步改造畢占雲和張威兩部。

中共中央對湘贛邊界的鬥爭十分關注。在收到1928年5月2日毛澤東在永新發出的報告后，於6月4日向湘贛邊界前委九九藏書發出了一封指示信，即《中央對前敵的指示信——關於目前形勢及今後的任務與工作》（亦稱六月來信）。

四是迷信。湘贛邊界各縣由於地處偏隅，受先進思想較少，缺乏文化科學知識，廣大的農民群眾認識不到貧窮是剝削的結果，反認為是自己「命苦」，因而迷信盛行，敬神、拜佛、看相、算命等，祈求上蒼降臨福祉，避災驅邪。

當時，「洗黨」的對象大致有以下幾種：（1）不起黨員作用，不服從指揮，不願革命的；（2）投敵叛變或被敵人抓去，問題沒有搞清楚的；（3）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積極的。

畢占雲、張威兩部棄暗投明參加紅軍，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紅四軍政治影響深入人心的結果，也是共產黨和紅軍分化瓦解敵軍政策威力的產物。

在這種有利形勢下，邊界黨和紅四軍軍委先後於10月4日與11月13日召開了大會，分別對邊界的黨務、軍事問題進行了討論，並作出決議。同時，根據中央6月4日來信，重組了前委，對邊界的各項工作進行了具體的部署。

防務委員會成立之後，在王佐的領導下，開展了一系列緊張的工作：組織群眾對五大哨口進行了修築；設立了遞步哨，溝通山上山下的聯絡；組織人員修建了小井紅軍醫院；協助紅軍籌糧籌款；組織群眾挑糧上山等，為建設鞏固的軍事根據地作出了重要貢獻。因之，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充滿信心地寫道：「山上要隘，都築了堅固工事，紅軍醫院、被服廠、軍械處、各團留守處，均在其上。現正從寧岡搬運糧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給養（糧食與現款，最重要的是現款），敵人是打不進來的。」

據肖明、宋任窮、曾志等人回憶，醫院的院長為曹，黨代表是肖光球，後為曾志。

為保衛茅坪，收復失地，毛澤東、朱德率領二十八團、三十一團，於9月30日晚悄悄地回到茅坪，並連夜在茅坪攀龍書院召開了團以上幹部會議，具體部署殲敵方案。在這次會議上，考慮到王爾琢犧牲后，二十八團團長由朱德兼任的情況，決定由二十八團一營營長林彪繼任二十八團團長，並由林彪具體指揮部隊在茅坪的坳頭壠設伏，殲滅來犯之敵。

為了建設鞏固的軍事根據地，湘贛邊界黨的「二大」以後，毛澤東和邊界黨決定在小井再建一座紅軍醫院。

按照湘贛邊界黨的「二大」關於建設鞏固的軍事根據地的決議，1928年12月間，邊界紅軍在井岡山上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挑糧運動。

對此事，毛澤東和工農革命軍的一些負責同志曾出面干預，批評了龍超清和袁文才。然而，儘管毛澤東等苦口婆心，陷入土客籍矛盾漩渦的龍超清、袁文才等人，為各自代表一方的利益所驅使，始終難以超脫，不能自拔，而且在某些問題上愈陷愈深，土客籍矛盾愈演愈烈。如在土地革命問題上，寧岡前後分了三次田。第一次是1928年2月新城戰鬥后，因居住山區的客籍農民未分到居住平疇的土籍人的大田而遲遲分不下去；第二次在5月，改「以鄉為單位」為「以區為單位」，這一次分青苗，又因土籍農民中有瞞田不報無法查清而未能分勻；第三次是「八月失敗」后，又重新分了一次，還是因土客籍的矛盾紛爭未能分好。

畢占雲，出生於四川廣安縣，早年曾投身綠林，后被川軍收編為閻仲儒師王湘魯團的一個營，畢占雲任營長。他與朱德、陳毅彼此間曾有過來往，在土地革命的浪潮中，產生了對共產黨主張和政策的讚賞心情，同時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甚為不滿。1928年六七月間，閻仲儒師被調往桂東參加「剿共」。在桂東，畢占雲耳聞目睹了共產黨紅軍給老百姓帶來的好處，頗受影響。8月，紅軍在遂川大汾、左安一帶，俘虜了畢占雲部一班人，從俘虜口中了解到畢占雲的情況。為了爭取畢占雲，紅二十八團黨代表何長工向軍部請示，釋放俘虜，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一致同意何長工的意見，將這個班連人帶槍全部放回，朱德、陳毅並聯名以同鄉的身份向畢占雲寫了一封信，指出了他屬雜牌軍，受蔣介石排異之處境，希望他反戈一擊，投奔紅軍。

在《政治問題決議案》中，六次代表大會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國內和國際形勢、蘇維埃運動的產生與存在、目前的政治任務等問題。決議案指出：「中國革命還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階段。這個革命的領導是無產階級，其內容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統治，完成中國民族之解放，對內推翻軍閥完成土地革命，將封建剝削關係消滅，使中國被壓迫群眾得到民權自由。」因之，紅四軍今後的任務為：擔負邊界各縣「負有影響二省革命運動的使命」，「建立布爾什維克的黨，領導群眾擴大民權革命運動，深入紅軍所到區域的土地革命，向四周發展以促統治階級的分崩離析」。

這些組織，各地在「八月失敗」前均已成立。「八月失敗」中，都遭受一定損失，因此，有建立和健全的必要。經過一段時期的努力，各地很快地行動起來，把這項任務當成確保土地革命的勝利成果來完成。邊界的各級群眾組織的建立和健全，為後來保衛邊界紅色政權的鬥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4.社會陋習的改變。

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過程中，除了社會階層的主體——農民、社會人口的母胎——婦女得到了翻身解放，接受了共產黨主張，走上革命道路外，其他各階層同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軍隊士兵等表現尤為突出。

一是號召各縣人民群眾踴躍參軍參戰。

邊界特委在割據鬥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作用。但因任務繁重，幹部缺乏，難以顧及許多工作，因此，毛澤東經常忙得不可開交，有時難免出現「個人專政」、「書記獨裁」的現象。

在保衛井岡山根據地時發動的紅軍挑糧運動中，朱德身先士卒，不辭勞苦，親自參加挑糧上山運動。「朱德的扁擔」的故事，當時就成為湘贛邊界軍民廣為流傳、膾炙人口的佳話。

在湘贛邊界的各項工作中，有一個使前委和毛澤東一直感到困擾的問題，就是邊界各縣黨組織的思想建設問題。

是日，紅四軍收復新城。

在邊界軍民的努力下，井岡山軍事根據地內，糧食充足。有人說：「大小五井都堆滿了糧食，我估計足足可以吃三年。」

1.九月「洗黨」。

其他各縣，「寧（岡）、蓮（花）等縣亦不注意向特委報告，以與特委發|生|關|系」。「酃縣縣委正式命令赤色游擊隊脫離廣大的群眾跟著軍隊亂跑」。

2.重建紅四軍前委

敵人不知是計，在後面窮追不捨。朱德見敵已中計，即令部隊佔領有利地形埋伏起來。

邊界的武裝割據和紅色政權，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的，黨在邊界的幹部和民眾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是，在黨和蘇維埃政權的關係中，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的現象。「雖然沒有黨命令政權機關的事，卻亦沒有尊重政權機關獨立的意義。黨在黨員乃至群眾中有極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卻差得多。這是由於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裡直接地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這種錯誤在各處是很多的。政權機關里黨團組織有些沒有，有些組織了用得不完滿。」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這是一種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偏向。它一方面使黨的組織沉緬于政權事務，削弱了黨的領導；另一方面也束縛了政權機關的操作功能，降低和削弱了蘇維埃政權的作用。

中央六月來信是極為重要的，基本精神是正確的。這封來信指明了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與任務，肯定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提出了加強邊界鬥爭的一系列原則和政策。這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指導作用。

敵軍的指揮官廖某見我紅軍「上當」，連炊事人員都過來了，自鳴得意，急令設伏在縣城附近南面洋林、石壩、新寨一帶的各營向縣城移動，企圖切斷二十八團進城后的退路。

11月6日重組的前委，是稱「紅四軍前委」還是「井岡山前委」？說法不一。有人認為應稱「井岡山前委」，依據是毛澤東11月25日給中央寫的報告（1948年東北版的《毛澤東選集》最早選入），曾取題為《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我們認為，「井岡山前委」與「紅四軍前委」，實際上是一回事，稱呼不同而已。不過，此時前委的稱謂應稱「紅四軍前委」為宜。依據是：

千百年來，廣大農村婦女除了飽受政治上「三座大山」的沉重壓迫之外，還戴上了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精神枷鎖，受盡了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的蹂躪。她們在外沒有政治權利，在內沒有人格權利，屈從於封建禮教的重重束縛，一直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

五是建設兩個軍事根據地。

（一）把「民主集中主義」（即民主集中制）運用於政權組織。

9月26日，紅四軍主力回到茨坪。在茨坪，會合了紅四軍三十一團一營和三十二團二營。硝煙中重逢，大劫下餘生，大家都高興得流下了眼淚。

此外，前委和毛澤東還針對有些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辦事脫離群眾，缺乏群眾的監督，區、鄉兩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和常委會很少開會，遇事總是由主席、秘書、財務、赤衛隊長或暴動隊長各自處理的現象，提出注意健全各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辦事制度。為此，採取了兩條措施：一是「厲行民主集中制」，改變「民主集中主義，在政府委員中亦用得不習慣」的狀況；二是對少數蘇維埃政府中的貪污腐化分子，進行徹底清理和嚴肅處理。

黃洋界保衛戰勝利后，敵勢稍挫，加上紅軍大隊自湘南回歸后三戰三捷，使根據地的局面發生了很大改觀。

在《軍事問題決議案》中，對建立軍事根據地，加強軍事根據地的建設，加強政治訓練，健全軍隊組織等方面的問題，均予以充分的注意，並作出了12項具體計劃；同時，還進一步強調了經濟公開、實行軍中的民權主義和加強組織紀律的重要性。

這著棋果然奏效。土客籍矛盾日漸趨於緩和。然而，這種矛盾的紛爭和宿怨，始終未能從根本上消除。到1930年2月，導致了一場沉痛的歷史悲劇。

突然，敵兵後面槍聲四起。朱德見毛澤東所率三營已得手，立即發起攻擊。敵人腹背受擊，驚恐萬狀，一時潰不成軍，被打死的，慌不擇路跳入泉江的，不計其數。

此外，邊界黨對各級黨組織自身也提出了要求。在1928年10月4日召開的湘贛邊界第二次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案規定：「各級黨部與各級蘇維埃的關係要弄清楚，免除黨即政府的弊病。關於黨與政府不同，特委鬚髮一通告，各級黨部要作一普遍宣傳。」

1928年5月邊界黨的「一大」以後，土地革命蓬勃發展，軍事鬥爭節節勝利，紅色|區域不斷擴大，黨的組織進入了「大發展時期」。這時，黨的組織公開了，開始了公開建黨建團。「召開群眾大會，掛起公開徵收黨團員的牌子，由群眾報名參加。」「訪問凌登雲記錄」。有的還採取「串連發展法」或「拉夫式」的方法。一時，永新縣有黨員4000餘人，寧岡縣有黨員近3000人，蓮花縣增至800餘，邊界各縣「黨員數量一時增到一萬以上」。

為什麼「難得很」呢？主要是邊界各縣的家族觀念、地方主義嚴重地影響著黨的建設和發展。因為「各縣之間地方主義很重，一縣內的各區乃至各鄉之間也有很深的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的改變，說道理，至多發生幾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勢力的非地方主義的壓迫。例如，反革命的兩省『會剿』，使人民在鬥爭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漸地打破他們的地方主義。」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

為了布置長期的鬥爭，前委針對過去一年中，由於「轉戰千里七八個月未能得到休息的機會」，以及「迭經巨戰，黨委幹部人材已傷亡殆盡」的狀況，依照中央6月4日來信指示「改造整理你們的軍隊」的精神，認為原來總想「找一個機會做改造和整理的工作」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的時機已經出現，有必要對部隊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訓了。

主要原因是在1928年5月以後黨組織的「大發展時期」中，許多投機分子乘公開徵收黨員的機會混入黨內，造成黨組織的嚴重不純。

在毛澤東等軍中領導的關懷下，紅軍醫院的工作人員對傷病員表現出極大的耐心與愛心，紅軍傷病員也配合得很好，顯示出無比的堅強和團結。

為了加強紅色政權的建設，邊界前委和毛澤東對黨政關係及其分工作出了明確規定：（1）「以後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而不是包辦政府的行政事務；（2）「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時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國民黨直接干政的錯誤是要避免的。」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這是我黨歷史上最早提出的「黨政分開」的政策主張，也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黨政分開」的重要思想。

這樣，由於自覺地意識到並正確地處理了黨與蘇維埃的關係，就既確保了黨對蘇維埃工作的領導，又充分發揮了各級蘇維埃政府的作用，從而促進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鞏固和發展。

二是號召踴躍交售公糧、支援革命戰爭。

邊界黨的「二大」決議案，詳細地論述了邊界的鬥爭現狀，系統地總結了邊界黨在自身建設中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明確地提出了加強地方各級黨組織建設和改進邊界各項工作的措施和要求，並強調「指出過去黨內的錯誤，洗刷黨內機會主義的遺毒，改造各級黨部，使之走上真正無產階級領導的道路，是今後各級黨部重要的責任」。

所幸的是，「八月失敗」后，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領紅四軍由湘南回到邊界，收復了大部失地，把被豪紳地主奪回去的土地又重新奪了回來。

每當挑糧爬累了的時候，大家就用這首歌子互相鼓勁。在井岡山，我們雖然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但因為我們有黨的領導，有毛澤東、朱德等同志靈活的作戰方法，有群眾的擁護，加之朱德同志與戰士們同甘共苦的精神和以身作則的模範行動，教育著全軍每一個人，更激發了同志們克服困難的信心。「從此，『朱德的扁擔』和朱德軍長挑糧過黃洋坳的故事，就像長了翅膀一樣，傳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贛南、閩西的中央蘇區。全國解放以後，又傳到北京，傳遍了全中國。」

這時，走在後面的周宗昌更加相信茅坪無紅軍，於是命令部隊加速前進。在敵人全部進入包圍圈時，朱德的槍響了。頓時，號聲、槍聲、殺聲驟起。二十八團在高嶺背擋住敵人進口，三十一團在王沖山上憑藉制高點，控制敵中段，三十二團從赤坑堵住退路，把敵人往「布袋」中逼，三面火力交集，打得周宗昌叫苦不迭，驚呼「上當」。

（4）部隊「可以正式改成紅軍」，「在政治上設政治部取消黨代表，實行士兵的政治訓練」；

在整訓時，為克服部隊中存在的「分團主義」，調整了二十八、三十一團的幹部。時林彪為二十八團團長，何挺穎任黨代表（原為三十一團黨代表），伍中豪任三十一團團長（原為三十一團三營營長），何長工任黨代表（原為二十八團黨代表），朱雲卿為軍參謀長。為擴充紅軍力量，將蓮花獨立團進行了改編，其中張威部編為軍部獨立營，營長張威，其餘的編為蓮花縣赤衛大隊，指派紅軍連長夏炎擔任大隊長。

軍事根據地是進行武裝鬥爭、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的戰略基地。井岡山和九隴山兩個軍事根據地山勢險峻，互為犄角，拱衛著井岡山革命革命根據地的大本營——寧岡。

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和紅色政權理論的初步形成。「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和紅色政權理論，體現了我黨在幼年時期對中國革命特點的認識，為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這是毛澤東的一大貢獻。

「八月失敗」給邊界人民帶來了苦難。在「八月失敗」中，敵人佔領了邊界的縣城和平原，奪走了農民手中的土地，破壞了土地革命的成果。「當時有一句口號：『農民分田，地主割禾』，真是太不值得。我們別的軍事上政治上的失敗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農民收不到谷，才是真正的大失敗呢！」當年的特委書記楊開明沉痛地如是說。

三是買賣婚姻。包括託人說媒、指腹為婚、抱養童養媳等。由於婚姻制度的不平等，富豪納妾蓄婢，窮漢無力娶親，夫權至高無上，婦女毫無人權。

「八月失敗」中，紅軍損失了一個主力團（紅二十九團）。因之，當紅色政權機關號令一下，整個根據地內，到處出現了母送子、妻送郎，上前線當紅軍的動人情景，送鞋送糧、慰勞紅軍、支前參戰的事例更是每不鮮見。邊界人民經過土地鬥爭，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自身的利益，有一種當家做主人的責任感。在根據地內，永新縣做得最好，參軍參戰的最多。

（四）在鬥爭實踐中不斷完善政權機構，改變活動方式。

紅四軍黨的「六大」經過充分的討論，選舉產生了以朱德為書記的23人組成的第六屆軍委，即紅四軍軍委。對內是軍中黨的最高領導機關，隸屬於前委；對外即為邊界工農兵政府的軍事委員會，指揮紅軍及地方武裝。《決議案》對此未有記載，但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曾記載說：「十一月十四日紅四軍第六次全軍大會，選舉二十三人組織軍委，五人為常委，朱德為書記。」其中的23人軍委委員名單，目前未見任何歷史文獻記載，難以確定。有人將湖南安化縣發現的23人軍委委員名單，視為紅四軍「六大」產生的名單，似為不妥。因為那份資料中的23人中仍有王爾琢、龔楚，而王爾琢已在「八月失敗」中犧牲，龔楚已派湘南特委工作，「六大」是絕對不會再選舉該兩人進軍委了。究竟是哪23人組成軍委，哪5人任常委，尚有待于發掘新的史料方可確定。

由於根據地地處偏隅，是一個典型的自給自足的封閉式的農村山區環境，「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社會組織普遍是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由於居住關係，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黨的組織也有一些宗族裙帶關係。如寧岡縣委中，組織部長劉克猶、宣傳部長劉輝霄，都是縣委書記龍超清的姐夫等。為此，毛澤東曾深有感觸地說：「在這種情形下，『鬥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

是役，「我以四營進攻劉士毅，破之於遂川城，繳槍二百五十，俘營read.99csw.com長連長各一，排長三四，士兵二百余，余部退贛州。」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紅軍攻佔遂川縣城。

張威的這些情況，被我宜春地下黨組織掌握。地下黨即對他進行了強大的政策攻心，啟發他的階級覺悟，鼓勵他棄暗投明。張威經過反覆思慮，於11月初毅然率部起義，隨後進入蓮花紅色|區域，編在蓮花紅色獨立團。不久，獨立團開赴寧岡參加紅四軍冬季整訓。整訓結束后，蓮花紅色獨立團改編為縣赤衛大隊，張威部改編為紅四軍獨立營，張威為營長。

「洗黨」的主要做法，一是進行組織整頓；二是建立秘密組織。

中央來信詳細地分析了國內形勢，肯定了「中國革命現在仍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性質」，「在這一階段中，我們的政策是沒收土地推翻地主制度和封建的關係，建立工農獨裁的蘇維埃政權」。同時，向井岡山前委介紹了全國其他地方的鬥爭形勢，指出了自「八七」會議以來黨內存在的各種主要錯誤，肯定了湘贛邊界紅色政權的重要地位。信中說：「你們所佔領的地域是江西的永新、寧岡、遂川，然而你們的地位仍然處在三省暴動布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們在三省暴動的前途上所負的責任是很重大的。」

邊界的「洗黨」運動，畢竟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沒有任何經驗可借鑒，因此在大方向正確的前提下，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有些地方簡單地重新抄報，沒有予以高度重視；有的地方又清洗過嚴、過狠；有的雖強調黨的成分，卻又出現排斥知識分子等現象。儘管如此，總的看來，邊界九月「洗黨」的進展是健康的，成績也是顯著的。通過「洗黨」，純潔了黨的組織，提高了黨的戰鬥力，不失為我黨歷史上一次成功的卓有成效的整黨運動。這次「洗黨」，為我黨以後的整黨運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和寶貴的經驗。

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主要指中小商人、小業主、小作坊主等，屬於「中間階級」。在井岡山山鬥爭中，對小資產階級中間階級的問題，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中央及湖南、江西省委對此沒有一個明確、具體的政策界定，全靠前委、特委自己摸索。對此，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感嘆道：「全國革命低潮時，割據區域最困難的問題，就在拿不住中間階級。」儘管如此，毛澤東領導前委和特委，在對待小資產階級這個問題上是做得比較好的，提出了保護中小商人和「一個紅棗也不能動」的工商政策。其中最突出的體現在遂川草林圩場的工作中。

基於這種情況，在井岡山鬥爭時期中，不少地方的農民，「對於革命的認識，政權的認識，工農的武裝的認識，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的認識……發育得要慢些」，「他們有許多是不滿意或懷疑革命的，所以有些農民有『國民革命軍也好，工農革命軍也好，橫直老百姓吃苦』的話，有些說『從前要抽捐稅，現在還不是要抽土地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敵人沒料到，正當他們向縣城移來時，朱德率二十八團又從縣城殺了出來。敵人以為我軍已覺察他們的計謀，一時合圍過來。朱德令二十八團咬住一股敵人，猛打猛衝，突擊包圍圈，衝殺20餘里。

寧岡挨戶團充當先鋒，一進坳頭壠便燒了壠頭的油槽坊，接著又點燃了幾棟民房。衝天的大火激起了埋伏在山中紅軍指戰員的滿腔怒火。但這不是周宗昌的正規部隊，張開的「布袋」還不能過早收縮。

從上可見，1928年11月6日按中央來信重建的前委不宜稱「井岡山前委」，而應稱「紅四軍前委」。東北版《毛澤東選集》中取題為《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一文，在解放后編入《毛澤東選集》（四卷本）時改題為《井岡山的鬥爭》，是有道理的。

黨團訓練班的開辦，有效地提高了黨團員的思想覺悟和政治素質，為加強根據地黨的建設和提高黨的戰鬥力，奠定了思想基礎。

邊界特委為訓練班制訂了訓練大綱。其中分訓練內容、訓練方法和訓練要求，請有知識的老黨員幹部給予輔導、訓練。同時，要求各地縣委也相應舉行短期訓練班。訓練的內容主要以授課為主，對黨員進行政治教育、形勢教育、階級教育、黨的性質和基本理論教育。

邊界的紅色政權機構與活動方式因無樣板可效仿，所以只有在干中學，學中干，不斷使之完善。如在政權名稱上，1927年11月建立的茶陵縣紅色政權，名稱為「工農兵政府」；以後，得到廣州暴動的國民黨報紙，始知有「人民公社」；於是，1928年一二月間建立的遂川、寧岡兩政權，又喚作「人民委員會」。此外，在頻繁與殘酷的鬥爭環境中，邊界紅色政權的鬥爭策略和活動方式也表現得較為靈活、機動。如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間的政權組織基本上是半公開的，後來隨著鬥爭的發展，才逐漸完全公開。在經歷了「八月失敗」的慘痛教訓后，政權組織又逐漸轉入了秘密狀態。到第三次反「會剿」失利后，前委從瑞金來信，總結了井岡山和東固等地武裝割據的經驗，提出在嚴重白色恐怖環境下紅色政權的形式應由公開轉向秘密，於是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於1929年5月10日在寧岡古城召開第四次執委擴大會，又提出：「小區域蘇維埃政權公開的割據，是有害而無利的」，「因此有由公開的割據轉變到秘密的割據之必要，黨和蘇維埃都應秘密著，武裝形式也應由守土的赤衛隊改為游擊部隊，採用漂流不定的游擊戰術，使敵人找不到目標」。到了邊界度過第三次「會剿」最艱難的歲月後，逐步恢復了割據區域，邊界的紅色政權才又逐步地由秘密轉為公開。

經過熱烈的討論，會議認為中央來信「除一二點（如游擊區域過寬與廢黨代表制）具體事項外，全部原則及政策都切合實際，應依照執行」。

戰鬥僅用了半小時即結束了。此戰活捉了周宗昌，我軍大獲全勝，遂收復寧岡全縣。對這場戰鬥，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欣喜寫道：「十月一日，與熊式輝師周渾元旅之二十七團一部戰于寧岡，俘營長一，連長一，排長一，士兵百，繳槍百一十支，余敵退永新，遂復寧岡全縣。」

畢占雲接信后，見紅軍將他的人馬放回，甚為感動，於是決定投奔紅軍，並派副官蔡達景到黃坳與紅軍聯絡。陳毅熱情地接待了蔡副官，商定了起義的有關事宜。

「建立較好的醫院」的計劃由來已久。「隨著紅軍的不斷擴大，戰鬥頻繁，傷病員逐漸增多，醫務所（茅坪、大井）就不適應了，根據這種情況，1928年5、6月間，毛委員決定把醫務所擴大，成立紅軍醫院，指派鄧允庭同志負責領導醫院的工作。醫院的經費由王佐負責解決，醫院下面分四個管理組，負責管理傷病員的醫療和生活。第一組、第二組設在大井村，第三組設在中井村，第四組設在小井村。」「七溪嶺戰鬥后，毛委員又決定在小井街上建一棟醫院，計劃能住1000人。」

1.農民地位的變化。

為此，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決議案》中指示：「過去各地黨之所以沒有力量就是因為黨員沒有訓練，甚至入黨式都沒有過，現在每個黨員都須進行黨的基本理論的訓練。」這種黨團訓練班，據當年特委書記楊克敏（即楊開明）記載，「辦了一期6個月的訓練班」。

在邊界紅色政權的組織和廣大農民群眾的無私支援下，根據地內，紅軍部隊得到了補充，紅軍給養有了保障；各地群眾武裝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從而使邊界的武裝鬥爭和根據地建設有了深厚的根基，土地革命成果由此得以鞏固。在此基礎上，《井岡山土地法》誕生了。

為了加強軍事根據地的建設，湘贛邊界黨的「二大」以後，在茨坪成立了邊界防務委員會，由王佐任主任。

整訓的內容有二：一是進行政治教育，二是開展軍事訓練。對此，畢占雲回憶道：「為了粉碎敵人的軍事進剿，鞏固和擴大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前委決定紅四軍全軍進行整訓，時間大約在11月9日以後，天氣已經變冷了，地點在寧岡縣城和城郊。部隊分散整訓，有一個月左右，整訓內容主要是進行思想教育工作。整頓軍隊黨的組織，整頓士兵委員會，解決官兵之間、幹部之間的矛盾。」「受訓時間是一個月，每天上午是軍事課，下午是政治課。我們不但學會了怎樣瞄準，怎樣和敵人兜圈子，瞅准機會一把抓，而且還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

湘贛邊界各縣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各縣黨組織都曾領導當地人民開展過打土豪、燒田契的鬥爭，廣大農民甚為擁護，投入了鬥爭的洪流，沒想到，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了，農民受壓迫的狀況依然如舊。為此，毛澤東在1927年冬，就派出胞弟毛澤覃到寧岡大隴喬林村進行土地革命試點；1928年春毛澤東本人也來到永新塘邊進行試點。工農革命軍在湖南酃縣中村時，還進行了插牌分田。在不斷取得土地革命鬥爭經驗后，在1928年5月21日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布置了「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的任務，從而拉開了邊界土地革命的大幕。為使這場土地革命進行得更深入，毛澤東還指示從部隊抽調了許多紅軍幹部，戰士深入各地，幫助進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最早在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寧岡進行，然後逐步擴展其他各縣。從邊界「一大」始到1928年10月，邊界各地普遍開展了大分田運動。在此基礎上，邊界黨形成了一條基本完備的土地革命路線，即「農村鬥爭整個策略是：團結貧農，抓住中農，深入土地革命，厲行赤色恐怖，毫不顧惜地殺戮地主豪紳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脅富農，使其不敢幫助地主階級」。

（三）整頓組織，純潔內部。

針對這種現象，毛澤東領導工農革命軍進行了艱苦細緻的工作，並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教育農民，解放農民：一是頒布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三項紀律、六項注意」。工農革命軍官兵大力開展政治宣傳教育，宣傳黨和紅軍的宗旨、任務，號召廣大貧苦農民投身革命陣營，謀求翻身解放。同時，強調軍隊紀律，做到秋毫無犯，使農民看到一支真正的自己的軍隊；二是組織打土豪、分浮財的游擊暴動。紅軍每打下一個地方，就發動農民打土豪、分浮財，既讓農民得到實惠，又為部隊籌款，還可造成群眾與黨的基礎；一俟條件基本成熟，即幫助農民建立紅色政權。三是廣泛開展土地革命運動。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要真正地爭取和解放廣大農民，就必須代表農民的根本利益，徹底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讓農民獲得生存之本——土地。

紅四軍二十八團、三十一團三營攻克遂川城后，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軍大隊行動委員會即與遂川縣委商量決定，留少數兵力與遂川縣赤衛大隊駐守縣城，其餘部隊立即兵分四路，向四方開展游擊活動，發動群眾，分配土地，建立紅色政權，發展黨的組織，並籌措紅軍給養。對此，毛澤東曾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我指揮軍隊之行委（毛澤東為書記）與遂川縣委共同經營遂川的群眾，並籌軍隊之給養，分四路向四鄉游擊，每路組一行委指揮之，東路曾推進到萬安，與萬安縣委取得聯絡。」

為了加強邊界黨的自身建設，更好地擔負起領導湘贛邊界的鬥爭任務，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就「過去的黨的機關，在上半期是個人專政，書記獨裁，完全沒有集體指導及民主化的精神」的現象，圍繞著形成黨的民主集中制，《決議案》提出了下列舉措：（1）特委、縣委都設4個以上的巡視員，經常指導下級的工作，幫助各級黨部改造；（2）各級黨的機關，必須健全組織，反對個人領導，一切權力集中常委會；（3）一切政策都要黨員熱烈討論，深切了解，使黨員群眾能根據政策定出工作計劃；（4）各級黨部委員及書記應盡量用選舉方法產生；（5）增加工人領導力量，嚴格防止農民黨的傾向；（6）特委應極力注意使本身和各縣委健全，對於邊界各縣黨的工作，應有整個的布置；（7）「鐵的紀律」為布爾什維克的主要精神，要使黨壁壘森嚴，步伐整齊的成為強健的鬥爭組織。

2.婦女的解放。

在這般殘酷的盤剝下，大多數佃農往往一年到頭辛辛苦苦，可「禾鐮掛上壁，屋內沒米吃」。在青黃不接的時日，全家人只好吃野菜、蕨根、「雷公屎」（一種藻類寄生物）、「神仙土」（即高嶺土）了，其貧苦到了極點。然而，由於「邊界的經濟，不但是農業經濟，且還在杵臼時代（山地大概都是用杵臼做米，平地方有許多石碓）」山區雖受資本經濟的侵蝕較遲，日常生活程度頗低，廣大農民不僅缺田少地，而且沒有文化，加上地處偏隅，顯得十分落後；故廣大的山區農民反抗精神不強，只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於本命，安貧守道，認為是命中注定，只有受苦了。

10月中旬，畢占雲在桂東正式率全營人馬起義，來到遂川湯湖，受到陳毅等人的熱情歡迎。隨後，編為紅四軍特務營，仍以畢占云為營長。

畢占雲、張威兩部參加紅軍后，毛澤東、朱德、陳毅等軍中領導非常關心他們的成長。當時，畢占雲部多系「雙槍兵」（指吸鴉片）。為了幫助畢部戰士戒煙，二十八團黨代表何長工受命將他們帶至遂川大汾一帶整訓改造，陳毅也多次來到畢占雲營，給他們作形勢報告，鼓勵他們戒掉惡習，丟掉「煙槍」，拿起鋼槍與敵人鬥爭。同時，軍部對張威部也進行了改造工作。

根據湘贛邊界一年來土地革命的實際情況，依照中共中央第37號通告《關於沒收土地和建立蘇維埃》及中央6月來信中關於土地政策的指示精神，邊界黨在1928年10月4日召開的邊界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經過兩個月的醞釀、討論和修改，同年12月，《井岡山土地法》以邊界政府名義正式頒布。這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黨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

（8）「有前敵委員會組織之必要」，所有管轄區域內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揮」，並指定由毛澤東、朱德、一工人同志、一農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黨部的書記等五人組織成前委，毛澤東任書記。前委之下組織軍委，以朱德為書記。另外，組織一職工運動委員會，以前委一工人同志為書記。

（3）1930年2月16日《前委通告（第一號）》、1930年4月27日《五軍軍委滕代遠的報告》都提到過「四軍前委」，直至1931年9月贛西南的綜合報告還寫著「四軍前委」。

一是積極參軍參戰。在秋收起義的部隊中，第二團的組成力量基本上是安源工人糾察隊和礦警隊，后雖被打散，仍有100餘人上了井岡山。1928年5月，劉型、張汝泉又率醴陵和安源工人近百人上到井岡山，被編入紅四軍三十一團。在湘南起義的農軍中，均有各縣的工人參加。據宜章、郴縣、耒陽、安仁、嘉禾、資興、桂東、汝城等縣不完全統計，參加工農革命軍的工農有7萬多人，其中參戰的工人有6900多人，工人蔘軍的有2461人。引自《湘贛革命根據地工人運動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三是建立和健全各種革命群眾組織。

井岡山軍事根據地，「介在寧岡、酃縣、遂川、永新四縣之交」，東西南北方圓「共計五百五十里」，但「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軍糧全靠寧岡、永新、遂川三縣輸送」。因此，邊界黨決定：由寧岡縣委、縣政府負責籌集糧食，並在大隴、茅坪、新城、柏路設立糧食儲存點，保證紅軍儲備充足的糧食，以與敵人作長期的鬥爭。寧岡，素有「一年耕而三年食」的盛譽。1928年土地革命勝利分田后，獲得空前的豐收。自寧岡縣工農兵政府徵收土地稅以來，縣內農民踴躍交售，征糧比例高達20％。在極短的時期內，該縣便籌集了幾十萬斤稻穀，故毛澤東記載說：「至紅軍給養，米暫可從寧岡土地稅取得」，「現正從寧岡搬運糧食上山」。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部隊上下為之雀躍。遂川群眾和紅軍戰士還編了首歌謠，讚頌毛澤東、朱德用兵如神：

對此，范樹德回憶說：「我當即帶名勤務兵到桃寮村張家祠附近找到一個姓張的老闆娘（當時紅軍對當地中年以上婦女的稱呼），用一個銅元向她買了一根毛竹。削成兩根扁擔，一根送給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著自用。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筆在一端寫上『朱德扁擔』，另一端寫上『不準亂拿』八個字。」

在蓮花，1926年9月，在北伐軍的幫助下，成立了蓮花縣行政委員會和國共合作的蓮花縣黨部，組建了工會、農會、婦女會等革命群眾組織，進步女青年顏清珍當選為婦女會執行委員。顏清珍積極帶領蓮花婦女群眾，參加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反動資本家面對面的鬥爭。在鬥爭中，顏清珍於1927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馬日事變」后，蓮花縣大土豪李成蔭與革命勢力對抗，顏清珍與縣內的共產黨員朱繩武、朱亦岳、陳競進等一起，冒著生命危險，日夜奔走于全縣各地，召開各類會議，揭露國民黨右派的陰謀，號召革命人民堅持鬥爭，並於5月奪回了被右派控制的縣城，摧毀了李成蔭的所謂「新黨部」。6月間，中共江西區委派梁明哲、方誌敏來蓮花巡視工作，在蓮花九都新城召開大會，顏清珍組織大批婦女參加會議，當夜還組織100餘名婦女聆聽方誌敏作報告。廣大婦女聽后，紛紛表示擁護共產黨主張，實行男女平等平權，廢除一切不平等禮教。1928年6月蓮花縣工農兵政府成立，顏清珍當選為縣婦委會主任（後為縣委婦運部長），積極協助其丈夫劉仁堪（蓮花縣工農兵政府主席）帶領全縣人民英勇鬥爭。1929年5月，由於叛徒出賣，夫妻雙雙落入敵手，壯烈犧牲。

這時，毛澤東、朱德仍深感憂慮。因為，永新仍在敵手。11月上旬，留守寧岡的袁文才部飛馬遂川來報：周渾元之二十七團殘部又開出永新，竄踞寧岡新城。對敵周渾元的屢次進犯，毛澤東、朱德十分氣惱，商議：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於是，命令紅四軍主力重回寧岡，再戰周渾元。

「土籍的黨，客籍的槍」，在邊界實際上指的是邊界黨內以土籍領袖龍超清、朱昌偕、王懷為代表的政治勢力，同以客籍領袖袁文才、王佐為代表的軍事勢力之間的對立。因邊界土客籍矛盾由來已久，一時難以整治，於是，毛澤東和邊界特委便斷然採取了組織措施，將龍超清調往蓮花工作；任命袁文才為紅四軍參謀長，劉輝霄為前委秘書長，於1929年初隨軍行動；將何長工調任寧岡縣委書記；同時，對邊界縣、區委幹部也作了相應的調整。

醫院的名稱，當年的特委書記楊開明在報告中稱「紅軍醫院」也有不少老同志回憶說是「紅光醫院」。

邊界紅九-九-藏-書色政權的性質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民主專政的革命政權，是邊界廣大軍民為之流血犧牲而爭得的權力機構。但由於邊界複雜的社會歷史條件和黨與紅軍缺乏政權建設的經驗，在一段時期中，「各級蘇維埃是普遍地組織了，但是名不符實。工農群眾乃至黨員，多數還沒有認識蘇維埃意義。許多地方無所謂工農兵代表大會，鄉、區、兩級乃至縣之一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都是用一種群眾會選舉的，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於知識分子或投機分子的操縱，這是不懂得什麼叫蘇維埃，不懂得工農兵代表會是個固定的最高權力機關，執行委員會只是代表會定期會議閉幕時候的一個處理各事機關，這是邊界許多地方對於政權機關的最大錯誤。」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地處羅霄山脈中段的邊界各縣農民，與全國的農村農民一樣，飽受著三座大山的壓迫。地主豪紳階級憑藉著其封建的土地所有權，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邊界的土地狀況，大體說來，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裡，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裡。分別來說，贛邊以遂川為最集中，約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萬安、寧岡、蓮花自耕農較多，除萬安情形此間無直接調查外，寧岡、蓮花兩縣土地雖說自耕農不少，然地主的土地仍佔比較多數，約百分之六十與四十之比。湘邊茶、酃兩縣相差不遠，約百分之七十在地主手中。」

毛澤東的這一思想，是「鬥爭的布爾什維克黨」建黨學說中的精髓。正是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邊界「二大」以後，邊界特委加大了無產階級思想教育工作的力度，邊界各縣的黨組織通過「洗黨」運動也大大提高了戰鬥力。

戰士們聽說打仗了，情緒為之高漲。聽了朱軍長的部署，頓覺信心百倍。

「雖然紅軍醫院生活很艱苦，治療條件很差，可是，紅軍傷病員的樂觀主義精神是很強的。他們經常會唱一些歌子來互相鼓舞。當時，傷病員里專門有青年幹事負責大家的文娛生活和宣傳工作。」

1928年10月4日至6日，毛澤東和邊界特委在寧岡茅坪的步雲山白雲寺，主持召開了邊界各縣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有邊界各縣黨和軍中黨的負責人共100多人。毛澤東代表第一屆特委會在會上作了長篇報告。報告詳細地論證了國內的政治形勢，邊界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原因，肯定了創造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重大意義，同時，再次回答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

在《黨務問題決議案》中指出：「紅軍各級黨部，不應公開處理各種事務，竭力恢復秘密狀態，黨的機關可設置在各級士委會內」；「健全軍委，軍委須經常明了各支部的工作」，「經常成立政治訓練班，陶鑄黨務工作人才」，「在戰鬥中發展黨員」；強調「連支委為紅軍黨的工作核心，黨代表則為此工作核心之負責者，並負有計劃督促政治工作之公開任務，在事實上目前黨代表制度不應取消」。這些均同中央6月4日來信的指示精神及紅四軍前委討論中央來信所作的決議相一致。

但是，由於當時的交通不便，幾經輾轉，由上海到江西，由江西省委再到吉安縣委，直至11月2日才送達邊界。接到中央的重要來信，毛澤東十分高興。他記述說：「中央六月四日來信，經過江西省委吉安縣委，於十一月二日才到井岡山。這封信好得很，糾正了我們許多錯誤，解決了這邊許多爭議的問題。這封信一到，即已發交軍中及地方各級黨部，十一月六日，向遂川出動的部隊集中井岡山，特委委員、軍中及地方的活動分子，共30餘人（朱德、陳毅、何挺穎、何長工、袁文才、王佐、譚震林、鄧乾元、李卻非、陳正人、王佐農、肖萬俠、劉輝霄、謝貴標、劉敵、熊壽祺、楊開明、曹、鄧允廷、毛澤東、宋喬生、彭祜等均到，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亦參加），由特委召集開會，討論中央來信。」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此時，根據邊界「二大」的決定，邊界特委開辦了黨團訓練班。

曾隨部隊一起上山參加紅軍的康克清回憶說：「1928年中秋節后，大概是9月間，陳毅同志帶領一營紅軍來到羅塘灣。部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宿營在村頭。部隊先後三次到羅塘灣。第一天，我在家裡，我家的窗戶正對著大路。見來了部隊，我沒有去開門。當天部隊在遠離羅塘灣的一個地方宿營，那個地方離遂川於田圩只有15里路。部隊在那裡刷寫張貼了不少標語口號，我們派了幾個識字的人到那裡去看，被派去的人回來對我們說了標語的內容，說紅軍不進老百姓屋，宿營在外面。我心想，這些部隊是紅軍，可敬可愛。第二天，紅軍又來到了羅塘灣。我和我的嬸嬸出去，在街上碰到才苟（下街人）。他說：你們怎麼不出來，要籌備軍糧。我們就組織婦女立即給紅軍籌集糧食、蔬菜，把地主的豬捉來殺，德盛堂的穀子也都挑出來了。我們把糧食籌集好了后，部隊沒有來要，就走了。第三天，紅軍又來到羅塘灣。這天敵人八十一團也從河西開到了羅塘灣。我們把埋藏的槍、梭鏢也挖出來了。紅軍見敵人兵力比我們強大，立即撤走，我們100多人也跟著紅軍撤出，其中有7位女同志。我們隨部隊到於田圩時天還沒有亮，紅軍與敵人戰鬥了一天，第二天在遂川縣城邊宿營。我們邊打邊撤，向井岡山轉移。我們經堆子前、黃坳，當時路很不好走，只有條羊腸小道，終於第三天到達井岡山。途中有些人吃不得苦，有的人不願意離家，半路上離開了部隊。到井岡山時，隨紅軍行動的萬安農軍只剩下80人了。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提到的萬安農軍。」

第一期黨團訓練班于「二大」以後開辦于寧岡茅坪象山庵。《訪張桂庭、劉桂生、謝梅香同志記錄》。內部訪談資料。參加訓練班的黨團員，由各地黨組織選派，分期分批，集中學習。學習的時間，視情況而定，一般為一個半月。

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中記載道：「十一月九日，擊破周旅二十七團于寧岡縣城及龍源口，繳槍百六十枝，斃敵營長一，士兵數十，俘副營長二，連長一，排長一，士兵百以上。翌日清晨，進攻永新與周旅二十八團及二十七團殘部，戰至下午三時，始將敵擊退，前鋒佔領永新城。不料敵三十五旅自天河（吉安永新交界）增援趕到，我軍恐戰不利，遂向寧岡引退，是日敵死傷雖多，然我方亦死傷百以上，為重回邊境以來最大之戰。」

寧岡大隴蘇區幹部朱開卷回憶說：「那裡擔任我區洗黨工作主要負責人是陳東日。1928年6月，全縣1000多黨員，大隴區有400多。洗黨先是從支部開始。陳東日到各鄉的支部里與支部書記和兩個可靠的黨員研究，研究哪些黨員不符合條件應該洗刷，哪些黨員不應該洗。我們這個區共洗掉200多個，剩下100多個。剩下的黨員就重新立過表，由各支部造花名冊送到區政府，由區政府立總冊，送一份給縣委。我這個支部有60個黨員，洗黨以後只剩下20多個。凡是有親戚在國民黨反動派辦事的、當兵的，不服從指揮的，不願幹革命的，社會關係不好的，就盡量洗刷。洗刷的黨員不宣布也不通知，開會不叫他參加，重新立過黨員花名冊。」

11月9日，紅軍主力從茅坪出發，凌晨時分趕至寧岡新城。朱德即令部隊散開，佔領城外高地。天亮后，周渾元部照例出早操。他們做夢也未想到：朱毛紅軍主力正在一旁觀看表演。

為什麼要「厲行洗黨」？

於是，1928年11月9日紅四軍佔領永新縣城后，前委即指示留三十二團一營在永新觀察敵人動靜，其餘紅軍主力全數返回軍事大本營寧岡，相應集中在寧岡的新城、古城、柏路、礱市一帶，開展冬季整訓。

毛澤東的論述，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形勢和特點，不僅對「左」傾盲動主義作了有力的批判，同時對「紅旗到底能打得多久」的右傾悲觀論調再一次進行了科學的回答。這個報告極大地鼓舞了與會人員的信心，使以後邊界黨的思想基本上得到統一。

「八月失敗」以後，黨內有些同志被暫時的困難和挫折所迷惑、嚇倒，對前途感到渺茫，把曾經在5月間出現過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又提了出來。這種錯誤思潮的再次產生，表現了極大的危害性。為此，毛澤東感到有必要再次答覆這個問題。

10日，毛澤東、朱德又率領部隊進逼永新。當部隊來到永新四教書院，恰遇潰敵與援兵會合。於是，雙方拉開戰幕。紅軍戰士奮勇爭先，打垮了敵人，繼而追至永新城下。當時，敵十四旅二十八團和二十七團殘部已在城外東關嶺、南屏山修築了工事，以強大火力阻擋紅軍，企圖固守永新城。一時，敵我雙方僵持不下。這時，投誠部隊畢占雲特務營從側面包抄過去，終於在下午3時許打垮了敵人。紅軍前鋒部隊兩個連乘勢進佔永新城，此為紅軍四占永新。

湘贛邊界紅色政權誕生后，究竟如何建設，如何完善，全靠中國的革命者自我摸索。在頻繁的戰鬥中，毛澤東、朱德、陳毅等軍中領導，不等不靠，不唯上，不唯書，靠自己的才學、膽識和根據地軍民的群策群力，一切從實際出發，在鬥爭中摸索、實踐，不但使紅色政權日益鞏固，而且創造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鑒於湘贛邊界紅色政權的重要地位，中央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今後的任務和工作，明確提出了八點指示：

由於敵人的經濟封鎖，傷病員的生活十分艱苦。「傷病員的伙食主要是紅米、南瓜和一些蔬菜。伙食標準比部隊高一點，部隊是5分錢，有時還沒有，傷病員有一角錢」。「一角錢的菜金，我們不能吃光，還要想辦法節餘一點，將節餘的錢，發給每個傷病員零用。」

根據中央6月4日來信的指示精神，11月6日，邊界重新組織了前敵委員會。「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澤東、朱德、地方黨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志（宋喬生）、一農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前委統轄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

（7）「在組織的發展上要特別注意工人佃農僱農的成分之增加」，「要經常地開辦黨的訓練班」；

紅四軍自1928年4月下旬在寧岡礱市成立以來，一直處於頻繁的戰鬥之中，南征北戰，馳騁羅霄。5月間在寧岡茅坪召開了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後，直至11月間才戰事稍寧。於是，為了整頓軍中的黨，處理半年來軍中的政治、軍事、黨務等各種重要問題，11月13日至15日，前委在寧岡新城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

《井岡山土地法》規定：「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一切土地，經蘇維埃政府沒收並分配后，禁止買賣」。分配土地數量標準：（1）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勞動力為標準，能勞動者比不能勞動者多分土地一倍。以上兩個標準，以第一個為主體。分配土地的區域標準：（1）以鄉為單位分配；（2）以幾鄉為單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區）；（3）以區為單位分配（如遂川之黃坳地區）。以上3種標準，以第一種為主體。此外，還規定了山林分配法、土地稅徵收法及其他事項。

13日清晨，朱德率紅二十八團、遂川赤衛大隊一分隊、後勤炊事人員，大搖大擺地向遂川縣城開進。前衛部隊果然與前來誘我紅軍的敵小分隊在草林相遇。我前衛部隊遵朱德吩咐，佯裝驕兵，步步進逼。

「洗黨」的重點放在開除投敵叛變分子上。喬林鄉有個陳彭壽，雖出身貧苦，但在「八月失敗」后，對革命喪失信心，暗中投靠敵人，事情被黨組織了解后，被清洗出黨並予以處決。「訪甘紀猶記錄」，內部採訪資料。永新洋溪鄉小地主汪玉瑞、汪滿德，投機取巧鑽進共產黨內，包庇大土豪汪回生延宕分田，後來，汪玉瑞被處決，汪滿德被清洗出黨。「汪九倌回憶」，內部採訪資料。

翻身後的農民政治熱情，還突出地表現在廣大農民積極參軍參戰，支援紅軍。井岡山時期的許多重要戰鬥（如龍源口大捷、永新困敵、黃洋界保衛戰等），都是廣大農民群眾積極參戰支援的結果。在第三次反「會剿」失敗后，「剿匪軍用軟硬兼施的手段，征服山上的群眾，房子燒了，群眾首領殺了」，廣大的農民除「無所依歸，迫不得已，以致反水」外，大多數「表現很好，並無反水的現象，還是很堅決的，沒有發生什麼影響」，「都認清了反動派的欺騙民眾的真面目」，從而「各地群眾日益革命化」，足見農民得到解放后，對革命和共產黨真心擁戴的程度。

湘贛邊界的婦女尤甚。由於地處偏隅，各縣在19世紀初基本上沒有女子學校，即使有錢人家的女子要讀書，也只能送到吉安、南昌、長沙等大地方去，故湘贛邊界各縣的婦女完全沒有文化。然而邊界各縣的婦女並沒有被封建制度所湮滅，她們勤勞、樸實、勇敢，在大革命的浪潮中爭自由、求解放，打碎了封建枷鎖，成為革命的生力軍。

軍事根據地是紅色|區域的堅實基礎，在當時的井岡山、九隴山兩個軍事根據地中，井岡山軍事根據地是紅軍的最後根據地。因此，毛澤東和前委對此十分重視，建立防務委員會正是建設鞏固的軍事根據地一個重要舉措。

工人階級：湘贛邊界各縣地處偏隅，「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一切落後」，基本上沒有近代民族工業和產業工人，只有一些與人民生活緊密相關的鐵業、篾業、泥木業、船業、服務業及小作坊等手工業和小產業工人。在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中，湘東、湘南、贛西的小產業工人配合北伐軍開展了一系列的鬥爭，在大革命的熱潮中得到了熏陶與鍛煉。井岡山鬥爭時期，他們在共產黨的領導和紅軍的影響下，與廣大貧苦農民站在一起，投入了火熱的「工農武裝割據」的偉大鬥爭，成為一支重要的生力軍。其變化與貢獻主要表現在：

一是開展紅四軍的冬季整訓。

草林，是遂川四大圩場之一，群居著600多戶人家，近200家店鋪。大多數是中小商人。這些中小商人的資本很小，主要經營一些生活用品、手工業產品和土特產品。他們既受國民黨反動派苛捐雜稅的壓榨，又受大地主豪紳、大資本家的盤剝，經濟命脈基本上受當地的「土霸王」黃禮瑞的控制。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指示在草林發動群眾的羅榮桓，耐心做好群眾工作，嚴肅部隊紀律，做到秋毫無犯，區別不同對象，保護大多數中小商人，鎮壓黃禮瑞、郭朝宗等大資本家。羅榮桓、曾士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查封了黃禮瑞、郭朝宗在草林的各種商號、當鋪、煙館、妓院，繳獲了大量物資。事後，毛澤東親自趕到草林，召集群眾大會，將工農革命軍的保護中小商人的政策向群眾作了宣講。他在會上說：「我們工農革命軍的宗旨是為天下勞苦大眾謀幸福的。據我們了解，你們草林圩有114家店鋪，大資本家只有16家，中等資本的只有11家，小資本的84家。資本大的都是黃禮瑞、郭朝宗、劉漢青、胡海清幾個人開設的，他們既是大土豪，又是大奸商，他們才是我們打擊的對象。至於中小商人，我們的政策是保護的，一粒鹽、一寸布也不動，不罰款、不抽稅，允許自由貿易，保障合法經營，請商家放心。」遂川縣黨史辦採訪資料。到會的群眾和中小商人聽后，十分欣慰。工農革命軍因此得到了廣大中小商人和群眾的擁護。

事情果然不出毛澤東、朱德所料：敵二十七營營長周宗昌誤以為兩個女偵探的情報為真，於10月1日糾集寧岡挨戶團數百人從新城傾巢而出。周宗昌營是周渾元旅的「尖子營」，作戰能力很強，從未在紅軍面前失過手，一向很驕橫。出發時，周宗昌命令所屬每人帶上10刀草紙，1瓶煤油，把茅坪燒光！然而，周宗昌哪裡知道，紅軍主力已悄然回歸，此刻已在坳頭壠張開了「布袋」，專等他們進「袋」呢！

整訓工作在嚴格的要求下進行。為使部隊的軍事素質得以提高，訓練時參照蘇聯紅軍的戰法，利用地形地物練兵。主要練習隱蔽，練習跑步時背著槍，有時還背上石頭，爬山、搶山頭，訓練速度。由於彈藥緊張，實戰演習在工事里進行，找准目標再射擊。

參加「六大」的代表所提出的17項提案，如：健全軍事政治學校，優待敵軍俘虜，禁止盲目焚殺，保護中小商人利益，健全士兵委員會，派員和湘鄂贛紅五軍聯絡，整飭軍紀黨紀，屯積糧食於後方等，這些提案對紅軍和根據地的建設，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邊界「八月失敗」時，土籍豪紳帶領反動軍隊回寧岡，宣傳客籍將殺土籍。一時，土籍農民大部「反水」，掛起白帶子，帶領白軍燒屋搜山，壓迫客籍人。後來紅軍打敗白軍，土籍農民跟著反動派逃走，客籍農民又去沒收土籍農民的財物。經毛澤東布置紅軍大力宣傳「不殺反水農民」、「反水農民回來一樣得田地」之後，才使他們安心回家。

楊開明則認為：「特委的事總是書記一個人處理，個人專政，書記獨裁，成為邊界的通弊。首先澤東為特委書記時，特委就在澤東一個人荷包里，後來開明代理書記，特委又是開明一個人的獨腳戲。有些事不知道到前委解決呢？還是到特委解決呢？甚至有什麼事前委就推特委辦，特委就推前委辦，兩下你推我讓，甚至兩下都不管了。」

經過土地革命，廣大農民砸爛了幾千年來的封建枷鎖，擺脫了被統治的地位，成了社會的主人，大大地激發了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農民得到了真正的翻身解放。

在四周白色政權之間，軍事根據地的存在具有很重要的意義。毛澤東曾根據邊界一年的鬥爭實踐和經驗總結道：「在四周白色政權中間的赤色割據，山險的軍事根據地是不可少的。因為四周都是敵人，防禦要向四面防禦，非籍自然的山險以補助人力偶然的不足（如敵人最大最危急時），欲求在資產階級政權穩定的時候，赤色割據之長期存在，是很困難的。」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1928年9月紅四軍回師井岡山根據地后，連續三戰三捷，重開了邊界的武裝割據局面。此時，國民黨內部取得暫時相安，各派軍閥混戰尚未爆發，江西反動軍隊屢戰屢敗，不敢貿然進犯，邊界出現了平和景象。

對此，杜修經曾說：「現有邊界特委工作日益擴大，實際上一切工作與指導，都集中在澤東同志身上，而澤東同志又負軍代表責，個人的精力有限，怎理得許多？實際上也就有很多的地方顧及不到了。」

朱德一聲令下，戰鬥打響了。二十八團發起猛攻，三十一團迂迴敵後。敵招架不住，倉皇退向城南，竄上新七溪嶺，並在山口架起機槍，向紅軍掃射。紅軍幾次衝鋒，都被敵人打回。為儘快消滅該敵，朱德命二十八團一營繞道翻九_九_藏_書上新七溪嶺，從背後出擊敵人。敵見腹背受敵，霎時慌了陣腳，一部分舉手投降，一部分奪路向永新方向逃竄。

在酃縣，曾在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求學的女學生凌翠貞，接受進步思想，加入了共產黨，於1926年受中共湘南特委派遣，回家鄉從事婦女運動。在中共酃縣特別支部的領導下，1927年1月成立了酃縣婦女協會，凌翠貞任會長。她們在各地組織宣傳隊，倡導男女平等、男女平權，實行放足、剪髻，禁止虐待女孩和抱養童養媳。在凌翠貞等領導下，短短半年時間，全縣有24個區、48個鄉相繼成立了婦協組織。廣大婦女的革命熱情如火山一樣噴發，向著封建勢力和舊觀念發起了衝擊。她們創辦了酃縣職業學院，實行男女兼收，打破了「男女同校不成體統」的禁錮。酃縣農民自衛軍成立時，凌翠貞又領導組織一批婦女成立婦女小隊，積极參加打土豪除官紳的鬥爭。

約9時許，周宗昌營肆無忌憚地進入了坳頭壠。

1928年1月4日工農革命軍打下遂川后，為使新建立的紅色政權有章可循，毛澤東指示中共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起草了一個代表紅色政權權力的「工農兵政府」的施政綱領。據陳正人回憶說：「在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的時候，他要我們起草了一個工農兵政府的政綱，有30多條。請主席（毛澤東）審閱時，主席都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群眾語言作了修改。如『不虐待兒童』改為『不準大人打小孩』，又如『廢除買賣婚姻』改為『討老婆不要錢』。這樣群眾就容易懂了。」陳正人：《毛澤東同志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

邊界紅色政權在建立過程中，因為鬥爭的複雜，致使一些小地主、富農和投機分子乘機混入黨內，並用騙術鑽入了政府委員會，這給紅色政權造成嚴重危害。毛澤東敏銳地察覺到這一問題，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初期的政府委員會中，特別是鄉政府一級，小地主富農及知識分子爭著要干，他們掛起紅帶子，裝得很熱心，用騙術鑽入了政府委員會，把持一切，貧農委員只作配角。只有在鬥爭中破壞了他們的假面，貧農階級起來之後，方能切實的去掉他們。」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3.社會各階層的變化。

井岡山時期，各級紅色政權稱蘇維埃政府（始稱工農政府），井岡山老表稱「埃政府」。

為了挽救「八月失敗」的影響，鞏固土地革命的成果，邊界各級政府領導人深感土地革命的勝利果實來之不易，必須用戰鬥來保衛。於是，從邊界黨的「二大」后，各級政府開展了大量的工作：

三是成立邊界防務委員會。

1929年1月，湘贛兩省敵軍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三次「會剿」，守山紅軍和邊界各縣地方武裝分別憑藉著這兩個軍事根據地，與敵人展開了殊死的鏖戰。兩個軍事根據地成為湘贛邊界黨和紅軍以及地方武裝的重要活動基地。

坳頭壠，坐落在新城通向茅坪必經之道的一個狹長山衝上，密林峽谷，山峰對峙，進口小，中間大，極似一個張開的口袋。

五是尊崇宗法禮教。湘贛邊界各縣，「社會組織，大多是聚族而居。因為一般的落後，國民革命時代的民權革命在工農群眾中影響很少，所以革命的元素在鄉村城市中要少於封建勢力（指紅軍走以前）。可以說封建宗法的勢力，要較革命勢力雄厚」。當年邊界特委書記楊開明的這番話是有根據的。邊界各縣境內各姓均擁有宗祠，大姓還有總祠、房祠，有錢人有家祠。凡宗祠均有田產，有的還有山林、池塘，具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族有族規、族長。族長一般由富有的鄉紳充當，執掌族規，主管族產，處理族內外的紛爭等，擁有極高的權利。這些族長或酋事，往往與地主豪紳勾結一氣，把手中的權利變為鎮壓貧苦農民的武器，稍有不是，輕者責杖，重者沉潭。

1928年2月21日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后，婦女解放協會改稱為婦女委員會，重新選舉了龍佩雲、劉爰秀、陳春英、謝寶蓮、尹順安、劉懿等為委員，龍佩雲任主任。隨後，各區、鄉都成立了婦女委員會。因為寧岡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中心，婦委會組織了宣傳隊、洗衣隊、擔架隊等，積極為紅軍送茶飯、洗衣服、做軍鞋、削竹釘、搞運輸、看護傷病員、探聽敵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湧現了許多英雄人物。茅坪鄉婦女主任聶槐，在1929年初第三次反「會剿」失敗后，經常為堅持在深山老林的紅軍送米送鹽，由於一些方法不斷重複使用，被敵人識破，不少交通員被捕。聶槐在又一次接到組織命令后，苦思冥想，終於想出了一個巧計：即把鹽溶於水，將棉衣把水吸干，然後烤乾穿在身上。她用這個方法多次成功地完成了任務。由於她時常外出，引起敵人注意，被國民黨反動派抓捕。聶槐面對酷刑，堅貞不屈，最後壯烈犧牲，年僅21歲。她的英雄壯舉，成為電影《閃閃的紅星》潘冬子的原型。

婦女的解放，為中國革命鍛造了一支雄厚的有生力量。在井岡山鬥爭中，活躍著賀子珍、伍若蘭、彭儒、吳仲蓮、康克清、曾志、段子英等一大批知名巾幗英雄。她們，有的一路征戰，直至新中國成立，仍披肝瀝膽，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有的為了崇高的事業，貢獻了年輕的生命；有的甚至連姓名也沒有留下。

陳毅所部在萬安羅塘等地工作數日撤出后，萬安有80多個革命農民，在劉光萬率領下，跟隨陳毅部隊上了井岡山。

土客籍問題，是井岡山鬥爭時期一個特殊而尖銳的問題，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惡習。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遷移來的客籍人之間有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鬥爭。這種客籍人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至鄂南，約有幾百萬人。客籍人佔領山地，為佔領平地的土籍人所壓迫，素無政治經濟權利。大革命失敗后，客籍被土籍壓迫如故。在湘贛邊紅色|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最為嚴重。「這種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講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內部來，尤其不應引到共產黨內部來。然而在事實上，因為多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界限依然存在。」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敵人血洗茅坪的消息，引起了毛澤東、朱德的重視。茅坪，是紅軍的大本營，根據地黨政軍領導機關所在地，豈能讓敵人為所欲為！毛澤東、朱德聽了報告后，商定認為：敵人氣勢洶洶，正好智取。於是，交代謝貴山回去把兩個女探子放了，造成紅軍大隊未歸的跡象，誘敵深入，待我集中兵力，一舉殲滅之。

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內，有兩個「軍事根據地」：「第一個根據地是井岡山，介在寧岡、酃縣、遂川、永新四縣之交。北麓是寧岡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黃坳，兩地相距九十里。東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縣的水口，兩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從拿山起經過龍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隴（以上寧岡）、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縣）、營盤圩、戴家埠、大汾、堆子前、黃坳、五斗江、車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計五百五十里。第二個根據地是寧岡、永新、蓮花、茶陵四縣交界的九隴山，重要不及井岡山，為四縣地方武裝的最後根據地，也築了工事。」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

這個綱領，以前從未見到，近年從湖南安化縣發現的國民黨十六軍政治部1928年截獲的湘贛邊界檔案材料中，保存有《遂川縣工農縣政府臨時綱領》的翻印件，目前見到的文本共24條。

被清洗的黨員，不通知他本人開會，宣布他們的問題，支部會上除名，被除名的黨員當時本人不知道。沒洗刷的，重新填表登記，逐級上報。當時整個邊界被清洗的黨員計有4000人左右。

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中，上述陳腐落後的封建陋習受到很大的衝擊。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各縣普遍建立了農民協會、工人協會、婦女協會、青年學生會等群眾組織，滌盪各種封建社會陋習。農民協會首先對賭博、吸鴉片開刀。各地農協積極取締賭博，對賭徒進行教育，對賭棍罰款、游鄉，沒收煙具，燒毀鴉片，強制戒毒。一時，賭博和吸鴉片的現象銷聲匿跡。與此同時，宗法禮教、迷信活動、買賣婚姻，也同樣受到批判和打擊。在寧岡，袁文才領導農民自衛軍一股腦兒將茅坪象山庵、白雲寺里的菩薩打掉，神像燒掉。在永新，賀子珍、賀怡帶領秀水小學的學生，也把城隍廟的菩薩打了。酃縣、茶陵、遂川、蓮花縣的共產黨人，也領導農民協會向宗法禮教、迷信場所開刀。在大革命狂風暴雨之中，邊界各縣婦女得到解放。她們紛紛放小腳、剪髻子，爭民主，爭自由，走出家門，上街宣傳，參与打土豪，燒地契的運動。大革命失敗后，各地的革命形勢一落千丈，邊界各縣政權重又落到國民黨右派手中；於是，被蕩滌一清的民間陋習重又沉渣泛起。

為了幫助地方「洗黨」，紅四軍軍委從部隊抽調了陳東日等一些紅軍幹部深入基層，協助工作。

首先是賭博。賭博，是千百年來遺留下來的企圖不勞而獲的不良行為，是懶惰的最高形式。按理，在戰爭年代，到處餓殍遍野，廣大農民家境破落，該是循規蹈矩了。可是，恰恰相反，邊界各縣賭博之風一直盛行不衰。其中，有富人之間的比勢賭，有窮苦百姓的「尋財」賭，有流氓無產者與有錢人的「鬥智」賭，有兵痞與地痞的「玩命」賭等等，不一而足。

此時，依照中央來信，再次重新組織前委，使根據地內有了統一的黨的領導機構，並且前委統轄特委和軍委，這對加強邊界黨和紅軍的集中領導，協調軍隊與地方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萬安，因遠離井岡山根據地，白色勢力較大，「自一月間曾與當時的前委在遂川城開過一次聯席會之後，大半年被白色勢力間阻」，直至這次紅軍游擊部隊來到萬安，才與紅軍再度發生聯繫。處於白色勢力統治下的萬安，在張世熙、曾天宇（后犧牲）、劉光萬等領導下，革命鬥爭活動一直沒有終止。至1928年9月時，仍有著黨的9個區委，只是在萬安暴動后因敵人力量過於強大，失去了部分槍支。陳毅率紅軍一營游擊到萬安時，萬安城內及其他地方的革命力量紛紛響應，表現出極高的鬥爭熱情。

最欣慰的是，激戰中擊斃了叛徒袁崇全，紅軍將士為王爾琢報了仇。

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領導同志，十分重視黨團訓練班的工作，經常抽空到訓練班去察看，並親自給黨團訓練班的學員講課。

坳頭壠一戰後，紅軍又威名大振。

（3）「要以群眾為主力，紅軍為助力，發動四周的群眾的暴動」；

對此，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記載說：「對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我們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較地執行得好的……在遂川特別收到了好的效果。縣城和市鎮上的商人不畏避我們了，頗有說紅軍的好話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為市，三天一次），到圩兩萬人，為從來所未有。這件事，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了。豪紳對人民的稅捐很重，遂川靖衛團在黃坳至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稅，無論什麼農產都不能免。我們打掉靖衛團，取消了這些稅，獲得了農民和中小商人全體的擁護。」為了使對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深入人心，1929年紅四軍黨部還專門發布了《告商人及知識分子》文告，明確提出了「保護中小商人」的口號。同時，在《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里寫道「小資產者，稅捐極重……城市商人，積銖累寸，只要服從，余皆不論。」正是有了這樣的好政策，共產黨和紅軍才得到了小資產階級的衷心擁護。根據地廣大中小商人積極參市納稅，籌款籌糧，溝通赤白貿易，活躍集市經濟，成為維護紅色政權的重要力量。

在永新，婦女解放運動更為出色。在大革命的浪潮中，永新女界就湧現出兩個著名女英雄——賀子珍、賀怡姐妹倆。在永新「6·10」反革命政變后，已是吉安婦委主任的賀子珍，雖尚年輕，但沉著穩健，積極會同已撤至吉安的劉真等人會商后，偕尹鋒等奔赴寧岡，聯絡袁文才、王佐及安福、蓮花農民自衛軍，合攻永新，於7月18日攻克永新，救出了被關押的賀敏學、胡波等80餘名革命幹部與群眾，爾後毅然隨兄長賀敏學一起上了井岡山，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一個女共產黨員、女紅軍戰士，隨後分配在前委機關工作，成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

《井岡山土地法》，是毛澤東和邊界黨根據共產國際和黨中央指示精神，領導根據地人民進行一年多土地鬥爭經驗的創造性總結。但是，由於無章可循，沒有任何經驗，這個土地法仍存在幾個明顯的「原則錯誤」：一是「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的土地；二是規定土地沒收后「歸蘇維埃政府所有」，而不是歸農民所有；三是「一切土地，經蘇維埃政府沒收並分配后，禁止買賣」。這些規定，是與當時中國還處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民主革命性質不相適應的，也是與中國農民根深蒂固的土地私有觀念的國情不相適應的。不過，對於這些「原則錯誤」，毛澤東在後來的革命實踐中不斷地進行了糾正。如1929年4月制定的《興國土地法》就去掉了「沒收一切土地」的規定，只規定「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到1930年春，毛澤東就確立了土地分配給農民私有，並允許買賣的政策。1941年延安出版《農村調查》時，毛澤東還為《井岡山土地法》寫了按語，指出：「此土地法是1928年冬天在井岡山（湘贛邊界）制定的。這是1927年冬天至1928年冬天一整年內土地鬥爭經驗的總結，在這以前，是沒有任何經驗的。這個土地法有幾個錯誤：（一）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權屬政府而不是屬農民，農民只有使用權；（三）禁止土地買賣。這些都是原則錯誤，後來都改正了。」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上卷，第260頁註釋。

上述邊界紅色政權的基本經驗，是邊界軍民以鮮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中關於新民主主義政權建設學說的早期思想；它閃爍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光輝，為我黨和中國革命的政權建設開拓了先河，積累了經驗。

解放了的寧岡勞動婦女，學習努力，生產積極，鬥爭勇敢。新城土豪龍泮生惡毒攻擊婦女解放協會，婦女協會得知后，大家一合計，把龍泮生抓住戴高帽子遊街，大滅了地主豪紳的威風。有一次，寧岡縣人民委員會想打新城謝瑞庭的土豪，考慮到他家牆高院深，稍有動靜，他都有可能及時轉移貴重物品。婦女解放協會委員謝寶蓮主動請纓，利用侄女的身份賺開大門，袁文才率農民自衛軍一擁而入，把謝瑞庭的金銀細軟全部繳獲，隨後又將其倉庫中的穀物、茶油、臘肉全部挑走，分給當地貧苦百姓和充作農民自衛軍軍需。

9月12日，紅軍部隊運動到遂川堆子前。朱德向紅二十八團、三十一團三營及趕來參戰的遂川縣赤衛大隊部署了戰鬥分工：二十八團和遂川縣赤衛大隊一分隊打前鋒，直接進城，突破敵人伏擊圈，然後殺個「回馬槍」；三十一團三營和赤衛大隊二分隊作為後續部隊，晚兩小時出發，出其不意，攻敵之後，形成南北夾擊之勢；炊事後勤人員帶上全部行裝工具，緊隨二十八團，迷惑敵人。

但是，6月以後，特委的負責人幾經變遷，對邊界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響。6月底，湖南省委派杜修經、楊開明來到邊界，要求朱毛率領紅四軍向湘南發展，由楊開明代理毛澤東的特委書記一職。8月中旬，特委在永新九陂村召開緊急會議，選舉楊開明為書記。8月末，楊開明病，由副書記譚震林代理書記。10月初，紅四軍回邊界后又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楊開明仍當選書記。因楊開明「大病，幾瀕於死，不能工作」，復由譚震林代理書記。11月楊開明病情仍無好轉，常委又改組一次，以譚震林為書記。12月，「因譚震林在特委工作不相宜，調動前委工作」，常委又改組一次，以鄧乾元為書記。這樣，特委自5月成立以來，半年間時間內，變動了五六次，換了幾任書記。

這裏，以寧岡大隴區委為例，略述「洗黨」情況。

開始，這個問題並未引起毛澤東的注意。因為從三灣改編到茅坪安家期間，寧岡的土籍革命派龍超清、劉輝霄與客籍革命派袁文才、劉克猶等，配合很默契，他們之間還曾共同控制寧岡達一年之久。可後來，隨著鬥爭的深入，這個矛盾便漸漸顯露出來了。

由於「黨組織擴大，完全只注意數量的發展，沒有注意質量上的加強。黨與階級沒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辦法。這樣將使黨的組織破盡，其結果必變成不能鬥爭的黨」。白色恐怖一到，投機分子紛紛反水，帶領反動派捉拿同志，白區黨的組織大半塌台。為此，毛澤東和邊界特委決定：「九月以後，厲行洗黨。」

3.改組邊界特委。

在寧岡，出身官家富紳的女青年楊傑、劉懿、龍佩雲，高舉反封建的大旗，組成宣傳隊，深入城鄉，向廣大婦女進行宣傳，號召婦女放腳、剪髻，提倡男女平等，爭取人身自由。在她們的帶領下，廣大婦女奮勇而起，紛紛上街遊行、唱歌、演說，學知識、學文化。在共產黨人龍超清等的支持下，寧岡辦起了婦女工讀學校，楊傑兼任學校校長。她們既學文化又做工，從吉安引進幾台編織機，學編毛巾、襪子。1927年1月，龍超清、劉輝霄、袁文才等領導推翻了寧岡縣衙、成立了寧岡縣人民委員會後，寧岡縣婦女代表大會召開，成立了寧岡縣婦女解放協會，選舉楊傑為主任。

由於土地高度集中，農民普遍缺地少田，為此，不得不向地主租種。而地主則憑藉土地資本，向農民巧取豪奪。在邊界，地主剝削農民的手法基本有三：一是收「活租。」即「禾熟時地主與農民同往禾田，農民把穀子打下和地主對分，雙方各半，地主部分要農民送到他家裡。」有些地方還往往高出50%，有60%、70%、甚至80%的。二是收「死租」。佃農每年按契約規定向田東繳納一定數量的租谷，不分豐年歉年，照收不誤。這種定額「死租」，所索取的數量也往往在50%以上。三是名目繁多的「附加租」。美其名曰：吃新禮、過年禮等；甚至地主家有紅白喜事，佃農都要前去幫忙，送禮打點，以祈求土地的延期租種。

湘贛邊界各縣地處偏隅，「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一切落後，封建宗法思想充滿鄉村，農民做夢也想不到機器工業是一個什麼樣兒，是一回什麼事，帝國主義到底是一回什麼事。」正是由於落後、封閉的原因，邊界各縣民間陋習名目繁多，有些顯得愚昧、醜惡。其社會陋習主要有read.99csw.com：

對防務委員會的工作，茨坪的革命老人羅冬祥曾有這樣一段敘述：「1928年七八月間（應為農曆——引者注），在房東李正龍的家裡成立了防務委員會，在這以前叫防務處。防務委員會的主任是鄧允庭（應為王佐——引者注）。在防務委員會裡有四五個副官專門管理東西，記得有一個叫楊副官。防務委員會經常調動三十二團二營和湘贛邊陲特別區工農兵政府發通知，有什麼任務就通過特別區政府分配給下面的10個鄉。紅軍打仗，通過防務委員會動員群眾助戰；群眾打土豪、分田地，也通過防務委員會調遣紅軍支援。它是管理軍民政治、經濟的一個機關，在防務委員會裡經常召開軍民聯席會議。除開會外，還登記、保存打土豪沒收來的油鹽、糧食、布匹、藥材等各種物質。1928年5月，打開永新城，一次挑來400多擔東西；打遂川時，光布匹就挑來300多擔。這些物質，都是通過防務委員會直接分配到紅軍各部和革命群眾。」

由於「八月失敗」造成的嚴重後果，小井紅軍醫院的營建直至紅軍回師井岡山三戰三捷后才進行。鑒於當時的經費不足，在紅四軍中還進行了募捐。對此，肖明回憶說：「小井紅軍醫院是1928年9月26日部隊回到井岡山以後發動募捐興建的。大家願意捐多少就捐獻多少，有捐3角、2角的，有捐獻1元的……一共捐獻大洋1000元。當然，光靠1000元大洋來修建一個醫院是不夠的，解決的辦法就是就地取材，自己上山砍杉樹做棟樑、鋸木板，用杉皮當瓦。小井醫院的房子是木頭結構的，當時的樓板是很粗糙的，屋頂也是杉皮蓋的，沒有倒板，從杉皮的縫隙間能看到天。1928年冬天已經很冷了，醫院的房子也建得差不多了，有二三十個輕傷員捲起自己的東西搬了進去，上面放上幾塊板子和稻草就成了鋪。以後大部分的傷病員都搬進去了，重傷員住樓下，輕傷員住樓上。」

毛澤東、朱德、陳毅決定教訓一下這個劉士毅，一來為井岡父老鄉親獻上一份「回歸禮」，二來王爾琢血洗冤讎。根據劉士毅部退出縣城，駐守城郊，派出小股部隊與我糾纏，意欲把紅軍誘入圈套的情況，毛澤東、朱德、陳毅等商定：來個「將計就計」。

湘贛邊界特委是邊界各縣地方黨組織系統的最高領導機關，最初是1928年5月23日在寧岡茅坪成立的。毛澤東是中共湘贛邊特委的創始人和決策者。

邊界防務委員會，「開始叫防務處，後來才改稱防務委員會」。防務委員會的職責是：「負責籌備修工事的材料，負責後方糧食的保管，以及負責傷兵、醫院的管理。」陳正人：《毛澤東同志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防務委員會設立在茨坪農民李正龍家裡。

在茶陵，婦女們也積極走出家門，投身革命。她們在共產黨員譚道瑛（出身於士大夫家庭，曾求學于長沙稻田女子師範學校）的領導下，於1926年7月組織成立了茶陵縣女界聯合會，倡導婦女剪髮、放腳，摒棄陋規惡習，積极參加打土豪活動；開創女性上學新風，辦起了茶陵縣女子學校，后正式稱作「湖南私立雲陽職業學校」，開設語文、織工等課程，並接受共產黨員兼課傳授馬克思主義思想。「馬日事變」后，學校被迫解散。革命轉入低潮，茶陵婦女界的鬥爭仍未停止。1927年11月工農革命軍攻克茶陵，成立茶陵縣工農兵政府後，婦女革命鬥爭再度掀起。年底，茶陵縣游擊隊上了井岡山，其中茶陵縣工農兵政府婦女部的陳叔同等幾位女性一同上山，陳叔同還分配到設在茅坪的前委擔任工作人員。留在茶陵堅持鬥爭的譚道瑛，不幸因壞人告密被捕，1929年春被敵殺害於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

張威，雲南人，出身於貧苦家庭。投身北伐軍后，因作戰勇敢，提為連長。大革命失敗后，他所屬的朱耀華十八師調來江西樟樹一帶防守共產黨，后又調至袁州（宜春）「剿共」。國民黨軍內與地方的腐敗，人民生活的貧困，使他感到前途黯然，情緒低落。於是，他終日出入賭場，未料竟將軍餉輸掉。

5.克服土客籍矛盾對黨的組織的影響。

「毛委員非常關心紅軍傷病員。每打一次仗都會繳獲一些戰利品，有罐頭，鞋子、衣服之類。毛委員把其中最好的東西派人送到紅軍醫院，供紅軍傷病員使用。打土豪獲到的東西，毛委員也會派人送到醫院。毛委員還經常到醫院看望傷病員，向傷病員問長問短。」

1928年，是個好年景。土地分配后，解放了生產力，極大地激發了邊界廣大農民群眾的生產熱情。他們忘我地精耕細作，細心侍弄著由自己做主的田地。是年秋，邊界各縣獲得空前的大豐收。農業的大幅度增產，為武裝割據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但考慮到各地情形不同，貧富不一，邊界政權機關實行了因地而異的政策。在徵收公糧、交納土地稅方面，寧岡人民表現了極高的熱情，貢獻最大。對此，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一文記載道：「土地稅：寧岡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辦法多收半成，已在徵收中，不好變更，明年再減。此外，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在割據區域內，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至於紅軍給養，米暫可從寧岡土地稅取得，錢亦完全靠打土豪。」

因此，整頓政權組織，純潔內部，成為當時的一項重要工作。為開展這項工作，採取了兩項措施：一是發動群眾，在鬥爭中識別階級異己分子和投機分子。如當時寧岡新城區政府中，劉澤賢、尹日汗、吳美如等是土豪子弟，為了保家，他們鑽進革命隊伍里，後來都被群眾識別出來，驅逐出政府。二是對被小地主、富農和投機分子把持的蘇維埃政權，進行「重新改組，限蘇維埃的代表和委員之成分與質量，選出代表，重新組織蘇維埃」。經過上述措施，邊界政權組織得到整頓，政權內部開始純潔，邊界的紅色政權得以健康發展。

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過程中，以毛澤東為領導的前委、特委，領導邊界各縣黨組織，再一次對封建陋習進行了一場革命。在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中，沒收了宗祠的山林田產，清算了族長們的劣跡，廢除了買賣婚姻，實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提倡婚嫁簡樸、節約。禁止賭博，打擊有劣跡的賭徒、賭棍。對吸鴉片者，縣、區、鄉蘇維埃政府規定：凡吸鴉片者，自動到蘇維埃政府報告，限期戒絕；否則拘留，強制戒毒，階級異己者則加以重罰；並發動少先隊、兒童團暗中訪查，發現后沒收賭具、煙具，予以罰款。這些舉措，在《寧岡縣第三區第八鄉蘇維埃布告》依然可見：「本府現已成立，從今奪取政權。肅清反動革命，隱藏罪亦牽連。打倒封建勢力，嚴禁賭博洋煙。」在遂川縣工農兵政府《臨時政綱》中也可以看到類似內容。

四是組織紅軍挑糧上山。

儘管存在著上述「原則錯誤」，《井岡山土地法》仍不失為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的第一部比較完備、比較成熟的土地法。它不僅直接指導了湘贛邊界的土地鬥爭，也為黨和毛澤東土地革命路線和政策的形成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為後來中國革命中我黨領導的偉大土地鬥爭提供了寶貴經驗。

湘贛邊界的黨、團組織自1927年10月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來到后，幾經努力，均已恢復。廣大黨團員在一年的鬥爭中，也得到廣泛鍛煉，思想覺悟有了很大提高。「但因為邊界是個農村經濟的環境，加之黨的歷史很短，獨立鬥爭很少（因為有紅軍可靠），故機會主義的遺毒、農民黨的傾向，在邊界各級黨部中表現出特別可怕的色彩。」

1927年底，寧岡縣農協下通牒，要捉拿寧岡8個土豪，其中土籍有6個，客籍只有2個。有些跟土豪有某種裙帶關係的土籍群眾就說，打土豪土籍吃了虧。後來，在人事權力問題上，土客兩籍出現了相互傾軋的現象。1928年2月間，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成立，毛澤東推舉活捉敵縣長張開陽的土籍農民、暴動隊長文根宗出任縣工農兵政府主席。未料，客籍革命派對土籍人文根宗當縣長有意見。文根宗出任不到3個月，客籍革命派便提出要「輪流坐莊」，每屆任期3個月，最多不能超過兩屆任期。由於客籍革命派擁兵自重，是年5月，縣工農兵政府主席即改由客籍的甘金煌擔任。然而，甘金煌只擔任一個多月，由土籍革命派掌權的縣委又以甘金煌「文化低，能力差」為由，把甘給撤換了。

4.加強黨的思想建設。

（2）怎樣深入？就是要「徹底地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由鄉蘇維埃重新分配」；

紅四軍黨的「六大」，總結了紅軍半年多艱苦創業的鬥爭經驗，明確了今後的任務，產生了新的領導機構，對紅四軍黨的建設以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928年的秋天，根據地獲得了農業大豐收。「寧岡縣的糧食比哪一年都好，大增產，為感謝紅軍，寧岡人民都踴交公糧，支援革命。」轉引自《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許毅主編）採訪資料。這年的土地稅，「寧岡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辦法多收半成」，寧岡廣大農民毫無怨言。寧岡縣東沅鄉麻上村的農民邱祖法，紅軍上山前，祖宗三代都靠租種地主的田，一還租就所剩無幾了，吃了上餐愁下餐。土地革命后，分到了10多畝土，秋收穫得穀子3500多斤，他完上土地稅後，又多交了1000斤，超過規定的42%！從邱祖德的身上，可以看出農民翻身解放后對革命的忠貞和對共產黨的熱愛。

紅四軍主力從9月回師井岡后，三個月內，採取飄忽不定、避實就虛的游擊戰術，三戰三捷，取得了遂川、坳頭壠和新城—龍源口戰鬥的勝利，迫使敵人轉入守勢，恢復和鞏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從寧岡上山，到茨坪、大小五井，往返近百里，儘是羊腸小道，山高路陡，崎嶇不平，還要登上海拔1300餘米高的黃洋界哨口。「這時候，山上很缺糧食，這是十分嚴重的問題。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樣多部隊和群眾，沒有糧食怎樣過日子，一定要想辦法克服這個困難。前委決定動員部隊到山下運糧上山，供給傷病員和留守在山上的老弱人員。這一指示下達后，同志們立即響應，軍首長和各級幹部親自帶頭挑谷上坳。」「要守住井岡山，粉碎敵人的圍攻，除了構築工事、練兵以外，還有一宗大事，就是儲備糧食。可是井岡山上產糧很少，供給山上的群眾還不夠，部隊吃糧、存糧，都得自己下山去挑。因此，在井岡山的那些日子，『挑谷上坳』便成了我們的一項經常性的工作。從井岡山到寧岡茅坪，上下足有五六十里路。山高路陡，確實難走。每到挑糧那天，我們天一亮就出發，趕到挑糧的地方，有的用籮筐擔，有的用口袋背，裝的東西不夠，有的同志索性就脫下條褲子，把褲腿紮緊，滿滿地裝上兩褲腿，往肩上一搭。這樣挑的挑，背的背，翻山過坳，直到天黑才回到山上。」

毛澤東、朱德、陳毅等軍中領導都親自參加挑糧上山運動。他們的行動，對挑糧運動鼓舞很大。「毛委員背糧上山」，一時傳為美談。楊至誠在《艱苦的歲月》中記敘說：「從山腳挑糧食到山上的五井，大約有30多里的山路，一天挑兩次。同志們不辭辛勞，累得汗流浹背。我和粟裕等同志挑著糧食到了半山上，放下擔子休息，不一會，就看見我們的營長胡少海，肩扛著整麻袋糧食，從山坡下走上來，他精神勃勃，看不出疲勞的表示。接著，來到半山上的人越來越多了，有的同志在唱歌，有的同志互相攀手勁，也有的同志把汗濕的衣服脫下來晾一晾。他們的背上有的磨起了紅塊，大泡小泡，而他們毫不在乎地說：『不要緊，起點泡算什麼？我們在槍林彈雨中都不怕，還怕這點泡泡！』這是多麼英勇頑強的氣概啊！」

經過湘贛邊界及各縣工農兵政府的努力工作，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所屬各縣的社會風氣均出現了嶄新的變化。封建宗法制度被摧毀了，工農群眾的政治地位根本改變了，賭博、抽鴉片銷聲匿跡了，迷信之風大為減少了，廣大婦女解放了，婚姻自由了，男女平等了，婦女越來越多地走出房門、離開灶台、參加革命鬥爭了。邊界各縣湧現出許許多多公而忘私、捨生取義的英雄人物，如：謝甲開、劉仁堪、劉寅生、吳月娥、聶槐、曾寶華、范家駒等等，不勝枚舉。湘贛邊界各縣社會陋習的改變，有力地推動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革命事業的發展。

紅軍佔領遂川城后，再次進行了短距離的分兵，開展群眾鬥爭、土地革命、籌措給養等工作，繳獲金銀藥材甚多。

在上述艱苦、複雜的工作中，毛澤東逐漸形成和得出了一個重要思想，即：「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

邊界黨的「二大」以後，前委領導邊界軍民掀起了建設鞏固的軍事根據地的高潮。首先，對井岡山軍事根據地的五大哨口（黃洋界、雙馬石、八面山、砂沖、桐木嶺）進行了工事加固；其次，儲備了充足的糧食；再次，建設了小井紅軍醫院。經過廣大軍民的努力，井岡山軍事根據地顯得更加鞏固。

「洗黨」的重點，在寧岡、永新兩縣。這兩縣是井岡山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因此，「永新、寧岡兩縣的黨組織全部解散，重新登記」。

然而，「我軍經崇義、上猶、遂川，到井岡山之際，贛西獨立第七師劉士毅部欺我敗殘，以五營追我至遂川」。

這種認識的取得，經歷了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井岡山鬥爭時期，革命根據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往往這塊地方今天被我軍佔領，明天又被敵人佔去，後天我軍又奪回。這樣拉鋸式的你占我奪，我奪你爭，呈波浪式地發展。一場「八月失敗」，使根據地各縣縣城和平原之地盡失敵手，而軍事根據地卻依仗著山險始終在我紅軍手中。這一深刻教訓，終使邊界軍民充分認識到建立鞏固的軍事根據地的極端重要性。因此，1928年10月4日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出了建設軍事根據地的決議，並提出了建設軍事根據地的措施：第一，修築完備的工事；第二，儲備充足的糧食；第三，建設較好的醫院。

月底，部隊正欲下山，突然，茅坪鄉政府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主席謝貴山受袁文才指派，前來報告說：他們抓到新城駐敵周渾元旅二十七營營長周宗昌派來的兩個女探子。據女探子交待，駐新城的周宗昌營，欲乘紅軍主力未歸之際，血洗茅坪。為謹慎計，先派她們前來茅坪察看有沒有馬糞，下了門板沒有，弄清紅軍主力是否返回寧岡。

對於邊界黨的建設，毛澤東曾作了多番的努力。如派毛澤覃去寧岡喬林鄉抓建黨試點，自己親自到永新秋溪鄉開展建黨工作等。在這些試點工作中，都對農村黨員作了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共產主義等方面的知識教育，培育基層黨員的共產主義觀念。爾後，特委又舉辦了各式的訓練班，分期分批對訓練班的黨團員進行思想教育。

三、擁軍擁政，支援革命戰爭。1927年11月，工農革命軍打下茶陵后，開始沒有很好發動群眾，忽視了工人的作用。後來根據毛澤東指示，廣泛發動廣大工人農民起來參加革命鬥爭，恢復了茶陵縣工會和各個分工會，並推舉印刷工人譚震林當工會主席和縣工農兵政府主席。縣政府派出工作隊，深入鄉村，幫助各地恢復農民協會，成立了工人糾察隊。工人糾察隊平時配合農民赤衛隊站崗放哨，戰時，則支援工農革命軍作戰。1927年12月中旬茶陵豪紳頭目譚省吾、羅兆鵬糾集反動武裝200多人進攻紅色政權時，工農革命軍正面阻擋敵人，茶陵縣委和政府率工人糾察隊隱蔽在河對面的定靈寺，從側面進攻，一舉擊潰來犯之敵，繳槍20餘支，有力地保衛了新生的紅色政權。1928年1月5日工農革命軍攻克遂川縣城時，由於敵人造謠、誣衊革命軍，使不少市民受到蒙蔽，革命軍進城后，一片冷冷清清。後來，遂川篾業工人蔣世良等積極宣傳共產黨的宗旨，宣傳工農革命軍攻打遂川的目的，很快將遂川工人發動起來，恢復了商業、船業、木業、排業、作坊業等工會，還組建了遂川縣工人赤衛隊，蔣世良任隊長，譚震林任黨代表。他們白天下鄉宣傳，晚上在縣城擔任值勤，成為遂川縣一支堅強的武裝力量。

在紅軍節節勝利的影響下，10月中旬，駐湖南的國民黨軍新八軍第三師閻仲儒部126人，在營長畢占雲的率領下，于桂東舉行起義，棄暗投明，參加紅軍。11月初，贛軍向成傑部駐宜春的一個正規連，又在連長張威的帶領下，投奔紅軍。

（1）前委組織后不久，1929年1月中旬就已出擊贛南閩西，在後來的多次報告行文中，均稱軍中黨的前委。如：1929年3月20日，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軍中黨的最高機關是中央任命的前敵委員會（因事實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單外，增了幾個）」1929年4月5日前委致中央的信也說：「此次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因我們部隊集中領導機關（前委）和負責人（朱毛）的態度是堅決奮鬥的，所以不但敵人無奈我何而且敵人損失大於他們的勝利，我們的勝利則大於我們的損失。」「紅軍中黨的指揮機關是中央任命的前委。」這兩個報告中都說：「軍中黨的最高機關」，「紅軍中黨的指揮機關」，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即紅四軍前委。

當時，紅四軍的司令部及其直屬機關，已遷至寧岡的桃寮村，當軍部各單位指戰員得知要挑糧上山的消息后，都爭先恐後地爭著報名參加。軍長朱德也提出要親自去挑糧。朱德這時已年過40，這在紅四軍中算是「高齡」了，又是軍長，工作又忙，大家都勸他不要參加了，但朱德堅持要去。由於大家踴躍參加，一時挑糧工具奇缺，群眾家的裝運工具都被部隊借用一空，朱德便要軍需處長范樹德給他做一根扁擔。

（5）具體的策略問題：「不宜於一開始便重新分配自耕農的土地」，「在暴動還未起來的地方我們在宣傳上還不宜提出沒收自耕農土地的口號，單獨提出沒收地主階級和一切祠堂廟宇公地的土地」，「必須保護小商人的貿易」等；

在建設井岡山軍事根據地的同時，對九隴山軍事根據地也進行了建設。九隴山，距寧岡礱市及永新三灣各約30里，山中的上九隴、下九隴、蔡家田、漿山、大亞山等均系客籍山民。因地勢複雜、山高林密，亦常為散兵游勇和土匪的出沒之所。8月後，寧岡縣委下轄東南、西北兩特委，西北特委即以九隴山為基礎，領導開展群眾游擊戰爭。邊界黨建設九隴山軍事根據地的號召發出后，西北特委即發動群眾配合紅四軍三十一團一營二連，修築工事，儲運糧食，開設醫院，使九隴山成為邊界地方武裝割據的最後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