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自然主義的（即使最初是強調上帝直接干預，現在則認為是由於第二位原因）

錢伯斯將他的證據列之如下：

（1）自然主義（Naturalism）。所有參与爭議的學者毫無例外的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意見相左的唯一問題是他們所設想的上帝對其事務的干預程度。在兩個陣營中都有一些人認為在創造之後只有第二位原因在起作用。一切創造，不論是最初的一次性創造還是在每次災變后的多次創造，顯然都是造物主的直接作用。萊伊爾認為世界上的一切地質過程都是第二位原因活動的結果，不需要超自然干預，萊伊爾的批評者則批評他不能前後一貫始終如一地將這原則運用於引進新的物種上，而這一引進新物種表1均變論的組成部分現象或過程

「在哪一天才能夠說支持生物進化論的證據完全夠了？」這問題的答案當然要根據抵抗力的大小而定。可以從早期居維葉發現（1812）巴黎盆地的哺乳類化石隨著地質年代的增加其分類學上的差異也愈明顯的事實開始作為對進化的不能反駁的證據，當然這要把神創論者除外。那夫喬和邁爾也都指出，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還有很多其它證據也能導致相同的結論。這些包括否定了物種不變的地理性變異（例如，Gloger，1833），這後來成為達爾文的主要證據。每一件新發現的生物地理事實也論證了這一點。某些類型動物的長期繼續存在的事實，例如腕足類動物Lingula以及某些軟體動物經歷了許多地質時期（可以遠溯到志留紀），就駁倒了普遍災變的論點。後來發現並不是所有的種間雜種都是不育的這一事實也有助於否定物種完全隔離的觀點。正如錢伯斯正確指出的，退化器官的存在是和神創論者的完善設計解釋相抵觸的。由比較解剖學者所發現的「模式一致」（「Unity of type」），哺乳動物中耳骨的同源現象（Reichert，1837）以及脊椎動物的其它同源現象，陸地脊椎動物的胚胎具有鰓弓以及其它比較胚胎學的發現，這些都是達爾文於1859年令人信服的加以運用然而是早先發現的許多其它證據都支持進化學說。《物種起源》中至少有二十個地方提到這些證據，達爾文所提出的論點也與之完全相符。達爾文曾經講到，只有當我們採納進化學說時這些證據才有意義，如果採用神創論者的解釋，則這些證據就會表明有一個非常善變的造物主存在。

奇怪的是，不是無神論而是自然神論使得他提出進化觀點。他曾經說過，如果在神創論和造物主制定的一般規律的作用之間進行選擇，「我認為我寧願選擇後者，因為它更加顯示了上帝的權力和尊嚴。」由於在非生物界中沒有什麼「不可以用自然的一般力量的作用來解釋，」那麼為什麼不可以考慮「植物和動物也同樣可以按自然方式產生。」他反對生命的起源和發展超越了我們的探究能力的看法。「我非常不願意相信自然界中有什麼東西出於任何原因而限制探索……並且深信我們的關於造物主的概念絕不會由於我們進一步了解了上帝的所作所為而受到損害。」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沒有從化石記錄得出應有的結論，這在現在看來是明顯不過的。

正是在這含有菌藻植物，特別是藻類的海洋植物中應該去尋找一切植物相繼發生的原勝。毫無疑問這種經驗式的重建途徑在理論上可以倒過來繼續追索，一直到最後追尋到一種原始植物（Uroflanze），它實際上就是產生整個植物界的原始細胞。這種植物（或細胞）最終是怎樣起源的對我們來說則更加是一個秘密。然而這一點可以肯定，即它必然是被指定為一切生命的原始，從而也是一切高級發展的原始樣本。

進化主義在德國是沿著一條不同於英國和法國的途徑而興起的，這有幾個原因。早在18世紀由於Wolff和Reimarus的影響，自然神學在德國已發展到極點，而且遠比英國的「干預論者」的自然神學更加自然神化。德國從赫德（Herder）到18世紀40年代沒有繼續致力干自然神學的發展而是經歷了一段熱情洋溢的浪漫主義時期。這是一次樂觀主義的運動，到處都可以看到發展與進步，一種奮勉向上、向更完美水平的精神；從而培育了從自然階梯導源的觀念以及從啟蒙運動哲學家之間廣泛流行的進步概念所形成的思想觀念。這一運動產生了哲學的一個特殊分支或學派，「自然哲學派」。現在也許還不十分清楚究竟各種不同的浪漫主義運動，特別是自然哲學派，在多大程度上背叛了還原論和牛頓主義的機械論。對這一點誰也不如歌德在他的一些著作（特別是《色彩學》一書）中說得那樣清楚。將生物界每一現象和每一過程還原為運動和力，或者還原成熱和引力，對絕大多數博物學家來說當然是不能接受的，他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供選擇的辦法。例如，他們可以倒退回到自然神學並且按創造和設計的觀點來解釋一切事物。凡不願意求助於上帝來解釋自然界一切的人們則苦心設計了一種新的、強烈受到萊布尼茨影響的自然觀，它特彆強調性質、發展、獨特性，通常還有一個結局性的部分。謝林（Sch elling）和奧肯（Oken）的過激言辭如果沒有對牛頓主義的「無情」機械論的普遍憎惡也不會受到人們如此熱情的歡迎。自然哲學派主要是對複雜的生物現象作幼稚的機械論解釋的一種反作用，對這種頭腦簡單的物理學家解釋是無從接受的。由於自然哲學派的最著名的代表——謝林、奧肯和卡洛斯——最終是本質論者，因而根本不可能提出共同祖先學說。然而他們全都大談特談發展，這發展指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過程中的一個：或者是展示一種事前即已存在的潛力（而不是去改變模式本身），或者是由驟變產生新模式（通過非生命物質的自然發生或現有模式的自然發生）。這一類文獻，尤其是奧肯的著作，有很多是空想的（如果不是滑稽的話）。絕大多數結論都以類比為基礎，而且大多是荒唐可笑、牽強附會的類比。

然而自然神學與科學之間的聯盟最終也產生了困難和矛盾。客觀科學原則和試圖藉助于超自然力量進行干預之間的矛盾愈來愈多。特別是要調和退化器官、寄生蟲和傳染病以及像里斯本大地震那樣的毀滅性災變等等的出現和仁慈的造物主的設計之間的矛盾越發無法調和。我們即將看到達爾文在《人類起源》一書中的很多論點就利用了這些矛盾。為了解釋化石的序列和世界範圍的地理分佈格式而提出的一些輔助性假說雖然能夠暫時延緩自然神學的衰落，然而並不能阻止它最終的衰亡。

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後者在出版后十年間只出售了9，500冊。

英國的自然神學在好多方面和大陸的自然神學有所區別。德國的物理神學是以人為中心。上帝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創造了世界，每一種創造物的職能是對人類有用。人類只是在創造已經齊備之後才出現在地球上。英國的自然神學更加強調整個自然界的和諧協調，這就導致了在一切相互適應中研究造物主的設計。英國自然神學之所以長盛不衰很可能是由於它的更加引人的概念化。當自然神論和啟蒙運動的浪潮在大陸席捲物理神學而去時，在英國自然神學干18世紀時卻保持了它的充分活力（儘管有休謨的貶議），並在19世紀的前半期由於Paley的著作《自然神學》（1802）和八篇Bridgewater論文（1833—1836）的出版而出現了一個新高潮。在這八篇論文中，八位作者運用不同的科學論題以廣博的學識和徹底的嚴肅性論證了「在創造中顯示的上帝的權力，智慧與仁慈」。科學和神學在當時的許多科學家中已經是單一的課題，如地質學家Sedswick，Buckland，Murchison，博物學家阿伽西，甚至他們的科學論文也是自然神學中的課程。

萊伊爾學過法律，在他進行科學辯論時往往對對立觀點採取極端（如果不是諷刺）態度。因此他時常對災變論者陳述中的個別錯誤進行猛烈攻擊而不顧其中有充分證據的定向變化，例如地層序列中的化石內容與含量。

他的穩定態世界並不是完全靜止的世界，而是經歷著與大陸的運動和氣候變化相關的永無休止的循環。滅絕是變化著的世界不再適宜於某些物種的必九-九-藏-書然結果。當然，在穩定態世界中消失的物種必須通過「引入」新的物種來代替。由於滅絕而物種消失以及它們被新物種代替都按穩定不變的速度進行，所以萊伊爾堅持他是遵循嚴格的均變論者的原則的。

雖然這裏分出的均變論的六種成分中的大多數主要只和地質學家有關，但是作為對錶1所採用的類別的說明，可以對之作扼要的解釋。

（6）定向主義（Directionalism）。萊伊爾從Hutton處採納了穩定態世界的概念；這個概念被Hutton（1795）表述為「沒有開端的遺迹，也沒有結束的期望」，而且這概念在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家中是普遍盛行的。萊伊爾的反對者則認為一切證據都表明地球歷史有一個定向的（如果不是進步的組成部分的話）組成部分。這一點（而不是其它五點）是萊伊爾和其它所謂的災變論者的基本分歧（Rudwick，1971；但另見Wilson，1980）。

的…簡單一句話，每一個新產生的植物物種……必然來自另一個物種。」一旦接受了這一點，整個植物界就成為一個單一的生物單位。「屆時低等的和高級的階元都不再被看作是偶然的集群、一種任意的思維結構，而是彼此由遺傳方式聯繫起來的，從而形成了一個真正固有的實質性單位。」後來他還提出了一些別的進化問題，譬如一個物種作為整體經歷了變態作用是不是能成為新的物種？只有一個個體或少數個體的變化能不能成為新種的祖種？他確實非常重視產生新種的變異根源。孟德爾是溫格的學生，孟德爾曾經講過，正是由於溫格對引起新物種產生的變異的性質與根源的關注促使他從事於遺傳學實驗研究。

（a）某些變化是漸進的，但有些變化很突然（驟變）災變論者或定向論者的觀點

他還繼續談到，乍看起來人們會認為物種是固定不變的，因為雙親永遠只產生它們自己類型的後代。然而這就要求所有的新物種像那「原始植物」一樣是通過某種自然發生的過程產生的。因為所有的證據都和這種可能性擱矛盾，「所以沒有選擇餘地，只有去尋找植物世界本身中的全部多樣性的根源，不僅是物種，而且還有尼和較高級的階元、」他還非常透徹地補充談到物種關係中的規矩太多以致不能認為新物種的起源完全是由於外部影響。「這清楚地表明植物的多樣性的原因不可能是外界的，而只能是內部。

均變論和災變論這兩個詞都是由英國哲學家William Whewell於1832年在評論萊伊爾的《地質學原理》一書時所造的新詞，指的是地質學中兩個對立的學派。實際上這兩個詞常引起誤解，因為主要問題並不在於是否發生災變而是地質學上的發現究竟是支持Hutton及萊伊爾的穩定態世界學說還是支持包括災變論者和進步主義者在內的其它大多數地質學家的定向論（directionalist theory）。定向論者的主要論點是地球上的生命隨著地質年代的變遷發生了變化。這是一個相當新的概念，是居維葉在巴黎盆地發現了化石以及隨後顯示出的連續地層往往具有十分不同的動物區系，這些區系又時常被猛烈的斷裂將彼此分隔開；而且低層（早期）的區系主要含有（或完全是）滅絕動物等等一系列發現的結果。而且定向論還認為這些變化是進步型的，這可由無脊椎動物-魚類-爬行類-哺乳類的序列看出。Adolphe Brongniart的植物地層學也支持這種進步型序列的存在。他區分了三個時期：第一期（石炭紀）的特點是原始隱花植物茂盛；第二期（中生代），裸子植物（及少量的隱花植物）；第三期（第三紀），被子植物開始佔優勢。無論是在動物或植物中，「最高等」的類型都在地球史的最後出現。萊伊爾否認這種進步（型）存在，而後來當他承認它時，便又解釋為是一個循環的一部分，到頭來又會反轉過來（Ospovat，1977）。

在一本生物學思想史中完全不提斯賓塞也是十分合理的，因為他的正面貢獻等於零。

（4）由馮貝爾（von Baer）的胚胎學研究表明胚胎都要經歷較其更原始的相近生物相類似的階段。

批評不僅來自科學界也來自哲學界。休謨在《關於自然宗教的對話》（Dialogues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1779）一文中明確指出自然神學既缺乏科學根據又缺少哲學基礎，康德在《判斷力批判》（1790）中反對缺乏判斷力的目的論。但是這樣一來就留下了一段詮釋的空白，因為在自然選擇學說提出之前，科學對適應現象並沒有滿意的解釋，而拉馬克的推測又完全無法使人信服。事實上很多虔誠的科學家兼哲學家如萊伊爾、Whewell，Herschel，和塞吉威克等似乎非常害怕自然解釋，害怕它會破壞道德基礎。這也許是自然神學在英國於《物種起源》出版之前一直繼續存在的主要原因。

萊伊爾和達爾文的這種關係指陳了在科學家之間經常發生的的一種幾乎是教科書式的關係。就是「先驅」的副本。人們往往正確地談到拉馬克雖然是一位真正的進化論者，但實在並不是達爾文的先驅。達爾文怎樣也不能說是奠基在拉馬克的基礎上，毋寧說是在萊伊爾的基礎上，然而很難將萊伊爾稱作達爾文的先驅，因為他頑固地反對進化，他是一個本質論者、神創論者，他的整個概念框架和達爾文的毫不相容。然而他卻是明確地把注意力集中於物種在進化中的關鍵地位的第一個人，並促使達爾文選擇那條途徑去解決進化問題，雖然後來證明萊伊爾提出的解答是錯誤的。應當怎樣稱呼指點了道路然而在傳統意義上卻又不是先驅的人呢？類似的情況是粗自己在地理成種作用和生物學物種的研究工作中是由於反對Goldschmidt提出通過系統突變解決成種作用的問題而深入開展的。在科學史上的確有很多事例表明一個先驅者提出了問題卻得出了錯誤的答案，反對這種答案反而倒導致了正確的答案。

（5）漸進主義（Gradualism）。在災變論興起以前，大多數學者認為地球表面的歷史性變化是漸進的。萊布尼茨、布豐（部分地）、拉馬克以及達爾文的多數先驅都持有這種觀點。在發現了地層經常發生斷裂之後，擁護漸進主義就變得越發困難。萊伊爾的均變論的最大功績在於儘管有了不少新發現仍然強調地質變化的漸進性。萊伊爾和隨後的達爾文都充分意識到地震、火山爆發能產生劇烈效應，然而這些效應和某些地質學家提出的災變比較起來還小几個數量級。近代地質學研究表明，地球過去歷史上的某些事態實際上完全可以看作是災變（Baker，1978；Alvarez，1980）。

是否有動、植物只限於特定的地層而在其它地層中無從發現？哪一物種首先出現？

萊伊爾不僅是一位地質學家，細讀他的《地質學原理》就會發現他對生物學、包括生物地理和生態學（「生存競爭」），是多麼精通。當談論到生物學問題時他極富權威性，然而，從現在回顧，他的神創論和本質論很明顯地將他導向自相矛盾的地步。

上面這些看來都是非常合理的，然而錢伯斯的批評者們，包括當時英國最著名的一些科學家，卻把他批評得一無是處。例如赫胥黎就曾寫過一篇措辭激烈的評論，後來赫胥黎本人也感到過意不去。這些批評者很容易地就指出錢伯斯所提出的進化機制十分荒謬，因為錢伯斯所依據的是普遍而又經常的自然發生。重演是他的學說的根據之一，進步性發展的整個概念奠基於與「發生」（generation）相類似的，即和個體發生（ontogeny）相似的基礎之上。和很多業餘愛好者相仿，錢伯斯非常容易上當受騙。他還用各式各樣的民間傳說和神話來支持他對自然發生的堅信不疑。然而他有時又能作出非常精闢的猜想。例如，他認為自然發生不再會出現，原因之一可能是由於它是「一種完全由情況（或條件）決定的現象，情況是暫時的，因而結果也是暫時的。」當然，這就是人們目前所接受的關於生命起源時的情況的解釋。

（b）在以前的某些地質時期中不相同

（1）化石記錄指陳最古老的地層不合生物性遺物，隨後的地層則九_九_藏_書是無脊椎動物化石的時代，其次是魚類作為唯一的脊椎動物化石的時代，再其次是爬蟲類，但還沒有鳥類和哺乳類，等等。

（C）始終容許上帝直接干預

（5）變化速度（漸進主義）均變論者的觀點

對臆測的排斥由於另外的兩點原因而得到加強。博物學家對自然研究得愈多愈深入，就越發感到完美的適應的普遍性。由於當時的機械論影響不允許採取目的論或超自然力的解釋，於是便按照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的例子採取不可知論的態度。另外，19世紀的30、40、50年代實驗生物學，包括生理學，細胞學和胚胎學，得到空前發展，德國的許多著名科學家都投身於功能過程的研究。他們在研究中能夠成功地運用物理科學所慣用的解釋模式，而這種模式當運用於生物進化時就極不合適。進化主義的復甦不能來自實驗室；它必須像在英國一樣，由研究自然種群和物種的科學家發起。不幸的是，德國的一些優秀的年輕博物學家Kuhl和Boie在研究東印度的熱帶病時犧牲了，Illiger在青年時死於結核病。

（1）原因的神學性質（自然主義或超自然主義）均變論者的觀點：

達爾文從均變論中得到了什麼近年來的某些分析研究表明，不論達爾文在知識上受惠于萊伊爾有多麼大，均變論實際上在其進化論的發展上所起的阻礙作用要比促進作用大得多。漸進主義，自然主義與現實主義是從布豐到康德和拉馬克時的流行概念。萊伊爾的均變論最突出的特點是他的穩定態（和循環式）學說，這是和進化學說完全對立的。

很明顯，他以為他的對手提出了一種嚴格按自然階梯的化石序列，並洋洋自得地認為這已被在保羅紀地層（「在爬蟲時代」）發現了化石哺乳類所否定，而沒有認識到這些是三錐齒獸（triconodonts，一種古獸）化石，因而與定向系列十分符合。他否定拉馬克的關於趨向于完備的內在傾向學說是對的，但他忽視了拉馬克還提出了另一類進化，即不斷地按永遠變化著的環境（「情況」）進行調整，這當然不可避免地會歸結為不斷的進化演變。就萊伊爾這位本質論者來說，這種不斷的進化是毫無意義的。

（2）在一切動物的主要門類中都是從簡單進（步）為複雜，「最高級和最典型的類型總是最後才出現。」

（4）結構原因均變論者的觀點

後來居維葉竟然乾脆拒絕面對現實。動物通過地質時間而演變進展已經成為確鑿無疑的事實，問題是要解釋其原因。看來只有兩種可能：或者是老的區系演變並進入幼年區系（這是居維葉堅決不同意的），或者是新的區系是在每次災變后重新被創造的。接受後者就將把神學引入科學，這又是居維葉所拒絕的。因此居維葉就採取了鴕鳥政策，乾脆不去過問這惱火的問題。

均變論這個詞指的是比災變論要複雜得多的一套學說。實際上它隱含有至少六個概念或原因。

將地質學包羅進自然神學中去是英國的特點（Gillispie，1951）。它是企圖調和地質學和古生物學（即化石學）的新發現與聖經創世紀的傳說和設計概念之間的矛盾。

因此，地球上現有的物理條件並不一定準確地反映了地球早期歷史的條件。如果忽略了結構原因，像生命起源這樣的問題就無法解決。萊伊爾卻首先注意到了大陸位置變化對氣候影響這個結構原因（Ospovat，1977）。

有一些歷史學家（如Potonie，Schindewolf，Temkin）提出了很多德國早期進化主義者，這些人的名字過去一直湮滅無聞。坦白的講，要公正的評價這四人（如kielmeyer，Tiedemann，Reinecke，Voight，Tauscher，Ballenstedt等）以及其它一些在1793年（Kielmeyer）到1852年（Unger）出版過有關著作的人很困難。因為這些人的著作是高明觀點與荒謬思想的特殊大雜燴，看來它們往往反映了布豐，赫德，拉馬克，傑弗萊和居維葉的著作觀點，但又從不註明出處。需要非常仔細的比較分析才能確定這些作者的著作中哪些有價值，哪些是創新的見解。由於他們之中沒有人對後世產生過重要影響，因而進行這種分析是否值得看來就是一個問題。總而言之，這些作者顯然屬於錢伯斯類型而不是達爾文型。

就錢伯斯而言，最令人吃驚的也許是他在英國的孤立無援。他幾乎沒有支持者，只有歐文（Owen）對他並不持全然否定的態度（Millhauser，1959）。實際上當時所有的英國知名科學家都公開反對進化，不僅像Buckland，塞吉威克，Whewell這樣一些自然神論者，而且達爾文的朋友萊伊爾，霍克以及赫胥黎等也都如此。儘管有利於進化論的證據一直在增加，然而英國的輿論氣氛竟然是如此強烈的反對進化思想以致沒有博物學家對之進行認真考慮。這要求一種實在的努力去改變輿論氣氛，而不是像錢伯斯這樣的業餘愛好者的淺嘗即止，這種努力直到1859年才出現。

（3）構成原因的力量強度均變論者的觀點

毫無疑問很多人是通過錢伯斯才習慣於進化思想的。甚至達爾文也承認，「在我看來（《遺迹》的出版）在這個國家中對引起人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和消除偏見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就達爾文來說還有另外的理由，即對《遺迹》的批評為達爾文提供了反對進化的觀點的詳細目錄，這些反對觀點或意見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都特別謹慎地作了答覆。

虔誠促使物理學家對造物主權力表現的側重點與生物學家大不相同。宇宙的秩序與和諧促使物理學家探尋造物主所設置的規律和宇宙運行的制度。自然界中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不過這是第二位原因，它是由第一位原因、造物主、所設置的規律（定律）來控制的。物理學家為了能最好的侍奉造物主就要研究這些規律及其作用。

評價這些文獻及其持久的影響非常困難。有些歷史學家的結論是它阻礙了進化主義進入德國，而另外一些歷史學家則認為它為進化主義在德國的發展鋪平了道路，達爾文及其進化論在德國比其它任何國家更受歡迎就由於此。在德國和達爾文以前的英國之間有明顯的區別倒是確實的。在英國沒有一個有名望的科學家相信進化，而接受進化觀點在德國卻顯然是很普遍的。胚胎學家馮貝爾於1872年曾講過，在他的1828年的一篇文章中「我曾著重表明我自己是反對當時占支配地位的演變學說（theory oftransmutation）的。」1834年他再一次談到他認為「一切動物通過互相轉化而發展是不可能的，」然而就在同一文章中他對以前由布豐和林奈所闡述的觀點：一個屬中的種「可能來自一個共同的原型」表示讚賞『』。

（2）現實主義（actualism）。這一原則聲稱同一種原因（物理定律）在全部地質時期中都起作用，因為世界的內在特徵永遠保持相同。這一原則的最重要結果是，正如萊伊爾在《地質學原理》的副題中所表述的，「試圖按現在起作用的原因解釋地球表面的以往變化」是合理的。

藍色：達爾文贊同萊伊爾，反對拉馬克。的過程儘管萊伊爾反對卻具有特創論的一切表徵。

（a）和現在一樣始終是同樣強度災變論者或定向論者的觀點

紅色：達爾文贊同拉馬克，反對萊伊爾。

由於T．H．赫胥黎錯誤地聲稱萊伊爾的均變論必然導致達爾文主義以及Whewed使人容易誤解的提出均變論和災變論這兩個詞，因而萊伊爾的著作長期以來完全被人誤解。

（a）同樣的原因（物理定律）貫徹始終災變論者或定向論者的觀點

（b）不同的原因在地球歷史的早期起作用

對於一個別世紀末期的科學家來說，使他感到特別驚奇的是自然神學家以同樣的態度自願接受「超自然的證據」和自然證據。創造不僅作為事實被接受，而且上帝隨後對世事的干預也是如此，只要這種干預是上帝願意的。

（b）贊同；世界在歷史上是變化著的，而且或多或少是有方向的表2進化主義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以及他們對均變論的各個組成部分的採納情況〔a、b、c的涵義見表1

（b）很多是真正的激劇變化

然而由於斯賓塞的觀點更接近干某些普遍的錯誤概念，因而對人類學、心理學以及社會科學都具有重要影響。對上述領域中的絕大多數學者來說，在達爾文之後的一個多世紀中「進化」這個詞意味著朝向更高水平和更複雜化所必要的進步，這也就是斯賓塞（而不是達爾文）所理解的。這一點必須強調以便消除這種持續很長時間的荒誕說法。遺憾的是；現在仍然有少數社會科學家把這種斯賓塞式的思想強加于達爾文。

和萊伊爾對拉馬克的反駁。和錢伯斯相仿，斯賓塞也是從個體發生的類比得出他的進化概念。他將這些程序目的性現象轉變成目的論原則，後者冒充了啟蒙運動中Condorcet與其它哲學家所採取的進步原則。

對進化主義的歷史最關重要的不是萊伊爾的均變論而是他把重點從拉馬克對進步、日益增加的完備性以及「垂直進化」的其它方面的含糊臆測轉移到物種的具體現象。物種滅絕的原因是什麼這個問題引出了各種各樣的生物學問題。這些問題以及取代的物種是怎樣引入的問題正是達爾文在貝格爾號航行時和航行后閱讀《地質學原理》時所遇到的一些問題。由於萊伊爾的著作這些問題成為了達爾文研究方案的中心。

居維葉的關於生物世界的概念總的來說其內涵是一致的，雖然也有某些矛盾和重要的偏見。要放棄本質論者的模式並運用新事實去發展一種代替模式就要求具有真正的革新思想。居維葉並不是這樣的人物。正如Coleman指出的，居維葉實質上是一位保守派人士，現狀的擁護者。雖然他的知識淵博，勤奮，思想銳敏，口才流利，但並不是一個革命的知識分子。在他去世以後，事實與資料迅速積累的結果使得非進化的解說更加使人難以相信。然而居維葉的一些追隨者如阿伽西，Owen，Flourens，以及d』Orbigny等則更不謙虛謹慎，而且比居維葉還更加教條化。這就使得他們去支持災變論的真正狂熱。

生物學家（包括博物學家）也研究造物主的功德，但他的側重點並不是什麼機械性活動如落體的運動或行星繞太陽運動，而是生物的奇妙適應現象。這些適應現象可不是那樣容易用一般規律（如引力，熱，光和運動）就能解釋。幾乎所有生物的奇妙適應現象是如此獨特，如果說它們是由於「規律」產生的那就未免荒謬可笑。但是應當怎樣來解釋這些現象呢？看來它們是那樣特殊只能用造物主直接干預才能解釋。因此，生物的功能活動，它們的本性與多種多樣的相互作用為設計提供了充分證據，併為造物主的存在構成了無可置疑的證明。舍此而外，生物界的一切奇異適應現象怎麼能出現？

《遺迹》的作者究竟是誰，一直到作者於1871年去世后才弄清楚，原來他就是《錢伯斯百科全書》（ChambersEncyclopedia）的著名編輯羅伯特·錢伯斯（RobertChambers），他同時也是很多通俗讀物的作者。錢伯斯雖然博覽群書，知識面廣，但他畢竟是個業餘愛好者，一個外行，並具有外行的一些弱點。然而在當時許多著名的英國科學家（除還沒有發表著作的達爾文以外）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時候正是他看見了森林。

錢伯斯真正做到了的事情是將均變論的原則應用於生物界。反映在自然系統中的動物等級結構如果不接受進化論就毫無意義。這正和討論化石記錄一樣，他的論點和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的論點十分相似。和達爾文一樣，他一直反覆強調有多少現象，如退化器官，是可以用進化的結果來解釋，但用神創論觀點看就毫無意義。根據所有這些證據，「作者領悟到進步性發展原則是假定的生物起源歷史。」

（naturaltheology）的信仰。自然神學認為一切結構的適應性以及生物的相互作用中表面上的完善無缺正是造物主設計的證據。自然界的一切是上帝的智慧、無所不能與大慈大悲的精製品或無從改動的傑作。還有什麼比研究他的作品更好的辦法來向我們的造物主表示敬意？就瑞來說，研究自然就是真正「為神性作準備」。的確，研究自然的奇觀成了當時遍布英國的無數鄉村牧師所熱衷偽愛好。

自從萊伊爾在《地質學原理》一書中擊敗了拉馬克之後，進化主義似乎已在英國科學家的思想中絕跡。對進化主義的排斥是普遍的，從像Whewell和Herschel這些哲學家到地質學家、解剖學家、植物學家都是如此。看來人們對世界是由一位熟練的設計師創造的自然神學觀點已感到心滿意足。在這種和平的維多利亞時代氣氛中，1844年爆炸了一顆震動了整個英國知識界的炸彈，它就是《創造史的遺迹》（Vestiges of the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一書的出版。這書的內容是如此的離經叛道以至於作者想盡辦法不落姓名。每個人都在猜測作者是誰，猜測的對象包括萊伊爾、達爾文，甚至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反響是巨大的，劍橋大學教授、地質學會會長塞吉威克簡直是暴跳如雷。他用了四百多頁的印刷品來宣洩他的不滿，其心情可用下面的話代表：「世界絕不能容忍這樣的是非顛倒，我們決心和任何褻瀆我們的莊重原則和社會習俗的言論和行為血戰到底…我們的座右銘是一切事物如果要有任何益處就必然各安其位…如果我們賢淑的仕女不願意用解剖學家骯髒的小刀來站污她們的手指，她們就不能傾聽這個作者的誘惑來毒害自己的歡樂心靈和淑靜感情，這個作者是戴著虛偽的哲學面具出現的。」

我在較早（Mayr，1972）的一篇文章中曾分析了是哪些思想概念阻礙了人們更早地接受進化論。這包括自然神學和神創論與本質論的密切結合。奇怪的是，在這種概念框架中科學知識的進展反倒日益需要藉助于起自然力量來作出解釋。例如，地層學家所發現的連續的動物區系要求放棄唯一的一次性創造的概念。阿伽西竟然敢於提出地球上生命的滅絕總計有50—80次，並且有同等次數的新創造。既使是像萊伊爾這樣嚴肅謹慎的人也往往將自然現象歸因於創造。這就把進化的事實排除于科學分析領域之外。當然，在創造中沒有不可能的事情。萊伊爾曾說過：「看來創造需要全能（無所不能），因此我們無法對之進行評價。」

表1試圖將兩個對立陣營的最明顯的差異列舉出來。正如表2所指陳的，萊伊爾除了在一種情況下以外都擁有a；但在災變論者之中卻可發現在各種不同的選擇之中有不同的調配。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看來達爾文的模式更接近於拉馬克而不是萊伊爾。但是我必須提醒讀者，我的分類是相當主觀的，也可以有其它的分類辦法。

就人類而論，居維葉接受了笛卡爾的意見，認為在性質上人類和一切動物不同。和亞里斯多德以及其它早期解剖學家相反，他反對這樣的觀點，即動物學包括（「下賤的」）動物和（「完善的」）人類的比較。對人類的研究和對四大門動物的研究完全是兩回事。人類是如此特殊不可能指望在化石記錄中去發現它。的確，當居維葉去世時（1832）還沒有發現人科（hominid）化石，事實上甚至也沒有發現任何靈長類化石，第一個古人猿化石直到1837年才發現。

Broon曾寫過幾篇有關進化主義的文章，雖然最後又放棄了這種研究（Schumacher，1975）。尼安德特人顱骨（早期智人化石）的共同發現者Hermann schaffhausen（1816－1893）曾明確指出，「大多數科學家認為是自然規律的物種不變性並沒有被證實，因為物種並沒有明確的和不可改變的特徵，種和亞種之間的界限是搖曳不定的。世界上的一切生物看來是受繁殖和發育影響的連續系列的生物。」（Temkin，1959）他特別反對下面的論點；活著的動物不可能來自早期的動物，因為我們現在並沒有發現物種的變化。

正如我們在前面見到的，九-九-藏-書有不少學者實際上是在達爾文之前就作出了這一結論。然而動物學、植物學和地質學中的一些權威學者卻繼續反對進化學說。由於英國的萊伊爾，Bentham，胡克爾，塞吉威克和Wollaston以及他們在法國及德國的同道都是具有高度智慧和學識淵博的科學家，因而不能將他們的對抗讀之於愚笨和無知。生物地理學、系統學、地層學和比較解剖學方面日益增多的進化證據並沒有像那夫喬所想的那樣，「把他們自己的假說貶低為可笑的荒謬」，而只是由他們作出了某種妥協：或者是用一個穩定的、新近創造的世界；或者是用一個穩態的循環式世界，或者是用一系列災變來謀求妥協。這一類的態度只能用下面的假定來解釋（一切證據也都支持這種假定），即進化學說的反對者發現用他們的根深蒂固的概念框架來和新的事實取得妥協比採納進化新概念要容易得多。新觀念的勝利所需要的是一種贏得一切的激變。這就是查爾斯·達爾文於1859年11月24日出版的《物種起源》。

鑒於這類情況，科學史家那夫喬（Arthur Lovejoy）提出了這樣一個令人尋味的問題：

在19世紀的前半期英國的情況在很多方面與法國及德國的根本不同。例如，自然科學全部由地質學支配；在1790年到1850年之間世界上沒有別的國家對地質學作出的輝煌貢獻趕得上英國。同時英國在科學與基督教教義的親密聯盟上也很獨特。英國大學的科學課程的大部分教學工作是由神職人員擔任，一些著名的科學家繼承了由牛頓、波義耳、瑞等建立的傳統，同時從冀科學和神學的研究。

在達爾文的許多先驅者之中，最值得提到的是維也納的植物學家溫格（FranzUnger，1800一1870）。在他的《植物界的歷史》（Attempt of a History of thePlant world，1852）一書中，他專門拿出一章討論進化，這一章的標題是「植物的起源；它們的繁殖與各種模式的由來。」他指出簡單的淡水植物和海洋植物在複雜的植物之前存在：

（b）總體來說是自然主義的，但是容許上帝偶然干預災變論者或定向論者的觀點

自然神學在進化主義的歷史上扮演了一個特別暖昧的角色。達爾文的最堅定的對手是自然神學家，而只要把設計換成自然選擇，則自然神學家繪聲繪色描述的生物適應現象就為進化提供了一些最有說服力的證據。

從《遺迹》一書中科學史家可以得出兩點影響深遠的概括性結論：首先，缺乏專門知識的外行錢伯斯在當時所有的有資格的專家被表面上的矛盾所困惑時（達爾文除外，他將他的發現扣壓了二十年才發表）卻清醒地察覺了一個複雜現象。其次，錢伯斯清醒地領悟並很好地描述了進化過程，雖然他對進化過程的解釋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有時還是幼稚的。人們所常說的除非同時作出了解釋否則就不能提出科學學說的說法顯然是不合實際的。達爾文也是一個例子；他提出了遺傳變異的無限性並以之作為他的自然選擇學說的基礎，然而他的關於遺傳學說的全部意見或判斷都是十分錯誤和不充分的。

居維葉本人對上述大多數問題作出了部分或完整的解答，但是他最後還是否認從某種動物區繫到較高層次地層的動物區系的進化演變，或者更一般地說，他不承認在全部地層系列中有進化演變。只要是其它地區或其它洲的地層學還不明了時是可以有這種否定意見的，還可以設想新的動物區系是由於從其它地區遷入的結果。然而進一步的地質學勘探表明全世界各地的化石序列都很相似。用現代的地層學術語來說，就是有典型的古生代、中生代、早第三紀和晚第三紀的動物區系。正像我們所知道的，恰恰是居維葉本人論證了在最高地層的化石隸屬於仍有現存代表生物的種或屬，但是地層序列越深，化石就和現有生物的差別越大。在中生代地層中發現了很多與現代爬蟲類無關的特殊爬蟲（如恐龍、蛇頸龍、翼手龍），而哺乳類則只在更高層次中才出現：它們一旦出現，其頭一個代表類型就和現存的物種全然不同。然而居維葉卻如此堅決地拒絕承認動物的任何階元，不論其階元高低，以致於其化石序列並沒有為他帶來進化信息。

儘管有魏斯曼的不利言論，進化主義在19世紀50年代的德國並沒有完全銷聲願跡。

就居維葉本人而言，雖然他在和具有進化思想的對手作戰時他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但是他去世得太早，沒有來得及發現他輸掉了整個這場戰爭。

由於居維葉對化石記錄非常了解而且常常提出很有見地的問題，因而這就更令人驚奇了。

這兩類不同的研究者（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所採取的途徑也完全不同。上帝在創造的同時制定了規律然後即行放棄權力以利於第二位原因，這樣的上帝較之博物學家的上帝要遙遠得多；博物學家將上帝的設計印記保留在生物活動的每個細節上。可以這樣說，自然神論（deism），信奉一個非人格化的、規律之神（而不是天啟之神），幾乎是物理學發展的必然邏輯結果。另一方面，博物學家則採取了一般稱之為「自然神學」

（C）隨地質時期穩步下降

（a）始終相同災變論者或定向論者的觀點

動物區系隨時間進步的實質是逐漸才了解的。居維葉的發現主要涉及哺乳動物區系的第三紀變化。當發現了大型化石爬行類（開始時多數是海洋爬行類）之後才了解它們生活在比哺乳類更早的時期（即中生代，因而在英國牛津發現了侏羅世哺乳動物使人不禁感到愕然）。在以前的較晚古生代岩石中含有魚類化石，而在更早的礦床中則只有無脊椎動物化石。當時的激烈爭論涉及到進步的原因（按神創論觀點）並提出哪些生物是「低級的」或「高級的」，人類是否進步的終點等問題。每位學者都有自己的看法。阿伽西及其部分學生抱有這樣的奇怪觀點，認為在前一次災變后的每一次新創造都反映了上帝對他自己的創造的當前看法，動物區系的更替表示了在上帝心目中創造方案的逐漸成熟。他沒有意識到這種觀點是多麼褻讀神祗。它一再暗示上帝創造了一個不完美的世界，為了下一次創造得更好，他不惜將之徹底毀滅掉，然而一次又一次地失敗，直到他的最新近一次的創造。

（a）不承認；世界永遠處於穩定態，最多是循環式變化災變論者或定向論者的觀點

另一個原因是自然哲學派的進化主義是如此的偏重理論或臆測，同時又是如此枯燥而無益，因而產生了激烈的反作用，使得一些最優秀的動物學家專註于純粹的描述性研究，這在Leuckart，Ehrenbers，Muller，Tiedemann的著述中表現得最清楚。這種反作用是如此強烈，當魏斯曼在50年代還是一個大學生時，他所在的大學竟然從來沒有提到過進化。19世紀20年代的進化熱當時已被完全忘卻。

（2）通過地質時期表現的原因（現實主義）均變論者的觀點

雖然錢伯斯的議論有很多錯誤與概念不清之處，但他在斟酌證據時所顯示的大量常識卻是當時反對進化論者的著述中所極度缺乏的。在分析古生物學家Pictet（當時他還反對進化觀點）的論點時，錢伯斯不禁叫道「像他這樣的專家竟然這樣難於接受由自然規律導致的動物區系變化真是令人難於想像。」

時常有人提到在提出進化學說這一點上斯賓塞要早於達爾文，然而這種說法並沒有多少根據。對斯賓塞來說，進化是一個形而上學的抽象原則。斯賓塞學說的空洞性可由他的定義清楚看出：「進化是物質和伴隨的運動散逸的整合統一，在這整合過程中物質從不確定的、不聯貫的均一性轉變為確定的、聯貫的不均一性；與此同時被保留的運動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在討論進化時強調物質，運動以及力是18世紀類型的對生物系統終極原因所作的物理學家解釋的典型例子，和真正的生物學毫無關係。當斯賓塞於1852年第一次發表關於進化的文章時對生物學知之甚少，他所依據的是錢伯斯的《遺迹》

Schaaffhausen指出，因為這種變化「需要千百萬年」，所以要直接觀察到這種變化是完全不現實的。

九-九-藏-書早在18世紀布魯門巴赫就已經懷疑過只有一次洪水。當一個又一個化石區系的記錄建立起來后，發現前後區系之間幾乎都由空白地帶隔斷。在居維葉的相當溫和的解釋（見8．2）中，區系的破壞或消亡被看作是「變革」，但在其追隨者中則反覆災變的概念佔了上風。雖然居維葉繞過了區系輪替的問題，但在他的一些追隨者之中則強調在每次災變后就又發生新的創造，而且每一次後續的創造反映了變化后的世界情況。這一概念被稱為進步主義（Rudwiek，1972，Bowler，1976）。從某種意義來說，它是神創論者對自然階梯的一番新打扮或改造。

萊伊爾的《地質學原理》也不例外。

儘管錢伯斯對拉馬克也有所貶議，但是他的主要論點和拉馬克原來的學說在很多方面相同，即進化路線是逐漸完善的。除了也提出了進化以外，錢伯斯決不是達爾文的先驅。

在J．F．Meckel（1781－1833）主編的大型比較解剖手冊中有一定的篇幅專門討論進化，特別是關於新物種的起源。他列舉了四種可能機制：（1）經常發生的自然發生；（2）傾向於變化的內部衝動；（3）環境的直接影響；（4）雜交。在他的陳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把進化歸因於自然過程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根本沒有提起上帝或創造。這和同時代的英國的氣氛是多麼不同！

長期以來，由T．H．赫胥黎提出的「當把均變論的原理應用於生物學時就必然導致進化」的觀點在英國歷史學家中已成為既定原則。由於萊伊爾是均變論的積極擁護者，所以就有人認為達爾文的進化思想是直接來自萊伊爾。當我們發現均變論者萊伊爾是多麼強烈地反對進化思想後上述說法就益發可疑。赫胥黎論點的缺點只是近年來才由Hooykaas，Cannon，Rudwick，邁爾，辛普森等人指出。然而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地質學論據對某些生物學家的觀念形成極其重要，對這些生物學家來說，地球上的生命的歷史是一個重大問題。儘管主要涉及到地質學，但是在討論達爾文進化思想的由來時，介紹均變論卻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錢伯斯雖然是19世紀達爾文以前的唯一的英國進化論者，但是他並不值得更多地加以介紹。他曾影響了一些人並使之轉向進化主義，其中最重要的是華萊士（A．R．Wallace）；斯賓塞（Herbert Spencer）顯然也受過影響。他使德國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和美國詩人及散文家愛默生（R．W．Emerson）深信進化思想。

（3）比較解剖學的研究表明，各種主要類別的動物都具有基本協調統一的結構。

（3）構成原因的力量強度（Intensity of causal forces）。萊伊爾以及其它極端均變論者主張地質力的強度在任何時間都相同，而且時間因素將在某個時期引起強度增加的現象。他的某些對手認為由於地球冷卻地質現象（如火山活動，造山運動）的強度穩步下降。還不清楚是否有些學者支持第三種可能，即地質現象的強度顯示不規則的上升或下降。（4）結構原因（Configurational causes）。這詞是由辛普森提出，指的是同樣的因素由於組合方式不同有可能產生十分不同的結果，徹底或正統的均變論者完全忽視了這種可能性。地球大氣層由還原性轉變成氧化性，不規則的冰河時期的出現，板塊構造對大陸面積以及大陸架淺層海域範圍的影響，火山活動程度等都屬於這個範疇。

他堅持認為化石不可能是岩石的自然產物而必然是過去存在過的生物的遺迹。和拉馬克不同，他充分重視滅絕的重要意義：「無數的生物成為這些災變的犧牲品…它們的種族甚至也滅絕了，除了博物學家難於辯認的某些斷片外沒有留下任何痕迹。」他認識到化石對了解地球的歷史是多麼重要。『誰都知道關於地球學說的誕生完全有賴於化石；如果沒有化石人們可能將會永遠也不會夢想到在地球的形成中有互相連續的時期和一系列的不同作用。他並沒有藉助任何超自然過程來說明這些動物區系的輪替。「我不認為為了現有動物類群的存在而需要新的創造。我只強調，它們在古時候在自然界中並不佔有相同的位置，它們必定是來自地球的某些其它地方。」化石還向居維葉提出了下列一連串問題：

斯賓塞的觀點對達爾文思想並沒有積極影響，反之，他的觀點後來倒成為引起某些混亂的原因。斯賓塞曾建議用「最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來代替自然選擇，他又是獲得性狀遺傳在英國的主要支持者（在他與魏斯曼的著名辯論中）。最糟的是，他後來成為了奠基於殘酷無情的生存競爭之上的一種社會學說（一般稱之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很容易引起誤解）的主要代言人（Hofstadter，1955）。

自從拉馬克的《動物哲學》於1809年出版以後，沒有誰在討論物種、動物區系、分佈、化石、滅絕以及多樣性的其它方面時能夠繼續忽視進化的可能性。這並不是忽視，正如屢次提到拉馬克或提到「發展」時所證明的。這是因為已經覺察到進化主義的「威脅」；為了對付這種威脅，萊伊爾在他的《地質學原理》一書中花了很多章來駁斥。事實上從1809年到1859年這一段時間對思想史家來說具有極大的想力。在這段時間里有一個合理的學說，一個動態的進化中的世界的學說；在這期間支持這個異端新學說的證據日益增多；也正是在這段時間里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還吞吞吐吐地談起進化演變的可能性。

（b）不規則，各個地質時期有變化

（6）世界的定向變化均變論者的觀點

隨後又是哪一種？這兩個物種有時是否相伴出現？在地層的古老程度之間，化石和現有生物相似或不相似之間是否有恆定不變的關係？在化石之間和與之最相似的現有生物之間是否存在著同樣的氣候變化關係？這些動植物是在發現其遺迹的地方生活還是從別的地方移過來的？它們現在是否還分佈在什麼地方或者已經部分地或全部消滅？

考慮到在19世紀前半期進化思想在德國普遍流行的情況，而在這種背景下竟然沒有一個德國生物學家努力提出內容充實的進化學說不能不說是奇怪的現象。尤其是當時其它的歐洲國家都不如德國擁有那樣多有才華的動物學家和比較解剖學家，包括Authenrieth，馮貝爾，布魯門巴赫，Burdach，Dollinger，Ehrenberg，Emmert，Heusinger，Kielmeyer，Leuckart，J.Muller，Pander，Rathke，Reichert，Rudolphi，Siebold，Tiedemann，Wiedemann。產生這種情況有多方面原因，最重要的是當時德國哲學深受本質論支配，這影響了每個人的思想。模式思想由於對居維葉權威的崇拜而得到加強，這充分反映在當時偽某些卓越的比較解剖學者的著作中。

通常引用來論證地質學事件和摩西的記載是一致的兩項證據是：第一，化石記錄中沒有人類（人的創造是創造的最後一幕）；第二，遍及整個地球的「大洪水」（GreatDeluge）的證據。

毫不奇怪，由於這樣的廣告式宣傳，《遺迹》在當時成了暢銷書，在1844年到1860年之間竟然出版了11次，頭十年的銷售量（24，0O0本）遠遠超過了萊伊爾的《地質學原理》

他的研究最後導致他提出「進步性發展原則（Principle ofProgressiveDevelopment）作為我們日常所見的自然界中緩慢而又漸進的運動或傾向的最簡明解釋，這種解釋是訴之於科學、聯繫于科學，而不是以無知的教條式臆測為根據的。」錢伯斯從當時已有的證據中清醒地看出了兩點：（1）世界上的動物區系是通過地質時期而進化的，（2）變化是緩慢、漸進的，和環境中的任何災變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