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不能自主進食。張玲玲按醫生的要求，用一根50毫升的粗針從鼻飼管里推營養液，稍不小心，就會嗆著兒子。那麼粗的針管，張玲玲前後推斷過四根。後來，孩子不用鼻飼了，張玲玲就用嘴把食物嚼爛，一口口喂到兒子嘴裏去，就像老燕子喂窩裡的小燕子。

總算有了一個公正的說法，但楊金剛的一隻左手卻永遠失去了，這對於一個19歲的男兒來說，是一件多麼痛苦悲傷的事。4月5日，楊金剛一紙訴狀將禹城市人民醫院告到了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要求醫院賠償他醫療費、殘后醫療費、護理費以及誤工費等12項費用，共計53萬余元。

「馬上人工呼吸！」王斌全醫生一聲令下，一群醫生圍上來。20分鐘后，孩子的心跳漸漸恢復，但仍沒有呼吸。王斌全大夫把一個連著膠管的皮球交到田斌夫婦手裡，膠管的另一端插在兒子的氣管里。王醫生要求一分鐘捏16下，不能多也不能少。整整捏12小時，孩子呼吸才慢慢恢復正常，而夫婦倆的指頭都腫了。

災難仍在繼續。從1992年4月25日大鵬出事的那天起，事故的責任單位山西省人民醫院一直負擔著大鵬的醫療費用。植物人的生命的延續和促醒，需要大量的金錢。一支腦積水注射液，就要180元，而每星期要注射一次。僅從1992年4月至1993年8月，山西省人民醫院就已經支付大鵬的醫療費用17.6萬多元。

孩子的病情更險惡了，從爸爸的懷裡猛地掙扎出來，不停地蹦跳，臉色青紫。一見任玉章走近，田斌趕緊對孩子說：「醫生來了，你有救了。」這時，孩子仰起小臉，眼淚汪汪看著任玉章，嘶啞地說：「叔叔，快救我……我還要參加學校運動會……」

一個缺乏醫德的醫生，毀了一個孩子和一個家庭。這個家庭已經陷入了絕境……這是《家庭》雜誌1997年第11期報道的一起令人痛心與憤慨的醫療事故——

對於救死扶傷的醫務人員來說，還有什麼比搶救病人的生命更重要的呢？可是，偏偏有些人，雖然也穿著白大褂，拿著聽診器，卻不履行醫務人員的基本職責。對生命的冷漠與麻木達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檢察日報》1999年5月1日報道：1996年11月8日9時許，19歲的楊金剛的左手不慎被絞面機絞傷。11時許，被送到禹城市人民醫院治療，門診初步診斷為「左尺、僥骨開放性骨折」，11時20分左右，楊金剛住進了外科二病房。但一直到下午3時許，他才被推進手術室。手術時間被延誤三個多小時。

5月20日，雷洪明家屬對院方提出三點疑問：

1、病人從下午4時送至急診科，醫務人員僅給其輸液，未採取其他措施；2、下午7時左右急診科通知病人家屬轉住院部內三科急救，轉科途中，由於電梯無人值班，耽誤了一個多小時；3、晚10時左右送至住院部，僅只輸血輸液，而病人將正在輸液的針頭掙脫，醫務人員因找不到血管，就停止了輸液。這是否涉及醫療事故？

接到判決后，田斌立刻提起上訴。

為了讓孩子早日蘇醒，田斌上東北跑西藏，尋醫問葯。五年間，他跑得最多的就是北京，最緊張時，一星期一次，經常是當天就打個來回，有時車擠，就站著去站著回。

有一位年過半百的中學教師，在丈夫出差期間，突然卧床不起。她丈夫的同事聞訊，立即把她送到當地一家綜合醫院搶救，當天適逢星期日，這家醫院的門診部各診室都房門緊閉，急診室雖可以進去，屋裡卻空無一人。問挂號室護士：「醫生在哪裡？」答日：「不知道。」請她找醫生，她說：「我到哪兒去找？」向她借用電話，她說：「不外借。」護送人員只能跑到院外公用電話亭，向這家醫院總值班室掛電話求助。從病人被送抵急診室，到護士給病人扎https://read.99csw.com入輸液針頭、進行治療，病人等待了27分鐘。如果這個女教師患的不是美尼爾氏綜合症，而是心臟病、腦溢血，耽擱27分鐘帶來的後果又將如何呢？這位急診大夫的回答是：「哪有這麼湊巧？醫院見得多了。」

這是任玉章醫生犯的第一個大錯：氣管異物是急診中的急診，應爭分奪秒救治，這是每一個耳鼻喉科醫生都懂的常識，任玉章還是這個科的主任呢！

醫院的電梯，也是人命關天的電梯！

任玉章連門都不進，斜靠在門框上，看也不看孩子，說：「我說過了，沒有床，你們走吧。」

只因為無德醫生任玉章的拒絕治療，使得美滿幸福的一家人從此陷入無窮無盡的災難之中。而任玉章，五年來對被他一手造成的受難者，不要說認錯，就連一聲「對不起」也沒有說，更不用說前去探視。

我只好按醫生的指點扶著女友來到二樓，當時二樓停電，我們上了三樓。醫生問：「什麼病？」我說：「可能是闌尾炎。」「到二樓看。」我們又轉回二樓，一位戴眼鏡的男醫生問：「化驗了嗎？」我又帶著女友去化驗室，可找了半天都沒有找到化驗員。這時，我的女友開始嘔吐，連站都站不起來。我連攙帶扶她又來到內科，一位醫生很熱情，檢查后說：「可能是闌尾炎，你們抓緊時間去外科看。」

任玉章醫生拒絕治療，貽誤搶救時機造成嚴重後果的失職行為，在太原市引起強烈義憤。事發20多天後，任玉章所在的山西省人民醫院主要領導集體到山西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看望田斌夫婦和孩子。張玲玲哭著問：「我們跟你們無冤無仇，為什麼不能給我們搶救？為什麼要害我們？」當時，省人民醫院一位女紀檢書記抱著張玲玲哭了，說：「完全是我們的責任，我們要教育其他醫生，要處理任玉章，他讓我們丟臉了！」

為了看電視竟不顧病人的生命安危，這豈只是讓人震驚，簡直讓人憤慨——如此草菅人命，不僅不配當醫生，連做人的資格都沒有！

田斌一聽話頭不對，就趕緊低頭對兒子說：「告訴醫生叔叔，筆帽卡在哪兒？」兒子指指喉嚨，想說一句什麼，卻只看嘴動彈，聽不到有聲音發出來。

五年過去了，大鵬長得與媽媽一樣高了，只是腿細得像手臂，手臂則細得像麻桿。鄰居和朋友每每見到大鵬長手長腳躺在媽媽懷裡，細細的雙腿在地上拖來拖去，都忍不住要掉淚……還有呢，兒子看上去像個小夥子了，卻一不留神就把屎和尿拉一褲襠，弄媽媽一身，夏天還好，冬天就麻煩了，沒有那麼多替換的衣服，又怕兒子凍著，所以好多時候媽媽好幾天都不換衣褲，就這樣濕漉漉穿在身上，而兒子的身上卻永遠穿乾燥的。

孩子是因為任玉章的有意延誤救治而終生致殘的，這是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從此案中，我們再一次發現，醫務人員對工作的任何一點疏忽、鬆懈，都將造成病人及其家屬的終身遺憾。

1998年2月21日下午3時許，雷洪明在家中突然口吐鮮血，驚慌的家人忙打「120」求救，但由於電話屢撥不通，情急之下自行將其送到離家較近的市延安醫院。12小時後患者停止了呼吸。

到了山西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耳鼻喉科的王斌全主任正在病房，聞訊即以百米衝刺的速度飛跑過來。他知道氣管異物的後果，更知道一秒鐘也不能耽誤。王斌全主任跑得太急了，在急診室的門口重重摔了一跤，皮鞋的幫子都摔裂了一道口子。他爬起來繼續跑。情況萬分危急，王斌全醫生接過孩子就放在地板上，順手抓起一把刀片——他用來剃鬍子的普通刀片，甚至連消毒都來不及做，就把孩子的喉部切開，用一個普通的鉗子，將那個卡在孩子喉嚨處一個多小時的筆帽取出來了。因為窒息的時間太長，傷口甚至連血都沒有出。

楊金剛還只是丟了一隻手，而還有許九-九-藏-書多人因醫務人員的延誤而失去了生命。

一個孩子因為醫生的失職而喪失搶救機會，成為植物人，這還不是事故是什麼？專門研究法律的田斌教授也只有對天長嘆：這是什麼鑒定？

1992年12月8日22時，我帶女友張麗去昆明市官渡區人民醫院看病。我到挂號處問：「闌尾炎該去什麼科看？」女挂號員答：「內科。」我掛了急診號，扶著女友來到內科診室，當班的醫生還沒等我說完話，便說：「這病要去外科。」

命保住了，但更大的災難降臨了：孩子因為腦部長時間缺氧，成了植物人。從此，這個原本幸福的家庭，陷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突如其來的災難，擊垮了這個家庭的每一個人。然而他們當時並不知道，這僅僅是黑色樂章的開始。

田斌一聽就急了，衝下樓一看，只見8歲的兒子蹲在地下，雙手不停抓撓著喉部，呼吸急促，臉色發白。一看兒子情況兇險，田斌夫婦拉過自行車，馱著兒子就衝出校門，將自行車一扔，攔住一輛計程車就往醫院趕。

一位醫學家說：急診是醫療第一線的前哨，急診工作直接關係到群眾的生命安危，醫院和醫務工作者不能掉以輕心。

1990年1月9日的《健康報》發表的一封讀者來信《天職難敵電視癮》，堪稱醫療界的奇聞：「有位老鄉告訴我，上月的一個周末，他的兒子得了急性闌尾炎，住進某醫院需立即動手術。值班的醫生說：『星期六晚上有好電視節目，我們不做手術了。』幸虧院長在場，他說：『今天不做手術，孩子就沒救了！』在院長的督促下，那位值班醫生只好不情願地給患兒開了刀。人命關天，身為醫生，居然有如此電視癮，真令人震驚！」

有一位新聞記者有過這樣的經歷：一天黃昏，他回單位辦事，不慎摔跤，左膝被花崗岩台階堅硬的邊緣磕破，鮮血從長2厘米、深半厘米的傷口外涌。在一家醫院治療過程中，他始終未見到值班的急診大夫，為他治療的是尚未大學畢業取得行醫資格的兩名實習生。一般傷口均有不同程度的污染，必須及時進行清創術，並注射破傷風抗毒血清以預防破傷風。必要時還需拍X光片，檢查是否傷及骨骼。兩名實習生不具備這些常識，未清潔創口即要動手包紮，經傷員提醒才想到要打破傷風針，最後用肯定的語氣說：「僅是表皮傷。」讓他離去。半月後，傷口愈合，揭開紗布，他左膝突起豌豆大一塊骨痂。

1993年11月8日，田斌向山西省人民檢察院提起訴訟，控告任玉章犯有玩忽職守的瀆職罪。為了保證孩子能夠得到繼續救治，田斌又以人身賠償為由，將省人民醫院及任玉章訴至法院，要求他們支付醫療費用。1996年6月15日，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此案，但任玉章沒有到庭。

更催人淚下的是，張玲玲慢慢養成了近乎特異功能的習慣：兒子睡著后，她只消幾秒鐘也跟著熟睡，不論白天黑夜，也不論家裡有無客人，而兒子一醒她就立刻醒來……

這不是湊巧，而是經常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一般來說，急診病人都病情危急，稍一延誤，都將導致無法挽回的悲劇。

兒子要不停接受治療。可憐的、無知覺的兒子，每次治療頭上要同時插七根輸液管；用針灸治療時，小小的腦袋上竟然插了30多根銀針，每捻一下，該抽搐的兒子靜如死水，一旁的母親卻心如刀絞……

可怕的心態，可怕的行為，必然產生可怕的結果。翻開醫療事故檔案，我們不無痛心地看到，許多人就是因醫生的延誤而喪命，就是因醫生的麻木而屈死，就是因醫生的見死不救而眼睜睜地死去……

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急診醫學已成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大多數醫院都非常重視急診室建設。但少數醫院出現的急診室形同虛設、急診制度流於形式、急診醫護人員工作不認真負責的現象，卻嚴重威脅著病人的生命安危。究其原因，主要還是這些醫院疏於管理九-九-藏-書。有的片面強調急診工作量大，任務繁重，自己原諒自己的工作不足，有的即使見了不認真執行規章制度的醫生護士也是「睜隻眼，閉隻眼」，對外則用一大堆客觀原因，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一些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對急診工作也缺乏足夠的正確認識。檢查急診室規章制度只聽彙報，不看實際。發現問題以後，輕描淡寫，不限期進行改正。這一切，都是導致急診不急的重要原因。

太原市民議論得最多的話題是：無床能不能成為拒絕治療的理由？為什麼第二家醫院可以在地板上用刮鬍刀完成手術，而同級的省人民醫院有那麼好的設備，醫生任玉章卻不能救治病人？既然「氣管異物」是急診中的急診，為什麼任玉章醫生可以拒絕治療，並把危急病人推出醫院？假如一個醫生連起碼的醫德都沒有，而法律還要保護這樣的人的話，那麼病人還有什麼安全可言？

至少到今天，還沒有人知道29歲的雷洪明該不該死，但他還是死了。

1992年4月25日下午7時許，山西大學法律系副主任田斌與妻子張玲玲在家裡做好飯後，正要出門找兒子回家吃飯，突然聽到樓下的孩子們喊成一片：「田叔叔，你家大鵬吞筆帽了！」

目前，雷洪明的家屬已向昆明市衛生局醫政處提出醫療事故鑒定申請，並決定聘請律師與醫院理論到底。同時他們對交涉前景也充滿憂慮。他們對醫學一竅不通，想從醫院的各種解釋中找出不合理、錯誤的地方十分困難，而且按規定，病人家屬不能調閱原始病歷。因此，他們全家必須為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耗費大量時間。

1999年1月10日，呂增燕的妻子譚愛雲和四個兒子以新田縣人民醫院工作人員嚴重失職是導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為由，向新田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賠償12萬余元。而醫院則以救護車被運煤卡車堵住為由，拒不賠償。

兒子成了植物人，雙手緊握，身體僵硬，什麼時候睡，什麼時候醒，一點規律也沒有。最辛苦的事情是，兒子只有在母親的懷裡才能安睡片刻。於是，從災難的第一天起，張玲玲就把兒子抱在懷裡，端端正正坐著，背靠牆，一夜又一夜，一年又一年。兒子在醫院住了三年，張玲玲就這樣抱著兒子坐了三年。她所倚靠的那面牆上，被她磨得顯現出一個清晰的背影。家裡的那面牆上，也有著同樣光滑而清晰的人形背影。

1998年11月14日零時，住新田縣生資公司宿舍的退休幹部呂增燕突發心臟病，其次子呂新陵聞訊，于零時1分09秒用手機撥打了新田縣人民醫院急救中心的電話，將父親的病情及住址告訴了值班人員，要求搶救。值班人員答應：「馬上來！」零時7分04秒，急救中心還未來人，呂新陵再次打電話給急救中心值班室，值班人員答覆：「就來了。」零時13分50秒，呂家仍不見急救中心的人影，呂新陵第三次撥響了急救中心的電話，值班人員稱：「車子已經去了。」

但是，處理的結果只是：停職檢查，勸其調離。

——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面對著下跪的病人家屬，依然作出了見死不救的選擇！

據《南方周末》1998年7月3日報道，延安醫院于當天便作出書面答覆，診斷死亡原因為「肝硬化，上消化道大出血，失血性休克，循環衰竭」，並稱「醫院在患者入院后診斷明確，救治措施到位，沒有延誤對患者的搶救」。

見任玉章仍無動於衷，田斌就說：「透視室的大夫說你們有日本進口的鏡子，用鏡子一照就能看見，就可以把筆帽夾出來。」任玉章說：「看見也不行，看見就能取出來嗎？我沒床，你們走吧！」田斌問：「大夫，孩子都這樣了，你要我們上哪兒去，出了危險你管不管？」任玉章不耐煩地說：「你願到哪兒就到哪兒，出了危險我也不管！」眼看著孩子小眼睛已經閉上了，張玲玲就一下跪在任玉章的面前，說：「求求你了，救救我的孩子ｒｅad.99ｃｓｗ•coｍ……」

這等於向無醫德的瀆職者網開一面，任他開溜。果然，不久后，任玉章一家就從太原失蹤了，誰也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等他再次露面的時候，他已經是海南一家醫院耳鼻喉科的主任，拿著高薪，住著四室一廳的房子，很風光，也很氣派。

手術七天後，楊秀增發現兒子的胳膊沒有好轉，手指開始發紫，並失去了知覺。11月15日，楊金剛被轉院至山東科苑醫院。專家接診時診斷，傷口附近肌肉和軟組織大面積壞死，固定鋼板外露。經多次手術，雖保住了胳膊，但楊金剛左手除無名指外的四個手指不得不全被截去，僅存的無名指也沒有知覺，胳膊還落下了慢性骨髓炎，至今仍有兩個小孔不停地向外冒膿水。楊秀增先後向禹城市和德州市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申請鑒定，兩級鑒定部門均認為不構成醫療責任事故。楊秀增不服，又向省醫療事故鑒定部門申請鑒定。省級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鑒定認為：禹城市人民醫院管理不善，違反首診醫師負責制，未對患者及時處理，延誤了治療。1999年3月16日，該委下發鑒定結論，認定此事為二級醫療責任事故。

衛生部頒發的《醫院急診科室建設方案》明確規定「急診工作第一位的任務是及時、迅速、準確地治療和搶救急、危重症病人」，「急診室要實行24小時開放，隨時應診」，「急診醫師必須具有三年以上的臨床經驗，實習醫生不得單獨值急診班」，「急診病情往往比較複雜，關鍵是認真負責」。如此事關人命的規章制度，卻被一些醫院和醫務人員公然踐踏。

而對於電梯的停開是否耽誤搶救，院方一再稱兩者無甚關聯，不必在答覆中涉及。有醫院行政部門工作人員認為，電梯問題不屬於醫療事故鑒定範疇。

兒子自小怕吃中藥，一聞到中藥味就沒命跑，而現在，再苦再多的中藥汁灌到他的嘴裏去他連眼皮也不眨一眨，更不吭聲。做母親的心裏難受得邊喂邊掉淚。田斌說：「這麼多年來，我們孩子打的針吃的葯一輛東風汽車也拉不完。」

這時孩子的大舅趕來了，苦苦哀求20多分鐘后，任玉章才慢慢穿上白大褂，雙手揣在兜里，仍是一臉不高興地朝值班室走。路途中，孩子的大舅央求任玉章走快一些，任翻翻白眼，愛理不理，仍保持著原來的步速前行。

然而，1993年9月，山西省人民醫院向省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提出申請，要求進行醫療事故鑒定，以澄清責任。在事情發生一年零五個月之後，僅憑省人民醫院的透視結果及單方面陳訴，山西省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作出鑒定：這一事件屬醫療意外而不構成醫療事故。根據這一鑒定，山西省人民醫院立刻停止支付醫療費用。從此，田斌一家陷入絕境。

據了解，電梯停開在該院並非首次。昆明某小學教師的丈夫，3月5日上午因呼吸困難，被送至延安醫院急診室，中午時轉科到住院部樓上心肺科，因雙方科室未調度銜接好，心肺科無法實施治療，故又準備將病人送回急診室，此時急救電梯卻無人值守，醫務人員慌忙四處找尋電梯工作人員，等候期間病人突然休克。電梯停開共計40分鐘，在此過程中，醫生能做的只剩用聽診器觀察心跳。送至急診室后，病人不治而亡。此事與雷洪明事件相隔不到半個月。

法院審理查明，新田縣人民醫院開設的急救中心，是一種特殊的服務機構，患者住址與人民醫院急救中心相距僅400米，醫護人員沒有積極採取措施前往急救現場，由於醫院方的過失行為，造成了患者的人身及財產損害，依法判令被告賠償原告1.4萬元。

又過了幾分鐘，還不見急救中心的車和人，呂家只好向新田縣中醫院打電話求救，中醫院醫務人員聞訊迅速趕到了呂家，對病人實施了緊急搶救，但終因延誤了搶救時機，呂增燕老人于當日1時死亡。

而任玉章雙手一直插在兜里，再也不願搭腔。

萬般無奈中，田斌夫婦只好抱著九-九-藏-書兒子出了省人民醫院大門，剛好孩子的姨姥坐著計程車趕來了，一家人就趕緊上車，往山西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現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趕。車剛開出去有五六分鐘，張玲玲懷裡的孩子突然渾身一軟，呼吸停止了。聽聽孩子的胸口，心跳也沒有了。車裡頓時哭成一片。

而現在許多醫院，急診卻只是病人急，只是病人家屬急，而一些急診醫生卻處事不驚，見急不急——愛看電視的照樣看電視，在打牌賭博的照樣打牌賭博，已睡覺的懶得起床……病人求救不理，病人家屬下跪不管，一副麻木不仁、無動於衷的架勢。在他們的眼裡，病人的痛苦，病人的生命，都只不過是醫學書上的一個個符號，標本室里的一個個標本。他們就是漫不經心地擺弄這些符號和標本的人！

《雲南日報》1993年2月1日以《她不該這樣死去》為題發表了雲南省外運公司二車隊曹忠祥的一封來信，反映了這樣一場不該發生的悲劇——

最讓醫生和左鄰右舍一提起來就忍不住落淚的是：母親懷著絕望的希望，五年如一日，時時刻刻呼喚著自己兒子：「大鵬，醒來，媽媽叫你呢！大鵬，你醒醒，聽見媽媽在叫你嗎？大鵬啊……」

田斌抱著孩子衝進醫院，挂號的醫生也急了：「抱孩子快跑，留一個人挂號就行了！」

田斌抱著孩子衝進耳鼻喉科，一位實習醫生開了透視單。在X光室里，兒子再次說話：「爸爸……我要憋死了，救我……」田斌忍住淚，正要說話，X光醫生安慰孩子說：「別怕，等會兒叫醫生用鉗子給你夾出來就好了。」

那位戴眼鏡的大夫不見了，我大聲喊：「醫生，醫生，人不行了！」喊了好一陣都不見醫生的身影，一位女護士坐在屋裡不聞不問，我發火了，揮拳把掛在門上寫著「辦公室」的玻璃牌打碎，我又呼喊了一陣，還是沒有一個醫生出來。我流著眼淚，扶著女友，好不容易才回到女友的宿舍。這時，已是次日零時30分。我為她燒好開水，到1點23分，跟她同宿舍的女伴打了招呼，我才離開。9日6點45分，張麗的同伴急匆匆把我找來，只見張麗喊著：「疼！疼！太疼了！」我急忙找來車，趕到昆明市中醫院，醫護人員迅速採取搶救措施，可人已經死去了。

我扶女友艱難地來到外科。我跟那位戴眼鏡的男醫生講：「她又疼又吐，內科醫生講可能是闌尾炎。」他大聲答道：「你怎麼知道是闌尾炎？你自己給她看好了。病曆本呢？」我趕忙跑到挂號處，喊了好一陣子，一位女同志才帶著睡意回答：「賣完了。」我只好返回外科，那位醫生語氣生硬地說：「沒有病曆本，你叫我怎麼看病？」我再三陳述女友病情的危險性，那位醫生不耐煩地說：「你們去婦產科看看。」我扶著女友到婦產科時，看到一樓入口處站著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談笑，診室的門關著，我連敲開三間房門都沒找到醫生。我只好扶著女友再回到外科。

照片的結果很快出來了，開單的實習醫生一看，知道情況嚴重，立刻去找大夫。這時的值班大夫名叫任玉章，但此刻他離開了自己的崗位，在不遠處的家裡看電視。實習醫生剛說明情況，任玉章很不高興地說：「沒有床，不能救，叫他們走。」

呂增燕雖然不能再復生，但總算討了一個公道，而昆明的雷洪明卻因醫院的急救電梯不救急，失去了搶救機會撒手人寰，至今也沒有誰承擔責任，好像是他命該如此。

1997年5月，一審判決下來，法院認為：根據山西省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鑒定結論，該起醫療糾紛不構成醫療事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巨額賠償費用，於法無據，本院不予支持；但被告對造成原告人身傷害結果有一定責任，故被告已支付給原告的17.6萬元應予認可。

據《雲南日報》社記者調查，曹忠祥反映的情況基本屬實。張麗去世時只有21歲，生前在省外運公司食堂做了個把月的臨時工，得知她死亡的噩耗，人們無不為之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