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最可怕的是醫療事故，最懷疑的是醫療鑒定，最難打的是醫療官司，最尷尬的是醫療賠償——也許此說言過其實，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醫療糾紛，已成為備受人們關注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

一個病人莫名其妙地死了，醫院說是醫療意外，病人家屬說是醫療事故，誰來斷其是非？一條人命被醫療事故吞沒了，醫院說只能賠3000元，病人家屬說難道一條生命還不如一台電視機值錢？

法律與法規矛盾，醫院與患者衝突，醫療糾紛，一個掙不脫又解不開的死結！

一般來說，醫療糾紛是指醫患雙方對醫療後果及其原因或處理在認識上發生的分歧，須經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進行調解或裁決才能解決的醫患糾紛。換句話說，就是當病人或家屬就某些病症診療不良後果對醫院提出控訴，在未弄清事實真相之前，我們把雙方的爭執稱為醫療糾紛。經過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判定，因醫務人員診療護理過失等直接造成病人組織器官損傷，導致功能障礙、殘廢、死亡，稱醫療事故。有時在診療、護理過程中，醫務人員出現錯誤，但尚未引起病人明顯的痛苦或者危害，也不影響對病人的治療措施，稱醫療差錯。

引起醫療糾紛的主要原因，一是出自從事醫療工作的醫務人員方面，稱為醫源性糾紛，醫源性糾紛有的與醫務人員工作中的失誤有關，如直接或間接造成病人傷殘、死亡；有的與醫務人員的其他錯誤有關，如治療時態度生硬、亂開診斷證明等。二是來源於病人、家屬或其單位方面，稱非醫源性糾紛。如缺乏醫學知識的人對意外死亡的誤解等。

醫療糾紛的處理是一件事關保護醫患雙方利益和維護醫療秩序的大事，處理不當，將激發許多矛盾，甚至引起社會的不安定。

一般來說，醫療糾紛的解決有雙方和解、行政調解和司法判決三種方式。

雙方和解是解決醫療糾紛最簡捷、最便利的一種方式。在雙方自願的基礎上，以誠信、平等為原則進行和解，無疑是最理想的結果。但在目前的情況下，此種可能性並不是很大，關鍵是在賠償的金額上，雙方分歧較大，致使和解困難。

和解不成，調解解決便是處理糾紛的第二種方式。通過行政主管部門進行調解，分清是非，明確責任，最後議定調解協議，也不失為一種好辦法。但是，由於出面調解的部門同時又是肇事醫療單位的上級部門，其公正性受到懷疑，以至目前通過這種方式解決醫療糾紛的也越來越少了。

相當的人選擇了第三種方式——向法院訴訟。雖然這也是一條非常艱難的途徑，但許多人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與尊重，而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法律訴訟之路。

從50年代初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時間里，我國既沒有一部統一的系統化的民法典，更沒有專門處理醫療事故的行政法規，人民法院一般不受理未構成犯罪的醫療事故案件，即使受理了也不判給經濟補償。最高人民法院1964年1月18日發布的（64）法研字第4號批複明確指出：「我們認為，法院在處理醫療事故時，不宜判決醫療部門經濟補償。但對患者因醫療事故死亡或殘廢，造成家庭生活困難的，可以採取其他救濟辦法來解決。」並建議衛生部門「和勞動、人事、民政等部門共同商定救濟辦法」，解決病人或其家屬因醫療事故而造成的家庭生活困難。法律的空白實際上並沒有帶來好的效果，無法可依和法院的不受理、不介入，一方面使病人和家屬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另一方面也使病人及家屬因醫療事故得不到處理而到醫院糾纏，打罵醫務人員，擾亂醫院醫療秩序現象屢見不鮮。1987年，國務院頒布《醫療事故處理辦法》后，醫療事故處理無法可依的現象才有所改變。

但是，限於當時的認識與客觀條件，這部行政性法規也存在著許多先天性的不足，隨著社會的發展，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當時的許多規定已明顯不適應目前的社會現實，突出地表現在醫療事故的認定與醫療事故的賠償兩個方面，這也是當前醫療糾紛的兩大焦點。

由於該法規缺乏可操作性，以致在醫療事故的認定上醫患雙方分歧較大。有的明明是醫療事故，醫院卻可以拒不承認，還有另一種情況，那就是明明不是醫療事故，但有的病人家屬卻堅持認為是醫療事故，從而衝擊醫院，擾亂醫療秩序的事件也時有發生。最近，《浙江日報》就報道了一起產婦因併發症死亡，家屬聚眾大鬧衛生院的事件。某衛生院院長單斌楚被他們苦苦「追逼」，從三樓摔下，造成第四、五、六胸椎間盤脫出，多處挫傷。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醫療糾紛就等於醫療事故，而只要發生了醫療糾紛，就必定是醫院有責任，這顯然是一種偏頗的看法。

而對於醫療事故的賠償，更是醫患雙方爭執不休的一個主要問題。醫院堅持要按《醫療事故處理辦法》規定的補償原則進行補償，而病人及其家屬卻堅持要按《民法通則》的有關條款予以賠償。二者的差別又相當大，按前者，醫療事故致死人命最多「補償」3000元左右，而按後者，則可以判決「賠償」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

面對歷史與現實的矛盾，面對法律與法規的衝突，不論是受害者還是司法實踐者都感到陷入了難以擺脫的困境。改革醫療事故處理辦法，刻不容緩地擺在了中國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