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期，毛澤東有些焦慮地說：「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毛澤東是針對中國一場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而說的。這時候，中國共產黨對瀋陽的接收已經接近尾聲，而對天津、北平、上海的城市接管工作剛剛展開。

隨著新政權的建立，農村的日子伴隨著扛槍、分田的生活已經成為過去，5.5億人口要進入一個新的組織網路，新中國的領導人需要適應和面對一系列新問題：為國家的發展制訂計劃、編製預算、亟待大大提高的生產力、城市中各階層的新關係，甚至於死灰復燃的官僚主義和隨著勝利而來的道德上的問題。

這場「由農村進入城市」的巨大變革並非毫無徵兆和事先計劃。在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城市命題已經開始進入領導人的視野。當時有著多年邊區財政經濟工作經驗的陳雲在發言中，格外強調請代表們注意處理好即將面對的財政經濟問題。他說，「現在我們快由鄉村轉到城市」了，「同志們一到城市裡面，千萬不要把機器搞壞了，那時候機器是我們恢復經濟的本錢。如果沒有機器，我們駕馭城市就很困難」。

陳雲「保存城市機器」的主張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和支持。毛澤東在「七大」上做結論時說，「搞大工業我們相當生疏。為什麼這次大會提出『不要打爛機器』這一條呢？因為我們在這方面還沒有知識」。他以自己為例，「我當了幾十年共產黨員，過去沒有學會搞經濟這一條，沒有學會就要承認，現在就要學。陳雲同志講，進了城市不要打爛機器，這就有一個學習問題，不學會還是要打爛的」。

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選自120萬名黨員。這個當時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共產黨的政黨，是廣大勞動者的領路人，是農村問題專家，是土改運動的發明人。它創造性地重新分配了這個國家40%的耕地給60%的農村人口，但它的確仍然是「城市」的門外漢。根據地經濟本質上仍是自然經濟，人們自給自足，而不需要與工廠、銀行、法院，乃至郵電系統、醫療機構打交道。在1945年，中國共產黨最熟悉的城市不過是面積3.7萬平方公里、「只有幾座窯洞」的延安。一年後，當國民黨撕毀「雙十協定」后，共產黨及其軍隊就再次從延安退回到了農村。

當1947年戰略反攻后勢如破竹的軍事勝利將一座又一座大城市送交給中國共產黨時，領導者們發現，他們治理城市的技術遠不如他們在農村工作時那麼得心應手。不僅如此，令毛澤東和陳雲擔心的「打爛機器」的情況還是發生了。在收復井陘、陽泉等重要工業區時，少數部隊就隨意沒收商店，沒收敵軍官家屬的財產，強行令商人捐款。在中央對一起嚴重破壞軍紀的「高家堡事件」進行全軍通報批評和紀律教育后，在石家莊，相似的事情繼續出現：一些部隊後勤人員闖入工廠，搬運器材、拆卸零件、砸毀廠房，縱容城市貧民哄搶公用物資。意識形態與政府責任的矛盾於是成為對新政權的巨大考驗。

1948年3月，陳雲和中共中央東北局的其他領導人再次提出「工作重心開始由鄉村向城市轉移」。陳雲對東北全黨指出，從前我們把主要的力量放在農村，現在農村有了基礎，城市工作的地位就要加強，要抽調力量做城市工作了。首先是掌握工業，加強工業的組織領導力量。要像動員1.2萬名幹部下鄉搞土改那樣，來配備和加強搞工業建設的幹部。東北局於是決定將東北局與各省、地、縣委的「民運部」一律改為「城市工作部」。

比起共產黨接管大城市的第一站石家莊，瀋陽的優勢在於，市內和近郊沒有經過激烈戰鬥，城市框架保存完整。那麼，共產黨能否在這裏開創一個新的局面呢？

瀋陽，某種意義上，是中國共產黨接管城市的一個歷史轉折。對陳雲和初步接觸城市的幹部們來說，瀋陽更是一場充滿挑戰的實驗。如何克服長久以來游擊主義的影響和小農意識的慣性？如何將一個已經失去生氣的城市重新點燃？事實上瀋陽多年前就處於半戰爭狀態，瀋陽剛從區域分割的狀態中走出來，商品流通艱難；工廠破敗不堪，八大廠（兵工廠、汽車廠、機車廠、橋樑廠、鍊鋼廠、電器廠、橡膠廠、機器廠）不光是整個東北，幾乎是全中國的戰略命脈，迅速恢復生產力並不只是一紙文件那麼簡單。瀋陽有超過7萬名的產業工人，連家屬佔據瀋陽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動員工人的同時，也要調動職員積極性和兼顧資本家利益，它需要當權者賦予「勞資關係」新的理解和內容。

瀋陽只是中國大城市的一個代表，它讓陳雲「保存城市機器」的理論不停留于觀點，而有了付諸應用的機會。它也給了中國共產黨難能可貴的實踐和極富價值的啟示：要使新中國啟動向前，需要調動全社會所有方面的力量，「新民主主義」是毛澤東對國民經濟恢復階段的稱謂，在這一時期，私營企業可以和國營企業並存；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要考慮到企業的生存和經濟環境的持續性。富有深意的是，當瀋陽的經驗推諸天津、北平、上海時，新政權已經通過一系列大城市接管，完成了它制度設計的初步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