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從美國芝加哥大學回國前，一位猶太學生成為劉緒貽的朋友。這位美國同學去過中國解放區，他有無數的延安的傳奇要告訴劉緒貽——解放后，劉緒貽知道這一切並非偶然，這位同學是受組織委派，幫助他認識中國共產黨的。

神奇的故事不僅美國猶太同學這一件。武漢解放前夕，社會學家劉緒貽已成為武漢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成員，他需要幫助共產黨完成的工作之一，就是參与調查整理武漢大學組織機構和人員情況，特別是教職員的思想狀況。

共產黨對一座城市的細部了解到這種程度，其全國解放進程當無可意外地順利。如果從細部回到相對宏觀面來觀察，僅以武漢大學為例，當時除了中共武漢市委有駐武大支部外，還有中原組織部城工科建立的「城工組」、中共江漢區黨委城工系統、襄南地委城工部和鄂中地委城工部……解放前夕，武漢地下黨員已發展到500多人，外圍組織成員超過2000人，充分調動了5000多名各行業進步市民，從各個角度迅速開展工作。正是如此卓有成就的工作，使這座城市的「反撤退、反搬遷、反破壞」有序、深入地展開，120萬人的特大城市極有秩序地承續下來，完成平穩的更新。

張之洞之前從政治與地理的角度描述武漢這座城市：「自沿海各省視之，則為深處之堂奧；統南北各省視之，則為適中之通衢。」通衢的意義是一個向四方延展的中心，共產黨因此在策劃武漢和平解放前就格外重視這座城市，這裏凝注著戰略眼光，他們要通過這個經過充分準備的「九省通衢」的平穩交移，奠定南京、武漢、上海的政治基礎，保證人民解放戰爭的進一步勝利推進，保證在一年內完成建立人民共和國的理想。

「九省通衢」的穩定還建立在另一層基礎上。在武漢之前，由農村進入城市的共產黨，通過擁有「土改」后農村陣地的支持，保證了城鄉交換、農村對剛解放城市的供應。到武漢，因為農村工作跟不上城市解放的步伐，變成了一個例外。因為大城市解放的速度越來越快，武漢周邊來不及產生大面積的農村根據地，剛解放的武漢就成為一座相對意義的「孤島」。在解放后城市供應產生困難的時候，城市接管、城市秩序重建只能與農村「土改」工作同時推進。共產黨的各級組織於是又在此過程中展示出了驚人的效率，城市與農村工作的彼此結合，很快在武漢形成了可推廣的經驗。

1949年還沒過去一半，中國共產黨就已經以它驚人的影響力感召、集聚了一大批進步人才，他們很快轉換成一種朝氣蓬勃的新生力量，使每一個從腐朽中重新誕生的城市都充滿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