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49上海，民族資本蛻變
1949年5月，解放上海足足推遲了一個月。集結在上海城外的一部分部隊駐紮在震澤（現湖州一帶），而華東局機關、華東野戰軍指揮部和接管幹部在丹陽待命。「總攻發起前，我們每天做的就是學習，包括各種文件和紀律。」曾經擔任20軍58師172團政委的丁公量回憶說。
長達一個月的「丹陽集訓」在歷史上絕無僅有。除了進行充分的思想動員，另一個不為人知的原因是，人們還在等待裝滿4億人民幣的40輛美國道奇卡車抵達丹陽——由於渡江之後戰線推進太快，鐵路運輸跟不上，這批由東北、華北、華東印鈔廠印製，集中調運到濟南，再轉運上海的首套人民幣和12種樣票遲遲未到——一旦進城，它們將成為「另一場戰爭」的武器。「在各種準備尚未做好前，我們考慮以儘可能推遲半月到一月入上海為好。」陳毅在1949年4月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稱他擔心倉促進城會讓新政權「陷入非常被動的地位」。
要了解共產党進入上海前的一再謹慎，我們不妨從舊政權在這座城市開展的變革所遭遇的一連串挫敗說起。
國民黨政權1927年設立之初，上海就是他們要面對的第一場大考。1925年孫中山逝世時未竟的「建國計劃」的中心點就是在上海建立上海特別市政府。
1927年7月7日，蔣介石在首任上海特別市市長黃郛的就職大會上發表訓詞說：「上海特別市非普通都市可比，上海特別市乃東亞第一特別市。無論中國軍事、經濟、交通等問題，無不以上海特別市為根據。若上海特別市不能整理，則中國軍事、經濟、交通等問題，即不能有頭緒。」
上海的特殊性決定了對於任何一個新政權，它都具有「制度試驗地」的價值。它是沿海中國走廊上的龍頭，是中國新觀念和商業利潤的中心，是所有商業城市的風向標。
長期的被殖民史和商業開發史在這個城市留了深刻的痕迹，它比中國其他的商業口岸要呈現出更為複雜的面貌：近代上海相當程度上崛起於鴉片貿易，19世紀50年代以前，上海作為沿海鴉片運輸的樞紐港，處於一種半公開的地位，鴉片或者鴉片訂單在上海幾乎和白銀有同樣的功能。因為都市化加速，20世紀最初的30年裡，上海的人口增加了三倍以上，他們一直生活在四種不同的統治制度之下，分佈於五個不同的城區，外國租界中的治外法權、有限的城市面積和市區人口過度膨脹的衝突都為這座城市的冒險、犯罪、投機提供了土壤。輪船招商局獲得晚清特許海運漕糧讓過去活躍在京杭大運河上的漕運水手大批失業，他們轉投其他諸如私鹽、鴉片、妓院、賭場這些行業，他們的舊組織——青幫的性質也隨之發生變化，並從一開始就與這座城市更密切地結合在一起。
正因為上海作為全國最重要的條約口岸的地位，上海到1927年時已經成為那些佔據中國沿海進行國際貿易的西方世界的一種象徵。誰都知道控制了上海，政權將獲得一個擁有強大造血和融資功能的財政機器。但在這樣一個擁有「三個政權（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多種階層、兩個社會（大都市社會、地下社會）」（魏斐德語）、政治經濟與民間勢力錯綜複雜的上海，啟動並駕馭這台機器又談何容易？
「國民政府當初定都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試圖整理財政，尋覓新稅源，他們在上海新增了大量稅捐。」上世紀20年代曾寓居上海的英國學者庫壽齡在《上海史》中說。但關稅和鹽稅彼時仍然作為戰敗賠款與借款的擔保，被把持在西方帝國的手中。國民政府的稅收新政受到了上海各個外國使館的抵制，收效甚微。1936年可能是國民黨政府「黃金十年」中最好的一年了，但是整個政府預算也不過只有GDP的8.8%。
財政上沒有出路，於是蔣介石希望將上海作為「警察國家化」的試點城市，通過重組警察系統、設立專業化的警察、重申路權與司法權來控制這個城市的無序和動蕩，有效改造公共衛生、住房、交通、娛樂業以及解決各種高居不下的犯罪問題。如果沒有有效的城市控制管理，則推進收回租界中國主權的一系列計劃就根本無從談起。他只有冒險重操軍閥體制的老路子，從鴉片貿易和幫會分子那裡尋求幫助。
這一切無疑要在與地方勢力的共謀中才能達成，其中杜月笙的系統最為重要。後者在1924年就取代黃金榮，壟斷上海的販毒活動。他從黃金榮的遭遇中體會到不可一世的黑社會頭子在軍事力量面前的無助，於是廣泛地向政權靠攏。1925年與法租界達成「互惠」協議——警察保護其販毒，他給租界及其官員相當豐厚的「回報」。1927年的「清黨」是他在上海政治舞台的「處|子表演」，並與蔣介石結下不解之緣。據說1931年蔣介石出資一百萬元讓杜在上海建立反共組織；作為交換，杜在長江流域的販毒壟斷權合法化。這樣，杜月笙不僅是黑幫頭子、法租界華董、國民政府的要人，而且還控制上海的勞工組織。
這是國家目標與地方現實、上海警政的官方改革與上海民間社會結合成的「怪胎」。解放前，幫會分子們不再只是勢力強大的流氓，他們「已經融入上海中產階級的主流社會，這一事實又促成了警察的更加地方化」。國民黨政權在上海開展的一系列變革，既是對現實的利用，也是對上海灘令人眼花繚亂的種種利益關係的妥協。這種妥協一度幫助了國民黨政府在上海的立足，但它所埋下的腐爛的種子在接下來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里就開出了「惡之花」。
這使得在中國近現代化的路程中，上海充滿隱喻意義。某種意義上，這座城市在1927年到1949年間發生的變化，是國民黨政權迅速崛起，又以同樣的驚人速度潰敗的一個縮影。
回到1949年，對即將入主這座「遠東第一城市」的共產黨新政權而言，新政權在這座城市的立足點將基於什麼？共產黨如何對上海複雜的社會施加影響，如何將上海這座城市對於新中國的價值最大限度發揮呢？
「瓷器店」
不過倒是有個不小的額外收穫在等待著共產黨。這要歸功於一個不大有名的投誠者——吳紹蓀。他是「CC」派成員，中央調查統計局的一名官員，建國后擔任人民政府交通部顧問。丁公量說，「抗日戰爭期間，吳紹蓀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是國民黨的高級間諜。了解上海黑社會的情況也是他的任務，他為此加入了『青幫』。抗戰勝利后，蔣介石任命他為上海市副市長。我們打進上海時，是吳紹蘇把當地商業巨頭、黑社會頭目和國民黨情報密探的檔案全部交給了我們，使陳毅能及時逮捕所有的敵對https://read.99csw.com分子。」
丁公量說：「上海因為城市本身的防禦條件並不好，因此歷來的工事構築都極為堅固。從『八·一三』『一·二八』開始，德國人、日本人就在這裏修築了密集的碉堡和地堡。蔣介石要求湯恩伯充分利用並加固它們。」
丁公量回憶說，丹陽集訓，除了學習毛澤東、劉少奇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入城紀律守則》《接管城市工作學習提綱》和《城市政策》，總前委和軍隊幹部討論最多的就是上海的打法。
湯恩伯從上海hｔtｐs://rｅａd.９9csw.ｃｏｍ撤退前，運走了第二批黃金。第一批黃金早在2月20日就運走了，這裏面包括一部分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期間搜去的114萬兩黃金、2443萬美元、1100萬元港幣、96萬兩白銀和369萬元銀元。2月份蔣介石從他隱居的老家傳來指令，命令中華民國銀行總裁俞鴻鈞把50萬盎司的黃金運往台北。
但後來，丁公量的部隊攻入上海時，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一些地堡里，伸出白旗來，但是我們舉著槍過去等了半天，也不見人從地堡中走出來。」丁公量回ｒｅaｄ•9９csw•ｃom憶說，「我們走到地堡後面才發現，這些地堡的門全部被從外面反鎖了起來。一個班的國民黨士兵守在裏面，其實就是讓他們送死的。」
5月中旬淞滬戰役打響，戰事的進行完全按照總前委事先決定的方案。「吳淞口是國民黨部隊的退路和物資的出口，蔣介石一定不會讓我們佔領那裡。如果我們從寶山、高橋兩側夾擊吳淞口，湯恩伯一定會調動兵力出來迎擊，這樣一來，主戰場就會被引到郊外，而不需要在市內開火了。」丁公量回憶，國民黨城防司令部興師動眾打造的防禦工事根本就是形同虛設。
與此https://read.99csw.com同時，上海的銀行家及商人正在同共產黨的密使進行談判。中日戰爭期間，上海的銀行界，特別是周紹民的皇城銀行私下裡為陳毅將軍和新四軍提供過金錢和醫療設施。銀行界人士都希望城市不要被戰爭損壞。同時，他們也給湯恩伯送去了金條、美元，讓他保證不在上海負隅頑抗。
「湯恩伯數次向父親『征借』石子，用於修築、加固碉堡。」趙國通回憶說。趙的父親是解放前任上海工務局局長、解放前夕擔任代理市長的趙祖康。
那些沒有價值的防禦其實已經說明，蔣介石已經從軍事放棄了上海。但從另一個角度，對hｔｔｐｓ://ｒeaｄ•9９csw.ｃoｍ上海的爭奪，剛剛開始。丁公量說，「這些工事的修築其實完全是為國民黨撤退和將上海的黃金儲備運往台灣爭取時間」。
「最通常的打法是先圍後攻，切斷軍隊的供應，但這一來，上海500萬老百姓會吃不消，所以我們一直在研究打法上能不能創新。圍不行，強攻也不行，重武器肯定是不能用的，滬南是上海最薄弱的地方，從那兒攻入最容易，但也容易把城市打爛了。討論來討論去，陳老總才有了『瓷器店裡打老鼠』這一著名說法。」丁公量說，「最後大家就想，既然進城打怎麼都會打破『瓷器』，有沒有可能把湯恩伯軍隊調到城外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