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極為短暫的幾天里，廣州與一個全新的國家對峙著。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而廣州直到兩周后才被解放。

「老根據地」、「新解放區」和「后解放區」的表述仍然出現在1949年底1950年初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政策文件之中。它們也清晰地界定了在地域廣闊的國土上，不同地區所處的不同歷史時刻。到1950年初，大部分老解放區早已徹底完成了土改，建立了可運行的政府，開始著手解決更為現實的經濟問題；新解放區在建立政治控制和基層組織網路上邁出堅定的步伐，而在廣州這樣的后解放區，任務則剛剛開始。

1949年的廣州處於時間和空間兩種慣性的推力之中。一種慣性來自於這個商業城市本身。張實傑的43軍128師382團是解放廣州的先鋒團，他的士兵們在攻下廣州的當天晚上，住在珠江的沙面小島。年輕人禁不住好奇結夥跑出沙面島外，打量這個夜色中的古老城市時發現，零星的槍聲還沒有完全從市區消散時，長堤上宋子文的「農民銀行」對面一家廣式茶樓就已經把「烤乳豬」掛了出來。

張實傑在進城后的第二天，騎著他的戰馬從沙面島往北，到火車站，又向東轉到天河，把舊廣州城轉了一圈。「我想比較一下廣州和天津這兩個城市。」現年87歲的張實傑回憶說。這位戰功卓著的開國少將幾乎沒有錯過任何一場重要的解放戰役，從東北一路打到海南，而在他的印象里，所有大城市中，廣州的生活圖景最為鮮明，即使是在新政權剛剛接管的交接時期。「很難想象，戰爭結束的第二天，長堤就站滿了小販，試圖向士兵和軍官兜售從香港那邊倒手過來的手錶。」他說，「你能感受到這裏的氣氛，商業串聯了這個城市的各個階層和各種生活。」

在漫長的歷史中，貿易和商業很少在這個城市真正中斷過。和上海不同，廣州的商業傳統里，分散、個體化的特徵更顯著，它的生命力更為頑強。「廣州歷史上商業的突飛猛進也常常交織著一連串毀滅性的打擊。」地方史研究者蒲向民說，「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侵佔、後來的黃巢造反都曾給這座城市帶來過滅頂之災。」如果廣州僅僅是一個行政中心或軍事重鎮，任何一次類似大的災難之後，它都很難被重建，但事實上，廣州城數次崛起於廢墟中。商人們恢復生意的個體動力，以及這種繁榮貿易中可以獲得的稅收都足以使商人和地方官有共同的勇氣去復興廣州城。

20世紀初，軍閥政權也曾一度想把廣州建成工業和商業的雙中心。他們制訂方案，疏浚港口、發展鐵路、建立電廠，儘管廣州不乏資本和人力，卻一直和「工業城市」漸行漸遠。在1949年新政權接管這裏前，經常性的政治動亂令中外商人對工業發展項目的長期投資感到沮喪和無望，大部分有錢的華南商人寧願投資于可以獲得更快回報、更有利可圖的商業投機。「城市自我發展時積累了更大的慣性。」蒲向民說，「對外貿易刺|激了農業、手工業產品的發展，運輸茶葉以及後來運輸其他貨物到廣州的新商貿線路的開通帶動了廣東內地的繁榮，然而，這些商貿活動中獲得的財富並沒有像上海和香港那樣投入到近代工業的工廠中，而是流入富人的精緻生活，和投入到更為多樣的商業網路中。」

而另一種慣性，由北至南，它來自於新政權帶來的國家使命。到廣州被攻克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了相當完善的城市接管程序和思路，作為商業城市的廣州必須要納入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攬子全盤計劃之中，它要延續新政權從過去一系列城市接管里積累的經驗，在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方面，它必須以那些順利完成任務的「老根據地」和「新解放區」為榜樣。廣州是第四野戰軍建立的中南區的一部分，中央的很多指令從北京到武漢，再由武漢傳達到廣州。

負責接管廣州的高級幹部都是在解放北方大城市中身經百戰的官員。葉劍英在到廣東赴任前曾任北京市市長，他帶來了有經驗的公安幹部——譚政文；朱光，廣東地方幹部中最重要的代表者，曾在新解放的長春擔任一段時間金融經濟方面的職務；廣州另一名主要官員——陳志方几個月前在上海軍管會任職；南方游擊隊領導人古大存的兒子古關賢被委以重任，也是由於他有著多年在哈爾濱的工作履歷。

兩種慣性同樣強大。前者要求分散，後者要求集中。前者依賴那些在廣州商業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私人組織，它們基於同鄉、同宗等廣泛的私人聯繫；後者依賴能控制經濟變革的政治組織，而它們的增長不可避免地要求侵入以前屬於私人的領域。

時任廣東省省委副秘書長，後來擔任廣州市委書記的歐初，最為直接地感到了這種分裂感。解放前歐初是當地最重要的一支武裝力量——粵中縱隊的總司令，他出生於廣東中山縣，一個典型的廣東「僑鄉」。因為「粵中縱隊」活躍的地區基本上都是諸如中山、開平、新會、台山、鶴鄉這些歷史悠久的僑鄉，「粵中縱隊大約有一萬六千人，可以說就是『華僑子弟兵』。」歐初說，在遠離解放軍主力部隊的游擊鬥爭年代，華僑是革命的支持者，華僑資金是游擊隊生存重要的經費來源之一，華僑的私人資產也是革命者的保護對象。但在1950年開始的聲勢浩大的「土改」中，按照北方經驗，這些階級定位模糊不清的華僑地主，卻是土改專政和剝奪財產的對象。事實上，更高的商品化程度和商業帶來的資源充分流動讓城鄉界限在廣州並非像在北方一樣涇渭分明，許多廣州富農和地主都將剩餘資本參与到城市的商業活動里來，這使得農村地主的利益深入城市；而從城市商業貿易里起家的工商業者也在農村擁有土地。「華僑」是這個「雙重身份」階層的典型代表。這是廣州商業高度發展后的產物，從資本自由流動的角度看，它對城市商業的好處不言而喻，但這卻成為當時新廣州主政者的現實難題。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就一直在這類重大命題的困擾和碰撞中重新尋找並發現廣州城新的生命力所在。五十年代，當新政權成功地將分散在廣州如毛細血管般的商業管道里的利潤集中起來時，人們又不得不面對這座城市舊有商業傳統斷裂和民間活力喪失的危險。六十年代，地方政府中已經有人開始進行矯枉過正的修復，努力復興這裏古老的商業傳統。這個尋找答案的過程一直持續了將近三十年，直到1978年才漸漸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