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到陝北后，蔣介石命令其「剿匪副司令」張學良加緊向紅軍和蘇區進攻，調動5個師東西對進，南進北堵，妄圖把紅一方面軍圍殲在洛河以西、葫蘆河以北地區。中央軍委選擇葫蘆河畔的直羅鎮為戰場，預設埋伏圈，準備消滅敵人。

凱豐也認識、改正錯誤，以後做了很多工作。

10月21日，中央紅軍在江西信豐、安遠間渡信豐河，未經大的戰鬥，於25日全部突破了敵人的第一道封鎖線，開始進入廣東境內。陳濟棠執行了原定協議，沒有堵截。紅一軍團在11月2日佔領廣東仁化縣城口。5日到8日，中央紅軍由城口和湖南汝城之間順利地通過了敵人第二道封鎖線。

為擺脫敵人，3月16日，紅軍又在茅台等地三渡赤水，再次進入川南敘永地區。蔣介石以為紅軍又要渡長江，又調兵阻擊。紅軍又突然掉頭回貴州，於3月21日四渡赤水。接著紅軍又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嚇得在貴陽的蔣介石急忙從雲南調兵增援，自己準備坐飛機逃跑。紅軍又乘昆明空虛之機，直插雲南，威脅昆明。在公路上，繳獲龍雲送給「中央軍」的雲南軍用地圖和白葯（治傷口特效藥）各一汽車。紅軍對押車的雲南兵風趣地說：「你們要送給『中央軍』，對了，我們是『中央紅軍』，我們收下，謝謝了！」給他們每人發了3塊銀元讓他們回昆明報賬去。地圖和白葯都起了很大作用。當龍雲又調兵回昆明時，紅軍又急行軍走向金沙江。5月3日，先頭部隊佔領了皎平渡口，集中了6隻木船，得到幾十名船工的積極支援，在總參謀長劉伯承的親自指揮下，5月9日，紅軍全部渡過了天險金沙江。同時，紅九軍團也在另外的渡口過了金沙江。

經過黨中央批准，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賀龍任軍團長，任弼時任政治委員，關嚮應任副政治委員，李達任參謀長，張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全軍團共4400餘人。紅六軍團由蕭克任軍團長，王震任政治委員，譚家述任參謀長，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紅二軍團部兼總指揮部，統一指揮兩個軍團的行動。紅六軍團從而勝利地完成了歷時80餘天、行程5000餘里的戰略轉移任務，為中央紅軍以後經過湘西、黔東起了探路和宣傳作用。

葉劍英借準備南下電令，向徐、陳提出，要籌備糧食，徐、陳同意，葉劍英又同軍委縱隊負責人李維漢、楊尚昆、蕭向榮等密商，乘深夜以打糧為名，把軍委縱隊帶走，同黨中央一道北上。

為了爭取主動，並配合已過金沙江的紅一方面軍北上，爭取兩大主力會合，四方面軍於1935年5月開始向川西岷江地區轉移，分三路在岷江兩岸同敵人對峙。在擊潰川軍鄧錫侯5個團以後，控制了以茂縣、理縣為中心的廣大地區。5月下旬，四方面軍已派部隊西進，並積極爭取同一方面軍聯繫。6月2日，四方面軍總部已到理縣的雜谷腦（現理縣縣城），另一部攻佔了懋功縣的兩河口。6月8日，紅九軍佔領了懋功城；接著又進佔以南的達維。為一、四方面軍的會合創造了條件。

11月20日，敵先頭部隊——東北軍的一〇九師從甘肅太白地區開來，進到直羅鎮時，當晚我軍即將其包圍。21日拂曉，發起四面進攻，戰至下午，敵大部被殲滅。逃到一個寨子的部分頑敵也于次日被消滅，擊斃敵師長牛元峰。23日，紅軍又在張家灣殲滅援敵一〇六師的1個團。

23日，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軍事戰略的決議》，確定「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 「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和「擴大紅軍」的方針；一方面軍要把軍事行動放在「打通抗日路線」、「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項任務之上，行動方向是東邊的山西與北邊的綏遠等地。提出「抗日聯軍、紅軍是中國人民的抗日先鋒隊」， 「一切不願意當亡國奴的士兵及軍隊，同紅軍聯合起來，打日本去」， 「紅軍、白軍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

正當蔣介石向蘇區大舉進攻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對紅軍很有利的事情。1932年1月28日曾在上海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軍的十九路軍，被蔣介石調到福建參加「圍剿」。蔣光鼎、蔡廷錯和廣大官兵要求抗日，不想打內戰。在中國共產黨提出願在3個條件下同全國任何武裝部隊合作抗日的宣言影響下，蔣光鼎、蔡廷錯在1933年8月間秘密派代表吳明（即陳公培，曾在法國同周恩來一起工作過）到延平附近同紅三軍團聯絡。周恩來對此事甚為重視，他致電項英（軍委副主席）、彭德懷、滕代遠，建議派袁國平（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同吳明面談，以進一步了解他們的真實意圖。經過會談，彭德懷寫了信讓吳明帶回去，對十九路軍提出的合作要求表示歡迎。雙方在前線停止了作戰。

中央得悉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會合，很高興，曾專電致賀。

蔣介石對二、六軍團大舉進攻，迫使二、六軍團開始長征。二、六軍團經湘中、湘西，橫貫貴州、雲南，渡金沙江人西康，於1936年7月2日到甘孜地區與四方面軍會合，共計費時7個多月，同敵戰鬥無數次。

同時，上海李杜把張學良要找中共的消息告宋慶齡。宋慶齡很高興，她把住在路易？艾黎家的黨員劉鼎介紹給李杜，李杜報告張學良，張派人把劉鼎接到西安的公館里，對外稱為「秘書」。建立了秘密電台同中共聯繫。劉同張多次深談，使張進一步決心同中共合作抗日。

我們紅一軍團是從8月開始進入草地的，28日到達班佑牧場，再走20餘里，就出了草地到了農業區的巴西。因事先準備了乾糧（炒青稞、豌豆和少量麵粉），只在宿營時找些野菜煮湯和乾糧吃，勉強度過了。但27日，是我長征以來最痛苦的一天。因麵粉吃完了，就吃炒豆，豌豆太硬了，一下子陷入我蛀牙根上，把我痛出了眼淚，晚上一直睡不著，痛了幾天不能咀嚼東西。幸虧同志們拿麵粉換去我的豌豆和炒青稞，使我走出了草地。同志的友愛多可貴呵！

由於博古、李德等在戰略退卻中又實行逃跑主義，戰鬥部隊剛從前線撤下來，沒有必要的休整和政治動員，對龐大的中央機關也沒有進行必要的精簡，採取「老太婆搬家的辦法，把罈罈罐罐都搬走」。所以，中央機關就編了兩個縱隊。軍委第一縱隊4600人，葉劍英為司令員；第二縱隊9800餘人，羅邁為司令員；總計8.6萬人，此外還動員了幾千民夫搬武器、抬機器（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還有許多銀元）。

中央聽取了陝甘省委負責人郭洪濤、聶洪鈞的報告后，發現他們在肅反工作中把劉志丹等同志關起來的錯誤，立即予以糾正，釋放了劉志丹等一批同志，並委任劉志丹為第十五軍團副軍團長。

為了克服張國燾新的阻撓，實現屢次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舉行會議。到會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凱豐、鄧發、徐向前、李富春、聶榮臻、李先念等（周恩來因患肝膿腫請假，朱德、張國燾已去紅軍總部不在毛兒蓋）。毛澤東作了關於夏洮戰役後行動問題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決定》指出：為了實現兩河口會議關於戰略方針之基本的決定，紅軍主力應「迅速佔取以眠州為中心之挑河流域（主要是挑河東岸）地區，並依據這個地區，向東進攻，以便取得陝甘之廣大地區，為中國蘇維埃運動繼續發展之有力支柱與根據地」。針對張國燾的錯誤，《決定》認為：「政治局認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人青、寧、新闢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 「是錯誤的，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指出其「政治的來源是懼怕敵人，誇大敵人力量，失去對自己力量及勝利的信心的右傾機會主義」。中央及時將該《決定》電告朱德、張國燾，要他們率左路軍走班佑向右路軍靠攏。徐向前、陳昌浩也致電張國燾按計劃北上。但張國燾仍抗拒中央決定，按兵不動。

為了加強中革軍委的集體領導與兩個方面軍的團結，29日，政治局決定增補張國燾為軍委副主席，而且排在周恩來、王稼祥之前；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同時，通過《松潘戰役計劃》，利用胡宗南力量未集中前，把他消滅在松潘地區，打開北上大路。

1933年2月，蔣介石糾集了50萬軍隊，對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這時毛澤東已被取消了紅軍的指揮權，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在前線指揮作戰。博古既不研究敵我實際情況，又不尊重前線司令部的意見，以中央名義強令主力紅軍去攻擊敵人重兵固守的南豐城。由於朱德、周恩來據理力爭，抵制了錯誤的指示，運用毛澤東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經驗，採取大規模大兵團伏擊運動中的敵人的戰術，於2月27日在江西宜黃的東坡、黃陂一帶，一舉消滅敵主力2個師，俘敵五十二師師長李明、五十九師師長陳時驥。3月21日，又在草台崗消滅敵軍1個師，俘敵萬餘人，繳槍2萬多枝和許多新式武器，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中央紅軍發展到8萬人，大大增強了戰鬥力，擴大了根據地，使中央蘇區同方誌敏領導的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

紅二、六軍團長征是1935年11月19日，從湖南西部桑植地區開始的。

此次東征，打擊了閻錫山，揭露了他不抗日的面目。擴大紅軍8000人，籌款30餘萬元。陝北人民領袖劉志丹不幸犧牲。

25日，黨中央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毛澤東傳達政治局會議精神。他首先宣布，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經過一年的艱苦奮鬥，勝利地到達了目的地。要求部隊加強政治教育，做好群眾工作，努力擴大紅軍，準備迎接新的戰鬥。

1937年，王稼祥在蘇聯治病期間，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曾接見王稼祥等人。斯大林說：「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蔣介石鬥爭了十幾年，經過長徵到了陝北根據地，這是件可喜的歷史事件。」斯大林熱情地讚揚說：「你們紅軍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是一支勝利的軍隊。」他特意對王稼祥說：「請把我的話轉告給毛澤東同志，並祝他身體健康！」

黨中央領導紅一方面軍勝利地完成了歷時一年，縱橫11個省，行程二萬五千里的偉大長征。江西出發時，8.6萬餘人，現在還剩8000餘人，但這些都是經過千錘百鍊的鋼鐵巨人。

什麼是長征精神？

張浩（林育英）會前由共產國際派來（經蒙古），帶來國際「七大」文件和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同時，也傳來了北平「一二？九」學生抗日救亡的消息。

最典型的是1934年4月的廣昌保衛戰。廣昌是蘇區北邊的一座小城，蔣介石集中11個主力師，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於4月10日開始向廣昌大舉進攻，企圖突破廣昌後向蘇區中心地區猛進。博古、李德等則把廣昌當「北大門」，在「不讓敵人侵佔一寸土地」的口號下，調集了紅軍主力9個師死守。博古、李德第一次赴前線直接指揮，他們在前線組織野戰司令部（司令員名義上是朱德，實際上是李德，博古擔任政治委員），要同敵人「決戰」。周恩來則被放在遠離前線的瑞金留守（實際上是後勤部長）。

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也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在過去，已經產生出偉大的力量，我們要一代一代傳下去，使它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長征中成為偉大的精神力量，為早日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使它成為鼓舞中國人民在中國和全世界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的偉大力量。

中央合理調整了領導機構后，張國燾無話可說了，但他的野心並沒有因此放棄，以後又提出無理要求，最後發展到做出另立中央、分裂紅軍、分裂黨的可恥行為。

毛澤東獲密電后，立即偕同張聞天、博古、彭德懷從牙弄趕到巴西紅三軍駐地，同在那裡休養的周恩來、王稼樣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巴西會議」) ，決定採取斷然措施，率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從巴西、牙弄地區迅速轉移，脫離危險區，繼續北上。紅一軍已先進至俄界。

因與黨中央失去電台聯絡，得不到中央指示。1935年9月29日，電台用明碼向空中發電給周恩來，問中央在何處，要求聯絡。電報被四方面軍總部電台收到，張國燾就用總政委名義複電，開始用電台明碼聯繫。

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決議》精神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從理論到方針、策略都作了深刻的論述。著重批判了過去黨內長時期存在著的狹隘的關門主義，指出這是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遭到嚴重失敗的基本原因；同時，也要注意1927年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導致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毛澤東說：「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 「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過了湘江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后，為了避開前面阻擊的敵人，中央紅軍就進入湘、黔邊的越城嶺大山，這是少數民族居住區。經過湘江戰鬥，部隊已很疲勞，又進入大山中，日夜行軍，供給困難，蔣介石的堵截追擊仍加緊進行，紅軍處境仍很危險。所以部隊中怨聲載道，都認為紅軍歷史上沒有打過這樣的敗仗，對中央和軍委的領導方針提出疑問。各軍團的司令、政委對中央軍委的意見也越來越多，中央領導人之間的爭論也越來越激烈和公開化。自從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在中央領導集團中就存在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和以博古為代表的錯誤主張的鬥爭。由於長途行軍，更由於博古、李德的獨斷專行，聽不得不同意見，不願意召開政治局和軍委會議討論，所以爭論無法解決。

可是紅軍是共產黨領導的英雄隊伍，比天兵天將還高明，很快就飛渡過去了。5月29日下午，四團二連的22名赤膽英雄，在西岸炮火和二梯隊的支援下，硬是冒著敵人炮火沿著鐵鏈衝過東岸，並衝過敵人在橋頭用木板燃燒的火海，佔領了橋頭堡，又首先衝進了滬定城，在第二、第三梯隊的支援下，全殲了守城敵人1個團。英雄的突擊隊僅以3個同志的犧牲為代價，取得了奪取滬定橋和滬定城的偉大勝利，創造了戰史上的奇迹。

三大主力會師陝北的總人數，根據1981年討論《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核對，中央紅軍約8000餘人，二方面軍1.1萬餘人，四方面軍1.1萬餘人，二十五軍3400餘人，總計3.34萬餘人。

這是一支強大的革命力量，如果全軍在黨中央領導下，團結一致，依靠陝甘蘇區向外發展，大量消滅胡宗南、毛炳文部隊，開展東北軍、西北軍及甘、青、寧、新的統戰工作，西北的革命形勢必將發生很大變化，首先建立西北的聯合政府和抗日聯軍完全是有可能的。

就這樣，紅軍把幾十萬敵人追兵又遠遠甩在金沙江以南，蔣介石想把紅軍消滅的計劃又落了空。等他的追兵追到江邊時，只撿到了幾雙紅軍丟棄的破草鞋。

1935年《八一宣言》后，北方局派南漢宸去向楊虎城轉達，建議雙方合作抗日。楊虎城表示同意，希望進城一步合作。12月，毛澤東派汪鋒攜親筆信到西安，確定聯合抗日。北方局又派王世英與楊虎城商談，達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和建立電台聯繫、十七路軍幫助紅軍建立交通運輸等協議。1936年9月，中央又派張文彬到西安，以十七路軍秘書名義對外進行統戰工作。十七路軍中有黨的組織，1938年抗戰時同八路軍合作抗戰，后在1945年至1946年先後起義，加入人民解放軍。

廣昌失守，給「左」傾機會主義者們當頭敲了一棒，覺得問題嚴重，但他們沒有從錯誤中警醒過來，還是繼續執行單純防禦方針，到處修築堡壘防禦，損失日益增多。博古負責的中央書記處，5月曾秘密決定要把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並請示共產國際，6月得到共產國際批准。但是，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沒有做充分準備。

13日，到達夾金山腳的磽磧；14日，開始上山，沿青衣江邊一直上山。除十幾里比較陡外，大部分是緩坡，但海拔越來越高，走了70里才到山口。最困難的是最後十來里，坡度不大，但空氣稀薄，加上幾天來吃的都是沒有煮爛的包穀（玉米），消化不良，營養不足，山上又很冷，所以走起路來特別費勁，真是氣喘如牛。尤其是個子大的同志，走走停停，走得更慢。司令部早就通知，只能慢慢走，不能坐下休息，一坐下去就起不來了，要求大家互相幫助。扶持有病和身體虛弱的同志一道前進，只要過了山口就好了。林彪是騎馬上山的，但馬也喘不過氣了，只得下馬牽著馬尾巴走。警衛排的戰士連扶帶拖地把他和馬拉到了山口，一下山口，趕緊跑下百米，就喘過氣來了。山的北坡積雪很深，一片白色，這是南方人第一次看到的好雪景，大家就坐在積雪上往下滑，喘過氣來了，很高興，都戲說是「坐汽車」。下山再走50里就到懋功的達維。達維有個由石頭砌成的三層樓喇嘛廟，有兩個像工廠大煙筒的石頭堡壘。我先頭部隊紅四團已經同李先念率領的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會師。

本來，中央蘇區的形勢是很好的。

《決議》針對張國燾的右傾退卻逃跑錯誤強調指出：「必須在部隊中堅決反對各種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 「這種動搖是由於對敵人力量的過分估計，誇大敵人的力量」和「對於自己的力量估計不足所產生的」，號召全黨全軍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

張國燾參加沙窩會議后，回到毛兒蓋又召開四方面軍軍以上幹部會，再次提出要西出阿壩，佔領青海、甘肅邊遠地區，而不是經阿壩北進東出。經中央屢電批評，他仍置之不理。

1935年12月，國民黨政府駐蘇武官鄧文儀找王明，王明表示國共談判要在國內進行，潘漢年與鄧文儀見面后回國。

第四次「圍剿」失敗后，蔣介石感到十分痛心，他給中路總指揮陳誠的「手諭」中說：「此次挫失，凄慘異常，實有生以來惟一之隱痛。」他不甘心失敗，1933年6月起，就集中ｒｅad.99cｓw•ｃｏm力量準備第五次「圍剿」。一方面，他加緊調兵遣將，和陳誠等將領到南昌總結失敗教訓，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輪訓排以上軍官，並請了美、意、德等國的軍事顧問參加策劃。他總結過去「長驅直入」蘇區以致被紅軍各個擊破的失敗教訓，接受了德國顧問塞克特的建議，採取「堡壘主義」、「步步為營」的戰術，即各路大軍齊頭並進，前進不遠就停下修築堡壘，同時修公路，把主要陣地連繫起來，加強軍火、糧食的補給；並採取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加強反共宣傳。另一方面，他派宋子文到美國求援，美帝國主義就把農場主積壓的大批棉花和小麥運到中國，共值2億美元，叫「棉麥借款」；又得到英帝國主義1億英鎊的軍火借款。

10月7日，陝甘支隊翻越寧夏的六盤山高峰。10月19日，到達陝北蘇區保安縣的吳起鎮（現吳旗縣），受到蘇區游擊部隊和人民的熱烈歡迎。紅軍戰士特別高興。此時，我回想去年的今天開始離開中央蘇區邊境的情景，看到今天到了新的家了，情緒很高漲。

1931年6月黨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后，共產國際指定王明代理總書記職務。王明即在全黨推行他的所謂《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而鬥爭》的「左」傾冒險主義綱領。他們在政治上是「左」傾教條主義和關門主義。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事變佔領東三省后，黨中央雖然在9月20日發表了宣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但又說日本「同時更積極更直接地進攻蘇聯」，號召「中國工農勞苦群眾必須在擁護蘇聯的根本任務之下，一致行動起來」，並說「中國各派國民黨及各派軍閥根本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提出「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1932年1月9日，黨中央又作出了《關於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他們否認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上有分化，也否認民族資產階級等中間力量的抗日要求，認為中間勢力「是危險的敵人，應該以主要的力量來打擊這些妥協的反革命派」；吹噓「蘇維埃政權統治了幾千萬人口的區域，紅軍的發展已造成包圍南昌、吉安、武漢等重要的與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勢」；要求紅軍「佔領一兩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命令中央紅軍去攻打敵人堅守的贛州，打了40多天沒有攻克，紅軍受到很大的損失。在組織上，王明等人實行宗派主義政策，派代表到各個蘇區去「反右傾」和「改造」黨的領導機關；對不支持他們的領導幹部，扣以「右傾」帽子，進行「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

中央拒絕了張國燾等的無理要求。為了顧全大局，張聞天曾向毛澤東建議，把總書記的位置讓給張國燾，毛澤東不同意。周恩來主動向毛澤東提出，把他擔任的總政委職務交給張國燾，毛澤東同意了。7月18日，政治局決定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周恩來調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仍兼軍委副主席。21日，軍委決定組織前敵總指揮部，以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葉劍英為參謀長，周純全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6月，美國記者埃德加？ 斯諾，經宋慶齡介紹到陝北，採訪3個月，拍了很多照片，寫了一本《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先在英國出版，是最早一本介紹紅軍的書，以後在美國及各國出版。1938年，上海胡愈之（黨員）等將其譯成中文《西行漫記》出版。1937年4月，斯諾夫人寧漠？韋爾斯到陝北訪問了4個月，又寫了一本《續西行漫記》，也照了很多照片。美國作家、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1984年已是76歲高齡，為了出書，同夫人重走了長征路，1985年在美出版了《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1986年是紅軍長征勝利50周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1988年，中國作家魏巍，出版了他的著作《地球的紅飄帶》。

但誰也沒有料到，剛在遵義會議上克服了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后，又要同張國燾的右傾逃跑主義和分裂主義進行激烈的鬥爭！

5月15日，紅軍繼續北上，攻佔德昌城。晚上過安寧河的鐵索橋，風大，橋搖擺得很厲害，挑擔子的同志很難走，大家就扶著他走；個別同志不敢站起來走，就在橋板上爬過去。經過冕寧、越西后，就進人彝族地區。這裏基本上是奴隸社會，生產處於刀耕火種年代，由於長期受封建王朝和國民黨統治壓迫，仇恨漢人，抓到漢人當「娃子」( 「白骨頭」、奴隸）。為了爭取彝族人民讓紅軍通過，及時到達大渡河邊安順場，朱德總司令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布告》，宣傳紅軍宗旨，宣布紅軍紀律，並號召彝族人民團結起來同紅軍一起打倒欺壓他們的軍閥。軍委決定由劉伯承為先遣司令員，聶榮臻為政委。他們是四川人，深知彝族情況。經過爭取工作，劉伯承同對紅軍深表同情的沽雞部落首領小葉丹獻血為盟，結拜兄弟，送了槍支子彈給他，成立了「中國紅軍彝族沽雞支隊」。並通過他向彝族兄弟宣傳，使紅軍順利通過彝族區。劉伯承、聶榮臻直接指揮紅一軍團第一團（團長楊得志）為先遣隊，於5月25日晨出其不意地消滅了安順場守敵1個營，佔領了渡口，繳到木船1隻，立即組織了17個勇士，在船工幫助和炮火的掩護下沖向北岸，消滅了守敵，佔領了北岸敵據點。

紅軍長徵發生在30年代的中國，但是它的意義和影響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60年過去了，其影響越大越遠，長存不朽。

9月23日，繼續北進，渡過渭河。27日，佔領通渭縣城和榜羅鎮。中央在榜羅鎮開了常委擴大會，正式決定進至陝北，和陝北紅軍一起，保衛和擴大蘇區。會後，舉行了幹部會議，再一次說明紅軍到陝北的意義。

會上，周恩來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他分析了敵情、自然、群眾等各方面條件后，明確指出：創造新的根據地，應該去川、陝、甘。為了實現這個戰略方針，目前要迅速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戰，才能向西北突破。要堅決實行統一指揮，統一意志。經過討論，「全體通過恩來的戰略方針」。

我是參加長征的一個老戰士。長征中，在黨的教育下，在長征精神鼓舞下，堅持到了陝北。60年來的工作中，特別是1936年以後，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10年，繼承了長征中不怕困難、不怕犧牲和團結奮鬥的精神，完成了黨所交給的任務。現雖已離休，但始終不會忘記長征精神，要繼承和宣傳長征精神，永葆革命青春。我以四句話自勉：健康長壽，發揮餘熱，不斷前進，保持晚節。要為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我堅信：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11月3日，中央紅軍在甘泉縣下寺灣與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

毛澤東在他的詩詞里已有很好的表達：「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不到長城非好漢」；「山，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墜，賴以柱其間」。多麼偉大的氣魄。

由於張國燾的分裂行動，原定的《夏洮戰役計劃》也無法實現。

張國燾架空朱德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取消他們發電報權力。把一方面軍調去的幹部，都降級使用，大量提拔他們的親信。同時，張國燾下令暗殺與拘留反對他的錯誤主張的好乾部。前西北軍委秘書長曾中生、胡底（對敵鬥爭有功）被暗殺。廖承志、朱光被軟禁（強迫刻鋼板、油印），後來到陝北后經周恩來提出后才被釋放。

1931年10月，王明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后被捕叛變）三人為中央黨委、博古負總責。博古是王明在莫斯科組織的所謂「布爾什維克」教條主義小集團的成員，他完全執行王明的錯誤路線。

中央：根據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向華北大舉侵略，全國抗日運動不斷發展，蔣介石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反動政策，進行「剿共」的形勢，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應向北發展，創建陝、甘、川蘇維埃根據地，為推動全國抗日運動，實現對日直接作戰創造條件。

軍委縱隊和一方面軍在瀘定一帶休整幾天後，軍委命令一軍團「突破楊（森）敵在雅州、蘆山、天全的防線」，繼續北進。6月7日，佔領天全城；6月8日，佔領蘆山城。

戰鬥從10日打到27日，這是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規模最大也最激烈的一次戰鬥。雖然給敵人以很大的殺傷，但紅軍也受到很大的損失，死傷5500餘人，占參戰兵力的五分之一。而廣昌仍被敵人佔領了，福建的建寧也同時失守。這是「左」傾機會主義者單純防禦路線的嚴重惡果，給紅軍以後作戰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

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毛澤東作了關於同張國燾的爭論和今後的戰略方針的報告。經過討論，會議同意毛澤東的報告。毛澤東總結時說：為繼續團結爭取四方面軍北上，現在對張國燾不作最後的組織結論，我們還要打電報，要他們來。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指出：張國燾與中央大多數同志的爭論，其實質是對政治形勢和對敵我力量估計上的原則分歧。張國燾誇大了敵人力量，輕視自己的力量，喪失了在西北創造根據地的信心，主張向西南部的川康藏邊退卻。張國燾的機會主義傾向，于勝利地粉碎了敵人對通南巴蘇區的進攻之後，自動放棄蘇區時，已經開始形成。目前張國燾分裂紅軍，公開違背黨中央的指令，將紅四方面軍帶到不利於紅軍發展的川康邊境，是他的機會主義的最後完成。決議還指出了張國燾的軍閥主義傾向，不相信黨的領導，不加強紅軍的政治工作。他在紅軍中保存打罵制度。此外他還以大漢族主義對待少數民族。決議號召四方面軍全體忠實于共產黨的同志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同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和軍閥主義傾向做堅決的鬥爭，以鞏固黨與紅軍。

鑒於大渡河水深流急，不能架橋，全軍無法渡過，軍委決定由劉伯承、聶榮臻率領一軍團第一師和軍委幹部團為右縱隊，在安順場用4隻木船渡河后沿大渡河東岸前進，佔領瀘定城；林彪率領一軍團二師和五軍團為左縱隊，沿大渡河西岸前進，搶奪瀘定橋。軍委縱隊和三軍團、九軍團隨後跟進。安順場到瀘定橋320華里，沿途都是山路，還有敵人阻攔。軍委要求先頭部隊用兩天半時間趕到。一軍團即以第二師第四團（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為先頭團，指戰員以大無畏的精神接受了任務。27日晨，他們由安順場出發，邊走邊打，28日一天一夜走了240華里，於29日晨6時到達滬定橋西岸，消滅了守敵，佔領了西橋頭。這時，東岸的紅一師也日夜兼程前進，在距瀘定縣城100里的龍八步將守敵殲滅，使固守瀘定縣城的敵人（1個團）孤立無援，有力地支援了西岸的戰鬥。

正在第五次反「圍剿」的緊張時刻，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本來，顧問就是「顧」和「問」，只有建議權，沒有指揮權。但因博古自己不懂軍事，又取消了毛澤東的指揮權，對周恩來、朱德等人又不重用，只要他們根據臨時中央的指令去組織實施，對他們的正確意見不理睬，實質上剝奪了他們的紅軍指揮權，只給相當於參謀長和供給部長的職權，而把毫無革命戰爭經驗又不懂中國情況的李德當成「寶貝」，把紅軍的指揮大權交給他。

11月，臨時中央派到中央蘇區的代表團在瑞金召開了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誣衊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排擠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

紅十五軍團是由原在鄂豫蘇區堅持鬥爭的紅二十五軍，奉中央令於1934年11月離開蘇區，經河南、陝南的艱苦奮鬥，於1935年9月到達陝北延長縣永坪鎮，同陝北劉志丹、謝子長領導的紅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后組成的，軍團長徐海東、政委程子華。

長征中和在全國各地（包括白區黨組織）為中國革命犧牲的烈士的血沒有白流，正是他們的血澆灌出偉大的勝利之果，因此，更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勝利。

蔣介石拒絕停止內戰，在紅軍回師陝北后又調動大量軍隊「進剿」紅軍。為了保衛和擴大蘇區、擴大紅軍，爭取東北軍、西北軍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並向南打通同二、四方面軍的聯繫，迎接他們北上會師，軍委於5月18日決定：紅一方面軍第一、第十五軍團和八十一師、騎兵團，共1.5萬餘人，組成西方野戰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左權任紅一軍團代軍團長（原軍團長林彪已調任紅軍大學校長）、聶榮臻為政委，徐海東任十五軍團軍團長、程子華任政委。實行西征，打擊寧夏堅持反共的馬鴻速、馬鴻賓部，擴大蘇區。以二十九軍、三十軍等部保衛陝北蘇區。

朱德的詩：「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描繪了遵義會議以後的大好形勢。部隊聽了遵義會議傳達后，全軍官兵都很興奮，戰鬥情緒特別高漲。

11月14日，主力紅軍在湖南良田、宜章之間通過敵第三道封鎖線。接著轉入廣西北部。這一帶都是山區，多路紅軍行動，十分擁擠。特別是軍委縱隊因緇重，機器太多，走得很慢。因為要躲避敵機轟炸，多走夜路和山路，就更慢了。軍委縱隊晚上多打火把，戰士們戲稱為「火把隊」。

1933年1月，上海臨時中央因在白區執行「左」傾冒險主義，使白區黨組織受到很大的破壞，臨時中央站不住腳，就決定搬到蘇區來。博古於1月19日來到瑞金，立即把中央蘇區的黨、政、軍權全部抓到手裡，以便推行他們的「左」傾方針。他當時只有26歲，既不了解中國的情況，也沒有打過仗，只會背誦馬列主義和共產國際的教條，可是他卻要指揮一切。

北方局遠離黨中央，仍受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

1986年，在紀念長征勝利50周年大會上，楊尚昆（時任軍委副主席）說得好，他說：「什麼是紅軍的長征精神呢？概括地說，就是對革命理想和革命事業無比忠誠，堅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不怕犧牲，敢於勝利，充滿樂觀，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親密團結的高尚品德；就是聯繫群眾，艱苦奮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思想。這樣的信念、氣概、品德和思想，是紅軍堅強的精神支柱。正是這種偉大的精神，產生偉大的軍隊，偉大的戰士，偉大的奇迹。」

遵義會議明確了紅軍戰略戰術的是非問題，批判了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取消了他的指揮權，改組了軍事領導，並在組織上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四年的統治。這標志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失敗，標志著以毛澤東為首的正確方針的勝利，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勝利地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提供了保證。

中央一面派部隊南下接應，一面向東北軍做工作，希望他們不要攔截。東北軍根據張學良命令，未加阻擊，使二、四方面軍順利通過西（安）蘭（州）公路。10月22日，一、二、四三個方面軍在甘肅的會寧、靜寧地區會師，勝利地結束了前後兩年的偉大長征。二方面軍長征，自1935年11月19日始，至1936年10月19日會師，歷時11個月，行程1.6萬余里，經過湘、鄂、川、黔、滇、康、甘、寧、陝9省。

1930年底到1931年9月，蔣介石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對以江西為中心的中央蘇區，進行了三次「圍剿」。在毛澤東、朱德的正確領導下，根據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實行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和消滅敵人，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鞏固和發展了革命根據地。1931年11月，在瑞金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被選為主席。

在阿壩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上，張國燾誣衊中央北上方針是「機會主義逃跑路線」， 「不拖死也會凍死」。會上，一再逼朱德發表宣言反對中央，遭到朱總的嚴正駁斥。張國燾的秘書黃超罵朱德「老右派」、「老頑固」。

25日，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決議》指出，當前政治形勢是「舊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並準備并吞全中國的行動，向著四萬萬人的中華民族送來亡國滅種的大禍」，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人的惟一道路，就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展開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 「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決議》分析說：工人階級與農民，依然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動力，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農小資產階級的堅固聯盟，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與軍閥……在他們對於反日鬥爭同情、中立或直接參加時，對於反日戰線之開展都是有利的，黨應該爭取這些力量到反日戰線中來。對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也要看到不是完全統一的，應爭取其中部分不積極反對反日的，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以外的其他帝國主義的策略也是如此。《決議》指出：「反日反賣國賊的民族統一戰線之最廣泛的與最高的形式，就是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決議》強調：「共產黨應該以自己徹底的正確的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言論與行動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戰線中的領導權。也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反日運動才能得到徹底的勝利。」「為了更九_九_藏_書大胆的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以爭取黨的領導權，黨必須同黨內『左』的關門主義傾向做堅決的鬥爭。在目前形勢下，關門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同時也指出：「絲毫也不要放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為了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決議》規定將「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

蔣介石認為他在湘江消滅紅軍的陰謀能實現，曾寫信給他的前線部隊打氣。他認為紅軍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難就擒」，命令他們窮追，「毋容紅軍再度生根」等等。可是蔣介石高興得太早了。經過6天6夜的浴血戰鬥，到12月1日下午，除了紅三十四師（主要是閩西人）和第六師的一個團被敵包圍大部犧牲外，其餘已全部過江。

3月11日左右，為便於指揮，毛澤東提議，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全權指揮軍事，組長是周恩來。

為了調動進攻中央蘇區的敵人，中央決定，派七軍團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旗幟，經過福建進到浙、皖、贛邊活動；又決定在湘贛蘇區的紅六軍團離開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去活動，以配合中央蘇區的反「圍剿」和戰略轉移。

為了避免與敵人優勢兵力決戰，保存有生力量，鞏固發展陝甘蘇區，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中央決定紅軍回師陝北。5月5日，全軍回到陝北蘇區。當天，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希望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表示紅軍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

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中央同張國燾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就展開了。

1936年1月，黨中央派劉少奇秘密到天津，任北方局書記（原系柯慶施負責），黨內化名胡服，帶去密碼，很快建立了秘密電台，同中央保持密切聯繫。劉少奇到天津后，即傳達瓦窯堡會議精神，開展各方面工作。通過各種渠道發表了許多化名文章，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和政策；在黨內切實糾正了「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傾向，加強了北平、天津市委工作，建立了山東省委、山西省委、河南省工委，和華中、華南一些失掉聯繫的組織和黨員恢復了聯繫；派幹部到上海、漢口、香港、廣州等地區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周恩來要李克農帶我和邱南章、吳志堅兩副官（穿軍衣帶手槍）到漢口車站將張國燾接下來到辦事處，等了三趟火車未見，第四次才接到。有人說周恩來、王明、羅炳輝都到車站接，是錯誤的，這是張海說的。張國燾住辦事處一夜又跑出來住旅館。16日，周恩來陪他見蔣介石，張國燾當著蔣介石的面說「兄弟在外糊塗多年」，周恩來即說「你糊塗我不糊塗」。次日，經爭取勸告無效，最後他乘特務的車走了，是個可恥的叛徒。4月18日他被黨中央開除出黨。中央決定，將張的妻楊子烈、子張海威送回他身邊。張國燾於1949年去台灣，以後移住香港，寫了一本書罵共產黨；60年代去加拿大；1979年12月，凍死在養老院中。

在哈達鋪的郵局裡，黨中央得到了報紙，知道了陝北蘇區不僅有劉志丹的紅軍，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也已到了陝北。這為中央決定到陝北去提供了依據。

由於廣昌戰役，特別是湘江戰役的重大損失和毛澤東的耐心爭取工作，首先使過去同博古等站在一起的王稼祥反對博古、李德的瞎指揮，要求毛澤東出來指揮，進而張聞天也表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這就為召開遵義會議準備了主要條件。

政治局的《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對於統一全黨全軍的思想，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都起了重大和深遠的作用。

1936年2月，黨中央派李克農（中央聯絡局局長）、錢之光（對外貿易局局長）到洛川同王以哲軍長密談，王以哲接受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取得停戰、貿易等口頭協議。

右路軍從8月20日起，從毛兒蓋出發，經過渺無人煙的茫茫草地，艱苦行軍7天，于月底全部到達班佑（有用牛糞糊在樹枝上搭起的簡易房子）、巴西、阿西（開始有村落）地區，等待左路軍來會合。經中央一再電催和朱德、劉伯承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張國燾不得不率左路軍從卓克基出發，經過草地於8月20日到達阿壩地區。

1935年12月8日，中央機關移此辦公，稱為「紅色首都」。中央於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

但是，因過江時戰鬥激烈，人員損傷很大，過了江又要爬大山，軍委縱隊的一些笨重東西，包括沒有炮彈的幾門山炮，只得忍痛拋入湘江。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戰鬥空前激烈，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次戰役。8萬多人的中央紅軍，到此時只剩下3萬多人。這次戰役，進一步證明博古、李德等頑固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方針是完全錯誤的。

中央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成立西北軍委後方辦事處，周恩來兼辦事處主任，聶洪鈞為副主任，張雲逸為參謀長。

部隊又進行了整編，中央決定：陝甘支隊司令員彭德懷，副司令員林彪，政治委員毛澤東，參謀長葉劍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楊尚昆。一軍團改為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政委聶榮臻；三軍團改為第二縱隊，司令員彭雪楓，政治委員李富春；中央、軍委直屬機關改為第三縱隊，葉劍英兼司令員，政治委員蔡樹藩。毛澤東向團以上幹部作了政治形勢和部隊整編意義的報告。號召渡過了金沙江、大渡河，過了雪山草地的紅軍指戰員，繼續努力，乘勝前進，克服一切困難，打破國民黨的封鎖、追擊，勝利地到陝甘蘇區，和陝北紅軍一起粉碎蔣介石的進攻！

直羅鎮的勝利，使其他敵軍紛紛退卻，蔣介石對陝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就被粉碎了！毛澤東高度評價這次勝利，說：「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陝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一個奠基禮。」

12月12日，爆發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準備抗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變的樞紐，10年內戰結束，國共關係進入新的階段。

中央和軍委1月9日進入遵義。

當會議討論到組織問題時，張國燾的野心又暴露出來了。他打著「提拔工農幹部」的旗號，企圖從根本上改變中央的領導成分。當時政治局委員有9個，張國燾居然要增加四方面軍的9個幹部當政治局委員。會議理所當然地拒絕了張國燾的無理要求，並指出，政治局無權這樣做，有些幹部可吸收到軍政領導機關工作。為工作需要，會議決定陳昌浩兼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任副主任。

為了統一兩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中央於6月26日在兩河口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前，朱德看望張國燾時已將中央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先給張國燾通了氣。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劉伯承、張聞天、博古、劉少奇、凱豐、鄧發、林彪、彭德懷、聶榮臻、張國燾、林伯渠、李富春共16人。

博古到瑞金后，進一步貫徹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對不執行他們錯誤方針的幹部隨便批鬥。1933年2月，蘇區中央局無理指責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宣布撤銷羅明的省委代理書記的職務，並在中央蘇區開展反「羅明路線」的鬥爭。3月，又把在贛南各縣工作的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當做「純粹的防禦路線」的「江西的羅明路線」開展鬥爭，撤銷了他們的職務。

黎平會議決定紅軍北渡烏江向遵義前進。這樣一下子就把幾十萬敵軍甩在湘西，使紅軍爭取了長征以來的第一次主動地位。這是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的勝利，是博古、李德錯誤方針的失敗。是紅軍戰略方針轉變的開始，也是由失敗走向勝利的開始。黎平會議為召開遵義會議打下了思想基礎。黎平會議期間，為了充實戰鬥部隊和減少機關人員，進行了整編。中央軍委決定，取消八軍團的建制，併入第五軍團。軍委一、二縱隊合編為軍委縱隊，由總參謀長劉伯承兼任司令員，陳云為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副司令員。

張國燾仍留在兩河口。在會議期間，他看到一方面軍經過長征后只剩兩萬餘人，體質較弱，裝備也不如四方面軍，向中央奪權的慾望進一步膨脹。他立即召開四方面軍幹部會議，散布對中央的不滿情緒，說什麼中央紅軍開始西征時有30萬人（故意誇大）現在不到兩萬人，「對中央和一方面軍表示失望」， 「我覺得中共中央由於蘇維埃政策的失誤，招致了軍事失敗」。他大言不慚地說：「我有責任糾正那些同志的錯誤，挽救中共之失敗」， 「如今我參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謀改善」。

我是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一名普通戰士。長征是一部宏大的史詩，我這篇文章只寫了幾個主要問題，供同志們參考，並請指正。

他說：「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穫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

21日，紅軍把尾追我軍的敵騎兵消滅了1個團，打垮了兩個團，俘獲人、馬達800多。這是長征路上的最後一次戰鬥。大家都高興地說：長征一路都有「尾巴」跟著，這一下把「尾巴」斬掉了！還說：要感謝蔣介石這個「運輸大隊長」，給完成長征的英雄們又送來一份小小的禮物。

1938年4月4日，張國燾趁與西安蔣鼎文共同到陝西中部祭黃帝陵（中央不讓去，他堅持要去）的機會，同國民黨特務勾結叛黨，祭完不回延安，坐蔣鼎文的小車去西安；他不住我辦事處，住西京招待所。4月7日，帶警衛員張海上車站，約林老去見面，見面后不聽林勸阻，即上國民黨安排的火車去武漢，說要去找周恩來。

張學良為蔣介石背了「不抵抗將軍」黑鍋，不讓打日本，專要他打紅軍（鄂豫皖、陝北），被消滅的部隊得不到補充……對蔣日漸不滿。1935年12月，張學良到上海找東北義勇軍的李杜，要同中共聯繫。

會議主要議題是檢查在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和西征中軍事指揮的經驗與教訓。博古作了報告，他強調紅軍不能粉碎第五次「圍剿」的原因，是由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力量的強大，蘇區和白區工作配合不夠等，為他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辯解。周恩來作副報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他是軍委副主席，長征中的「三人團」之一），做了自我批評，又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根據他和毛澤東、王稼祥共同草擬的提綱作了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他對錯誤的軍事路線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尖銳地批評了李德只知道在地圖上指揮作戰，但不懂得路是要用腳走的，紅軍是要吃飯睡覺的，敵人的子彈是會打死人的。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指出了今後的方向。王稼祥、朱德、李富春、聶榮臻等的發言，都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不同意博古的報告。周恩來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的提綱和意見，並全力推舉毛澤東來領導紅軍今後的行動。他的倡議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只有凱豐發言為博古、李德的錯誤辯護，李德則堅持不承認自己的錯誤。

在蔣介石的「堡壘政策」面前，毛澤東雖無指揮權，但他以對黨和紅軍高度負責的精神，幾次向中央建議，紅軍應跳出敵人的堡壘包圍圈，打到敵人的後方，到江西、浙江、安徽、江蘇四省之間的廣大地區活動，促使敵人調兵遣將，以便尋機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既可以粉碎敵人「圍剿」，又可以擴大蘇區。但是博古、李德根本不聽，反而誣衊這是「放棄根據地」。

1934年1月，臨時中央在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三次「左」傾錯誤的頂點。全會不顧四中全會後因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白區遭到的重大損失，更不總結幾個月來反「圍剿」中因執行軍事冒險主義遭受失敗的經驗教訓，錯誤地斷定中國己存在「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是「中國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的誰戰勝誰的問題」，「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要繼續貫徹「下層統一戰線」（即不要上層統一戰線）策略，在農村繼續進行「反富農路線」的鬥爭。在國民黨統治區，要求黨「用最大的力量去準備組織領導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以配合紅軍進攻大城市。他們更錯誤地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宣稱「在我們已將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推廣到中國重要部分的時候，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將成為共產黨的根本任務……」等等。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口號下，繼續推行宗派主義政策。

1938年夏，當王稼祥即將回國時，季米特洛夫又同王稼祥和任弼時一起談了話，代表共產國際作了重要指示。他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同志是久經考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你們應該告訴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在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請告訴王明等人，不要再爭吵了。」

黨中央、軍委在兩河口會議后，即率紅一方面軍北上，又翻越了夢筆山、長板山兩座雪山，於7月中旬到達黑水、蘆花。16日，佔領了松潘西邊的毛兒蓋，這是一個比較大的藏族集居點。

會議還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由周恩來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蘆山前面是川西的邛崍山脈，和東面的雅安，都有川軍阻攔，紅軍北上，只有通過終年積雪的夾金山。夾金山主峰海拔5240米，我們是從較低的王母山口過的，海拔4124米，這已是缺氧區了。我們一軍團6月11日到寶興縣，離城不遠就進入夾金山區。

會上宣布中央決定：為適應抗日作戰的需要，在瓦窯堡成立紅軍大學，要從部隊中抽調大批幹部到學校學習。組織上決定我去學習，我真是高興得不得了，接著就進了紅大。

最早送消息給黨中央的是宋慶齡。她從宋子文、孔祥熙處得知消息后很高興，宋慶齡於1936年1月找董健吾（黨員，對外是牧師）送密信給毛澤東、周恩來，孔祥熙給董以「西北經濟專員」名義。經組織介紹，張子華與董健吾同行，到西安找張學良安排通行。2月9日張用專機把董、張送到延安，再用騎兵送到瓦窯堡。黨中央同意談判，委派潘漢年為代表同陳立夫、張沖會談。但蔣介石沒誠意，想收編紅軍。我黨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開放民主、釋放政治犯等條件。

由於中央蘇區西南方向敵人比較少，事前中央又派了代表同廣東陳濟棠進行了秘密談判，簽訂了協定，所以確定以江西、廣東邊境交界處為突圍的突破口。8萬多大軍浩浩蕩蕩向西突圍，這是戰爭史上少有的。為了掩護中央縱隊的安全，紅一、九軍團走左路，紅三、八軍團走右路，中間是軍委一、二縱隊，五軍團殿後。

但張國燾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不積極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命令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率領三十軍、五軍、九軍及騎兵師、教導團、婦女先鋒團等共兩萬多人，西渡黃河，組成西路軍，往甘肅北部、西部挺進，想搶先到新疆，取得蘇聯的幫助后，再來同中央討價還價。結果，西路軍遭到蔣介石部隊和馬家軍的截擊、包圍。雖然英勇奮戰，歷時5個多月，消滅馬家軍2.5萬餘人，但沿途損失很大，最後遭到幾乎全軍覆滅的命運，只有李先念帶了800多人，堅持到了新疆。徐向前、陳昌浩及少數同志經艱苦奮戰，分散回到延安。有些被俘的同志，經過周恩來營救出來。這又是張國燾的錯誤造成的惡果。

9月9日，張國燾的陰謀終於暴露了。他不僅不執行中央的方針，而且妄圖以武力威脅中央和一方面軍南下。他背著朱德、劉伯承和黨中央，從阿壩給徐向前、陳昌浩發密電，機要組長陳茂生、作戰科副科長呂黎平共同譯出該電。據呂回憶，大意是：余經長期考慮，目前北進時機不成熟，在川、康邊境建立根據地最為適宜，俟革命來潮時再向東北方向發展，望勸毛、張、周放棄毛兒蓋方案，同右路軍回頭南下。如果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應開展黨內鬥爭，徹底解決之。執行情況望及時電告。①

10日，中央在阿西發表了《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號召大家「要根據黨中央正確的戰略方針，繼續北進，大量消滅蔣介石、胡宗南的部隊，創造川陝甘新蘇區」。指出：「我們無論如何不應該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過草地，到群眾完全逃跑的少數民族地區去。」

22日，黨中央在吳起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作了報告。會議批准了9月27日榜羅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決議，把陝北作為領導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會議指出，黨中央和一方面軍已經「完結一年長途行軍，開始新的有後方的運動戰」。會議決定，黨和紅軍今後的戰略任務是建立西北蘇區，領導全國大革命。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從1935年1月15日開到17日。到會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候補委員4個：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將領7人：劉伯承（總參謀長）、李富春（總政代主任）、林彪（一軍團軍團長）、聶榮臻（一軍團政委）、彭德懷（三軍團軍團長）、楊尚昆（三軍九_九_藏_書團政委）、李卓然（五軍團政委）。還有鄧小平（中央秘書長）、李德（顧問）、伍修權（翻譯）列席。

李德是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共黨員。1928年越獄逃到蘇聯，1932年在莫斯科軍事學院學習，學習成績較好，畢業后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他作風獨斷專行，又蠻橫粗暴，一個人就取代了中央軍委的集體領導。他坐在房子里，只憑教科書中打陣地戰的教條，在地圖上指揮戰爭。由於他的瞎指揮，造成了不少戰鬥失利。前線司令員提出意見，他又不聽，反而訓斥別人，推脫責任。而博古卻把他捧為「太上皇」。這樣的人在做總指揮，哪有不打敗仗的道理？

紅軍突然進遵義，把幾十萬追敵遠遠拋在烏江東南。蔣介石嫡系薛岳、吳奇偉、周渾元等，是從江西追趕紅軍到貴州的，被我軍拖得很苦，逃亡、死傷減員一半，軍官們在通信中說，「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了。紅軍取得了長征以來第一次休整機會，為召開遵義會議創造了有利條件。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離開遵義，向四川的土城前進，準備北上過長江。1月28日，因川敵阻攔，在土城打了一仗，因敵增援，撤出戰鬥。1月29日，一渡赤水，向四川和古藺、敘永前進，準備在宜賓、瀘州之間北渡長江，與四方面軍會合。蔣介石發現紅軍企圖，調川敵12個旅封鎖長江，又組織大軍包圍紅軍。軍委決定放棄渡江計劃，又突然東進，2月18日，二渡赤水。26日奇襲婁山關后，於28日再次佔領遵義，消滅了王家烈的8個團。蔣嫡系吳奇偉北渡烏江想奪回遵義，被紅軍打垮兩個師，一直追到烏江邊。吳奇偉跑過烏江，把浮橋斬斷，丟下1800多人當了俘虜。紅軍這次在5天之內殲滅和打垮了敵人兩個師8個團，俘虜3000多人，是長征以來第一次大勝利。紅軍歡呼「毛主席正確領導的勝利」。

通過這次會談，張學良同中共關係發展到一個階段，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了重大的作用。

①童小鵬在報告中講：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廣西金田領導了反帝反封建的農民起義，號稱太平天國。石達開，地主家庭出身，也參加了起義。他英勇善戰，洪秀全自稱天王，另封東、西、南、北王，石達開被封為翼王。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今南京），石達開曾征戰湖北、安徽、江西，屢建功勛。1856年9月，領導集團發生內訌，北王韋昌輝入京殺了東王楊秀清及其部下數千人，石達開從武昌趕回天京，反對韋昌輝的屠殺行為，韋昌輝又想殺石達開。石達開匆匆逃到安徽去組織兵力，準備打回天京。在洪秀全鎮壓了韋昌輝之後，他回到天京，成為主要的執政者。但他對洪秀全那一套迷信不大附和，得不到洪秀全的信任，並受猜忌。1857年6月，他負氣跑出天京，帶了10多萬精兵分裂出來單獨活動。這反映了農民領袖得到政權后變成人民統治者的本性，也導致了內部分裂最後失敗的結果。石達開轉戰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等地，他不建立根據地，只做流寇式的流竄。1863年春到雲南巧家渡過了金沙江后，途經四川的冕寧、越西，用重金收買了彝族頭人王應元，得以通過彝族區，於5月14日率領3萬多人到達大渡河邊安順場，企圖過大渡河后經雅安到川西平原，但他不乘清軍唐友耕部未到北岸前搶渡，而為老婆生了兒子「傳令稿賞三日」，失掉渡河良機，待清軍到達北岸時才組織搶渡，都遭失敗。但又不改變行動計劃，仍在河邊遲疑坐困。在大敵當前、河水高漲、糧食斷絕的困境中，悲觀失望束手無策。最後他幻想「捨命以全三軍」，寫信給四川總督駱秉章，要求「開恩」，以他個人之死赦免他的部下。6月13日，在敵人誘降欺騙之下，自動投向清營，即被囚禁，押往成都。6月25日，曾經風雲一時的石達開，英勇就義于清王朝的屠刀下，年僅33歲。他的部下也未沐「皇恩」，大部慘遭殺害，少部逃人彝族地區，當了「娃子」即奴隸。這是農民領袖的動搖妥協性造成的悲劇。

張國燾破壞了松潘戰役計劃，又遲遲於8月初才到毛兒蓋。他一到毛兒蓋就推翻在兩河口會議的諾言，不同意兩個方面軍迅速北上的方針，並要求黨中央開會審查中央的政治路線。

黨中央還未和張國燾見面，在來往的電報中，就出現了很大的分歧。

博古、李德等開始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方針，在「禦敵於國門之外」口號下，指揮紅軍主力到撫州附近的敵我交界區，輾轉作戰于敵人主力和堡壘之間。從9月到11月，打了幾次消耗戰，沒有阻止敵人前進，紅軍又遭到不少損失，處於被動地位。

密電發到時，陳昌浩正以總政治部主任名義在潘州村向右路軍高幹作報告，葉劍英在場。譯電員陳茂生將密電交給葉劍英時，葉劍英吃了一驚，立即借故離開會場，奔赴3裡外的牙弄毛澤東住處。毛澤東抄下密電后，要葉劍英立即將密電送給陳昌浩。

這次戰役，俘虜敵人5300多人，繳步槍3500多枝、機槍100多挺、迫擊炮8門、子彈20多萬發，大大補充了我軍的裝備，這是中央紅軍和陝北紅軍會合后第一次聯合作戰。

3月3日，張學良從南京回西安，為了保密，親自駕專機飛洛川，完全同意王、李的口頭協定，並希望全面合作。李克農跟張學良作了長談，希望張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和中共一起促成聯合政府、抗日聯軍的組成，領導全國人民抗日，收復東北等失地。張學良完全同意中共主張，並提出疑問：抗日為什麼不包括蔣介石？如何爭取抗日戰爭勝利？要求毛澤東或周恩來到膚施（延安）面談。從此，雙方停止了軍事行動。

過了金沙江，甩掉強大追敵，到四川會理附近，得到了5天休息（攻會理未克）。1935年5月12日，在會理附近的鐵廠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紅軍繼續北上，經過大小涼山彝族地區，越過大渡河，北上同四方面軍會合，在川康北部建立根據地。此時四方面軍已經到達理番（今理縣）地區，中央已電四方面軍向南前進。會上，毛澤東、周恩來嚴厲批評了林彪反對毛澤東「走弓背路」機動作戰，甚至背後活動，反對毛澤東領導的錯誤，維護了黨和紅軍的統一領導。

瓦窯堡（現子長縣），原是安定縣的一個集鎮，盛產煤，是陝北蘇區的政治中心。

經過我黨的努力，和山西的閻錫山，廣東的陳濟棠，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綏遠的傅作義，四川的劉湘，雲南的龍雲，河北的宋哲元，山東的韓復集，寧夏的「兩馬」，新疆盛世才，都建立了比較好的關係。而且還建立了延安——蘇聯交通中轉站。

中國工農紅軍是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隊伍，是戰無不勝的。石達開沒有渡過的大渡河，紅軍安全渡過了。

只有李德受批評后，很不滿，發脾氣。1938年在延安抗大教書，1939年同周恩來一道去莫斯科，搞翻譯、出版工作。他受到共產國際監委批評，結論：有錯誤，不予處分。1949年回東德，1970年出版《中國記事》，對中國共產党進行攻擊和誹謗。1974年病死，可謂死不悔改。

張國燾是一個有野心的人。他在敵軍追擊、包圍的情況下，也同意同黨中央和一方面軍會合。但他主要是要向黨中央爭權奪利，以他的人多（8萬多人）和一方面軍人少（兩萬多人）來分配中央和中革軍委的領導權，企圖以他的思想來領導和改造中央。他根本的錯誤是對政治形勢的右傾悲觀，認為一方面軍長征是失敗，革命處於低潮，因而採取逃跑主義路線，逃到西康、青海等少數民族地區，等待革命高潮到來。在這樣情況下，他同黨中央和一方面軍會合后，爆發一場黨內激烈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9月1日，毛澤東、徐向前、陳昌浩致電張國燾，告以包座勝利消息，並建議左路軍迅速出班佑，向右路軍靠攏，指出：集中主力從武都、西固、岷州間打出去，必能取得偉大勝利。

偉大的長征精神，不僅使紅軍長征取得勝利，而且60年以來，一直在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不斷煥發它的光輝。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對台鬥爭、中印邊境和中越邊境等屢次戰爭中，以及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中，產生出的千千萬萬英雄好漢，都受到長征精神的影響。

從而走出了語言不通、糧食困難的藏區，得到了休整機會。

11月中旬，中央軍委決定組成以方誌敏為主席的軍政委員會，隨十軍團向北行動。部隊進到安徽黃山、休寧、歙縣等地。蔣介石立即調動了5個正規師和地方武裝進行阻止。因無法前進，十軍團領導決定返回閩浙贛根據地，途中遭敵人截擊，主力在江西懷玉山地區遭到強大敵人的包圍，經過激戰，大部壯烈犧牲。尋淮洲犧牲，方誌敏於1935年1月在江西德興縣隴首村與敵人作戰時因叛徒出賣被捕。方誌敏在敵人法庭上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在獄中寫下了《可愛的中國》、《獄中紀實》等不朽著作。同年8月6日，英勇就義于南昌。

中蘇恢復邦交后，蔣介石曾要陳立夫秘密找中共。

1936年9月，中央派葉劍英、汪鋒、朱理治、彭雪楓到西安加強統戰工作。葉劍英住張公館警衛營，同張學良商談了紅軍二、四方面軍擬通過西蘭公路北上會合的事，得到張的有力幫助，張對紅軍主力會合表示高興。

中央率陝甘支隊離開俄界后，又通過了約1000里的藏人區域，越過岷山，於9月17日攻下由甘肅魯大昌部兩個營固守的天險臘子口，打開了進入甘南的大門。18日，乘勝佔領了岷縣東南的哈達鋪，這是個回漢雜居的商業小鎮，有200戶人口，主要吃大米、麵粉。

當年9月25日，蔣介石親自指揮50萬大軍，在飛機掩護下，分四路向中央蘇區大舉進攻。28日，敵軍佔領了贛東的黎川城。在敵軍優勢兵力進攻下，為保存軍事力量實行必要的撤退，這是允許的。但博古等人認為讓敵人進了「國門」，加罪于負責防守黎川的閩贛軍區司令員蕭勁光，把他當做「軍隊中的羅明路線」，對他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並撤銷一切職務，開除軍籍和黨籍，交軍法審判。在軍內、黨內都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遵義會議是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以博古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決定勝負的一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自己選舉中央領導人（過去都由共產國際指定）的會議。

9月3日，張國燾借口嘎曲河水深不能徒涉為由，拒絕向班佑前進，並說：糧食只能吃三天，「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以待斃」（朱德親自察看，可以徒涉，但他無發電權力）。他一面再次提出同中央北上方針背道而馳的南下方針，一面強令已向班佑前進的先頭部隊回阿壩。

1月18日政治局會議，決定「以毛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2月5日左右，在四川、貴州、雲南三省交界「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會「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3月14日，中央軍委決定：設前敵司令部，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

黨中央決定劉鼎為我黨駐東北軍代表，他深得張學良的信任，做了很多工作。劉鼎利用西安七賢庄一號建立秘密交通站，劉鼎還做了許多統戰工作。

四方面軍是英勇善戰的。開始長征以後，打了許多勝仗，蔣介石為防止四方面軍在嘉陵江、涪江之間建立新的根據地，調動大批川軍，加上胡宗南部，企圖夾擊四方面軍並加以消滅。

9月8日，張國燾私自電令右路軍停止北進，準備南下。同時電令四方面軍駐馬爾康的三十一軍軍長詹才芳：「令軍委縱隊蔡樹藩將所率人員轉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不聽，即將扣留，電復處理。」妄圖以武力扣留軍委縱隊。同時，張國燾又電右路軍停止北進，準備南下。

瀘定橋是大渡河上一座用13條鐵鏈連成的懸橋（俗稱鐵索橋），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始建，第二年建成。鐵環大拇指粗，一環扣一環相連而成；以9條鐵鏈上鋪木板為橋面，橋面2米多寬，每邊各有兩條鐵鏈為扶手；長約100米，每隔一段，都用鐵條橫連起來，除搖擺外，人馬走起來都很安全。該橋是當年四川通西康、西藏的主要交通要道，地勢異常險峻。橋東岸是依山建成的滬定縣城，往東就是海拔3000多米的二郎山，橋的西岸連著海拔7000多米的貢嘎大雪山。敵人為阻止紅軍過橋，在紅軍未到西岸時，就把橋上的木板全部拆走了，只剩13條鐵鏈在河上懸空搖蕩。橋東區還有1個團的炮火守護，敵人以為紅軍不是天兵天將，是無法飛渡的。

西安事變后，楊虎城被蔣介石流放外國，1937年回國參加抗戰，被蔣拘留在重慶白公館。1949年9月重慶解放前，楊及夫人、小兒子一起被特務殘殺。

馮雪峰、潘漢年到上海后，恢復黨的組織，建立秘密電台，開展統戰工作、情報工作。密切同魯迅及進步文化界人士的聯繫；在黨的領導下，成立上海救國聯合會，推動了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對香港和海外華僑的抗日運動也產生影響，黨在香港的工作也開始發展。跟國民黨、東北軍也建立了一些重要聯繫；派人到四川建立一些統戰關係。

葉劍英回去繼續參加會議，將密電交陳昌浩。陳昌浩即令四方面軍部隊對中央、軍委縱隊和紅三軍加強警戒，監視其行動。

博古、李德等在軍事冒險主義失敗以後，即轉為軍事保守主義。在兵力強大、武器精良又實行「堡壘政策」的敵人面前，不採取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仍一直正面防禦、處處設防、節節抵抗，同敵人拼消耗，遭致失敗。

1936年1月15日，西北軍委發布了《關於紅軍東進抗日及討伐賣國賊閻錫山的命令》，紅軍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抗擊日本帝國主義。

1936年3月29日，在上海白色恐怖下的魯迅、茅盾曾給紅軍發出賀信。信中表示完全擁護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並熱情地稱讚：「英勇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英勇的鬥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國民眾期待你們的更大勝利，全國民眾正在努力奮鬥，為你們的後盾，為你們的聲援！你們的每一步前進將遇到極熱烈的歡迎與擁護。」還送了兩隻金華火腿慰勞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同志，這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心聲！

八路軍、新四軍、人民解放軍（包括援朝志願軍）， 所以不斷取得偉大勝利，就是繼承和發揚了紅軍長征精神和優良傳統的結果。

遵義會議后，紅軍又進行了整編，扔掉笨重東西，精簡機關，充實連隊，行動更迅速了。

蔣介石發現紅軍要渡湘江到湘鄂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后，就緊急調遣大軍封鎖湘江，構成第四道封鎖線，並企圖包圍紅軍在湘江以東加以消滅。有湘敵15個師、粵敵6個師、桂敵5個師，共26個師，加上北路蔣嫡系的薛岳率周渾元、吳奇偉2個縱隊4個軍10萬人，一共40萬人，分五路截堵、追擊、包圍紅軍。

為了貫徹執行瓦窯堡會議的決議，黨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在全國開展起來，為1937年爆發的全民抗戰，從各方面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張國燾率四方面軍南下，經幾次同劉湘主力作戰後，於11月到達雅安以西的天全、蘆山、寶興地區，但川軍和蔣介石嫡系薛岳仍大舉進攻。因無根據地，部隊損失大，士氣不振，無法對敵。1936年2月，不得不又向西康的甘孜藏族地區（現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逃跑。到4月初，四方面軍由南下時的10萬人減至4萬人。

11月27日，紅軍先頭部隊紅二師和四師各一部，在廣西的全州、興安間佔領了界首及附近渡口，渡過湘江，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因為軍委縱隊行動太慢，29日才趕到界首，所以湘、桂兩方敵軍就加緊向界首方向夾擊。中央紅軍就在湘江兩岸英勇抗擊敵人進攻，以掩護大軍過江，戰鬥十分激烈。

1932年9月，臨時中央又指示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開會，貫徹奪取中心城市的方針。會上，「左」傾冒險主義者把毛澤東不贊成打贛州、主張紅軍到條件有利的贛東北發展的正確意見，指責為「對奪取中心城市的消極怠工」，並把歷次反「圍剿」都行之有效的「誘敵深人」的戰略方針，指責為「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義危險」。會議無視周恩來、王稼祥、朱德的不同意見，把毛澤東排擠出紅軍的領導地位，撤銷了毛澤東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要他到瑞金專門做蘇維埃政府工作。

17、18兩日，由周恩來主持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是一次討論紅軍今後戰略方向的重要會議。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周恩來和張聞天、王稼祥、朱德等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決定放棄同二、六軍團會合和建立湘西根據地的計劃，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指出，「鑒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

接著，博古、李德等又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採取消極防禦方針，「以堡壘對堡壘」，「實行短促突擊」，同優勢的敵人拼消耗。敵人的堡壘比較堅固，火力也較強，彈藥充足，很難攻破；堡壘之間和後方又有公路連繫，運輸也方便。而紅軍的防禦力量是很弱的，堡壘還沒有修好，就被敵人飛機、大炮轟垮了，炮火彈藥少，在敵人強攻下很難堅守，結果遭到很大損失。

十軍團突圍出來的一部分隊伍，在參謀長粟裕、政htｔｐｓ://rｅａｄ.９９csw•ｃom治部主任劉英領導下轉移到閩浙邊地區，堅持游擊戰爭，抗戰時參加了新四軍。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甕安縣猴場召開會議，批評了博古、李德仍堅持去湘西的錯誤主張。決定過烏江，進遵義，作出了《關於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創造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的口號，規定「軍委要向政治局報告作戰方針、計劃」。猴場會議后，實際上停止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周恩來擔當了指揮部隊的責任。

1934年10月16日，先頭部隊紅一軍團從於都（當時稱為雩都）的段屋地區出發，過於都河（亥水）開始長征。毛澤東和中央機關是18日從於都縣城出發的。其餘各部分頭從江西的瑞金、于都，福建的長汀、寧化等地出發，走上了漫長的長征之路。

蔣介石發覺紅軍行動方向後，即令胡宗南從松潘派兵堵截。8月29日，我右路軍乘敵人四十九師進至班佑東南的包座時，在運動中將其分割殲滅，斃、傷、俘敵約5000人，打開了通向甘南的門戶。事實證明胡宗南的部隊是可以打垮的，張國燾怕胡宗南是完全錯誤的。

張國燾回到雜谷腦（理縣）四方面軍總部后，向幹部傳達兩河口會議精神時，又散布政治局沒有解決「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公開發泄對中央的不滿情緒。一方面，不按兩河口計劃行動，按兵不動；另一方面，又向中央提出無理要求，他先提議由四方面軍政治委員陳昌浩擔任紅軍總政委（當時是周恩來），接著由陳昌浩向中央提出以張國燾為中央軍委主席（當時是朱德）並給予「獨斷決行」的大權。

張國燾在會上表面也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針，但是他怕胡宗南，在行動上完全不執行。由於張國燾的拖延、破壞，打松潘計劃沒有實現。後來在1943年6月，周恩來和林彪從重慶乘汽車經西安返回延安，胡宗南宴請周、林時，曾對周恩來說：1935年我在松潘時，你們如果進攻，我會當俘虜的。不過我相信，周老師（黃埔時是師生關係）不會殺我的。從胡宗南口中證明，當時松潘是可以打下來的。但張國燾貽誤了戰機。

中央蘇區的紅軍第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總參謀長劉伯承，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負傷由李富春代），下轄一、三、五、八、九軍團。除本身要衝破敵人層層封鎖進行戰略轉移外，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掩護龐大的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的直屬機關轉移。

這也是臨時中央指揮失誤造成的惡果。

1933年1月，朱德、毛澤東發表抗日宣言后，5月，楊虎城部十七師師長孫蔚如曾派參謀武志平到川北蘇區同四方面軍訂立「互不侵犯，共同反蔣抗日」密約。四方面軍派出徐以新到漢中和孫蔚如密談，達成密約，雙方互不侵犯達兩年之久。

為統一二、六軍團的指揮，中央決定，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兼第二軍軍長，任弼時任政委兼第二軍政委，蕭克任副總指揮，關嚮應任副政委；陳伯鈞為六軍軍長，王震為政委。另將三十二軍編入二方面軍建制。從此，紅二方面軍重新得到了中央的直接指揮。

8月4日到6日，中央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到會的有：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陳昌浩、劉伯承、傅鍾、凱豐、鄧發、博古。會議議程有兩項：（一）一、四方面軍今後的形勢和任務；（二）解決組織問題。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決議》認為「蘇維埃革命並未低落，而是繼續發展著」， 「尤其是一、四方面軍兩大主力在川西北的會合，造成了中國蘇維埃運動在西北開展極大勝利的前途」。重申兩河口會議的決定「是正確的」。指出：「創造川陝甘的蘇區根據地，是放在一、四方面軍前面的歷史任務」，完成這任務關係到「整個中國革命前進與發展」。《決議》強調要加強一、四方面軍的團結，任何破壞團結的傾向，都對紅軍不利，對敵有利。

紅軍西渡黃河后，在河西一帶休整10天。13日，軍委在黃河岸邊的大相寺內召開團以上幹部會。毛澤東作政治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張浩報告共產國際的作風及中國革命在國際的地位，彭德懷批評部隊中發生本位主義的傾向（不執行調人調槍的命令等）。

1934年7月23日，中央書記處、中革軍委決定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第一步轉移到湖南中部去發展擴大游擊戰爭，並創立新的蘇區；第二步向湘西發展；第三步向北與紅二軍團聯絡。湘贛蘇區的獨立部隊和游擊隊，應堅持在現在蘇區及周圍開展游擊戰爭，保衛蘇區。

在第二次占遵義后，我遭敵機轟炸幾乎送命。當時為了乘勝消滅敵周渾元縱隊，紅一軍團奉軍委令於3月5日晨從遵義城出發，向鴨溪方向前進。我當時是紅一軍團政治保衛局秘書，局長羅瑞卿行軍時為及時了解情況常常跟軍團司令部走，把保衛局（20多人）和保衛隊（百把人）交給我帶上，跟在軍團政治部後面前進。離遵義十幾里時遇到3架敵機轟炸，炸死8人，炸傷52人，慘不忍睹。這是長征以來最悲痛的一天，是我當紅軍5年多來第三次挨敵機轟炸（第一次1930年在湖南株洲，第二次1932年在福建建寧），我都幸免於難。寫到這裏時，我有感作了一首打油詩：

歷史的事實，證明毛澤東的講話是完全正確的。他說，「將來是會有收穫的」。我看，不僅是有收穫，而且是大大的豐收。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陝北（1935年），10年後（1945年）中華民族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勝利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成功，紅軍改編的八路軍、新四軍，是抗戰中的中流砥柱；1927年以後一直被蔣介石稱為「匪首」、做夢也想活捉的毛澤東，被邀到重慶，成為蔣介石的座上賓。

但是，由於張國燾的動搖、干擾，失掉有利時機，未能執行，僅僅在11月1日至23日，在甘肅東部的山城堡，消滅了胡宗南的1個旅，打垮兩個旅。這是三大主力密切配合作戰的勝利，也是10年內戰的最後一次大的戰事。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繫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根據馬列主義的原則，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組織領導問題，說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完全成熟了。（會後，在長征途中，中央派陳雲、潘漢年秘密到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又去蘇聯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情況，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

10日早晨，陳昌浩發現中央、軍委縱隊和三軍團北上以後，立即召集部分幹部進行煽動，說什麼「中央紅軍投敵去了！」當即有人叫嚷要派兵追擊，徐向前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制止了他們的錯誤行動。

西方野戰軍在甘肅、寧夏一帶艱苦作戰兩個多月，消滅了馬鴻賓部3個多團，解放了定邊、鹽池、海原、固原、環縣、曲子、鎮原等廣大地區。到8月底，陝甘寧蘇區北部從米脂以西到橫山擴大到鹽池、定邊；南部從延安、甘泉、解縣以西擴大到甘肅的合水、慶陽、固原以北。一直到黃河東岸，使蘇區面積東西達1200餘里、南北達600餘里。至此，西方野戰軍於8月轉入休養生息，進行整訓，準備迎接二、四方面軍北上，三軍大會師。

1936年2月，在北平市委領導下，以中共黨員為核心，以「一二？九」學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為基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北平正式成立。這是黨領導的以抗日民主為奮鬥目標的青年群眾組織，在進步青年學生中有很大影響。以後逐漸發展到全國各大中城市，在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戰政策和動員青年群眾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中，起了積極作用。同時，發展了黨的組織，培養了一批黨的工作者和青年工作幹部。

由於張國燾延誤了紅軍北上的時間，胡宗南主力已集結在松潘地區，薛岳部也已向胡宗南部靠攏，川軍也加緊向紅軍進逼，企圖把紅軍包圍消滅，紅軍已處於被動地位。為改變這種狀況，軍委決定放棄松潘戰役計劃，改取甘肅南部夏河、挑河流域。為實現這個計劃，紅軍總部決定將紅軍分為左右兩路軍。在卓克基及其以南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軍為左路軍，由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率領，由卓克基地區向阿壩開進，再向北進；在毛兒蓋地區的第一、三、四、三十軍為右路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率領，經班佑北上。黨中央、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

七軍團北上，雖經艱苦奮戰，也取得一些勝利，但損失不小，並沒有達到調動包圍中央蘇區敵人的目的，也沒有建立新的根據地。現在看來，主要是兵力太少，沒有造成對敵人後方的威脅。

王明是在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上由國際代表米夫捧上台的。6月，因向忠發被捕叛變，王明任代總書記。9月，赴莫斯科，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博古為總書記，貫徹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1937年底，王明回到延安，下車伊始，便批評當年8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在敵後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等方針，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口號。1937年12月到武漢，參加中共代表團，任長江局書記，吹捧蔣介石為「民族英雄」，大談依靠國民黨抗戰，宣揚「速勝論」，與毛澤東的「持久戰」觀點相對立，拒絕在《新華日報》登載《論持久戰》，實行抗戰中的右傾投降主義。1938年9月，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受批判，沒有誠懇承認錯誤。黨的「七大」、「八大」均選為中央委員。新中國成立后，任政務院法律委員會副主任。1956年，去蘇聯治病；赫魯曉夫反華后，參加「反華大合唱」，化名馬馬維奇，寫了一本罵中共的書。1974年3月，病死於莫斯科，成為死不悔改的叛徒。

由於原屬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已編入左路軍，到俄界的中央、軍委縱隊和一、三軍團只有8000多人。中央決定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員，林彪為副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王稼祥為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為政治部副主任。並由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組成「五人團」指揮軍事。

博古經過延安的整風學習，認識和改正了錯誤。1937年夏同周恩來一道參加國共談判，在武漢長江局、重慶南方局任委員兼組織部長，做了很多工作。1946年1月時是我黨政協會議代表。當年4月8日乘飛機回延安途中遇難。

四方面軍長征，自1935年3月開始，到1936年10月會寧會師，經歷19個月，3次過草地。從8萬多人減到2萬多人，這是張國燾造成的。

10月15日，張國燾發布《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 ，宣揚「只有大舉南進，消滅川敵殘部，才是真正的進攻路線」，命令左、右路軍全部又過一次草地和雪山南下，使部隊又遭一次損失。

10月初，吳明又陪同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秘密到達瑞金。26日，雙方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立即停止敵對行動，劃界而治，恢復貿易，解除對蘇區的經濟封鎖。

11月8日，中央決定恢復紅軍一方面軍番號，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原一、三軍團合編為第一軍團，林彪為軍團長，聶榮臻為政治委員；十五軍團編入一方面軍序列，徐海東為軍團長，程子華為政治委員。全軍共1萬多人。

林老立即報告黨中央，中央電告武漢長江局（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董必武、李克農等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住）。

6月，蔣介石在南京曾對外國記者宣布：石達開的歷史將重演。可他的幻想又破滅了！

1935年9月10日凌晨二三時，黨中央率領三軍團和軍委縱隊秘密脫離了危險地區，經阿西於11日到達俄界（農業區）。

這就是第五次反「圍剿」進一步走向失敗的根源。

由於黨中央北上路線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而張國燾的南下、西逃遭到失敗，困於西康毫無出路；由於朱德、劉伯承以及徐向前為代表的廣大四方面軍幹部要求北上，張國燾不得不於1936年6月同意北上。但是否同中央會合，還在猶豫。

張國燾：一方面軍長征，是蘇維埃運動的失敗，紅軍受到很大損失，北上很困難。一方面軍退居川西草原遊牧區，四方面軍退到名山、天全（雅安西北）和西康地區，等待革命高潮到來。

博古、李德因部隊損失太大，敵情又嚴重，感到垂頭喪氣，一籌莫展，但又不肯檢討和糾正錯誤，仍頑固堅持北進，同二、六軍團會合。這時，部隊的指揮實際上已由周恩來擔當起來。張聞天、王稼祥雖然過去同博古有很多共同觀點，但在這殘酷的事實面前，也開始對博古、李德提出批評。毛澤東出於對黨對紅軍的高度負責，同張聞天、王稼祥交換意見（坐在幹部休養連的擔架上也不間斷）。他堅決主張放棄原定去湘西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並得到他們同意。周恩來、朱德的軍事思想，本來就同毛澤東基本一致。

蔣介石為阻止中央紅軍到湘西去和紅二、六軍團會合，加緊布置包圍圈，妄圖在紅軍向北前進時，聚殲紅軍。在這個緊急關頭，中央紅軍是冒被敵人消滅危險繼續往北還是轉向敵人較弱的貴州去，已是刻不容緩必須立即解決的問題。

雖然一天走了120里，但大家都很高興，認為是長征以來的最大喜事。紅軍兩大主力會合后，共約10萬人，在黨中央和軍委統一領導下，一定能消滅蔣介石和四川軍閥的大量部隊，在川、陝、甘三省廣大地區開闢新的根據地。

當第二、第三梯隊一邊戰鬥、一邊鋪上木板后，後續部隊就迅速衝過橋去。一軍團司令部率領我們直屬機關，經過4天的急行軍（最後一天走了120里），於30日到達滬定城。當晚，河東岸的一師也到了。6月2日，軍委縱隊和一方面軍，全部安全過了瀘定橋。蔣介石在昆明策劃南追北堵的大渡河會戰計劃徹底失敗，他要把毛澤東、朱德當「石達開①第二」的夢想徹底破滅了。

黨中央到陝北后，一直繼續對張國燾進行批評、教育、爭取。朱德、劉伯承等也不斷地耐心向張國燾及四方面軍幹部做爭取工作，希望北上抗日。

任弼時是從中央派到湘贛蘇區的代表，中央決定由任弼時、蕭克（六軍團軍團長）、王震（六軍團政委）三人組成六軍團的軍政委員會，任弼時為主席。全軍團9000餘人。8月7日，由江西遂川縣的碧溪地區向湖南前進，衝破敵人封鎖線，於20日佔領郴州西的新田縣城。經過艱苦奮戰，多次突破敵人的包圍，於9月4日在廣西全州以南的界首渡過了湘江，5日攻佔了延縣城。以後又突破了湘、桂、黔三省敵軍的包圍，於10月1日攻佔了貴州的黃平縣城。又經過了艱苦奮戰，於10月24日在黔東印江縣木黃與賀龍、關嚮應、夏曦領導的紅三軍勝利會師。兩軍會師后，於26日進至四川酉陽的南腰界，召開了慶祝會師大會。

在紅軍西征的道路上，敵軍先後布置了四道封鎖線。

1936年7月初，紅二、四方面軍分路離西康北上。在中央一再指示下，確定向甘肅南部北上。四方面軍是第三次過草地，所以損失很大。

1936年7月，潘漢年在上海、南京同曾養甫、張沖會談；8月，到瓦窯堡報告。1936年3月，周小舟、張子華分別見過曾養甫，都是試探性的，沒結果。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首先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大大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共產國際中的地位。1935年11月14日，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上，曼努意斯基在總結報告中，對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曾給予了熱情的讚揚和崇高的評價。他說：「紅軍主力在朱德及毛澤東指揮之下的長途西征，從江西到四川三千余公里，為避免蔣介石的飛機轟炸起見，多數在夜間或山中行軍，沒有渡河的工具，沒有必需的軍需及車輛，渡過了許多深闊的河流，爬過了人跡不到的高山，這樣傳奇一般的西征，證明中國紅軍具有中國任何軍閥軍隊所不能擊破的高度的覺悟性，超人的堅忍性與戰鬥精神。」他熱烈稱讚「中國共產黨是英勇鬥爭的模範」，中國為蘇維埃政權而進行的鬥爭，是「現代殖民地革命史上驚人的一頁」。

會議是王稼祥先同毛澤東商議並得到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同意后，由王稼祥出面向博古提議召開的。並商定由博古主持會議和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

12月10日，紅一軍團佔領了湖南的通道縣城。12日，在通道的中央負責人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博古等參加，還有李德。會上，就紅軍的去向問題展開了爭論。博古、李德仍堅持去同二、六軍團會合，但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會議決定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向貴州前進，相機進佔黎平。15日，紅軍佔領黎平。通道會議雖然不是中央政治局會議，但開創了長征以來用會議形式公開爭論行動方針的先例。

1日，一軍團二師四團奉命強渡烏江未成；2日，組織60多個竹筏搶渡，已於1日過去躲在石崖下一天的毛振華連長等5位勇士出來接應，軍團炮兵連長趙章成以3發迫擊炮彈打掉了對岸敵據點。我軍搶渡成功后，即加緊架設浮橋。至6日，全軍從幾座浮橋通過烏江。

這個問題說來話長，但總的一句話：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以王明為首的黨中央，推行「左」傾冒險主義，使1933年到1934年的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

張國燾，江西萍鄉人，1897年出生。1919九*九*藏*書年在北大讀書，參加五四運動。1921年參加黨的「一大」，當選中央局組織主任。1922年赴蘇聯參加遠東各國黨及革命團體代表大會，回國後於1924年5月被捕叛變，長期對黨隱瞞。是二、四、五、六屆中央委員，六屆政治局委員。1928年5月在莫斯科參加「六大」后留蘇學習，參加中共駐國際代表團工作。1931年回國。4月，中央派他到鄂豫皖蘇區紅四方面軍工作，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1931年在瑞金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

今年出版的有關長征的書更多了，說明影響之大。到紅軍長征路上各地的舊址、紀念館參觀學習的人應接不暇。各人有各人的有關長征的各種描寫、評論。

當時，黨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制定了一個「寧夏戰役計劃」，發布了「十月作戰綱領」：要求各部隊在11月1日以前，注意休整補充、擴大，以便執行攻佔寧夏的任務。寧夏東連陝甘蘇區，北靠外蒙，人口較少，但物產豐富。因黃河水利灌溉，盛產大米，敵馬家軍較弱，完全可以打下來。如佔領寧夏，蘇聯的援助就可以經過外蒙草原直達陝甘蘇區。

我當天也到一軍團指揮部，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和林彪、聶榮臻一同指揮戰鬥的場面，算是一件很幸運的事。

蔣介石惱羞成怒，自己飛到重慶指揮。他對部下說：「這是國軍追擊以來的奇恥大辱！」他除調大軍增援外，還加調空軍到貴陽機場，加緊對紅軍的偵察、轟炸，企圖包圍紅軍在遵義地區加以消滅。

6月28日，中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明確規定，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為此，在戰役上，必須先集中火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並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勝利地向甘南前進。決定特別指出：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是針對張國燾的）。

5月18日，四方面軍佔領茂縣以後，張國燾就擅自成立「中國共產黨西北特區委員會」，內設政治局，儼然如同黨中央組織。月底，他又宣布成立「西北蘇維埃聯邦政府」，自任主席。並且向全國和全世界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政府成立宣言》，稱「中華蘇維埃西北聯邦政府的成立，樹立了西北革命鬥爭的中心」。要赤化全川、全西北，妄想當「西北王」。黨中央發現后，曾指示取消「西北聯邦政府」，並指出，在少數民族區域內，應組織自治政府。這是張國燾對黨中央鬧獨立性的表現。

為教育和挽救張國燾，給予改正機會，這個決議只發到中央委員，沒向全黨公布。

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陳銘樞和蔣光鼐、蔡廷鍇等在福州發動「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反蔣抗日。這反映了國民黨內部矛盾和抗日力量的發展，並且他們願意同中共合作抗日反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紅軍同他們密切配合，完全有可能把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打破。可是博古、李德這些「左」傾機會主義者不相信他們可以做我們的朋友，把中間力量看成是「最危險的敵人」。這時，蔣介石從江西前線調9個師到福建去打十九路軍，給了紅軍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很好機會。當時在前方的周恩來於11月24日致電博古、項英，指出目前蔣介石正推遲進攻中央蘇區，抽兵入閩，紅三、五軍團應側擊蔣的入閩部隊，但建議未被接受。彭德懷也提出建議：集中紅軍主力向閩、浙、贛邊區進攻，威脅杭州、上海、南京，既可援助十九路軍，又可打亂蔣介石的「圍剿」計劃。張聞天也主張要積極配合十九路軍。毛澤東早就主張紅軍打到浙江、安徽、江蘇去，把戰略防禦變成戰略進攻。可是這些正確主張都被博古等人拒絕。他們反而把主力紅軍西調。去攻永豐地區敵人的堡壘。「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在蔣介石的大軍進攻和政治分化下，於1934年1月宣告失敗。蔣介石把入閩部隊組成東路軍，進一步完成了對中央蘇區的四面包圍。十九路軍又被迫參加「圍剿」。

二、四方面軍會合后，張國燾仍對黨中央進行攻擊，受到二方面軍領導同志的抵制和反對，張國燾不得不取消自設的「中央」，加上中央的耐心爭取，最後促進了張國燾的北上行動。

為了堅持中央蘇區的革命鬥爭，中央決定，成立以項英為首的中央分局和以陳毅為主任、梁柏台為副主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又成立中央軍區，由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指揮紅二十四師和10多個獨立團及地方部隊共1.6萬多人。留下來的還有許多負責人：瞿秋白、何叔衡、賀昌、毛澤覃、古柏、鄧子恢、譚震林、張鼎丞、孫丕顯等。瞿秋白在戰鬥中被俘，后在長汀英勇就義。何叔衡、賀昌、毛澤覃、古柏等在戰鬥中犧牲。留下的人在蘇區進行了三年艱苦卓絕的鬥爭，配合了中央紅軍的長征，保衛了許多革命果實。抗戰時，又參加了新四軍。

楊虎城是有名的愛國將領，參加過辛亥革命，1926年堅守西安而聞名，1927年後仍同共產黨員南漢宸有聯繫，同民主人士有來往。

敵情緊急，蔣介石又在加緊對紅軍包圍，要求先決定紅軍下一步行動方針。15日會議開始后，劉伯承、聶榮臻提出紅軍北渡長江，到川西北建立新根據地的建議。會議同意他們的建議，並「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同年8月，中央召開洛川會議，張國燾表示願意工作，同意黨的政治路線。中央分配他當陝甘寧邊區副主席（主席林伯渠），但不做工作。

黨中央成立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周恩來為書記，葉劍英、李克農、朱理治、伍修權、邊章伍為委員，專對東北軍開展工作，領導軍中黨的組織。有關黨委也指定專人進行工作，從各方面，從上層到下層，都開展抗日統戰工作，加強俘虜教育爭取工作。

三大主力會合，證明帝國主義、蔣介石反革命的失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徹底破產，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的失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正確路線的勝利。

14年後（1949年），我們取得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蔣介石逃到台灣。

但是，張國燾在四方面軍接連勝利的情況下，看不到有利形勢，強調暫時的困難，特別是怕蔣介石的主力胡宗南入川組織「川陝會剿」，認為川陝蘇區無法堅持，與其讓敵人趕走，不如主動撤走。他事先未請示中央，未經過會議討論，就撤離蘇區，向川西跑。他把地方部隊編成4個獨立師，把女幹部編成兩個婦女團，連同學校、兵工廠等都一起過嘉陵江。只留300多人槍，由綏遠道委書記劉子才領導，堅持蘇區鬥爭。從此，四方面軍就開始了長征。

在蔣介石調兵遣將的過程中，如果紅軍尋找有利時機在運動戰中消滅一部分敵人，是可以破壞敵部署的。但是臨時中央不聽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的意見，強令紅軍主力分成兩個部分作戰，即所謂「兩個拳頭打人」：以三軍團為主組成東方軍，到福建強攻敵十九路軍固守的邵武、將樂，結果，城未攻下，消耗了時間和力量；以一、五軍團為中央軍，留在江西蘇區，但沒有作戰任務。這樣就喪失了積極準備作戰的時機，反而給了蔣介石布置兵力的時間。

8月，北方局報經中央批准，將被國民黨長期關押在北平監獄的62名黨員幹部營救出獄，分赴各地開展工作。薄一波等一些山西籍的同志到太原同閻錫山建立統戰關係，建立了「犧盟」、「新軍」，對推動山西人民參加抗戰，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和作用（以後閻反共，「新軍」編入「八路軍」）。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理番縣的卓木碉召開3000人的幹部大會，擅自成立所謂「臨時中央」，自命中央「書記」。又成立了「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事委員會」等非法組織。並通過了決議，宣布「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張聞天），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會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應免職查辦」。

1月7日，紅二師化裝成敵潰兵突然進入黔北重要城市遵義城，消滅了王家烈的「雙槍兵」（一枝步槍、一枝鴉片槍）。

①1982年3月，葉劍英看了呂黎平的回比文章后表示：意思是這樣。1977年9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徐向前《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文章，最先公開披露了此事。文中說：「張國燾對於中央的多次指示，充耳不聞，擅自命令左路軍停止北上。並且發出密電，指使他的支持者，妄圖裹脅黨中央和一方面軍全部南下，如果黨中央不南下，就用『武力解決』。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同志發現了這份危害黨中央、毛主席的密電。在千鈞一髮之際，葉劍英同志立即把它送到毛主席手中。」

黨中央考慮了張學良的意見，認為是對的，為爭取國民黨內部的分化，爭取蔣介石的轉變，改「反蔣抗日」為「逼蔣抗日」。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的《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把中國國民黨和其他黨派並列。提到漢奸賣國賊時，第一次沒有點蔣介石的名，以後逐漸改為「蔣介石氏」、「蔣委員長」。9月1日，中央正式發出《關於逼蔣抗日的指示》。

我認為，領導紅軍長征走向勝利的毛澤東，對長征的意義講得更全面。

會議開了三天，作出了如下決定：（一）補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去討論（決議在2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通過）；（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即博古、李德、周恩來），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1935年，榆林橋戰鬥中被俘團長高福源經過教育后，完全擁護中共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並表示願回東北軍進行工作。經周恩來、李克農親自談話後放回洛川，向王以哲軍長和張學良當面報告紅軍情況和中共抗日民族統戰政策，起了穿針引線作用。

黨中央決定派周恩來到膚施同張學良密談，李克農同行。4月9日，周、李到延安，在天主教堂內同張學良談了一個通宵，劉鼎事先為張做了許多工作，也參加了會談，雙方都很滿意。張學良完全同意中共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組織聯合政府和抗日聯軍的主張。張學良認為，蔣介石可能抗日，他主張，他在裏面勸，中共在外面逼，要蔣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走上抗日道路。周恩來很重視張學良的意見，表示回中央慎重研究（張的意見，為黨從反蔣抗日轉為逼蔣抗日提供了可靠依據）。周恩來對張學良曾主張學法西斯來挽救中國作了解釋。周恩來說：法西斯主義是帝國主義的產物，是反共反人民的，沒有群眾基礎，在中國行不通。要收復東北，沒有全國廣泛的人民參加，是不可能的。這一席話對張學良的思想轉變，起了很大的作用。密談后雙方達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互相通商等協議。

張國燾連續在破壞「松潘計劃」、「夏洮計劃」，又破壞「寧夏計劃」，使革命受到重大損失。許多同志（包括四方面軍的）早就要求對張國熹進行徹底清算，黨中央、毛澤東為了爭取張國燾的轉變，特別要把受蒙蔽不認識張國燾的錯誤的同志團結在黨中央周圍，毛澤東親自做了許多工作，等待時機成熟再批判。1937年3月27日至30日，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張國燾進行揭發、批判。張國燾在會上作了檢查，承認犯了「路線錯誤，是退卻逃跑的錯誤，是反黨反中央的錯誤」，他保證「以後絕對忠於黨的路線」。3月31日，中央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只指出他的錯誤，沒有作組織結論。決定把張與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嚴格分開，稱讚四方面軍幹部的艱苦奮鬥，不怕犧牲，不畏險阻，英勇苦戰的革命精神。經過在全党進行傳達討論，從而爭取教育了四方面軍絕大多數同志在中央領導下繼續進行革命鬥爭。

60年後的今天，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取得偉大勝利！在國際上地位日益提高，也取得偉大勝利。香港、澳門即將收回，台灣的統一時間，也不會太遠了！

這時，紅軍還有相當的實力，蘇區也還有迴旋餘地。如果接受毛澤東的建議，紅軍主力休整補充后，打到湖南的中部（當時敵軍空虛），就可以調動進攻蘇區的敵人，在敵後無堡壘地帶的運動戰中消滅敵人，蘇區也可以恢復和擴大，就可以粉碎「圍剿」。但是博古等人拒絕了這一建議，因而又失掉了轉敗為勝的機會。

葉劍英還乘深夜偷偷地從指揮部取出一份甘肅省十萬分之一的地圖，帶到中央，以後起了很大的作用。

遵義會議為我黨樹立了一個正確解決黨內矛盾和糾正錯誤的範例，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高貴品質和傑出的領導藝術才能的表現。他在中央蘇區受教條主義者打擊、排擠，被撤銷對紅軍的指揮權，仍服從組織決定，但他堅持自己正確的意見，耐心爭取王稼祥、張聞天，在關鍵時刻仍以對革命負責的態度提出自己的建議。遵義會議，只抓主要矛盾，即解決最緊迫的軍事路線和組織領導問題；對犯錯誤的博古、李德，採取治病救人方針，杜絕了他們過去那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做法。

2月20日晚，紅一方面軍主力1.3萬人，在東征軍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毛澤東領導下發起了東征戰役。在綏德至清澗間東渡黃河，一舉突破了閻錫山的200里長的防線。至28日，消滅了閻錫山的3個旅，佔領了石樓、中陽、孝義、隰縣、永和5縣的廣大地區。

紅軍第四方面軍，是黨領導的從土地革命鬥爭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英勇善戰的部隊，曾粉碎了蔣介石的三次「圍剿」。張國燾到鄂豫皖蘇區后，積極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針，使蘇區受到很大損失。1932年6月，蔣介石對鄂豫皖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張國燾又實行逃跑主義，倉促率領四方面軍主力4個師1萬多人，離開鄂豫皖蘇區（徐海東率二十五軍堅持鬥爭）。經過艱苦鬥爭於12月到四川北部通（江）南（江）巴（中）地區，建立了川陝蘇區。該地區敵人力量較弱，人民深受壓迫，生活困難，多吃玉米，所以群眾積极參加革命和紅軍，紅軍迅速擴大，1933年10月，四方面軍發展到了5個軍約8萬人。1935年春季，四方面軍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嘉陵江戰役，主力西渡嘉陵江。4月，已佔領了嘉陵江、涪江之間的9個縣城，部隊發展到10萬人，形勢是很有利的。

張國燾還以舊政客的卑鄙做法，曾經想拉攏朱德、彭德懷，挑撥張聞天同毛澤東的關係等。他派人給彭德懷送去二三百銀元，當即遭到彭德懷的嚴詞拒絕。

閻錫山牛怕紅軍打掉他的「獨立王國」，立即集中14個旅阻擋，並向蔣介石求援。蔣介石慷慨答應，迅速利用機會（過去蔣軍進不了山西）調進10個師到山西，同時令東北軍、西北軍等向東征軍及陝甘蘇區包圍，企圖在山西消滅紅軍。

張國燾雖然北上了，但他的野心不死。黨為取得蘇聯幫助，曾考慮兩條道路，一條是經寧夏到外蒙，這是比較容易打通的近路；另一條是經過漫長的甘肅河西走廊，再到新疆，但路遠難走，又要通過青海馬家騎兵防地，不易通過。

七軍團軍團長尋淮洲，政委樂少華，參謀長粟裕，政治部主任劉英。全軍團共6000餘人，大部為新戰士，槍支不及半數。部隊於7月6日從瑞金出發，途經長汀、連城，後到國民黨統治區；沿沙溪北上后，於7月30日北渡閩江，8月8日曾向福州進攻未遂，就北上占羅源縣；在閩、浙、贛邊境苦戰數月，損失很大。10月19日，奉中央命令到贛東北蘇區與方誌敏領導的紅十軍會合。中央軍委決定七軍團與十軍合編為新的十軍團，軍團長劉疇西，政委樂少華，方誌敏為軍區司令員。

瓦窯堡會議是遵義會議以後又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它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遵義會議是在戰爭環境中召開的，只能先解決緊急的軍事指揮和組織領導問題。黨中央到了瓦窯堡以後，才有可能結合當前的形勢和任務解決政治策略問題。這就說明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善於總結過去革命的經驗教訓，把共產國際提出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總方針，創造性地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實際鬥爭中來，根據中國的革命形勢和任務，制定出一套方針政策。標志著我們的黨在理論上和政治上，都比遵義會議時期更加成熟了。

7月上旬，蔣介石指揮大軍從北路、東路、南路同時向中央蘇區發起全面進攻。這時，蘇區日益縮小，人力、物力都很匱乏，我軍已失去在內線打破敵人「圍剿」的可能，如果當機立斷地把紅軍主力突進到外線作戰，仍有勝利的可能。可是，博古、李德等仍把紅軍主力「六路分兵」進行「全面抵禦」。結果，我軍損失很大，敵軍還是不斷前進。至9月下旬，中央蘇區僅存瑞金、會昌、于都、興國、長汀等狹小地帶。這時，才倉促地開始準備主力紅軍轉移到湘鄂西去同二、六軍團會合，建立新根據地。

7月24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五次「圍剿」與我們黨的任務的決議》，強調：五次「圍剿」是「更加劇烈而殘酷的階級決戰」，是「爭取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的鬥爭」；並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不讓敵人蹂踴一寸蘇區」等口號。同時，提出「要創造一百萬鐵紅軍」的不切實際的要求。

遵義會議后，在毛、周、王三人軍事小組的指揮下，採取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是：根據敵情變化，採取高度的運動戰術，經常轉移作戰地區，目的是在有利的條件下，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建立新的根據地。四渡赤水的戰鬥，是中央紅軍在川、黔、滇邊地區進行的出色的運動戰，把蔣介石的「中央軍」和貴州、四川、雲南的地方軍共幾十萬人搞得昏頭轉向，拖得疲憊不堪。紅軍完全處於主動地位，消滅了大量敵人，達到了北上與四方面軍會合的戰略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