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5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向南京國民黨政府、軍隊及各黨派、團體、報館等發出了《紅軍要求南京政府停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即著名的「回師通電」。痛斥了蔣介石阻攔紅軍抗日的罪行，並直接向南京國民黨政府提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議和一個月」的主張。再次表示紅軍願意與「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部隊，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黨中央確定「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鬥、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為反對當前敵人之用」，轉「抗日反蔣九_九_藏_書」為「逼蔣抗日」的方針。該方針孤立了主要敵人，爭取了各階層的抗日誌士，分化了敵人的營壘，擴大和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力量。

在紅軍出擊抗日受阻，根據地又受到敵人嚴重威脅的情況下，黨中央和革命軍事委員會從實際出發，提出了我軍西征甘、寧的正確決策。

1936年5月3日，東征回師陝北后，中央軍委重新任命了八十一師的主要軍政領導。命令文年生為師長，李宗貴為政委，李壽軒為參謀長，李志民為政治部主任，宋雲輝為特派員。組成了軍政委員會，由我任書記。我師直屬前敵總指揮彭德懷領導。九*九*藏*書八十一師下屬兩個團（一團已調出，歸屬三十軍。原三團和少共營調至十五軍團），二團團長劉錫山、政委譚冠三；三團團長謝理順，政委羅元炘。

首先，甘、寧地域遼闊，我軍西征，可以迫使敵人分散兵力，便於我紅軍主力掌握主動，在運動中殲滅敵人有生力量；其次，該地區由東北軍和馬鴻逵駐守，他們與蔣介石中央軍素有矛盾，並都和紅軍打過交道，吃過苦頭，不願再做無謂的消耗。特別是東北軍的廣大官兵，不願再打內戰，懷有接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心愿，具備走上抗日救國道路的可能性；第三，我二、四方面軍已長征北上，在甘寧九-九-藏-書地區可以實現全國主力紅軍的大會師；第四，此舉避開了敵人堡壘封鎖線，變我軍被包圍的不利形勢為外線作戰的有利形勢；第五，能更廣泛的發動群眾，開闢新的根據地，就地籌糧，籌款，補充兵員，擴大紅軍。

西北革命根據地陷入敵人重兵包圍之中。在根據地東部是晉軍閻錫山部（駐河東）；在東北部是國民黨中央軍湯恩伯部，進佔了清澗、綏德、米脂地區；北部是高雙成、高桂滋部，駐紮榆林地區一帶；在南部是東北軍張學良部和西北軍楊虎城部，進佔了洛川、富縣、宜川等地區；在西部是國民黨中央軍嫡系胡宗南部，進駐隴東地區；在西北部是馬九_九_藏_書鴻逵、馬鴻賓部，駐青海、寧夏地區。而延安、甘泉仍在敵人手中。敵人不斷向蘇區蠶食，吳堡、佳縣、綏德、清澗、延川等地相繼被湯恩伯部佔領。

為此，在部隊整訓中，我們再次向大家講明了日寇妄圖使我中華大好河山成為它的殖民地，使我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狂妄野心；批判了蔣介石把祖國的半壁河山拱手送給侵略者的可恥的賣國行為；分析了西征的偉大以及有利於我的形勢。在廣泛的民主討論中 ，大家互相幫助，使有思想問題的同志提高了認識，紛紛表示：服從命令，英勇戰鬥，救中國，保家鄉，誓死做中華民族的好兒女，做為黨為民的英雄好漢，做革命到底九-九-藏-書的堅強戰士。在艱苦的戰鬥年月，我軍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奪取勝利的重要保證。

西征甘、寧的作戰任務下達后，部隊士氣高昂。殺敵立功，挽救民族危亡的決心很大。但也有少數人有畏懼情緒，以為西征如長征一樣，又要過草地、爬雪山，擔心會把部隊拖垮。有的人只看到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形勢，怕打不贏，特別有少數陝北蘇區的子弟兵，擔心蘇區被破壞，親人遭殺戮、蹂躪，要求不離開根據地，欲和敵人硬拼硬打。

但是，蔣介石仍然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投降賣國政策，不僅拒絕議和，反而繼續加緊對我革命根據地的圍攻、進犯，妄圖摧毀西北革命根據地和消滅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