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革命根據地是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習仲勛等，根據毛澤東關於「工農武裝割據」的理論和這一地區革命鬥爭的具體實際，逐步創建和發展起來的。陝甘根據地的中心地帶南梁，地處陝西、甘肅、寧夏三省交界，是黃土高原的偏僻地區，地域遼闊，溝壑縱橫，又距離國民黨在西北統治中心的西安、蘭州、銀川等大城市距離較遠，反動統治勢力比較薄弱，基本上屬於「三不管」地區，利於建立革命武裝，也有開展游擊戰爭的迴旋餘地，為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理優勢。劉志丹曾經說：連土匪搞幾支槍就可以在這裏佔山為王，弄得軍閥無可奈何，為什麼我們共產黨人不可以在這裏鬧革命呢？同時這小的階級矛盾尖銳，人民群眾具有強烈的革命要求，易於發動群眾和開展土地革命，在陝甘地區創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也有著良好的群眾基礎。根據地建立后，他們根據毛澤東在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先後建立了正式的紅軍和三支游擊隊，開展艱苦的游擊戰爭和反「圍剿」鬥爭，於1934年11月在荔園堡正式建立了陝甘邊蘇維埃政府和革命軍事委員會。到1935年初，在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習仲勛等人的領導下，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已在東至宜川、西到定邊、南接耀縣、北迄靖邊，縱橫數百里的陝甘邊界廣大區域形成了鞏固的蘇區和游擊區。以甘肅慶陽的南梁為中心，在陝西保安、安塞、甘泉、富縣、宜川、中部、宜君、旬邑、淳化、耀縣和甘肅慶陽、合水、寧縣、正寧等縣的部分農村建立了工農政權，新設了陝甘邊南區及華池、赤安、慶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寧縣、正寧等11個蘇維埃縣治，成為後來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西北革命根據地創建和發展的幾年間，「左」傾錯誤頻頻出現，對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危害，也使紅軍和根據地的領導人數度蒙冤，但他們無論遭受多麼大的冤屈，對黨和人民的事業都不改初衷，無私無畏地堅持真理，襟懷坦白，光明磊落，顧全大局，始終將自己置身於黨的領導之下，以對黨的赤膽忠心、無限忠誠，表現了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和崇高品格。

在兵運工作屢受挫折的情況下，劉志丹、謝子長等逐漸認識到：兵變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搞革命武裝，單純依靠在舊軍隊里的合法地位招兵買馬是不行的，還是要建立起自己的武裝，到國民黨統治力量薄邊遠山區開展游擊活動，逐步建立根據地。1931年9月，劉志丹偕同馬錫五等先後到南梁地區，將分散活動在合水、慶陽縣山區的趙連璧、楊培勝、賈生財三支武裝集合起來，在合水縣太白鎮附近的倒水灣進行整編，建立起一支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工農革命武裝——南梁游擊隊，亦稱陝甘邊境游擊隊，全隊300餘人志丹任總指揮。

土地革命戰爭中期，在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受到「左」傾錯誤嚴重干擾的情況下，劉志丹等在建立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的同九-九-藏-書時，結合當地敵、我、友的實際，十分重視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並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劉志丹的老戰友習仲勛曾回憶說：劉志丹經常告誡戰友和部下，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多一個朋友，我們就增加一份力量，敵人就減少一份力量。為此，劉志丹提出「搞革命鬥爭要採取三種形式，即『紅色』（組建自己的武裝）、『白色』（做白軍工作，爭取國民黨部隊里的進步分子和愛國人士）、『灰色』（做土匪工作，改造哥老會，收編山大王）」，開展了艱苦的兵運工作和曲折的匪運工作。他積極爭取國民黨部隊里的愛國將領和進步人士，為我所用；改造哥老會，收編山大王，使他們棄暗投明，走上革命道路。在劉志丹的教育和影響下，陝甘寧地區的哥老會組織紛紛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其成員也踴躍參加革命。後來，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后，對劉志丹重視改造哥老會的工作予以肯定。由此可見，堅持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正確分清敵友，化敵為友，是陝甘根據地成功發展的重要原因，這一成功的經驗，也為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提供了豐富的思想內容。

謝子長是西北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和劉志丹、高崗、習仲勛一樣，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創建和發展西北根據地，雖出生人死，歷經挫折但鬥志不減，信念更堅，堪稱共產黨人的楷模。1934年8月的河口戰鬥中，謝子長不幸胸部中彈，雖經同志們再三勸說，他仍堅持不離開戰鬥崗位。起初，他騎在馬上指揮戰鬥，後來馬騎不成了，就坐在擔架上繼續工作。直到10月，他的身體實在難以支持，才離開部隊休養。當敵人偵探到他的行跡，圖謀殺害時，部隊多次輾轉轉移，看到如此情景，謝子長激憤地說：「抬我走吧，抬不動就一槍打死，你們逃命，絕對不要讓他們把我捉去。」當他感覺到自己的傷無好轉的希望時，痛苦地流著淚說：「就這樣死了，我對不起老百姓！」「我給他們做的事太少了！」不久，由於病情惡化，謝子長與世長辭，年僅39歲。謝子長不僅自己獻身革命，還教育全家成為一個革命的家庭。從1932年到1936年，短短几年間，他的親屬在戰場上犧牲和在刑場上就義的就有九人。為紀念謝子長，毛澤東曾兩次為他題詞並親自為謝子長墓碑題寫碑文，稱讚謝子長為「民族英雄」。朱德題詞稱讚謝子長為「陝北人民領袖」。

鄧小平曾經指出，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黨的思想路線，西北革命根據地之所以成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十多塊根據地唯一完整保存下來的一塊根據地，成為中共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其根本之點在於根據地的領導人堅持實事求是，審時度勢，從當地的具體實際出發建立紅軍和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和統一戰線工作。

後來，正當紅軍和根據地發展之時，王明「左」傾錯誤的執行者、中共陝西省委常委杜衡提出放棄已有的根據地read.99ｃｓw.com，南下另建根據地的錯誤主張，劉志丹挺身而出，從黨和革命事業的前途出發，無私無畏地表示堅決反對，指出這樣做就是自己毀滅自己。為此，他再次受到打擊。結果，部隊南下，在終南山一帶與國民黨軍隊苦戰，終因孤軍作戰，彈盡糧絕，幾乎全軍覆沒。劉志丹帶領十餘人衝出重圍，困於山澗，以野果充饑。在嚴重危急情勢下，更顯出劉志丹堅定的革命信念和英雄本色，他親切地對戰士們說：「月亮都有時網時缺呀！革命在一時一地的失敗，算得了什麼？失敗了再干呀！咱們道理正，窮苦人都在咱們一邊！」「天不能老是陰雨，總有個放晴的時候！」劉志丹等死裡逃生，歷盡艱險才回到原根據地。

1935年九十月發生在根據地的錯誤「肅反」中，原紅二十六軍和陝甘蘇區的領導人受到毆打、受凍和挨餓等折磨。據黃羅斌回憶說：在「肅反」中，「我和七十八師師長楊森一同被捕，五花大綁，倒吊在房樑上」，「我們這些為革命赤膽忠心，在對敵鬥爭中出生人死的勇士們，頃刻問變成了『罪犯』。伴之而來的是大聲斥責、嚴酷的逼供和劈頭蓋臉的棍棒和皮鞭」。一次，「肅反」的執行者刑訊陝甘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張秀山，張秀山寧死不屈，慷慨地說：「我死，沒有問題！二十六軍創造不易，它是許多同志用頭顱換來的呀！」審到最後，張秀山放聲痛哭著呼喊：「你們可憐呵憐二十六軍罷！這裏邊的幹部，全是好的呀！」在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的黑牢里，在敵人的屠刀下，大多能做到捨生取義，視死如歸，因為那是對敵人。但在黨內鬥爭中，在組織面前，像張秀山這樣視黨性良知高於生命、寧死不講違心的話、在嚴刑逼供之下也絕不亂招亂供的共產黨員是不多見的。張秀山忠勇剛烈的氣概，就連「肅反」的執行者也受到了極大的震撼，開始懷疑陝北「肅反」「肯定是弄錯了」，「這裏恐怕有冤枉吧」！

1931年2月，劉志丹率部在合水縣固城與趙連璧、同守孝、賈生財、唐青山等人的武裝會合，並進行整編，劉志丹任總指揮，下設四個連。部隊整編后，在寧縣張皮原又遭國民黨陳璉璋部謝紹安旅的襲擊，損失過半。4月，中共陝西省委指示劉志丹率部編人國民黨駐彬縣的蘇雨生部，任補充團團長。正當劉志丹以補充團名義擴充部隊、籌措軍需時，引起蘇雨生的注意而被逮捕。后經在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任職的共產黨員南漢宸、民主人士杜斌丞和中共陝西省委的多方營救獲釋。劉志丹出獄后，繼續以陳畦璋部第十一旅旅長名義從事兵運工作。后又在寧縣早勝鎮遭到陳部高廣仁等的暗算，十一旅被繳械，劉志丹脫險回到保安。1932年5月，中共陝西省委派謝子長、焦維熾到甘肅靖遠發動國民黨警備第三旅起義，也因起義聯絡失誤而失敗。

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的歷程，是一條充滿荊棘和坎坷的歷程。在這裏，既有惡劣的自然條件，直接威脅著紅軍和根據地的生存，也有國民黨反動軍閥的屢屢「圍剿」，使紅軍和根據地面臨著生與死的嚴峻考驗，更有黨內和根據地內部各種錯誤思想的干擾，使紅軍和根據地多次出現危機，幾瀕失敗的危險。儘管如此，他們沒有低頭，沒有屈服，保持著共產黨人始終不渝、堅貞不屈的英雄氣概。

習仲勛愛民、知民的赤子情懷，也得到黨組織的充分肯定，正如後來西北局高幹會期間黨組織對他的鑒定中寫道：「他很懂得群眾的情緒、習慣和需要。他是站在群眾觀點和群眾立場來解決群眾的問題，總是把群眾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設身處地替他們設想，設想怎樣才是對的，尤其設想怎樣對群眾有好處，而沒有絲毫的主觀主義氣味。」毛澤東高度評贊習仲勛說：「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1943年1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幹會閉幕會上，毛澤東又為習仲勛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無產階級革命是為了解放人民大眾並以人民大眾為革命基本力量的，革命過程就是黨和人民結合的過程。在中國革命史上，革命的發動和人民對革命的擁護和參加，就是經過共產黨人大量艱苦、細緻工作的結果。習仲勛就是這樣一位密切聯繫群眾的共產黨人，20世紀40年代黨組織對習仲勛作的鑒定中說：「習仲勛是從群眾中生長起來的，而且與群眾保持著經常的密切的聯繫。」事實確實如此，密切聯繫群眾是習仲勛一生的優良作風，他視人民群眾如父母，始終以熾熱之心為人民群眾服務。這一特點他在西北根據地時期就表現得非常突出。

習仲勛擔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得到劉志丹等邊區領導的支持和鼓勵，更受到根據地軍民的真誠擁護。習仲勛深感身上的擔子更重了，經常深入實際，深人群眾，了解群眾的冷暖。在他的主持下，邊區政府制定了土地政策、財經政策、軍事政策、社會政策、肅反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等「十大政策」，他利用一切機會，走村串戶，了解這些政策的貫徹執行情況。時任政府秘書長蔡子偉曾回憶說：「幾乎每逢集市，習仲勛和我們幾個人都要出去轉一轉，聽取老百姓各種意見反映。每次群眾總是把我們圍攏起來，問這問那，親熱極了。」群眾紛紛讚揚說：「共產黨和國民黨就是不一樣！」

在艱苦的兵運工作中，他與士兵建立密切的個人關係，進行革命宣傳，啟發士兵覺悟，培養兵運骨幹。在創建照金蘇維埃政權過程中，習仲勛一村一村地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地做群眾工作，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赤衛隊和游擊隊，同時發動群眾進行分糧鬥爭，實行分土地、分糧食、分牛羊、戒煙、戒賭、放足等政策。時任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團長reaｄ.９９ｃｓw•cｏm、親歷這段歷史的王世泰回憶說：習仲勛是籌建根據地民主政權的主要負責人，大量的工作是習仲勛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過問；凡熟悉這段歷史的同志，都為仲勛紮實的工作作風、任勞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動，認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個典範。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在合水縣蓮花寺成立后，習仲勛和特派員張策受劉志丹之命，深入到閻家窪子、東華池、南梁堡，村村開會，逢人講演，發動群眾配合游擊隊去分牛羊，還組織健全了二將川、白馬廟川、豹子川等地群眾組織。春節過後，在他們的努力下，這裏相繼成立了農民聯合會、赤衛隊、貧農團、僱農會等，初步形成了主力紅軍、地方游擊隊、群眾武裝相結合的三位一體的游擊戰爭武裝體系。後來，習仲勛以熱情洋溢的文字回憶當年的情景：「紅軍橫掃陝甘邊的反動武裝，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建立起來了。當地的小夥子見紅軍回來了，高興地唱起了信天游：『雞娃子叫來狗娃子咬，當紅軍的哥哥回來了。』」地由於習仲肋突出的成績和出色的才能，1934年2月，在紅四十二師組織召開的群眾大會上，他被選舉為邊區臨時政權組織—邊革命委員會主席。這年11月，在陝甘邊區工兵代表大會上，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習仲勛又當選為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這時他剛滿21歲。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而艱險的，只有以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踏著這條道路一直走下去的人，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渭華起義失敗后，劉志丹、謝子長受陝西省委派遣，先後回到陝北，創建革命武裝，開闢根據地。1929年初，中共陝北特委作出關於在陝北開展軍事運動的決議。不久，謝子長受命到宜川鳳凰山做爭取改造地方武裝梁占魁部隊的工作。1930年夏，劉志丹、謝子長等趁隴東民團軍總司令譚世霖擴充勢力之機，成功地組建了一個團，爭取民團、哥老會，在陝、甘、寧邊界活動。秋，謝子長和劉志丹率部駐防慶陽、吳起邊界的三道川訓練隊伍，準備起義時，遭軍閥張廷芝部的襲擊而失敗。10月，劉志丹又借用譚部騎兵第六營的名義，巧襲合水縣太白鎮，將譚部第二十四營繳械，重組隊伍在保安、安塞一帶活動。

西北革命根據地從1932年9月渭北根據地建立起，中經1935年2月陝甘邊、陝北根據地的統一，至1937年2月改製為陝甘寧邊區，前後共歷四年又五個月。在北方諸多的革命根據地中，西北根據地規模之夫，鬥爭之艱苦，堅持時間之長，可謂獨樹一幟。其間，西北紅軍與根據地培養和造就了以劉志丹、謝子長為代表的卓越領導者，在他們的領導和培養下，還湧現出高崗、習仲勛、馬文瑞、張秀山、王世泰、賀晉年、閻紅彥、郭洪濤、張邦英、劉景范等一大批領導幹部，他們不僅為西北紅軍和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和研中同成立和建設立下了豐功偉績read.99csw.com。尤為可貴的是，他們培育了激勵來者的革命精神，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寶貴的精神財富。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些精神財富成為後來延安精神的重要來源之一。

1932年12月，杜衡來到陝甘游擊隊，污衊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楊仲遠等「有反革命陰謀」；攻擊他們的正確主張是「游擊主義」、「梢山主義」、「土匪路線」、「逃跑主義」、「右傾機會主義」，並且蠻橫地撤銷了謝子長、劉志丹等人的領導職務，欲將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楊仲遠等開除出部隊。由於謝子長、王世泰等廣大指戰員的強烈要求，才將劉志丹、楊仲遠留在部隊，令謝子長、閻紅彥去上海臨時中央「受訓」。面對這種無理責難、無情打擊，劉志丹表現出堅強的黨性修養，對此泰然處之，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胸懷，不計較個人的名位，積極協助時任團長的王世泰工作，繼續盡其所能，維護部隊的團結。在1935年九十月陝北錯誤的「肅反」中，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馬文瑞、楊森等原紅二十六軍和陝甘蘇區的領導人60多人被誣陷為「右派反革命」，先後被關押在瓦窯堡的監獄里。當時，劉志丹正在前方作戰，「左」傾錯誤的執行者欺騙劉志丹說：調你回瓦窯堡擔任西北軍委代理主席，指揮北線作戰，實則暗中寫信命前方捕人。劉志丹信以為真，立即動身。途中他與送信的通訊兵相遇，這位通訊兵認識劉志丹，把信給劉丹看。劉志丹打開，發現原來是逮捕自己的密令。密令中寫道：「已確定劉為反革命，速調劉、高回來。」劉志丹明白了一切，如雷轟頂，如箭穿心。但堅強的黨性和對革命的至死不渝的忠誠，使他毅然決定坦然面對誣陷。他寧肯犧牲自己，也不願意看到黨的分裂和紅軍的自相殘殺，自毀長城，給敵人以可乘之機。他要自己前去說明一切，請黨組織審查自己。劉志丹平靜地把信封好，叮囑通訊兵把信送到，並讓他告訴前方負責同志，自己去了瓦窯堡。到了瓦窯堡，他沒有去省委，也沒有回家，徑直去了西北軍委，向有關人說道：「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來。」說完，他就被關押起來。就連他的妻子同桂榮和不滿六歲的女兒劉力貞也被抓進了管制隊，經受磨難。幸有黨中央、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派人將受誣被捕的同志全部釋放，毛澤東、周恩來還接見了劉志丹等人，予以安慰和鼓勵。劉志丹胸懷坦蕩，毫無怨言，但一些獲釋的幹部因蒙受不白之冤而憤憤不平。劉志丹告誡大家，黨內問題不必性急，要忠誠為黨工作，讓黨在實際行動中鑒定每個黨員。他說，大家不要再記前仇，應該想大局、想團結，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把革命工作做好，再不要提這回事了。對此，黨中央予以高度評價，指出：「劉志丹等所堅持的政治路線和立場是正確的」，「當陝北『肅反』問題未徹底弄清楚時，他們一貫地把握了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和態度，這是值得我黨同志們習和效法的」。周恩來多次讚揚說：劉志丹同志對黨忠貞不貳，很謙虛，最守紀律，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共產主義品質的共產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