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中共陝北特委在擴大會議上提出了黨在目前的工作：加強農民運動，鞏固學校陣地，積極開展兵運工作，派黨員到白軍中爭取武裝力量，迎接革命高潮。隨後陝北特委在同年四五月間的榆林紅石峽擴大會議上，提出了「三種顏色——白色、灰色、紅色」的武裝鬥爭形式，而其中的「白色」即為開展兵運工作，並決定以「白色工作」為主。於是，兵運工作成為陝甘地區武裝鬥爭的主要形式。

此外，國民黨的統治中心遠離陝甘地區，當地的駐軍多為南京政府不重視的雜牌軍隊和地方軍閥。中原大戰後，馮玉祥的軍隊退出陝甘地區，當時該地的國民黨軍隊的主要力量即為楊虎城第十七路軍及一些地方軍閥。他們為擴充自己的實力，到處招兵買馬。劉志丹、尉子長意識到這些相對有利的條件，適時地打人國民黨軍隊，在他們從事兵運工作的國民黨部隊和陝甘寧人民中傳播了革命的思想，在其中擴大了中共的政治影響。與劉志丹交往的國民黨軍官牛化東等，由於受到劉志丹等人革命思想的影響，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通過兵運工作，為黨培養了一批軍事幹部，黨員數量得到增加，黨的力量得到發展。劉志丹、謝子長等經過三年的兵運工作，多次打人敵軍內部，出生人死，積極工作，雖然大多遭到失敗，但卻有力地推動了西北地區武裝鬥爭的開展，併為中國共產黨培養和造就了一批軍事、政治骨幹，為爾後創建西北紅軍和陝甘寧根據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參加兵運工作的許多共產黨員，如習仲勛、馬文瑞等，後來大多成為西北紅軍的領導人。他們為以後紅二十六、紅二十七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以及以後的革命戰爭與人。民軍隊建設都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第二，游擊隊雖然被收編，但被收編后的建制仍然保持了獨立性。按照同陳畦璋達成的協議，收編后的部隊番號為隴東暫編十三師警備騎兵第二旅，暫駐慶陽新堡一帶，謝子長為旅長，劉志丹為副旅長兼參謀長，楊重遠為參謀主任，馬錫五為軍需主任。這樣的編製和領導構成，保持了獨立性。而且部隊還可以利用陳畦璋給的名義和防地，招兵買馬，保存和壯大自己的武裝力量。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受到了省委的一些批評。但從發展壯大自身隊伍的角度來講，省委的有些批評是有點偏激的。

由此可以看出，劉、謝二人從事的兵運活動（絕非他們個人的「稱王」心理），適應了當時中共黨組織的要求，也符合陝甘地區當時黨組織的中心任務。也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兵運工作，才使國民黨軍隊和官兵加深了對紅軍的了解，開始同情革命，或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也為以後中共軍事統戰工作在西北地區的開展奠定了基礎。同時，通過劉、謝read.99csw.com的兵運工作，國民黨軍隊的兵變也如星星之火，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在陝甘地區的統治。

開展兵運工作是劉志丹、謝子長等為發展革命武裝而進行的一次大胆嘗試。早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由於在南方的幾次武裝鬥爭的失敗，黨就已經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原因。1927年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口號。當時陝西的革命運動也正處於低潮，當八七會議的精神傳到陝西后，中共陝西省委、陝北特委號召將中心任務轉移到變白軍為紅軍。於是，劉志丹、謝子長等人順應當時的歷史形勢，遵從省委和陝北特委的指示，到陝西、甘肅隴東及寧夏一帶從事了近三年的兵運工作。雖然多次遭受失敗，但為以後建立一支自己的革命武裝，為創建陝甘邊、陝北革命根據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首先，開展兵運工作是渭華起義失敗后的形勢所迫。渭華起義失敗后，國民黨當局加強了在陝西的反動統治，瘋狂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由於客觀上缺乏領導軍事鬥爭的經驗，黨組織遭受極大的損失。所以說，怎樣建立、發展、壯大自己的軍事武裝組織，是以後成敗的關鍵。

而當時陝甘地區土地貧瘠，1928年起又發生了連年的自然災害，經濟崩潰，農民生活極為貧困；再加之國民黨軍隊和地方軍閥的腐敗，官長剋扣軍餉，層層盤剝，士兵的生活也極其惡劣。軍閥之間爭奪地盤，矛盾重重，相互廝殺，士兵成了爭權奪利的工具，被任意打罵甚至遭殺害，官兵關係緊張。士兵不滿情緒十分嚴重，自發的兵變時有發生。劉、謝二人意識到了當時的這種情況並主動接受黨組織的派遣，適時地在陝甘地區開展兵運工作，符合當時的工作需要。

1931年10月下旬，晉西遊擊隊在閻紅彥等領導下到達甘肅慶陽南梁，同劉志丹領導的南梁游擊隊會合。同月，謝子長按照中共陝西省委的指示也來到了南梁。在省委的指導下，於1932年2月成立了以謝子長、劉志丹為正、副總指揮的西北反帝同盟軍。經過曲折的建軍實踐，黨直接領導軍隊的實踐終於在這裏變成現實，這是對「紅色」革命理論的偉大實踐和貢獻。

另一方面，他們在軍閥部隊中通過各種方式與士兵交朋友，把士兵吸引和團結到共產黨組織周圍，還吸收。進步人士加入了黨的組織，培養了一批革命力量，使黨的組織得到了發展。正如王世泰回憶說，在蘇雨生部補充團時，劉志丹指示他們要利用暫時穩定的機會，抓緊做好戰士的思想工作，發現積極分子，發展黨員。那時，我們黨的活動是秘密的，主要領導人都是黨員，雖然黨員身份不公開，但活動還是搞得有聲有read.99csw.com色，經過一段工作，戰士們的情緒比較穩定了，他們吸收了幾個黨員。王世泰記得他們那時的黨員有劉志丹等二十幾名。二十幾名黨員，在當時可是一股不小的革命力量，他們分散在各個連、班起骨幹帶頭作用。

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陝西問題決議案》指出，陝西黨目前的任務是「加緊士兵中的工作，積極做士兵中的工作，積極發動士兵中的日常生活鬥爭，擴大黨的政治宣傳，以奪取廣大的士兵群眾，使與工農鬥爭匯合起來」。

劉志丹等正確分析了土匪綠林武裝的特點和他們成為土匪綠林的原因，即在陝甘邊界的子午嶺及陝西黃龍山區的諸多綠林武裝，其中不少人是因為生活貧苦，受不了壓迫，才被逼上山為「匪」的。他們與官僚軍閥、豪強地主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和尖銳複雜的矛盾。只要有共產黨的領導和教育改造，他們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而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一些「山大王」後來還成為人民軍隊的將領和人民政府的重要幹部。這種方式既是對兵運工作的有力補充，又是對「灰色」革命精神的貫徹和落實。劉志丹等人在南梁游擊隊中成立了中共隊委會，按照古田會議的精神，對部隊進行了艱苦細緻的教育和改造，使之不斷成長壯大為一支活躍的革命武裝力量，為之後組建正規紅軍和開闢根據地創造了條件。

綜上所述，劉志丹、謝子長不畏艱辛的革命精神和他們早期的軍事活動，為發展革命武裝力量、開展武裝鬥爭和建立革命根據地創造了條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他們在所領導的部隊中實行的組織原則，為後來西北紅軍的政治工作打下了基礎。也正是在他們的領導下，正式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一次在陝甘邊地區打出了紅軍的旗幟，發展和壯大了革命力量。「陝北、陝甘邊的黨、革命武裝和人民群眾在劉志丹、謝子長同志的領導下，立下了重大功勛，應當載人光榮的史冊。」

二人的活動與中共陝西省委和陝北特委的指示相吻合。早在1927年9月，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次擴大會議就提出「黨到軍隊中去」、「培植革命的軍事基礎」等口號，隨後派出大批共產黨員打人陝甘寧國民黨地方武裝和軍閥部隊中。

收編土匪綠林武裝，使得南梁游擊隊誕生並壯大，為爾後根據地的創建打下了基礎。如前所述，我們知道1929年紅石峽會議上劉志丹等提出了變敵人的武裝為革命的武裝的重要思想，而會議決定爭取、教育和改造土匪綠林武裝，為創建人民的軍隊準備群眾基礎和武裝力量，這是劉、謝等人發展革命武裝的又一成功實踐。同時，也是由於1930年8月的「三道川事件」、1931年8月的「早勝事件」，陝的九九藏書兵運工作一年內連續遭受重大挫折，在汲取兵運工作教訓的基礎上，他們又積極探索，採用改造綠林武裝的方法創建革命武裝。

對於省委的批評，應該客觀辯證地來看。一方面，如前所述，不能認為招收土匪武裝和接受陳畦璋的收編就是「受甘肅小軍閥收編」和「單純的軍事投機」以及與「其他土匪的混合」，省委的批評有些過於絕對和偏激；另一方面，必須承認當時的部隊由於成分過於複雜，的確存在紀律不良的情況和事實，但以謝子對劉志丹、謝子長、劉志丹為首的隊委會對此問題早已察覺，並給予很大的關注，作出了種種努力加以解決。所以，省委的這點批評有其合理成分。但應將土匪行為與部隊的紀律不良加以區別看待。同時，也正是為了處理紀律不良和徹底解決部隊的正式改編，創建紅色部隊問題，遵照省委的指示，隊委會決定對部隊進行改編。

1931年12月中旬，游擊隊駐防新堡期間，省委派榮子卿等來部隊，傳達關於整編部隊的指示，對部隊招收土匪、接受陳璉璋收編等問題，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指責部隊「已受甘肅小軍閥收編」、「是單純軍事投機」、「與其他土匪混合」、「土匪式的亂燒亂搶」等。

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上，通過了《軍事工作決議案》，確立了兵運工作的方針；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告全體同胞書》中，又闡明了國民黨士兵在中國革命中的積極作用和開展兵運工作的重要性。

其次，劉、謝等人開展兵運工作符合當時中央、陝西省委及陝北特委的指示精神。1928年2月，中共中央在《關於士兵運動計劃》中分析了開展兵運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中國軍隊的軍閥都是中國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的工具，但其中士兵分子，大多是失業的工人、農民及一部分流氓無產階級。他們為了生活的壓迫，受了軍閥的雇傭，所以他們是一種經濟壓迫受到極點，冒險的盲目群眾，要為這部分群眾不成為敵對階級的利用的工具，因此我們要做活動。……故兵士運動是客觀的和可能的。」

1929年11月7日至1930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又先後發出《目前中國士兵狀況與我黨兵運策略及工作路線》的第56號通告和《關於組織兵變的路線與策略》的第64號通告，反覆闡述了兵運工作的策略方針和具體要求，規定了向敵軍開展宣傳鼓動工作的口號。

關於對陝甘邊根據地曾經發生的「三嘉原繳槍事件」，需要通過回顧當時的一些歷史情況來說明。1931年10月下旬，南梁會合后，兩支部隊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陝北游擊隊編為第一支隊，南梁游擊隊編為第二支隊。1932年1月，因為部隊給養困難，第二支隊一大隊隊長趙連璧帶一部分人外出打土豪。因為打擊面過寬，並在集市上搶了群眾的東西，造成了不良影響九_九_藏_書。於是少數領導人認為第二支隊成分不純、部隊不穩，於1932年2月6日繳了第二支隊的槍，併當場打死了趙連璧，釀成了「三嘉原繳槍事件」。其實，部隊成分不純，是部隊自身的一個嚴重問題，這一點必須正視。但是，自南梁會合以來，謝、劉等主要領導人始終堅持團結改造的方針。但在劉謝兩人就如何改造意見不一時，採用這種突然襲擊，劉志丹等很不理解。但劉志丹等能從全局利益出發，維護了這支合編不久的隊伍的統一，制止了事態的進一步發展，並且去西安向省委作了彙報。應該說，繳槍事件的發生是部分人對部隊自身的特點認識不足，沒有認清部隊所處的特殊階段所造成的。

劉志丹、謝子長早期的軍事活動，主要是開展兵運工作、收編土匪武裝以及接受軍閥陳硅璋的收編。雖然這其間歷盡了各種各樣的失敗、挫折，但作為他們試圖建立革命武裝的重要嘗試，還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讚揚的。

南梁會合后，省委要求隊委會迅速組建正式紅軍。考慮到當時的具體情況，劉志丹提出不急於樹起紅軍旗幟，以創造更好的條件，逐步改造。但大部分隊委會同志認為應立即組建正式紅軍。謝子長一面認真貫徹省委指示，一面認真聽取各方的意見，慎重擇機。另一方面，隊委會也覺得隊伍不純，紀律不好，改編不能以紅軍命名。因為在領導幹部中意見不統一，便將分歧意見報告省委，部隊移駐到新堡地區。1932年2月，省委決定成立西北反帝同盟軍。我們今天看來，成立西北反帝同盟軍不僅成為在當時意見不統一的情況下成立和組建正式紅軍的一個良好選擇和過渡方式，而且為1932年2月12日三嘉原改編及陝甘游擊隊的正式創建作了很好的鋪墊。雖然在西北反帝同盟軍向陝甘游擊隊的發展過程中發生了「繳槍事件」，但這隻是在創建正式紅軍和「紅色」革命中的一個曲折，應該理性地去看待。1985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對此事的定性是十分妥當的，即「隊伍成分不純，作風紀律不好，按照黨的建軍原則進行整頓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況下，採取一部分人繳另一部分人的槍的辦法，特別是在劉、謝兩位主要領導沒有取得一致意見的情況下，採取繳槍的辦法，甚至還打死了人，不論是誰的決定，都是不對的，更不能說是完全正確的。好在這支隊伍中許多同志以大局為重，始終堅持革命，為西北革命和紅軍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劉志丹同志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劉、謝二人嚴格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積極投入兵運工作中，為瓦解敵軍開展對敵鬥爭及後來自身武裝的建立作了鋪墊。

1932年2月12日，在陝西省委的指示下，西北反帝同盟軍在慶陽正寧縣三嘉原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謝子長任總指揮。陝甘游擊隊的成立，在陝甘邊地區第一次九-九-藏-書打出了工農紅軍的旗幟。同時，該隊伍在謝、劉的領導下，積極開展練兵工作，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成立了隊委會作為游擊隊的最高領導機構，各大隊又建立了中共支部，各中隊建有黨小組。還成立了士兵委員會、宣傳隊和列寧室等。這就不僅使陝甘游擊隊成為黨領導的真正的人民軍隊，而且為後來西北紅軍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礎，從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首先，收編土匪武裝與陝北特委紅石峽會議精神中的「灰色」革命理論是一致的。紅石峽會議上，批判了楊國棟的右傾錯誤，撤銷了其中共陝北特委代理書記職務，由劉志丹接任中共陝北特委軍委書記，主持特委工作，會上提出的「三色革命論」，其中「灰色」即為做收編土匪武裝的工作。所以，對於陝甘邊區土匪武裝的收編，是當時劉志丹、謝子長等人嚴格執行陝北特委會議精神的行為。

於是，1931年9月，劉志丹來到合水縣平頂川倒水灣，對黨在南梁地區所領導的趙連璧、楊培盛、賈生財的三支農民武裝，連同其他分散在合水、慶陽山區的民間武裝及失散的我黨兵運工作骨幹進行整編。整編后的軍隊共400餘人，下轄三個大隊，趙連璧、楊培盛、賈生財分別為第一、二、三大隊隊長，馬錫五任軍需，劉志丹親自任總指揮。經過對民間土匪綠林武裝的改造，一支由我黨領導的獨立的革命武裝——南梁游擊隊誕生了。

第一，劉志丹、謝子長等領導人從當時部隊所面臨的實際情況出發，接受了隴東軍閥陳璉璋的收編，這就解決了部隊的燃眉之急——軍需，是一種「借水養魚」的策略，對紅軍游擊隊的休養生息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10月，南梁游擊隊與晉西（陝北）游擊隊會合以後，部隊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以謝子長、劉志丹為主要領導的隊委會認為，當務之急是解決軍需，穩定部隊，同時加緊內部整頓，為正式創建紅軍創造條件。他們為解決軍隊的食宿和擺脫土匪，決定部隊向慶陽方面轉移，臨時駐防于新堡一帶。而正在此時，陳璉璋為對抗陝軍而極力擴充實力，派人聯絡收編游擊隊。考慮到游擊隊當前的處境和實際需要，劉、謝等認為可以利用敵人的矛盾，以濟軍需，生息力量。於是派出馬雲澤、劉約三等到平涼同陳硅璋進行談判，並達成了一系列協議。陳同意撥給游擊隊冬裝15（）0套，軍餉3000元，修理槍械工具15馱，西藥1馱，並派來工人20餘名，軍醫護士2名等。這對面臨嚴重經濟困難的游擊隊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可以這樣說，接受收編在當時的特殊情況下是一個英明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