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陝西全省解放。當時的形勢是一方面人心振奮。群情沸騰；另一方面卻是瘡痍滿目，百廢待興，擺在省委、省政府面前的任務複雜而艱巨。老革命根據地慘遭戰爭創傷，元氣尚未恢復；新解放區曾為國民黨長期包圍陝甘寧邊區的基地，歷遭橫徵暴斂之苦，民不聊生。加之，扶眉戰役后，敵人逃跑時，更是到處搶劫擄掠，咸陽以西，秦嶺之南，兵連禍結。國民黨反動殘渣餘孽、土匪、特務，流竄關中、陝南和榆林部分地區，繼續作亂危害人民；許多地區又相繼發生水、旱、霜、雹等自然災害。

1949年的災害蔓延到1950年。這一年春季一開始，全省各地便程度不同地出現了災荒。其中一部分是戰爭造成的，所以救災工作也是醫治戰爭創傷的一個方面。當時在寶雞、咸陽一帶都出現了嚴重災荒；榆林一帶也有災情；陝南災情更加寬泛，個別地方出現了病餓死亡的嚴重情況。紫陽、嵐皋等巴山地區，股匪猖獗，搶劫財物、殺害區鄉幹部，更加重了人民的困難。

10月20日，省委又一次聽取彙報並討論了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問題。馬明方指出：敵人是有聯繫有領導有組織的，他們隱蔽活動和公開破壞互相配合，在社會上利用一些落後的團體、會道門為掩護；還與一些反動的舊軍人、惡霸、地主、流氓取得聯繫，進行破壞。因此解決這個問題，就不是簡單的事情，需要我們把各種辦法配合在一起，做艱苦的工作。要警惕、要細緻，使大家的頭腦清醒起來。戰爭結束后，在關中這樣一些地方出現這個問題是很自然的，因為這裏曾經是胡宗南的反革命基地。我們的問題是思想、政治上失去警惕性；群眾沒有系統地發動起來，僅僅是點點滴滴。所以我們這次土改，應將力量集中在關中。目前要繼續熟悉敵人的隱蔽活動，研究重大案件，加強內外偵察。對陰謀破壞活動、政治案件的處理是首要的。但不要打草驚蛇。對一些沒有查清的案件，盡量達到與土改結合進行。目前對土匪，仍在清剿中，對逃匪要徹底追擊消滅。這一工作做不好，群眾工作也難得做好；當然，做不好群眾工作，也難使剿匪工作順利進行。

馬明方1950年7月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彙報說：陝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后，首先遇到全省範圍內較為嚴重的災荒問題。今春全省災民約70餘萬人，缺糧戶約216.4萬多人，這個情況要求我們必須明確規定「以生產救災為中心」的工作方針。

關中地區土地改革運動能否健康發展對各方面的工作關係極大，對當時鞏固政權，解放生產力，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馬明方對此付出極大精力。當時參加土改的人員，90％是新幹部，缺乏經驗。為了穩步前進，各縣以鄉為單位，分三期進行。省、地、縣機關領導人大部分派赴第一期第一線工作。馬明方身兼黨政主要領導職務，接見來訪，聽取彙報，具體指導，夜以繼日。1951年初，土改運動與鎮壓反革命運動、抗美援朝等工作同時進行，人少事繁。1月間各地第一期土改相繼結束，2月1日馬明方主持召開了省委擴大會議，進行總結並布置了二三期的工作。同年5月，關中地區土改全部結束。馬明方廣泛研究了有關資料，並移居藥王洞，關門一星期，寫出了《關中地區土地改革總結和土地改革后的農村工作任務》一文，為即將在陝南地區開展土地改革提供了領導經驗。馬明方在文中列舉了大量事實，再次批評了一度在各界人士和部門幹部中出現過的「大勢所趨論」和單純經濟利益的錯誤觀點。指出：關中雖然地主佔有土地不多，但地租、高利貸及其他強橫霸佔、額外勒索等超經濟剝削的總和便奪去農戶勞動所得的70—80％。經過土改的地區，有326萬余、佔總人口51%的農民，在土地、糧食、廢除債務等方面獲得了利益。農民積極性高漲，從各方面向地主階級進行了反覆的鬥爭，收繳了反動武裝槍支1.3萬余件。實踐證明，不推翻地主階級的壓迫，農民是不能翻身的，而且只有經過實際https://read.99csw.com鬥爭，農民覺悟才能大大提高。單純經濟觀點和「大勢所趨論」認為地主規規矩矩聽從土改，顯然是沒有根據的。

當災荒出現時，他也是這樣考慮生產問題的。當關中土地改革大大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時，他非常高興，為「解放農村生產力，達到發展農業生產，為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大唱讚歌。

馬明方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彙報時還說：我們將生產與救災統一起來，盡一切可能把災民組織到生產中去，為了完成這個任務，就必須首先貫徹人民政府在農村中生產致富的各項政策，例如借貸、雇傭等政策。當這些政策逐漸下達以後，農村的借貸關係活躍了，又配合以救濟糧、農業貸款、收購土產山貨等工作，災荒基本上獲得了解決。

他說：關中、陝南今年基本上就是整頓現有黨員，培養積極分子，創造建黨條件；陝北基本上是普遍提高的問題。

馬明方說，整頓和克服我們黨的工作中的缺點，是一件細緻的教育黨員的工作。通過整黨不僅要整頓和純潔黨的組織，更重要的是要在實際鬥爭中提高黨員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每個黨員都要經常檢討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進行自我批評，同時幫助戰友進行同志式的批評，使大家都發揚進步的方面，克服落後的方面，不斷地前進，這就是整黨的方法和目的。

馬明方總是圍繞著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這項基礎建設問題，部署工作。至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生產還是以農業生產為主的。早在解放戰爭期間，他在一次延安地區所屬縣委書記會上就說過：在戰爭期間一切為戰爭的勝利，生產也是為了戰爭的勝利，要利用一切可能抓緊生產、支援前線；但打仗終究會結束的，生產卻不能停頓，沒有生產，就沒有一切。

土地改革開始后，馬明方密切注意運動中的新情況、新問題，進行具體研究和指導。1950年12月，他在省土改委員會和渭南專區土改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上，聽取了下鄉參加土改幹部的彙報和討論，發現了比較嚴重而帶普遍性的問題（這時候第一期土改在關中的三分之一地區，800個鄉，200萬人口中開始不久），撰寫了《論土改中群眾工作的兩種立場和兩套作法》一文，發表于《群眾日報》，以防止萌芽狀態的偏差影響整個運動的開展。文中讚揚了這樣一種做法：用農民所熟悉並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來解釋和說明土改政策。把宣傳解釋工作和發動群眾、進行反對惡霸地主、土匪特務、一貫道反動會道門等一系列工作結合起來。其結果是農會得到整頓，積極分子和于部得到培養，領導核心和農民隊伍大體形了。對照之下，他批評了另一種做法，即：從文件和主觀願望出發，包辦代替的形式主義的工作方法，空洞的會議，滔滔不絕地背誦土改文件，冗長而輪番的講話，不著邊際的計劃等等。他指出：用這種方法宣傳政策、召開會議、整頓組織以及進行其他有關土改的各項工作時，不能起組織和動員群眾的作用，幹部的語言總是不能被群眾理解和接受，群眾感到我們說空話，不能解決問題。馬明方的文章對第一期土改的健康發展起了重要指導作用。

在此前後，馬明方曾多次指出：陝西黨組織有兩個薄弱環節，一是民主生活不夠，一是黨員思想政治水平不高。他說：我們的許多會議，缺乏充分的準備，認真的討論，往往流於形式，缺乏生氣，沒有很好的結果，從根本上說，是和民主生活不正常分不開的。我們應特別注意黨內的民主生活，黨委會和常委會議要成為我們的經常制度，必須加強黨委制、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國民黨軍隊自關中、陝南潰退時，潛伏了許多特務、反動武裝，號稱「十萬地下軍」。他們與慣匪、幫會反動分子等勾結，進行公開破壞和隱蔽鬥爭，不斷摧殘基層政權和當地群眾；榆林有一股反動武裝，出沒于蒙漢邊界，猖狂一時。1950年3月以前，經過剿撫兼施，發動群眾等工作，大部土匪被消滅或被粉碎，但仍有一部分不甘心失敗、滅亡，繼續騷擾破壞。

1951年7月1ｒｅad•９9ｃｓw.cｏｍ3日省委會上討論工業投資問題時，馬明方說：在1951、1952、1953三年內，我們的主要力量要用在農業生產建設上。他對以農業為基礎的指導思想是清楚的。

他說：劉少奇同志報告中講的和大家討論中提到的問題，不是現在才有的，原來就有類似的問題和缺點。我們黨員中還有一種不求進步的傾向，說什麼「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這是小農經濟思想在黨內的一種反映，它不像貪污腐化、違法亂紀那種剝削階級思想行為顯著而易為人們所發現，但它同樣可以腐蝕黨，發展下去也是危險的。

全省經過五個月緊張的生產救災活動，基本上渡過了農荒，群眾生產情緒相當旺盛。據當時關中32個縣的統計，鋤過的麥田佔87％。20個縣中擴大棉田30萬畝，翻耕兩次，施肥充足。政府和農民同心協力擴大水地面積，僅洛惠渠就擴大灌溉10萬畝，陝南之漢、褒、滑渠都積極進行整修。當年夏天又久旱不雨，威脅棉苗生長和秋田播種，省政府立即發放小型水利貸款好幾百億元（當時幣值，等於現在好幾百萬元），在關中宜井灌區修水井6萬眼。當年全省共擴大灌溉面積30餘萬畝。

1950年1月10日，馬明方在陝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典禮會上就職講話時說：擺在我們面前的是醫好戰爭創傷，整理財政金融，恢複發展產，進行農村各項民主改革，這些任務是頗為繁重而緊迫的。

早在1950年3月23日的省委會議上，馬明方便提出要學習有關土改的政策，「趕土改時打好一個初步基礎」。5月8日省委又專題討論了土改的準備工作，他說：我們的準備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政策，一個是幹部，這兩個方面，無論哪一個方面準備不好，都會使工作受到損失。只政策準備得好，幹部訓練不好，形不成骨幹，還是貫徹不下去的。他還要求當時即將開展的整風運動要為土改「組織一批力量」，並提出以關中為主連同陝南、榆械，選擇四個鄉進行土改試點。

10月1日國慶節時，馬明方發表了《克服麻痹思想》一文，指出：我們同志中存在著一種不可容忍的麻痹疏忽，對敵人不加警惕的現象。他說：扶風、岐山、眉縣劫獄案件的先後發生，零星匪特公開和秘密的活動，地主、惡霸、流氓、一貫道的造謠欺騙，某些地方國家和人民的財產被搶劫，幹部和群眾中的積極分子被殺害，這些不幸事件的出現，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喪失了對敵人的警惕，滿足於已經取得的勝利，而忽視了零散潛藏敵特的活動。就是因為我們某些人的頭腦中滋長著太平觀點、享樂思想和驕傲情緒。

9月7日，馬明方在省委會上說：9、10兩個月是我們剿匪的重要時期，要集中力量搞。他分析：匪特猖狂的原因，一是我們的軍隊參加生產的較多；一是政治上疏忽麻木，思想準備不夠。他指出：現在土匪有組織有經驗了，而我們的工作上還有漏洞。他宣布了在秦嶺西部，組成剿匪聯合指揮部，以寶雞軍分區副司令員董策丞為指揮部黨委書記，周至、眉縣、寶雞三縣縣委書記為委員。

有的同志認為，八個條件很高，以後無法建黨了。他指出，這種理解是不對的。只要我們關心國家的事情和人民的事情，就拿有人夠黨員的條件而被吸收為共產黨員，條件要靠我們去創造、去培養，例如經過剿匪、反霸、土改等運動，會湧現出一些積極分子，可以創造一些共產黨員的條件。共產黨員不會像水一樣的冒出來的，有了這樣的條件，還要作很多具體的馬列主義的教育工作。所以對黨員和積極分子普遍地進行共產主義和馬列主義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光是好人，老實誠懇，積極勞動，不能成為共產黨員，因為共產黨的性質，共產黨員的條件不能簡單地停留在一般好人的水平上，不能把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作用降低到一般好人的作用上。

他在兩次總結報告中都論述了科學技術與生產的關係，指出：提高農業生產中的科學技術水平是增加生產的重要條件。生產促進科技的發展，科技帶來生產的繁榮，由於科技方面的知識不足，使我們在發展農業方面受到很多read.99csw.com限制。因此，具有科學技術的專門人才是很寶貴的，一定要愛護他們，培養他們。他還指出，科學技術部門必須和生產部門、行政部門相結合。科學技術與生產結合起來，才能發揮作用，行政部門是這種結合的樞紐，行政部門若不重視這種結合，不組織這種結合，不給這種結合以積極支持，就是失職行為；如果三者分割開來，科學技術就會變成沒有用處的東西或者用處很小。他列舉了有些地方有了化肥但不會使用或使用不當，從而產生了不良後果；由於群眾不知道如何選擇適宜的土壤、肥料，優良品種變得無用；農民不懂如何防治病蟲害而受到損失等具體事例，反覆說明這個問題。他要求：已經掌握的那些技術和科學知識，如選種、施肥、修整水利、灌溉、防治和消滅病蟲害等，必須在1952年的群眾性生產運動中有組織地認真謹慎地加以推廣。希望科技人員到生產第一線中發揮他們的才智，為生產服務，為人民服務；同時也要教育農民和科技人員在生產實踐的大課堂中不斷進步、不斷取得新的成果，推動生產的增長。他號召行政人員努力學習科學技術知識，爭取在三五年內變為具有初步專門科學知識和技術的幹部。他指出，不要總是固守老一套，不然就不能領導生產，我們的工作就無法前進。

他分析關中地區取得土改勝利的一些有利條件時說：關中地主雖然少一些，但也有18.5萬多人。要消滅這樣一個階級，革掉一個因襲數千年的舊制度，決不是個別領導單位或某幾個單位或業務部門所能做到的，必須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動員成千上萬的幹部去發動廣大群眾才能完成。關中土改之所以能夠勝利完成，就是因為做到了集中全力這一條。省委的部長、省府的廳長，經常有十來個人在下面具體指導。各機關也抽派許多幹部參加，專區及縣級工作人員，下得更徹底一些。西北大區也派了不少幹部。總之，共組織了1.3萬餘人的土改幹部隊伍，這是土改勝利的重要條件。馬明方還回顧了歷史的教訓。他說：過去老區某些地方土改以後農民生產勁頭不大（指解放戰爭開始以後的某些地方的土改——作者），是因為運動中傷害了自己人。關中土改成功的地方就是記取了這個教訓。無論是在划階級中和鬥爭中，都沒有傷群眾的元氣，而是發揚了農民的積極性。關中土改中和土改后的一個顯著事實，就是農民生產情緒直線高漲。

全省1950年至1952年三年中糧食每年遞增7—9％，棉花增加一倍左右，農副業生產每年增加收入20％左右，大小牲畜也均恢復到戰前水平。

1950年和1951年年終時，都召開了全省農業生產會議，總結當年經驗，部署下一年的工作。馬明方分別在兩次會議上做了總結報告。他在第一次總結報告中進一步闡述，搞好農業生產是發展經濟，改變農村經濟面貌最重要的一環。他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生產的目的則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勞動生產這件事，永遠和太陽一樣的光明，偉大而長久存在。同時指出：土改和農村中的許多工作，如果脫離生產這個目的，就會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勞動創造價值」、「勞動創造世界」的偉大真理，就會脫離群眾。他批評了一些同志把征糧、土改看做硬任務，把領導生產看做軟任務的錯誤觀點。指出：誰能不吃飯？農業生產是基礎，是命脈，任何時候都不能絲毫放鬆。

1950年3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號召厲行廉潔樸素的作風，反對貪污浪費等不良傾向。中共陝西省委立即響應並作出具體部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同年5月，中共中央和西北局指示開展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鬥爭。陝西省在反不良傾向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官僚主義的鬥爭。馬明方在中共陝西省委和西北軍政委員會會議上，對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等問題，作過多次指示和講話。他首先指出：進城以來，在國內和平環境中，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等現象，在我們的一些領導機關和領導同志中滋長起來了，正在敗壞黨的聲譽，敗https://read.99csw.com壞黨的事業，腐蝕幹部思想，損害人民的利益，成為當前工作中最大的危險。官僚主義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最主要的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做官當老爺，高高在上，不願再做艱苦的組織工作。官僚主義的膨脹，又掩護和幫助了命令主義的違法亂紀的蔓延。使之得不到及時發現和及時制止。官僚主義是舊社會給我們遺留下來的一個毒瘤，如果不果斷地施行「手術」，必將置我們于死地。他號召從上到下普遍開展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揭露它，「割除」它，以保護我們健康的肌體。步驟是從檢查當前工作入手，看哪些工作做得好，哪些工作沒有做好，哪些工作做壞了，分析其原因，找出解決的辦法。方法是抓重點，抓大案、要案，領導與群眾相結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徹底「脫褲子」，不遮醜，不掩飾，不護短。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嚴守法紀，明辨是非。對那些腐敗分子，不可救藥的分子，堅決拉下來，並給以應得的處分，不如此，就不能教育幹部，挽救幹部。在進行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必須和當前工作緊密結合起來，並使之成為推動我們各項工作前進的動力，如果孤立地進行反官僚主義而丟掉當前工作，本身就是官僚主義。一切黨員和幹部都應投身於這場鬥爭，不能自以為沒有問題而袖手旁觀。同時指出，反官僚主義是一項長期的鬥爭，要進行長期的教育，經常地檢查，但在一定時期，又要集中地進行檢查，以免養癰遺患。從1950年至1953年，全省進行過兩次大規模的檢查，揭發和解決了許多問題。馬明方曾幾次到基層單位檢查，並帶頭進行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應負的領導責任，給大家樹立了榜樣。他強調指出：實事求是和密切聯繫群眾是整頓的主要內容，反對放空炮，空對空，雷聲大，雨點小。必須以解決實際問題，推進工作，改進作風為驗收的標準。

馬明方從新疆回延安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書記，1948年12月後又兼任中共晉南工委書記。

新中國成立后，1949年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任命馬明方為陝西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央軍委任命他為陝西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950年1月，中共中央任命馬明方為中共陝西省委書記。

他強調：黨員的八條標準不能打折扣，這是普遍性的原則問題，不能有例外睛況。有人說：有的老黨員不夠條件怎麼辦？不夠條件要洗刷。但也不能像裁縫一樣，把不夠尺碼的一剪子剪掉。不夠條件的要教育，經過批評、教育、幫助以後，他的毛病去掉了原來不夠尺碼的人夠尺碼了。很多人要經過這樣的步驟。對於屢教無效、等待一段后還是那樣，要洗刷。有的不夠條件，請他聲明退黨。

1952年省級機關普遍按照中央的精神進行了整黨，各地也進行了整黨試點工作。

馬明方在各地新的災情陸續露頭時，就當機立斷，確定了工作的中心。2月20日，在來不及由省委研究的情況下，他便將這一方針直接批示中共寶雞地委，要求把工作轉移到生產救災上來。同日，省委接受馬明方的意見，作出《關於當前中心工作的指示》。指出：全省境內除了匪情較嚴重的某些地區（如陝南巴山附近某些地區）仍應著重剿匪肅特等工作外，其他各地均須立即將自己的工作轉入以生產救災為中心，適當地結合反霸、剿匪、治安等項工作。將生產救災這一工作和其他工作並列對待或將這一工作置於次要地位都是錯誤的。

全省供銷合作社發展得很快，到1953年，鄉鄉建立起供銷合作社，有的大村莊也建立這種組織，便利了群眾，為廣大農民所歡迎。

指示還要求：各級黨委必須動員所有力量發動與組織群眾進行生產救災。一切為春季生產所急需的物力都投入生產和再生產中去；要修整水地，修補田壠，防治蟲害，組織各種副業生產；宣傳生產致富、暢通農村借貸和土改中堅決不動中農等項政策。在生產救災中，應有機地配合以反霸、剿匪、肅特等工作，並使這些工作有助於生產救災的進行。

馬明方在兩次農業生產會議九_九_藏_書上都談到了互助合作問題。他說，互助合作、變工組織的目的，就是要把勞力、農具、畜力使用得更加合理，把剩餘的一部分勞動力更合理地組織到副業生產以及和農業生產有密切聯繫的供銷工作上去。勞動互助、變工組織，應該按照自願兩利的原則，採取親幫親、鄰幫鄰的辦法，有重點去建立。陝南群眾中原有「唐將班子」組織和習慣，可適當推廣並注意提高。應提倡自願的小型變工組織。他指出：關中有些地方，幾十人甚至全村集體耕種、鋤耘、運糞，都因浪費人力、做法粗糙、貽誤農時，不適於分散的小農經濟這個具體情況而失敗了。在第二次農業生產會議上，針對當時陝北老區已出現少數較高級的農業合作組織的情況，他指出：農業合作組織必須建立在自願互利、記工算賬、民主管理、土地財產為個人私有的基礎上。並提出：必須反對農業社會主義、反對強迫命令與形式主義，因為這些都是起著阻礙和破壞生產的作用。

他在會上還強調了物資周轉和組織農村供銷合作社問題。他說：全省除了商品糧的推銷外，棉花和200餘種農副土產品中，農民直接消費后所需要作為商品推銷的價值，可摺合小麥28億斤。這在農村經濟中顯然佔一個重要地位。農村中的供銷工作是刺|激生產、活躍農村經濟、溝通城鄉關係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他說：各專業公司應大力經營，並組織私商、吸收遊資，協力進行，商業機關給以業務方針指導。他指出：要組織農村供銷合作社，有效地推銷各種農產品，供給農民生產和生活必需品。

早在1950年4月，中共中央就任命馬明方為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1952年秋，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北主區政治委員習仲勛調中央工作后，中央又先後任命馬明方為西北軍區副政治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北行政委員會副專席。馬明方主持西北大區工作整兩年，對西北的建設事業做出重要貢獻。

1950年10月至1951年5月，在關中和榆林專區的部分地區，共700萬人口的農村勝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1952年春，陝南500萬人口的地區，在反霸減租、清債等一系列發動群眾工作的基礎上，也完成了土地改革。

從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底，全省境內的收編、收繳和清剿，消滅反動武裝合計3萬多人，破獲潛伏特務暴動案108起，逮捕特務分子千余名，並繳獲了大批武器彈藥、電台、文件等，管制和判處匪特反革命分子8000多名，登記國民黨黨團骨幹分子1.1萬多名，對一貫道反動會道門也進行了取締工作，社會秩序逐步趨於安定。

馬明方說：我們五個月來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最有意義的一件事，是我們人民政府的各項政策在生產的實踐中最廣泛而深刻地被群眾所認識的一次，也是各級人民政府和廣大群眾最廣泛地通氣的一次。

生產實踐充分證明，省委春季「以生產救災為中心」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同年9月26日，馬明方會見西北大區機關下鄉參加土改歸來的幹部，並即席講話。他說：解放後到土改前，農民解除了國民黨官僚機構的壓迫，負擔合理並獲得了減租的利益，生產情緒和政治熱情有了不少提高，但那還是有限的，而土改帶來的變化則巨大得不可比擬。不論是在生產還是在鎮反、抗美援朝、參軍、學習政治文化和參加政權建設等方面，都有顯著的積極表現。例如參軍運動，有的縣三五天就集中一兩千人；好多地方麥田大部分是婦女鋤的；積極分子大量湧現；農村政權普遍得到改造。這些都是空前未有的，充分證明了只有經過土地改革，才能鞏固人民革命的勝利，才能解放農村生產力，達到發展農業生產，為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的目標。

1951年7月4日，馬明方在陝西省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上就整黨問題講了話。這次會議傳達了中共中央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關於整黨的決議和劉少奇的報告。馬明方說：中央的會議是第一次全國範圍的有系統的進行整頓和建設我們黨的會議，我們必須穩妥地以最好的成效來完成這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