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是從3月30日開始的，到4月3日紀念碑周圍的花圈、詩詞、悼詞等都很多了。當時我們也派有民兵、民警(有的穿便衣)、衛戍區戰士(都是徒手的)、機關幹部等維持秩序，做好疏導工作，看護花圈，避免發生事故。4月4日晚政治局開會，我彙報了天安門廣場情況，說情況是好的，再放兩三天做做工作，即可將花圈送八寶山。正當這個時候，『四人幫』的幹將魯瑛給姚文元送來小報告，說在紀念碑西南角有人演講罵江青九_九_藏_書。這時『四人幫』鬧了起來，立逼馬上抓這個人。同時『四人幫』又蠻橫地提出，清明已過，要連夜把花圈移走。我們提出要兩天做做工作的時間，也不行。我沒頂住『四人幫』的壓力，非法抓了人和未通過群眾移走了花圈，激起了群眾的更大憤慨，因此，在4月5日出現了反對『四人幫』的激烈鬥爭。革命群眾提出『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正義口號。革命群眾出於義憤，燒了汽車，燒了小樓。

「天安門事件之後，根據中九_九_藏_書央4月8日的通知，又布置了追查。開了會，發了文件(布置追查所謂反革命事件的指揮者，詩詞、傳單的製造者和幕後策劃者)。又陸續拘捕了260多人，先後共有388人被拘捕審查，造成了極嚴重的後果。在粉碎『四人幫』前，陸續釋放了224人，到1976年11月底又釋放140人。到1977年7月全部釋放完。抓捕和追查革命群眾，使許多同志受到不應有的迫害，給黨造成極壞的影響，後果是嚴重的，我負有重大責任。https://read.99csw.com江蘇省委和南京軍區負責同志來中央彙報時，對南京政治事件，我說過那也是反革命政治事件，比北京早，影響大等極端錯誤的話。我向南京的同志們表示檢討。」

「6點半廣播講話后，群眾陸續散去。到晚上9點鐘，我們採取了廣場開燈的措施，示意群眾繼續離去。拖到9點半鍾，在紀念碑周圍還有200多人，這時出動了民兵，把200多人收容起來進行審查，經過一兩天審查放了100多人，最後留下審查的有幾十人。廣播講話和出動民https://read.99csw.com兵，都是鎮壓群眾的。出動民兵前後都發生了打傷人的問題，我們是負有責任的。

在中央工作會議第三次大會後的一兩天，吳德在華東組有個關於「天安門事件」的發言，說明情況，也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已經平反，他的這個發言，也就沒有引起什麼討論。不過我還是作為一個歷史資料引在這裏(這個發言又作為書面材料《我的初步檢討》發給參加三中全會的人閱看)：

「4月5日毛遠新傳達了毛主席的話，說這次事件發生在，一首都，九*九*藏*書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變為反革命的性質。五日政治局會議確定：一要動員民兵解決問題，民兵可拿起木棍；二先用廣播講話的辦法，動員群眾離開廣場。會上定下調10萬民兵，我們覺得調這麼多人一下調不來，只調了3萬。

「廣播講話本意是動員群眾散開，以免事態擴大。但政治上是有嚴重錯誤的，其中講到『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提出『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並對鄧副主席講了誣陷不實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