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分寫進這樣一個句子還是由於我提議，並得到胡耀邦同意的結果，那一次沒有發生任何爭論。到這時前進了一步，不再是陪襯物，但還是沒有擺在很重要的地位。在1986年十二屆六中全會時才開始把它作為指導解決實際問題的理論觀點，寫進了黨的決議。

1987年的十三大的中心任務是加快和加深改革，進一步確定今後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方針，對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做了比較充分的論述，把它作為我們制定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根本依據。十三大表述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黨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十三大根據中國的國情，強調了商品經濟的充發發展，是實現生產社會化現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十三大明確提出生產力標準：

「一切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東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會主義所要求的，或者是社會主義所允許的。一切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東西，都是違反科學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所不允許的。」

經過尖銳的爭論，才在第33節中寫下這樣的句子：

「離開了生產力標準，用抽象原則和空想模式來裁判生活，只能敗壞馬克思主義的聲譽。」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中國共產黨經歷了整整三十年的歷史，在這期間發生過許多重大事件，《決議》唯獨指出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這個評價是很高的，離三中全會閉幕只隔兩年多就做這樣的判斷，可見這個歷史轉折是完全正確的，同時也可以使我們對那次歷史轉折的意義理解得更深刻、更透徹，當然也更具體、更豐富。我們今天可以而且應該對那次歷史轉折做進一步的論述。

雖然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的人許多人年齡也比我大，但是我希望他們量力而行去寫一些，或者接受年青人的訪問，口頭上提供資料。

從1978年到現在又過了20多年。離開三中全會閉幕的時間越長，三中全會作為偉大歷史轉折點的意義也就越明顯。

「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物質文明還不發達。」

近來我發現，20多年的時間雖然並不長，可是今天很多人對20多年前的事已經不那麼清楚了。比如許多人只知道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歷史上的轉折點，再具體一點的情況就完全不知道了，連三中全會前開了36天中央工作會議的事都不知道。葉劍英在閉幕會上語重心長地講那次中央工作會議充分發揚民主的精神要永遠堅持下去，可是不了解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情況，不閱讀有關文獻又怎麼能永遠堅持下去呢。

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樣的語言，寫進了那個《決議》，是我和胡喬木爭論的結果。我站在蘇、馮兩位學者方面，反對在《決議》里寫進針對他們提出階段問題進行批判的語言。不過我認為我國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比說「不發達的社會主義」更好，主張黨中央應該肯定中國還處在這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我認為一定要承認討論這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的重要意義。

三中全會作為歷史轉折的意義，就是經過20多年這樣的歷程不斷顯示和發揚光大的。

1981年的《決議》，從它對三中全會前和三中全會後史實的敘述和評價中，提供了對上述兩點作出論證的材料。

果真如此，三中全會後中國建設發展得很快，在北京街上很快地有了變化。至於有些改革開放走在前面的地方變化更大。比如廣東珠江三角洲。尤其是深圳，它是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一次常委會聽各分組召集人彙報的會上，論述可以先好起來的第一個說到的地區。而深圳這個地方在三中全會後不久就從平地上建設起一個現代化的城市。

在這裏我不得不提一下發生在1979年的理論界稱之為「階段風波」的事件。關於無產階級取得九_九_藏_書政權后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最早從理論上提出問題的是蘇紹智、馮蘭瑞兩位向1979年理論工作務虛會提交的論文。這篇論文認為當前的中國社會，只能說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沒有達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稱之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水平。這篇論文在《經濟研究》雜誌上發表后，有的同志認為這兩位否定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引起了一場風波。我不想在這裏評述這場風波。我在這裏之所以不得不提到這件事，那是因為《決議》的主要執筆者胡喬木，不但不考慮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轉折和中國社會歷史上轉折的一致性，重視蘇、馮兩位的科學論文提出的問題，支持關於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的學術討論，反而在《決議》中不指名地批判提出中國民主革命勝利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的兩位學者。《決議》對那次歷史轉折講得不充分，同胡喬木的思想是有密切關係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在這個《決議》的第26節寫道：

接著就是1992年召開的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十四大是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十四大最大的貢獻是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從原則上解決了我國經濟體制中一個最重大而帶根本性質的問題。邁出這一步是不容易的。正如十四大報告中所說的那樣，按照傳統的觀念，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徵。鄧小平南巡講話針對這種傳統觀念，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十四大認為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要求我們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於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做出這樣的決定，對於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來說是一個實質性的突破。

19日開始分組討論，開始發簡報。各分組會上的發言，不論我在西北組聽到的還是在各組簡報上看到的，沒有什麼超出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過的內容。在三中全會的分組會上我沒有再做什麼發言。我在會議上的身份，不便在會上發言，我也沒有發言的願望。關於三中全會值得寫一寫的是討論和通過《公報》，(這個公報主要內容大都是中央工作會議討論過的)以及選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問題。我雖然也想對三中全會多寫一些，但是認為可以寫、需要寫的東西不多。

第一，我認為講那次轉折，不能僅僅說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轉折，還要說它是中國社會的歷史轉折。雖然由於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已經是一個執政黨，領導著爭取中國社會進步的事業，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中國社會的歷史是同步的、一致的。《決議》上說的那句話，應該承認是正確的。我認為還不那麼好，因為黨的歷史同中國社會的歷史，畢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只有引起中國社會進步歷史的偉大轉折，才說得上是偉大的歷史轉折。

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中國社會歷史研究的一致性缺乏深一層的考慮，使得《決議》當時對那次歷史轉折雖然使用了「深遠」和「偉大」這樣的字眼，但看來還覺得缺乏理論的高度，從而不夠有力。

第二，我們論述的那次歷史轉折，是從一個歷史階段向另一個歷史階段的轉折。這個轉折的意義，就由1978年那兩個會議的會前、會後的社會都屬於怎樣的歷史階段所決定。一個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比如一次會議，它的歷史意義僅僅從它本身來看是不可能講透徹的。

1997年召開的十五大在社會主義所有制經濟方面又有突破，肯定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九*九*藏*書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在這追記中我隨時寫出自己當時的觀察，我沒有也不打算做膚淺的純客觀的敘述。我想既然我是一個積极參加過那次轉折的人，當時我的思想感情和行為本身也屬於歷史真實的範疇，把它們寫進去也是求真求實所必需的。

1982年的十二大是總結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六年歷史性勝利的大會。這個會的使命是進一步肅清「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因素，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會議提出從1981年到本世紀末全國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的目標，對我國經濟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改革方面，肯定了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十二大前黨中央已經肯定農村中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社會主義性質，十二大以後中央發了好幾個文件肯定實行家庭聯產責任制這個改革。十二大報告強調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方針，而學術界提出的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建議未被採納。文件只允許部分產品的生產流通由市場調節。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認為發展商品經濟是我國不可逾越的階段，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

「儘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認這個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

三中全會後開始進入的那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第二個階段，也許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個過渡階段。也許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又會有一個新的轉折。那個轉折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那個轉折，完全是另外一個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階段里的事情，它同我們現在正在講的事完全是兩回事。當然就不在這裏討論了。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積極生產成為「衝擊」無產階級政治，並且專門製造了一頂帽子——「唯生產力論」；按勞分配被認為會產生新資產階級；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忠誠地奮鬥了幾十年的老黨員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在地踩上一隻腳；國家主席、黨中央總書記和好些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有元帥大將軍銜和擔任過中央常委職務的人，也備受迫害，有的甚至死亡；有的雖然沒有被批判但不能正常工作，處在「准打倒」的處境下，或者被冷落在一邊；野心家林彪、康生、「四人幫」掌握黨中央大權，胡作非為。

對三中全會這個歷史轉折，還可以從三個「30年」來說。事情很湊巧：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不多不少正好30年。這是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30年，這是第一個30年。從1949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不多不少也是30年。這是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曲折前進、最後覺悟到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體制改革的30年。我預想也希望還有第三個「30年」：即從1979年到2008年，基本上完成這一場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在2008年制定改革后的第一部憲法。

上面我寫過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改革問題討論得並不是很多，中央工作會議的熱點，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反對「兩個凡是」，是為「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平反，是要去糾正黨內若干重要高級幹部的重大冤假錯案，是要求改進黨中央領導機構等等，這些是當時必須迅速解決的問題。同時，三中全會所確定下來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其影響是長期起作用的。

現在我試圖運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觀點來論述那次歷史轉折。

如果說，從1957年反右派開始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粉碎前的20年時間內的中國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話，那htｔps://ｒead•99ｃsw•ｃoｍ就是一個經濟停滯、政治動亂、文化凋敝、人民窮困的「社會主義社會」。我把這個階段稱之為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起始階段」，這是一個具有非常特殊規定性的階段。到那時，僅僅說它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早產兒，已經不夠了，早產兒只說明它出世前的情況，沒有說明它的「成長」情況。在那20年中它已成為社會主義的畸形兒。而且是十分孱弱、面臨夭折的畸形兒。

指出：

我有這樣的基本觀點：

1976年10月華國鋒、葉劍英等果斷地採取行動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四人幫」被粉碎，這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天大的好事，它使我國有了新的轉機。從「四人幫」被粉碎到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兩年中，對「四人幫」及其爪牙進行了揭發批判，一大批在「文革」中受迫害受壓抑的老幹部重新走上工作崗位，建設工作開始步入正軌。但是問題還沒有解決，從1957年到1976年20年中國的錯誤指導思想，還遠遠沒有徹底糾正。黨中央的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都還在強調毛澤東發表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言論。針對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改正「文化大革命」中做出的錯誤決定的呼聲，當時黨中央還要求幹部和群眾「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廣大幹部和群眾看來，「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應該是對「文化大革命」持批判態度。可是那時正因為這樣真正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的越來越多了，因此當時的黨中央要大家站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場上來「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說那樣做才是正確的態度。可是那時人們已經不聽文件寫的那一套了，何況文件上已經宣布這一場「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了！

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的第三部分「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一節中寫了這樣一句：

我認為從現在到2008年，還有10年的時間，這兩大問題是可以而且應該解決的，求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完成是可以做得到的。當然，在10年中要解決這兩個問題，時間也是很緊迫的。而且由於對這兩個問題深一個層次的理論研究得不夠，理論界還有不同的看法，看不出這種問題徹底解決的時刻表。但我只是說基本完成經濟體制改革，沒有說完成整個社會主義體制改革。也就是說，我沒有說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改革、文化教育和其他社會體制改革，也要在這期間完成。即便是對經濟體制改革，我也只是說基本完成，而不是說完全完成。因為社會主義政治、文化、教育等體制改革未完成，經濟體制改革也就不能說已經完全完成。這就是說，我對這第三個「30年」的說法是留下很大餘地的，也許還需要第四個30年才能走完這場改革的路子，再制定第二部改革后的憲法。

1978年的這兩個會議，說近一些是從這個過渡階段到第二階段的轉折，說得遠一點是從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的轉折。

上面我敘述了1978年我所經歷的那次歷史轉折，最後我想寫這麼一個結束語對這次轉折做一個概括。

在1957年後長達20年的時間內由於社會上原來的許多渣滓起來造反，同黨內極少數投機分子一起在各地橫行霸道。實行這樣的路線方針，使我國經濟政治社會危機四伏，而黨中央的領導還在不斷加深這個危機。當時社會上乃至黨內的一般和高級幹部還不清楚掌握黨和國家權力的人已是一個年老、體衰、有嚴重疾病不能正常工作、實際上已被「四人幫」一夥操縱控制、自稱是「一個供展覽的偶像」的最高領袖。這時候中國的命運危險，實實在在地走在亡國亡黨的道路上。

那些年這個早產兒吃了一副又一副的虎狼葯，激烈的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1958年搞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完全不ｈtｔｐs://rｅad•９9cｓｗ•com顧主客觀力量，不顧社會發展的規律性，使中國人民遭受極大的損失。1959年廬山會議又掀起那場對彭德懷的鬥爭，下山之後，搞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隨後又是大規模的所謂農村和各個領域中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出運動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最後終於發動長達十年之久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在經濟體制改革上還有兩件大事，一是解決所有制結構的問題，一是解決分配問題。關於這兩個問題，十五大、十四大乃至更早的十三大、十二大都有所涉及，但沒有從根本理論上獲得解決，還需要深入探討。

在做這個概括時，我不能不引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它是對三中全會——我還是想更準確些說明「那個由會前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為它做了充分準備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第一個歷史意義評價的正式文件，應該給以必要的重視，對之進行研究。

我寫這本書主要靠我的記憶。當時也記些筆記，但我的筆記本寫得很亂，成了只有我才能看得懂、甚至連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看懂的東西。我這個人對自己關心的事情一般記得還是比較清楚的。有人說我的記憶力很好，但也有一些本來應該記得清楚的事情模糊了。為了寫這個追記，我也找了一些同志幫助我回憶了一下。我真希望有關單位出一本中央工作會議資料，20多年前的事情已經沒有什麼需要保密的了。如果把當時的資料公開出來，就有可能把那段歷史說得更準確。

總算在黨中央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決議》寫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處於「初級的階段」這幾個字，但對這我還是不滿意的。因為在《決議》里這個提法是有「儘管」兩個字，而且是把「初級階段」作為批判任何否認「毫無疑問」的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陪襯物寫進去的。把1956年到1978年這22年那個經濟停滯、政治動亂、文化凋敝、人民窮困的中國稱作社會主義社會，對我來說是很勉強的，並不是「毫無疑問」。

在三中全會後的20多年中發生過的事情不少，在這本書的結束語中不想談論這些問題，我只想最簡略地寫一點關於這20多年中國的改革與發展。由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直到黨的十五大這段時間內歷屆黨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全會我都列席了(十二大我是出席者，十四大和十五大后的各次中央全會不再出席，十五大我列席了)，我就想通過對每屆代表大會寫幾句，來描繪這個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第二階段中改革與發展的面貌。

從1979年改革開始到1992年十四大經過了十四年(30年的近一半)。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確立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市場經濟取得了共識，這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是一個重大的、也許可以說是決定性的勝利。

我在寫這個追記時也希望看到更多材料，也感到有困難，我只有一個便利的條件，那就是我是一個當事人，我掌握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而且看到了一些並非第一手材料，自信還有一種判斷力，可以對有關事實做本質性的敘述與判斷。

20多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一步一步推向前進，中國的經濟文化取得越來越大的發展。記得1978年初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會見來自日本的一個社會科學家代表團。我對他們說，中國在思想上政治上有了一個很大的進步，這個進步你們現在走在北京街上還看不出來，但是用不了十年八年，你們就可以看到這種變化。我說我們都是崇尚理性的科學家，感性認識還感受不到的事物，理性可以先認識到。對中國的這個進步我彷彿已經用眼睛看到了，我有充分的信心。我問他們是否可以接受我的看法，問他們的認識是否同我差不多。那幾位教授https://read.99csw.com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首先我希望看到這個追記的同志發現有何處與事實不盡符合，或者我的看法有不恰當的地方，不客氣地告訴我。同時我也打算繼續搜集資料和找一些同志一起回憶。我了解到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人健在的還不算少，他們會記得不少事情。現在我來不及向他們請教，以後還打算接著做，我認為自己也還可以把這個工作做得比現在好一些。同時我畢竟太老了，有一個力不從心的問題。我希望有儘可能多的老同志來從事這方面的工作，我相信他們會記得許多我本人不知道或者已經忘記的東西。

在1981年我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概念時，我感到在1956年過早地宣布三大改造完成後的中國社會的確很難命名。考慮再三認為無以名之，只好把它稱作社會主義社會。但那是一個怎樣的社會主義社會呢？生產力水平這麼低，生產水平也並不真正先進，只好把它看作一個在母胎中未發育成熟、先天不足的社會主義的早產兒。一個早產兒如果特別精心護理也有可能生長成為一個比較健康的兒童。可是此後對它的護理又極為不當。黨的八大開得總還不錯，可是八大路線只實行一年左右就被拋棄了，在1957年夏季起開展反右派的政治鬥爭。對這個早產兒不是去精心護理，也就是說，不去從事建設，而提出了要進行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

總之，回憶要靠老人，而歷史的研究不能全靠甚至主要不能靠老人。現在已有一批年輕的黨史研究工作者，他們可以運用科學方法，不辭辛苦地去搜集資料，努力工作，我完全相信他們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就。我們這些上歲數的人應該盡自己的社會責任，給他們一些幫助。

儘管如此，黨的文件——比如黨的十一大報告繼續肯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話也不能忽視。因為這些話，可以被堅持「文化大革命」的人所利用，鼓勵他們抵抗撥亂反正。在一次按勞分配問題討論會上，有人反對我講批駁「四人幫」的名言，就引證了十一大報告。而且這些做法可能給想再搞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人以「理論」上的武裝。因此從1976年10月6日到1978年12月的這兩年，我認為可以看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第一個階段(起始階段)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第二階段(改革階段)二者之間的過渡階段。從三中全會後的1979年起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才進入「改革階段」。

十三大在闡述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確立我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的道路上，與1978年和三中全會相比又大大前進了一步。

第一個原因是三中全會舉行的時間很短，只有12月18日到22日5天。這5天中的第一天即12月18日，會議安排整個白天代表們——主要是沒有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委員們——閱讀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三位中央領導人的講話。18日晚上召集了一次大會，不算開幕式。因為閱讀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三位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是三中全會的正式的重要議程。會上華國鋒只是簡單地將會議的開法告訴到會的同志，算不得主題報告。12月18日這一天會議也就沒有簡報。

上面我已經把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43天的過程(中間包括兩天休息)大體上按照時間次序敘述了一遍。其中對三中全會寫得很簡單，只用了短短三節，這是有下面三個原因的。

但是我對這篇追記還是不那麼滿意的。第一，我所能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畢竟少了一些。第二，一個人的記憶也總會有某些差錯，會有不完全的地方。第三，有一些事情當時我並不知道，但是為了做比較完整的敘述又應該設法掌握。還有一點，我開始做這件工作的時間太晚了，寫作沒有充分的時間，免不了比較匆忙。因此我希望以後有機會對之做一些補充與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