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變化，原因只有一個：通過分配來取得財富的速度，要遠遠快于生產。

一個很明顯的問題是，儘管隨著農民工大量進城，城市人口以幾何數級的速度激增，但在生活質量的提高上，這種變化並不明顯。

無論由國家承擔經濟的主體，還是任由市場發揮作用，只要將稀缺的資源流通開來，那麼經濟體內部的資源總數沒有發生變化，但社會財富卻交互增長。

這也就是說，我們的證券市場，從來都未曾有過足夠的實物財富作為支撐，當我們的民眾為看似繁花勝錦的行情所迷惑，將畢生積蓄投入到證券市場中時，就意味著拿出自己家的木料鋼筋，來為一座虛幻的空中樓閣添磚加瓦，當這座空中樓閣轟然倒塌的時候，被抽走的永遠是那些實心實意為其輸血的人們。

可以預見的是，這樣的日子遲早會出現。

於是矛盾就此出現，如果我們把錢花在教育和醫療上，讓上學與看病的費用降低下來，無疑意味著普通民眾收入的增加，然而這樣的投資回報卻是緩慢而隱性的，但如果把錢花在機場、鐵路等基礎設施、鋼廠船廠等大型工業上，效果無疑是明顯而迅速的，其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也更明顯。

當我們談論到模式的變化時，往往會聯繫到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或者是外向型經濟與內向型經濟，其實，對於經濟模式的真正含義來說，前者講的是體制，後者講的是手段，一個概念過大，一個概念過小。

有的地方遍地煤炭，有的地方卻急缺燃料；許多地方山上的樹木只能燒火，但拿到木料市場上就價格倍增，水邊的漁民對魚類不屑一顧，但內陸地區卻情願以真金白銀來進行交換。

拉動我們經濟高增長的因素無外乎兩條，第一條就是加入WTO后的刺|激作用。

儘管國家可以將經濟發展賦予市場來完成，但當面臨著經濟模式背離絕大多數民眾利益的時候，市場的主體功能就迅速地削弱，於是，政府的職能就此顯現了出來。

我們每個人都渴望境遇變得更好，經濟學也恰恰是一門讓人更幸福的學問，然而真實的市場卻總是變幻莫測，往往與人的判斷背道而馳。

正因為如此，當媒體頻繁提出「人人多消費一點，經濟會變得更好」的說法時，實際上便已經將拉動內需的概念引入了歧途。

這些看似不斷增生的財富，實際上完全不是生產所創造出來的，而是一場對民眾財富的全新分配，金融產品、房地產商品價格中每一分錢的上漲，都是從民眾財富中抽取出來的。

除此之外，在民眾收入遲遲不能提高的問題上，掌握了大量財富的國企同樣未能盡責。

我們的民族具備一種獨特的思維慣性，這指的是當我們習慣於某一種固定的狀態后，便很難適應新形勢下的新情況。

於是，問題就此而生。

然而，當我們對這種高速度的發展進行考量的時候，就可以發現其增長的基礎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牢不可摧，而在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中，就更加顯得搖搖欲墜九-九-藏-書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的拉動內需，所謂的鼓勵消費，其重點在於建立一個有利於提高民眾消費水平的體系，在於由政府出手，鼓勵市場自由競爭，鼓勵商家價值創新，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進而提高民眾的消費能力，並非是挖空心思地改變消費者行為，創造出一個又一個大而無當的消費機會。

因此，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把民間資本有效地吸引到金融市場、大型工業項目、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中來，用不斷的投資來刺|激經濟的增長。

在過去的10年中，我們的經濟快速發展依靠的是出口、投資、地產以及生產力提高，憑藉著多方面的拉動，經濟甚至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一躍而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充當了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作用，憑藉著這一點，世界的目光自然聚焦在中國。

第二條因素說起來頗為耐人尋味，嚴格地說，它並不單純是以生產來創造財富的方式，而是一種對已有財富的再分配，即以資本炒作的形式來實現財富再增值。

在這樣的對比面前，民眾的收入因何遲遲不得增加，其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因此，生產—消費的經濟模式，無疑是經濟體內部，以及經濟體之間最理想，最穩妥，同時也是唯一的財富累積方式。

從這個意義上說，想要實現經濟增長的目標，最穩妥也最應當做的工作不是挖空心思地去找到經濟的「興奮劑」，唯有讓民眾富裕起來，讓所有人都得到溫飽、有醫療服務、保證子女教育，讓所有人都有獲得有可靠收入的就業崗位，才是我們亟需修正之處。

想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從消費性經濟的思路中跳脫出來，進入到一輪全新的思辨當中。

事實上，在未來十年中我們的變革，一定會發生在經濟模式方面，當我們立足於長遠，不再單純依靠大規模投資來創造GDP增長的時候，也正是我們的GDP增長放緩的日子。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過去的10年中，經濟模式最大的改變，就是財富分配格局的改變，這其中既包括強勢者對人類多年積累的現有財富的洗劫，也意味著一場對未來財富分配體系、財富分配規則的改變，正在我們身邊悄然進行著。

主題介紹：模式變在何處——「內需說」的誤區——民富論——增長引擎在何處——未來的零負增長時代

政府所實施的「拉動內需」，其用意無非是消耗掉過剩商品，從而推動新一輪的財富創造，而這些商品之所以過剩，並不是因為民眾沒有需求，而是這些商品的價格相對於消費者的收入來說，本身已經處於一種虛高的狀態。

所謂的城市化，包含著兩個方面的過程，既有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變農村地域為城市地域的過程，也有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等城市文明在農村地域的擴散過程。前者代表了數量，後者代表了質量。

我們又一次站在了風頭浪尖，只不過這一次來得更猛烈一些。

然而，單純的生產還不足以讓每個人都擁有財富，當我們用全局的視角來重新審視經濟發展的時候，就意味著一個財富時代的來臨。

正因為如此，關於新的經濟增長點究竟在何處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叵測的偽命題。

當我們的房價飆升到驚人數字時，傾一生的積蓄，也無法購買一套商品房，然而住房的需求卻永遠不會消失，這也正是為什麼民間輿論大聲呼籲，完善經濟適用房制度的原因。

房地產業的發展，從根本上講來自於城市化建設的需要，在最近幾年中，我們頻繁地談到城市化的問題，許多人甚至還沒有弄清楚城市化的原因所在，便已經加入了這場討論之中。

這個方案是無可辯駁的，但是，這種方案卻是要以經濟增長放緩為代價，因此，開發新的經濟增長點，尋找更有力、更長久的經濟增長引擎，就成為了歷史的必然。

在收入不增加的情況下，只要商品服務的價格下降，民眾的購買力同樣會提高，而這一點正符合價格決定需求的經濟學理論。

正因為如此，國家才不惜代價地實施四萬億資金的投資計劃，旨在以拉動內需的方式，促進經濟模式的回歸。

我們的經濟一直在保持增長，然而那指的是GDP的增長，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國民皆富，正如我們前面所言，當民眾手中的資本性財富過少的時候，無論GDP增長多少，都和民生掛不上太多關係。

從大的方面來看，經濟危機只是經濟周期中的一個常態，在2020年之前，勢必要走出這樣的低谷，新一輪的全球經濟復甦乃至增長，必然要以各國的國民經濟為動力，比起短視的拔苗助長行為，唯有立足於長遠，才能走得更遠，而非更快。

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我們如何還能夠保證生存，保證繼續積累財富，保證不斷地成長，保證不悲觀、不絕望，實在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那麼，一定有人會提問：這種提升購買力的方式，豈不是以降價打折的代價換來的，那麼人的慾望卻是無窮的，是永遠也無法滿足的，價格降了，民眾卻希望再低一些，由此對企業造成的損害，又該由誰來承擔呢？

假如拉動內需的含義是將民眾手中的財富吸引出來的話，那麼最好的辦法是通貨膨脹，而非鼓勵消費，用一次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其效果要遠大於單純的市場手段。

當一種經濟模式容忍資本運作導致普通民眾無法守護自己的財富時，就意味著這個模式開始了對民眾的奴役，這樣的情形是任何人都無法容忍的。

歷史上的中國，經濟正是基於生產而逐步發展，可以說，生產是我們經濟模式的最大特色。

商品的價格過高，民眾的收入卻不見增加，而民眾的購買慾望卻始終存在著，只要民眾的購買力不提升，過剩的商品就始終沒辦法消耗，重新疏通經濟內循環的工作就始終無法完成。

想要讓經濟的內循環永遠保持一個良好的狀態，除了實現「國民皆富」，再無其他路hｔｔｐｓ://rｅａｄ.９９ｃｓｗ•cｏｍ徑可選。

每個生產者的視角都是有限的，而市場的視角卻是全局的，流通的價值就此顯現了出來。

在過去的10年中，最讓人匪夷所思的，也許就是經濟模式的變化了。

在堅持財富分配模式的學者們看來，之所以無法實現經濟體內部的良性循環，是因為社會總資產量極其有限，而有限的資源又被民眾分散掌握，因而總是無法實現集中投資，總是無法有效地將資源轉化為利潤，無法實現財富再增值。

生產是創造財富的唯一手段，對於經濟學而言，創造財富的概念，就意味著農民種植的稻穀，工匠製造的產品，技|師發明的技術，礦工挖掘的礦石，除此之外，無論是商人的倒買倒賣，還是公務員的政務處理，以及社會其他成員的經濟行為，要麼歸屬於交換，要麼歸屬於分配，唯獨不屬於生產的範疇。

站在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所謂的「鼓勵消費」，重點並不在於鼓勵老百姓寅吃卯糧，將銀行的錢取出來花掉，把腰包里的錢掏乾淨，而是建立一個讓民眾敢於主動消費的體系。

當「中國製造」的神話響徹全球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正在充當「世界加工廠」的角色，只要我們的商品還能源源不斷地流向全球市場，就足以保持大幅度的貿易順差增長。

而堅持生產—消費模式的學者卻持有相反的觀點，在他們看來，國民經濟構成了國家經濟的基礎，之所以不能實現「國民皆富」的目標，乃是因為國民經濟的發達程度不夠，民生項目的投資不夠多，在國民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任何阻礙國民經濟發展的政策與措施，都會影響共同富裕的終極目標。

當金融機構在股市中翻雲覆雨、不斷進行金融擴張的時候，靠的並非是實實在在的生產利潤，而是幕後無法言說的技術操作；當我們的上市企業在股市上不斷增發的時候，靠的也並非是自身的良好績效，而是浮夸的企業財務報表、產業發展的虛假利好消息。

正因為如此，才有無數主流經濟學家不斷呼籲，要求經濟轉型，要求不斷投資大型項目，其利益的著眼點立足於眼前，卻忽略了千秋萬代的民生問題，其帶給經濟的損害與刺|激同樣令人觸目驚心。

因此，站在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所謂的「鼓勵消費」，重點並不在於鼓勵老百姓寅吃卯糧，將銀行的錢取出來花掉，把腰包里的錢掏乾淨，而是建立一個讓民眾敢於主動消費的體系。

可以說，我們的金融體系並不發達，實際上處於傳導鏈的末端，在這樣的情勢下，對於中國來說，保證充分就業才是經濟穩定，社會安定的關鍵，至於GDP究竟會增加幾個百分點，反而並不重要。

然而，當我們的主流輿論集中在「拉動內需」的話題上時，這個並不為普通民眾熟知的概念，正在靜悄悄地走入誤區。

這條因素就是在過去10年中甚囂塵上的房地產浪潮。

我們每天都在談到改變。

反過來，假如我們換一個思路來看待問題，就意味著一個財富時代的來臨。

無論加大出口，還是拉動內需，其終極目標永遠也九九藏書無法脫出共同富裕的範疇，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有怎樣的花哨名詞，指的永遠都是政府收入與民間收入的全面增加。

資本界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叫做「錢四腳，人兩腳」，這句話的含義是，用錢來賺錢是最快的，由人來進行生產活動，永遠也比不上資本滾動的利潤產生速度。

對於人性而言，慾望是永無止境的，除掉少部分清心寡欲者，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嚮往著更加富足的生活，而這就決定了人們無窮無盡的消費慾望；然而，我們手中掌握的財富是有限的，現實的購買力更進一步約束了這種無限的消費欲。

這兩種背道而馳的經濟學觀點，其終極目標並無不同，也沒有絕對的正確與錯誤，只是因為受到中國獨特的經濟狀況所限制，才引發了孰優孰劣的爭論。

因此，解決經濟內循環不良的關鍵，莫過於讓民眾先富裕起來，全面回歸從生產到消費的舊有經濟模式，由國家強制向民眾提供一份賴以生存的工作或產業，當所有人的收入提高的時候，也就意味著解決了民生問題。

所謂的經濟模式，是經濟體內外部的機制，打個比方來說，體制是我們積累財富的環境，手段是我們積累財富的工具，而模式則是我們積累財富的方法。

在生產——消費——分配的經濟鏈條上，想要將經濟模式的重點從分配重新拉回到生產上，就勢必要經歷消費環節。

舉個例子來說，在過去的10年間，我們的國有企業每年都要丟失數百萬個就業崗位，而就業恰恰是影響民眾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比起對國有企業的投資，其所能創造的就業機會，實在是少的不成比例，反過來看，儘管我們對民營企業的投入寥寥可數，民營經濟卻仍然默默地提供著大量的就業機會。

當經濟危機席捲全球時，人人捂緊腰包，就意味著我們的出口商品不再好賣；而本來就難以為繼的樓盤銷售，頓時變得更加困難。這就意味著先前的兩大超級因素不復存在，因此，在新的經濟增長點被找到之前，無論是實現「國民皆富」的終極目標，還是解決經濟內循環不良的狀況，都很難有大作為。

假如不能未雨綢繆，那麼亡羊補牢總還是必須的，假如我們把前面的事情做好，那麼後面的也就自然水到渠成了。

在過去的10年中，民間掌握的資產性財富，只佔到了總量的四分之一，而這就意味著GDP增長帶來的好處，是普通民眾絕難享受得到的。

比如說，我們已經習慣於GDP保持每年8%以上的增長，而當這個增長勢頭減弱的時候，我們就陷入了恐慌中，那麼，假如有一天我們的GDP增長滑落到3%甚至更低呢？

我們的房地產市場每天都在發展，我們的樓越蓋越多，價格也越來越高，然而這種不斷增長的價格，卻是絕大多數城市居民所無法承受了，不要說那些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即使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居民，也不具備如此大的消費能力。

在任何一個時代，共同富裕都是經濟管理者所追求的美好願景，read.99csw.com然而10年以來，在針對這一問題的解決上，卻出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途徑，之所以為了同一目標卻產生了分歧，是因為在經濟模式轉變的過程中，新舊模式對於經濟活動意義完全不同。

所謂的GDP增長「保七爭八」，其實並不是困難的事情，只要我們把錢花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多建幾條鐵路，多建幾座機場，就足以保證增長的穩定。但是，這樣的投資卻是對民生毫無裨益的，普通民眾絕不會因為這些投資多賺到一分錢，而重複建設對資源造成的浪費卻在所難免。

改變的含義很簡單，今日與昨日的區別，就叫做改變；當我們的境遇好於昨天時，這種改變就被稱為發展；當我們的境遇變得糟糕，這種改變就叫做倒退。

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經濟趕上美日等國是必然之勢，也必然會出現經濟高度發達之後的增長停滯現象，這就意味著未來中國必然會出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的現象，這樣的階段可能會持續幾年，十幾年，甚至於幾十年。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明白，在現時的經濟模式下，想要讓我們收入普遍再上一個台階，實在是難上加難的事情，特別是當絕大多數企業都沉迷於分配財富的資本遊戲時，這種想法就更加難以實現。

同樣的，我們的房地產市場也經歷著同樣的過程，在房價一高再高的過程中，上漲的並非是建築物的材料成本，也遠非建築所需的人力成本，而是少數資本大鱷別有用心的炒作成本，當我們傾一生之財買下一套房子之後，拿到的實物財富，要遠遠低於它的交易價格，因此當樓市崩盤的時候，最終的受損者只能是房子的購買者。

就任何一個家庭而言，其收入的組成基本上是一成不變的，一方面是每個月的勞動收入和工資收入，另一方面則是資產性財富升值的收入；然而當我們掌握的資產性財富過少的時候，這條收入的渠道就基本上被堵死了。

看起來，良好的經濟內循環與國民皆富說的是一回事，實際上，相對於前者來說，後者才是具體的方向。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證券市場的發展，正是經濟模式轉變的最典型體現。

同樣的物品與資源，在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價格，在不同的地區也有不同的價格，對於不同的交易對象也同樣價格不同，而這三點正是決定價格的三大要素，也是構成商品交換的社會基礎，更是財富增長的整套機制。

假如拉動內需的含義是將民眾手中的財富吸引出來的話，那麼最好的辦法是通貨膨脹，而非鼓勵消費，用一次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其效果要遠大於單純的市場手段。

然而，當我們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這種傳統的經濟模式卻正在被打破，組成社會的各個方面，不再著力于舊的財富累積模式，轉而將精力投放在對社會已有財富的分割上。

從經濟學的理論來說，積累財富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擴大生產。

這樣看來，並非是民眾拒絕消費，而是民眾的購買力始終無法承擔消費，就此而言，媒體企圖通過鼓動消費來拉動經濟內循環的主張，無疑是走錯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