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本文的第一、第二部分事實上講述的是在美元貶值大趨勢下，人民幣互換的背景和條件；第二是講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互換就是其中必經之路；第三是「10+3」東盟合作組織簽訂的清邁協議正在推進這個區域貨幣互換進程；第四是在互換協議基礎上，建立互換資金池，加強融資的功能；第五是在這個背景下，如何配套構建中國金融中心體系的框架精算總模式以及分塊模型。

第一，經濟監督和數據公開。應該公開的數據包括外匯儲備和國內金融變數的數據，中央銀行資產負債平衡表中不包括的衍生金融工具也應該公開。第二，建立起一種地區性磋商機制。其功能是在沒有危機時對成員國經濟發展、經濟結構、金融市場和經濟政策進行長期跟蹤監督，通過對成員國施加壓力阻止其實行可能導致危機的政策。第三，擴大貨幣互換規模。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前，東盟國家之間貨幣互換總額僅2億美元，清邁協議初步確定，將要求在亞洲各國從外匯儲備中共出資500億美元進行貨幣互換安排。第四，吸收低收入國家進入「東盟+3」的框架。到目前為止，「東盟+3」的框架中進入貨幣互換協議的都是東盟的中等收入國家，如何與低收入國家如寮國、越南、緬甸進行貨幣互換有待研究。第五、亞洲貨幣基金應建立一套危機預警系統，包括一套宏觀謹慎指標體系和可行的指導機制，為保證成員國遵守協議，應當制定一些經濟制裁措施，如對於久拖不還的貸款收取罰息等。

第一，美元貶值是復興美國經濟的最優選項。相比消費與投資，投資要尋找新的投資對象，消費要增加人們的收入，由於涉及的面較廣、較深，估計難以一蹴而就，目前看來比較立竿見影的就是增加出口，要增加出口，短期內最快的辦法就是美元貶值。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后，外匯儲備需要隨時面對匯率變動的風險，此次金融危機爆發后，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屢創新高，這對以美元形態表示的外匯儲備顯然構成衝擊。因此，有必要利用國際上通行的金融互換技術來調整外匯儲備與外債的幣種結構。

進行互換交易，有利於豐富銀行間債券市場投資者風險管理以及資產負債管理工具，解決資產負債結構錯配問題，有助於維護金融穩定；通過貨幣互換，交易雙方可以規避由於貨幣升值或貶值所造成自身損失的風險，這對於企業和機構投資者尤其重要；用本幣計價，既可以為企業提供更多計價方式的選擇，又可以使企業降低購匯成本。

171年前，中國市場主要是一個自然市場，後來被資本主義殖民侵略打破中國封閉落後的局面后，慢慢地實行了不平權的追趕型經濟，要糾正這171年的不均衡，目前自然需要逐步平權和反哺：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人民幣也開始探討自身的貨幣互換系統。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人民幣互換加快了腳步。

顯然人民幣的互換與美聯儲大規模地貨幣互換性質不同，美聯儲從英國央行購買300億英鎊的儲備、從歐洲央行購買800億歐元、從日本央行購買10萬億日元、從瑞士央行購買400億瑞士法郎，是其「印刷美元」行動的一部分，美元現在還是國際通行的貨幣，一般來說美聯儲本身不存在外匯儲備「流動性困擾」，而只存在「印刷量大小的困擾」。

自2005年9月21日起，銀行開始可以自主決定存款的計息方式，這是存款利率開始走向市場化的歷史性一步；自2005年7月21日央行宣布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改革，人民幣匯率放棄了盯住單一美元的匯率制度，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自此，匯率制度更加完善合理，匯率形成更加市場化，波動程度加大，市場上外匯品種豐富，為貨幣互換業務的開展提供了機遇和對沖工具。

概括地說，以上是圍繞人民幣互換、資金池機制的建設，探索圍繞人民幣建立貨幣、資本市場情況下，如何實現對內人民幣利率的自由化、對外匯率的自由化，同時匹配與人民幣地位相稱的國際化地位，這些需要考慮中國經濟發展的背景，從而利於構建一個恰當的宏觀精算模型，既包括總精算模型，也包括分塊模型。

第四，逐步開放金融市場，建立開放式短期外匯借貸市場、人民幣清算市場、外國人民幣債券市場，以及主權債務市場。

貨幣互換，又稱貨幣掉期，是指兩筆金額相同、期限相同、計算利率方法相同，但貨幣不同的債務資金之間的調換，互換交易形式除貨幣互換外，還有利率互換，以及平行貸款（parallel loan）、背對背貸款（back-to-backloan）、中長期期匯預約（mediu mand long-term foreig nex change contract）、貨幣與大宗商品指數互換、股權互換、股權-債權互換等等。

資本賬目下的人民幣自由兌換進程正在加強和提升，目前中國已經建立起同業拆借、外匯、股票、國債等基礎性金融市場，2011年初中國已經同意海外人民幣進入銀行間資金市場。

爛在自己鍋里的，通過財政稅收、醫保社保之類是可以調劑的。在這個背景下，對於當前的世界經ｒｅａd.９９csｗ•cｏｍ濟形勢，特別是美國的經濟形勢，必須清楚兩個基本的判斷：

一般來說，如果新興經濟體復甦過快的話，那麼美元可以貶值慢一點，如果復甦過慢，則美元貶值快一點，美元博弈的優選是雪上加霜，而不是雪中送炭，這對美元是最有利的，但是如果新興經濟體的復甦時間過長，對於美元也不利，於是美國的最優策略是交替貶值，那時間就不能過短，但是也不能過長。

那麼如果要在上海建立世界主權債券交易中心，如何設計這個交易所，這個交易所如何安排交易制度？如何觀察主權債務交易的市場風險均衡點呢？在中國的外匯儲備度上，人民幣與外匯、外匯中不同的貨幣比例配置，這兩個變數的博弈，到底對中國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商品市場的影響如何？又比如在中國自己的低附加值商品與國際大宗商品之間，如何創建中國的世界採買、采賣中心指數，兩個指數如何運行，如何實行互換？在中國商人走出去的情況下，一些商業銀行漸漸向商人銀行演進，沿著傑出商人的腳步，探索新商業的機會，這個金融資本如何與商業資本結合，這個新文化領域的投行機制如何總結、探索，如何建設呢？對於貨幣市場，可不可以在人民幣不可自由交換下，仿照當年悉尼建立的在岸遠期不可交割市場，這樣香港地區的人民幣離岸NDF和中國內地在岸NDF，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人民幣NDF，就可以進一步採用市場的辦法縮小人民幣自由化的差價。

從當前已有的金融交易來看，計算機網路技術的發展將全球的交易市場連為一個整體，並實現交易無紙化，從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也適合貨幣互換涉及範圍廣、市場信息變化快的特點。同時，高交易效率和低交易成本反過來又將進一步推動交易的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第六，當中國調整結構達到既定目標，內需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對外依存度下降到50%左右的相對均衡時，可以開始全面開放國內金融市場，推進人民幣迴流機制的全面形成。

第二，央行、銀監會和商務部在積極組織引導外貿企業、商業銀行用人民幣計價、清算的同時，要建立經常項目下本幣清算中心，確保經常項目下本幣的流出和迴流。

從那時以來，國內金融市場的監督體系也初步健全，在「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基礎上，國內已經初步建立以人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為核心的金融監管體系，在金融業務國際化、綜合化、全能化的趨勢下，可以實施更加有效的監管。

美國財政部發行的國債60%多為美國國內自己持有，40%的為外國人持有，大約是4兆（萬億）美元，其中中國是1兆多美元，而中國通過統一的結售匯制度，用人民幣統一購買外匯，目前的外匯儲備總量是3兆多美元，其中1兆美元用來購買了美國國債，如果剔除這1兆美元，則兩國主權債務對外欠債比例是2∶4=1∶2。

截至目前，中國政府在內地放開了20多個城市與全世界貿易採用人民幣結算的鼓勵機制，配套的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在人民幣債券、證券發行上，也放開了試驗和探索的口子。

從宏觀意義上說，美國國債的貶值等於美元的貶值，美元的貶值也等於美國國債的貶值，這是大勢，具體來說，有時候美國國債稍穩定一點、美元貶值一點，或者反之，彼此之間此高彼地一點，二者之間的波動，最大的受益者是莊家，是美國。固然對美國國債來說，二者貶值，美國國內的受害佔60%，國外佔40%，但是美國的受害是真正的肉爛在自己鍋里，而國外的受害才是真正的受害；同樣對於美元貶值，儘管美元主要還是在美國境內，石油美元、製造業美元還是佔小頭，但一個貶值是肉爛在自己鍋里，一個卻是真正的受害。

根據以上兩個判斷，會出現一個最壞的結果，那就是真正的世界貨幣危機。

面對美元貶值，以黃金為代表的貴金屬將不斷地漲價，從危機以來，由於中國的需求，世界基礎原材料、能源還能夠跟著也不斷地漲價，如果美國需求繼續降低，中國出口勢必也會降低，那麼這些基礎原材料能源也會失去漲價的動力，也就是說，很可能新興經濟體也會失去增長的動力，那黃金等就成為最後的避險工具。目前美元貶值的效果越來越大，幾乎是同步地轉移到黃金上了，向原材料轉移正在下降，比如礦產能源最近價格有升有降，穩中還有降，在這種情況下，世界貨幣要麼重新回到黃金上，要麼破產，二者都不是理性願意看到的，為避免這種情況出現的唯一出路，就是現在需要立即著手構建針對世界貨幣危機的自保、自救，以及相互救助，或者更多的統一救助措施。

在期初本金交換時，通常使用即期匯率；而在期末交換本金時，則使用遠期匯率。遠期匯率是根據利率平價理論，計算出兩種貨幣的利差，用升水或貼水表示，與即期匯率相加減，得出遠期匯率。目前流行的另一種貨幣互換報價方式是：本金互換採用即期匯率，貨幣互換的利息交換則參考交叉貨幣利率互換報價機制。

第一平權之解放制度市場，包括平權的制度、習慣、偏好；第二反哺之投資市場，吸引資本投資建立權益補充，加強資本化、金融化能力，促進機械化、精細九九藏書化、分工與組合之現代化，平權、補充是基礎，資本化、金融化是出路；第三補貼，包括機會平權的優惠優先，再是貼息、稅費減免、保險、補償、福利與救濟。

總之，在這「一對多」的交易中，既可以在這「多」中彼此尋找對沖，然後是餘額採用外匯結算，在這個過程中，逐步配套允許把海外人民幣投資中國證券、債券的渠道，那麼這個事實上的以人民幣為中心的結算中心，就既類似瑞士國際清算銀行，也類似IMF、世界銀行，從邏輯上這確實意味著第三極金融中心的形成。

如果人民幣與較多個貨幣建立了雙向互換協議，事實上就等於建立了一個以人民幣為中心的「一對多」的交換、融資、清算系統，如果圍繞此建立一個貨幣交換中心，再在上面建立一個融資資金池，如果說目前以美元為核心的世界金融體係為第一極的話，歐元正在形成第二極，英鎊作為第三極顯然正每況愈下，它只能與歐元一起算作第二極，東亞的日本應該不算一極，如果這樣，那麼這個以人民幣為核心的互換體系，未來的前景顯然可能就是世界金融中心的第三極。

當前，在國內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引導國內企業、金融機構先進入國際互換市場，從事外幣間的貨幣互換，隨著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的完全實現，再開展國內互換交易市場，最終實現與國際互換市場的完全融合。

在人民幣「一對多」的互換、清算系統中，籌建互換資金池，可以極大地擴大這個系統，從而推進清算功能的發展。

這可能是促進中國金融市場化、國際化所能採取的科學的漸進的最優辦法，既體現了與國際合作的誠意，但又不受制於人，對於目前的美元不穩定、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既不是簡單地行政干預，也不能盲目地放任，而是採取市場的辦法、科學的辦法，漸進地演進，可以說是與市場化、國際化的一次無縫對接。

如果每半年製造一次美元事件，把危機貶值的風險主要傳導給世界，那就是上策，根據這個分析，不排除美國決策者希望在未來3？5年內恢復美國經濟，但這是一廂情願，只要美國堅持這種自私策略，很可能會造成世界經濟5？10年的復甦期，在這麼漫長的復甦過程中，美元將持續地走在下降的通道上。

1994年以來，中國金融業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1996年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自由兌換。

從當前中國外匯市場交易品種分佈來看，美元、歐元和英鎊等主要貨幣均以掉期交易為主，即期交易所佔份額僅為三成，而人民幣外匯交易中則主要以即期交易為主，掉期交易僅佔7%。

一般來說，美國國債貶值，比如擴大欠債上限，那是直接讓別人的外匯儲備縮水，如果讓美元貶值，則打擊的是別人的出口，很多時候國債與美元是同時貶值的，但是有時候還是可以一個相對穩定，一個相對貶值，出現一定反差、背離現象。

創造開放式內外交換的條件，加強層級之間的流動性，既承認封閉性，又創造開放性，這是實現差序化發展的市場環境。在開放與封閉之間，二者博弈的差序化模型的建立，需要深刻地調查、統計、概率計算、邏輯分析。

美聯儲是國家間貨幣互換的開創者，1962年美聯儲同法國央行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當時美聯儲將貨幣互換看作是美聯儲向世界提供流動性的一個方式，別的國家缺美元，他們只得將本國貨幣「抵押」給美聯儲從而獲得美元。

要實現以上目標，圍繞貨幣互換、資金池以及清算系統，先是人民幣中心的貿易結算系統，再是人民幣資本賬戶結算，還有資金的融通，還可以擴大本幣、外幣大額存款協商利率和匯率，以便在銀行間補充一個銀行與零售之間的人民幣大額存款市場，進一步發現人民幣市場價格，最終讓市場方法促進人民幣最後利率和匯率自由化的形成。

第三，鼓勵金融機構提供各類外貿人民幣信貸工具，如在出口的買方信貸中，使用人民幣作為借貸貨幣等。

在利用層級差序化的時候，始終注意有多少集中、就有多少分散，反之亦然。集散的層級差就是能量差，反之交易的能量差就是集散的層級差。

貨幣合作一般有三個層次：一是建立區域性解救危機機制；二是實行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在這個過程中，貨幣互換是一個承上啟下的工作；三是建立單一貨幣。目前中國與東盟2010年實行自貿協議以來，正加速進入第一層次。

比如美國一定的農田在玉米和小麥種植面積之間存在著一個此多彼少的增減，這個增減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世界石油和糧食價格，玉米是生物能源的決定因素，小麥是糧食價格的決定因素；再比如美國儲備的黃金，一邊是美國的美元，一邊是各國貨幣，二者也存在著一個均衡，這需要常年的統計分析，當達到這個度的時候，任何在這個度上的美元與黃金的增減配置，都可能影響美元或大宗商品的邊際價格；2007年之後，在大型銀行資本充足率之外，由於場外市場風險加權與整個資產的比值的新觀察，顯然也存在著一個度，目前巴塞爾協議三要求，這個風險加權的比值不低於3%，這都是在尋找信用與風險的均衡點，這個均衡點所包含的就是風險與效用函數的最優化。

20世紀70年代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元成為信用貨幣，於是世界匯率市場開始構建在浮動匯率體系下的風險保護九_九_藏_書機制，其中貨幣互換就成為一種基礎性的套期保值的手段與方法。

目前，在市場之間中國銀聯卡與國際VISA、Master Card建立了一定的合作關係，可以說中國清算參与了國際市場結算。隨著中國經濟、外貿對外加強，無論國際卡怎麼阻攔、打壓，其實都是難以阻止人民幣清算系統擴大的。

一方面，通過與周邊國家乃至更多的經濟體的官方結算協定，促使中國與其他經濟體在一般貿易中普遍採用人民幣進行結算，同時充分利用貨幣互換協定等方式，促使其他經濟體中央銀行擴大與中國央行間人民幣的交易，使人民幣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其他經濟體的官方儲備貨幣，並逐步推動人民幣在官方交易中可兌換。另一方面，逐步開放國內金融市場，放鬆資本賬戶管制，改進人民幣迴流機制，使人民幣在更高層次上承擔投資貨幣的職能。促使其他經濟體自發地將人民幣作為匯率安排上的某種「錨」貨幣，進而成為其他經濟體外匯市場的干預貨幣。選擇實力較強、資信較好的銀行加強業務合作，建立代理行關係，促進邊境貿易本幣結算的發展。發展離岸人民幣結算市場，可以使得境外投資者在中國境外將人民幣與其他貨幣相互轉換，從而降低持有人民幣的成本；發展離岸人民幣遠期匯率市場，可以使得境外投資者規避持有人民幣資產或負債的匯率風險；發展離岸人民幣金融產品市場，可以使境外投資者購買具有吸引力的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使他們願意長期持有人民幣，進而使人民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儲備貨幣。

社會天然具有一定等級制的環境和條件，同時也天然具有一定的打破等級制的和諧衝動，因而在開放性和封閉性之間，就創造了一定的內外封閉、交流機制，圍繞此形成市場中心，而金融中心是市場中心的靈魂和核心。

隨著經濟日益全球化，國家、公司、機構的資產和負債開始以多種貨幣計價，貨幣互換可用來使與這些貨幣相關的匯率風險最小化，對現存資產或負債的匯率風險保值，鎖定收益或成本。

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世界上至今沒有形成較為穩定的匯率機制，受經濟實力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只能被動地選擇盯住某一大國的貨幣匯率制度，在大規模的國際資本流動和大幅匯率波動的衝擊下，這種盯住匯率的成本現在變得越來越高，發展中國家開始尋求規避金融風險、加強區域內的資金協調與互助、力求保持自己在金融政策上的自主性的出路。

同時，也需要向外部世界市場爭取矯正的機會和反哺機制。同時根據信息區隔之發現價格的「櫃檯現象」，以及「十壇九蓋」信用運動現象，社會與市場之分層、分級是一種自然差序化，是效率和效益演進的必然。

以阿根廷為例，中國央行與之簽署人民幣貨幣互換框架協議，還隱含著阿根廷進口中國產品可以用人民幣計價、結算和支付等內容，這其實是發揮了貨幣互換協議對貿易推動的功能，相當於給進口方提供了「貿易融資」，而人民幣計價和結算則降低了過去美元計價結算體制下的人民幣匯率波動的風險。以白俄羅斯為例，中國為其修建了大量的電站，白俄羅斯希望能獲得人民幣貸款並以此支付給中方。以韓國為例，金融危機導致在華韓企因流動性不足產生大量破產，通過貨幣互換韓國央行可以獲得人民幣為這些韓企提供支持，可以將換得的人民幣向中國央行兌換美元，而中國央行則可以將美元儲備借給韓國，韓元-人民幣-美元，這對中國來說匯兌風險較低。而僅僅是向韓國人借出美元，那意味著中國將獨立承擔人民幣-美元的匯率波動風險。

顯然這一切的組合可能就構成了正在形成的世界金融中心第三極的市場雛形以及相應的精算框架任務體系。

與之相對應的是，除了香港正在加強建設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外，新加坡、倫敦、紐約等地也在加強建設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截至2011年6月，英格蘭銀行與央行可能進行的貨幣互換無疑將為倫敦競爭人民幣離岸中心增加籌碼。估計這個互換數據至少是1000億，倫敦的金融機構正在積極發展人民幣相關業務，未來在交易當中，要加入人民幣作為一種支付手段。現在倫敦每天和人民幣有關的交易量，如果以美國的等量計算，實際上已達到了2億美元。

1981年世界銀行和IBM公司之間的貨幣互換，世行需要馬克，但卻無法直接發行馬克債券，不過世界銀行獲得美元卻很方便，它在美國市場享受AAA的債券評級，而IBM擁有大量馬克，於是商業性的貨幣互換髮生了，兩者都降低了其融資成本。

當然圍繞這個貨幣第三極建立中國採買采賣指數中心、中國要素市場化指數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指數建立一定的對沖基金，加強人民幣價格符號，當然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

那麼目前貨幣互換大致情況如何呢？

使用貨幣互換涉及三個步驟：第一步互換交易的目的是轉換風險，因此首要的是準確界定已存在的風險。第二步是識別現存的現金流量，匹配現有頭寸。基本上所有保值者都遵循相同的原則，即保值創造與現有頭寸相同但方向相反的風險，現有頭寸被另一數量相等但方向相反的頭寸相抵銷，通過配對或保值消除了現有風險。第三步是創造所需的現金流量。

2009年，美聯儲、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等五大央行宣布了總額近3九九藏書00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以改善金融危機以來市場流動性不足的狀況，這意味著穩定目前的金融局勢也需要各國之間進行「點對點」的貨幣互換與融資。

貨幣互換的風險是：如果中國與對方國家所持本幣均未實現國際化，那麼其支付結算功能局限在國內市場；兩國互相持有對方貨幣，都存在因為沒有強大的債券市場和其他成熟的金融投資渠道，而使得其貨幣的儲備功能與投資功能無法有效地發揮，從而導致持有的貨幣頭寸存在較大的市場風險，最終積累的長頭寸只能向對方國家調鈔才能平衡，既有匯率風險，還要承擔調鈔費用。

同時，由於人民幣還尚未實現完全的國際化，人民幣順差的迴流途徑不完善，再加上中國與其他國家因為利率水平和匯率變化以及宏觀經濟政策存在差異，這些可能都會給已達成的貨幣互換協議造成衝擊。

只是略顯不足的是，在向外資全面開放金融業之前，向國內市場、民營資本同步開放銀行、證券、保險、信託等金融業務，相互配套，不可偏廢。

第一，中國應該積極地推進經常項目下用人民幣計價、清算，併為經常項目下人民幣的流出和迴流提供製度上的保障。

逐步開放境外人民幣QFII制度，就是允許合格的境外機構使用自身持有的人民幣，或通過公募或私募成立人民幣基金，並在規定的額度範圍內直接投資于中國內地股票、債券等的資本市場。人民幣QFII制度可以有效集中境外大量分散存在的人民幣資金，並通過投資分享中國內地資本市場的成長，其流動性和收益率都將較為可觀，因而對境外人民幣是較有吸引力的一種投資形式。

第二，美元貶值是個系統工程，需要拿捏好貶值的大小、進度、幅度，以便把損失對經濟的破壞作用降到最小，效用發揮到最大，同時需要把握好哪些是對美國經濟最有利的，其次才是關聯經濟體，或者再是世界經濟。

其實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元與黃金脫鉤的時候，如果不是當時中東的石油美元、日本西德的科技型美元、「亞洲四小龍」製造業美元，以及2000年之後的新興經濟體儲備美元的扶助，更多地構建貨幣互換機制或區域貨幣統一，以實現更多的自保，應該早就形成。

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的國家或地區，通過本幣互換可相互提供短期流動性支持，為本國商業銀行在對方分支機構提供融資便利，並可促進雙邊貿易發展，避免美元波動帶來的金融不穩定，促進地區金融穩定與發展。

目前國際清算系統以瑞士國際清算銀行為主，圍繞美元中心主導世界貿易結算、資本流通，而在IMF特別提款權中享有主要份額、貨幣可以自由兌換的日元、英鎊等也基本上建立了以自家貨幣為主的貿易結算體系、資本流通體系；歐元成立后，很快建立了以歐元為中心的歐元清算系統。

作為國際金融衍生工具，貨幣互換交易規模已達到萬億美元，中國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互換交易，但直到2001年加入WTO后，經濟活動日益國際化，匯率風險日益成為影響成本與收益的首要因素，貨幣互換才走上前台。

國際金融機構間衍生品交易業務都是以國際金融互換交易協會（ISDA）協議為基礎，互換交易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遇到需要法律解決的紛爭問題，因此研究與ISDA協議接軌的方法十分必要。

鑒於中國金融對於國有企業信貸是寬鬆的，對於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支持的力度尚不夠，對於「三農」整個中國金融更是貧乏，對於高科技也是力度不足，構建以上系統顯然要與鼓勵開放這些市場是同步配套的，因此，鼓勵商人銀行的創新服務，鼓勵對於風險的財政貼息、再保險補貼，包括對再投資、再信託、再擔保、再租賃之類的稅費減免、優惠優先，將是題中應有之義。

具體來說，這個互換資金池的構建思路是這樣的：一是在即時清算的時候，也可以仿照國際清算銀行，按照年度實行雙邊差額互換以及餘額結算，既包括一個經常賬目系統，也包括逐步建立一個資本賬目系統，在直接的雙邊結算融資中，鼓勵圍繞以人民幣為中心，實行間接的雙邊互換。二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排除雙方需要一定的外匯，中國富餘的外匯完全可以提供一定的信貸。

截至2011年6月13日，中國人民銀行先後與哈薩克、韓國、香港、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阿根廷、冰島、新加坡、紐西蘭、烏茲別克、蒙古國、哈薩克等國家和地區貨幣簽署了12個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在與朝鮮、越南、寮國、柬埔寨之間的邊貿上事實上也實行了一定程度的貨幣互換，不算這些邊貿互換，總金額已達8412億元人民幣。

在企業內外、地域內外、行業內外，由於長期傾斜因素造成的社會成本和信譽成本是不同的，而且這個成本目前還是重要的可變成本，這個可變成本遵循第一公式：企業內部成本+（+/-社會信譽成本）=實際成本，第二公式：正相信譽成本-反相信譽成本=公平和正義成本=社會平均實際信譽成本，根據這兩個公式，對於三農、中西部、落後行業、中小企業、民營企業之類，需要加上過去被抑制、剝奪的社會成本和信譽成本。

為了擴大這個規模，甚至可以把一些國家主權債務也放到這裏交易，連同企業債、機構債，這樣就初步建立了一個多元的債務結構層次。

比如，目前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政府想發行州內高速公九_九_藏_書路、鐵路改造債券，其實新州政府可以利用這個事業自身的盈利，以及州政府稅費擔保，到中國清算資金池，以及構建在這個資金池基礎上的主權債務交易系統上，發行人民幣建設債券，這對中澳金融合作無疑是有益的嘗試。

通過貨幣互換得到直接投資不能得到的所需級別、收益率的資產，或是得到比直接融資的成本較低的資金、資產、負債管理。

構建金融中心體系的任務從1840年到2011年，中國市場實行了171年追趕型經濟，這導致了目前行業之間的收入差（據說）為10、地區收入差為2、城鄉收入差為3。

第五，鼓勵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參与，其次是鼓勵居民和非居民參与。對於外貿企業的外匯資金運用和外匯資金的籌措具有提高收益、降低成本的積極意義。外國人民幣債券市場，對非居民的資格審查以謹慎為原則，對於外國企業以購買中國成套設備為主要目標。外國人民幣債券還可遵循先私募后公募的步驟進行。

但是美國的主權債務是欠美國之外的，中國主要是欠自己國內的，二者截然不同。換一句話說，美國擴大了4兆美元美國國內的信用，中國是縮小了2兆美元國內的信用。

2003年6月22日，在泰國清邁舉行的亞洲合作對話（ACD）外長會議上，亞洲18國的外長發表了關於亞洲債券市場發展的《清邁宣言》，表明了各方致力於發展亞洲債券市場的共同意願。亞洲開發銀行將從2006年開始編製和公布顯示亞洲貨幣加權平均值的亞洲貨幣單位。清邁協議的前景是建立亞洲貨幣基金，按照這個設想，擬議中的亞洲貨幣基金至少還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加以完善。

我們只說哪些對美國最有利，比如貶值過頭，過快過大過激，外貿迅速失衡，特別是進口迅速下降，對於依賴石油美元、製造業美元的美國，很可能賠了夫人又折兵，萬一貶值不夠，起到的作用有限，對出口還是不利，而且如果貶值過快，則對於股市、債市會造成巨大|波動，對於大宗商品價格造成巨大破壞。

促進雙邊貨幣互換顯然是不可迴避的措施，大大減少匯率風險，而人民幣建立貨幣互換資金池，等於構建了世界貨幣一個新極，有可能是繼美元、歐元之後的第三極。而這個世界貨幣第三極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二大貿易中心，這將促進人民幣推動中國經常賬目、資本賬目走向均衡和高效，促進中國對世界經濟負起對應的責任、權利、義務。

從自然貨幣到信用貨幣，在實體經濟階段，其中實體經濟、實體金融發現的是生產價格，到了信用貨幣階段，虛擬經濟、虛擬金融發現的是風險價格，由於貨幣是自然貨幣和信用貨幣的組合，需要對實體經濟、實體金融、虛擬經濟、虛擬金融多重定價，否則難以對衝風險，既要發現實體經濟之效能價格，也要發現虛擬經濟之風險價格，才能更好地跨越時空配置資源。因此，中國在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招商引資過程中，單有500強的企業不行，還需要系統，所謂的系統就是集散系統，這才是有序化交易發現價格的根本。如果中國商品、資本、勞動力產品能夠覆蓋世界，那麼中國信息、信用、知識也要配套地覆蓋世界，在這個過程中構建中國金融中心覆蓋世界，那麼中國經濟從大到強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矯正171年長期扭曲的過程。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的俄羅斯危機、阿根廷危機說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聯盟式援助體制不如「點對點」的貨幣互換機制。東盟和中、日、韓「10＋3」構建的「清邁協議」的重點不是擴大亞洲外匯儲備基金，而是放在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上面，「清邁協議」試圖用貨幣互換的方式讓亞洲各國外匯儲備之間存在一種「相互支援」的網路式關係。

歷史到了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推動了拉美金融一體化的進程，推動了東盟在2000年5月6日泰國清邁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東盟十國和中、日、韓三國財長就東亞地區財政金融合作，特別是在東盟十國和中、日、韓「10+3」的機制下建立「雙邊貨幣互換機制」達成共識，稱「清邁協議」。其主要內容為：在亞洲地區發生短期資本急劇流動等情況下相互提供干預資金，以應付緊急之需；交換經濟和外匯方面的信息；建立一個預防新的貨幣危機的監督機構；建立一筆備用貸款基金，估計達到200億？300億美元，各國出資額將按照外匯儲備額比例分攤。截至2003年12月底，中、日、韓與東盟10國共簽署16個雙邊互換協議，累計金額達440億美元。一是日本先後與韓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中國也與泰國、韓國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2002年3月，中國與日本簽署了必要時向對方提供最高約3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目前，東盟十國已全部加入東盟多邊貨幣互換協議，中、日、韓三國已經分別相互締結貨幣互換協議，中、日、韓三國與東盟成員國締結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的工作分別也在進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