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楊瀾是想誘導崔琦回答：如果人不接受教育，一生命運就會很貧困。但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楊瀾的意料：「我其實並不在乎今天的一切，如果我還留在農村，也許我的父母就不會餓死。」

時至今日，美國大學37%的博士學位獲得者並非美國公民。

全球化的發展，是從貿易、商品全球化到資本全球化再到人才全球化的過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才的培養與引進密不可分，一個國家即使不願或者無力在全球人才市場上競爭國際人才，但僅僅要保護自身培養的人才不流失到海外也需面臨國際競爭。美國前商務部長卡洛斯·古鐵雷斯就指出：「就像公司競爭招聘最優秀的員工，大學競爭錄取最優秀的學生，我們國家也將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加強競爭並留住最優秀的人才。」

即使國家的發展沒有達到一定階段，如果改善自身的移民體系政策，提供合適的平台和土壤，會從人才迴流和環流中受益。隨著交通成本不斷降低，貿易和商業壁壘減少，通過大眾媒體和通信技術對機會的認識加深，移徙方式在強度和地域多樣化方面都經歷了深刻變化，「人才環流」會成為更龐大的群體。

決定是否移民，也並不是自己一個國家的發展情況所能左右。移民往往會在目的國和祖國進行各種比較，最終作出符合自己期望的選擇。但可以肯定的是，這與是否愛國無關，光靠「愛國」的口號既無法留下人才，也無法吸引人才回歸。誠如印度前總統卡拉姆所指出：「怨天尤人或只唱愛國主義的高調，對阻止人才流失於事無補，政府應該採取切合實際的措施，才能使人才留下來。」美國能夠在「二戰」之後成為全世界科技中心，不僅因為有最龐大的科研投入與最雄厚的基礎設施，更因為態度上對人才的重視、制度上對人才的使用、環境上對人才的兼容。愛因斯坦曾如此評論美國在「二戰」之後科技迅猛發展的原因：「要是我們企圖把美國科學研究工作日益增長的優勢完全歸功於充足的經費，那是不公正的；專心致志、堅韌忍耐、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共同合作的才能，在它的科學成就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當年被稱為「計算機總理」的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就發表言論說：「即使一個科學家、工程師或醫生在50歲或60歲時回到印度，我們也沒有失去他們。我read.99csw.com們將因為他們到國外獲得經理職位或成為富翁而高興。我們不要大驚小怪，不要把這看成是人才流失，而應把它看成是智慧銀行，正在積聚利息，等著我們去提取。我們必須培養和發展不僅能在印度工作，也能在全世界工作的人才。」

「人才環流」由於還保留海外身份，大部分移民都願意返回祖國做些貢獻，包括投資和兼職、短期的工作。目前，障礙主要來自各國政府設置的政策門檻，尤其是簽證、綠卡等制度。為了充分利用人才循環，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改變了移民政策，針對原籍本國的高學歷留學人士和投資者出台特別的綠卡政策，或者承認雙重國籍，使離開的人才能夠重新進入適合他們知識技能水平的當地市場。在一些新興的經濟體，環流的人才就對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在著名主持人楊瀾的多年採訪生涯當中，給她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美籍華人崔琦。崔琦出生在河南最貧窮的農村，十幾歲都還沒有讀過書。有一次，有個機會可以讓他出外讀書，他母親就把家裡僅有的麵粉做了幾個饅頭，給他帶上，然後叮囑他說：「你要出去好好讀書，只有這樣才能有前途，秋收再回來看我們。」當時的崔琦跟著一個遠房親戚走了。沒想到之後的戰亂讓他這一走再也沒能回來。20世紀50年代大飢荒時期，他的父母被活活餓死。1998年，楊瀾在普林斯頓大學採訪崔琦，問了一個誘導性問題：「如果當年母親不堅持把你送走，今天的崔琦會怎樣呢？」

美國是世界上經濟最為發達、科研投入最高的國家，也有多元開放、富有移民色彩的人文環境，但到美國的移民依然約有20%在到達10年之內又會離開。就整個一生而言，則有1/3的移民會最終離開美國。

可以肯定的是，「人才環流」可以刺|激知識流動，促進國家或地區之間的聯繫，傳播先進的知識和科技，保持跨國的社會網路關係，從而促進知識的持續交換。

筆者2010？2011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和其他專家所做的合作研究表明，越來越多的海外留學人才希望回來。在調查中我發現，91.8%的中國留學人員稱中國有更好的經濟發展機遇。大部分留學人員回來能有更好的專業、職業、創業發展，有更大的人才需求市場。這顯示了對中國經濟發展ｒｅad•９9ｃsw•coｍ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如此，大部分中國留學人員卻不認為回來的絕對生活質量、孩子教育與成長會有更好的保證，對這方面的信心甚至遠低於印度人對印度有關教育、生活環境和食品構成的生活質量的信心。同時，他們也不認為回國會有更低的商業成本。但他們依然認為回來能得到更好的發展。

隨著經濟騰飛，以及過去政府的努力，自「千人計劃」2008年出台以來，中國也正由「人才流失國」逐漸扭轉成為全球最主要的「人才迴流國」。中央和地方的最新人才吸引舉措加大了人才的迴流力度。2011年，中國年度留學回國人員人數達18.62萬人，創歷史新高。與此同時，中國新的人才政策還包括相繼出台的「青年千人計劃」「外國專家千人計劃」「萬人計劃」等一系列人才政策創新舉措，還有中國獨創推出的「人才特區」。

如果這確實代表著一種最新的趨勢，那麼美國受到的影響將是巨大的。搜索巨頭Google曾公開表示：如果沒有美國政府對海外移民政策的開放，也許世界第一大搜索公司至今尚未出生，因為他們的創始人布蘭就是從蘇聯而來的移民。

但是，如果羅森·沙爾瑪是現在才剛剛走出大學校門，那麼他就會選擇留在印度。身為印度理工學院校友會主席的沙爾瑪知道，印度下一代工程師也許對他當年選擇的道路已經無法理解。因為印度理工學院2006年畢業的45個同專業的畢業生當中，只有10個人決定到美國尋求發展，其他人都留在了印度。連沙爾瑪自己也認為，現在印度的商業機遇更好，生活質量也還不錯，年輕工程師的薪水有不斷增加的機會，同美國相比，印度等新興國家擁有其獨特的優勢。

如今，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發展中國家也正從人才迴流中受益。越南、菲律賓等國家也在推動在海外的族裔同胞，將自身的技能和資金貢獻祖國。儘管人不回來，也不願意放棄美國籍，但還是可以同時保留祖國的國籍並做出各種貢獻。

即使對移民輸出國來說，離開的人也有很大比例迴流或環流。有不少人獲得外國綠卡或者入籍后，又可能回來發展，許多移民甚至就具備雙重國籍。這會帶來更好的知識、資本的積累，增加在全球的儲備。因此，人才的全球流動並不一定完全是一場接收國獲利、輸出國損失的零和競爭。

毫無疑問，半個世紀以來，https://read.99csw.com美國一直是全球人才競爭中最大的人才流入國。憑藉日漸積累的硬體、軟體等各方面優勢，全球頂尖人才也源源不斷地從歐洲、亞洲、非洲流入到美國，尋找著他們的「美國夢」。英國BBC援引OECD報告甚至聲稱，全世界62%的「頂尖科學家」都居住在美國，因為美國做了最大的努力來吸引這些人才。

對人才輸出國來說，一方面，徹底的移民流失，確實會帶來大量的財富和技術的流失，甚至導致國家錯過發展機遇。但另一方面，如果這些科學家、工程師、創業者、藝術家不外流，他們在國內受困於產業結構的不足、基礎設施的落後、政策環境的不足，也很可能得不到合適的發展，進而被埋沒。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談到新加坡如何吸引人才，提到的第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必須是開放寬容的社會。讓這些人才覺得在這個地方自在舒服，願意居住，把家人帶來。所以必須是一個開放、平安、有法治的、有系統的國家。」

許多人相信：歐美更適合生活，但事業在中國會有更好的回報。

儘管在國與國之間，如同企業與企業、高校與高校之間，不可避免存在著競爭因素，但從整體來說，這並不都是一種完全的零和遊戲。

在人才全球化時代，人才的跨國流動已是公認事實。按照聯合國的統計，2005年，全世界在出生國之外生活和工作的人約有1.91億，佔世界總人口的3%，並保持著每年大約3%的增長率。時至今日，這一總數已經超過2億，佔全世界人口的3.1%。其中大約有9000萬是經濟移民或技術移民，大部分是流向以美國為首的歐美髮達國家。人才的跨國流動，與一個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伴隨著世界中心的轉移，是大量人才從歐洲向北美的轉移。日本與「亞洲四小龍」成為新興經濟體的背後，是這些國家和地區海外族裔人才的大量迴流。當今世界主要國家都高度重視國際人才競爭，正如新加坡第一任總理李光耀2002年在新加坡國慶晚宴上發表講話所指：「在這個時代，所有的發達國家為了增強競爭力，都必須依賴外來移民和人才，而美國之所以能在許多領域居於領先地位，就是因為它廣納人才。」

由於經濟全球化、國際產業分工和轉移等因素，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產業結構上大多存在差異，而人才「流動」到最適read.99csw.com合的地方發揮才能，既能為接納國帶來貢獻，也為自己積累經驗和提高水平。當祖籍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又回來作出貢獻，即使不回來也通過環流、匯款、投資發揮作用。這比起人才留在祖國卻被浪費來說，這其實是個三贏的結果。

人才移民是跨國行為，所以這種效應就不可能是單方面的。一般來說，根據國家宏觀規劃和市場需要進行調控，以高的技能或投資作為限制門檻的經濟移民政策，一般總會帶來經濟和資本、知識和科學方面的積極影響，包括通過創造潛在的就業機會而使本國公民受益。當然，接納國必須確保根據自身需求市場引導移民的流入，給予合宜的發展平台，才能避免人才浪費，以及不與本國公民的就業、公共利益產生矛盾，避免族群對立和矛盾。

《福布斯》雜誌報道的印度移民羅森·沙爾瑪的故事，是典型的移民發展軌跡變遷的故事。羅森·沙爾瑪於1993年選擇來到美國留學，然後留下工作，最終創業。當時，他是新德里的頂尖學府印度理工學院的理工科高才生。他所在班級共有40人畢業，只有3人留在了印度，其他人全部通過H1B簽證或留學簽證跑到了美國。而在矽谷，有更多的數以萬計的像他這樣的工程師，其中一些人還自己建立了公司，並讓自己和美國都得到了很好的回報。羅森·沙爾瑪也是如此，他獲得了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博士學位，後來創建了好幾家公司——開發了新科技產品、為自己賺取了高額利潤、回報了投資者、也為美國貢獻了大量的稅收和就業機會。如今，他已經獲得了美國國籍，幾個孩子也在美國出生、成長。

以日本、「亞洲四小龍」以及「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和地區，在20世紀下半葉都曾迎來大量的人才迴流。在「二戰」結束之後，日本、韓國等新興發達國家和地區都面臨過大量的人才外流，但當國際產業轉移帶來經濟高速發展機遇時，這些國家和地區迅速實施國際人才競爭戰略，並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人才流向，並創造了「韓國矽谷」大德研究城、「台灣矽谷」新竹工業園等新興科技中心。最典型的就是韓國在首爾奧運會後，在1990？1993年經濟騰飛階段，韓國留學的科學與工程領域的博士決定留在美國的比例只有24.4%。

在2006年美國專利申請備案當中，外籍居民在發明者或合作發明者中的比例已經達到24.2%。從1995年到2005年，所有在美開辦的工程及科技公司中，有25%的創辦人來自美國境外；投身科學及工程行業的人口中，外來移民佔67%。根據考夫曼基金會的報告顯示，在加利福尼亞移民創辦公司的比例高達38.8%，而在高科技中心的矽谷，有外國移民參与創辦的公司竟佔全部高科技公司的52.4%。到2005年，全美各地由移民創辦的公司已經創造了520億美元的產值和45萬個就業機會。

由於發達國家無論硬體還是軟體都更具有優勢，因此，從整體而言，大多數人才總是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較發達國家流向最發達國家。但這種局面並不是不可以打破，人才有流失，就會有逆流、環流、迴流。從硬體來說，那些獲得全球產業轉移機會的國家和地區，因為經濟實力增長而將擁有機遇，例如20世紀的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現在的中國、印度等新興發展中國家。從軟體來說，那些開放兼容、富有移民人文色彩的國家也擁有人才流入的機會，例如早期的美國，後來的加拿大、澳大利亞、以色列、新加坡等。

但這樣的故事正在發生改變，人才流動有了新的趨勢。唯一沒有改變的是，人才跨國流動的規模只會越來越龐大和頻繁。

一般來說，輸出國對於人才外流的擔心主要集中在生產及其相關產出方面的損失、財政教育支出的流失，以及對長遠發展的潛在影響。但是，人才外流帶來的影響以及是否會造成人才流失，會因為輸出國的國家規模、發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而明顯不同，也會隨所涉的職業與行業特點（例如母國與所在國在該領域的發展與人才供給情況）、教育籌資的模式以及移民類型（例如短期、永久、循環等）等不同而不同。

驅動人才移民是多種因素的合力，有種常見的看法，認為人才總是流向那些能夠提供高收入、或經濟科技最為發達的國家。但經濟上的支持並不唯一。移民行為意味著對許多人來說，生活方面的因素可能還比事業發展的機會要更為重要。

在幾十年前，美國曾從日本、韓國留學人員和高技能人才的流入而受益，但在這些國家「經濟奇迹」的時候，人才又大量迴流，並幫助了這些國家的產業升級。例如具有日本血統獲得諾貝爾獎的十幾位科學家，只有一人是美國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