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捏我的臉：「說話，猶太人！關於戰爭，你會對你的孩子說些什麼？」

我眼看著父母跟著其他人一道去了左邊。去左邊的，都是些老人和孩子。年輕的和健康的都被分到了右邊。我往前走，面對面看著這位英俊的男人，和他纖塵不染的制服。他上下打量我，似乎很愉快的樣子，一語不髮指了指右邊。「可是我父母都去了左邊。」

「我要和你分享一個秘密，」他說，「我對猶太女子一向都很迷戀。如果你問我個人的意見，我會建議把男人都殺了，女的歸我們享用。你有孩子么？」

他想要聽什麼？他想要我說什麼？

「他們保證我可以去全家人在一起的營區，」我父親說，「我妻子可以和我在一起么？」

我父親走了過去。門格勒吹著口哨，瞥了他一眼，隨即和氣地說道：「請到左邊去。」

他們將羅吉娜拋上一輛推車。我們看著她走遠，祈禱著她到達火葬場之前就早些死去……

「是啊，當然是。」

「你，就是你！」他喝道。

我父親指出了我母親。門格勒說：「你，出列，和你丈夫一道去左邊。請快一些，今晚我們時間緊迫。」

大隊長把槍口從麗恩頭上移開，用它抵住了蕾切爾的頭：「你來說，猶太婊子。」

我們被帶到了一座連豬圈都不如的營房。在那裡比我們先到的婦女早已沒了人的樣子。她們的目光空空洞洞，動作遲緩，沒精打采。我不知需要多長時間自己也會變成她們的樣子。這些「活死人」當中的一位向我指出了一張空床位。五個女孩子擠在這張上下鋪的木架床上，褥子只不過是一點點爬滿蟲子的爛稻草。我們互相作了介紹。—對姐妹，羅莎和羅吉娜。其餘的分別叫麗恩和蕾切爾。我們都從德國來，在生死篩選的坡道上，我們都失去了自己的父母。那天晚上，我們組成了一個新家庭。大家手拉手一起祈禱，沒有人睡得著覺。

最後，我們來到「法官大人」面前。他上下打量我們，記下我們的編號。張嘴，張大下巴。舉起胳膊。在這個污水坑一樣的地方，我們努力地保持健康，然而根本做不到。誰要是喉嚨疼，就可能被送去毒氣室。藥膏是寶貴的，怎麼能浪費在猶太人身上。所以，手指划傷了也可能被門格勒選送到毒氣室。

凌晨一點，我最後一次穿過那地獄之門，從抵達此地至今，整整兩年，幾乎一個小時都不差。我至今還沒有自由：我還要經過最後一次考驗。

「真相，大隊長先生。我會告訴我的孩子真相：」

1944年秋，我們開始聽得見俄軍的槍炮聲。九月，集中營第一次響起了空襲警報。三周過後，警報又響起來，營區的高射炮第一次開了火。同一天，位於第四火葬場的特遣隊暴動了。他們用斧頭和鎚子攻擊了黨衛軍警衛，在火葬場放起了火，後來就被機槍鎮壓下去了。一周后，炸彈落在營內。我們的「主子」們開始表現出焦灼。他們看起來不再是那麼不可戰勝，有時候甚至顯得有些害怕：這給我們帶來了一種快|感和微小的希望，毒氣屠殺停止了。他們依舊殺人，不過他們必須親自動手了。被選出來的囚徒在毒氣室里或在第五火葬場附近被槍殺。很快，他們就開始拆除火葬場。我們倖存的希望越來越大了。

他放低了槍口，呼喝起來3另一名黨衛軍跑過來了。大隊長命令他站在我身邊看守著我。他自己起身離開，穿過樹木，走回大路。等他回來的時候，他又帶回了兩名女子。一個是蕾切爾，另一個是麗恩。他下令讓那個黨衛軍走開，然後用槍指住麗恩的前額。麗恩直直地盯著我的眼睛。她的性命在我的手上了。

「這些東西在比克瑙根本不存在。」

蕾切爾直盯著他的眼睛，一語不發。

此前，我們在希特勒的魔爪下已經生活了十年。我們經歷了紐倫堡法案的迫害，經歷了水晶之夜的噩夢，我們眼看著一座座猶太教堂被焚毀。儘管如此，門閂落下，車門拉開的時候，我還是沒有做好九*九*藏*書迎接眼前那一幕的準備：我看到一根高高的、尖尖的磚紅色煙囪，濃濃的黑煙從裏面噴出來。煙囪下面有一座建築，裏面閃出憤怒的、跳動的火光。空氣里彌散著一種可怕的氣味，我們分辨不出那是什麼，到今天它還在我鼻孔里回蕩。在月台上有一塊標牌——奧斯威辛。當時我就知道了，我來到了地獄。

他看著我。他是黨衛軍的二級突擊隊大隊長。在納粹統治下生活了十二年，我早已學會了識別他們的徽標。我努力想把自己藏起來，於是扭頭面對著麗恩。他勒住韁繩，調整了身體的位置，為的是再仔細看看我。我不知道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什麼。是啊，我曾經是個漂亮姑娘，可是現在我很醜陋，而且骯髒、疲憊、噁心，簡直是一具會走路的骷髏架子。我自己都無法忍受自己的臭味。我知道如果同他有所接觸，結果肯定好不了。我把頭埋在膝蓋里，假裝睡覺。他很聰明，一眼就看穿了。

他鬆開了手。第一道危機似乎過去了。他重重地吐著氣，倒好像做了一整天苦工，筋疲力盡了一般。接著他從大衣口袋裡取出一隻細長的酒瓶，長長地灌了一口。謝天謝地他沒要我喝。他把酒瓶放回口袋，又點起一支煙。他是想告訴我，我有酒精和煙草，你什麼也沒有。

「比克瑙就是真相，少校大隊長先生。」

這話是怎麼想起來的，我實在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要死了，至少我會死得有一點點尊嚴。我想到了羅吉娜，她撲向門格勒，她的武裝僅僅是一把勺子。

我抬頭看去，馬背上的男人正徑直指著我。

生個孩子？我這種處境中的女子怎麼會想到生孩子的事？以往的兩年我所做的僅僅是奮力地活下去，生孩子的事完全超越了我的想象。

「把這段話背下來，猶太人。你們被轉送到東線，你們吃得飽飽的，醫療衛生條件都好。毒氣室和火葬場都是布爾什維克和猶太人編造出來的。把這些話背出來，說呀，猶太人。」

大隊長先生扣動了扳機，蕾切爾倒斃在雪地里。他再次用槍頂住了麗恩的頭，再次命令我說話。麗恩緩緩搖著頭。我們用眼神相互道別。又一聲槍響，麗恩倒在了蕾切爾身邊。該輪到我了。

這就是我們在比克瑙女子營的生活。我們醒過來，將死去的人從床鋪上搬開，幸運的人會在睡夢中死去。我們喝著灰色的「茶」。我們列隊點名。我們排著整齊的五人一隊去上工。我們吃中飯。我們挨揍。我們回營。我們點名。我們吃麵包。我們睡覺，等著一切重演一遍。他們讓我們在安息日那天做工。禮拜天是他們神聖的日子，於是不上工。每隔兩周的星期天，他們剃光我們的毛髮。—切都有日程。一切，除了選擇殺人是隨時隨刻的。

我直盯著眼前。他摘下手套，然後摸了我的臉。在比克瑙兩年來，還沒有黨衛軍的人摸過我。這個男人，這個黨衛軍的少校大隊長，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摸我？我忍受過許多煎熬了，然而這一次絕對是最噁心的。我直愣愣盯著前方。我的身體在灼燒。

他看起來非常善良，非常和藹。我就去了右邊。我回頭望去，想找到我的父母，然而他們被骯髒、疲憊的人群所呑沒，隨著五人一列的隊伍，安靜地走向了毒氣室。

「如果你熬過接下來的幾個小時，也許將來你會生個孩子。你會不會告訴這孩子戰爭中發生的事情？或者，你會不會覺得太羞愧了，說不出口？」

第二天凌晨四點我們就被叫起來了。今後的兩年裡，我每天都必須四點鐘醒過來，除非有時候他們半夜命令我們出來突擊點名，那樣的話我們就會站在冰冷的空地上一直到天亮。我們被編成了一個個「突擊隊」，送到外面做工。大多數的日子里，我們會去周圍的農村，鏟沙子，篩沙子，為集中營的建築工地準備材料，還有時候我們得修路、運石頭。我每天都在挨打：棒打，鞭子抽，腳踢肋骨：挨打的由頭可能是我掉了一塊石頭，或是扶著鏟子柄休息太長時間了。這兩個冬季寒冷徹骨，他們沒有發給我們額外的冬衣，即使在戶外工作也沒有。夏天是酷暑，我們都得了瘧疾。那些蚊子對日耳曼「主子」和猶大奴隸一視同仁。連門格勒也得了瘧疾。

當然，車廂里不會有座位，連水和食物也沒有。我記不清旅程延續了多久。我也忘記了那期ｒeaｄ•９９ｃｓｗ•ｃoｍ間太陽升起落下了幾次，記不得多少次駛入又駛出黑暗。沒有廁所，只有便桶——一個便桶，六十個人用。你可以想象，我們忍受的是什麼樣的環境。你也可以想象得出，那是一種怎樣無法忍受的氣味。想象一下，我們有些人經歷了把人逼瘋的待遇之後，會採取一些什麼手段。在旅程第二天，一位站在我身邊的老婦人死去了。我替她合上眼，為她祈禱。我守著我的母親漢娜·弗蘭克爾，以為她也會就這麼死去。火車尖叫著停在一座車站的時候，我們已經死了近一半的人。有人在祈禱，還有些人感謝上帝，因為他們以為總算結束了。

「那毒氣室是怎麼回事？火葬場呢？」

「如果這就是真相，大隊長先生，那我怎麼會變成活骷髏的？」

「你會如何向你的孩子講述戰爭？」

他們給的食物根本不夠我們活著，這樣一來我們長期處在飢餓狀態，同時還能為第三帝國奉獻僅有的體力。我絕經了，乳|房也癟了。來到比克瑙沒多久，我看起來也和那些「活死人」沒什麼兩樣了。早餐，我們領到的是一種灰顏色的水，他們管它叫「茶」。午飯是腐臭的湯，我們得在工作的地方就地解決。有時候，也許會有一小塊肉。有些女孩子不肯吃，因為那看起來不合猶太教的潔凈教條。在奧斯威辛的比克瑙分營，我自己是不顧什麼宗教教規了。死亡集中營里沒有上帝，而且我也惱恨上帝拋棄了我們，讓我們沉淪在命運里。如果我碗里有肉，我就吃了它。晚飯，他們給我們發麵包。與其說是麵包，不如說是木屑。我們學會了晚上吃一半，剩下的一半留到第二天早上。這樣我們在跋涉著去工地之前胃裡可以有點東西。如果你幹活的時候癱倒了，他們就會揍你。如果你爬不起來，他們會把你扔到板車上，送你去毒氣室。

「真相，大隊長先生。我會把真相告訴我的孩子。」

要想明白死亡之旅的悲慘，你必須理解此前發生的一些事情。你也聽到過別人講的故事，我要講的沒太大不同。同其他人一樣，我們坐的是火車。我們那趟車夜半時分從柏林出發。據他們說，我們是去東邊，去做工。我們相信了他們。我的父親維克多·弗蘭克爾是位畫家，他在行李中帶了一本素描簿，一些鉛筆。在此之前，他被解除了教師的職務，並被納粹宣布為「墮落分子」。他的絕大多數作品都被沒收焚毀了。他還盼著到了東邊，納粹能恢復他的教師工作。

到了一月中，我嗅到了煙味。我順著營房的門向外望，營區里到處是熊熊燃燒的篝火。這氣味很異樣。這是第一次，他們燒的不是人。他們燒的是紙——他們在燒自己的罪證。紙灰在比克瑙飄飛著，如同雪花：兩年來我第一次露出微笑。

至今十二年過去了。蕾切爾和麗恩的面孔沒有一天不出現在我眼前——還有那個謀殺她們的人的臉。她們的死對我來說重於泰山。如果我複述了那個大隊長的話，也許她們還能活，而我會躺在波蘭公路旁的一處無名墓穴里，成為又一個不知名的受難者。每到她們遇害的紀念日，我都會為她們念禱告詞。我這樣做是一種本能的習慣，而不是出於宗教的信仰。在比克瑙的時候，我已經失去了對上帝的信仰。

他上了馬，猛地一拽韁繩。我癱倒在雪地里，身邊是我的兩個朋友的屍體。我為她們禱告，求她們原諒。隊伍的末尾走過來。我蹣跚著穿過樹木，歸隊了。我們走了一整夜，排著齊整的五人一列。我一路抹著結成冰的眼淚。

「快說吧，猶太人！你被轉移去了東線，你有足夠的食物，吃得飽，醫療衛生都很好。毒氣室和火葬場是布爾什維克和猶太人的宣傳。」

從那年秋天到冬天，處境惡化了。食物不足，每天都有許多婦女暈倒、餓死、累死。傷寒帶走了很多人。到了十二月，盟軍的炸彈落在了法本公司的合成燃料和橡膠廠里。幾天後，盟軍又進攻了，不過這一次炸彈投在比克瑙城內的黨衛軍診所的營房裡，炸死了五名黨衛軍。集中營的衛兵越發躁怒，越發難以預料。我躲著他們。我盡量把自己藏起來。

「這些東西我看見了，大隊長先生，我們都看見了。」

我無法講出我所看到的全部。我不能。那是對死者的虧欠。在那些所謂優等種族手裡，我們受了什麼樣殘酷的虐待，為了多活一天，我九-九-藏-書們當中有些人又做出了什麼樣的事情，這些我也不會全都講出來的。除了親身經歷過的人，沒人能真的體會那是什麼樣的狀況，我是不會再一次讓那些死者蒙羞的。我只能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情，還有那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比克瑙分營度過了兩年，整整兩年，一天不差，可以說是一個小時也不差。我的名字叫艾琳·艾隆。曾經用過的名字是艾琳·弗蘭克爾。以下是我1945年1月所看到的，關於比克瑙死亡之旅的情況。

「關於戰爭，你會對你的孩子說些什麼，猶太人？」

麗恩走在我的左側，蕾切爾在右側。我們不敢趔趄跌跤。那些跌倒的人當場就被槍殺了，丟進陰溝里。我們也不敢脫離隊伍或是落在後面，因為那樣也會被射殺。屍體一路丟棄。我們從他們身上踩過去，一邊祈禱著不要蹣跚打晃。我們渴了就吃雪，但是對於可怕的寒冷，我們就毫無辦法了。有個婦女可憐我們，就把煮熟的土豆拋過來。誰要是傻乎乎地去撿，都會被射殺。

我們被剃了毛，不僅是頭髮，而是所有的地方，腋下、胳膊、腿、陰|毛，都剃了。他們完全不介意剪子有沒有割到我們的皮肉。我們疼得發出尖叫，他們似乎根本沒聽見。我們每個人都被編了號，左臂黥了字，就在手肘的下面。我再也不是艾琳·弗蘭克爾了。如今我成了第三帝國的一件工具，編號為29395。他們在我們身上噴洒消毒液，他們給我們發了用粗毛線做的囚衣。我的那件聞起來有血和汗的氣味，於是我竭力不做太深的呼吸。我們的「鞋」是木頭塊做的，配上根鞋帶。我們穿著它根本沒法走路——誰能呢？他們發給我們一隻金屬的碗，還要求我們時刻拿著它。他們說如果我們把碗放錯了地方，就會立即槍斃我們。我們相信了這話。

一些穿條紋睡衣的人擠上了火車，開始動手槍我們的行李，將東西往車下扔。我當時想，這些瘋子是些什麼人，我們就帶了這點可憐的東西，還要來搶？他們就像是瘋人院里出來的，剃光了頭，皮包骨的臉，滿嘴的牙齒都爛了。我父親轉身對黨衛軍說：「看哪，這些人在拿我們的東西。制止他們！」那個黨衛軍漠然地回答說，這不是要偷我們的東西，只是為了送去整理。一旦我們的宿舍分配好了，行李會跟著送來。我父親還向那黨衛軍道了謝。

隊列的盡頭是一張桌子和幾名黨衛軍軍官。其中一人尤為顯眼。他有一頭黑髮，皮膚是雪花石膏的顏色。他的面孔生得英俊，還帶著悅人的微笑。他的制服熨燙得很平整，馬靴在月台的燈光下閃閃發光。他戴著手套，潔白無瑕。他用口哨吹著《藍色多瑙河》的旋律。至今，我還不由自主地聽見這聲音。後來，我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叫門格勒，是奧斯威辛的首席醫生。誰能夠做工，誰應該立即進毒氣室，都是由門格勒決定的。右邊的生，左邊的死。

「真相？什麼是真相？猶太人，如你所見的就是真相？」

門格勒顯然是怕了：「別為她浪費毒氣！把她扔進火里！用她填煙囪！」

我們學會了預料他們的舉動。就像禽獸，我們的生存本能變得高度敏銳。營內的人丁數目就是最可靠的預警指標。營里人太滿了，他們就該選人殺了，從來沒有發出過什麼警告。點名過後，他們命令我們在營區的大路上排好隊，等待著門格勒和他的篩選小組，等待著一次或生或死的機會，去證明我們還有幹活的能力，還有活下去的價值。

羅莎是我們這個新家庭里第一個被選去的。她不幸染上了瘧疾，病得很重，偏巧趕上一次「大選」。門格勒眼光專業，逃不過去的。羅吉娜求那魔鬼把她也一起選去，這樣她的姐姐就不用在毒氣里孤單死去。門格勒微笑著，露出兩排牙齒間的縫隙：「你很快也會去的，不過你還能再工作得稍久些。到右邊去。」平生第一次，我慶幸自己沒有姐妹。

到了第三天，傍晚時分，他找上了我。他騎在馬上。我們坐在路邊的雪地里，正在休息。麗恩靠在我身上，她的眼睛閉著，我擔心她已經死了。蕾切爾把雪壓在她嘴唇上，弄醒了她。蕾切爾是最強壯的一位，她幾乎是一直扛著麗恩走了一整個下午。

新年到了，1944變成了1945。我們能感覺到奧斯威辛正在死去。我們禱告著詛咒它死得快九*九*藏*書些。我們討論著該做什麼。我們該不該等著俄國人來解放我們？我們該不該嘗試逃跑？如果我們成功越過鐵絲網，又該往哪裡去？波蘭的農民恨我們，和德國人沒什麼兩樣。我們等著吧。此外還能做什麼呢？

「猶太人，出來，出來！」一個黨衛軍一鞭子抽在我大腿上，「從車裡滾出來，猶太人。」我跳上了冰雪覆蓋的月台。我站了多日，全無氣力，雙腿一彎就跌了下去。那個黨衛軍又揮起了鞭子，這一次抽在我的肩上。那種痛楚是我以前從沒遭遇過的。不過，我還是忍住了沒哭出來。我想幫著我母親下車，那個黨衛軍把我推開了。我的父親跳下月台，隨即癱倒。我母親也是一樣。和我一樣，他們被鞭子抽打著站了起來。

我不能眼看著因為自己的沉默而害麗恩被殺。我開口要說話，不過還不等我複述那些話，蕾切爾就喊道：「別說，艾琳。他反正要殺了我們的。不要讓他稱心。」

如果我們通過了目測，我們的法官大人還要最後搞一道測試。他指著一道陰溝，說：「跳吧，猶太人。」我來到溝前，鼓起全身氣力一跳。落在另一邊，就能活，至少可以活到下一次的死亡篩選；如果掉進溝里，那我就得被拋上平板車，開往毒氣室。我第一次經歷這種瘋狂的時候，心想：我是德國的猶太裔女孩，來自柏林的體面人家，父親是著名畫家，為什麼要去跳這道溝？那次過後，每次我除了想跳到對岸去，雙腳站穩，再沒別的想法。

「對，就是你。站起來，跟我走。」

大隊長用槍指著我。大路上傳來呼喝聲。「起來！起來！」黨衛軍用刺刀趕著姑娘們站了起來。我知道我的跋涉到了盡頭。我不會活著離開此地了。我將倒在這裏，在一條波蘭的大路旁，然後就地被埋起來，我的墳堆上也不會有墓志銘。

羅吉娜不吃東西了。他們打她的時候，她也似乎渾然沒有知覺。她已經邁過了那條線。她已經死了。下一次選人的時候，她耐心地等候在隊伍里，熬過了陶布的「鍛煉」，逃過了踩碎頭顱的厄運。當她最終來到選官的桌前，她撲向門格勒，想用一把勺子的勺柄扎穿他的眼睛。—名黨衛軍開槍打中了她的腹部。

他沒話可答，只是掏出手槍，指著我的太陽穴。

我知道在這樣的情形下我是再沒有活命的希望了。即使我說了這些話，還是得死。我不會說的。我才不會讓他滿足呢。我閉上眼睛，等著他的子彈穿過我的腦顱，消解我所有的苦難。

我們在穀倉里或是在廢棄的軍營里睡覺。誰要是醒來的時候起床不夠迅速，也會被槍斃。我的飢火幾乎要在胃裡燒出一個洞來，這比在比克瑙時的飢餓還要厲害得多。不知怎地，我還是鼓足氣力，始終走在一隊人的前面。是啊，我想活下去，不過，想活下去也成了一種挑釁。他們盼著我跌倒，那樣就可以順手殺了我。我希望看見他們的「千年帝國」土崩瓦解。我要好好慶祝它的死亡，就像德國人以殺戮我們為樂一樣：我想到了羅吉娜，想到她撲到門格勒面前，打算用勺子殺了他。羅吉娜的勇氣給了我力量，每走一步，都是一次抗爭。

「多麼可惜，」他說，「你曾經非常漂亮吧？」

「沒人會相信你的。」他把手槍放回了槍套，「你的隊伍出發了，你應該歸隊，掉隊是什麼結果你應該知道的。」

篩選過程延續了一整天。有些人根本沒機會站在門格勒的桌前接受篩選，他們早就被黨衛軍的虐待狂「選中」了。有個名叫陶布的虐待狂，他就喜歡讓我們「做鍛煉」，據說是為了讓我們在選官面前更強壯。他強迫我們做俯卧撐，接著他會命令我們把臉埋在淤泥里，挺著不許動。陶布有個特殊的手段，專門用來懲罰那些忍不住挪動的女孩子。他會用腳踩住她的頭，將全身重量壓上去，踩碎她的頭骨。

「記著我。」我耳語了一句，隨即跟著那個馬背上的男人進了樹林。

那個魔鬼露出微笑。他的兩排牙齒之間露出一道縫隙：「你不多久就會和他們在一起了，不過相信我，眼下，你去右邊會比較好。」

「這是你的願望嗎？」

「哪一位是你妻子？」

雪又大又急地下著，冷酷無情，我們能聽見遠處的大炮正在交火角力，如雷鳴電閃。一群似乎望不到盡頭的活死人，穿著破破爛九*九*藏*書爛的條紋囚衣和所謂的木鞋，槍殺和風雪一樣，急迫而殘酷。我們努力數著槍聲。一百……兩百……三百、四百、五百……再接下來，我們就不數了。一聲槍響就又添加了一條殞滅的生命，就又添了一樁謀殺。從出來以來，我們數了幾千記了。我當時恐怕還不等到達目的地，我們就全都死掉了。

「回答我，猶太人！」

謝天謝地，他沒讓我走太遠的路，僅僅離開路邊幾米遠，來到一棵倒下的樹旁。他下了馬，把馬拴住，坐在了倒下的樹上，又命我坐在他旁邊，黨衛軍的人從沒有讓我做過這樣的事。他用手掌拍著樹。我坐下了，不過比他指定的地方遠了幾寸。我害怕，不過我還是為自己身上的氣味而感到羞愧。他挪近了些，他的酒氣也是臭的。我死定了，只是時間問題了。

他們用棍棒和鞭子把我們分隔開，男歸男，女歸女，又要求我們五人一隊排列整齊。我當時還不知道，在今後的兩年裡，我都必須這樣，走在五人一列的隊伍里。我想法子讓自己排在了母親身邊，我想要拉住她的手。一名黨衛軍揮棒打在我胳膊上，把我們隔開了。我聽見了音樂，某個室內樂隊正在演奏舒伯特。

我想不出來該說什麼。經過在比克瑙的這兩年，我懂得眼前這樣的情景里，不管說什麼都不對。如果我說是的，他會責罵我是猶太式的傲慢，然後殺了我；如果說不是的，他也會殺了我，因為我撒謊。

他重複了剛才的問題。我搖著頭，他這才鬆開了手。

我站起來。我要死了，我知道。蕾切爾也明白。我能從她眼裡看出來。她已經沒有哭得出來的眼淚了。

走出比克瑙五天之後，我們來到沃濟斯瓦夫的一座西里西亞人的村莊。我們來到火車站，像畜群般擠上了運煤車，夤夜趕路，在敞開式的車皮上，裸|露在一月的苦寒中。德國人用不著為我們浪費寶貴的彈藥了。我們一節車皮上就凍死了一半的女人。

我們來到一處新的營地——拉文思布呂克，然而那裡的存糧不夠，負擔不了更多的囚犯。幾天後，我們一部分人繼續轉移了，這一次是坐平板卡車。我的跋涉終結在諾伊施塔特-格萊沃的一座集中營里。那是在1945年5月2日，我們醒來時發現黨衛軍魔鬼們都逃離了集中營。當天晚些時候，美軍和俄軍士兵解放了我們。

一聲槍響穿過樹林，接著又是一聲。又死了兩個女孩子。大隊長先生又掏出瓶子灌了一大口酒。他為什麼喝酒？是想讓身子暖和些？還是為了下定決心，然後再殺了我？

「我要告訴你該把戰爭說成什麼樣子。你必須說你被轉移到了東線，你有份工作。你吃得飽飽的，醫療衛生條件也不錯。說我們對你們不錯，很人道。」

1月17日，門格勒走了。快終場了。午夜過後不久，做了一次點名：我們被告知，整個奧斯威辛集中營將會撤空。帝國依然需要我們的身體，健康的人步行撤離，生病的留在原地聽天由命。我們排好了整齊的隊伍，五人一列，撤了出去。

「沒人會相信這回事：沒人相信會殺這麼多人。好幾千？當然，死幾千人是可能的。畢竟是戰爭，還說得過去。數十萬？也有可能吧。好幾百萬？誰信？」他抽出根香煙，「跟你說實話，我就算是親眼見到了，還是不能夠相信。」

我想到了在比克瑙走進毒氣室的那些兒童。他用五指掐住我的臉，逼我答話。我閉上眼睛，竭力不讓自己喊出來。

他的嗓音突然變得粗暴：我感到形勢會一發不能收拾：他再次捏住我的臉，扭轉過來面對著他。我想躲開他的目光，然而他搖晃著我，強迫我看著他的眼睛。我沒有氣力掙扎：他的面孔立即刻入了我的記憶，還有他的嗓音和奧地利德語的口音，至今還會在我耳邊迴響。

接下兩年發生的事情，我根本沒法全盤說出來。有些事我已經忘了，還有些我是故意忘記的。比克瑙的生活遵循著無情的規律。納粹的行動緊張而高效，單調而冷酷。死亡時刻都會降臨，然而連死亡也變得麻木呆板了。

「不，我親愛的，比克瑙不是真相。比克瑙是個謠傳。比克瑙是帝國和基督教的敵人編造出來的。它是斯大林主義，是無神論的宣傳。」

我的名字叫艾琳·艾隆、我從前的名字是艾琳·弗蘭克爾。在集中營里我的編號是29395。以上是我在1945年1月之前所經歷的比克瑙「死亡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