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港、澳、穗、深、珠五地正進一步協調和整合。在產業布局上，港、澳、穗、深、珠五方中任何一方都不宜求面面俱到發展「大而全」的協作系統。香港將進一步發揮綜合型自由港口、國際金融中心、諮詢信息中心、中國與西方科技交流中心的作用，成為中國與亞太國家和地區交流協作的重要橋樑，成為全球華人、華裔加強溝通的重要交流中心。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也為亞洲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亞洲統一貨幣奠定了基礎。而人民幣作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強勢國際貨幣的地位也正在形成之中。

好在東盟各國經過10多年談判，對消除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統一產品標準和關稅術語、簡化和統一海關程序、建立人員交流和信息交流機制等簽署了一系列協議，制定了中長期目標，確定了一套相當固定的談判模式和協商機制。所有這一切，都為最終實現中國與東盟的貿易自由化做了充分準備。

2.長三角跨國產業協作系統。第一層次的協作包括長江三角洲（即江蘇、上海和浙江等省市）和部分長江流域地區與韓國、日本的合作。上海是中國最大最發達的工業城市。江蘇省的經濟發展速度很快，與其相比，浙江具有更豐富的礦產資源和發展農業的有利條件，這將維持其今後相當長時期的經濟高速增長。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已將蘇、浙、滬三省市列為長江三角洲經濟區，以上海為中心，包括了江蘇省的蘇州、無錫、常州、浙江的嘉興、湖州約27000平方公里，其優越的自然條件使其成為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之一。

顯然，外部的壓力和挑戰是促進中國——東盟進行區域整合的一大動因。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其他經貿大國都在發展自由貿易區，不僅在地理上臨近，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國家間也形成了很多自由貿易區，還出現了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跨越不同地域的自由貿易區（如歐盟與拉美的墨西哥、智利結成的自由貿易區），以及在社會、文化、經濟等領域廣泛合作，如1999年10月簽訂的《歐盟——南非框架協議》。而在亞洲地區，除正在成長的東盟自由貿易區外，尚未形成正式的、覆蓋面較大的地區經濟合作機制。這種現狀使各國失去了巨大的、本來有可能獲得的貿易實惠。

第三層次的產業協作是將合作範圍擴大到北美自由貿易區，形成中國在太平洋東西兩岸都有產業合作網路的局面。北美自由貿易區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之一，而以上海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是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參与這二者之間的產業合作，對中國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無疑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1.東北亞跨國產業協作系統。以中日韓為主體的國家構成的黃渤海經濟協作圈，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具實力的經濟區域之一。中國、日本、韓國不僅地理位置鄰近，而且文化上很接近，增進合作的條件非常好。再考慮到人口和經濟發展速度，三個國家具有形成未來世界最大市場的潛力。同時，這三個國家不僅在產業發展階段上多少存在著差距，而且日本的尖端技術和資本，韓國的生產技術、成功的產業化和結構調整經驗，中國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將形成互補優勢，這三個國家合作所產生的綜合效應是巨大的。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正式啟動，不僅提高中國九-九-藏-書和東盟在亞洲的地位，還可以改變整個亞洲的經濟格局，更重要的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將體現的是真正的規模經濟，其產生的倍乘效應無論怎樣強調都不為過。

第三層次的產業協作是將協作範圍進一步擴大，實行包括日本、朝鮮、韓國、俄羅斯遠東地區、蒙古和中國東北地區的產業協作。主要以中國的勞動力、俄羅斯的資源、日本的資金相結合為主要條件，推動整個東北亞地區的產業協作，逐步形成東北亞經濟圈。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預示著國際經濟和貿易格局正在發生變化。中國和東盟之間打破關稅和技術壁壘無疑將擴大雙方的貿易規模，同時在這一區域合作框架下，通過貿易轉移、貿易創造產生新的規模經濟效應，將促使中國和東盟實現雙贏。預計到2015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總人口將高達17億，總產值3萬多億美元。中國——東盟專家組的研究分析表明，自由貿易區建成后，中國向東盟國家的出口將增加55%，東盟國家對中國的出口也將增加48%。到那時，在世界三大經濟集團中，從人口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超過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從國內生產總值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將比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總產值低一些；但從進出口貿易來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對外貿易額要低於歐盟，卻高於北美自由貿易區。從整體看，中國與東盟的經濟合作，將大大加強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與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相匹敵的競爭力，增強防範和抵禦經濟危機的能力，減緩經濟全球化衝擊。

華南、台灣、香港、澳門毗鄰，往來方便，這種地緣關係是促成其經濟自然結合不可或缺的條件。諸地同胞血脈相連，語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溝通容易，能夠相互認同，經濟結合的社會及文化條件具備，此其一。廣東、福建、東南沿海的「黃金海岸」以遼闊的內陸地區為腹地，聯結內地龐大資源與勞動力市場。港澳台、東南亞及世界華人的對外經貿關係極為活絡，聯結了世界龐大的產品市場。兩者互相依賴，展示了雄厚的實力，步向經濟協同發展順理成章，此其二。中國勞動力充沛且成本低廉，但資金不足，工業技術水準及服務水平還較低；台灣、香港、澳門自然資源匱乏，勞動力不足且成本高昂，但資金卻充沛，工業技術水準及服務水平也佳，彼此正可互通有無，揚長避短，此其三。最後，利用港澳台、東南亞及世界強大的華人經濟，將那裡的資金、信息、管理技術與中國完整的工業體系，較高的科技市場水平和科技人才結合起來，將大大增強開發尖端技術和產品的實力，對中國科技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有著無可限量的作用。

如今，中國沿海地區早已和內陸各省市形成了縱橫交錯的經濟分工和協作關係。因此，如果把戰略視角進一步投向21世紀20年代，在一個涵蓋港澳台、亞洲和世界的華人及沿西太平洋中國「黃金海岸」各省市的基礎上，再有10年時間，至2020年，這一華人經濟圈應可將經濟融合的巨大利益逐步擴散至中國北方及廣袤的內陸地區。從21世紀20年代開始，經濟整合和協作將可望在集約化程度上展開。

與此同時，中國也積極推進圖們江地區的國際合作開發，推動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合作，並參加了《曼谷協議》。此外，東盟還在安全經濟等領域積極https://read.99csw.com推動更廣泛的地區合作。2001年11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第五次東盟和中國領導人會議上正式提出了組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想，並提出三點建議：第一，確定新世紀初的重點合作領域，即根據雙方各自經貿優勢，把農業、信息通信、人力資源開發、相互投資和湄公河開發作為合作的重點領域；第二，推動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在今後10年內，正式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第三，加強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和支持，在不斷拓展雙方經貿合作的同時，有必要進一步加強雙方的政治對話與合作，增進相互了解與信任。

在阿富汗境內發現的一處巨型多金屬聚合礦更增添了中亞對中國的吸引力。據美國軍方的地理專家估計，這個富含鐵、銅、鋰和鈷的多金屬聚合礦潛在開發價值高達1萬億美元。美國軍方認為，開發這個多金屬聚合礦有望使深受戰亂貧窮之苦的阿富汗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家。

中國西部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是同協作系統內各國進行國際產業協作的基礎。1992年初，第二條歐亞大陸橋中國境內全線貫通，成為繼歐亞第一大陸橋后與歐亞各國聯繫的又一大動脈。中國西北和西部省區（陝西、甘肅、青海、新疆、內蒙古等）沿著第二歐亞大陸橋可發展成陸上絲路經濟系統。其中，內蒙古、陝西、甘肅和寧夏與蒙古、原蘇聯西伯利亞地區、日本構成小絲路發展圈；內蒙古、陝西、甘肅、寧夏、新疆、青海與原蘇聯中亞細亞部分及中東構成中絲路發展圈。中絲路發展圈還可以衍生出同屬伊斯蘭教地緣文化的西北亞穆斯林經濟圈。第二歐亞大陸橋的建成，為中國中西部各省區向西開放、開拓伊斯蘭國際市場創造有利條件。伊斯蘭國家市場廣闊，它包括中阿拉伯各國和南亞，特別是中東地區，經濟實力雄厚，擁有大量石油和黃金儲備。最後，由於第二歐亞大陸橋穿越中亞、西亞、東歐和西歐，直到大西洋東海岸的荷蘭的鹿特丹，中國西部與國際聯繫大為拓展，西出國門加入中亞、北非，乃至東西歐的國際經濟大循環，使得作為太平洋國家的中國可以直接同大西洋聯結起來，在那裡找到許多窗口。

為了推進中國西南地區和周邊國家的經濟、科技合作，發展貿易，極需振興絲綢之路沿線地區，及早與有關國家或地區作出制度性安排，分階段實行。建立通向南亞、中東的陸上和空中通道，包括建立以昆明為起點站，經過緬甸北部到印度東北地區，再與印度公路和鐵路相連的國際公路網和鐵路網。同時，開通至印度阿薩姆和加爾各答的航線。這一計劃一旦實現，將大大縮短中國西南地區通往印度洋的距離，在一定意義上，使中國成為一個「印度洋國家」。它進而獲得了便捷的「海上絲綢之路」，使中國西南地區通向印度洋，又可以通向太平洋，穿過巴拿馬運河，再進入大西洋。

中國政府早就意識到開發中亞資源和推動中亞地區發展經濟的重要性，並在許多年前就已經開始謀划修建中亞和歐洲鐵路的構想。無論是從商業利益上考慮還是從戰略利益上考慮，修建一條橫跨亞歐大陸的高速鐵路對中國都極具吸引力。與常規鐵路相比，高速鐵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運輸大量商品和物資。這將為中國從中亞地區進口原油和礦產提供極大方便，而中國出口商品也能更快捷地抵達中東和歐洲市場。

未來5年，亞洲西南htｔps://read.99csw.cｏm大陸橋和第二歐亞大陸橋因為高鐵的建成可望貫通，遂使西南絲路和西北絲路由歷史走向現實：由蘭新（蘭州——烏魯木齊）和第二歐亞大陸橋南下至成都，接上成昆（成都——昆明），然後轉入緬甸，經過馬來西亞至新加坡。至此，中國對外經貿區域一體化戰略將得到全方位體現：中國將既是一個大陸國家（背靠歐亞大陸），又是一個太平洋國家、大西洋國家、印度洋國家；兩個大陸（歐、亞大陸）加上三個海洋（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的總體發展與開發模式，將使21世紀中國現代化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目標的實施中立於不敗之地。

泛亞鐵路東南亞走廊全長5000公里，連接新加坡與中國南部，途徑泰國、柬埔寨和越南等國。專家指出，一旦高鐵開始建設，將為沿途各國的製造業、物流業帶來巨大商機；建成之後，中國的能源運輸安全也將大有保障。更重要的是，泛亞鐵路計劃一旦實施，它將把中國、越南、寮國、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連接起來，形成一條重要的南北經濟走廊。

中國在迎接世界區域經濟集團化的挑戰中，無疑正在效仿華南經濟圈一體化的模式，把它和周邊亞太國家和地區當成一個發展架構來處理。可以想見，未來，中國沿海地區將在原來區域整合的基礎上逐漸衍生出五大塊跨國產業協作系統，其基本框架是：

第二層次的產業協作是指第一層次的協作範圍向北擴展，在中國、朝鮮、韓國與日本之間開展經濟協作。主要以中國的資源、市場和勞動力與日本的資金、技術相結合，帶動中國、朝鮮、韓國和日本的產業協作。

4.陸上絲路跨國產業協作系統。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強，開拓一條穿越中亞連接歐洲市場的交通要道對中國非常重要，即開拓「陸上絲路跨國產業協作系統」。目前中國原油進口的70%以上都經過馬六甲海峽，中國與非洲國家的經貿聯繫大多也需要通過馬六甲海峽。一旦馬六甲海峽在非常時期（如戰爭）因某些原因而被封鎖，中國原油進口就將受到嚴重影響。

在經濟上，香港與內地越來越緊密，香港的資金、人才、信息對中國經濟發展有重大催化作用，而香港與珠江三角洲更出現了「前店后廠」的依存關係。沒有香港，便沒有珠江三角洲的發展；沒有廣東，也沒有香港的安定繁榮。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一種「系統內」的關係，而非「系統間」的關係。顯然，香港、廣東已是榮枯與共的經濟區域。不止於此，台灣與大陸，特別是福建，也逐漸形成互補共長的經濟區。於是一個香港、廣東、台灣、福建合成的大經濟區正在東亞浮現。

目前，中國與東盟的合作不僅消除了貿易壁壘，在瀾滄江——湄公河流域的合作開發也進入了緊鼓密鑼的實施階段。湄公河是東南亞最重要的一條國際河流，被譽為未來的「黃金水道」。2004年10月，第三屆東盟——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部長級會議原則通過了有關建造由中國昆明至新加坡的「泛亞鐵路計劃」。2006年9月8日，中國發改委副主任杜鷹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了東盟——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第八次部長級會議，會議就加快泛亞鐵路東南亞走廊建設問題達成了共識，中國與東盟共建的泛亞鐵路有望在2015年竣工。

從發展前景看，東北亞地區很有可能組成一個以高科技為龍頭，實行梯度產業轉移和技術轉讓體系的區域協作結構。中國東北地區既九*九*藏*書可以承接從日本、韓國轉移出來的相當部分的產業，又可向蒙古、朝鮮以及俄羅斯遠東地區轉讓某些技術，是東北亞理想的合作中心。所以，中國東北地區參与區域經濟合作，利用日本、韓國的先進技術和俄羅斯遠東的自然資源，把在東北的集團公司變成雙向進出口加工基地：一方面，引進日本和韓國的先進技術，利用東北地區的原料和勞動力，進行加工並返銷日本、韓國，向俄羅斯、蒙古、朝鮮出口；另一方面，引進日本、韓國的技術和進口俄羅斯原料，在東北地區加工，再向日本、韓國出口精料、半成品和成品。

此外，通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可以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從長遠看，可以提高中國勞動力素質。

5.中國——東盟跨國產業協作區。20世紀末21世紀初，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戰略構想開始正式浮出水面。中國早於1992年就已成為東盟的「磋商夥伴」；1993年，中國——東盟經濟貿易合作委員會和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成立；1995年，中國——東盟高官會議正式建立；1996年，中國正式成為東盟的「對話夥伴國」；1997年，中國——東盟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在馬來西亞舉行，雙方發表了聯合聲明，提出建立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此後，「10+3」（東盟10國加上中國、日本和韓國）領導人會議機制正式確立。到2010年，東盟跨國產業協作區又吸收了美國和俄羅斯加入。

長江三角洲地區是中國面向亞太地區的主要窗口，也是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經濟技術實力比其他地區雄厚，最有條件擴大對外產業協作。因此，長江三角洲將利用自身外向型經濟優勢，首先與韓國和日本發展多元化經濟關係，吸收韓國和日本的資金、技術。除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之外，還將發展一些資金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以及高科技產業。

3.亞洲西南大陸橋產業協作系統，指的是沿著傳統絲綢之路和滇緬公路，連接太平洋的北部灣周邊亞太國家和地區及印度洋的孟加拉灣周邊亞太國家和地區的產業協作網路。它對中國海南、貴州、四川、西藏的發展，緬甸的發展，以及大陸橋兩邊地區的交流協作，都將起著重大推動作用。為發展亞洲西南大陸橋協作系統，中國方面將首先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區組成北部灣經濟區，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以及西藏等省組成大西南經濟區，然後與周邊泰國、寮國、緬甸、柬埔寨、越南建立湄公河流域發展系統的產業協作關係。中國的北部灣經濟區和大西南經濟區同時與周邊亞太國家和地區進行產業協作，構成一個亞洲西南大陸橋發展協作圈，形成一個由北部灣的北越和廣西的海岸向北延伸，從廣西進入雲南，通向緬甸，迄于孟加拉灣的交通網路，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推動亞洲最後一個未開發地區的現代化進程。

2002年11月4日，中國和東盟領導人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這標志著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程正式啟動，堪稱中國與東盟關係史上的一個裡程碑。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區域經濟集團化正成為趨勢。各經濟集團逾越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障礙，逐漸擴大經濟版圖。在新一輪國際經濟集團的競爭中，中國警覺到自身可能被排除在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之外，早在80年代末就開始不失時機地用戰略眼光分析國際經貿環九九藏書境和形勢，按照經濟聯繫和對外發展的嶄新思路，從國內地域特徵出發，對包括與周邊國家相關地區在內的大區域經濟進行再規劃。到2010年，中國已逐漸形成了多元化、多層次、全方位相互聯結、相互滲透的開放網路和國民經濟有機系統，以整體參与國際競爭，迎接世界經濟的挑戰。這是巨國效應的又一個例證。

按照自由貿易原則，中國西部有著名的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展開的跨國產業協作。通過與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俄羅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啟動貿易投資便利化進程，適時開展經濟技術合作，優化貿易和投資環境，實現降低商品、資本和服務流動成本的目的。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已為今後實現這一地區貿易自由化提供了前提條件。

在東北亞跨國產業協作系統中，第一層次的協作是以遼寧、河北、北京、天津、山東等沿海地區與朝鮮、韓國的經濟協作為核心形成國際經濟協作圈和三角洲經濟互補關係。政府考慮將一些三角洲地區建設成經濟開放區，如遼寧的大連、營口，山東的煙台、威海和青島。這些地區幾乎覆蓋了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開放區一建成，即可成為國際合作的重要陣地。

到21世紀初，港、澳、穗、深、珠五大城市群已大致形成了一個「超級產業鏈」。在產業政策及結構上，五地也回應作出重構：華南經濟圈中的香港輻射效應是最大的，在金融、貿易、航運、信息、管理等功能上對澳門、廣州、深圳、珠海將形成垂直合作關係。從發展趨勢看，廣州、深圳、珠海高科技和人才資源優勢將在若干年後形成經濟優勢，形成香港、澳門對其依附性越來越大的局面。因此，可以預見，未來五地的經濟融合將遵循以垂直合作為主，但從長遠看，以水平合作為主的模式，這是一種結構性互補。

顯然，華南經濟圈的成功典範給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進程中積極拓展與周邊亞太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係，參与新世紀條件下的亞太地區的國際分工，為加強與該區域內各國各地區經濟、技術合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向。

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也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大化和最優化。中國可以和東盟各成員國優勢互補。在亞洲自由貿易區的合作框架下，中國可以把石油原料運往新加坡提煉，然後賣給日本。新加坡可以通過資金動作方法，協助中國推動經濟改革。

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先鋒當屬華南經濟圈。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內地與港澳台之間的經貿交流活動多集中於東南沿海的廣東與福建兩省，台商在大陸投資的近80%集中在福建，而廣東的70%以上來自香港。日益密切的經貿往來使港澳台、廣東、福建逐漸形成唇齒相依、密不可分的經濟關係。根據統計資料，此一自然結合的經濟區域早在1995年人口就超過1.1億，生產總值近3000億美元，發展潛力驚人。到21世紀初，中國內地與港澳台之間已產生高度的「依存效應」。到2009年底，台灣對大陸出口的依存度高達17%，對香港高達22%，合計接近40%。就整體而言，台灣進出口貿易對大陸的依存度高達10%。在中國內地吸引的外資中，港台資金合佔80%以上。據台灣「陸委會」委託民間機構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兩岸產業分工正朝著內地生產、香港資金調度、台灣接單與研發的模式發展。香港學者金耀基教授在描述華南經濟圈內在聯繫時是這樣闡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