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法拉奇寫信給鄧小平，感謝他接受這次採訪。在信的末尾，她寫道：「這次採訪是我的夙願。我曾擔心語言障礙會妨礙我實現這一夢想，後來我發現擔心是多餘的。」

是時，義大利總統佩爾蒂尼要來中國訪問。法拉奇偶然得知這個消息后，不禁為之一振：法拉奇的父親跟佩爾蒂尼是老朋友，法拉奇與其私交也甚好，於是她登門求助佩爾蒂尼，請他向鄧小平引薦自己，理由是為佩爾蒂尼訪華「做輿論準備」。

……

鄧小平並不很清楚法拉奇的情況，也不知道她要提出的具體問題。他只收到一個粗線條的採訪提綱，主題是：談談中國的改革開放。

法拉奇萌發採訪的想法后，開始大量收集有關中國的歷史資料，研究中國國情。她對中國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歷史稔熟在心，對鄧小平的歷史背景，以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了如指掌。當中國外交部新聞司發出邀請函時，法拉奇喜出望外，拿到簽證后即刻啟程。

鄧小平在回家的路上，也對工作人員說，「這個記者很有意思，提出來的都是些關鍵性的問題。」

談到這裏，鄧小平的面孔嚴峻起來，他對法拉奇強調性地說了兩次：「請你把這句話一定要記下來！」

這篇「傑作」實際上是鄧小平同法拉奇共同謀篇揮就的。沒有鄧小平的非凡智慧和寬廣胸懷，法拉奇的獨角戲成就不了這篇傑作。政治家應如何面對傳媒，如何面對傳媒代表公眾提出的追問，鄧小平作出了傑出的示範。

法拉奇已沒有了往日的迷茫，目光透出清冽和堅毅。

……

作為經驗豐富的資深記者，法拉奇落座伊始，就把錄音機放在茶几上，然後親切地問鄧小平：「明天是您的生日，我首先祝賀您生日快樂！」

《鄧小平說要清除毛的封建主義錯誤》的文章題目引起了巨大反響，世界各大報紙紛紛全文轉載，有的轉載題目改成《世界第一次對這個矮個領導人和他的事業有了全面認識》。有報社評論稱「這是鄧小平歷史性的、出色的答記者問」。「鄧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黨代會上，將不會像批判斯大林那樣，全面批判毛澤東。但是將總結『大躍進』以後的總路線。今後的中國將與毛路線訣別，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國際輿論都給予鄧小平以極高的評價，中國架起了與世界溝通的新橋。

「過去你們到處都是毛澤東畫像，這次我來，只看到了3張毛澤東的畫像……」

兩天後的8月23日上午，法拉奇再次採訪鄧小平，話題仍像上一read.99csｗ.com次那麼尖銳。

鄧小平為深圳特區題詞，拉開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帷幕。隨著中國撥亂反正的深入，「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先後被糾正，極端的個人崇拜也灰飛煙滅。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對一個領袖的評價與國家的前途命運連在一起。

這次談話在國內也產生了巨大反響。不久，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鄧小平因這次採訪，對法拉奇有了深刻印象。當他後來在人民大會堂再次接見佩爾蒂尼總統時，真摯地對他說：「你們義大利有一位很偉大的女性，一個很偉大的法拉奇！」法拉奇的採訪使中國的影響得到了幾何級數的放大。

20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作為黨的核心領導地位呼之欲出。

在談話過程中，法拉奇的問題時常超出想象和預料，比如：「你說在後一段時期毛主席身體不好，但劉少奇被捕入獄以及死在獄中時，毛主席的身體並不壞。當然還有其他的錯誤，大躍進難道不是錯誤？照搬蘇聯的模式難道不是錯誤？對過去這段錯誤要追溯到何時？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幹什麼呢？」

鄧小平說：「我這個人從來不大喜歡氣憤。因為這是政治問題，沒有氣憤的必要，氣憤也不解決問題。」

鄧小平幽默地笑了：「好吧，如果您這樣說，那就算是。我從來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您也不應該祝賀我，那就意味著我已經76歲了。76歲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了！」

還有一個非常複雜的背景，就是1980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文件：要求將毛主席畫像逐步減少，拆除一些毛主席像和語錄牌。

三天後的上午，人民大會堂。法拉奇和鄧小平首次會面。

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蓄勢待發。雖然當時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還是華國鋒，但法拉奇拔雲識霧，已敏銳地辨識到中國政壇的核心所在。她兩次申請來中國採訪鄧小平，遺憾的是均遭到拒絕，成為她心中未竟的夙願。

當國內外輿論對中國政治路線的調整有諸多猜測之時，義大利著名記者法拉奇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國和鄧小平身上。

一個個對中國前途和命運十分重大的問題，在法拉奇和鄧小平的輕鬆話語中清晰地勾畫而出。鄧小平平時會見外賓時，對時間掌握得很准，基本上談到吃飯前就結束了，但這次卻超過了預定時間，仍意猶未盡。

「你是否能肯定，今後事情的發展更為順利？你們是否能夠達到你們的目的？因為https://read.99csw.com我聽說，所謂『毛主義分子』，就是說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仍然存在。」

「您說話心口如一，任何時候都是這樣。一個人經歷三上三下而活下來，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很多領導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拿破崙也只下了一次。當然您不可能同拿破崙比，也不好比。您經歷三上三下而復生，有什麼秘密呢？」

於是，法拉奇把話題轉移到鄧小平「兩次遭貶」以及受到迫害的歷史上來：「鄧先生，我確實感到困惑，因為一方面您譴責他(指毛主席)，另一方面您又維護他。而且，在他的批准下，您曾經兩次被貶下台。」

鄧小平答：「他是說過這些話。不過毛主席也不是針對我一個人說的。他經常說別人不徵求他的意見，不聽從他的意見。這是因為他有家長作風，聽不得不同意見。他後來確實滋長了不健康的、封建主義的作風。如果你不了解這些，你就不會理解為什麼會有『文化革命』。」

外交部的報告送到鄧小平手裡，很快得到批複。

「他幹得好！不過您不會這樣對您父親說的，對嗎？」

接著，鄧小平概括了赫魯曉夫對中國做的種種壞事，他寬容地說：「看樣子，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是達不成協議了。這樣吧，你保留你的觀點，我保留我的。」

法拉奇的提問，首先圍繞對毛主席的評價展開。

法拉奇抓住這個話題縱深挖掘，把話題指向毛澤東本人：「對西方人來說，我們有很多問題不理解。中國人民在講起『四人幫』時，把很多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說的是『四人幫』，但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

鄧小平對此作了辯證的分析：「毛主席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問題的性質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後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後期，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

在法拉奇印象中，斯大林一無是處，而赫魯曉夫則相反。或許是為了拉近和鄧小平的距離，法拉奇提出了一個令整個大廳空氣驟緊的問題：「我有一句話，希望您聽了不要生氣，這不是我說的，西方有人說您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12時10分許，鄧小平提議：「到吃飯時間了，肚子要鬧革命了。看來你的問題還沒問完，我們找時間再談一次吧！」

鄧小平糾正說：「不是兩次，是三次九_九_藏_書，也不是毛主席批准的。我這個人經歷了三上三下。」他敘說其詳：第一次是被王明的左傾路線整下去的；第二次是「文革」初期，林彪和「四人幫」痛恨他；第三次是「四人幫」篡權時又把他打下去。鄧小平自嘲性地解釋說：「為什麼我會三上三下？就是因為我喜歡說點實話。」

而對於給自己的評價，鄧小平則顯得異常謙虛：「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有一點可以講，我的一生問心無愧。」

法拉奇在採訪記的前言中說：「我問的所有的問題，包括最尖刻、最無禮的問題，鄧都微笑著坦率地予以回答。」她在接受美國電視台採訪時非常得意地說，對鄧小平的採訪是她「一次獨一無二、不會再有的經歷，在我的『歷史採訪者』中，我很少發現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鄧小平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後來，她又說：「我所採訪的世界領導人中，沒有一個人能像鄧這樣坦率、深入地談論歷史問題。」

鄧小平的回答透著直率和詼諧：「沒什麼秘密。就是有時候他們覺得我還有點用……外國朋友也常問我，怎麼能經受這麼多的坎坷。我想因為我比較樂觀，但這還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為在我內心深處，我對毛主席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第二天，鄧小平訪談的第二部分4991字，與另一篇關於中國金融政策改革的新聞報道組合成專題，發表在《華盛頓郵報》頭版。

兩位風雲人物的歷史性聚會。

4個小時的談話結束了，鄧小平高興地起身與法拉奇握手告別，法拉奇說出了一句極少對採訪對象說的話：「您的講話精彩極了！」

佩爾蒂尼盛情難卻，也因為法拉奇久負盛名，他徑直把電話打到中國大使館，併為法拉奇「擔保」：她是個很嚴肅的時政記者，對中國非常友好，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很感興趣。他著重指出，中方如果能同意法拉奇「獨家」採訪鄧小平，那必將是一件很有益的事。

法拉奇接著說：「但是毛主席並不喜歡您。他說，您耳朵不好，卻總挑離他最遠的位置坐。也不問他的意見，自行其事。」

8月的北京，正值炎熱的盛夏。民族飯店那時尚未改建，二樓東邊的房間內都沒有空調，只配有一台立式電扇。法拉奇專門挑選了一個沒有空調的東向房間，因為一般的外國人都不會住到這邊來，有利於對自己的行蹤保密。

圍繞對毛主席的評價和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主題，法拉奇窮追不捨：「你們在審判『四人幫』的時候，以及你們開下一屆黨代會時，在何種程度上會牽涉到毛主席？」鄧小平說：「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做客觀的九*九*藏*書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講毛主席後期的錯誤，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確的部分。」

這正是法拉奇求之不得的事，她從沙發上站起來，激動地連連點頭：「好啊，好啊！」

鄧小平聽到了，這大概是他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但他爽朗地大笑起來，然後平靜地說：「在西方，他們稱我什麼都可以，但赫魯曉夫我很熟，我個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這個人的，把我比作赫魯曉夫是愚蠢的。」

天才總是化繁為簡，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鄧小平的回答舉重若輕，刪繁就簡，很少用行話、套話等遠離聽眾的複雜語言。在表達意見，傳遞信息的同時，也傳遞給對方「興趣」。當法拉奇對鄧小平當年在江西的生活表現出好奇，並提問：「您在江西都做些什麼？」他回答說：「每天勞動兩個小時。」

由於法拉奇要向西方報紙供稿，所以這次採訪她沒有使用母語義大利語，而是使用英語。為此，外交部派我國著名翻譯家，曾任外交部翻譯室主任的施燕華(著名外交家吳建民的夫人)為她做翻譯，並請施燕華去北京民族飯店協助整理錄音和記錄稿。因為雙方有「君子協議」：稿件須經中方審閱，但中方保證全文發表。

鄧小平略感驚奇：「我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嗎？」

在3天之內，鄧小平先後接受了同一記者的兩次採訪，這是從來沒有先例的。他們這次談話的主要內容將被收入到後來的《鄧小平文選》中。在此後的20多年裡，他們的問答內容一直影響著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它還被收入到各種類別的新聞教科書中，被中國新聞學子們奉之為經典。

「鄧先生，我父親也76歲了。但是，如果我對他說76歲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他會扇我幾記耳光的。」

法拉奇尖銳辛辣，鋒芒畢露；鄧小平坦誠應對，睿智雋永。5227字的鄧小平訪談錄第一部分，首先發表在1980年8月31日《華盛頓郵報》社論專欄版上。按美國報業的規矩，由於人物訪談只呈現了單方的聲音，不能算作「新聞」，而是「評論」的一種形式，只能發表在評論類專版上。

鄧小平的立場毫無疑問代表黨和國家，但他的思維方式和使用的語言卻屬於他自己，因而極富情感和人性化。法拉奇生動的採訪內容，把鄧小平推向世界潮頭，猶如中國共產黨向世界發出的新時代宣言。

法拉奇又提出了發展「小資本主義」的問題。鄧小平答道：「我們的建設方針還是毛主席過去制定的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不管怎樣開放，不管外資進來多少，它占的份額還是rｅad.９9ｃｓｗ•cｏｍ很小的，影響不了我們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吸收外國資金、外國技術，甚至包括外國在中國建廠，可以作為我們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補充。」

鄧小平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接受法拉奇的採訪無疑是職務行為，他的立場毫無疑問代表著國家，是堅定和嚴肅的。但他的思維方式和使用的語言卻極富感情和人性化，有些甚至是新聞記者所具有的。國家領導人的講話是引導和影響境內外主流媒體報道的成本最低和最有效的方式，讓社會公眾分享和理解政府的觀點、立場和政策，從而得到廣泛的支持，這絕不是一種為博得信任和好感的「技術秀」，而是源於內心深處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只有把說每句話、每件事同整個國家的形象、利益乃至命運聯繫在一起，才能在交心論理的過程中，增加人格的力量，達到溝通的最高境界。這是個很有意義的現實問題。

「是的，鄧先生。我是從您的傳記里得知的。」

法拉奇又問：「當時您是否非常氣憤，希望報仇？」

法拉奇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些變化。她補充問道：「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呢？」

採訪就這樣在輕鬆的氛圍中開始了。

回到民族飯店的法拉奇興奮不已。她對服務人員說：「鄧小平簡直就像我的父親，我問什麼問題他都能容忍。他還如此幽默，使我感到非常親切！」

圍繞減少毛主席像以及拆除毛主席紀念堂的問題，鄧小平還告訴法拉奇，儘管修建毛主席紀念堂違反了毛主席自己的意願，但當時做這件事，是從求得穩定來考慮的。「50年代，毛主席提議身後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遺體，並且不建墳墓。毛主席是第一個簽名的。我們都簽了名。中央的高級幹部、全國的高級幹部差不多都簽了名，現在簽名冊還在。」「建是不妥當的，如果改變，人們就要議論紛紛。現在世界上都在猜測我們要毀掉紀念堂，我們沒有這個想法。」

法拉奇和鄧小平進行了兩次深入廣泛的交流。法拉奇尖銳辛辣，鋒芒畢露；鄧小平坦誠應對，睿智雋永。雙方的「過招」充滿急鋒應對的率真和暢快。

時任副總理的鄧小平，舉重若輕，從容應對：「毛主席像要永遠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掛，並不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儘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對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1980年8月18日，法拉奇抵京，下榻在民族飯店二樓的一個小房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