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累又氣的丹澤爾·華盛頓，和老爺車發不動姍姍遲來的矮胖朱麗婭·羅伯茨的初次見面，於是又一如我們熟悉的渥特絲風格，從一番不饒人的言辭機鋒、翻臉、兩造不歡而散開始。

講到執行的兇手只是代理人、真正的罪惡者無法逮捕定罪的問題，讓我想起推理小說世界的另一部頗有意思的作品，老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大鬍子波洛的退場探一案，大約三十年前台灣坊間出現過一個譯本，書名是《絕響》，副題是「浦若最後探案」，浦若就是這位比利時神探的當時譯名。

破案報告是在波洛病逝之後，以文字遺書的形式交給他的好友「我」，亦即海斯亭上尉，揭開的——波洛寫道，兇手是X，一個不實際參与謀殺、連法律意義的共犯皆不構成的惡人，他用的是準確的、關鍵性那一剎那的、宛如最後一根稻草的言辭撩撥和謠言散布，叫喚出人親密關係中通常必定積累的利益或仇恨糾結，擴大疑心，把「每個人都有的潛伏殺人意念」化為事實。波洛很快知道這個傳播謀殺瘟疫的X先生是誰，但「我這輩子終於遇見一名法律完全無法定罪懲罰的兇手了」，他得另闢蹊徑找尋正義果報的方法。

因此，如以賽亞·伯林所指出的，社會本身的不滿和衝突是有極正經嚴肅意義的，這其實是社會反思和創造力的最重要源頭，是糾正社會、推動它向前的最重要力量。但病理化帶來一個最壞的轉移，它把社會健康的不滿和必要的衝突解釋成個人的心理調適問題、裝扮出一個虛偽的慈悲笑臉，你不要太焦慮，不要想太多，要多喝水、多運動、多泡熱水澡，安排個假期去散散心，早睡早起不要熬夜，不要吃太油膩不消化或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而且不要怕去醫院掛門診，和專業心理醫生談談，聽他的建議並定期服藥云云。

這樣的對比和初步理解，於是透露出更深層的某種不祥。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極可能應該把這兩幅圖像給疊合在一起，才能穿透現代文明這層光亮的、平滑的薄紗，更準確掌握我們當下社會的暗潮洶湧真實內容——現代的和蠻荒的並陳，都會舒適生活底下古老的人性情感和夢境，外表的環境圖像是再徹底不過地變了沒錯而且一去不返，可第一幅畫中隱藏的大部分東西並沒跟著消滅于千年時光之中，它來不及消失，只能被壓制下去，變得更不易察覺而已。一如我們前面所說，丹澤爾·華盛頓的這一趟后九一一的橫渡大西洋之旅，被返祖性的人類攻擊行為、被人類一直還存在的偏見、疑心和恐懼等等幽微本性，回復成幾百年前冒險旅行的樣式，也就是說，那些被壓著的東西，不僅還不安地蠢蠢欲動，還在壓抑中積累能量，一旦社會出現了某個大小缺口，它便以某種程度不等的狂暴噴洒出它的不同熔岩和怒氣。可怖點是集體性的瘋狂形式，像小布希和布萊爾這兩個世界級蠢蛋所鑿出的缺口便是此等模樣，次一等的則是一般性的犯罪，再更普遍則是人的精神創傷以及由此衍生的身體創傷，大大小小几乎每個人都有的幾處傷口，不管在醫學意義上構成或並未構成的瘋狂或說各式精神官能症云云。

也因此，病理化遂九_九_藏_書召引了一種更糟糕更殘酷的不義，那就是它不但澆熄社會進步的可能火花，為社會當下的現狀及其利益既得者護衛，它甚至被狡獪地利用，成為某種社會鎮壓的「軟」工具。在人類歷史上，早在社會學、心理學成形為一門專業學問予以概念化之前，聰明的統治者早已從實用的基礎上察覺出其功能並付諸實踐，以歐陸為例，至少可追溯到中世紀的神權統治之前。

如果要我個人選個用詞，我會用「人類動物園」，這正正好也是一本書的名字，作者是莫里斯，一個探索動物和人類行為的著名學者。

「現在來比較一下這兩幅圖畫。第二幅圖畫中的人數和第一幅中的人數是十萬比一，而兩者所佔空間則是一樣的。以進化論的觀點看，從前者到後者的演變幾乎是一瞬間的事。從第一幅圖畫到第二幅只不過用了幾千年的時間。第二幅圖畫中人類動物似乎已十分出色地適應了他異乎尋常的新環境，但是他還來不及發生生物意義上的變化，沒有在遺傳上演變成一種新的、文明的物種。他的文明化過程完全是靠學習和適應環境來完成的，從生物意義上來說，他仍然是第一幅圖畫中的那種素樸的部落動物。」

這本小說，由一長串報紙標題式的列舉駭人罪案開始，都是已破案且罪證確鑿兇手供認不諱的，只是奇怪的是，被害人和兇手全是至親關係，如女兒殺了父親，弟弟宰了哥哥云云；而且更怪的是全在極短時間內、集中在不大的某地域範圍地接連爆發出來，這讓自詡有獵犬般罪惡嗅覺的波洛感覺不祥，決定以他僅剩的一點生命能量一探究竟。

莫里斯在該書的首頁就給了我們兩幅人類生活的迥異圖像——他要我們設想一方二十英里見方的土地，其一是蠻荒狀態，只有為數六十個人安營居住，和大大小小動物共同生活；另一則是文明化之後的狀態，定居著六百萬人，動物不見了，極目之處便只有機器和人工建築物。

這給予渥特絲小說一種難以言喻的現代的、城市的詭異風格，儘管她筆下真實的場景也許只是個老英國的腐朽小城小鎮。相對來說，直接寫人口八百萬以上世紀大城紐約的布洛克，他筆下孤獨的、寥落的、用雙腳四下走路的馬修·斯卡德仍然走得出這個城市之外，看得到城市的邊界，並可以屢屢回頭和紐約市直接對話；渥特絲小說的城市卻像無垠無邊，把人完全籠罩其中，它似乎同時是「人類社會」的隱喻或說縮影，卻又是個窄迫窒息的牢籠，人在其中活成了蟲豸的模樣。

這個精彩的對比不是出於要駭人聽聞的想像，而是真實的，真實到一種地步，莫里斯不過是拉遠時間的視角，讓我們看清楚一個再熟悉正常不過的東西（二十英里見方的六百萬人口都市，這不是隨便哪裡都有嗎？）。真實無欺，這正是它最精彩之處。

如果你呼喚山不來，那你就走向山。伊斯蘭的智者這麼教導過我們。於是，當我們無力對付整個社會、整個罪惡的巨大母體時，我們便只能轉頭對付我們自己，此種古希臘斯多葛學派的自我料理方式老實說並不限定哪個特定之人想出九*九*藏*書來的，而是人面對一個無力對抗的巨大困境的不得已自救方式，是某種程度可稱為自然生成的所謂「亂世之學」，你在印度半島的佛家，在中國春秋戰國兵家必爭、長期扮演殺戮戰場的晉楚之交那一帶所孕生的老莊哲學，都可找到近似的對策和相關的智慧勸誡之語。

把個人對他者或社會的不滿和攻擊關入專業的病理學世界之中，除了讓我們得到不同的視角，還讓我們多了一個道德面向。犯罪者每減少一分自主的成分，他的法律和道德責任也就相應地減低一分；如果他的自主成分完全消失，比方說心智和精神在完全受控于外在力量或因素時，他也就完全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法律道德責任了，在此一光譜上，我們旁觀的人也就跟著由單純的憤怒緩緩轉向複雜的同情悲憫。

但社會本身會不會錯了呢？歷史證明，它錯得可多了，不僅在集體審判蘇格拉底時犯錯，在加爾文教派統治四下抓人凌虐燒殺時犯錯，在面對哥白尼地球的確繞太陽轉時犯錯，在納粹送六百萬人進毒氣室時犯錯，在美國麥卡錫恐怖、在後九一一出兵伊拉克等等等等不勝枚舉的每一頁真實歷史犯錯；而且，不光光在這一類歷史戲劇性時刻以如此戲劇性形式表現出它的狂暴和不義，即使在風和日麗的「正常」日子里，也是錯誤連篇不及備載的，也因此，「進步」或「文明」這一類的語言和作為才取得其意義，意謂著人類又糾正了某一部分他集體的偏見和愚昧，往較正確的路跨前了一步。

我解釋一下。丹澤爾·華盛頓的書名叫《失常》，讓我們想到塗爾乾的社會學核心概念「失序」，這都一樣，把現實社會的存在當一個前提，不去深究和質疑，它是正常的，它的秩序是該被承認遵循的，以此為基本判准，當某一個單獨個人的情感、思維、言論和行為背反了這個判准，錯的不會是社會本身，只能是個人，是某個人「失常」了、「失序」了，因此該接受種種料理的從不是社會，而是你這個人。

要取消人的抗議、讓他的言論瓦解，最有效的方式不是費勁地駁倒他，而是刨根地、巧妙躲開道德指控地直接讓他失去說話的資格。最常見的方式是想辦法扒出他私人的道德錯誤（如金錢操守、家庭或情感云云），沒有的話也可製造，通過傳聞、影射並借耳語散布，但這仍需要一番細密的安排和手腳，更簡單更即時性的是，宣告這個人病了瘋了。

近代，這樣的亂世之學，因應著技術分工的大潮流，改披了專業心理學、病理學的外衣，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歷史可怖創傷中正式攀上了頂峰。

當然，面對一個匿名的、龐大的、難以找到阿基米德點使力的現代社會，病理學不失為某種撫慰，一如它系譜學中的亂世之學一般，可保護人韌性、承受力畢竟有限的心智和精神，但由一個極端直接跳到另一個極端最終只是一種怯懦的虛無，人的生命有很多正經嚴肅的事，值得用力去珍惜保護的東西也很多，不單單隻是睡眠質量一項而已。

正像渥特絲這部小說中丹澤爾·華盛頓的那本專業學術著作，他書中的九-九-藏-書材料是犯罪刑案，書名卻是社會學、甚至心理學的用詞《失常》——犯罪不再只停留在個人違犯法律和道德規範暴行的外表層次而已，我們得深入到人與社會的結構關係中才能尋出真正的根源，取得有意義的理解；也就是說，犯罪者由加害人角色滑向「共同被害人」角色，他的暴行其實是某種病徵，有程度不等的不由自主成分，可能是童年受虐或遭到性侵害的潛伏創傷，可能是遺傳性的身體或心智障礙（如兔唇或弱智）無法適應社會，可能是膚色或階級的問題飽受歧視云云，因此，他應該得到的是「醫治」，而不是懲罰。

推理小說的偵探通常都有某一兩處性格的缺陷或說缺口，像大鬍子波洛的自戀自誇和性好人家恭維，像永遠年輕的奎因的毛躁和被漂亮女生吸引，書寫者希望藉由這些無傷的小小毛病增加他們的人味，為生硬推理線條的小說加添一點風姿搖曳，這不至於破壞他們「神探」的熠熠光環——是的，他們依然是神，像古希臘奧林匹斯山那樣有人性弱點、有人間煙火氣的諸神，他們的人性弱點反而是他們最迷人、最容易被我們引述記憶的醒目之處不是嗎？但渥特絲筆下偵探的人性弱點，如本書丹澤爾·華盛頓那樣刻意隱瞞自己卑微出身、用一身光鮮和學術頭銜為盔甲護衛自己、把膚色問題作為怯懦的借口甚至狂暴的反擊武器云云，則真的是人的弱點了，這使他們直接降到和被害者、兇手的同一平面上，分享著相同的社會壓力和流竄的罪惡，他們只是稍微好一點，因自己的意志、道德和運氣沒陷入罪惡泥淖的人而已。

但我個人更關心的，不是犯罪病理化幫加害者減除責任這一端的問題，我個人真正在意的是另一端，社會本身的責任其實也在此一病理化的過程中被解除，這是較不容易察覺出來但肯定影響更深遠、結果更不義的事。

用莫里斯的說法是，「在正常情況下，生活在自然的棲息之地的野生動物是不會發生諸如自殺、手|淫、傷害後代、胃潰瘍、無物慾、肥胖症、同性戀或者傷害同類等等現象；不消說，在人類的都市居民中，這一切都在發生著。那麼，這是不是就顯示了人類這種物種和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別呢？乍一看似乎是這樣，其實卻不然。其他動物在某些情況下，即當它們處於一種受監禁的非自然狀態時，也會出現以上的現象。關在動物園籠子里的動物，就表現出我們所熟悉的人類的一切異常情況。那麼，顯然都市並非一座混凝土建築的叢林，倒是一所人類動物園了。」

然而，一如我們在小說、影集或電影中常見的，狡獪的律師總千方百計要以心神喪失這類理由，為他被控謀殺的委託客戶逃避刑責一般（現實世界當然沒這麼普遍戲劇性），我們如何確定心理創傷和自由意志之間的替換和決定關係？在正義的追索和道德的悲憫中要如何判斷並抉擇？我們的同情在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間該如何分配？諸如此類的困惑一下子迫切起來了，渥特絲小說也屢屢碰觸到這個麻煩，本書中，她通過朱麗婭·羅伯茨這個角色之口，提出了典型英國傳統read.99csw.com老太太式的質疑：童年時不幸受創的人這麼多，大家都安然渡過來了，何以獨獨他（她）一人犯下如此罪行呢？

但X先生仍是人，是個有名字、有生命的具體之人，願意的話，要除滅他也並沒那麼難。如果X先生不再是人怎麼辦？如果X先生如心理學家弗洛姆所說是匿名的、不確定對象的，是某種社會結構、是某種生活方式、甚至就是我們自身也不自覺參与其中的無形無狀、無邊無際整體社會怎麼辦？給你一把刀一管槍你都沒目標可砍可打不是嗎？

弗洛姆所說這種失去目標的、連想革命都找不到對象的現代性困境，正是渥特絲小說一再叩問、尋訪並且永遠時間一到兩腳深陷拔不出泥淖的主題——你能奢望她筆下也是一身創傷的丹澤爾·華盛頓或茱麗亞·羅伯茨能只手幫我們找出答案帶來救贖嗎？

從二十里見方土地中六十個人到六百萬人，莫里斯傳送給我們一個曖昧的信息：我們究竟適應了沒？我們單純仰靠的心智精神可塑性究竟有沒有到達或超越了極限？答案極可能很無趣、很不明朗地介於有與沒有之間。在如此曖昧的信息中，我最終想說的是，在心智和精神超越負荷的紅燈亮起來之前，人終究有一定的能耐可裝載相當的困惑、懷疑、不滿乃至於哀傷沮喪，這些都可以是人「正常」的情感反應，一如契訶夫小說中那位被關入瘋人病房的人所說的，我只知道上帝給了我神經，我就會感覺到寒熱疼痛，上帝給了我熱血，我當然會憤怒……

一樣用布洛克來對比。布洛克寫的城市明明白白就是那個紐約大城，渥特絲筆下的大城小鎮卻是模糊的、匿名的、不帶獨特性格的人群聚集之地；布洛克的各式紐約兇殘犯罪，不是不帶普遍意涵，但仍是具體而且有個別署名的，至少是紐約風格的，渥特絲筆下的犯罪儘管描述起來狂暴而醜惡，但撇開渥特絲的書寫和詮釋還原來看，卻是尋常的、在全世界每個稍經現代文明洗禮的城鎮報紙社會版一角都可找到的；布洛克的兇手是「那個人」，渥特絲的兇手卻是「任何人」；布洛克在兇手追索過程中，暴露了社會和人性底層的罪惡同時，也帶著救贖的意義，這個救贖緩慢、迂迴、難以言喻，卻在馬修·斯卡德身上逐步明亮起來，也因此讀小說的人會情不自禁地認同他並祝福他，如同祝福一樣在城市活著並尋求希望的自己，而渥特絲追索罪案的結果，卻是對罪惡存在的一再確認，只是這下子更清楚，更無法抵賴地看到罪惡的巨大無匹模樣，通過它的執行者、它的代理人的腳印找到它的母體，也因此，渥特絲每一部總是破案如儀的小說，從沒任何一部因兇手落網而帶給讀者安慰，它總是印證著一個很沮喪的古老說法，那就是知道真相比不知道真相帶給人更多痛苦和絕望。

丹澤爾·華盛頓從美國千里迢迢趕回英國，次日一早又匆忙趕到英格蘭南部多塞郡的一個小城，原因是他寫了一本名為《失常》的犯罪及刑案探討的書，碰觸到一樁已定讞、且兇手已自殺于牢房的疑似冤案，卻接獲長年關心此案並四下探問、做成厚厚筆記的矮朱麗婭·羅伯茨的e-mail聯絡，相約在地一家爛酒吧晤https://read.99csw.com面。比較有趣的，這趟開場的背景時間是九一一恐怖攻擊、美英兩大戰犯型領袖悍然揮軍伊拉克的敏感時刻，遂讓丹澤爾·華盛頓一趟尋常不過的旅程變得困難重重，要穿越白人的偏見、疑心、恐懼和敵意，比起遼闊的大西洋，明顯要令人疲憊多了——渥特絲把現代世界已然成為透明過程、交代都不用交代一句（頂多如中國平話小說般加一句「一路無事」）的空間運動，返祖成數百年前人們遠渡重洋、進入陌生、異質、疑懼滿滿社會的跋涉之旅，人人怕你，你怕人人，重則喪命，輕一些也是一連串的折磨和意外。

去讀讀福柯有關人類瘋癲歷史的書，中世紀著名的「愚人船」里便盛載著一堆這樣被永久取消講話資格的人，這樣的伎倆一路貫穿到今天，極權社會的統治者用它，所謂民主社會的統治者，因為直接的暴力統治工具不足，很抱歉更要用它。

正因如此，喜歡在書末為她男女偵探配對的渥特絲這回也就無法拗成這樣，然而，在小說中地位接近上帝的書寫者沒什麼做不到的，於是，在小說後半段忽然又出現一名私家偵探社的年輕堅毅白人女偵探，一切遂又可依慣例而行。

這都是正常的情感，更是有意義的情感，只有這樣的情感還在，才能逼出人類的創造力出來，讓可能性不從世間滅絕，否則，我們的眼前大概只剩一條單行道，那就是集體的平庸和沉睡，一種被統治和管理底下的永久平庸和沉睡，該不該說，這種景象其實最接近墳場、最接近熱力學第二法則所描示的世界末日圖像呢？

用圖像來說，在渥特絲色調偏暗的小說中，我們往往不易在人群中快快辨認出此番誰是好人偵探，就算找出來了，我們還是不怎麼放心，因為他們總是一轉身又淹沒回人群之中。

台灣二〇〇四領導人選舉之後不就是如此嗎？我們把所有健康不健康、理性不理性的懷疑和不滿，一托拉庫地全數用所謂「選后症候群」的籠統病理學概念包裹起來，最可惡的是，它狀似同情你關心你，其實是把責任丟到你個人身上——錯的當然不會是整個社會，而是你自身的調適不良。

一如其他推理小說，米涅·渥特絲書中的破案偵探也常是一男一女搭配，這回是一位黑人人類學博士和一位白人在地女議員，但並不可能就是丹澤爾·華盛頓加朱麗婭·羅伯茨——或準確點說，丹澤爾·華盛頓是可以的，但女議員角色卻是個年過六十歲的矮胖型英國老小姐，要朱麗婭·羅伯茨如此犧牲明顯難了一些。

藉此，莫里斯也再再提醒我們，在極短時間內，面對如此的巨大環境變化，達爾文演化論中生物性演化適應完全幫不來我們，適應只在心智、精神和情感的內在層面進行，這樣一想，便不免讓我們駭怕，我們的人性真的有這麼大的彈性和柔軟度嗎？我們真的能靠精神的單一層面來承荷所有適應的巨大壓力嗎？一如莫里斯跟著指出的：「由於我們太熟悉這段歷史了（指過去這幾千年的都市化歷史），我們便忘記了我們是逐漸演化到這個歷史階段的，反而自以為在生物意義上已發育齊全，足以對付所有新的社會問題了。」

或總的來說，布洛克寫的是犯罪，渥特絲寫的卻是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