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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物

遺物

「最後,他寧願放棄他所有財產,每一分錢、每一份股票,只為能再次修剪自家的草坪。你相信嗎?」
她盯著裏面有鋼幣的樹脂方塊看了一會兒,然後抬起頭來看著我。我幾乎看到她頭上像漫畫里那樣亮起了小燈泡。她伸出一隻手抓住了它。我永遠無法描述看到她那麼做時我心裏的緊張,但我又能說什麼呢?我們都是紐約人,坐在光線充足、整潔乾淨的餐廳里。她已經表明了她的底線,把所有超現實的東西排除在外。超現實免談。所有涉及到那方面的討論都是自討沒趣。
「我不在乎你有什麼麻煩。我不關心你那堆破事兒。我們結束了。從現在開始,不要再來打擾我。」
「哎呦,怕了你,姑娘。」我說,她臉上的微笑不自覺地放大,使她看上去年輕了些。我覺得也許她真的能幫助我。
「怎麼說呢……倖存者愧疚感是個很詭異的東西,而且很強大,至少雜誌上是這麼說的。」
「你不是說你不是心理醫生嗎?」
我希望,眼下這樁事情的真相也是如此。我希望它是鏡子,是留聲機,甚至是某個人的惡劣玩笑——或許是某個知道我九月的那天為什麼沒去上班的人。但我知道,那些都不是。放屁墊就在那裡,真真切切地待在我的公寓里。我的拇指能摸到愛麗絲陶瓷鞋子上的搭扣,我的手指能撫過她黃色的陶瓷頭髮。樹脂方塊里硬幣的日期,我也看得一清二楚。
當然就是他,蠅王布魯斯·梅森。沿著關聯的食物鏈再走一環,我記起了傑瑞米·艾恩斯還在晃蕩時出演亨伯特·亨伯特的那個人叫什麼、長什麼樣:詹姆斯·梅森。記憶是只狡猾的猴子;有時它會吃你喂的香蕉,有時則不會。所以,儘管當時並沒多想,我還是把太陽鏡拿到了樓下。我想要的只是證實。喬治·塞費里斯不是有首詩里問這些是死去朋友的聲音,或只是留聲機?有時候,這是個好問題,一個你必須向他人求證的問題。或者……聽我說下面這件事。
「是的。」
謝天謝地。
「那麼它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嗎?」雷夫又問,「否則你幹嗎特意跑下來問?」
不管怎麼樣,她總算是答應星期五和我在街角的唐納德烤肉店共進午餐了。在曼哈頓的所有餐廳中,唐納德烤肉店是最不浪漫的了——好食物、熒光燈,還有會直接請你吃快點的侍者。她的姿態像是在償還許久之前、差不多已經忘記的一筆債。意識到這一點對我的男性自尊沒有什麼好處,不過我能接受。中午可以,她說,要是我在大廳里碰到她,我們可以一起走過去。我告訴她我沒意見。
我們走進了唐納德烤肉店。店門上懸挂了一隻紙板火雞,桌子上方的瓷磚牆上掛著紙板做的朝聖者。
我搖搖頭。「我要是現在能想起來才怪了呢。」
他說看到了一張恰好捕捉到她墜樓的照片。索尼婭雙手緊壓住裙子,防止它翻上去;她的頭髮豎著,鞋尖指向下方,背景是那天濃煙滾滾的藍天。他的描述讓我想起了那首名為《墜落》的詩,詹姆斯·迪基在詩里描述了一位想把自己高空墜落的身體向水域瞄準的空姐,那位空姐似乎認為自己還能微笑著浮出水面,甩甩頭髮上的水珠,找人要杯可口可樂似的。
「那部電影里的變態是誰演的?」雷夫問。
我一言不發地接了過來。
「我聽了『嗨你,動起來』先生的話,所以現在我還能坐在這裏,」我說,「可是,除了我以外,還有其他東西,他也幫不上忙。我沒有辦法擺脫那些東西。今天來這裏就是想跟你談這件事。」
又一種情緒向我襲來:第三波浪潮,是一種超現實的錯愕感。我並不相信鬼魂,可我確信自己當時的樣子肯定像是剛剛撞見一個。
我躺在床上,想著這些事情——我記起了瓊斯海灘上拍岸的浪花和天空下飛過的飛盤——心中滿溢的難忍悲傷,終於化成眼淚流了出來。然而,我也要承認,那同樣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那天晚上,我終於明白,物體——哪怕是很小的物體,就像樹脂方塊里的鋼幣一樣小——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變得越來越沉重。可是,由於那是思維的重量,所以並沒有數學公式能夠計算。不像保險公司的藍皮書中說明,如果你抽煙,壽險費率會上升x;如果你的農場處於龍捲風多髮帶,農作物收成險的費率會上升y。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九月快過完的時候,我冥思苦想,突然想到了一個極其簡單的解決方法,簡單到我都不敢相信為什麼自己早沒想到。說到底,我幹嗎要守著這堆不受歡迎的垃圾不放?為什麼不扔掉它們?我又沒有看管它們的責任;這些東西的主人以後也不會過來把它們拿走。我最後一次看到克里夫,法雷爾的臉是在一張海報上,而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之前,最後一張此類海報就被揭走了。人們普遍感覺——雖然沒有明說——那些家庭自製的海報會嚇跑重新溜回歡樂之城的遊客們。大多數紐約人都認為那場災難是可怕的,但美國仍然是美國,而馬修·布羅德里克在《金牌製片人》中也就只能露那麼長時間的臉。
那天媽媽和姐姐去波特蘭購物,所以我本該一人在家待到傍晚。我赤身躺在床上,下體裹了姐姐的一條內褲。床上四零八落地撒了很多圖片,都是我從車庫裡找到的雜誌上撕下來的——很可能是這棟房子的前主人收集的《閣樓》和《畫廊》雜誌。就在那時,我聽到了汽車駛過車道的聲音。絕對沒錯,是她們倆回來了。佩吉染上了流感,路上就開始往車窗外嘔吐,所以她們只開到波蘭泉就掉頭回來了。
「我本來是在那裡的,」我說,「我本來應該在那裡的,那是我上班的地方。在一百一十層的一家保險公司。」
凌晨三點鐘,我終於想起了誰是裏面裝著鋼幣的樹脂方塊的主人:債務部的羅蘭·埃布爾森。他說那是他的退休金。就是羅蘭習慣說「露西,你必須給我們一個解釋。」二零零一年秋天的某個晚上,我在六點新聞中看到了他的遺孀。我曾和她在公司的某次野餐會——跟瓊斯海灘的那次很像——上交談過,當時就認為她很漂亮。守寡似乎進一步雕琢了她的面容,使她的漂亮變成了肅然的美麗。新聞報道中,她不斷地描述自己的丈夫為「失蹤」。她拒絕稱他為「死亡」。而如果他果真活著——如果他真的再出現——他就必須給我們一個解釋了。絕對是。不過當然了,還有她。一次大規模謀殺竟然將一個女人從漂亮變成了美麗,她也必須給我們解釋解釋其中的奧秘。
「嗨你,動起來」先生跟我說話的次數越來越少,特別是我戒酒之後。然而,那天,他從沉睡中醒過來,對我說了幾句話,它們改變了我的人生,救了我的命。
「他頭髮燒著了,想爬到桌子底下去。桌子底下鋪了一塊塑料的什麼東西,叫什麼來著——」
「他試圖鑽到桌子底下去,你知道嗎?不,看樣子你就不知道。他的頭髮著了火,他在哭。因為在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再也無法擁有一艘雙體船,甚至再也不能修剪草坪。」
我事先絕對沒有預謀——如果有時間思考,我想我絕對不會說一個字兒——卻脫口而出,問她可不可以請她吃午飯,並向她諮詢一些事情。
「當然。」
「沒問題。」然而,她聽上去漫不經心,並不專心在這場對話里。
「這是其中一件。」我從口袋裡掏出裏面懸有鋼幣的樹脂方塊,放在桌子上。我告訴了她其他東西和它們各自的主人。
快遞員雷夫顯然對此更有興趣,從我手中拿過眼鏡。看到他拿著眼鏡,幾乎研究般地打量它,我不由鬆了口氣,那種感覺就像有個人不偏不倚地撓到了你兩片肩胛骨間的癢處。他從涼棚中走出來,把眼鏡對著太陽,陽光在那兩片心形鏡片上灑下星星點點的亮光。
她確實明白了。
我想,大多數人在生活中遇到麻煩,需要找人談談時,首先想到的是打電話給家人,對我來說卻並非如此。在我兩歲、姐姐四歲的時候,父親就離家出走了。我媽卻不是個能將家庭甩手不管的人,她堅強地把我們姐弟倆撫養成人,還在家裡經營郵購訂單交換所的生意。我相信,這個商機是她一手創造出來的。她從中獲得了不錯的收入,儘管後來她告訴我,剛開始的一年十分艱難。老太太抽煙抽得像煙囪一樣凶,四十八歲時便因肺癌去世。如果她能多活個七八年,很可能會成為互聯網時代的百萬富翁。
儘管樹脂方塊就放在桌上,糖碗旁邊,我還是認為這是個很棒的問題。畢竟那些東西都不是稀罕物件。我還想,如果她主修心理學而不是德語,很可能會學得很好。
「好吧,」我打破沉默,「你怎麼想?」
「好吧,」我說,「就當是送給你的禮物吧。」說話間,我感到一絲刻薄的喜悅。姑且把那稱作「嗨走著瞧」先生的聲音。顯然,把那惱人的重負從心中解脫還不夠。她不相信我,可至少一部分的我想要被相信,且因為未得滿足而憎恨葆拉。那部分的九*九*藏*書我知道,讓她拿走樹脂方塊絕對是個糟糕的主意,但仍然幸災樂禍地看著她把它放進拎包。
當晚我吃的是從兩個街區外一家喜歡的中餐館買來的菜。我的計劃是像往常一樣,邊聽查克·斯卡伯勒解讀世界邊吃晚飯。正是看著電視的時候,我突然頓悟了上面提到的解決辦法。那些不受歡迎的東西,那些來自最後一個安全日子的紀念品,它們並不屬於我的責任範圍,也不會成為呈堂證供。是的,罪行的確是發生了——每個人都同意這一點——但罪行的實施者已經死了,而幕後的黑手還逍遙法外。或許未來的某天會有審判,可是斯科特·斯特利不會被傳喚作證,吉米·伊格爾頓的放屁墊也不會成為證物。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個好——」
當晚,我過得還不錯,上床後幾乎立刻就睡著了,也沒有夢到手貼著大腿從燃燒的大樓上墜落的索尼婭·迪米亞克,她就像詩里那位尋找水域的空中小姐。
「我並不想找人約會,羅伯遜太太。」
我給了她肯定的答覆,但並沒有告訴她我其實還是個新手,也沒有讓她叫我斯科特,那樣肯定又要嚇到她了。我當然也沒有告訴她我正在試圖忘記有關農業保險的一切。沒有對她說,事實上我正在試著忘掉許多事,包括一些人。
我都計劃好了。第一次診療,我會解釋事情的經過。第二次,把相關的物品帶過去——太陽鏡、樹脂方塊、海螺殼、球棒、陶瓷蘑菇和永遠流行的放屁墊,就像在文法學校里那樣做個小小的展示和介紹。剩下的兩次談話中,我和租來的朋友可以找出擾亂我生活的罪魁禍首並撥亂反正。
我點點頭,說不出話來。就算把槍頂住我的頭,我也說不出話來。
「耶穌啊。」
這番話如此有說服力,連我自己都驚訝甚至是震驚了。若是提前盤算了這次對話,說不定倒會搞砸。我猜她有些好奇,而她能聽出我話里的真誠則是肯定的。說不定她會推斷:假如我真的是四處尋花問柳的那種男人,八月去修空調和她獨處一室時就會試探了,天知道那時候她的丈夫是在法國還是德國。還有,我不知道她在我臉上看出了多少絕望。
然而,在這種形勢下,求生的慾望總會插一腳,我當時的情況便是如此。也許會被捉個現行,我想,但至少要試著挽救自己的臉面。我把圖片和姐姐的內褲扔到床下,手指麻木卻速度飛快地套上衣服,腦子裡不由得浮現出以前看過的一個瘋狂的遊戲節目《爭分奪秒》。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雷曼公司的一位經紀人,還有大廳里博德斯書店的助理經理,」她說,「一位平安。另一位……嗯,另一位出了事。你呢?」
「是嗎?」她問,同時仔細地打量著我。
「他叫羅蘭·埃布爾森,」她說,「對不對?」
我用手捂住嘴,堵住即將衝出來的尖叫。外賣袋掉到了門廳的硬地板上,裏面「曹將軍雞」的包裝盒摔開了。我幾乎鼓不起勇氣低頭看地上的狼藉。那些烹調過的黑色肉塊可能是任何東西。
我躺倒在床上,過了一會兒,終於睡著了。我夢到自己在中央公園餵鴨子,突然,某處傳來音爆般的巨響,濃煙布滿整個天空。在我的夢中,煙的味道聞起來像燒焦的頭髮。
那種事情似乎總也難以忘懷,不管你是否想要記得它們。就像一段反覆縈繞在你腦中的旋律或一段口水歌。凌晨三點,你起床小解,站在馬桶前,頭腦只有百分之十清醒,那句話就突然鑽了進來:就像自以為還能跳起來找別人要杯可樂。和沃倫的交談中,他曾經問我是否記得索尼婭那副滑稽的太陽眼鏡,我回答說記得。我當然記得。
我本想說,這不是倖存者愧疚感,可是說這句話也許並不明智。爭取的話,我今天有交到新朋友的機會,而交到新朋友總是好的,不管這段友誼究竟會往何處發展。所以,我修飾了一下自己的措辭。
我被兩種相關卻不相同的感情同時擊中。第一種,類似在做某件永遠無法解釋的事時知道自己將被捉住的那種可怕的罪惡感。說到這裏,我想起十六歲時發生的——或者說差點發生的——一件事。
「舊金山,」她回答,「在洛丁酒店裡睡得正沉,愛德華睡在我旁邊,像往常一樣呼嚕震天。預定我九月十二號回家,愛德華去洛杉磯開會。當時,酒店拉響了火警警報。」
「可它是的。」她說。這個提議讓她興奮不已,當人們處於這樣的狀態時,他們是無法接受拒絕的。「這是個很棒的注意。起碼我可以拽住這個小紀念品的尾巴,保證它不再回到你屋裡去。我家裡有保險箱。」她俏皮地做了個關上櫃門、轉動密碼鎖、又把鑰匙丟到身後的動作。
某年七月,布魯斯·梅森,又稱海螺人,又稱蠅王,把他的粉紅色大海螺殼拿到了公司在瓊斯海灘舉行的聚會上。他吹著海螺殼,召集大家參加以熱狗和漢堡為主菜的野餐歡宴。他還想教會弗雷迪·勞恩斯怎麼吹。可弗雷迪最好的表現也不過是發出一連串虛弱的喇叭響,就像……呃,像吉米·伊格爾頓的放屁墊發出的聲音。就是這樣,一環套一環。每個相關聯的鏈條組成一條項鏈。
她拔腳離開,卻又再次轉身面對我。
她猛地在人行道上站定,仰面看著我,眼睛瞪得大大的。我猜,在路人的眼中,我們肯定就像一對情侶。「哦不,斯科特!」
「會議被取消了。我猜那一天,有很多會議都被取消了。我們坐在床上,一直盯著電視,試圖了解更多的情況,直到太陽升起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永遠無法原諒那天我跟他告別的方式,」她抱著盒子說,「因為要趕火車,所以他總是走得很早。他親吻了我的臉,我睜開一隻眼,問他下班時能不能帶一品脫稀奶油回家。他說好的。那是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當他向我求婚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就像特洛伊城的海倫——這很蠢,但這是我真實的感覺——我多麼希望自己說點比『帶一品脫稀奶油回家』更好的話啊。可是,我們已經是老夫老妻了,那天就跟平常的每一天一樣,我們……並不知道,是不是?」
我知道的另外一點是,這些事情發生在二零零二年八月末,離天塌下來一角,將我們的一切永久改變的那場災難過去不到一年。
「嗯……有一次我在基韋斯特的某個酒吧里脫掉上衣,跟著《熱舞|女郎》跳舞,賺了十美元。」她停了停,「愛德華不知道,要是你告訴他,我會用他的領帶夾刺瞎你的眼。」
「不,上一份很好,」我說,「我今晚就是想吃兩份。」
「我沒事兒。」我回答帕德羅。雖然不是實話,但知道自己並非是唯一能看到索尼婭的太陽鏡的人還是讓我稍微好過了些。如果這副太陽鏡真的存在於世上,很可能克里夫·法雷爾的H&B球棒也是如此。
我想起布魯斯·梅森吹響海螺殼,宣布自己是蠅王。我想起莫琳·漢農有次告訴我——那次談話不是在瓊斯海灘發生的——《愛麗絲漫遊仙境》是第一部「迷幻」小說。吉米·伊格爾頓有天下午對我說他兒子除了口吃以外還有學習障礙,簡直就像買一送一;還說要是不給那孩子請一個數學家教再加一個法語家教,估計他是沒法在可預計的將來從高中畢業的。「在他能享受『全美退休人員協會』的折扣價買課本之前」,這是他的原話。在那個漫長午後的陽光中,他臉色蒼白,略有胡茬,似乎早上用的剃鬚刀不夠鋒利。
她沒笑。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聽出了我對湯姆·羅賓斯的引用——說話晦澀是閱讀課給我的後遺症。她說或許八月真的是個去海角或火島旅遊的好月份,可是她的房間熱得快著火了,空調卻一絲風都沒有。我問她是否願意讓我看一看。我還記得她當時看我的眼神——那雙冷靜的灰色眼眸將我上下打量,我想那樣的眼睛大概能看透許多東西。我也記得自己對她的疑問付之一笑:你安全嗎?那個問題讓我想起了一部電影,不是《洛麗塔》——稍後,有時是在凌晨兩點,我倒是會想起《洛麗塔》——而是那部勞倫斯·奧利弗臨時起意給達斯汀·霍夫曼做牙科手術的電影,裏面,他不停地問後者,安全嗎?
「是,腳墊,一塊塑料腳墊,他的手抓住那塊墊子,能感覺到上面的塑膠稜線,鼻孔里充斥著自己頭髮燒焦的味道。你明白嗎?」
「你們想起了誰?」
那是思維的重量。
「未婚,但向住在新澤西州羅韋市的一個女人支付子女贍養費。」
第二天早上,我再次把那些東西整理到一起,並發現了第七件,這件在沙發底下。坐在我旁邊格子問的傢伙,米沙·布雷任斯基,在桌子上放了一對潘趣和朱迪玩偶。我從縫隙里瞥到沙發底下是潘趣。到處不見朱迪的影子,不過有潘趣就可以了。幽靈般的陰影中,潘趣的黑眼睛朝我看過來,讓我的心沉入可怕的沮喪中。我把玩偶勾出來。地板上留下的一條灰痕讓我厭惡不已。留下痕迹的物體是真實的,是有分量的。這一點毫無疑問。
「耍我。」我喃喃道。雖然試著https://read.99csw.com掩飾,但我真的很少如此失望。或許,在某些情況下,「不相信」是覆在人身上的保護層。也或者——很可能是——我還沒讓自己的理智接受這才是事實。這種事情發生過,現在還在發生。就像雪崩一樣。
這點我倒是不知道——也相信萊特貝爾沒有一個人知道——但我還是點了點頭,並不只是為了讓她接著說下去。我敢肯定她說的是真的。「那女人叫什麼,葆拉?」我並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問,只是感覺必須問。
「是的。」我回答,沒有指出她伸出左手跟我握手,根本不可能不注意到她的戒指。
「只是有人能聽我說說話。我試著找心理醫生,但他們都太……忙了。」
「我記得。」我說,同時看著她抱著盒子的樣子。稍後,她會坐下來,拿出盒子里的海螺殼,放在腿上,然後開始哭泣。至少我知道一點,那個海螺殼是不會回到我的公寓里去了。因為,它回家了。
「把它給我,」她看著我的眼睛,微笑著說。她的樣子讓我意識到——第一次真正意識到——她不僅漂亮,而且性感。「為什麼?」我明知故問。
「我們討論著認識的人中誰有可能在那裡。我想,我們不是唯一那樣做的人。」
「好吧。」於是我說。我引起侍者的注意力,做了一個結賬寫支票的動作。「我能理解你對此無法接受。」
「『嗨你,動起來』先生?」葆拉不解地問。
她的眼睛充滿了淚水,就像葆拉歸還羅蘭·埃布爾森的「退休金」時我的雙眼一樣。只是,與淚水相伴的,並沒有我敢肯定當時看著一頭亂髮的葆拉時出現在自己臉上的驚恐神情。賈尼絲說她很高興看到能作為布魯斯紀念的東西,任何東西。
是的,這就是問題所在。對於葆拉來說,不管證據多麼明顯,她也絕不接受眼前的東西擁有超自然來源的可能性。我現在需要做的是決定,辨清事實的需要是否甚於獲得友誼的需要。
我還有人數不多也不少的一群叔叔阿姨和表親,但他們大多數都住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多年未聯繫。基利安一家——我媽那邊的親戚——從來就沒有大家庭團聚的念頭。生日和聖誕節時寄張卡片對他們來說已經足夠完成聯繫家人的義務,若是情人節或復活節也收到卡片,就絕對是意外驚喜。聖誕節時致電某位表姐或是她打過來,我們都會嘟囔著「不久的將來」找時間團聚的廢話,然後同樣如釋重負地掛斷電話。
「要是你的性生活有問題,或是有衝動在城裡亂晃謀殺穆斯林,我可不願意知道。」
克里夫·「棒球對我灰常灰常好」·法雷爾。以齊腰長發來證明公司離不了她的莫琳·漢農。吉米·伊格爾頓,他的鼻子堪稱事故偽證的最佳典範,他有一個學習障礙的兒子,還有一個雪藏於書桌里等待聖誕節大放光彩的放屁墊。索尼婭·迪亞米克,萊特貝爾公司最棒的會計師,從第一個丈夫那裡得到了洛麗塔款的太陽鏡作為離婚禮物。布魯斯·「蠅王」·梅森,我的記憶里他總是在瓊斯海灘光腳站在浪花里,赤膊吹海螺殼的樣子。最後,還有米沙,布雷任斯基,我和他一起至少看過十來場大都會隊的比賽。我告訴她,除了米沙的潘趣玩偶,我把所有東西都拿到中央公園和七十五街拐角的垃圾箱里扔掉,可是它們竟然比我還先回到公寓,大概是因為我停下訂了第二份「曹將軍雞」。談話期間,樹脂方塊一直放在我倆中間的桌子上。儘管它的存在給人壓力,我們還是勉強吃了點東西下肚。
我坐火車到了多布斯費里,從車站叫了輛計程車。車載著我到了一條住戶街旁邊鱈魚角風格的房子前。我給了司機些錢,讓他等我一會兒——我不會很久的——然後按了門鈴。我腋下夾了一隻盒子,看上去像裝蛋糕的那種。
我們站在大廳里。帕德羅坐在角落裡看《郵報》——同時傾聽我們說的每一個字,對此我毫不懷疑。對他來說,這棟大樓里的住戶是世界上最精彩的白日劇集——她回應了我一個愉悅而緊張的微笑。
我正要迷迷糊糊睡過去,最後那段記憶卻讓我猛然驚醒,因為我意識到那個對話肯定是在九月十一號前不久進行的。也許只是幾天前。甚至是那之前的星期五,也就是說對話發生在我最後一次見到吉米活著的那一天。還有那個口吃加學習障礙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叫傑瑞米嗎?傑瑞米·艾恩斯的傑瑞米?肯定不是,肯定只是我的腦子在作怪——有時狡猾的猴子會吃香蕉——但看在上帝分上,差得不遠。也許是傑森。或者是賈斯廷。夜半凌晨,思緒瘋長,我記得當時想,如果那孩子的名字真是傑瑞米,我很可能會發瘋的。寶貝兒,那會是壓斷駱駝背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們向侍者要了飲料,她點的低卡,我點的常規。侍者走後,她問我想說的是什麼。
「很深,」我說,「還有,我感覺很慶幸,這一點我不想撒謊。如果『嗨你,動起來』先生是真人,他這輩子就不用住旅館了,起碼是跟我在一起的時候。」我停了一下,「聽我這樣說會不會覺得很怪?」
「沒錯,《洛麗塔》,」我說著把太陽鏡拿回來,「只不過心形太陽鏡是斯坦利·庫布里克導演的那版裏面的。當時傑瑞米·艾恩斯還在到處晃悠呢。」其實,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但我不在乎。我再次感到頭暈目眩……而且不是令人舒服的那種。這次不是。
那些東西放在房裡我也能睡覺,可是睡不好。我聽見它們對著我低語。有時,直到半夜兩點我還無法入睡。我躺在床上,想著那個認為自己到了一定年齡、對於公司也已成為不可或缺的人物,因而可以把她那頭漂亮長發想怎麼弄就怎麼弄的莫琳·漢農。我還會想到聖誕派對上揮動著吉米·伊格爾頓著名的放屁墊的人們。我早先說過,與新年縮短了兩三杯酒的距離后,放屁墊就會成為人們最喜歡取樂的玩意兒。我想起布魯斯·梅森問我覺不覺得那東西看上去像小精靈用的灌腸袋——「小精靈。」他說——然後,經過思維的聯想過程,我終於想起他就是海螺殼的主人。
八月的公寓里,緊隨第一陣情感波瀾而來的情緒要簡單得多:我認為自己神志不清。因為那副眼鏡不可能在那兒。絕對不可能。絕不。
我過去是從事保險的,可是,有一天公司爆炸了,我想對她說。不過最後,我還是說了句聽上去神志正常的。
「請別介意我實話實說,」帕德羅說,「你看上去很蒼白,斯特利先生。你生病了嗎?也許是感冒了?」
「我信。」
「是的。每次告別都可能是永別,我們不會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謝謝你,斯特利先生。謝謝你過來把這個給我。你真是個好人。」她淺淺一笑,「你還記得,他站在海灘上,赤膊吹起這個海螺殼的樣子嗎?」
「腳墊——」
姐姐佩吉現在住在克利夫蘭,在那裡為玫琳凱化妝品、印第安人職業棒隊工作過,並接受了原教旨主義的基督教義。當然,不一定是按我所說的順序。如果我打電話告訴老佩吉說在公寓里發現了這些東西,她一定會建議我跪下來向耶穌祈禱。可是,不管這麼想正確與否,我真的覺得在這件事上耶穌幫不了我。
下了四層樓后,我看見門衛帕德羅站在涼棚下,正與聯邦快遞的快遞員雷夫聊天。帕德羅向來嚴厲,不讓快遞在大樓前駐留——他遵循七分鐘原則,並有懷錶為標準,巡警為幫手——可他跟雷夫關係不錯,兩人有時會站個二十分鐘,頭抵在一起聊些紐約城的老派話題。政治?棒球?亨利·大衛·梭羅的福音書?我不知道,也毫不在乎。把文具拿上樓時他們就在,我失魂落魄地下樓來后他們還在。我,斯科特·斯特利發現了現實的微小漏洞,雖然小,卻不容忽視。看到他們倆還在就夠了。
我的感覺也像是剛剛見了鬼。的確如此。因為那副眼鏡理應消失了,而且消失很久了。克里夫,法雷爾的理賠調查員也是。
「你們肯定被嚇壞了吧。」
「事實上,」我說,「我遇到了一些麻煩。或許你可以按下我的重啟鍵。」
「你先生去開會了嗎?」
我琢磨了一會兒這個問題。好問題,不止一個不眠之夜,我問過自己這個問題。
「我不想再見到你。」她說。那駭人的笑容再次在她臉上一閃而過,可是現在她也開始哭了。
這是個挺唐突的玩笑,可我本來就處於無所顧忌的情緒中。一種夏天的情緒。她又看了我一眼,然後笑了。她伸出手。葆拉·羅伯遜,她說。她伸出的是左手,並不合乎握手的慣例,但黃色的金屬小圈正套在那隻手的手指上。我認為她是故意的,你怎麼想?但她告訴我她有個做進出口生意的老公是以後的事了,是在換我向她尋求幫助的那天。
我聳聳肩,試圖表達一個我們二人都知道的事實: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我走上前,抬起握著太陽鏡的右手,舉到帕德羅眼前。
我看著她走向電梯。她的背挺得筆直,頭髮向兩邊炸開,像個周日滑稽卡通節目里的人物。她不想再見到我,我並不怪她。
「的確不是,但我閱讀雜誌,大家也知道,我看奧普拉脫口秀。我確定我丈夫知道,儘管我從來不強迫他一起看。所以……有多深,斯科特?」
「我吐了,」沃倫在布拉尼石酒吧里告訴我,https://read.99csw.com「我再也不想看那樣的照片了,斯科特,可我知道自己永遠也忘不了它。我看得清她的臉,我覺得,她似乎相信……相信自己會沒事的。」
「在一個陌生房間的床上聽到那樣的消息……聽到它從天花板上傳來,就像上帝的聲音……」她搖搖頭。她緊緊抿著嘴唇,幾乎看不見唇彩。「非常可怕。我能理解人們要立刻將那樣的消息傳播出去的心情,可就是無法諒解洛丁酒店的做法。我想我以後不會再住那家酒店了。」
葆拉眼裡亮起了光芒。我從那光芒可以看出,「嗨你,動起來」先生來到了這個房間,而作為過來人,我知道他的聲音很難抗拒。
聽到這句評論,儘管心情沮喪,我還是不由得笑了出來。在紐約,就連快遞員都是影評家,這也是這座城市讓人熱愛的地方之一。
「明白。」
對於這種真正能幫助一位漂亮女士——哪怕是一位不停地強調自己已婚的女士——排憂解難的事,男人的記憶力總是很好的;因為這樣的機會也確實不多。現在的世道,騎士行為通常會把事情弄得更糟。
她把雙手放在臀部,裝作一副生氣的樣子。也許她的氣憤比我想象中真誠。「那麼你想要什麼?」
我用了一個下午翻看黃頁、撥打電話,最後終於明白了:不管理論多麼美妙,心理診療事實上並不可行。我得到的最接近真正約診的信息是一位前台說堯斯醫生或許能在明年一月份接見我。她還暗示就算那樣,也是需要「意思意思」才能擠進預約表。其他診所則根本一點希望也不給我。我聯繫了六個紐瓦克的心理諮詢師、四個懷特普來恩斯的,甚至還給一位昆斯的催眠師打了電話,結果還是一樣。對於紐約市——更別提保險業——來說,穆罕默德·阿塔和他的敢死隊罪大惡極、死不足惜,但那個在電話線上浪費掉的下午卻足以說明,他們極大地促進了心理諮詢業的發展,儘管心理診療師們並不希望如此。二零零二年的夏天,想在某位心理諮詢師的沙發上躺會兒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必須拿號排隊。
首先(我當時坐在床邊上):嗨你,打電話請病假,快打!接著(——我拖著腳步走去浴室,一邊還撓著左邊屁股):你,今天在中央公園晃一天!這不是預感什麼的。聲音絕對是「嗨你,動起來」先生而不是上帝的。換句話說,是我自己聲音的變體——它們都是——來讓我偷個懶。享受一下生活吧,老兄!上一次聽到這個聲音,是在阿姆斯特丹大道某家酒吧里的卡拉OK 比賽上:你,唱尼爾·戴蒙德的歌,笨蛋——到台上去,跳起來吧!
似乎確實如此。我點點頭。「我出門的時候鎖了門,從史泰博文具店回來時門還是鎖著的。我聽到鎖芯轉動的聲音了,聲音很響,不可能聽不到。」
那天,我于凌晨兩點醒來,聽著房間里的低語聲。我從未夢到過這些東西的主人,從來沒有在夢中看到過他們的頭髮著火,或是跳窗逃避燃燒的飛機燃料。然而,我又為什麼要看到呢?我本來就認識他們、而他們留下來的東西是留下來給我的。讓葆拉·羅伯遜拿走樹脂方塊是錯誤的,錯就錯在她不是該拿的人。
「棒球對我灰常灰常好」,有時,克里夫會坐在辦公桌前,一邊揮舞球棒一邊說,「保險灰常灰常壞。」
「看上去像傑瑞米·艾恩斯演的那部黃|片兒里的小女孩戴的。」
我還記得下樓后,媽媽摸摸我漲紅的臉,露出擔心的神情。她說:「不會你也生病了吧?」
第二天,沿著第八十六街走向餐廳時,我問葆拉,聽到消息時她在哪兒。
「我想你沒有做那樣的事。但我也不接受這樣一個觀點:這些東西是從現實與暮光區域之間的門裡掉出來的。」
自從成年以後,我還從來沒有放聲尖叫過。可是,當我的目光越過索尼婭的太陽鏡,移到又一次漠然地斜倚在通往起居室角落裡,屬於克里夫,法雷爾的理賠調查員時,我差點就大叫起來。殘存的理智告訴我,房門還開著,四樓的兩家鄰居會聽到我的尖叫;真要那樣,就像某人說的,我就必須給他們一個解釋了。
我想,要是沒有可以談心的朋友,退而求其次便是租一個,一點心理診療費我還負擔得起。也許,在某個心理諮詢師的沙發上躺上幾次——可能四次就夠——應該足夠讓我解釋清楚事情經過並表達自己的感受。四次診療要花我多少錢?六百美元?要麼八百?那些錢換來心裏輕鬆也值得。可能還會有額外收穫。旁觀者或許能就我一直苦思不解的問題給出簡單而合理的解釋。我的思維中,公寓和外界之間那扇上了鎖的門似乎已經打敗了大多數解釋,但那畢竟是我的思維;會不會這才是關鍵所在?或許也是問題所在?
我坐電梯到了我家那一層,走了十二步來到4-B。我渾身乏力,就像人們某天醒來,藉著清晨的陽光發現自己高燒已退時的虛弱感覺一樣。我把外賣袋子夾在左腋下——這個動作實在很彆扭,但短時間還能撐得住——打開房門。我打開燈。就在那裡,在我放未付賬單、行李牌和過期圖書催還單的桌子上,索尼婭·迪米亞克的太陽鏡赫然放在上面,那副紅色邊框、洛麗塔風格心型鏡片的太陽鏡。索尼婭·迪米亞克,據沃倫·安德森——據我所知,他是除我以外,萊特貝爾總部唯一的倖存者——說,她從遭到攻擊的那棟樓的一百一十層跳了下去。
回去的路上,我在欣樂餐館停下,又訂了一份「曹將軍雞」。「上一份不好吃嗎?」收銀台的羅絲·明問,聽上去有些擔心,「告訴我原因。」
他不解地瞪了我一眼才回答:「我為您的粗魯而吃驚,斯特利先生。」然後低頭看著我的手。他長時間沒說話,一個可怕的念頭冒了出來:他什麼都沒看見,因為本來那東西就不存在。我的手向前伸著,像在玩角色互換,等著他給我小費。我的手中實際上空無一物。一定是這樣,必須是這樣,因為索尼婭·迪米亞克的太陽鏡已經不存在了。索尼婭的滑稽眼鏡早就消失了。
「是的。」
「我想我欠你一頓飯,」她說,「不過……你知道我結婚了,對不對?」
「好吧。只要你知道這點就好。」
我看著眼前的情景:圖片扔了一床,衣服丟在地上,左手還有一堆粉紅泡沫。我記得力氣從身體溜走,虛弱隨即取而代之的可怕感覺。媽媽在叫我——「斯科特,斯科特,下來幫我扶一下你姐姐,她病了」——我記得自己想:「完了。我被抓住了。最好還是接受現實吧,我被抓住了。以後這輩子只要想到我,她們第一個想起來的就會是『槍手斯科特』。」
「我再重複一句,我不是心理醫生,」她頗為不安,笑容也消失了,「我主修德語,輔修歐洲史。」
那麼,這件事背後到底有什麼門道?
電梯里,我提醒她別對我期望太高。不過,要是她想找人挖掘紐約徵兵暴動的內幕,或是提供天花疫苗發明過程中的有趣軼事,甚至尋找關於電視遙控器之社會影響的名人言論——據我的淺見,電視遙控器是過去五十年最重要的發明——我絕對是不二人選。
說到葆拉,其中一個低語聲就是她的。你就可以開始處理其他東西了,那個聲音說。它還說,我猜那要取決於你的潛意識的頑固程度。
「是的,斯科特。」我說。我終於有機會告訴別人九月十一日那天,我是怎樣度過的。我一覺醒來,還以為會像往常每個工作日那樣,從刮鬍子時的那杯黑咖啡,一直到坐在十三號線上看午夜新聞綜述時的那杯可可。與每一天都相同的一天,就是我腦子裡想的。我認為,美國公民已經認為那樣的每一天是他們的權利。好吧,發生了什麼?一架飛機!撞上了一棟摩天大樓的側面!哈哈,該死,天大的玩笑,他媽的半個世界都在笑!
「向靈魂音樂之王詹姆斯·布朗致敬。」
沒等他們再次發問,我便上了樓,四處查看,希望不要再發現別的東西。我的希望落空了。除了太陽鏡和一側燙有理賠調查員的球棒,還有一塊豪伊牌爆笑放屁墊、一個海螺殼、一個嵌在合成樹脂方塊里的鋼幣和一個上面坐著愛麗絲的陶瓷蘑菇——紅色的帶著白斑點。放屁墊是吉米·伊格爾頓的,每年聖誕派對上都會被大家拿來大玩特玩。陶瓷愛麗絲原來是放在莫琳·漢農桌上的——她曾告訴過我,那是她祖母送給她的禮物。莫琳有一頭及腰的美麗銀髮,在商務環境下很少看到那樣的髮型,但她已經在公司工作了快四十年,也因此覺得自己夠資格自由處理髮型。我對海螺殼和鋼幣都有印象,只是記不得是在誰的隔間——或辦公室——里了。可能以後會想起來,也可能想不起來。萊特貝爾保險公司有太多隔間和辦公室了。
我想跟你談論的東西——他們留下的那些—九九藏書—是二零零二年八月出現在我的公寓里的。我清楚地記得時間,是因為它們中的大多數是在我幫葆拉·羅伯遜修空調后不久出現的。回憶常常需要一個標記,而我的標記就是那件事。葆拉是一位童書插畫家,長得挺好看——見鬼,何止好看,她是個大美女——丈夫是做進出口生意的。
「我是否相信那些東西回來,對你來說有多重要?」
我媽曾告訴我,要是一個男人擦完屁股之後發現廁紙上有血,他反應應該是接下來的三十天在黑暗中拉屎,同時祈禱萬事無恙。她用這個例子向我解釋她心目中男性哲學的基石:忽視問題,也許問題會自己消失。
我突然想到,或許,其他東西遲早也會出現。如果我告訴你我一點也不喜歡這個可能性,那我就是在說謊。當歸還那些被人們認為永遠失去的東西、那些有分量的東西時,你會發現有所收穫。就算它們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物件,比如一副滑稽的太陽眼鏡或是樹脂方塊里的一個鋼幣……是的。我要說,真的有所收穫。
「托尼婭·格雷格森。」她恍惚地說了一個名字。然而,她的眼睛里有某種可怕的東西,可怕到讓我無法凝視。不管怎樣,我還是默默地記住了這個名字。托尼婭·格雷格森,羅韋。接著,就像盤存倉庫一樣,又加上一條:裏面有鋼幣的樹脂方塊。
「政客們談論著什麼紀念碑、勇氣和以戰爭終結恐怖主義,可是燒著的頭髮無關政治。」她咧開嘴,露出了一個無法言傳的慘淡笑容。過了幾秒鐘,笑容消失了。
她微笑著點點頭。「很好。告訴你我認為最有可能的情況:有人在跟你開玩笑。品味低下的玩笑。」
「一頭紅髮。」
這麼看來,我不用繞著圈子把話題扯過去了。甚至還沒到餐廳,該來的就來了。
另一個選擇很可能就是邀請某個好友來喝一杯,給他說說具體什麼麻煩,再問他有何建議。可我小時候就是個害羞的男孩,長大后是個害羞的男人,在目前的研究工作中也是單打獨鬥——純粹是自己喜歡這樣——因此也沒能把同事發展為朋友。上一份工作倒是交了幾個朋友——比如索尼婭和克里夫·法雷爾——可是他們死了,這個選擇也就免談了。
她放聲大笑,笑得好像這是她這輩子聽過最好笑的話。我也笑了起來。笑得很厲害,卻絕不是輕佻的那種。我記不得上次這樣笑是什麼時候了,這麼大聲,這麼自然。萊特貝爾保險公司掉到華爾街之後肯定是沒有的。
「是嗎?」
「不是那種事情。我保證,不會讓你臉紅。」這句話的意思並不完全等同於我保證不會嚇到你或你不會認為我是個瘋子。「只是吃頓午飯,給我些建議。我的請求就這麼多。怎麼樣?」
眼前的女士跟上次與我共進午餐的那位大大不同。她是葆拉,「化療真可怕」女士。她的臉色蒼白蠟黃,除了少許唇膏之外,看不出其他化妝痕迹。她的雙眼下方有深棕色的陰影。或許從五樓下來時,她象徵性地用梳子撓了兩下頭髮,但顯然沒什麼效果。若是放在其他情境下,那頭向兩邊炸開、稻草般的亂髮是頗有喜劇效果的。她的手握住樹脂方塊貼在胸前,我也因此看到她一貫修飾整潔的指甲如今也變了模樣,被她咬得露了指尖。我一個激靈,上帝啊,是的,她明白了。
「我想,這並不是倖存者愧疚感。」我指指樹脂方塊,「它就在這裏,不是嗎?就像索尼婭的太陽鏡一樣。你看到了。我也看到了。我猜也有可能是我自己買的,可是……」
我想到了住在羅韋的托尼婭·格雷格森——托尼婭和那個可能有著與羅蘭·埃布爾森同樣眼睛的孩子——然後想著應該去親眼看一看。不過,我決定先從布魯斯,梅森的遺孀著手。
「你把這東西叫做什麼?」我連招呼都不打,直接打斷了他們的交談。
我忽視那些在房間里發現的東西,我祈禱萬事無恙,形勢便真的有了一點好轉。我很少再聽到櫥櫃里的低語聲,除非是在深夜,儘管我越來越多地到外面去做研究工作。到十一月中旬時,我已經是在紐約公共圖書館里度過大部分時間了。管理員們肯定都熟悉我拿著蘋果筆記本的身影了。
「現在,我可以問你兩個問題嗎?」
海螺殼、蘑菇和樹脂方塊整齊地放在起居室里的咖啡桌上。放屁墊——我認為它的位置恰如其分——放在馬桶水箱上,挨著最新一期的《斯班克農業保險簡報》。我記得告訴過你們,農業保險曾經是我的專業,我知道裏面所有的門道。
「不像一個小時之前我認為的那麼重要,」我說,「單單把這件事說出來就讓我好受些了。」
我關上門,看著樹脂方塊里鋼塑的亞伯拉罕·林肯。我盯著他看了很長時間。我在想,如果永遠抽著雪茄的尤利西斯·格蘭特用他的雪茄點著林肯的大鬍子會有什麼味道。令人不快的、燒焦的味道。電視上,有人在說,睡美人床品店正在舉辦床墊展銷。那之後,萊恩,伯曼上了屏幕,開始講噴氣式飛機。
她伸出一隻手,放在我的臉頰。這個舉動如此親呢,我本應該感到震驚,即使她的手涼得像冰一樣。
斯科特·斯特利爵士披掛他的「好撒馬利亞人」甲胄戰勝可怕的空調后又過了一周。某天下午,我散步到八十三街的史泰博文具店買了一盒軟盤和一令紙。我欠一個人四十頁關於寶麗來相機發展——這個故事比你想象的有趣得多——的背景資料。回家后,我發現在門廳通常放置未付賬單和未歸還圖書催繳單的小桌子上,赫然放著一副鏡片非常特別的紅框太陽鏡。我立刻就認出了它,頓時氣力全無,渾身癱軟,手中的購物袋一下子掉到地上。我倚在門邊,瞪著那副太陽鏡,試著平復呼吸。要是身後沒有倚靠的東西,我相信自己會像維多利亞時代小說里的女主角一樣昏倒在地——那類半夜出現吸血鬼的故事。
「那個地方充滿了尖叫聲。他能聞到飛機燃料的味道,他知道死期已至。你明白嗎?你明白那有多可怕嗎?」
我點點頭。我哭了起來。我們正在談的是羅蘭,埃布爾森,我以前的同事。他是債務部的,跟我並不熟,我們的交往僅限於見面打個招呼問聲好。我怎麼能知道他在羅韋有個孩子?而且,如果那天我沒有翹班的話,我的頭髮很可能也會被燒焦。以前,我從未意識到這一點。
我回到車站,搭上返回紐約的火車。午後時分,車廂里幾乎是空的,我坐在一扇雨塵斑駁的窗邊,看著外面的河水和逐漸接近的天際。在陰雨多雲的日子,我似乎是在自己的想象中看到建築物的空中輪廓,一次一小片。
我把「曹將軍雞」放在廚房的檯面上,鋁盤上的蓋子都沒有取下來,接著從那台幾乎沒怎麼用過的洗衣機上方的架子上抓起一個洗衣袋,將那些東西放了進去——簡直不敢相信它們塞在一起竟然那麼輕,也不敢相信這麼簡單的事自己竟然早沒想到——走進電梯,下了樓,袋子就放在兩腿之間。我走到七十五街和公園交界的角落,左右張望了一下,確定沒有人在跟蹤我——上帝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麼偷偷摸摸的——然後把袋子丟進了垃圾桶。我又扭頭朝四處看了看,才轉身離開。球棒不識趣地從垃圾桶里露了出來。我敢肯定,有人會發現它並把它拿走。很可能在查克·斯卡伯勒講完、頂替湯姆·布羅考的約翰·席根塔勒或其他人出場之前。
「你對所謂『倖存者愧疚感』感觸有多深?」
她從桌子那頭伸出手,輕輕地碰了碰我的手。「一點也不。」
她思考了一會兒,我可以理解。「我想,我們不再是最初的陌生人了,」她終於開口了,「而結交新朋友總是一件好事。我想,我很高興知道『嗨你,動起來』先生,也很高興告訴你我做過的荒唐事。」
「似乎是。」
「好了,」她語氣輕快地說,「媽媽說拜拜,壞壞不見了。一周,要麼兩周后——我猜這要取決於你的潛意識的頑固程度——要是它還沒有回來,你就可以開始處理其他東西了。」事實上,她說的這句話是那天她給我的真正饋贈,儘管我當時並不知道。
「我也是。」我說的是實話。
她點點頭。「嗯,你一定好幾次看到我和我先生在一起,不過當時空調故障的時候他在歐洲,現在他也在歐洲。他叫愛德華。兩年來,他在歐洲的時間比在這裏長,儘管我並不喜歡這樣,可我不管怎麼說都是個結了婚的女人。」接著,彷彿是又想到了什麼,她補充了一句,「愛德華是做進出口生意的。」
「不是。」我說著把鏡架折了起來,就在這時,庫布里克那部電影里女主演的名字突然冒了出來:蘇·萊思。可到底是誰演的那變態,還是一點頭緒也沒有。「只是個便宜貨。」
那麼說你是研究人員了,斯特利先生?站在緩慢而搖晃的電梯里往上升時,她這樣問我。
「我想我明白你什麼意思。」她說著微微笑了一下。
那天夜裡,我躺在床上,聽到了交談聲。先是那些東西說話了——低聲地,然後它們的主人們應答,聲音稍微響一點。有時,他們談論瓊斯海灘上的野餐會——防晒油的椰子香味和米沙·布雷任斯基的噪音盒中反覆播放的洛烏·貝加的《曼波五號》。或者談到小狗追逐天空下的飛盤。有時,他們還會說起在淺灘戲水的孩子,短褲和游泳衣鬆鬆地掛在身上。媽媽九_九_藏_書們鼻子上塗著白色的防晒霜,身穿從蘭茲角郵購的泳衣陪在孩子旁邊。那一天,有多少孩子失去了守衛他們的媽媽或扔飛盤的爸爸?天,那是個我不願意去想的數學題。可在我公寓里呢喃的聲音卻不這麼想。他們算了一遍又一遍。
嗨你。
說完之後,我的感覺比早先敢於奢望的還要好。然而,她的沉默卻讓氣氛無比沉重。
我安全得很,我說,我有一年沒攻擊過婦女了。以前,我一周攻擊兩三個,不過心理治療還是起作用了。
因為事先打過電話,所以門鈴只響了一聲,賈尼絲·梅森便給我開了門。我精心準備好了一個故事並充滿自信地講給她聽了。我知道,等在車道上開著里程錶的計程車容不得任何細節上的糾結。
「是的,儘管我當時的第一反應不是火災而是地震。然後,喇叭里沒有實體的聲音告訴我們,酒店並沒有起火,被大火重創的是紐約。」
「是那副太陽鏡嗎?」雷夫突然以一種尊敬並隨時準備好大吃一驚的口氣問,「是第一部《洛麗塔》裏面的太陽鏡嗎?」
「所有的?」
「我也不知道,」我說,「有人把它放在我的公寓里了。」
九月七號那天,我說——也就是事發前的星期五——我拿起布魯斯放在桌上的海螺殼,想吹出調子來,就像他在瓊斯海灘野餐會上做的那樣。(蠅王夫人賈尼絲點點頭,那次她也去了。)是這樣,我說,長話短說吧,我說服布魯斯讓我周末把海螺殼拿回家練習。星期二早上醒來的時候,我鼻竇炎發作,頭痛欲裂——這個借口我已經對不少人講過——正在喝茶的時候,我聽到了爆炸聲,同時看到了上升的煙霧。直到這個星期,我才想起了海螺殼。我在整理雜物櫃,結果在裏面發現了它。我想……嗯,這並不是多貴重的紀念物,但我想,也許你願意……願意……
我告訴她,我從公寓的窗戶往外看,看到的是早晨萬里無雲的天空,天空的藍色十分純粹,使人覺得似乎能穿透那藍色,看到後面的星辰。接著,我告訴了她那個聲音。我想,每個人頭腦里都有各種聲音,而且我們都習慣聽到那些聲音。十六歲時,其中一個聲音開口建議我拿著姐姐的內褲手|淫。她有上千條內褲,少掉一條也不會注意到的,那個聲音說——我沒有把這個青春期歷險故事告訴葆拉。羅伯遜——我只能說那個聲音全然不負責任,它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嗨你,動起來」先生。
我做了唯一能想到的事,就是抓起索尼婭·迪亞米克的太陽鏡退回到電梯里。我把眼鏡舉到身前,就像抓著放假一周回家后在地板上發現的某個噁心玩意兒——一塊腐爛的食物或被毒死的老鼠什麼的。我想起曾和一個叫沃倫·安德森的人談到過索尼婭。他把所見告訴我時,我心裏想,她一定看上去就像自以為還能跳起來找別人要杯可樂。當時我們正在第三大道的布拉尼石酒吧喝酒,距離天塌下來已經過了六周。談到她之前,我們舉杯慶祝自己沒死。
你們兩夫妻倒真是很有共同語言,我想。可我說出口的是,沒關係,其實也不一定是找她談,只要有人聽我說就行了。
「是的。」連我自己也相信我說的是實話了,「如果,我是說如果,我們能偶爾一起喝杯咖啡就好了。或者在大廳里打個招呼。」
我也同樣不渴望與她以名字相稱。她眼中一閃而過的是失望嗎?認真地說,我認為是的。但至少,這句話可以說服她,我仍然是安全的。
「有可能。」我心情不錯地回答。直到半小時后,我才發現褲子拉鏈忘了拉了。幸運的是,佩吉和媽媽都沒有注意到。若是放在其他場合,她們一定會問我是不是有出售熱狗的執照,在我成長的家庭里,此類玩笑是被視為機智的。而那天,她們一個生病了,另一個擔心得無暇玩幽默。於是我得以全身而退。
「作為聽你講故事的報酬。」
「是的。」
聽到她這樣說,我的感覺難以置信的好。我短暫地握了一下她伸出的手,隨後放開。「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然後有一天,就在復活節前夕,我走出大樓時恰巧碰到了葆拉·羅伯遜進來,那位我通過按動空調重啟鍵拯救于危難的美婦人。
「好吧,隨你怎麼說。」
八十年代後期,我即將結束與酒精長達兩年的苦戀。某天,我坐在書房的桌邊睡著了,半夜才醒過來。我搖搖晃晃地走進卧室,伸手去摸電燈開關。就在那時,我看見有人影在晃動。第一反應——幾乎可以肯定這個判斷——就是遇上了入室搶劫的癮君子,他顫抖的手裡一定還拿著從某個當鋪里買來的廉價點三二手槍。我伸出一隻手開燈,同時用另一隻手在桌上摸索,想摸到個重東西來防身——任何東西,哪怕是放我媽媽照片的銀相框都行。燈亮了,我才發現是自己嚇了自己。我正看著房間另一邊鏡子中的人:眼神驚恐,一半襯衫從褲腰中掉了出來,後腦勺上的頭髮還立著。這副樣子連我自己都覺得噁心,不過同時也鬆了口氣。
明天,我會去羅韋,帶著那個樹脂方塊。也許,那個孩子會用他或她胖乎乎的小手接過它,好奇地盯著看。不管怎樣,我的生活將從此擺脫它。我想,唯一棘手的是吉米·伊格爾頓的放屁墊——我怎麼能告訴伊格爾頓太太我周末把它拿回家練習呢?不過,需要是發明之母,我一定能想出個差不多讓人相信的理由。
當天午後,我下樓散步時,看見她一臉沮喪地站在大堂里。我跟她打了個招呼,也就是住同一棟樓的鄰居問的客套話,她卻氣沖沖地問我物業怎麼能在這種時候去度假。我指出,就算女牛仔也會憂鬱,就算物業也會度假;況且,八月本來就是適合旅遊的好時光啊。在八月的紐約(或是巴黎,我的朋友),精神病醫師、潮人藝術家和物業管理員都是珍稀物種。
你看,或許我正試著忘記,但我還能記住很多。我想,當你刻意去忘記時總是這樣,有時是越想忘記反倒記得越清楚。我甚至還記得某位南美小說家——就是被稱為魔幻現實主義的那些人中的一個——說過的話。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他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說過:嬰兒時,我們的第一個勝利來自於抓住世界的一小部分,通常是我們母親的手指。以後,我們發現,其實是世界和世界上的東西抓住了我們,而且一直都是如此。是博爾赫斯說的嗎?也許是他。也有可能是馬爾克斯。我真的不記得了。我只知道我讓她的空調再次開始運轉,冷氣從排風口吹出來時,她立刻高興起來。我還知道,關於認識倒轉、我們終究會意識到是外物在掌控自我的那句話是對的。或許,物把人變成了囚徒——梭羅無疑是這樣認為的——可它們也使我們保住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囚牢是為此付出的代價。不管梭羅怎麼看,我相信這筆交易是合算的。起碼當時我是這樣認為的;而現在,我不確定了。
「這……」
「耍你,」她同意我的措辭,又加了一句,「可你就是不相信。」
「也許吧。」我微笑著說。我對新朋友展開燦爛的笑臉。對美麗的「媽媽」展開笑臉。可笑容的背後,我在想,等著瞧,你會明白的。
她把那小玩意兒遞給我。「還給你,」她說。
然後,我抬起眼睛,又看到了一件東西,一件我同樣確定半小時前離家去史泰博文具店時——我一向是隨手鎖門的——肯定不在這裏的東西。小廚房和起居室之間的角落裡出現了一根球棒,從商標上看是&B牌的。雖然看不到背面,我也知道後面印著什麼:理賠調查員。這幾個字是用烙鐵尖燙上去再塗成深藍色的。
她說:「他們是以上帝之名行事的,可是根本就沒有上帝。如果真的有上帝,斯特利先生,他就應該讓那十八個手拿登機牌的傢伙死在候機廳里,可是沒有上帝那麼做。他們召喚乘客登機,而那些人就登機了。」
我把潘趣和其他東西一起放在小廚房外的多功能櫥櫃里。它們一直待在裏面。我本來不確定它們會固定地待在一個地方,事實證明,它們會的。
「這是太陽鏡,斯特利先生,」帕德羅終於開口說,「還能有別的名字嗎?要麼這是個腦筋急轉彎的問題?」
不,感冒的是我姐姐,我想說。我拿著她的內褲,邊看四月小姐的照片邊手|淫的時候,差二十秒就被逮個正著。可是我沒有被逮住。那次沒有,911也沒有。糊弄住你們了,再次逃脫。那天在布拉尼石酒吧,沃倫·安德森告訴我,事發當天上午,幸虧他在三樓停下與一個朋友討論揚基隊的賽況才免於一死。我不知道對他來說究竟是什麼情況,但從各種災難中僥倖逃脫似乎已經成了我的特點。
三天後,我正看著查克·斯卡伯勒在六點檔新聞里解讀這座城市最新的交通煩惱時,門鈴響了。因為之前並沒約過人,所以我想當然地以為是送包裹的,甚至也許是雷夫拿上來聯邦快遞的郵件。我打開門,看見的卻是葆拉·羅伯遜。
我跌坐在門廳里唯一的椅子上,雙手捂住了眼睛,沒有尖叫,也沒有哭泣。過了一會兒,我終於能夠起身打掃。我的思路不斷跑到那些比我更快從七十五街和公園角落回到家的東西上,但我不願縱容它。每次它剛一試圖往那個方向跑,我就會一把揪住它的韁繩,把它拽到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