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後，有人曾經這樣分析過1949年初的天津問題，認為當時的天津如果不是由於上述情況而產生的「龍多不治水」，而是由一人掌握軍政大權，一人就可以作出決斷的話，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天津也是有可能和平解決的。這種分析不無道理。遺憾的是，歷史現象是不可能按「如果」來重演一次的。

陳長捷是不是沒有軍事常識，也不知道我東野大軍已經做好了攻打天津的準備，如果真打起來，他陳長捷的13萬人馬不可能是我軍幾十萬人馬（我軍用來攻打天津的部隊是34萬）的對手？陳長捷是不是不知道北平的傅作義可能會走和平之路，而他一定就要與傅作義唱反調？這都不是。陳長捷是這樣考慮的：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應當是「平津一體」，傅作義把他放在天津，他就要儘力守住天津；如果傅作義先走和平之路，而且又不出什麼問題，到時候再作打算。如果北平還未曾安全地和平解決，傅作義還沒有給他下達和平解決的命令，他在天津堅守一個月是完全可能的。堅守一個月的根據，就是天津堅固的城防工事。

我們即將開始天津戰役了，鄭洞國是榜樣，將軍如仿效將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殺身之禍。希望你們在我們總攻之前，派代表來談判，在任何地點都可以找到我軍司令部，然後護送你們與我們商談。

陳長捷、林偉儔、劉雲瀚將軍：

若干年後，陳長捷在他的回憶錄中表示，當時所以出現那種明知打不過還要堅決打的局面，還有一個一般人所不太了解的原因，就是國民黨特務對國民黨軍隊的暗中監控。他說：

在中共中央總的原則立場指導下，我平津前線司令部對天津的陳長捷等人已經做了耐心等待。為了最後一次對天津的國民黨軍隊進行教育，爭取他們走和平之路，1949年11月11日，我平津前線司令部林彪和羅榮桓親筆簽名，給陳長捷、林偉儔、劉雲瀚三人寫了一封信，而且派出通信聯絡人員通過雙方的接觸線，進入到了國民黨軍隊防區，親手將信送到了陳長捷、林偉儔和劉雲瀚手中。

（一）本軍甚望和平解決，以免天津遭受破壞；（二）陳長捷所屬軍隊一律放下武器，不得損壞；（三）本軍保證一切放下武器之官兵的生命安全；（四）本軍保證陳長捷和官兵的私有財產之安全；（五）為表示寬大和誠意，對天津停止炮擊6天（從1月6日至11日），限期內（12日）要明確答覆，過期即行炮擊。

陳長捷到天津之後，很想有一番作為，他逐步排擠了軍統在天津的勢力，成立由他一手組建的天津警備旅來維持社會治安，又花了很大力氣修建防禦工事。由於天津地勢平坦，無任何地形可以利用，所以在日本人佔領時期就已經修了不少城防工事。陳長捷之前，駐防天津的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兼保定綏署天津指揮所主任上官雲相又接著修，當時曾經籌集了250億元的巨款用來修築碉堡，並開始九*九*藏*書挖掘護城河。陳長捷上任后，在上官雲相的基礎上，不僅修成了護城河，而且在護城河外又拉了幾道鐵絲網，布置了縱深幾十米的鹿砦和布雷區，總共埋有數萬枚地雷。護城河沿線陣地之外2000米之內的房屋和樹木全部拆除或燒掉，形成無人區。護城河內側則用挖河時挖出來的泥土築成一道底寬7米、頂寬1米多、高3米多的梯形內牆，牆上拉有5米多高的電網，牆內修有一條寬5米的公路，可以用汽車運送各種彈藥和物資。特別是沿內牆又修築了環形的碉堡，每隔30米就有一個，其中大型碉堡有380多個，每個碉堡中還有電燈和電話。在這一個碉堡圈之內還有三道碉堡工事，總共有各種碉堡1000多個，都是以鋼筋混凝土建成，不像其他地方以土木為主的碉堡，被稱之為「天津的盔甲」。從整個天津城來看，就以護城河和碉堡為主，加上鐵絲網、散兵坑、掩蔽部、交通壕，成為經過全面規劃的一個完整的防禦體系。正因為如此，陳長捷才敢於對各種傳媒自誇說：「大天津堡壘化！大天津固若金湯！」

天津市參議會議長楊亦周，就是在城中為和平奔走的一個代表。楊亦周是中國紡織總公司天津分公司的經理，多年以來，和我黨華北地區地下黨負責人楊秀峰、黃松齡、阮慕韓、何松亭等有交往，他參加天津參議會議長競選時也曾經徵求過我黨的意見。從1947年開始，我黨地下組織指定由地下黨員劉繹文（公開身份是天津社會局救濟院院長）與楊聯繫，所以他的很多社會活動都是聽取了我天津地下黨意見的。這一時期，天津廣大市民無不深深地盼望著天津能夠不受戰火之苦，能夠讓自己的生命財產不受損失。在1948年歲末，解放軍已將天津包圍，城內外已是炮聲隆隆（我軍為了掃清城外的據點已經和守城部隊進行了不少戰鬥。陳長捷在得知解放軍前線指揮部設在楊柳青之後，他命令城中的炮兵不斷向楊柳青一帶進行炮擊），大戰已是一觸即發之勢，但是廣大市民難以向交戰雙方的負責人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所以，楊亦周在1949年元旦這一天專門邀請了十幾位市參議員一起研究，決定代表民意進行和平解決天津問題的努力。他們決定，推選出丁作韶、楊青雲、康相九、胡景薰四名參議員代表天津市民出城向解放軍求和；同時公推楊亦周代表市參議會向陳長捷進言，希望陳能走和平之路，如果陳長捷同意，就請陳馬上採取行動，與解放軍議和。

儘管陳長捷決心要為國民黨殉葬的口號喊得如此響亮，但是我黨為了保護天津這座華北最大的工商業城市，還是作了儘可能的和平解決努力。在天津城中，也有若干有識之士希望和平，也在為走和平之路積極奔走。

天津市參議會的四名代表根據我方在無線電廣播中向天津市民所宣布的出城與解放軍聯繫的方法，於1月5日手持白旗從天津北邊的王串城出城，順利rｅad•９9csw.ｃｏｍ到了我軍的前線陣地，立即受到了我軍的熱情接待，在我方聯絡人員的帶領下，他們在一個村莊里見到了我軍前線指揮員劉亞樓。

1月11日，接到解放軍送來的「和平放下武器」的最後通牒，即約杜建時到部會商。開始是各懷鬼胎，以目相視，默然不語。劉雲瀚是蔣介石、陳誠的嫡繫心腹，對戰事雖然懷慮，但默不作聲。林偉儔和秋宗鼎又都懾于特務的監視，有所欲言，卻又吞吞吐吐，沒有一個說應該和可以放下武器的。大家卻也願意談判，無非為的緩攻、觀望而已。

當傅作義在1947年底同意出任華北「剿總」總司令時，按傅作義的考慮，當然是由自己負責北平，在誰來負責天津的問題上他很費了一番苦心。後來選了陳長捷，是因為陳長捷雖然是他的老同學、老同事，但卻不是晉綏人而是福建人，便於和中央軍系統的南方將領搞好關係。陳長捷的資歷又比當時華北國民黨軍隊中所有的兵團司令都要老，10年前就是集團軍總司令。所以，傅作義就向蔣介石要求將陳長捷這位老華北從蘭州調到了天津，並由蔣介石任命為天津警備司令、塘沽防守區中將副司令兼天津防守區司令。

為了天津的和平，楊亦周等人再次去陳長捷處，進行了苦口婆心地勸說，陳長捷仍然堅持必須讓部隊撤到塘沽，否則無和談可言。1月9日，當四位參議員再一次出城，將陳長捷的這一立場向劉亞樓做了彙報，陳長捷的這一頑固不化立場，遭到了劉亞樓拒絕。劉亞樓再一次對幾位代表做工作，他說：「為了保護天津這座工業城市，我軍誠心誠意希望和平解決天津問題。只要自動放下武器，我軍可以保證其生命財產安全及行動自由。否則，我們將按原計劃攻城。」

這封由林彪和羅榮桓親筆簽名的信全文如下：

這樣，陳長捷等人喪失了以和平方式解決天津的最後機會。全國解放以後，陳長捷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解放戰爭期間，我在天津抗拒人民解放軍，將戰火引入市區，置人民的生命財產於不顧，對人民負有嚴重無比的罪過。」他的這段話，可謂句句實言，一點誇張也沒有。

天津城內也不平靜。特別是那位天津城內最高軍政長官陳長捷。

四位參議員將劉亞樓的五點意見帶回城內，立即向楊亦周作了彙報，楊亦周又立即前往陳長捷處做了轉達。狡猾的陳長捷在沉思一陣之後，仍然用上次回答楊亦周的辦法，做出了這樣的回答：「我並不反對和平，我的軍隊可以接受五點，但是中央的直系部隊我指揮不了。如果能讓出一條路來，讓中央軍去塘沽，我就可以照辦。」陳長捷這話等於沒有說，因為在天津的部隊中，六十二軍和八十六軍都是屬於中央軍系統的部隊，陳長捷自己根本就沒有什麼正規部隊。如果要算他的嫡系，可以算得上的就只有一個警衛營是他從西北帶來的。他到天津之後成立了一個天津警備旅，又名為天津地方武裝保安旅，是由原hｔｔｐｓ://rｅａｄ•９９ｃｓw.com來的保安團隊改編的，也都是天津的地方武裝。

杜建時是河北武清楊村人，出身於東北講武堂北京分校。蔣介石開辦陸軍大學，杜建時入學考試與畢業選拔考試都是第一名，被蔣介石選送美國深造，在堪薩斯陸軍大學畢業之後，又根據蔣介石的旨意到加州大學攻讀了國際關係專業，獲得了博士學位。1939年學成回國，成為了當時中國唯一的「博士將軍」，先後擔任第九戰區副參謀長、國防大學教務處長、國防研究院主任，委員長侍從室中將高級參謀、國民政府參軍處中將高級參軍，很得蔣介石的器重。當時蔣介石與各國的高級談判他都是重要的隨員，連1945年參加聯合國成立的中國代表團，他也是成員之一，宋美齡還把自己的秘書介紹給他做了夫人。蔣介石把他派到天津來，先任北寧路護路司令官，後任天津市市長，是蔣介石放在華北地區的一個重要心腹人物，他實際上是蔣介石安在華北地區的一個耳目，華北地區的各種情況特別是傅作義集團（在杜建時眼中，陳長捷也屬於傅作義的人）的情況，都經常由他直報蔣介石。可以這樣認為，陳長捷所以不敢如傅作義那樣逐漸走上和平之路，除了他自己完全沒有自己的軍隊之外，杜建時這個蔣介石的耳目的嚴密監視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蔣介石在各軍和各軍事機關都置有從他的侍從室直接派出的所謂「視察官」，參与一切軍務與軍機，時時向蔣直接通電報。對天津就派來視察官程子踐，程當時對作戰中每夜彙報情況，指導軍機，他都要參加。而他的背後，又有所謂「報務員」執著密碼本在監察他。蔣的特務對天津作戰是多方面的鉗制，這一種特務恐怖，懾服了部隊長官，迷惘不省。

也可能是一種巧合，攻守天津的雙方主將一個是中共方面的劉亞樓，一個是國民黨的陳長捷，竟都是福建人。

天津的國民黨守軍只有六十二軍和八十六軍兩個正規軍，加上其他部隊，總共只有13萬人。陳長捷敢於如此自誇，就在於天津的城防工事。用他自己的話說，就叫「不嫌兵單，還恃陣固」。不過，不管陳長捷是不是吹牛，如果就事論事而言，天津的城防工事的確是我軍攻打敵人的城市以來所遇到的最堅固的城防工事，過去所攻打過的濟南、洛陽、開封、錦州、瀋陽等地都不能和天津相比。也正是因為如此，我東野的攻城大軍對於攻打天津進行了認真的戰術準備。其中，主要是演練用爆破、炮轟的手段炸毀敵人的工事，用蘆葦橋、跳板、船橋等辦法渡過各種河溝和戰壕，用爆破、耙雷桿排除敵人的地雷。正如六縱十七師指戰員所編的順口溜：「攻堅虎，虎生風。練爆破，演攻城。練巷戰，習攀登。今日練兵憋足勁，來日大鬧天津城。」

但是，陳長捷十分狡猾，他自己不願言和，也不公開反對民間言和，他對楊亦周等人的答覆是：「求和是民間的事情，軍方不予過問。」

陳長捷對於天津的城九-九-藏-書防是頗有信心的，而且是天津所有國民黨軍隊將領中最有信心的一個，因為他認為天津的地形不便於展開進攻，再加上有幾層工事，進攻者不經過長時間的構築攻城工事步步逼近，並付出很大的代價，是很難攻破的，更是不可能用強攻急襲的辦法攻破的。對這一點，他還和其他軍官有過一番激烈的爭論。1948年12月18日，蔣介石按他凡是在軍情緊急時就要給第一線的軍隊指揮官寫親筆信的一貫做法，又寫了一封親筆信給平津前線的指揮官，意思當然是老一套，就是要各位在「華北垂危」之時，在「關係黨國之存亡」的決戰中精誠團結，「效忠黨國」之類。他派了國防部參謀次長李及蘭乘飛機前往北平，飛機不敢降落，就飛到了天津。李及蘭將陳長捷和駐守天津的六十二軍軍長林偉儔、八十六軍軍長劉雲瀚集中起來，讓他們來看蔣介石的親筆信，當場為是否要堅守天津，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兩個軍長都認為天津難守，主張不守天津而守塘沽，以便南撤。只有陳長捷認為天津有十分堅固的城防工事，是可以守住的。爭論到最後，陳長捷甚至說出了這樣的話：「你們若擅自將天津部隊集中到塘沽，那我就自殺。」

劉亞樓在仔細聽取了四位代表的陳述后，對他們的和平願望予以鼓勵。

然後，他向四位代表正式表達了五點意見：

在這種情況下，楊亦周和四位參議員只好去徵求六十二軍軍長林偉儔（他還兼任天津的防守副司令）的意見。林偉儔以默不作聲的態度，拒絕了和平之路。

陳長捷當時在天津多次表示要為黨國效忠，要拚死抵抗，其本意就是如此。

不管是出於哪些方面的原因，總之，天津守軍在最後關頭拒絕了和平之路。既然天津守敵不願意放下武器，拒絕和平，毛澤東當然就要下決心先打天津。前面已經分析過，這時打天津，其目的不僅僅在於解放天津，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要用人民解放軍的鐵拳將國民黨的一部分軍隊砸得粉碎，將天津的堅固城防工事砸得粉碎，讓傅作義迅速徹底地丟掉幻想，接受和平改編，和平解決北平問題，同時也讓北平中央軍系統的軍隊不敢亂動，不得不跟著傅作義一道接受和平改編。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要「打天津給傅作義瞧一瞧」。

現在，天津的五巨頭坐到了一起，都看了林彪和羅榮桓的親筆簽名信。怎麼辦？都不敢首先表態。在這五巨頭之中，在他們每個人內心深處都在提防著其他人。陳長捷是名義上的最高司令官，但他沒有自己的部隊，而且又被另外幾人看成是傅作義的人，他怕杜建時和兩個軍長找他的茬。杜建時雖然是蔣介石的心腹，但他自己不掌兵權，他又一直弄不清楚陳長捷到底賣的什麼葯，弄不清楚這時陳長捷和傅作義是什麼關係（實際上，在這段時間，由於傅作義本人對和平問題極為小心，一直未下最後的決斷，不可能有很直接的態度，所以並未就和談問題與陳長捷有過任何聯繫），所以也無法表態。林rｅad.99ｃsw.cｏm偉儔和劉雲瀚這兩個軍長對於自己的實力是清楚的，知道自己不可能是林彪的對手，但是作為一個職業軍人，上司沒有作出最後決定之前，也很難在和戰問題上作出大的行動。特別是他們心中很清楚，杜建時是蔣介石的心腹，而陳長捷又是傅作義的人，這兩人的意見不統一，他們作為下級是很難辦的，所以他們也都不願表態。至於秋宗鼎，是一個空頭副司令，更不願先談自己的意見。這樣，五人都沒有在和與戰這一大問題上做出最後的選擇，都未能走上和平之路。當杜建時再次向陳長捷詢問天津到底能守多久這一問題時，陳長捷仍然說可以堅持一個月。於是，杜建時就要陳長捷給林彪和羅榮桓回信，實際上是要陳長捷給蔣介石表態。於是，由陳長捷口授，秋宗鼎筆錄，一封陳長捷式的回信寫成了：「武器是軍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軍人的恥辱。如果共謀和平，請派代表進城商談。」

正是出於這種心理，陳長捷表現出了很為慷慨激昂的姿態。例如，陳長捷對部隊發出了這樣的通令：全體守城部隊必須據城堅守。如果我在守城中戰死，由副司令林偉儔繼我指揮；各級主官如果戰死，由預先指定的人指揮。堅決守住天津，與陣地共存亡。與此同時，陳長捷還向各部隊下發了一份在整個國民黨軍隊中也不多見的戰場紀律：士兵退卻者，班長可將士兵就地槍決；班長退卻者，排長可將班長就地槍決；排長退卻者，連長可將排長就地槍決；連長退卻者，營長可將連長就地槍決；營長退卻者，團長可將營長就地槍決；團長退卻者，師長可將團長就地槍決。

陳長捷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是與傅作義相差兩期的同學。正因為他與傅作義有這層同學關係，所以他從軍校出來之後，就接受了傅作義的邀請到山西加入了晉軍，從排長一直升到師長。中原大戰晉軍失敗后被整編，他在傅作義的三十五軍中任旅長。抗日戰爭中任六十一軍軍長，在傅作義指揮下打過不少惡仗，在團城口之戰中，他的一個團打得只剩下一個排；忻口之戰中與日軍死拼半月，消滅了敵人的3個聯隊。1938年5月，他升任為第六集團軍總司令，成為與傅作義並列的晉綏軍中地位最高的集團軍總司令。但是由於他不是山西人，對於閻錫山重用山西「五台幫」及若干軍政措施有所不滿，與閻錫山的矛盾逐漸加深，1940年終於被閻解除職務，他便利用已經離開閻錫山而投向蔣介石的傅作義的關係，也投入到蔣介石部下，到綏遠任伊克昭盟（現鄂爾多斯市）守備軍總司令。這以後，還擔任過蘭州補給區司令、軍官第二十總隊總隊長。

這封由林彪和羅榮桓親筆簽名的信件，在天津的國民黨當局中被視作解放軍對他們的最後通牒，故而引起了強烈震動。天津國民黨當局的五名最高負責人不得不聚到一起，商量對策。除了三個收信人之外，還有天津市市長杜建時和警備副司令秋宗鼎。在這幾個頭目之中，杜建時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