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暇時，我喜歡和聯絡組的成員聊天交談。他們總愛拿出家人照片一一向我介紹。聽到我的讚揚，他們都顯得非常高興，比自己受了誇獎還開心。

跨過邁立江支流到達指定的坐標位置之後，我們馬上拓展出一座100×10平方米的空投場，便於給養與武器彈藥的補充。聯絡組隨即與指揮部聯繫運輸，以便於及時空投。

飛越「駝峰」時，警報紅燈忽然亮了！大家意識到日機來襲，都警覺起來。美籍空管人員出來看望了大家一次，見沒有騷動，沖我們笑笑又回到駕駛艙。其實大家內心都很怕機門打開，那樣就不得不跳傘脫險了。我手撫胸前的開關把，又回憶了一次登機前所上的那一課。幾分鐘后，紅燈熄了，耳邊傳來一聲長長的嘆息，大伙兒都鬆了一口氣！飛機過了「駝峰」，放眼望去，白雪皚皚，雪線下卻是一片鬱鬱蔥蔥的原始森林！氣溫也漸漸升高，大家脫下毛衣，興奮地交談起來。

惡性瘧疾是一種九*九*藏*書我們談之色變的病。我也曾陰差陽錯地患過這種病，所幸好好醫治之後也沒什麼大礙。那是在加爾各答休假之後，我與另一位素不相識的中國兵搭上了黑人司機的便車。哪知那位戰友將手伸出窗外划傷了，我們就將他送進了醫院。這時我突感不適，經診斷竟是惡性瘧疾，不覺心驚肉跳！給我做檢查的美軍上尉和藹地安慰著：「不要害怕！病人的心理因素是最重要的。我們是有把握治好這病的！」由於我的配合，不多時日也真就恢復了過來。在醫院又遇見了一位與我年齡相仿的中尉醫師。一次，我向他談到自己鼻腔腫脹，他出手一摸：「沒什麼，只是軟骨增大。我給你做個小手術就行了！」20多分鐘的手術過後，我那多年鼻子不通暢的毛病就解決了！

到了印度，軍委外事局駐雷多辦事處主任告訴我們，遠征軍50師奉命調緬北作戰，一批翻譯官將派往該師值勤。級別待遇是同部隊少校級，除國內工資外，還享受同級盧比補貼（我當時做翻譯官拿的津貼是一個月180盧比）。大伙兒於是乘上了由黑人士兵駕駛的10輪大卡車正式奔赴前線。就這樣到了新平洋基地，接受了保衛前進九_九_藏_書指揮部和機場的戰鬥任務。我們團的美國聯絡官組組長是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的職業軍人，也是國內著名的橄欖球投手，就連從軍，也還將橄欖球隨身帶上。這位貝乞勒上校的投手名氣也不是吹出來的，我曾見過他輕輕一投就去了40多米遠的距離。不久，又換了一位聯絡組長，名叫卡勃林格中校，應徵前是一名中學校長。

在軍訓中也出現過不少語言溝通導致的困難。有一次，翻譯沒聽懂美籍教官的講述，反覆對教官說：「Pardon me！」（原諒我）教官很是光火：「God damned！」翻譯官雙手一攤：「Teacher， if you were me， you'd be more troubled than I am！」（教官，假如您是我，您混亂的時候比我還多！）教官雖然不會中文，但知道中文很難學，馬上點頭說：「OK！ Your Chinese is much more difficult to learn than ours！」（是的，你們的中文可比我們的語言難多了！）

半個月後，營里換了個聯絡官漢默（Hanmerｒｅａｄ•99csw•ｃoｍ）少校，他還帶來了四位盟友。等我與他們混熟了之後，被告知漢默少校有一個綽號「釘鎚少校」，但我左想右想也沒想出原因為何。指揮部左翼的保衛任務一下達，我們便進入杳無人煙的原始森林，向目的地進軍。

隨軍戰鬥的翻譯官責任特別重大，由於國內的軍官大多不懂英語，而發給的軍用地圖又全是英語版本，所以翻譯官的工作很繁重，也曾鬧出過不少誤會。聽說我軍在密支那有一個團遭遇「圍困」（surrounded），等待支援，卻被翻譯官錯譯為「投降」（surrendered），以致竟未前去支援。所以後來改用中文下達指令，以免出錯。

飛機降落，他走了出來，180厘米左右，很瘦，同他父親一樣，也有一個長長的鼻子。我們高聲叫到：「約瑟夫中校好！」他隨即回禮：「下午好！團長，譯員！」並和我們按照中國的禮節握手示好，然後開始聽取團長的彙報。他同他的父親無疑是很有相似之處的，辦事乾脆，不拖拉，也沒有官架子。上個世紀20年代，在中國面臨外有帝國主義侵略、內有軍閥混戰的艱難局面時，史迪威曾以美國武官的身份在天津工作，並在山西九-九-藏-書擔任修路工程師，天天生活在貧困民工之中，深入了解了民間的疾苦。可以說這位美國人是我們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友！

1944年，我正在浙江大學念大三。校長竺可楨先生號召同學們報名參軍，擔任翻譯官。我便與92位同學首批報名參加了軍委會的考試，成績下發后即向印度出發。

在新津機場，來了幾位美軍空管人員教大家使用降落傘。他特別告誡，「駝峰」航線經過喜馬拉雅山脈，氣候惡劣，又有日機中途攔截，若是看到機內紅燈一亮，則表明敵機來攻擊。如果機門打開，只有跳傘了！說得大家都捏了一把汗。跳傘的關鍵是跳出機門后不能立馬拉開胸前的張傘手柄，否則傘一彈開就會被呼嘯而過的機尾截斷！接著他又關懷備至地叮囑，正確跳法應當是跳出機門，默念one thousand， two thousand ，three housand（一千，兩千，三千），相當於自由落體3秒鐘，飛機已前去好遠了，再打開降落傘，便萬無一失了！美國戰友這麼細緻的交代，我很難忘，而這一次經歷更讓我難忘。

林內喬木遮天，大風也吹不進來，腳邊全是各種雜草。尤其可怖的是那不到一寸的https://read.99csw.com山螞蝗和瘧疾蚊。我們晝夜行軍，實在累得不行，再停下來休息。聯絡組的美國大兵從驢背上取出特製的吊床，用繩子固定在樹榦上，約莫半米高。上為雨布，下為厚帆布，四周還有蚊帳。休息時，拉開拉練鑽進去，濕靴就吊在床外。起床時再順手穿上，十分方便。繼續趕路時，只需解開那吊床一方的繩子，邊卷邊抖去雨珠，然後用另一頭的繩子捆好，放在驢背上就行了！真是方便實用。

保衛的任務完成之後，上頭就下來了命令，情報科長將飛往前線視察。王團長對我解釋：「這個情報科長名叫約瑟夫，是史迪威總指揮的長子。」我聽了這話，便急於想見到這位中校，很想看看他是否同他那不戴軍銜、穿著便衣、在戰場各處跑來跑去的父親相像。

物資一到位，駐營與後勤工作立即得到解決，搜索敵情的任務便全面展開了。我喜歡跟著偵察班背著馬克興衝鋒槍四處偵探。一次搜索中在相距約30米的戰壕內發現有一敵人正持槍瞄準。我方立即匍匐前進，散開包圍敵壕，才弄清原來是一名奄奄一息的日本兵。他的眼睛已完全閉上了，手卻仍持三八式步槍，右手扣在扳機上，只有嘴還略有些輕顫。想來是患了惡性瘧疾被部隊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