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楷以失豫州四郡，說王恭起兵，王恭又聯絡上游的殷仲堪與桓玄，同赴京師。鑒於上年起兵時殷仲堪觀望誤期，王恭乃先行舉動，上表請討王愉及司馬尚之、休之兄弟。殷仲堪應期發兵，以楊佺期兄弟（兄廣，弟思平，從弟孜敬）率舟師為前鋒，桓玄次之，殷仲堪軍繼進。八月，楊、桓兵至溪口，江州無備，刺史王愉倉猝出奔臨川，被桓玄偏師追獲。王愉是桓溫之婿，所以桓玄篡晉時猶以王愉為尚書僕射。元興三年劉裕誅王愉，夷及子孫。王愉兄愷、弟國寶、弟忱，均先愉死。這樣，太原王氏王坦之諸子作為司馬道子的妃黨，活動十余年後終告覆滅。

桓玄、楊佺期兵至石頭，王恭所遣北府將劉牢之軍據竹里，夾擊建康。此時中樞權力已經轉移至會稽王世子司馬元顯之手。王恭以門第傲物，既恃劉牢之的武力，又以部曲將薄遇劉牢之。司馬元顯利用這一矛盾，遣原為北府將的高素說劉牢之倒戈。王恭敗走被擒，與其子弟黨羽俱斬。這樣，作為孝武帝后黨的太原王氏的王蘊一支，也告覆滅。

荊州的形勢，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在起著作用，即桓氏遺留的勢力。王忱至荊州之年，桓氏自桓溫以來在荊州的統治，已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桓氏人物雖然物故者多，但尚有存者。特別是桓溫世子桓玄襲爵南郡公居於江陵，是桓氏在荊尚存勢力的核心所在。《王忱傳》曰：「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太元末年，桓玄出為義興太守。《世說新語·言語》謂「桓玄義興還后，見司馬太傅（案即道子），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案「來」，《司馬道子傳》作「晚塗」）欲作賊，如何？』桓玄伏不得起。」由是桓玄不自安於道子。道子所授荊州刺史王忱，是王坦之之子，而坦之又是阻礙桓溫奪位的主要人物之一。這種歷史關係，決定了桓玄在荊州對王忱採取對抗態度。因此在荊州內部，又形成了一組新的矛盾，這組矛盾終將與全局的矛盾聯繫起來，成為動亂的另一根源。

中樞與兩藩的矛盾，達到一觸即發的地步。王國寶、王緒力主司馬道子裁損王恭和殷仲堪的兵權。王恭等則繕甲勒兵，表請北伐，實際上是嚴陣以窺中樞之隙。隆安元年（397年）四月，王恭表列王國寶罪狀，舉兵入討。

綜上言之，王忱死後，孝武帝得勢，以郗恢為雍州鎮襄陽，以殷仲堪為荊州鎮江陵，以王恭為青、兗鎮京口。在他看來，以名士鎮名藩，各懾一方，互相呼應，囊括江左，共擁朝廷，從劣勢徹底轉為優勢，司馬道子在中樞的作用也就不足道了。但是風雲未測，事與願違，東晉政治糜爛過程還未走到盡頭，真正能夠變動亂為安定的因素還未出現。動亂的進一步發展，就要以兵戎相見了。

太元十四年六月，荊州刺史桓石民死；太元十五年，鎮京口的青、兗二州刺史譙王恬死。上下兩藩的空缺，相繼發生於中樞主相相持的關鍵時刻，其時孝武帝殺司馬道子之黨袁悅之，引起朝野「朋黨同異之聲」。因此，上下兩藩位置，一時成為主相爭奪的焦點。十四年七月，司馬道子以王國寶之弟王忱為荊州刺史鎮江陵；十五年二月，孝武帝以後兄王恭為青、兗二州刺史鎮京口；十五年八月，司馬道子復以其黨庾楷為豫州刺史鎮歷陽。於是，主相在中樞相持的局面，遂演化為諸藩鎮犬牙交錯，各附一方。其中主要對立的兩藩，是江陵的王忱與京口的王恭，同屬太原王氏。rｅａd•９9cｓw.ｃoｍ

太原王氏在東晉的政治作用消失了，東晉一朝的門閥政治從此結束。但是，司馬氏政權的命運也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政局山重水覆，前路何在，什麼力量將代之而起，孝武帝開始的振興皇權的歷史趨勢是否還能繼續下去，這一切，此時此刻尚不見端倪。

司馬道子昏亂而本已勢傾天下，袁悅之更勸司馬道子專攬朝政，王恭乃請孝武帝殺袁悅之。《世說新語·讒險》注引《袁氏譜》曰：孝武帝托以它罪殺袁悅之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主相之間的矛盾由於袁悅之被殺而公開化了，據《通鑒》，這是太元十四年十一月的事。

《世說新語·德行》：「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為北藩。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殷仲堪蒞荊州之前，與王忱之死同月，孝武帝已搶先一步，出「以才學文章見昵」（《王珣傳》）的郗恢（郗鑒之孫，郗曇之子），代替以老病退的朱序刺雍州，鎮襄陽，造成奪取荊州的有利條件。而在司馬道子策劃以王國寶為荊州時，孝武帝又不經過吏部，以中詔出殷仲堪。這些情況，都可見其時事機的緊迫，鬥爭的激烈。

王恭除上結荊州夾擊建康以外，又以王導之孫王廞為吳國內史，使他起兵三吳。王廞約會稽虞嘯父募眾于吳興、義興，赴者萬計。虞氏會稽大族，在三吳的影響遠勝王廞。虞嘯父本見重於孝武帝，疾惡司馬道子。他們兵起以後，建康面臨斷絕補給的危險，形勢緊急。司馬道子不得不殺王國寶、王緒兄弟以謝愆失，止王恭之兵。王恭罷兵后，王廞以多殺異己，勢不可止，因此又出現王廞送箋于司馬道子以討王恭，王恭遣北府將劉牢之擊王廞之事。王廞事雖即弭平，但開啟了東方動亂的先聲。《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謂王廞起事後「以女為真烈將軍，亦置官屬，領兵自衛。」此事極似天師道的軍事活動，而琅邪王氏本天師道世家。《晉書》卷一零零《孫恩傳》，孫恩叔父泰為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為國討恭。」孫泰「為國討恭」與王廞後來反恭的立場吻合，頗疑王廞事同孫泰事一樣與天師道有關，但詳情于史無考。

王恭舉兵，本與殷仲堪有約。在此之前，桓玄力主殷仲堪勸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己（殷）當悉荊楚之眾，順流而下，推王為盟主。仆（桓）等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桓玄傳》）。此時江陵、京口兩藩，各有特點。京口王恭居元舅之尊，有久經征戰的北府兵為之羽翼，所以望實俱重，朝廷畏憚。但王恭暗於事機，不嫻兵略，而又自矜門第，與北府將不協。江陵殷仲堪以中詔超授得州，時人不以方伯相許，缺乏自重的條件。但荊州一旦與朝廷反目，可以聚集可觀的軍事力量：其一，荊州都督所部；其二，桓氏在荊州的故義；其三，由楊佺期率領的以襄陽為後方的流民武裝，這是荊州可用的最重要的軍力。當雍州刺史郗恢、南蠻校尉殷顗、南郡相江績表示不贊同荊州起兵之時，殷仲堪立即引楊佺期勢力入荊，以楊佺期代江績為南郡相。楊佺期更驅逐郗恢，席捲雍、梁、秦州。這樣，荊州就結成了殷仲堪、桓玄、楊佺期的聯盟，殷居方伯，桓多故義，楊有實力。但是荊州與青、兗相比，青、兗猶居上乘，所以桓玄主張盟主應屬王恭。但當王恭兵起之後，荊州卻意存觀望，猶豫不敢下，直到王恭罷兵之時，始有楊佺期一度下屯巴陵之舉。

太九*九*藏*書元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暴死，安帝繼立，東晉主、相相持局面結束。安帝是白痴，他繼位后中樞政柄全歸司馬道子掌握。道子所信任的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王緒二人「相為唇齒，並弄權要」（《世說新語·規箴》），京師已不存在強硬的對手。但是從全局說來，上下游的強藩尚未處置，司馬道子的劣勢還未真正扭轉過來。《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載王恭抗表討王國寶之言曰：「先帝暴崩，莫不驚號，而國寶覥然，了無戚容，夜乃犯闕叩扉，求行奸計，欲詐為遺詔，矯弄神器。」時王恭之弟王爽為侍中，拒之門外，王國寶遂不得逞。以其時內外形勢度之，王國寶詐詔，不管是否涉及皇位繼承問題，都會有處置強藩的目的。《桓玄傳》桓玄說殷仲堪反對司馬道子，所持理由之一即是：「若發詔征君為中書令，用殷顗（案顗為仲堪從兄，時為南蠻校尉，後來反對仲堪興兵）為荊州，君何以處之？」矯詔以處置方伯，搶奪要衝，正是司馬道子的當務之急。

元興元年（402年），司馬元顯討伐桓玄，桓玄乘機舉兵東下，至於姑孰，北府將劉牢之向桓玄投降。桓玄入京師總攬大局，劉牢之所領的徐、兗刺史亦為桓玄所奪。桓玄殺司馬元顯，流司馬道子。劉牢之懼禍，擬奔江北，途中自縊而死。桓玄消滅了一切對手，並趁盧循主力泛海南下之機，于元興二年十二月代晉為楚。

孝武帝納王蘊之女為後，在寧康三年，孝武年十四。納后之事，得到當時主政的兩大家族的代表桓沖及謝安的支持，無疑具有政治婚姻的意義。《晉書》卷三一《孝武定王皇後傳》謂孝武將納后，訪于公卿，謝安謂人曰：「若帝納后，有父者唯蔭望如王蘊乃可。」《太平御覽》卷二四三引《晉中興書》亦謂謝安之言曰：「王蘊地望，可與國婚。」至於桓氏意見，《孝武定王皇後傳》引桓沖等為孝武納王皇後事奏曰：「盛德之胄，美善先積，……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云云，「於是帝始納焉」。皇帝納后而諮之於多家當權士族，經一致推舉，始成婚姻，這在東晉是僅見的。謝安、桓沖等一致舉以應選的是太原王氏，這自然是估量了當時各士族門戶勢力的結果。至於謝安明確地舉以為國婚的並不是太原王氏炙手可熱的王坦之之後，而是王蘊之後，這似乎有令人深入思考的餘地。

《謝安傳》：「是時桓沖既卒（案沖死於太元九年），荊江二州並缺，物論以〔謝〕玄勛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勛，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于中流（案指江州），石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淝水戰後桓氏據有上游的局面，在謝安生前一直維持著，只不過以桓氏疏宗的桓伊處於中流，多少可以防止荊州、豫州桓氏的聯合，緩衝上下游的矛盾。

孝武帝與司馬道子，都是簡文帝宮人李氏所生。簡文諸子或夭或廢，諸姬絕育將近十年。孝武帝及道子的誕生，《晉書》卷三一《孝武文李太後傳》言之甚詳；先於此者，《異苑》、《幽明錄》、《太平經》以及《真誥》皆有說，雖涉神異，亦見傳聞之廣。孝武帝及司馬道子既是親兄弟，又同具有誕育于天師道的環境中、後來又皆兼信佛教的宗教背景。孝武帝近親中，父輩皆死，兄弟輩只余道子一人。所以孝武帝引道子握相權以為輔佐，是勢所必至，理所固然。以後主相之間出現矛盾，后妃族黨及僧尼之屬又撥弄其間，但有太後周旋制約，終於使孝武帝不廢黜道子，道子亦不危及孝武帝。終太元之世，孝武帝與道子始終維持著雖相依維、復有矛盾的關係，這種關係，正是時局雖然紛壇坦迄無內戰的原因之一九_九_藏_書。

本書《論郗鑒》篇曾論及東晉門閥政治出現的兩個基本條件，一是皇權不振，一是士族專兵。太元以來太原王氏活躍之時，孝武帝力圖重振皇權，又圖以司馬道子的相權相輔，是皇權不振這一基本條件已在改變之中，或者說已有了改變的可能性。太原王氏二支之中，居京口重鎮的王恭，兵力仰賴於並非門閥士族的劉牢之；先後居上游荊、江的王忱、王愉，也都無兵權在握，是士族專兵的這一基本條件已不存在。所以，代表門閥政治一個特定階段的太原王氏兩支的覆滅，實際上也是東晉百年門閥政治的終場。

主相相持而孕育糾紛，淝水戰後逐漸顯露。

《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曰：淝水戰後，「昌明（案即東晉孝武帝）年長，嗜酒好內，而昌明弟會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蒏尤甚，狎昵諂邪。於是尼娼構扇內外，風俗頹薄，人無廉恥」云云。《晉書》卷六四《會稽王道子傳》所錄孝武帝與司馬道子昏庸腐朽諸事，大抵類此。

太原王氏兩支，均有國婚記錄：王述從妹為簡文帝皇后，王蘊姊妹為哀帝皇后。王述子王坦之於簡文、孝武之際有大功勛，按理，以舉王坦之後人入皇后之選為得。桓沖所奏王后「盛德之胄」，與前節引《群輔錄》王坦之父祖以上「五世盛德」相照應，似是模稜之詞，因為王蘊數代以名士聞，而不聞有盛德之譽。所以桓沖之奏表面上雖然支持了謝安，卻又暗含以王坦之後人入皇后選為宜的主張。可以說孝武帝冊立王蘊之女為後之事，實際上的決定者是謝氏而非桓氏。

太元十七年，王忱死於荊州，激起了孝武帝奪回荊州的努力，東晉政局又為之一變。

王忱與王恭，少年時齊名友善，俱為貴胄公子。涉身政治以後，他們分屬孝武帝與司馬道子兩方，逐漸生嫌而為讎隙。王蘊早料定「恐阿大（王忱）非爾（王恭）之友」，已見前引。《世說新語·賞譽》曰：「王恭始與王建武（案王忱為建武將軍）甚有情，后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注引《晉安帝紀》，謂恭、忱「及並登朝，俱為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案指司馬道子）簡于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耶？若主、相諧睦，吾徒當戮力明時，復何憂哉？』」以後，恭、忱嫌隙日趨明朗。《世說新語·忿狷》：「王大（王忱）、王恭嘗俱在何僕射（澄）坐。恭時為丹陽尹、大始拜荊州。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強之，轉苦，便各以裙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劉義慶以此事歸入「忿狷」一類，以品性相責，只是見其一面；但所謂「勢利之交」，似又近二王忿爭的實質。不久以後，王恭出鎮京口，二王的忿爭成為兩藩的對立，這比起京師主、相之間的爭執，更要明朗。諸種現象在這時出現，都頂示著政爭在繼續加深，繼續擴大。

桓溫篡跡，人所共知，這對桓玄的出處是很不利的。桓氏所據上遊方鎮又已盡失，桓玄無所依傍。在這種于桓氏不利的情況下，桓玄猶能保存勢力，對抗公府，是由於皇統在簡文帝子嗣之手，而簡文帝得立，是桓溫廢黜海西公的結果。這就是說，孝武帝的天下得之於桓氏，徹底否定桓溫，即等於否定簡文、孝武的皇統。所以王殉、謝重均公開倡言桓溫廢昏立明，《通鑒》更謂「是時桓氏猶盛」也。九九藏書

淝水之戰以後，士族腐朽，是孝武帝伸張皇權的大好時機。但是，司馬皇室同樣腐朽不堪，徒有伸張皇權的願望而沒有真正的能力。加以異族入侵的壓力，由於北方動亂不已而大為減少。在逸樂的環境中，東晉朝廷主相之間又起矛盾，士族人物得以煽揚其間。不論是皇室或是士族，都在這種政治糾紛中更加削弱。儘管皇權振興是必然的趨勢，但是要使司馬氏皇權在穩定的秩序中振興，又維持一種穩定的司馬氏皇權秩序，在當時是不可能的事。

殷仲堪刺荊州，還有一個得利者，就是桓玄。原來王忱在荊州，每裁抑桓玄，桓玄當然迫切希望改變這種局面，希望出現一個能與桓氏合作共事的荊州刺史。釋寶唱《比丘尼傳》卷一《簡靜寺支妙音尼傳》曰：「荊州刺史王忱死，烈宗（孝武帝）意欲以王恭代之。時桓玄在江陵，為忱所折挫，聞恭應往，素又憚恭。……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欲得之。乃遣使憑妙音尼為堪圖州。」孝武帝以此事問妙音，答曰：「外內談者，並雲無過殷仲堪，以其意慮深遠，荊楚所須。」因此殷仲堪得以代王忱刺荊。殷仲堪在荊州，一反王忱裁抑桓玄的態度。《通鑒》太元十七年謂：「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士民畏之過於仲堪。」所以妙音為仲堪圖州的舉動，對於以後桓玄勢力的坐大，荊州局面的發展，關係甚為密切。

謝安不願立王坦之後人為皇后，似乎還有家族關係的背景。王坦之之子王國寶為謝安婿，謝安惡王國寶為人，抑之不用，而重王蘊之子王恭，謂其「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見《晉書》卷八四《王恭傳》。王氏二支之間亦有嫌隙。王恭少與王坦之之子王忱齊名友善，據《王蘊傳》，王蘊在會稽，王忱來拜墓，王恭往省王忱，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忱小字也。后竟乖初好。」這是淝水之戰以前的事。以跡象度之，謝安舉王蘊女入皇后選，目的即在抑制王坦之家族。王坦之家族未得入皇后選，卻得與會稽王司馬道子為婚，道子妃即王國寶從妹。此後，孝武帝與司馬道子主相之間亦即兄弟之間的複雜關係，遂演化為皇后、王妃家族亦即太原王氏二支之間的生死搏鬥，這自然是謝安無從預料的。

司馬道子失王國寶、王緒后，引譙王司馬尚之及其弟司馬休之以為腹心。司馬尚之說司馬道子出王國寶之兄、桓溫女婿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諸軍事，以為建康藩衛。此前，夾處荊州和青、兗二強藩之間的江州和豫州，分別在王凝之和庾楷之手。王凝之是王羲之之子，王導從孫；庾楷是庾羲之子，庾亮之孫。他們為藩鎮分列江渚，多少能起上下游之間的緩衝作用，而且也是門閥士族利益均沾的一種象徵。但王凝之、庾楷並非中立於上下游之間。王凝之從江州上表，以違禮罪奏糾豫章太守范寧，就是迎合司馬道子之意以求容身自保的表示。庾楷在豫州，由於地接胡寇，有一定的兵力。庾氏子弟屢經桓溫誅夷，門戶子余，唯有庾楷。孝武帝死後，王恭借入赴山陵之名向司馬道子耀兵，其時庾楷勒兵而至以助司馬道子。王恭再次起兵后，司馬道子語庾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司馬道子傳》）。可見庾楷與司馬道子曾有密約在先，庾楷是黨附司馬道子的。但庾楷以衰宗而值此際會，首要的事是保全門戶，而不是死助一方。所以當道子欲割豫州四郡入江州都督範圍以界王愉時，庾楷意識到這是司馬道子收江、豫為己有以排斥王凝之、庾楷的打算，於是轉而倒向王恭，共討司馬道子，使藩鎮連兵向闕的局面又出現一個高潮。《晉書》卷八四史臣贊，列敘其時各種矛盾之後說：「庾君含怨，交九_九_藏_書斗其中。」庾楷在事態發展中翻雲覆雨，不知自處，卒為桓玄誅滅。

隆安三年（399年），殷仲堪與楊佺期共謀襲擊桓玄，反被桓玄分別消滅。桓玄並有殷、楊軍力，獨攬上游，對建康威脅甚大。只是由於孫恩之眾橫掃三吳，上游才得短期斂兵，未向下游發動攻擊。

《世說新語·繼漏》：「王大（忱）喪后，朝廷或雲國寶應作荊州。」注引《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中詔，詔從中出，非銓敘常規。據《晉書》卷八四《殷仲堪傳》，殷仲堪曾為謝玄參軍，出守晉陵郡，太元末領黃門郎，「寵任轉隆。……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耀所親信以為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振武將軍、荊州刺史」。由此可見，殷仲堪得力荊州，是孝武帝對司馬道子鬥爭的一大勝利。

時局紛紜的另一原因，是孝武皇后家太原王氏王蘊之子王恭以及道子妃家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子王國寶等，分別支持主方和相方，簸揚其間。而太原王氏正是此時居於鼎盛地位的士族。《宋書》卷三一《五行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土中，名曰斗族。后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史家但知太原王氏兩支中王恭、王國寶相攻擊事，而未嘗究及二王背後尚有后妃，后妃背後尚有主相，糾紛盤根錯節，既複雜又深遠也。

王恭死後，劉牢之代王恭居北府之任，北府重鎮第一次落到將門出身的下層士族之手。劉牢之率北府兵至京邑以拒上游之師，楊佺期、桓玄、殷仲堪回軍蔡洲，司馬道子信左衛將軍桓修（桓沖之子，桓玄從兄，尚簡文帝女武昌公主）之謀，以桓玄為江州，楊佺期為雍州，黜殷仲堪為廣州，而委桓修以荊州之任，居上游之核心。桓修說：「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于仲堪者」（《殷仲堪傳》）。由此可知，上游諸軍存在重重矛盾，其軍事實力的關鍵在楊佺期。殷仲堪初不接受朝命。但是，桓玄一則喜于江州寵授，二則喜于與荊州桓修為鄰，所以意存觀望，有接受朝命的可能。楊佺期亦在可否之間。但是桓、楊將士家屬多在殷仲堪治下的江陵，殷仲堪命將士南歸荊州，否則大軍至江陵，將悉戮余口，以此脅迫桓、楊置朝命于不顧。這種複雜的利害關係，使得殷—桓—楊聯盟又維持了一個短暫的時間。他們彼此以子弟為質，盟于尋陽，共拒朝命，不過盟主地位已由殷仲堪改屬桓玄。此時，孫恩之眾已起於會稽，上游之事朝廷已無力顧及。

順便論及，殷仲堪入荊，不利者除了司馬道子以外，還有琅邪王氏的王珣。《世說新語·識鑒》：「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案王珣名地出眾，桓氏故吏，自謂桓氏已之所善，由他出守桓氏世守之地，是理所當然。但是琅邪王氏此時已失去發展勢頭，王殉只以世資居位，于朝中兩派均無黨援。其它琅邪子弟，但求依違于各種勢力之間以求祿位，並無一致的政治動向。如王凝之為江州刺史，彈豫章太守范寧，顯係為司馬道子效力；王恭之叛，王廞應恭而又背恭；王謐以晉臣而為桓玄奉璽紱；王珣本人，亦被王恭目為胡廣。所以在東晉門閥政治的最後一個回合中，琅邪王氏已經無足輕重。王珣以才地自許而求增益權勢，是不可能成功的。

腐朽的政爭，具有王朝末期的特徵。孝武帝是昏君，司馬道子是亂臣。他們在伸張皇權方面成事不足。但是他們的政爭卻破壞了門閥政治，誘發了江左社會中可能出現的各種矛盾。我們進一步探索政爭的發展過程，正是為了從紛壇的現象中找到歷史的去向，辨認參預政爭的各種勢力，並且進一步弄清這些勢力客觀上為一個能夠體現皇權政治秩序的新朝代的出現掃清道路的具體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