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牢之由王恭府司馬上升為都督數州諸軍事，這是北府兵由士族工具的地位轉變為獨立力量的開始，也是東晉門閥政治演變的一大關鍵。原來，劉牢之在王恭軍府時，王恭雖然只有仰仗這支武力的支撐才能存在，然而他出於門閥士族的偏執，對劉牢之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劉牢之也自負才能，深懷恥恨。可是另一方面，王恭為了得劉牢之死力，又不得不屈尊與之拜為兄弟，甚至還在自己生死攸關的時刻，向劉牢之許下「事克即以卿為北府」的諾言。同時，司馬元顯派遣時為廬江太守的另一北府將高素向劉牢之策反，其諾言也是：「事成，當即其（案指王恭）位號」。交戰雙方都對劉牢之以北府相許，後來果然成為事實，說明時勢如此，非劉牢之不能統率北府兵，非劉牢之不能發揮北府兵的作用。門閥士族壟斷北府職任，並按照自己的願望來使用北府兵，已不再可能；門閥士族專兵的現象，已經不存在了。不過這還只能說北府兵已成為一支獨立的軍事力量，至於說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那還須要等待一個過程。

如前所述，為了至少在名義上統領在北方屯駐作戰的北府諸軍，先有司馬道子在建康置局，兼領徐州刺史，後有劉該繼為徐州刺史，出鎮鄄城。隆安元年，劉牢之已引所部北府兵歸於王恭麾下。王恭雖然只居究、青刺史而無徐州刺史之名，亦未受平北將軍一類軍號，但由於有劉牢之以府司馬率北府兵相隨，是名副其實的北府鎮將。《王恭傳》謂恭「自在北府」云云；又王恭起事前曾說劉牢之曰：「事克即以卿為北府。」這些情況，說明在京口為北府鎮將的王恭，只有倚靠劉牢之的北府兵才能自存，才能具有鎮懾作用；而劉牢之的北府兵南歸后還須依附士族，仍然是一支為門閥政治所用的軍隊，還不具有對士族的獨立性。

總綰北府諸將的徐州本治京口，自謝玄去職之後，先由司馬道子在建康置局遙領，后入將家劉該之手而遷治于接近黃河的鄄城，不得回治京口。這是一方面的情況。另一方面，本來是僑寄江北、常以廣陵為治的兗州，卻入孝武帝深相委託的譙王恬之手，移鎮京口。這樣，就在東晉的要害之地，出現了罕見的州治互移現象。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我認為這是出於中樞控制北府諸將的需要。

太元十二年正月謝玄自彭城南返會稽以後，原由謝玄統領的徐州，與兗、青二州又析為二鎮。宿將朱序監兗青二州軍事、二州刺史，自彭城退鎮淮陰。朱序為桓溫舊部，將家出身，當十余年前桓沖為徐州時曾暫駐兗州。朱序雖然資望甚深，但于北府沒有多少歷史關係。所以當他再度出刺兗、青時，謝氏舊將留駐淮南、淮北者未必服從他的節度指揮。觀《晉書》卷八一《朱序傳》序於此時表求運江州米帛以資軍俸一事，可知朱序兗、青任內，軍資還要仰賴上游桓氏老巢支援，不能在兗、青就地取給，也不能從揚州江南諸郡獲得，其處境是困難的。朱序在兗、青未得久任，太元十三年四月徒刺雍州，戍洛陽，譙王司馬恬遂出繼兗、青之任。《晉書》卷三七《譙王恬傳》：「恬既宗室勛望，有才用，孝武帝深仗之，以為都督兗、青、冀、幽、並、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九-九-藏-書事，領鎮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譙王恬所督既包括晉陵在內，則其時兗、青二州治所已由前此之淮陰南遷京口。《譙王尚之傳》直謂其父「活鎮京口」；《太平廣記》卷二七六引《異苑》謂恬在京口為都督，重修鄧艾廟，均可證實此點。《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亦作如是說。

二，謝玄組建並由謝氏家族人物指揮，由謝氏豫州舊人劉牢之實際統領的階段，從太元二年至十二年（377—387年）。這個階段的北府兵仍然是一支門閥士族兵，領兵者有的是前一階段的北府舊將，有的是新應募而來的流民帥。它的主要作用是從事外戰，包括淝水之戰和淝水戰後的北伐戰爭。同時，它也起著支持建康執政，維持政局穩定，保持與上游桓氏勢力平衡的作用。譙王恬在北府時，北府兵性質尚無變化，以後則越來越多地介入東晉內爭。

在本書的幾個篇章中，都涉及東晉的北府和北府兵的問題。藉此機會，讓我將北府兵的創立及其發展階段，作一小結。

《宋書》卷一零零沈約《上＜宋書＞表》，說到京口共義者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等人，「志在興復，情非造宋」。這就是說，他們參加起兵，目的只在於打倒桓玄，興復晉室，而沒有廢晉自立，取代門閥政治的意圖。甚至於打倒桓玄，主要也只是由於桓玄妨礙了他們仕進途轍的緣故。桓玄鄙視魏詠之「不成令器」，又禁何無忌領小縣，分見魏、何本傳。桓玄原本器重孟昶，以劉邁忌之而未見用。《晉書》卷九六《列女·孟和妻周氏傳》孟昶語妻周氏曰：「劉邁毀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造反）。」所以劉裕在逐桓玄、滅盧循、「興復」東晉以後，為了「造宋」，還必須建立對北敵的疆場功勛，求取信於朝野，並於其中物色可以隨同「造宋」的人物，才可以逐步完成晉宋禪代的準備。劉裕遲遲不敢稱帝，必于滅南燕、滅譙縱、勝後秦以後始成其篡事，主要原因就在這裏。如果有疆場功勛的劉牢之在，而劉牢之又能夠準確估量形勢，謹慎行動，代晉過程就可能不是如此曲折了。

三，劉牢之為統帥的階段，自隆安二年至元興元年（398—402年）。這個階段的北府兵，正經歷著由門閥士族軍隊向次等士族軍隊的轉變。它雖在軍事上取得了獨立性，但政治方向不明確，行動無準則，朝秦暮楚，東倒西歪。它想在門閥政治的鬥爭中取得近利，但擺脫不了對門閥士族的政治依賴，終於在幾經挫折以後歸於失敗。

孝武帝既然先走一步，以親信譙王恬據有京口，司馬道子接著於十四年七月也走一步，以妃兄名士太原王忱出刺荊州鎮江陵，取得了上游。然後孝武帝又乘司馬恬死的機會再進一步，以皇后兄名士太原王恭為「都督兗、青、冀、幽、並、徐、〔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案後來改號前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王恭與孝九*九*藏*書武帝關係之密切，遠勝於譙王恬。至此，東晉政局又恢復了中樞實際執政者（這時是孝武帝本人）牢固控制京口，權臣（這時是司馬道子）則據有上游以為分陝之勢的格局。

《晉書》卷七五史臣曰：「建元之際，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史臣所論，起自陳郡謝氏謝尚輟黃散以受軍旅，迄于謝玄以疾解北府之任，其間四十余年（344—387年），謝氏于晉室有殊功而少愆失，故作褒掖如此，以見謝氏家族發揮的歷史作用。與東晉其它幾家當政士族相比，謝氏翼衛東晉朝廷而又門風謙退，不妄生事端的特點，是非常明顯的。

一，郗鑒首創並受郗鑒後人控制和影響的階段，從咸和三年到太和四年（328—369年）。這個階段的北府兵是一支門閥士族兵，從戰略上說來，它的主要作用是支持建康朝廷的門閥政治，維持幾家當權士族力量的平衡，消除已形成的和潛在的軍事叛亂，穩定東晉政局。有時這支軍隊也用於外戰，但這不是它的主要作用。桓溫逼走郗愔后，這個階段遂告結束。

歷史的演變總是迂迴曲折的。新近居位的劉牢之並不能自如地運用其北府統帥的權力。《劉牢之傳》謂「牢之本自小將，一朝據恭位，眾情不悅，乃樹用腹心徐謙之等以自強。」其時內有司馬道子父子宗室名分之重，外有門閥士族桓玄的社會影響，一朝據位的劉牢之既不能也不敢突破這些障礙。劉牢之惶惶然不辨方向，舉措失常，一變再變，直到投降桓玄后桓玄以之為會稽太守時，才明白籌算不在自己手中，形勢對自己極端不利。他說：「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但是事機已失，無可挽回，廣陵一江之隔，遂不可達，終於窮途自縊。劉牢之完全失敗了。他敗於政治而不是敗於軍事。政治上失敗，軍事力量也隨之瓦解。後來劉裕興北府之師以克桓玄，並沒有現成的北府兵可用，只有利用京口的條件另起爐灶。

北府兵擺脫士族控制而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是王恭兵敗以後的事。王恭敗死後，駐在京口的都督軍府與州刺史分離：王恭所遺以京口為治的兗青二州復改徐州，謝琰為刺史；王恭所遺都督兗、青、冀、幽、並、徐、揚州之晉陵諸軍事職則由劉牢之繼任，亦在京口。刺史不帶都督，成為所謂「單車刺史」；而都督擁兵，北府之名專歸都督所有。《晉書》卷一零零《孫恩傳》謂謝琰以徐州刺史南討孫恩，加督會稽五郡軍事，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而同書卷八四《劉牢之傳》則謂劉牢之奉朝廷命討桓玄，「率北府文武屯冽洲」。這裏，謝琰的「徐州文武」指刺史所部，劉牢之的「北府文武」指軍府所部，兩者是區別得很清楚的。httｐｓ://ｒｅａd.９９cｓw.ｃｏｍ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死，安帝即位，司馬道子始解徐州之任，《通鑒》謂「以散騎常侍彭城劉該為徐州刺史，鎮鄄城。」彭城劉該不見於今本《晉書》。《魏書》卷二六《長孫肥傳》有劉該遣使詣肥請降記事，據《通鑒》時在隆安五年（401年）七月。《宋書》卷一《高祖紀》元興三年（404年）：「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同書卷五一《宗室長沙王道憐傳》，謂義熙元年（405年）南彭城內史劉道憐追斬叛將劉該。劉該刺徐州時駐鄄城，刺北青州亦治荒外，其人前後居疆埸之任八九年之久而未得代，似亦習於征戰而且還反覆于南北之間的將家。劉該刺徐州之前曾為散騎常侍，此官在晉世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東晉末年亦可用將門子弟居之，劉隗之孫劉波自北投南，為桓氏將，曾累遷而居此職，劉牢之子劉敬宣亦嘗居此職。凡此種種跡象，說明劉該或為北府將而又早已投身建康，依靠司馬道子。劉該為徐州刺史鎮鄄城之後，據《司馬道子傳》，隆安元年（397年），道子以其衛將軍府及「徐州文武」悉配其子司馬元顯。下年王恭死後謝琰出刺徐州，當是另行組織徐州刺史這一機構。而劉該由徐州刺史轉北青州刺史，亦當在這個時候，因為不能有兩個徐州刺史同時存在。read.99csw.com

但是，還有不曾為史臣注意到而後果甚為重要的問題，即淝水戰後不及二年，謝安離京師外駐廣陵，讓出了中樞相權；三年甫過，謝玄又退居會稽，讓出北府兵權。謝氏此舉雖屬被逼于皇帝和宗室的壓力，但壓力之下毫不反抗而放棄相權和兵權，這在東晉門閥政治歷史上是罕見的。謝氏離開中樞的結果，是相權完全歸於宗室司馬道子；謝氏讓出兵權的結果，是由謝氏組成和指揮的北府兵逐漸解體。長遠看來，這些變化對於門閥政治的逐漸消亡，關係非常重大。

至於徐州刺史之職，自謝玄離北府後即由執政司馬道子兼領。因此之故，徐州刺史雖置文武，但府第當在建康。《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在述及昇平二年（358年）徐州刺史荀羡等北鎮下邳而於京口有留局以後說：「后徐州寄理（治）建業（建康）」。徐州寄治建康，即是指司馬道子兼領徐州時之事。

淝水戰後謝玄北伐，北府諸將多偕同北行，謝玄自領的徐州與兗州刺史，也均隨軍事需要移駐北方。其時北方各族混戰正酣，江表無烽警之虞，朝局亦尚穩定，京口無需重兵駐守。後來謝玄南歸，北伐活動暫時停頓，但留在北方的北府諸將並未立刻相偕南還。暫駐淮陰的宿將朱序，雖以其監青兗二州軍事、二州刺史之職，有指揮北府諸將的權責與資望，但未必為北府諸將所接受，也未必符合朝廷的願望。所以司馬道子以執政地位兼領徐州刺史，必有對北府諸將遙領而羈魔之的目的，但實際上是徒有其名，鞭長莫及。後來劉該刺徐州鎮鄄城，當是承司馬道子的意旨，謀求實際控制久在荒裔的北府諸將。這當然是不會有成效的。劉該出為徐州刺史后，只有一兩年即轉為北青州刺史。

北府兵在淝水之戰前夕從事淮南、淮北的戰爭，指揮者是謝玄。淝水之戰，謝石受其兄謝安之遣，解僕射之任，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統率兄子謝玄、謝琰以及豫州刺史桓伊等軍應戰。謝安則坐鎮建康。淝水戰後的北伐戰爭，謝玄為前鋒都督，謝安甚至自求征討。這些階段，合共約十年左右，馳騁疆場的大半都是北府兵，最重要的將領是出身謝氏豫州軍府的劉牢之，指揮權則在謝氏家族人物之手。謝玄卸北府之任后，北府宿將日就零落，他們分散於淮北、淮南各州郡及其它軍府，不再自成系統，也不能合力應戰。這時羌、氏、鮮卑慕容及其它各族諸國彼此攻伐，鮮卑拓跋部力量逐漸興起，長期戰事不已，北方混亂異常。所以南北之間作戰的機會大大減少，淮南、淮北的北府兵暫時沒有從事外戰的需要。

回顧東晉之初，門閥政治rｅａｄ.9９cｓw.ｃoｍ尚不穩定，王敦、蘇峻叛亂相仍。由於建康沒有較強軍事力量的支持，叛亂者動輒下都，威脅東晉朝廷的存在，而且擾及三吳地區。這種歷史背景，導致北府重鎮的建立。廣陵、京口及其左近定居的以及不斷南來的北方流民和他們之中的流民帥，是北府兵的主力。郗鑒是北府兵最早的組織者和指揮者。郗鑒以來，北府兵經歷了並不完全相銜接的四個階段：

四，元興三年（404年）劉裕在京口重組的北府勢力，完全是次等士族的武裝。它摧毀了以桓玄篡晉形式出現的門閥士族統治，也就是門閥政治的回光反照；它壓平了由另一些次等士族領導的農民反抗鬥爭；它又取得了多次的外戰勝利。然後，出現了劉裕代晉自立。這一支本來是次等士族的力量，轉化為劉宋皇權，終於恢復了中國古代皇朝的權力結構形式和統治秩序。中國歷史上的門閥政治時期，也就是皇權變態時期，基本上宣告結束。由此至南朝之未，門閥士族仍然存在並起著相當的政治作用，但已不是決定性的政治力量了。

如前題所敘，太元政局，孝武帝與司馬道子之間，既是主相相維以張司馬氏的皇權，又是主相相爭而各有樹置。太元十三年（388年）四月，孝武帝委譙王司馬恬以兗青二州刺史以代朱序。兗青二州刺史既然起不了實際控制遠在北方的北府諸將的作用，所以改鎮京口，徐圖在京口重新配置力量，與建康呼應，以代替過去徐州刺史鎮京口的作用。司馬恬在京口，以子司馬尚之為廣陵相，父子隔江相望，企圖牢固地控制下游，以為建康保障。

孝武帝死，形勢為之大變，主相矛盾不存在了，司馬道子獨攬朝權。據有京口的王恭徒有地望虛譽而無實力，無法對抗司馬道子。所以他在籌劃討伐王國寶時，不得不以北府宿將劉牢之為府司馬，引他還駐京口以為援助。據《晉書》卷七四《桓修傳》，我們知道與劉牢之同還京口的北府將，還有晉陵人孫無終等，而劉裕就在孫無終軍中為司馬。這樣，曾長期被置於邊裔的北府將紛紛率部南返，或投京口，或投建康，得到在江左內爭中發揮作用的機會，而京口由於有了還駐的北府兵，也恢復了對建康舉足輕重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劉裕雖然起兵于北府，但是從義諸人除劉裕本人確知曾為孫無終司馬、劉牢之參軍外，其他人與昔日的北府有過直接關係的，恐怕不多。在南的北府舊將，已經被桓玄誅戮殆盡。史家往往只注意到劉宋的建立是北府兵的勝利，未曾注意與劉裕共義之人並不是那些當年有疆場功勛的北府將領，而這一點對於劉裕以後的活動是相當重要的。

北府影響于東晉的政局，大而且久。百年來特殊的歷史條件，使京口蘊藏著可觀的軍事力量。但是如果沒有劉牢之輩北府將失敗的教訓，劉裕的成功得來可能更不容易。這是研究晉宋之際歷史不能不注意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