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后復起的大田莊主人，有些是原來的世家大族，但並不都是原來的世家大族。他們之中，有的成為魏晉士族中的舊族門戶，有的就是所謂新出門戶。我們可以從新野樊、庾二族的興衰，大略窺見這種歷史情況。

漢魏之際的大動亂，使北方本來是比較鞏固的大田莊突遭破壞，普遍地發生了拋荒易主的情形。《三國志·魏志·司馬朗傳》所謂「民人分散，土業無主」，《後漢書·仲長統傳》所謂「田無常主，民無常居」等等，當是包括大田莊破壞情況而言的。等到大亂稍息，流民漸歸，田莊主搶佔土地，恢復產業，又形成了一股浪潮。荀悅《申鑒·時事》所憂富人專封專地，主張「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就是針對這股浪潮而言。司馬朗、仲長統、荀悅，都是其時農村產業變化的見證人。至於荀悅所俟的「制度」，依魏晉的實際而論，其內容不是遏止這一浪潮，而是寓承認于限制。

《水經·淯水注》謂新野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俗謂之凡亭陂。陂東有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業庾公昌。』」新野庾氏代東漢國戚樊氏而興，當是東漢末年大亂之後的事。《隸釋》卷二有《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及《樊毅修華岳碑》，謂樊毅于靈帝光和元年至二年（178—179）任弘農太守，其門戶「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繁昌，延慶長久」https://read.99csw.com云云，還看不到這個家族的衰象。這說明樊氏之衰，庾氏之興，當在光和初年以後。庾信《哀江南賦》敘其先人「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當即指後來成書的《元和姓纂》卷六所載司空新野庾孟而言。興于樊氏之後的庾公，應當就是這個庾孟。但庾孟子嗣無聞，門戶似乍起乍落，這又說明新野庾氏在當時也只能吞附於舊族門戶之尾，最多也不過與太原王氏、琅邪王氏差不多。新野庾氏在魏晉時期並沒有真正昌盛起來。庾信所敘，不過是誇飾姓族而已。永嘉南渡時新野庾氏未得至建康而止於江陵，到南朝齊、梁間，新野庾氏居江陵者才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興起，這距漢末已三百年了。至於在西晉漸露頭角而在東晉一度執國柄的門閥士族庾氏，卻非出於新野而是出於潁川。潁川庾氏無疑屬新出門戶。

世家大族和士族的存在，都是以大田莊為其物質基礎。依靠宗族，大田莊經濟比較容易形成，比較容易鞏固，也比較容易持久。東漢大田莊經濟狀況，已有相當多的文獻和考古資料足以說明了。

劉宋樹立了皇權政治，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已不復存在了，但是門閥士族的經濟勢力依然如舊，甚至劉宋大明年間的法令，實際上還承認他們競奪山澤田園的既成事實。南朝士族猶得驕矜作態，可以從這種經濟背景中得到部分的解釋。而且，即使連這種經濟九_九_藏_書背景也不復存在，士族還能憑藉其社會的和意識形態的作用，在一段時間內繼續發揮影響。

大田莊產業，一般都是山川與耕地相聯的多種經營，東漢固然如此，魏晉也是如此。《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所載《山居賦》注，對此有所徵引。如謂仲長統曰：「欲使居有良田廣宅，在高山流水之畔，溝池自環，竹木周布，場囿在前，果園在後……」。又如引應璩《與程文信書》：「故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托崇岫以為宅，田茂林以為蔭……」。又如引石崇「別廬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即所謂金谷。魏和西晉士族在北方的田莊，大抵類此。這種田莊經濟，都具有比較強的自給自足性質。read.99csw.com

僑姓「朝士」雖都力求在江左建立家業，立足生根，但欲得到象吳姓士族那樣的經濟規模以保障其社會、政治地位，並非每一個家庭都能作到。所以南朝結束，時過境遷，吳姓士族仍然有所憑藉，繼續雄踞鄉里，而僑姓士族則多寂爾無聞了。詩人所詠「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既是感嘆人事浮沉，也是曲折他說出僑姓士族的社會經濟背景不全同於吳姓士族。如果放眼全國，通南北士族而言，我們還可看到北方的山東士族入唐后雖然已就衰頹，仍不失為強大的社會力量。他們不但與遷居南方而倏然消失的僑姓士族不同，亦吳姓士族所望塵莫及。究其終極原因，還是由於山東士族具有更為長久的宗族歷史和更為深固的經濟根基，所以政治變化雖然極為頻繁巨大，其社會影響仍得發揮久遠，史家每喻之為百足之蟲，雖瀕死猶得不僵。從這幾種不同地域或不同類型士族的比較之中，我們不難發現，總的說來，經濟因素作為士族階層出現和存在的基礎，畢竟是不能否定的。

國內外有的學者說，士族家庭往往有家境貧困者，但並未影響其社會政治地位，因而認為經濟因素對於構成士族階層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文化面貌和政治權勢。我認為，士族階層成型以後，情況有時確實如此，但長期看來，卻又不然。士族人物由於際遇的原因，偶有少年家貧而成年以後富者，也有此代貧而下代富者，hｔtｐｓ://read•9９csw•cｏｍ但不會累世貧窮而猶得稱為士族。正因為他們先人已具備各種條件，包括經濟條件，使其家族得以躋身士族，所以驟遇逆境，雖可能一時貧困，但是逆境既遷，貧猶得富，與常人畢竟不同。象《顏氏家訓·涉務》所言，「過江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的「朝士」，不能說沒有，但並不多見。

門閥士族與司馬氏共天下的局面，其經濟表現是，東晉朝廷主要靠稀少的自耕農的賦役維持其存在，門閥士族主要靠佔山護澤以圖發展，而佔山護澤自然又要分割山澤之內的本屬朝廷的自耕農民戶口。所以，經濟上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朝廷為了圖存，或詔免田莊奴僮為兵，或限禁佔山護澤。但這些只能偶一為之，難收實效。因此，反映在政治上，是皇權無法伸張，士族自行其是，門閥政治就在這種情況下延續下去。

僑姓士族的這類產業，全是依仗與司馬氏共天下的政治勢力得來，又成為支持江左百年門閥政治的物質基礎。謝靈運一方面誇耀其始寧山居的富實，一方面表示應當知足，但前提還是要有田業。《山居賦》注說到「非田無以立」，可見田產畢竟是士族立家的根本。《宋書》卷五八《王惠傳》：琅邪王氏王惠「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為？』其標寄如此。」這是晉宋之際的事。按照王鑒之見，無田者是無由得read.99csw.com食的。至於王惠「何用田為」、「何用食為」，恐怕只是本傳所謂士族名士「言清理遠」的標寄之詞，不能證明他不食，也不一定能證明他無田。而王鑒若只靠聚斂營田而不假借政治勢力，最多也只能成為一般富戶，斷難置得象謝氏始寧那樣的山居產業。

永嘉以後，士族南來，都汲汲於求田問舍，經營產業。他們都是山澤併兼，同北方田莊情況大體一樣，所以才有東晉禁止封銅山澤的法令。《宋書》卷五四《羊玄保傳》記東晉成帝咸康二年（336年）令：「佔山護澤，強盜律論。」但是，「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炮山封水，保家為利」，士族競奪之風，不可輒止。他們競奪的產業，與未離地著的北方士族的大田莊相比，由於缺乏強大的宗族勢力而顯得根基不穩，但就其規模來說則有過之。謝玄晚年經營的始寧山居，其規模和狀況因有《山居賦》行世而得以知其詳情。《賦》雲前舉仲長統、應璩所說的田莊，「勢有偏側，地闕周員」，比之謝氏累代開發的始寧山居，要局促多了。謝氏其餘產業及別家士族產業的詳情，我們就知之甚少。不過從《山居賦》注所云蔡氏、郗氏、陳氏以及曇濟道人各與謝氏佔有始寧一奧之事，以及《梁書》卷五二《顧憲之》傳所云齊竟陵王蕭子良「于宣城、臨城、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之事看來，其規模之大也是驚人的。至於吳姓士族的田莊，雖然規模不一，但由於土著之故，穩定性當有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