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工人說：「我手上有遼河油田的股票，多少年了都沒漲，這兩天漲起來了，我想把股票脫手，但如果中東的仗打起來，可能股票還會看漲。」

宮少鵬從中東的行動模式上解答了這個問題。上面說到的這些西方國家常常是在中東發生問題的時候，聚在一塊做出某個決定，然後把這個決定拿到中東國家去，希望中東國家能夠接受，甚至有的時候是強迫接受。如冷戰期間，蘇聯和美國在中東地區爭霸，1976年爆發了第3次中東戰爭，當時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到了美國，與美國的總統約翰遜就舉行了格拉斯堡會談。第4次又組織了日內瓦各方的會議，這都是美國和蘇聯事先商量好了，然後把這個決定告訴當事國。但中國的決策方式不是這樣的，我們是以直接和當地國家進行合作的方式，來介入中東的問題。我們有什麼事情，並不是跟大國結成同盟，我們替他們拿了主意，然後把這個決定強加給中東國家，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正因為有這種傳統的獨特的對中東的行為模式，所以中國支持了法國、德國、俄羅斯的立場，但是我們並沒有參加到他們的共同提案當中去。

在當代中國的外交研究人員中，宮少鵬是最先倡導公共外交的學者之一。從他這些年的著述以及與媒體的密切合作中可以看出，為使外交走進人民中間，他不但大事呼籲，而且身體力行。

正是日益開放的公共外交化解了老百姓對政府外交政策的不理解。作為研究外交理論的權威人士、國際熱點問題專家，宮少鵬無疑是公共外交戰線上的主力，而他也從中更深刻地理解到公共外交實在太有必要了。

宮少鵬從這件事中感到，其實當代的老百姓非常關注國際形勢，也是關心外交的。因為群眾的切身利益是與全球形勢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宮少鵬頻繁的公共外交實踐增加了中國外交政策的透明度，增強了國人對國家外交政策的理解，激發了國人對外交和政治的思考和參与意識，使得中國外交策略在民間獲得更廣泛的支持。中央一位高層官員稱他是「外交學術發言人」，錢其琛在外交學院講課時，也對宮少鵬對公共外交的九*九*藏*書倡導和身體力行表示了由衷的讚賞。

1996年美國造勢進攻伊拉克，中東再次出現海灣戰爭后新的戰爭危機。有一天，外交學院的一位工人突然找到宮少鵬，急切問道：「宮教授，你說這個仗能打起來嗎？」

1997年，宮少鵬在《新中國外交界中的「報人群體」及其特徵》一文中說，人類進入近代世界，社會達爾文主義泛濫，強權代替公理，使得歷來重婉約、貴含蓄的外交幾近蕩然無存。強國欺負弱國，只講什麼你能幹、什麼你不能幹，不用講理。弱國無外交，只能仰人鼻息，在強國面前無理可言。於是外交成了「表態」，是耶非耶，一字足矣。「說理外交」是中國古而有之的傳統，以「通曉利害之辯」「息兵于千里之外」的事例史不絕書。只是到了近代，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外交史才成了一部屈辱史。於是深文曲筆、委析入情的外交文件只能見於懷舊的夢幻，映入眼帘的儘是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一幕幕悲劇。新中國成立后，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作後盾，國家的獨立、主權得到保障。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肯定了「說理外交」存在的必然。

宮少鵬在與網友的交流中發現，有不少網友認為中國搭「費堯之橋」是浪費中國人的心血，還不如讓美國佬陷入全球所有的衝突中去。還有人認為，朝鮮持有核武，是對美國實行對我國的戰略合圍的一個震懾或牽制，中國政策不應該反對。這兩種觀點在對國際關係缺乏了解的民眾中有相當的支持率。但宮少鵬堅決反對這兩種觀點。在他看來，朝鮮半島是我們的鄰居，這個地區發生任何衝突，都會影響到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都會使中國同樣陷入到衝突中去。另外，外交界有一句俗語，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所以現在任何非核國家持有核武器都有可能對中國的安全構成不利的局勢。這就是中國為什麼不贊成任何按照核不擴散條約規定為非核國家的那些國家擁有核武器的原因。

宮少鵬意識到，比起美國，中國的公共外交明顯滯后，這不能不引起中央高層及外交專家的高度重視。他也曾多次在外交學術研究會及與外交部、中宣部等高層見面時談及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希望中央能以更加九九藏書開放的姿態，重視走向民間的「說理外交」，讓老百姓真正理解中國外交政策的意圖，解除他們心中的疑慮。

公共外交的形式有很多種，它可以通過個人之間與民間團體之間的交往，或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活動達到外交目的，也可以通過電視、電影、廣播、書刊等宣傳媒體來達到宣揚本國文化與政治制度、解釋本國官方立場等外交目的。

在宮少鵬看來，外交是為國政服務的，公共外交就是政府加強和本國公民的外交方面的溝通。這符合外交理論。新中國成立時，公共外交搞得非常好，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當時報紙上經常刊登有關外交政策的分析文章，非常精彩。「外交才子」喬冠華最擅長以這樣的方式把自己對外交政策的理解以通俗的方式講給老百姓聽，增強了老百姓對國家外交的參与意識。但是宮少鵬發現，自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國公共外交明顯削弱了，報紙上也看不到專家為老百姓寫的外交解讀文章了，因而造成了老百姓對政府的外交政策不理解的局面。

20世紀90年代初，宮少鵬在研究公共外交時發現了中國早期外交隊伍中奇特的「外交報人」現象。據他的調查統計，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的411名大使中，有52人曾有過「報人」的經歷，佔總數的12.7%；如果排除411人中經系統外事訓練而漸次成為資深外交官者，所餘人數為284人，「報人」比例也因此上升為18.3%，再加上由於多種原因而未曾擔任過駐外使、領館館長的資深外交官如章漢夫、龔澎、張穎者，估計在80年代中期以前，「報人」外交官曾一度占資深外交幹部總數的1/5左右。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先後擔任外交部長的7人中，周恩來、陳毅、喬冠華等都曾有「報人」經歷。這些「報人」外交官利用手中的如椽之筆為「說理外交」寫下了光輝篇章。

2003年3月22日，宮少鵬作客新浪網，就伊拉克戰爭的諸多問題與網友交流。許多網友提出一個要宮少鵬回答的老問題：中國在伊拉克問題上的外交政策過於柔弱嗎？這個問題宮少鵬多次在不同場合進行了解答，但很多人還是表現出不理解。這次宮少鵬打了一個比方，儘管這個比方不一定妥貼，但比較容易讓人理解https://read.99csw.com。他說，假如我的鄰居夫妻在吵架，也就是說一般的吵架，沒有殺人，也沒有死人，我隨便去管嗎？我看一般的人都不會去管。如果我去管，我的太太會懷疑我有外心，我的鄰居夫妻爭吵是很正常的事，他們也會認為我想當第三者。宮少鵬認為，對於這些吵架事件，我去管和不去管要有一個限度，這個限度就是看看人家的鄰居、人家的朋友、人家的親戚，他們在管這個事情的時候，是怎樣管的。伊拉克是阿拉伯國家，阿拉伯國家有阿拉伯聯盟，我們中國的態度無論如何不能比阿拉伯聯盟的態度還要強硬，否則我們就是喧賓奪主，我們就成了阿拉伯聯盟的領導了，人家要懷疑我們要稱霸阿拉伯世界了，我們不能這樣做。他提醒大家可以看一看阿拉伯聯盟，也可以看中國政府的態度，我們中國的態度和阿拉伯聯盟的態度是相符合、相一致的，我們不能超越阿拉伯聯盟的態度，作出一些我們認為應該是正確的行動，我們不能喧賓奪主。

美國是最先利用公共外交實現其全球戰略滲透的國家。從20世紀30年代至今，美國在公共外交上不斷遇到挑戰，最大的有3次，但每一次都能利用政府設立一個特別機構來爭取公共外交上的主動。二戰後，羅斯福總統創立了戰爭信息辦公室，由一批專門人才為報道戰爭的稿件加工潤色。後來杜魯門、艾森豪威爾把戰爭信息辦公室改造為美國新聞署，以更大的輿論對付共產黨國家的「赤化」。冷戰期間，艾德華·莫羅主持美國新聞署繼續為「瓦解」共產國際發揮作用。柯林頓執政后，沒忘公共外交這把「軟刀子」，設立了一個特別辦公室來削弱塞爾維亞民眾對米洛舍維奇的支持，最後達到了目的。「9·11事件」后，小布希對美國的公共外交非常不滿，特別是在對穆斯林世界的宣傳方面，認為沒有使公共外交發揮以往應有的作用，因而決定重振美國的公共外交。鮑威爾說，美國的公關工作做得很差勁，使得激進的阿拉伯組織和利益團體將美國描繪成一個無神論國家，這是同伊斯蘭宗教信仰產生衝突的根本原因。於是小布希緊急任命了比爾斯副國務卿專職負責公共外交。比爾斯開始「公關外交」，試圖通過外交宣傳來改變這一局面。他宣稱，「我們必須走出來，https://read.99csw.com把我們的故事告訴大家，因為有人正在散布一些『扭曲』的版本」。美國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亨利·海德2002年6月17日就美外交關係發表講話，提出公共外交應該在美國外交政策工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並建議向電視廣播部門提供1.35億美元撥款。海德在其提案中將中國列為美國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標之一。海德在華盛頓的外交關係委員會發表講話說，地球上近70億人的心聲正日益流散，努力贏得這一心聲成為美國外交政策在信息時代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他呼籲更多地利用調幅和調頻無線電廣播，特別是電視這一最強大的媒體，來推進公共外交工作。

宮少鵬說：「這個仗打不起來，你還是脫手吧。」

另外，宮少鵬認為，國家利益是決定外交政策的前提。什麼是國家利益，各個國家的認知不同。他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在黎巴嫩有相當多的居民是天主教徒，雖然是阿拉伯人，但不是穆斯林，是天主教馬龍派，一旦在這裏面出現惡性|事件，法國人就要站出來採取行動，法國政府認為黎巴嫩天主教馬龍派發生了什麼事情，是他們的利益，要站出來。如果天主教馬龍派發生什麼事情，可能美國不會有什麼反應，中國也不會有什麼反應。由於各個國家的利益不同，所以認知是不同的。正是由於國家的利益不同，所以不能用一個模式來衡量各大國對中東國家利益的看法，更不能用一個標準來衡量和要求各國對中東政策的行為模式。

宮少鵬也感到有些意外：「你問這個做什麼？」

宮少鵬研究「報人」外交家為新中國外交取得的成就，就是希望當代的外交官或外交專家在新的歷史時期能繼承和發揚他們身上的優良傳統，為四化建設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做出貢獻。

中國公共外交初顯端倪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令宮少鵬欣慰的是，進入新世紀后，媒體日益發達，公共外交在中國又有了長足的發展，外交終於向群眾打開了窗口，如外交部的定期的新聞發布會，國務院及各部委的新聞發布會已經規範化，特別是開放式的電視新聞評論直播形式的出現，使中國公共外交呈現全面開花的鼎盛期。

2003年8月27日，有關朝核問題的六方會談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由於朝鮮半島局勢歷來與中國的九_九_藏_書國家安全有著密切的關係，再加上這是中國新的領導集體在負責起國家大政方針以後做的一件非常有意義、很重要的外交活動，因此中國民眾對這個熱點事件極為關注，而對朝核問題及會談的意義和細節並不了解。在六方會談的第3天，宮少鵬應邀到人民網的強國論壇，又一次成功地實踐了公共外交。

有網友對美國只派級別不高的詹姆斯·凱利來會談很不理解。宮少鵬耐心地解釋說，作為美國國務院的助理國務卿，詹姆斯·凱利的級別和這一次會談的級別是相當的，而不應當簡單把他說成一個下級幹部。為什麼這次美國沒有正式派他的副國務卿呢？美國的副國務卿有兩位，一位就是阿米蒂奇，他的職務相當於常務副部長；另一位就是博爾登，負責亞太事務的，他這次沒有來，原因是朝鮮批評他對朝鮮國家領導人發表了非常不友好的言論。

還有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伊拉克戰爭前，法國、俄羅斯、德國提出了和美國、英國、西班牙等國不同的議案，中國支持了前者卻又不加入到他們的集團里去。是不是故意要有低姿態呢？

有網友問，中國一開始只主張美朝雙邊對話，現在又主張六方會談，中國外交思路為什麼會出現變化？宮少鵬從「費堯之橋」的典故開始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群體之間，有時候存在著法國管理學家費堯所說的「麻煩之水」，要跨過這個水就要搭一座橋，這就叫「費堯之橋」。中國在朝美之間起到了一種橋樑的作用，就是在美朝之間搭「費堯之橋」，以便他們能夠跨過這個「麻煩之水」。中國第一次搭這個橋是在1988年，那一次搭橋使得美朝在1991年末解決了美國在韓國儲存和部署核武器的問題，使得朝鮮和韓國簽訂了朝鮮半島無核化宣言。1993年，在朝鮮半島核危機發生的情況下美國再一次請求中國搭橋，當時的美國柯林頓政府和朝鮮達成了1994年的框架協議。這一次，由於布希政府和朝鮮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原來搭好的橋樑大概已經不復存在了，所以，這個時候需要我們中國繼續搭橋。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由於像日本、韓國、俄羅斯這樣的本地區國家的利益也受到牽扯，所以中國決定在北京舉行六方會談。中國外交思路的變化是根據目前朝美關係的實際情況確定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