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經濟騰飛的香港人擁有極強的自豪感，他們稱呼對岸同胞為「表哥」，意思是鄉下的親戚。很少有人願意學普通話，對許多人而言大陸意味著貧窮和落後。種種傳言讓香港的人們對一水之隔的同胞有些隔膜，有些緊張。但是1982年的中國畢竟已經打開了大門，曾經阻隔雙方的東西已經拆除，在此後的歲月中，雙方的交流將隨著經濟日益緊密的聯繫而不斷深入。一切不過剛剛開始而已。

就在調解商業糾紛案的過程中，梁定邦受邀到剛剛成立的深圳大學辦講座，講香港法律，聽眾中包括一些全國知名的法學教授。梁定邦的講座後來編成了一本書《香港法律十八講》。雖然不過一冊小書，卻為開放之初的中國人了解世界經濟規則打開了一個小小的門縫，藉以窺視大千世界的複雜。

但是這種變化到底會將中國帶向何方？這個問題沒人能解答。有些西方人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抱有一種熱情，他們認為這會使中國更好地融入世界經濟圈，這麼龐大的一塊處|女地實在讓人垂涎三尺；另一些人也同樣抱有熱情，不同之處在於他們認為改革開放必定會導致中國走向西式民主的道路。這些想法反映到媒體上，是對中國的好感，雖然這種好感並不單純且一相情願。但是一些睿智的政治家已經得出一些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結論。

那時候，如果在從北京飛到香港，在飛機上就會發現晚上7點以後，全中國都是黑的，燈都關了。一位日本記者回憶道：「北京的大街上街燈很少，霓虹燈更是幾乎沒有。現在想來令人難以置信，當時的汽車竟然關掉前燈在黑暗中行駛。直到1984年3月以後，汽車才可以在夜裡打開read.99csw.com前燈……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從前為防備外國侵略，北京採取燈火管制，不開前燈是因為受到了當年政策的影響。還有一種解釋……當時中國國產汽車的前燈大多無法上下切換光線。」

1988年底，已經贏得美國大選的布希選擇了一個特殊的地方掀開了那個特殊聖誕節的序幕。12月22日，布希帶領一家三代18人到中國駐美大使韓敘的官邸做客，這一前所未有的姿態讓人們對未來充滿了信心。

這位「怪客」坐上計程車后的第一句話是：「同志，請送我到香港中文大學。」計程車司機愣了半天才緩過神。

1985年，北京的街道上汽車漸漸多了起來，只是遠不能同紐約、巴黎、倫敦、香港等大都市相比，更不能與20年後交通擁堵的北京相比。下班時分，街道還是自行車的洪流。在無數騎自行車的人中，有一位藍眼高鼻的美國人，總是在下班后從北京飯店的辦公室出來，騎著自行車到建國飯店的商務中心去收發傳真。

「法律事務所忙什麼？研究語言。要知道中國確立的新法律有什麼新詞，有什麼含義，在合同里怎麼用，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那時候，我主要是做語言方面的工作，接下來就是做合同。怎麼做合同？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這是一件非常艱難的工作。中國在1979年才有一部《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數年後才有實施條例，在政策上已經允許外資進入，但怎樣進入？在哪些領域進入？用什麼方式合作？對外資如何監管？中國的體制如何與國際慣例相融合？這一切的一切既沒有模板，更沒有先例，只有一些既原則又模糊的規定。

九九藏書後來的中國證監會首席顧問梁定邦回憶說：「內地1983年底之前都沒有《合同法》，1979年有了《中外合資法》，但是很粗，操作層面的細節糾紛沒有辦法處理。」

不過，龍安志經常遭到香港同行的嘲諷。在香港律師看來，中國內地實在太窮了，怎麼可能賺到錢呢？中國連市場經濟這個詞都不認可，怎麼可能有律師的空間？然而，龍安志的感覺截然相反。早在一年前，中國政府又宣布了14個沿海開放城市，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成為新的對外開放橋頭堡，這一開放政策頓時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那時候，北京的飯館7點鐘就關門。龍安志和朋友到王府井東來順吃飯，進門的時候6點半，服務員態度很差，把菜「咣咣」地扔到桌面上，並且說：「你們吃完了，我們才能走。」在眾多服務員的注視下，龍安志他們不得不狼吞虎咽地吃完飯，剛出門，就聽見身後傳來巨響，服務員已經把門關了。

這一系列的過程，都從實踐中來，正如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所說，「摸著石頭過河」。這看起來似乎有點盲目，但有了石頭，就有了依據和航標，就有了一步一個腳印走下去的可能性。這石頭是什麼？就是中國實際。多年之後，龍安志回憶道：

當時，北京的外企辦公地點多集中在北京飯店和民族飯店，只是多數飯店都沒有傳真機。建國飯店有一台傳真機，於是，許多外企的員工便奔行於兩者之間，收發信息，這其中便包括那位喜歡騎自行車的人——龍安志。此時，他服務於一家開在香港的美國法律事務所（Dento九*九*藏*書n Hall），這家法律事務所有中國事務部，龍安志就是其中的一名律師。在那個年代，普通話說得好的香港人都不多見，何況一個美國人，而且還對中國有一定了解。在一般人看來，龍安志簡直就是「中國通」，因此他很受事務所的重用。

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里，龍安志穿行於香港和內地之間。這位住在一間地下室里的窮學生備著一個皮箱，以便隨時能夠以業餘導遊的身份帶團到內地。他帶著各國的遊客來來去去，體驗著一個古國新生的過程，這令他有一種參与大歷史的感覺，很奇妙。

同樣在這一年，時任美國副總統布希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書面採訪時寫道：「我們得出這樣一個重要結論：雖然我們兩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但是我們在許多問題上能夠有一致看法並進行互利合作。」

1981年，一架來自天津的飛機降落在香港機場。一位穿著綠色軍裝、戴著綠色軍帽、背著軍用挎包的人贏得了極高的回頭率，因為在這身儼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裝束下是藍眼高鼻長發的西方人，在穿著時尚的人群中實在是太奇怪了。

在香港隔岸相望的外國企業逐漸聽到了中國向世界打開大門的聲音。始終關注內地的龍安志覺得自己正在參与歷史，那是一種莫名的成就感。用他的話說，他「喜歡富有開拓性的工作」。

當然，詞典是死的，人是活的，合同是複雜的。每一份中外合作的商業合同都不僅僅是一份合同，每一個企業都不同，每一種合作方式都不一樣，每簽一份合同就如同醞釀一部法律。

龍安志根據工作中遇到的問題，編輯了《中國經濟特詞詞典》（China Law）九*九*藏*書。裏面可以查到「商標」、「版權」等詞的英文翻譯和詳細解釋。這本沒有正式出版的書開始在外國律師中間流傳。

那時候，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公寓後面有一個山坡，那裡可以看到連通香港與內地的火車，車上有一些老太太帶著桶，裏面裝著雞爪，她們在火車上走來走去叫賣。對面就是深圳，那時候的深圳大部分還是農田。攻讀法學碩士的龍安志經常帶著書坐在山坡上，看著火車來來去去，而且班次越來越多。他時常會問自己：作為英屬殖民地的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會怎樣？香港會不會影響內地？他最後的結論是「中國將來會變成一個大香港，肯定是這個前途」。

1985年，李先念主席在訪問美國時說道：「回顧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只有那些符合兩國人民利益，促進雙方友好關係的正確政策和行動，才能夠經受時間的考驗並顯示力量；而那些不符合兩國人民利益的事物，不論如何盤根錯節，也難免被歷史的浪潮淘洗凈盡。」

到了學校，這位滿口「同志」的「怪客」讓香港同學很尷尬、很難受，於是他們表達歡迎的方式是陪這個自稱「中國大龍的『龍』，天安門的『安』，小平同志的『志』」的人去買衣服。也難怪香港同學感到奇怪，香港與內地之間交往實在太少，而雙方的差異實在太大。

與梁定邦不同，龍安志一方面研究中國的法律，了解中國法律機構最新確定的法律詞彙，看看有多大的空間允許外資「折騰」；另一方面，中國新出台的法律裏面有很多特詞（術語），他把這些特詞翻譯成西方法律詞典里相匹配的詞彙。

梁定邦曾組織了一個包括會計師、律師以及相關行業專家在內的小組，到內地處理港商九九藏書與當地政府的糾紛，以兩地的法律為依據進行仲裁和調解。第一項調解就是針對一家非常有名的香港富豪家族與當地政府的商業糾紛，由於工作細緻，充分考慮到兩地的差異與實際，並以兩地法律為依據，結果皆大歡喜。

對於整個世界來說，人們普遍認為8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正在發生積極變化的國度。1986年美國《時代周刊》再次把鄧小平請上了封面，並用龐大的篇幅介紹「鄧」領導下的中國。周刊中寫道：「僅僅隔幾年重訪中國的外國人簡直不敢相信他們訪問的是同一個國家，商品豐富多彩的自由市場，農村如雨後春筍般蓋起來的整潔小屋和充滿生機的鄉村工業，這些都是他們以及他們的東道主所沒有見到過的。」

香港的7點鐘只是華燈初上，夜生活剛剛開始，一盞盞路燈和霓虹燈把整個香港點綴得一片璀璨，宛若不夜城。酒店、飯館、舞廳乃至街邊的大排檔，人頭攢動，非要熱鬧到凌晨一兩點鐘，但是再晚也很少有服務員驅逐顧客。

香港人憑藉自己的勤勞和靈活，積極適應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和發展。到80年代，香港已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了一個高點，堪稱世界級的金融都市。香港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開放」，作為全球名列前茅的自由港，「開放」是成就香港的關鍵詞之一。

雙方企業來回談判，談判成果還要得到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認可。有的合同會被其他律師事務所關注，並通過各種明的、暗的手段「挖」過去使用。類似的項目多了之後會反過來成為中國政府考慮類似合作的樣本和模板，然後催生一些操作性強的管理條例，最後中央政府會參考世界各國法律，立法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