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通訊提到的樊建川「立了功」，是指他在1977年立的一次三等功。楊建昭說，一個連一般最多只有一個三等功的名額給新兵，樊建川在第一年能立到三等功非常不容易。

「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是我們最主要最危險的敵人。……我們一定要把立足點放在敵人提前發動戰爭上，準備它早打、大打、打核戰爭，準備它對我搞突然襲擊。我們要加快速度，爭取時間，做好反侵略戰爭的一切準備。」

1976年10月，隨著「四人幫」退出歷史舞台，十年「文革」結束，樊建川和整個中國的歷史即將翻開新的一頁。這年年底，有兩支部隊來到宜賓接兵，早有打算的樊建川去接兵站報了名。他知道自己眼睛近視，就找了自己一個好朋友幫忙作弊，混過了體檢。就在樊建川接到入伍通知的時候，一封舉報信使他的一番苦心付諸東流，樊建川被取消了參軍資格。看來，命運並沒有特別關照他。

因為沒有干過農活，樊建川曾經不小心用鋤頭把腳挖傷過，割水稻的時候把指甲蓋割掉過，弄得滿身都是傷。但是讓樊建川印象最深的是飢餓。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樊建川連稀飯也喝不到，只能吃菜糰子。有幾次，樊建川在幹活的時候，因為飢餓而暈倒。暈過去之後，樊建川被送到公社衛生院，衛生院給他開的處方是：批了一個到公社供銷社買塊紅糖的條子，將紅糖化成糖水喝。

挖坑道是個重活，樊建川寫信向父親訴苦，說自己累得吐了血。讓樊建川沒想到的是，父親回信說，吐血也得干，就是死在部隊都不丟人。

樊建川對戰爭的激|情沒有持續多久，因為想象中的戰爭並沒有爆發。不久，樊建川的部隊生活又恢復了平靜，他在部隊中的人生軌跡已經被清晰地畫了出來。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優秀士兵樊建川將被提干，成為一名基層軍官，比他早一年入伍的戰友楊建昭就是這樣一個例子。1979年，對於生活在幾乎與世隔絕的邊read.99csw.com防一線軍營的樊建川來說，外部世界的變化似乎對他毫無影響。事實上，樊建川對外面的變化儘管有所感覺，但還是懵懵懂懂。1979年對他來說是幸福的，他早已擺脫了農村艱苦而不能保證溫飽的生活，他在部隊的前途似乎是光明而一帆風順的。

樊建川的正式崗位是在連隊的炮台上，他是炮兵，還要自己挖工事、碉堡、戰壕。樊建川覺得，訓練的時候是最愉快的，因為平時戰備施工比訓練苦多了。他覺得最苦的工作是挖坑道，每天樊建川都要帶著鋼釺、鐵鎚、導火索、炸藥上山，用鐵鎚和鋼釺在岩石上鑿出炮眼，然後放炮炸石頭。樊建川說，打炮眼很容易把手砸傷。

守備一師守衛的陣地是重點地帶，而且本身就是戰場，一旦戰爭打響，樊建川他們就要像釘子一樣死守陣地，爭取時間讓二線部隊上來。

但是，樊建川在部隊里卻沒有感覺到這一點。在1978年「八一」建軍節前夕，《人民日報》在頭版用了一半的版面發表了國防部長徐向前的文章《提高警惕，準備打仗》。文章說：

當整個中國都沉浸在歷史發生飛躍的激|情中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守邊防一線的士兵樊建川卻似乎與整個時代脫了節，他彷彿生活在世外桃源。「因為我們在內蒙，不能聽收音機，一聽收音機就是蘇聯的廣播，反華的廣播，就不讓聽收音機。當時根本沒有電視機，想都別想。也不能看到報紙，其實不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變化。說老實話，我在內蒙當兵，這種變化對我來講，實際上是感受不到的。」樊建川對當時的情景作了這樣的回憶。

有一件事情令楊建昭終身難忘。1976年冬天烏蘭察布盟迎來了一場特別大的風暴，一時氣溫驟降。一天晚上，楊建昭到團里去看「文革」結束后剛剛解禁的電影《洪湖赤衛隊》。在回來的路上，楊建昭覺得冷得難以忍受，他不想走了，準備停下來蹲在九九藏書地上取會暖。這時，兩個老兵架起他就往回拖。因為，一旦他躺下，就再也起不來了。

不過，命運對於樊建川並不是太殘酷。1975年8月，樊建川的知青生涯開始了。他下放當知青的地方就在宜賓縣日辰公社，離他出生的地方只有幾十公里。這裏雖然離他家很近，但是由於地處山區，連公路都不通，更不通電，全村就他一個知青。

但是，樊建川並沒有太多的喜悅。作為眼睛近視而又多招的兵，一路上他忐忑不安，不敢多說一句話，生怕一句話沒說好部隊不要他了。火車一路北上，到了這一年11月份，樊建川和500個來自天府之國的新兵到了部隊駐地——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化德縣。

樊建川所在的部隊是陸軍某部守備一師，部隊駐地烏蘭察布盟地處丘陵。在蒙語中，「烏蘭察布」一詞是「紅山口」的意思，這裏歷來就是軍事重鎮。在當時中蘇對抗的大背景下，樊建川所在的部隊被部署到內蒙邊防一線。一旦發生戰爭，樊建川的守備一師將成為繼邊境零星的邊防部隊之後，投入戰爭的第一批成建制部隊。樊建川的軍人生涯就在濃厚的備戰氣氛中開始了。

一個來自四川宜賓的小戰士樊建川，他父親當年在賀龍的部隊當炮手。小樊入伍時，父親對他說：「你去的正是我和我的戰友戰鬥過的地方。那兒很艱苦，你要是個軟蛋就去哭鼻子！不過，我希望你能做個堅強的戰士，到風雨里闖闖。」小樊由於在家的優裕生活，加上母親的嬌慣，哪能理解父親這番話！他一來到這個「六月剛停雪，九月又結冰」的嚴寒世界，心涼了。在施工中，因為他身子單薄，推小車，小車倒；掄鐵鎚，手發抖。他心裏直嘀咕：「這日子啥時到頭？」可是，天長日久，日久天長，在家連麵包都不想吃的小樊，現在吃起饅頭就五六個，體重由一百零幾斤猛增到一百三十多斤。他晃起紫銅色的臂膀，一氣能打二百多錘。他學雷鋒，做九-九-藏-書好事，立了功，戴上了大紅花。

楊建昭認為，樊建川肯定不適應這樣惡劣的氣候，因為當時絕大多數新兵都不太適應，但是樊建川當時沒有表現出來這種不適應，因為他是宣傳鼓動的骨幹。楊建昭說，樊建川喜歡接受環境的挑戰，他從來沒有聽到過樊建川叫苦。

在插隊生活剛剛開始的時候，城裡長大的樊建川對於農活完全不在行。他所在的村子地處偏僻，交一次公糧要走20多里路。在一次交公糧的時候，年輕氣盛的樊建川不願接受照顧，挑著很重的擔子和從小就干慣重活的村民們一起上路，結果肩膀上的皮被扁擔磨破，化膿潰爛。

在20世紀70年代，知青的出路主要有三條：招工回城、參軍、推薦上大學。當然，也有少數知青選擇了紮根農村和邊疆。作為當地知青中的「名人」，樊建川給自己未來的規劃是當兵。他選擇當兵的原因很簡單：在農村吃不飽飯。宜賓山區自然條件惡劣，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還沒有徹底解決溫飽問題；而在當時，當兵至少可以填飽肚子。

野戰部隊的生活艱苦異常，一年只有幾個月不|穿棉襖，一年到頭只能吃土豆和白菜。

楊建昭說，當時彈藥都發放到了每個人手裡，一下子就充滿了戰爭氣氛。在父親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樊建川非常渴望能真打一仗，楊建昭還記得，當時只要和他一聊起打仗，就特別興奮。在這個時候，樊建川的激|情表現了出來，他覺得當了兵就要真正參加一場戰鬥，這種衝動不可抑制地在樊建川心中翻滾。好像只要戰爭一爆發，一名舉世矚目的戰爭英雄就要誕生了。

時間進入了1979年，改革和開放成為時代的主題。

在新兵連的三個月，眼睛近視成了樊建川的心病，他擔心自己會被退回去，就咬著牙拚命訓練。三個月後，他如願以償地拿到了領章和帽徽。

在樊建川獲得三等功的這一年，中國正在悄悄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陰影。這一年，「文革」后剛https://read.99csw.com剛復出的鄧小平果斷決策，恢復了中斷11年的高考。這年冬天，570萬樊建川的同齡人走進了考場，他們中的幸運兒在1978年的春天走進了大學的校門。

大半個上午，樊建川充分表現了他的才華：他寫出了幾種字體的美術字，又拉二胡又拉手風琴。樊建川的才藝表演結束之後，幾個接兵幹部決定收下這個年輕人。絕處逢生的樊建川直到今天，還深深感激給他機會的那個徐副團長。

就在77級大學生走進大學校門的時候，樊建川也高高興興地當上了連部的新文書。此時，楊建昭已經從連隊的文書崗位上調走了，樊建川成為三連的新文書。楊建昭說，樊建川有文采，他這個文書等於是半個連長，半個指導員。連隊有些活他自己就安排了，全連的工作總結樊建川一個人就能寫出草稿，連長對他非常滿意。

這篇報道守備一師先進事迹的長篇通訊題目叫《戎馬邊疆創業歌》，作者是《解放軍報》通訊員凌志軍、新華社資深軍事記者閻吾和《人民日報》記者葉旭林。許多年後，在樊建川成為一名成功的房地產商和收藏家的時候，凌志軍也成了人民日報社的高級編輯和暢銷書作家，他寫的《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成為1998年最暢銷的出版物。

樊建川自己當然看得更清楚，他在部隊的表現給他的戰友和領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時，對樊建川來說，部隊就是他生活的全部。這一年年底，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我們現在能夠在媒體上查到的有關樊建川最早的報道是在1978年。這一年10月15日，在《人民日報》第三版上出現了樊建川的名字：

突如其來的打擊讓樊建川感到絕望。此時，萬念俱灰的樊建川想到了一個辦法。他毛筆字寫得很好，還會吹拉彈唱，他想憑藉自己的這些專長打動第二支接兵部隊的幹部。在1976年寒冬的一個九九藏書早晨，樊建川鼓足勇氣帶著一堆樂器來到宜賓縣縣委招待所二樓，找到了接兵部隊的副團長。接兵的幹部對這個戴著眼鏡的年輕人原本興趣不大，就隨口問道：「你會幹啥？」樊建川想也沒想就說：「啥都會。」

在樊建川的軍人生涯中，最讓他得意的一件事是：他成了連里的特等射手。樊建川知道自己視力不好，就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去練習射擊，直到成為特等射手。

樊忠義寄了幾瓶雲南白藥，要樊建川用二鍋頭吞服，說這樣就能夠治吐血。

如果生活不發生變化，我們已經看到了樊建川在部隊的前途。

這些話並不是空穴來風，從1978年開始，中國南疆局勢逐漸緊張。這一年年底，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2月，樊建川所在的守備一師進入了一級戰備，全師上下荷槍實彈進入戰備坑道，與「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戰爭彷彿一觸即發。

在近乎原始的條件下，18歲的樊建川被安排住在一戶李姓農民家裡。在1975年普遍貧困的日子里，李家糧食也不夠吃。樊建川說，李家對他非常好，他們吃稀飯的時候讓樊建川吃乾飯，到了連稀飯都不夠吃的時候，他們就吃野菜做的菜糰子，讓樊建川吃稀飯。如今，他離開插隊的那個村子已經有30多年了，每年還要回去看望他們。

第二天，新兵隊伍出發了，樊建川成為隊伍中唯一一個沒有穿新軍裝的新兵，敢做敢為的性格改變了他的命運。老兵出身的樊忠義親自把兒子送上了火車。

「紅山口」不僅是個山口，還是個風口。樊建川的戰友、山西人楊建昭對當年的部隊生活記憶猶新。一年到頭吃土豆白菜對他們來說並不算艱苦，楊建昭認為最艱苦的是氣候。當地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春天一颳起風來，漫天都是黃褐色的沙塵暴，連白天都得點燈，「紅山口」一詞可謂形象。冬天一颳風，氣溫常常降到零下三四十度。樊建川的一個老鄉，因為沒有禦寒經驗，在這一年冬天被凍掉了八個手指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