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開放，就沒辦法參与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對世界上爆發的生產力革命就會毫無準備，結果在某一個通用的技術範式內陷入「高水平動態均衡」陷阱，經濟發展長期停滯。1433年，在鄭和第7次下西洋之後的長期海禁使中國對島國英國的工業革命一概不知。1820年，英國經濟出現爆炸性增長，財富積累速度是農業經濟無法想象的，在短短20年內就具備了足夠的實力征服了世界。對生產力革命的無知是比「鴕鳥政策」還致命的錯誤。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世界製造業出現轉移機會，東亞國家和地區以出口為導向，憑藉低成本勞動力，參与國際製造業分工，創造了「東亞奇迹」，而中國對外貿易額小得可憐，不知道從何處切入國際貿易體系。1971年，信息革命在美國悄然爆發，中國仍基本上國門緊鎖，對此毫不知情。1978年5月28日，鄧小平會見阿爾及利亞總統特使時講：「過去『四人幫』干擾，就是關起門來搞建設，連世界是個什麼樣子都不清楚。如果說60年代前半期我們同世界技術上的發展有些差距，但不很大，那麼這十多年則拉得很大。」

富有遠見的托克維爾用優美的語言表現了法國文學的獨特魅力，我借用他的話來描述我們時代的歷史意義：「儘管社會情況、法制、思想和人的感情方面發生的革命還遠遠沒有結束，但它所造成的後果已遠非世界上迄今發生的任何事情可比。我一個時代一個時代地往上回顧，一直追溯到古代，也沒有發現一個與我現在看到的變化相似的變化。」

這5次經濟改革都發生在不開放的時期內，算100年左右，約佔中國整個歷史的1/50。接下來再來算算開放時期。漢武帝時期，唐太宗時期，魏晉南北朝，忽必烈時期和明成祖時期算開放，1433年鄭和第7次下西洋后，就開始了400年的閉關鎖國。開放時期算500年，約佔中國歷史的1/5時期。回頭看看，我們大部分歷史是改革時期不開放，開放時期不改革，改革開放都有的時期卻不穩定。改革、開放和穩定同時發生的幾率是千分之一以上。全面繁榮的唐代「貞觀之治」（公元627～649年），出現了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對外開放、文化繁榮的太平盛世，可惜曇花一現，只有23年。所以，單純從概率統計上算，當今中國的局面是千年一遇的小概率事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機遇是千年等一回。

改革、開放和穩定這三個必須同時滿足的基本條件背後有很深刻的經濟道理。沒有穩定，就沒有投資信心，經濟衰退，稅基減少，開支增大，國家財政困難，必然壓縮公共開支，教育經費首先會被縮減，這就是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人均教育年限低於1年，基本上是個文盲國家的原因。同時，沒有穩定，中國經濟會陷入低儲蓄率的困境。人們以為中國人天生愛儲蓄，儲蓄率在30%以上是天經地義的，可能htｔｐs://reａｄ.９９csw•ｃｏｍ由於傳統文化的影響，尊重老人，愛護孩子，家裡存點兒錢以備不時之需。我曾經也是這樣認為的，但事實並非如此。2001年，我在劍橋大學經濟系馬歇爾圖書館里看到費正清教授對中國近代的儲蓄率估計，只有10%左右！當時很是震驚，感到穩定太重要了。教育投入減少和低儲蓄率不光是中國近代歷屆政府的政策失誤，也是國家不穩定的必然經濟後果。

經濟體制改革也是至關重要的。生產力革命的影響是不確定和不可預知的，供給曲線大幅度向右平移，這要求經濟體制不光有配置效率，還要有適應性效率，要能隨時進行調整，創造有效供給。在生產力革命發生時，企業的贏利模式也是難以預料的，企業壽命越來越短。沒有改革，經濟體制會逐漸僵化，贏利模式就會過時，抓不住新增長的機遇，就會最終陷入停滯。

1974年12月2日夜，顧准彌留之際告訴吳敬璉「打開行軍床休息」，充滿了對這位未來中國經濟學大家的愛惜之情。顧准去世后，吳敬璉幫著把他推進了太平間。吳敬璉女兒後來問他：「難過的感覺是什麼樣的？」他回答說：「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覺得特別特別冷，覺得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顧准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但是，我想，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顧准知道中國已經具備經濟起飛的條件，比李鴻章更有信心。顧准設想的「神武景氣」在他去世4年後來臨，但顧准沒有想到中國經濟竟會出現多個連續的「神武景氣」，在30年裡平均年增長率高達8.66%。如圖3-10所示，中國人均收入從1978年約300美元狂飆猛進到2009年約3000美元以上，成就中華民族5000年未有之經濟變局。數字是無言的，但也是客觀的，「井噴式」的人均收入增長是人類經濟發展史的一大奇觀。

好，我們再概算一下改革時期有多長？中國一直有改革的傳統。

1997年，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在劍橋大學舉行「慶祝香港回歸研討會」。當時，國外對香港未來有很多擔心。我說，有一個改革、開放和穩定的祖國，就一定有一個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後來，新華社在報道中提到了我的這段發言。我的邏輯很簡單，就是大陸經濟會長期快速增長，7年翻一番，拉動香港經濟增長是不成問題的，更不用說大陸和香港積極的互動和合作。香港回歸12年來，在祖國的強大經濟支撐下，香港經濟經歷了痛苦的製造業結構調整，戰勝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並將最終順利渡過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難關，超越「東亞奇迹」，繼續演繹「香江傳奇」。

中國飛速駛向未來，今天的種種經歷在明天已經變成了「明日黃花」。2007年，渣打銀行高級經濟學家斯蒂芬·格林在一份報告中認為，「每個人都生活在變化中，但其他人的變化速度趕不上此刻中國人的變化九-九-藏-書速度。想象一下，你家20多歲的孩子拿著不可想象的薪水，他們換工作的速度讓你目瞪口呆。推土機把你曾經在這裏成長的房子推倒，摩天大廈在廢墟上拔地而起。你的某些鄰居進行超乎尋常的旅行。歡迎到中國來，這個國家每年都在做著自我更新」。斯蒂芬·格林說：「當然，我們計算中國年是有點兒玩笑的意思。但我們希望能把人們在進入中國之後所感受到的那種頭暈眼花的變化速度用數字計算表達出來。」根據格林的計算，一個美國年等於1/4個中國年，一個英國年等於1/3個中國年。換句話說，在中國的生活變化要比在美國和英國快2倍。

李鴻章感慨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可謂超越他所處時代的振聾發聵之音。1901年11月7日，他在京郊賢良寺去世時，老淚縱橫，眼睛始終不閉，「雙目猶炯炯不瞑」。只有當聽到「公未了之事，我輩可了，請公放心」才「目乃瞑」。可見，他對中國處境的極端無奈和擔憂。他沒有想到，中國在1949年終結長期動亂，第一次建立了一個穩定的紙幣體系，走出債務危機，獲得宏觀經濟的穩定。而且，中國政府成為人力資本的「第一推動力」，終於使中國經濟走出千年的「高水平動態均衡」陷阱，出生率下降，完成了經濟起飛前的必要準備，終於在1978年迎來一個「五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最早主張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顧准在「牛棚」里跟吳敬璉說，預料中國的「神武景氣」之時一定會到來的，要守時待機。

在當今中國的時代列車上，我們也會有暈車反應。我用經濟學大師凱恩斯的話描寫當代中國人的生活，「我們現在是生活在一個日新月異而又令人難以稱心如意的時代。大多數人，特別是那些站在時代的浪尖潮頭的人，發現他們自身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難以協調：在天真樸素上，他們不及前人；而在世故圓滑上，他們又比不上後代。因此，他們遠遠不如這兩者快樂」。舉例來說，生於20世紀70年代的人比起60年代特別是「中國嬰兒潮」的一代生活條件能好一些，但又比不上80年代的豐富。所以，70年代的人，不如60年代的沉穩樸實；又不如80年代的現代輕鬆。當今的中國「古老而年輕」，當今的中國人個個「返老還童」。我們與我們的前人比較起來，我們的閱歷比他們更豐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實際年齡」要比前人更「老」。

中國又有「三歲看小，七歲看老」的古諺語，說明人生7歲的社會經濟環境對今後的生活影響深遠。世界和傳統中國是10年為一代人。但當今中國10年就是兩代人的間隔，在中國經濟飛馳的高速列車上https://read.99csw.com，「代際」痕迹和特徵也前所未有的明顯。每一代中國人即有「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孤獨感，又有「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的英雄感。

從世界歷史看，新中國60年，完成了人均收入從1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大躍進」，把人類經濟發展幾百年才能走完的歷程壓縮到當代中國人幾十年的人生光景中走完。所以，當代中國人的「實際年齡」比許多國家的人們也更「老」一些。同時，當今的中國人個個是「年輕的」。從建國60周年到建國100周年，中國人均收入將以遠高出世界平均值的增長速度繼續狂飆猛進，將從全面小康進入基本富裕的社會，未來40年的人生經歷將是很豐富的。我在美國常常聽說，美國沒有昨天，只有今天和明天。我想說，中國不光有今天，還有昨天和明天。中國懷著千年燦爛歷史的昨天，匆匆享受今天，就把今天甩在身後，飛奔向美好的明天。所以，要了解中國比了解美國難得多，因為還要了解中國雄厚歷史的昨天，稍縱即逝的今天和需要豐富想象力的明天。

為什麼得出這個結論呢？中國5000年歷史，我們來作粗略的統計：中國穩定的時期有多長？春秋戰國就是800年，大小戰爭不計其數，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諸侯尚且如此，更何況普通老百姓呢？魏晉南北朝的分裂也長達369年。每個王朝在建立時都比較穩定，後來就出現財政危機，無法應對內憂外患，預期壽命是200～300年。大略算一下，中國歷史真正的穩定時期也就是1000年左右，是整個歷史的1/5時間。

新中國成立第二個30年的最大成就，就是創造了人民生活水平由初步溫飽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的跨越。人均GDP年均增長率超過8%，超過2億人口因而脫離了貧困線。這個財富的創造活動不是一個幾千萬人口的規模，也不是幾億人口的規模，而是十幾億人口的規模。如表3-4所示，1987年，人均GDP超過800美元，超額完成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任務；2001年，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進入小康社會階段；2006年，人均GDP為2010美元。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跨入了中等收入國家門檻；2009年，中國人均GDP將達3000美元以上，名副其實地成為處於低端的中等收入國家。

懷著5000年的歷史滄桑感，我於2001年曾斷言：「現在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因為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集改革、開放和穩定於同時。」這一觀點現在已經為國內外許多人士所認同。

「與你同處一個時代，我感到很榮幸！」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兩位核物理學家見面時的第一句話。我今天想向所有當代中國人說這句話，因為我們同處於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我九九藏書借用梁啟超《少年中國說》中所描繪的我們所處的時代：「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翕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幹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庫茲涅茨歸納了現代經濟增長的6個特點：(1)人均GDP和人口高速增長；(2)生產力高速增長；(3)經濟結構高速變遷；(4)社會和意識形態高速轉變；(5)經濟發達國家有開拓國際市場和原材料的傾向；(6)經濟增長有限擴散到世界人口的1/3。中國完全具備這6個特點。

中國擺脫了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短缺經濟，進入了市場充分供給的時代。一向為商品匱乏所困擾的中國人，在短短十幾年間便快速進入了相對過剩的時代。在短缺經濟年代，沒有足夠的雞蛋，因為家中急用，就蹲在雞窩旁等雞下蛋，這在今天看來簡直匪夷所思。回首以前為了用肥肉煉出食用油，買肥肉而不買廋肉的時代，真讓1980年前出生的人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而對於20世紀9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人來說，糧票已經是「古董」了，可以作為「藝術品」投資了。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然而，在5000年歷史上經濟改革時期畢竟太短了。公元前422年，魏文侯（公元前424～387年在位）任命李悝為相，實行變法，其中之一就是實行著名的「平糴法」，用市場經濟手段平抑糧價大幅度波動，豐年時政府以平價購入糧食，災年再以平價出售，避免穀賤傷農。公元前361年，秦國實施「商鞅變法」，雖然成功了，但中國當時的百姓處於戰國爭雄的混亂時期，無法推行至全國。公元8年，王莽新政，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制止土地兼并帶來的稅收減少，王莽仿照《周禮》推行「王田制」，以「王田制」為名恢復「井田制」，但經濟上行不通，推行幾次貨幣改革，以同值小錢幣換大錢幣，引發民間私自鑄幣狂潮，被「劣幣驅逐良幣」的經濟規律打敗。為了打擊盜鑄，王莽實施重罰，班固《漢書》記載當時「盜鑄錢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結果，「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阻止了盜鑄，卻沒有建立新貨幣的信用，又禁止當時受歡迎的「五銖錢」的流通，結果新朝經濟失去標準貨幣作為基本流通工具，rｅａｄ•99cｓw.ｃoｍ經濟迅速崩潰。據《漢書》記載，「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一次蝗災，便引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公元23年，農民起義軍攻進長安，王莽被殺，「王莽新政」失敗。北宋王安石變法，沒有經過試點，在具體實施中出現一系列問題。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司馬光出任宰相，盡廢新法。明末張居正，勇於任事，中外仰望風采，在經濟上行「一條鞭法」，是貨幣化納稅的嘗試，國家收入大增，加上「考成法」提高了政府運轉效率，《明史》稱「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余萬」，10年內明朝中興。但萬曆皇帝在張居正死後就廢除了大部分改革，逐漸花光了財政盈餘。爾後后金在關外崛起，竟措手不及了。

隨著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人們的消費需求開始升級，生活越來越時尚。在食品構成中，糧食消費量有所減少，水產品、肉、禽、蛋、奶等動物性食品的消費量大幅度增加。人均牛奶消費量從1986年的1.2公斤/人增加到2007年的26.7公斤/人。私人轎車大規模出現。據國家統計局統計，1990年全國私家車保有量為82萬輛，2008年中國私家車保有量在短短十幾年內凈增2000萬輛以上。美國是平均13個人1輛車，按這個標準計算，中國私人汽車總量要翻兩番，增加到1億輛，這不是沒有可能的。在過去30年裡，中國百萬以上人口中等城市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國際性城市圈開始浮出水面，北京、上海和深圳等成為超級國際性大都市。大約有一半農村勞動力轉入了非農產業，在此之前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規模巨大的人口轉移。

的確，就「社會和意識形態高速轉變」來說，中國變化太快了。世界經濟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增長速度在2%～4%之間，取一個平均值，約為3%，世界居民的人均收入24年裡翻了一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平均增長速度約為8%，就是9年翻一番。速度就是時間，就是人生閱歷。中國老百姓在同樣時間內所經歷的社會經濟變遷比世界居民所經歷的多出兩倍。中國國民預期壽命是74歲左右，在高速變遷的中國社會中，相當於「活了」200年。毛澤東青年時代的「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的豪邁已經變成「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現實。哈佛大學教授傑弗里·薩克斯在1992年感嘆說，「我終於理解了9%的經濟增長率意味著什麼——一個從不停止運轉的經濟體，工作晝夜不停的輪班倒以彌補失去的時間。對中國而言，需要彌補的時間是550年」。為什麼說是550年呢？因為美國出版了一本書，認為1442年鄭和發現美洲大陸，從1442年到1992年，恰好是5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