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這時，江青使出了更為狠毒的一手。5月17日，她寫信給林彪、周恩來和康生，聲稱：紅衛兵「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談」。隨信附上紅衛兵交來的材料。這個「材料」，就是1932年國民黨特務在周恩來早已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后偽造的、在上海報紙上刊登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送給江青材料的紅衛兵對歷史事實的真相併不知情，而此時江青的險惡用心卻是十分清楚的。面對這個挑釁，周恩來迅速地、斷然地予以反駁。兩天後，周恩來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只舉出243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採取了措施。」同一天，周恩來放下其他事情，查閱了上海的舊報紙，親筆寫信給毛澤東，說明這件事。毛澤東批示將信及材料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閱存。29日，毛澤東又針對正在掀起的「炮打」周恩來的浪潮，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第二天，周恩來將毛澤東批件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傳閱」。直到這時，對所謂「伍豪事件」真相十分read.99csw.com清楚的康生才寫信給陳伯達、江青，建議由中央文革小組召集有關造反派開會，批評「極左派」的觀點。這場鬧劇終於被迫悄悄收場。

3月18日，是「政治生活會」的最後一天。老同志們「大鬧懷仁堂」一事，終於被定性為「二月逆流」。陳毅從會場回到家裡，感慨地對工作人員說：「真是巧合！41年前，1926年3月18日這天，在黨和李大釗同志領導下，我們組織4000多市民、工人、學生，衝擊北洋軍閥段祺瑞的反動政府，革命群眾遭到屠殺。魯迅痛斥『三一八事件』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41年後的今天，我因反對這一類反動傢伙，竟受到批判！」

此外，在參加抗爭的老同志們心目中佔有特殊位置的周恩來的態度和作用，這時候也不能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不言而喻，一直與二月抗爭的老同志們關係密切的周恩來，這時候承擔的是一個極其艱難、卻又十分痛苦的「角色」。在仍然堅持「文化大革命」錯誤的毛澤東與思想感情同「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的老同志們之間，周恩來已經沒有迴旋的餘地。他甚至不能不親自出面，負責召集和主持同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連續召開的針對幾位老同志九*九*藏*書的「政治生活批評會」（「政治生活批評會」期間，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開列的供「批判」用的材料中，就有一份經李富春起草、周恩來審批的國務院系統開展運動的報告）。在這樣的會上，他不得不講一些違心的話，其中包括對那些犯「錯誤」的老同志，也包括對他自己。

3月14日，在林彪、陳伯達等人操縱下，首都北京街頭出現了不明真相的大批群眾的示威遊行，他們高喊打倒「二月逆流」、打倒「國務院五個副總理和軍委四個副主席」，「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中央文革」等口號，掀起全國性反擊「二月逆流」的第一個高潮。

在江青的直接授意下，戚本禹與北京高校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密謀商量，決定「反擊『二月逆流』先從譚震林開刀」，「反譚震林可以從大寨展覽開刀」。3月8日前後，北師大等院校的紅衛兵組織相繼製造了衝擊北京農業展覽館和衝擊「工業學大慶」展覽事件。在十分複雜的局面中，原農墾部部長王震等堅決保護老一輩革命家，廣大幹部群眾也同林彪、江青一夥掀起的黑風惡浪展開鬥爭。

在毛澤東嚴厲批評參加抗爭的老同志們之後，絕大多數老同志便在實際上停止了抗爭的行動（有的九_九_藏_書是改變了激烈鬥爭的方式）。這些老同志之所以很快改變了其鬥爭的方式和行動，從很大程度上講，是因為他們所進行的長達一個月之久的激烈的或其他形式的鬥爭，終歸是建立在對黨和毛澤東的信賴、對黨的組織領導無條件服從的基礎上的；也正因為如此，即便在最激憤的情況下，他們也絲毫沒有改變或動搖過自己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建立、培養起來的這種崇高的信念和感情。他們始終把矛頭對準大搞倒行逆施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伙人，而把糾正錯誤的希望寄托在黨的組織和黨的領袖身上。

從這年3月起，林彪、江青一夥在全國掀起「反擊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復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對「文化大革命」不滿和抵制的各級領導幹部，使本來已經混亂的局勢更加惡化。

二月抗爭失利后，江青公開向主持黨政日常工作的周恩來伸手要權，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職能。

在懷仁堂的會議室里，江青、陳伯達、康生、謝富治一夥對李富春、陳毅等老同志窮追不捨，大肆圍攻批鬥。他們指責幾位老帥們在中央碰頭會上的發言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風運動」。九_九_藏_書康生危言聳聽地指責說：「這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一種政變的預演，一種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江青宣稱：「你們的目的，是想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保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叛徒、特務……」陳伯達也表示：「反對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是自上而下地復辟資本主義，這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1967年2月19日凌晨，毛澤東在聽取張春橋等人對「大鬧懷仁堂」情況的「彙報」后，嚴厲批評了參与二月抗爭的幾位老同志，指責他們是「翻案」、是「復辟」，並提出「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還說，如果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岡山打游擊。毛澤東這次確實是動了肝火。按照康生的說法，「我跟主席這麼多年，從來沒見到他發這麼大的脾氣。」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作了檢討，並就懷仁堂碰頭會承擔了責任。會議決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3人「請假檢討」，同時召開中央政治生活批評會，批評陳、譚、徐等老同志。至此，持續了一個月之久的二月抗爭即告失利。

1967年「五一」節，毛澤東、周恩來親自批准「大鬧懷仁堂」的葉劍英、李富春、譚震林、陳毅、徐向前、九*九*藏*書聶榮臻、李先念等老同志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節日焰火。5月4日，陳伯達、戚本禹竄到北師大，向譚××等煽動說：「他們上天安門，你們反他們嘛！」「如果真理在你們手裡……按照你們的意見去辦嘛！」於是，造反派們又開始反擊所謂「五月妖風」，使已經混亂不堪的形勢變得更加複雜、多變。

此外，他們還使用各種帽子、棍子，如「俱樂部」、「黑幹將」、「聯絡員」等等，竭盡攻擊誣衊之能事。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因協助周恩來處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國務院工作的業務組長，幾位副總理經常到他那裡討論問題。康生便誣稱李是「俱樂部主任」。對此李富春冷言回答：「好嘛，那你就組織專案審查吧！人有嘴，話總是要講！」

自5月中旬起，北京又出現直接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和大標語，提出：周恩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制定者和執行者之一」，「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還提出「炮打」周恩來的理由：總理是「老保」，保這個，保那個，結果保的都是壞人；國務院許多副總理都垮了，他們的錯誤不會和總理沒有關係；總理的多次講話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調子相差很遠；周恩來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等等。